37年前老外给马云200元，今马云2600万设奖报恩--百度百家
37年前老外给马云200元，今马云2600万设奖报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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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岁后，马云以13万倍的回报率，回报当年的善意和友情。
1980年发生了一些小事，多年之后回望，会发现那些小事是蝴蝶的翅膀，彻底改变了37年后的世界，在偶然之中，也必然性地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
比如在北京，“经济特区”的概念第一次成为了国策。正在海里冒着风浪打渔的辛苦渔民未必会关注这个小新闻，他们绝对想不到，因为深圳成为了特区，有一天，他和他们的后代，有天能拿到高达上亿元的拆迁款。
比如在杭州，一位16岁的平头少年，遇到了来华旅游的澳大利亚人Ken Morley一家。双方成为了笔友，后者为马云修改英语语法错误，又陆续提供了200澳元的资助。5年后，在ken的邀请下，21的少年第一次出国，到澳大利亚旅游。29天新世界的经历，是少年人生的转折点，他回来之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这个少年名叫马云。
2004年,ken去世，马云的淘宝网刚刚创立，正在艰难挑战国际巨头eBay，生死未卜。
2017年，阿里集团上市三年，马云手握227亿美金的个人财富，财富让他有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自由和势能。
他第三次来到ken的故乡，为了感恩ken对于一个陌生中国少年的善意和友谊，在ken常常提起的纽卡斯尔大学，马云掏出2600万澳元，设立了马云和ken家族联合命名的Ma－Morley奖学金计划，这项奖学金用于“支持那些想自己看看这个世界，经历它、用自己的脑袋思考它的人们。”
ken的儿子David很客气，他说，“不管马云是否遇到父亲, 他都可以实现他的梦想的。”他没说错，少年马云也许还会成为someone马云，但故事完全不同。
200和2600万，37年，13万倍的回报，也许是世界上最好的一笔天使投资。数字不免流俗，故事却很动人。
现在，让我用图片给你讲一个“友谊天长地久”的故事。
上图：1980年，16岁的马云在杭州西湖畔偶遇来华旅游的David Morley，并与Morley一家结下延续至今的友谊。
上图：马云带Ken游览杭州。马云回忆说：每次见面我们都会争辩很多事，尽管Ken常说“Jack你在瞎扯”，但他总以极大的好奇心和善意支持我。
上图：马云在杭州请Ken Morley吃饭。Ken曾回忆说：马云请我们去他家，并为我们做饭，我们觉得很开心。两人并不客套，见面时总会不停辩论。ken会说“Jack，你是瞎扯的，都是废话!”即便如此，ken在后来总是尽力支持马云。&
上图：马云与Ken Morley夫妇。马云将Ken视为曾为自己打开世界之窗的导师。在ken离开杭州后，双方通信多年，而ken常常为热爱英文的马云，修改语法错误。
上图：21岁的马云考上大学后，接受ken的邀请，准备去澳大利亚看望ken一家。马云办理去澳大利亚签证连续被拒7次，因为澳大利亚驻华使馆从未办理过华人旅游签证，为了帮助马云拿到签证，ken做了很多书面工作。
上图：1985年，Ken Morley邀请马云到澳大利亚旅行。这是少年马云第一次出国，马云说，澳洲之行彻底改变了自己。&
上图：在澳大利亚，少年马云与澳洲朋友们交流中国传统的“醉拳”。马云回忆说，澳大利亚的经历，让他意识到，“你在书本上学到的、你的父母告诉你的，可能不全是真的，这个世界太有趣了，这个世界太独特了，你需要自己去体验。你需要用你自己的大脑去思考。当我回到大陆的时候，我完全是另外一个人。”
到今天，马云成为了最具有全球化影响力的中国企业家，或许，跟早年访问澳大利亚的经历不无关系。&
上图：马云说：澳洲之行在他的生命中至关重要，教会了他更开放的思想、以不同视角看待事物。当他回到中国，他完全是另外一个人了。
上图：澳大利亚之行后，马云邀请Morley一家回访杭州。从市电工和贸易工作、从未上过大学的ken，常常提及家乡的纽卡斯尔大学。
上图：2017年，马云第三次来到ken的故乡，和少年时的笔友、ken的儿子David Morley，在位于ken家乡的大学里重逢。
请点击此处输入图片描述上图：2017年，马云第三次来到ken的故乡，和少年时的笔友、ken的儿子D
上图：日，马云在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宣布Ma－Morley奖学金计划。马云说，“没有那29天我永远不会像今天这样思考，我可能只会像其他中国人的方式去思考。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决定成立Ma-Morley奖学金，以支持即帮助一些年青人、那些想自己看看这个世界，经历它、用自己的脑袋去思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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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年前那场直升世界名校的考试
今年是李政道90岁华诞，他发起的留学计划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首届学子回忆
李大西(左)与李政道在一起
　　今年是李政道先生90岁华诞。定位世界一流研究机构的李政道研究所，日前在上海交通大学揭牌。现场，CUSPEA计划(李先生于1979年创立的&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的简称，也称李政道计划)学子来了一大批。
　　钱报记者有幸认识了李政道计划第一批考生之一的李大西先生，请他回忆， 37年前改变他人生的那场考试及他认识的李政道先生。
　　第一次参加美国研究生考试
　　用的是哥大博士招生卷
　　1979年12月初，中山大学的李大西和同学北上，坐了48小时硬座，到北京中科院研究生院参加考试。
　　当时由全国17所高校推荐的100多名学生，集合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大教室里，开考。
　　这是李大西从来没有见过的考试形式：两天考四门课&&三大力学和普通物理学，全英文试卷，每半天考一门。
　　这一项笔试成绩，会被哥伦比亚大学，以及耶鲁大学、卡耐基梅隆大学、弗吉尼亚大学、俄勒冈大学等大学的物理系，作为针对中国留学生招生的考量标准之一。
　　如果考上，学校将负责中国学生的全部学费和生活费，直至他们获得博士学位。
　　后来李大西才知道，那是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的博士资格考试。而37年前在中科院做同一份卷子的中国学生，大部分是像李大西一样，在国内才读了一年硕士。
　　回到广州，李大西还参加了纽约市立大学的类似考试。
　　不久，两场考试的结果都出来了。李大西分别考了第二名和第一名。中科院研究生院的任海沧的成绩分别是第一和第二名。李大西后来收到了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和纽约市立大学的录取通知。
　　李政道先生在自己写的《CUSPEA十年》中谈到，除了笔试的分数，入学资质还会充分考虑学生们的个性、爱好。所以除了笔试，李先生亲自回国面试学生。
　　1980年起，面试内容更加丰富了。每年，李政道先生都会邀请两位美国的物理教授和他们的夫人一起到中国来，与学生一对一进行英语谈话。
　　被邀请来的教授，他们对每位CUSPEA学生的评价，虽然只是短短五六行字，但通常是很准确和中肯的。
　　李先生终生难忘的教导：
　　理论要联系实际
　　当年的这场面试，对李大西来说，有兴奋也有失望。
　　&面试是李先生亲自来的。&在面谈过程中，李大西跟李政道先生谈及想申请做李先生在哥大的博士生。
　　但是李先生告诉他，已经收任海沧作博士生，由于他在同一时期，只带一个博士，不能再收李大西了。
　　这个结果让李大西很失望，他最终选择了基本粒子理论物理专业较强的纽约市立大学。
　　1980年，李大西在纽约市立大学读博的第一年，就在最权威的《物理评论》上发了文章。李大西很希望得到李政道先生的指导，他试着请李先生担任他博士毕业论文的联合指导老师。李先生欣然答应了。
　　1984年，李大西博士论文答辩。李政道先生的问题让李大西终生难忘。
　　李先生突然问到了W粒子的问题。就在论文答辩前不久，欧洲核研究中心(CERN)的质子-反质子碰撞中发现了W粒子。
　　李大西也只是在《纽约时报》上看到这个消息，因为他不做实验物理，再加上前段时间集中精力写博士论文，所以此前对W粒子的发现并没有作太深入的研究。
　　可是答辩那天，李政道先生就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地问W粒子的问题&&怎么发现的？原理是什么？反应截面如何计算等等。
　　&当时李先生越问越深，我自己知道，再往下问我可能就要答不出来了。虽然这些问题和我的论文没有直接关系，可我手心里也直冒汗。&
　　就在这紧张的关口，李政道先生突然一笑：&好，过了！&并且语重心长地说，研究理论高能物理，一定要重视实验，要和实验结合。
　　&哎哟，我的天。&李大西跟我说，他猜，&当时李先生可能也是想教导我，你小子可不要不知天高地厚。&
　　多年以后回顾李政道先生的问题，李大西才发现这个答辩的插曲其实很有深意，并非他自己当时感觉的那样和论文没有直接关系。&我如果深入研究，也许可以在后来很热的中微子振荡方面有突破。李先生在我的博士论文答辩上对我的教导，我一直牢记在心，对我毕业后的研究也很有帮助。理论联系实际正是李先生研究的特点。这个教导对我影响很大，我也终生获益。&
　　人物：
　　李政道
　　李政道，日生于上海，江苏苏州人，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因在宇称不守恒、李模型、相对论性重离子碰撞(RHIC)物理、和非拓扑孤立子场论等领域的贡献闻名。2006年至今任北京大学高能物理研究中心主任。
　　李大西
　　李大西，1948年出生于广东普宁，华南师院和中山大学物理系毕业，1985年获美国纽约市立大学物理博士。历任加拿大麦基尔大学博士后研究员,纽约市立大学、纽约理工学院研究员和副教授，现任美国哥伦比亚国际大学校长。
　　深读：持续十年的李政道计划改变了中国一代精英的命运　　
　　原中国科学院办公厅副主任、当年负责协助李政道处理CUSPEA计划国内事务的柳怀祖先生回忆，1979年春回国访问期间，李政道先生应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的邀请开了两门课：统计物理、场论与粒子物理。
　　李政道开课的目的是补课，是为了让国内的科技工作者了解世界科学在这十几年间发展到了什么程度，特别是他的本行物理学方面的进展情况。
　　当时全国一共有33家科研单位、78所高校，1000多位科研人员、教师和研究生来听李先生的课。
　　这两个多月的物理课，是CUSPEA的一个很重要的前奏。
　　李政道发现不少学生资质非常好，又深感要加快祖国科技人才的培养，只在国内办讲座补课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为年轻人创造系统学习和发展的机会，特别是要让他们能到美国一流的研究院和大学去系统学习，这才是培养人才的长远之计。
　　但当时中国，根本就没有通道参加美国招收国际研究生所需的GRE和TOFEL考试,学生们对留学所需要走的申请程序也都不懂。
　　针对这种情形，李政道先生专门设计了一种独特的的留学渠道&&CUSPEA项目。
　　1979年5月，他提出了关于创设CUSPEA的建议：组织美国著名大学在常规的研究生招收计划之外，在中国联合招考研究生，由美国大学出全额奖学金，学生学成后回国，计划得到了国家的支持。
　　CUSPEA项目运作十年，共有97所美国和加拿大的知名大学参与招生。
　　这其中，在美国物理界排名前30的学校占56%，前50的学校占80%。国内各单位推荐报考的人数是5114人，通过CUSPEA考试出国的人数是915人。李政道为近千位同学争取到了在得到博士学位前在美的全部费用，总额近亿美元。
　　37年过去了，当年优秀学子很多就职于海内外知名大学或研究所，成为各自领域内的学术领军人和骨干。
　　麻省理工学院的文小刚，于今年10月刚刚获得了凝聚态物理领域的最高奖巴克利奖，也是世界公认的诺奖级学者。
　　谢心澄回国出任了北京大学物理学院院长，2015年成为中科院院士。
　　浙江大学罗民兴教授，2015年成为中科院院士。
　　在海外的王中林成了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戴宏杰、沈志勋为美国科学院院士。
　　刚刚揭牌将要建造的李政道研究所，负责人季向东，目前是上海交大物理系系主任，曾获得美国赫尔曼&费什巴赫理论核物理奖，这是世界理论核物理的大奖。
　　还有很多CUSPEA学子回国后，成为国家&千人计划&人才。
　　在科学界外，也有搜狐的张朝阳、一号店的于刚等，成了国内企业的杰出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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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邮箱：37年前的老兵故事……(图)＿社会新闻＿唐山环渤海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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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年前的老兵故事……(图)
&& 13-06-18
&& 12-12-20
&& 12-11-28
37年前的老兵故事&&
给部队颁发锦旗
欢送亲人解放军
　　环渤海新闻网专稿 （记者 王蓉辉 王昊）40年前，一支英雄的部队来到潘家口，在这里筑坝治水，从此与唐山结缘；
　　37年前，这支部队火速驰援唐山抗震，官兵们奋勇抢险，深受唐山人民爱戴；
　　今天，这支部队驻扎在唐山，担负起北方地区的应急救援任务，这就是武警水电第一总队第一支队，也许这个部队让很多唐山人感到了一丝陌生，但其前身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第61支队601大队，却让经历过唐山大地震的许多幸存者倍感亲切。
　　时隔近40年，曾经在这支部队中参与唐山大地震救援的官兵也早已退伍返乡，而那一段段救死扶伤的感人故事依旧在军营中回荡，铭记在唐山人民心中。
　　寻找，哥哥生前的部队
　　&我曾经接待过一位烈士家属，她拿着哥哥的档案来到部队，想了解哥哥牺牲前所在的部队。&肖含荣是武警水电第一总队第一支队的政治处主任，他没想到，几年前在三支队任职的他接待吴家豪烈士妹妹的情况，能与唐山大地震联系在一起。
　　当时，吴家豪的妹妹拿着哥哥的档案，找到了武警水电第一总队三支队，时任政治处副主任的肖含荣热情地接待了她。当肖含荣接过烈士的档案，看到寄发收件地址是海军部队番号，怀疑是不是其亲属搞错了。而陪同吴家豪烈士妹妹一起来部队的是烈士生前的战友，他说曾与吴家豪一起在原基建工程兵61支队服役。
　　对于妹妹来部队寻亲，部队领导十分重视。&我当时认真翻看着档案袋中的物品，从袋中掉落出的一张嘉奖卡片，上面盖有当时连长、指导员的印章。&肖含荣对记者说，他依据卡片上的信息，找到了当年的部队花名册，最终才确认了吴家豪是这支部队牺牲的烈士。
　　&吴家豪是唐山大地震发生时，扛着电影胶片回部队的路上牺牲的，其战友找到他时，手中还紧紧抱着胶片。&从泛黄的资料中我们发现，吴家豪牺牲时才26岁。那次，他的妹妹在确认了哥哥生前的部队后，也没有提任何条件，就匆匆离去了。
　　正是从那次接待过后，肖主任对部队参与唐山大地震救灾的情况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为更加全面了解当年地震发生后，该部队的救援情况，他向记者推荐了几位曾参与唐山大地震救援的老兵。于是，记者拨通了他们的电话，听他们讲述着那段刻骨铭心的记忆。
　　回忆，唐山大地震救援
　　37年前，一场强烈的地震，瞬间将唐山市区与市郊夷为平地。为了火速救援唐山，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第61支队(今武警水电第一总队)的官兵们，从迁西的潘家口水库建设工地上迅速集结，争分夺秒与灾难展开赛跑。
　　&地震发生时，我在部队机关，当时头脑一片空白，下意识往外跑，看到电线杆在倾斜，外面一片漆黑。&张永良当时在团部宣传队工作，大地震发生后，他跑到屋外，发现自己已不知身处何地。
　　据他介绍，地震过后，部队在第一时间派出侦察分队前往唐山查看灾情，并调集精兵强将和抢险装备急赴灾区。
　　&7月28日下午，官兵们坐上解放车直奔唐山，我们连最先抵达唐山。&时任排长的姜乖成是首批随部队到达唐山市区的官兵。他对记者说，当时沿途看到的灾情十分严重，惨不忍睹。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被临时设在一辆公共汽车上办公，部队与抗震救灾指挥部取得联系后，主动受领了市区抢险救援任务。由于当时的条件有限，每位官兵手中只有撬棍和手电，但他们不顾余震不断的危险，立即投入到抢险战斗中。
　　28日晚，在大雨滂沱，漆黑一片的情况下，姜乖成和战士们正在地委家属楼抢险，听到碎砖块下有人呼救，战士们不顾余震危险，拿起手电，徒手奋力扒开砖块，从碎砖的缝隙中看到一位女同志还活着，战士们已不顾雨打风吹，加快了施救进度，突然一阵余震来临，一块水泥预制板往下滑，姜乖成和副中队长杜启让等同志奋不顾身，用肩膀顶住了楼板，才得以让女同志成功脱险。而姜乖成和杜启让以及部分战士们却负了伤，但为了能继续参与救援，大家都是经过简单包扎，忍痛继续搜寻幸存者。
　　同样参与到第一批救援队伍中的官兵中，还有时任一排二班的班长杨乖奎，他至今还清晰记得那时亲历的救援情况。&当日下午三点左右到达唐山后，场面太惨烈了，较高的四层楼已成废墟，看到最高的物体就是开滦的井架。&杨乖奎提起那场大地震还是心有余悸，话音中略带颤抖。
　　杨乖奎主要负责唐山机车车辆厂家属院的救援任务。他们刚刚赶到，一对夫妇哭着请求战士救救孩子，于是，他和12名战士分成两组开展施救。在现场，杨乖奎看到一座四层的楼房只剩一半，一块楼板压在一个木箱上，那孩子被夹木箱和楼板的夹缝中。&女孩的腿被夹在了缝隙中，四五个人顶住楼板后，其他人开始用手扒水泥块，我和贾珍从预制板缝隙中钻了进去。&面对不断发生的余震危险，杨乖奎和战士们奋战了五个多小时，才将女孩安全救出。这么多年过去了，杨乖奎还清楚地记得那名被救出的9岁小女孩名叫丽萍，他们班在这一天里救出来了四五名遇险群众。
　　在随后抢修唐山劳动日报社印刷厂的紧急任务中，杨乖奎也跟随连队参与了施工，抢救出了印刷设备，而且官兵们就地取材，自制工具，不怕苦不喊累，昼夜施工，提前4天，建成了一座较高质量的印刷厂，保证了报纸的出报任务。
　　为了清理重建唐山市的厂矿企业，崔全让作为架设班的战士，跟随部队组成的第三批救援队，抵达了陡河电厂。&30多辆车进入陡河电厂，开展救援和清理工作。&崔全让面对着摧毁的厂房，有些惊呆了，他从未见过如此惨烈的灾难。随后，在为期三个月的清理工作中，崔全让跟随部队，帮助工人们清理废墟。
　　采访中，记者得知这些老兵都来自于陕西宝鸡地区，每一位退伍老兵，诉说起参与唐山大地震救援经历，几乎都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因为那场灾难，已深深影响着每个人的一生。在退伍回乡后的几十年里，每位老兵虽然从事着不同的工作，但他们都无法割舍与唐山的情怀，即使再未踏上唐山热土，但他们通过各种途径关注着唐山，心里早已将这里当成了第二故乡。
　　铭记，同舟共济军民情
　　&英雄军队一往无前，抗震救灾再立新功&。在武警水电第一总队一支队的警史馆内，由唐山市抗震救灾指挥部敬赠的锦旗，格外引人注目，旁边一幅幅珍贵的老照片，真实记录着部队那时参加抗震救灾的画面。
　　为了详细了解武警水电第一总队在唐山抗震救灾中的详细情况，肖主任向记者拿出一本厚厚的总队志书，上面记载着：&六十一支队先后派出6190人，出动车辆12813台次，主要担负唐山市区和市郊的抢险、陡河水库大坝的修复和陡河电厂清理等任务，共抢救出遇难群众189人，清除楼体478栋&&&据统计，在唐山大地震中，牺牲人数有26人，61支队所属601团荣立集体一等功，并被国家建委授予&抗震救灾模范中队&的光荣称号，全支队1个连队、1个排和2个班立集体三等功，1人立个人一等功，5人立个人二等功，69个单位受到嘉奖，23名代表出席中央召开的唐山、丰南抗震救灾先进单位和模范人物代表大会。这些数字，饱含了这支水电铁军与唐山人民的鱼水深情。
　　曾经的一场大地震，摧毁了我们的家园，让人们心中的伤痕无法弥合，但军民间的感情却坚不可摧。唐山作为全国双拥模范城市，永远不会忘记子弟兵的恩情。
　　(本文图片由武警水电第一总队第一支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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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车洪才说:“我不求名,不求利,到现在没拿到一分钱,完全是自己花精力在搞这个东西,评职称什么的都没用过这个,用不上。”如今,有一位老人终于了了心愿,因为,国家37年前交给他的任务,他终于完成了。可是……2014年的一天,在打印店打了几份材料之后,车洪才先生小心翼翼地把它们装进包里,来到位于北京王府井大街的商务印书馆。进门之后他也不知道该找谁,直到传达室的人来询问,他才被告知应该去外语辞书编辑室。编辑室里只有一位小姑娘,问他:“您要出什么书?”他说:“出一本词典,《普什图语汉语词典》。”“没听说过。”小姑娘摇摇头。“大概有多少字呢?”她又问。“两百多万。”车洪才答道。她惊讶地抬起头,赶忙去找编辑室的主任。当编辑室主任张文英赶到时,车洪才把打印好的词典编写过程、体例说明的材料交给了她。她越看越吃惊,突然发现这本词典在商务印书馆是立了项的,但她却完全没有印象。最后她跑去资料室查档案,结果在一份1970年代的档案中找到了记录:商务印书馆接全国辞书工作会议的指示,组织编写《普什图语汉语词典》,时间是1978年。这意味着,到2014年为止,这部词典编了整整36年!车洪才先生被人遗忘的词典车洪才的儿子车然小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在北京自家的客厅里,摆了一个占据整面墙的柜子。柜子很像是中药房里的药柜,上面有一个个的小抽屉,“往外拉能看到里面是一溜写满字的白色卡片,沉得要命。”那时候除了父亲,没人能看懂上面写了什么,他也不知道父亲的工作跟这卡片有什么关系。后来,车然又把这些卡片统统搬到了厦门,因为怕丢失不敢托运,只好每次坐飞机带一部分,“果然沉得要命,每次都超重。”这些卡片是车洪才在30多年里积攒出来的,上面写满了普什图语汉语的翻译词条。这几年天冷的时候,已经退休多年的车洪才就会到厦门儿子家里住上几个月。大多数时候他都对着一台电脑,把卡片的内容输入进去。现在,这台东芝笔记本电脑是他的“宝贝”,里面存着他积累的包括5万个词条、合计250多万字的普什图语汉语词典。为此他曾经做过两次眼部手术,其中一次是视网膜脱落,早上一起床发现平时个子高挑的孙女怎么成了一条缝?结果第二天就看不见了。然后就是这些年耳朵也听不太清了,左耳比右耳好些,所以家人都习惯站在左边跟他说话。邻居们不知道的是,这个喜欢在院子里溜达、有点耳背的老先生,即将完成国内第一部普什图语汉语词典。但事实上,连出版社都忘记了这部字典的存在。当初负责这部词典的编辑孙敦汉已经80多岁,他还记得当时有两个人脱产来编这个词典,其中一个就是车洪才。“当时没有规定期限,没人知道要做多长时间。”在他的记忆里后来又开过很多次辞书会议,有的词典又分给其他出版社了,“文革”刚结束也比较混乱,加上两人工作调动的原因,“就渐渐没了联系,出版社也就忘了这回事。”普什图语是阿富汗的官方语言,主要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西北部使用,建国以来学习这种语言的不到100人,目前长期使用的也就30多人,集中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新华社、边防和海关等。“除了这些人,很少有人会用这本词典。”车然一直担心词典无法出版,他托人打听别的出版社,甚至考虑过自己出钱完成父亲的心愿。“我不着急,这都等了30多年了。”车洪才说,“我心里有底,我编的东西的分量我知道。”这些年,唯一关注他的词典的居然是一位居住在美国的阿富汗人,车洪才也搞不清他是怎么知道的,“他打电话过来问我的情况,上来先用英语说,然后开始用普什图语,好像在考验我似的。但我答得很好。”这让他有些宽慰。天降大任在车洪才北京家中的书柜里,大大小小放着他在大使馆工作期间和各国政要的合影。书柜的最深处有一个16开的本子,封面用普什图语和英语写着“毕业证书”,是他在阿富汗喀布尔大学文学院留学后获得的,那里是他和普什图语最早结缘的地方。年轻时的车洪才1955年万隆会议之后,中国政府开始加强与亚非拉各国的联系,与中国建交、半建交的国家迅速增加。这时外交部翻译干部数量不足、水平不高的问题日益突出,有几个新建使馆甚至派不出到驻在国的翻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周恩来指示外交部,从全国各大院校抽调外语系学生去十几个国家学习小语种,即非通用语。还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念大三的车洪才就是被抽调的学生之一。他异常兴奋,“因为派去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比较多,而当时阿富汗还被划为资本主义国家,机会很少。”那时候他还不是党员,他觉得这是组织对他的信任。刚去的时候也不知道学什么语种,只是被使馆临时分了宿舍,宿舍里就有日后一起编词典的张敏。最后决定的人随手一指,告诉他们:“你们这个宿舍的人学普什图语,另外的宿舍就学波斯语吧。”他琢磨着国家派他来是为了取经,那就要尽快把经带回来。于是没休过寒暑假,花3年时间学了9个学期的课程,他觉得这是一个“历史使命”。回国后他先是在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教语言,培养了两批学生,然后去了国际广播电台普什图语组,其间还被要求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翻译成普什图语,“那时候国家对非通用语的需求非常大,我就被调来调去。”他说道。1975年,为了增加中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影响力,国务院召开的全国辞书工作会议决定,准备花10年时间出版160种中外语文词典,其中就包括《普什图语汉语词典》。“文革”后期,辞书市场是一片荒地。截至1975年年初,书店中公开出售的中外文词典,仅有《新华字典》、《工农兵字典》和《袖珍英汉词典》等少数几种小型词典,收词也非常少。“这是个非常光荣的事情”,1978年商务印书馆把《普什图语汉语词典》的编写工作交给了当时在北京广播学院外语系工作的他,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是国家给我的任务,我出国所学的就是为了这一天。”同时参与编写的还包括他的助手——从河北文化馆抽调来的他以前的学生宋强民,他们两人完全脱产编字典。老同学张敏则利用在国际台普什图语组工作的便利时常帮忙。“我们那时候就有一股冲劲,想要把这个事做好。”张敏说。车洪才刚接手词典,信心很足,他希望打造出中国第一本优质的普汉词典,“可以流传后世的那种”。他和宋强民都乐观地认为词典的完成会在“两三年之内”。在北京广播学院5号楼一间不大的办公室里,他们把能找到的相关词典都摊在桌子上。宋强民以前学过木工,他给每本词典都做了个托架,方便阅读。车洪才则开始利用一本从俄语翻译过来的词典为蓝本进行编纂,直接在上面用铅笔修改。这个事情没有任何经费。他们从国际广播电台借了一台普什图语打字机,先在纸上打普什图语,再换英文打字机敲上英文。后来俩人又想到卡片的形式利于保存,宋强民就找到了当时西单二龙路街道办事处的一家印刷厂,厂里有一些不用的下脚料,他拜托他们把这些纸切成大小相同的卡片,于是就有了统一的格式:在15×10厘米的卡片上,先是普什图词语,然后是注音,下面是词性,最后是释义。“小宋爸爸是戏剧学校的领导,小时候抄过戏文,所以他的字也写得很工整。那真是一丝不苟地写字。”车洪才感叹。他们甚至考虑到了做好以后怎么印刷,在“文革”的时候外文印刷厂排过一本普什图语毛主席语录,有现成的刻好的铅字,直接就可以拿来用。但好景不长,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中国政府拒绝承认苏联扶植的卡尔迈勒政权,中阿关系陷入恶化。他担心政策会有变化,但还是安慰编字典的同伴:“这个时候应该更需要这部词典,因为阿富汗的‘亲苏’身份使它成为更重要的调研对象。”结果等了一段时间,他发现没有人过问这件事。领导从没来看过他们,同事除了在每周一次的政治学习上见他一面,都搞不清他在做什么。只有商务印书馆的编辑每隔大半年会打个电话过来,询问一下进度。为编纂《普什图语汉语词典》而整理的十万张卡片中的一部分命运不受支配编词典的工作繁琐而枯燥。他和宋强民长时间地闷在办公室里,只能听见铅笔“沙沙”写字的声音。因为过度聚精会神,眼睛会很疼,“像针扎一样”。碰到生僻的词汇,有时候一上午也编不出几个。车洪才觉得自己就像是电影《李时珍》里的人物,在经历一个漫长的而没有尽头的采药工作,“编词典的时候看着外面的楼一天天上去,我就在想我们这速度怎么上不来?”但在车洪才的夫人学平女士看来,他们的速度已经够惊人了,她经常去办公室发现俩人默不作声地一个译单词,一个抄卡片,满屋子纸片堆得都快把人埋起来了。她从不敢打扰他们,因为有一次她拍了一下车洪才的肩膀,结果他像触了电一样抖了几下,“太专注了”。到1981年,3年时间里车洪才和宋强民整理出了10万张卡片,他们把卡片放在木制的卡片箱里,塞进文件柜,足足装了30多箱。“那时的工作已经完成了70%,就快做完了。”车洪才说。突然有一天,院里的领导找他谈话,让他把词典停一下,“让我为新设的专业做全国调研”,理由是“总该为院里做点事了吧”。车洪才临走前把装卡片的文件柜锁在外语系的办公室里,谁知道一锁就是20多年。调研回来的时候已经是1984年的春节,他心想:“这回该让我编字典了吧。”结果过完年他先是被要求组织开设广播电视的函授班——这一干就是5年,“赵忠祥都曾是这个班的一员。”结束之后又被外交部借调去巴基斯坦大使馆,那时候他已经52岁。这意味着他要从教学工作转到外交工作,还要在当地学开车,每周都要穿上正装参加使馆的宴会。他不乐意去,在家躲了3个月没有回复。外交部干部司沉不住气了,车洪才印象很深刻,“我们家那时候都没有电话,后面传达室那儿叫我,喊我电话。我想谁打电话找我,结果是外交部的干部司,哎呀能不能来一趟谈一谈。”去了那儿他先是说自己身体不好,“有肾结石血压高什么的”,结果外交部医务室一查没事,可以去。结果就去了。而他的10万多张卡片还锁在北京广播学院外语系办公室的柜子里。他对此耿耿于怀很久,后来在写书面材料阐述词典工作如何停止时,他写道:“被强行调动,这项工作由此搁浅。”到了晚上他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经常拿一张巴基斯坦当地普什图语报纸,在上面圈新的词汇,他想想就心痛,“这么多人的努力就摆在那里了。”他也惦记着那些卡片的安全。出国前曾经发生过一件让他心痛的事,有一次外语系办公室装修,他刚好路过那儿,突然发现自己装卡片的柜子出现在水房,然后满地都是白色的卡片,窗户上、外面的水泥地上扔得到处都是。原来工人把卡片柜中间两个抽屉卸下来,拿出里面的卡片,铺在地上睡觉。车洪才当时就疯了,“你们这是犯罪你知道吗?!”他冲着工人大发雷霆。“我一张一张往回捡,完了以后全部拿回家里面,女儿帮我排序查漏,有的字她不认识啊,有的看着像就往那儿搁在一块。”查到最后还是少了百儿八十张,他很伤心,卡片装在箱子里,他都不愿再看箱子一眼。普什图语字母表1992年4月,阿富汗纳吉布拉政权垮台,游击队接管政权,中阿关系实现了正常化,正在巴基斯坦的车洪才被派到了30多年没去的阿富汗。他又重燃希望,觉得可以为词典搜集资料了。结果没几个月,阿富汗内战加剧,中国大使馆人员全部撤离。撤离之前,大使馆中了13颗火箭弹,宴会楼直接塌了,房顶也全是洞,还有一个火箭弹卡在上面没有炸。车洪才当时正躲在一边避弹,突然就觉得:“我的命运都不是我支配的。”回国之后,已经没多少人还记得有一部《普什图语汉语词典》需要编写了。学院里的领导都已经更换了一批,没有人听他的汇报,也没有人给他安排新的工作。他完全被遗忘了。“档案里都没这段了,”夫人学平说,“那段时间他不跟人交往,人都有些不正常,没多久就退休了。”未完待续车洪才记得,第一次听说本·拉登的名字还是在2001年“9·11”事件之前。即便退休了,他仍然关心阿富汗局势,他分析塔利班里面应该有正规军混了进去,“不然不会那么快控制全国的局势。”结果不久之后就发生了“9·11事件”,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队拉开了对阿富汗塔利班组织战争的序幕,此后自杀性爆炸事件层出不穷,世界进入了一个“全球反恐战争”的时代。由于长期在阿富汗作战,美国政府感到普什图语人才奇缺,还曾公开向全世界招聘既懂英语又懂普什图语的人才。这时候,北京广播学院也恢复了对非通用语专业的招生,在家待了很久的车洪才被请过去教授普什图语。他偶尔会在课堂上提到那本没编完的词典,还有锁在箱子里的卡片,学生们都很惊讶,觉得“不编完可惜了”。此时中阿两国的交往更加频繁,普什图语的需求很大。在甘肃,一个阿富汗人贩卖鹰隼,审判的时候没人懂普什图语,还专门从北京调了他的一个学生过去翻译；而一位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普什图语频道工作多年的领导,刚下飞机到了乌鲁木齐机场就被一群阿富汗人围住请他帮忙,因为他们不会填写出入境表格。这让他决心把词典编完。2008年不再教书有了完全闲暇之后,已经72岁的车洪才叫上原来在喀布尔大学的同学、一起编过词典的张敏,作为共同的主编来完成这部词典。“前几天我还打电话问他身体怎么样,他有前列腺炎,说最近还要再检查检查。我说不要紧,离死还早着呢,坚持把这个干出来。”“反正也没事。”张敏乐呵呵的,“就是想给自己总结总结。”他现在需要把过去总结的词条重新校对一遍,还要往里面添加新的词汇。当年的车洪才和张敏为了能让出版社印刷,他们必须先把卡片上的词条输入电脑。张敏不太会用电脑,这事由车洪才来做。一开始总是出事故,不是忘记保存了,就是他的普什图文软件和系统不兼容。这个软件是他在瑞典一个阿富汗人创建的网站中找到的。“他一皱着眉头从屋里出来,我就想坏事了,又要重装系统了。”学平说。他还让儿子车然公司的员工帮忙,那时候刚好金融危机,员工闲着没事,4台电脑五六个员工轮流输入。“他们主要输中文和注音,普什图语还得他自己输,就这样他还不满意,嫌人家错误率高。”车然说。又花了4年多的时间,到了2012年初,全部的初稿已经基本完成。车洪才觉得悬了30多年的心终于落定。他拿做外交和做词典比较,“搞外交也是很累的,但是跟搞词典的累不一样。搞词典需要一种韧劲,一种不断地,就是不能有任何动摇地往下搞下去,如果思想放松,我干嘛要这么费劲,不干了,也就放下了。”他说,“从个人来讲,我更愿意搞词典,它有更长远的影响。外交工作我能做,别人也能做,但是词典不是所有人都能去编的,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去编的。”他另一个编词典的同伴宋强民2000年前就已经去世,但宋在美国的夫人韦力听说了他又重新编写词典的事,还专门打电话过来询问,说出版如果需要钱,“我赞助!”她觉得丈夫一辈子做了件有意义的事,就没有白活。车洪才说:“我不求名,不求利,到现在没拿到一分钱,完全是自己花精力在搞这个东西,评职称什么的都没用过这个,用不上。”2012年4月,去商务印书馆的那天,是他30多年以来头一次回去,他洗好了头,套上一件棕色的皮夹克——这样显得精神,搭着公交就来了。儿子的担忧也并没有出现,张文英女士当场就表示她愿意接手词典。2015年恰逢中阿建交六十周年,这本辞典顺利列入庆祝项目。2月9日,承载着国家使命、耗时36个春秋的《普什图语汉语词典》终于问世了。车洪才说,按照合同规定,每千字稿酬80元,总共我们将获得稿酬大约十几万元。很多人问我值不值?这么多年,我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能把普什图语带到中国,以78岁高龄编成第一本《普什图语汉语词典》,完成国家交给的任务,很满足,心里很踏实,这就值了。张敏也很豁达,打趣说,现在人家出书都要自己掏钱,没跟咱们要钱就行了。在车洪才眼里,这个事情其实很平常,“如果放到五十年代,不会有这么大的影响,我是五十年代的思想,五十年代的做法,出现在21世纪罢了”,他说。车洪才先生接受阿富汗加尼总统授勋并向其赠送《普什图语汉语词典》把词典编完,车洪才想该养老了,没想到商务印书馆又给了个任务,编译《普什图语汉语精选辞典》。“我说我年龄太大,不好接受了。他们说,车老师,要是你不接受,这本词典20年以后也出不来啊!”“我和张敏商量,那试试吧。看来人世大义无穷期啊!”车洪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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