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有几盒黑茶传销为什么没人管,没人喝,哪里可以收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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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化茶路丨“那时候没人喝黑茶呢” &&
蝴蝶泉2009 发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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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化茶厂至今仍保留着历年的茶样。组图/记者王砚
安化县田庄乡高马二溪村九湾十八岔古茶园《奉上严禁》茶规的青石碑。
刘蔚然为茶厂设计的产品包装。
高家溪古茶园茶印。
从长沙到安化,一大半路程都花在省道S308上。但好看的风景也都在这一段。我想起去年春天的一个黄昏,第一次抵达这里时的情景。暮色还未完全铺陈,江水仍是明亮的,岸边的青山和零星散落的村庄,像是很多年前就已经满意地固定下来似的,沉静安宁,让人不免生出一点还乡的情绪。
很多年前的道路当然更为不便,从县城深入周边各乡镇,对一个人的体力和时间都是不小的考验。甚至一直到2006年,高家溪到县城的路仍坑洼难行,“……村里六七十号人骑着摩托车跑到县城,来找我谈开茶业公司的事情。”谌贵祥回忆的这个细节令我难忘,六七十辆轮胎沾满泥浆的摩托车轰鸣着驶进城里,车上全是潮湿的裤腿,劣质香烟混合着茶山的气息。那些有关茶的沉浮往事扑面而来……
撰文/本报记者王砚
松针、云峰、绿芽……都是安化茶
原安化县印刷厂设计师刘蔚然老师那栋深藏在县城胡田冲的老屋,是我比较喜欢去的地方。老县城的空间始终是逼仄的,人们在高山与河流之间小心地开辟道路,建起层层叠叠的楼群。而胡田冲那条巷子隐秘地绕过一些私宅,菜地,指向最深处的一栋黑瓦木屋。屋后有山,水井,屋前有狗,晾衣坪,美人蕉。可压根不会有人觉得粗陋,反而深以为舒适,自如地拖过一把靠椅,在坪里喝擂茶,吃花生,傍晚凉风自来。
七十岁的刘蔚然一开口就是安化话,但娓娓道来,意态从容,方言没有造成任何障碍。这是一个对语言和文字敏感的人。第一次交谈时,我这样想。
他是地道安化人,洞市老街第一家商号“谦吉祥”就是他的父母创下的。那是一栋七柱六间六进的四合大院,600多平方米,左侧还有偏房,屋后一个池塘,养着各种鱼。正屋前面均为店铺,左侧三间经营着南杂、百货、布匹;右侧三间收购土特产,其后是酿酒坊。
他仍然清楚记得酿酒坊出酒的时候,大甑上的竹管汩汩流淌着冒着热气的谷酒,师傅们接一竹瓢酒,冲他喊:“来,少老板,尝尝。”收茶叶的时候,楼上仓库临窗的地方坐满了老老少少拣茶的女人们,一边拣茶一边闲聊。
新中国成立后,私营企业合并成立供销社,在各处村庄设点,父亲和母亲经常变换地方,最远的一次是在高城。
进印刷厂也是偶然,因为会画画。他很快在印刷厂站稳了脚跟,设计墨稿总能获得一致好评,还拿了不少奖,以至于最后印刷厂职工们希望他能做厂长。但他拒绝了。
他搬出一大叠包装设计稿,我一张张翻看。在没有电脑的年代,这些设计图中的各种字体、图案大部分都需要手绘完成,没有书法和美术功底,不可能做到。
“这一套弄下来很麻烦。”刘蔚然扬扬手中一张某茶厂产品设计图,“先是设计,再用毛笔、绘图仪制墨稿,有些地方还要剪贴拼接,照相制版。”
照相制版是用照相的方法把原稿摄制在底片上,再用这张或几张底片分别晒到涂有感光胶膜的金属板上,经过显影而在金属板上出现和原图相反的一幅阳图,再制成可供印刷的版面,这个方式不论凸版、平版、凹版都能适用。在印刷厂,传统制版工序与其他工作相比,自动化程度低,手工参与较多,因此操作经验显得尤为重要。
现在的印刷厂都是直接制版,速度快、精度高,像腐蚀这道工序已经绝迹。但当年制版都是用手工腐蚀刷粉,在铜版或锌版上涂上感光胶,再用腐蚀液将版面空白部分腐蚀下去,腐蚀的同时还得保护版边,不然就有可能报废。
2015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里,“凹版凸版制版”这个职业再也找不到了。
1998年之前,安化县城所有的茶厂产品包装都是由刘蔚然一手设计的。他退休后,仍然不断有人来找他设计排版。那一大叠墨稿不知不觉中,成了安化茶业发展历程的一个注脚。
突然从形形色色的纸上见到那么多品类的茶叶出现眼前,无论如何都会让人“啧啧”一声。光绿茶就有松针、云峰、柳叶青、银币、绿芽、银毫、毛尖……甚至,还有龙井,全然不似现在黑茶一家独大的局面。
“这个是……花茶?还是如来牌的?”我举起一张设计图,满脸愕然问道。
刘蔚然看了看,又放下,“是啊,好像是安化茶厂当年请我做的。这个还拿了益阳地区的墨稿设计比赛的三等奖呢”。
顿了一下,他又说:“那时候没人喝黑茶呢。”
用茶叶换钢材,做了一两年
第二天,我在安化茶厂找到了当年定制茉莉花茶包装的朱文武厂长。
“哎呀,那都是1988年的事了。”大概此前从没人问过这问题,身材高大的朱文武微微笑了笑。
安化茶厂最早是制作红茶加工并出口的茶企,咸丰四年(1854)就在安化酉州创制红茶,西欧商人有无“安化”二字不买的观念,是“湖红的发源地”,转而做花茶颇觉风格不对。
其实,1985年时,安化茶厂就增添了一条黑茶生产线,收购部分黑茶原料生产茯砖茶,但被上级部门叫停。
也正好是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期,整个安化基本都在做红茶黑茶,市场饱和,他们才想到做花茶。
“猴王牌茉莉花茶不是卖得很好吗?我们就想,干脆取个名字,叫如来,压过它!”我们大笑,这种朴素单纯的竞争观念颇具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时代特点。
商标名最终没有注册成功,因为涉及宗教专用名称。事实也证明,花茶销售并不理想。
这段转型期,虽然盲目,但仍然有着各种探索。
安化茶厂红茶品质方面一直备受信任,出口商检,只需要拿样品就可以通过。红茶原来主要出口波兰,后来又尝试销往德国、美国和俄罗斯等国家。
1992年,市场彻底放开,一时间,那种既希望大展拳脚,又还疑虑着,且行且看的情绪蔓延。
安化茶厂做起了易货贸易。“市场刚刚放开,有一些民营企业和国企找到我们,一起来做外贸交易。到俄罗斯边境,满洲里、黑河,用我们的茶叶和他们交换钢材等物资。换回的钢材又倒手出去,这样搞了一两年,出了两个单,哈尔滨一个,山西一个。我们并不担风险,也没亏损,毕竟当时钢材比较紧缺。”朱文武说。
还算平安无事过了几年,最难熬的日子来临。年,十一年间市场起伏,安化茶厂这个百年企业仅靠红茶黑茶两条生产线勉强支撑。
“但是出口红茶的利润真的太微薄了!完全靠走量,用安化话说,就是钉子上削铁,所以还是养不活。”
朱文武特别奇怪西方人喝茶的品位,红碎茶放国内几乎没人愿意喝,他们却喜欢得不得了,“你看金骏眉,这种高档红茶才有利润空间嘛”。
“现在茶农只生产黑毛茶。特别是2008年之后,黑茶价格是红茶的一两倍,所以农民都不会做红茶了。虽然安化政府也提倡几条腿走路,但市场价格杠杆摆在这里,只要有利,农民自然会选择”。
“奉上严禁”碑,最高级别茶园管理条例
谌贵祥是高甲溪茶业公司的老总,他和朱文武最大的相似之处,在于他们对安化茶事的沉浮起落了如指掌,就连讲述起来,几个重大的转折,都丝毫不差。
谌的老家在田庄乡高马二溪村,距离安化县城50余公里,乘车近两小时方能到达。九湾十八岔古茶园就在他家山上,附近的碑基坳还有一块刻印了《奉上严禁》茶规的青石碑,专家鉴定该碑为清道光四年(1824)原碑原地文物。安化境内现发现十余座与茶叶有关的石碑,有书“永禁假茶”、“永定茶规”等内容,但碑上书写“奉上严禁”的仅此一处。
谌还有一块嘉庆年间的木制“茶印”,这块印版最大的功用便是用以证明这是高马二溪所产所制黑毛茶,杜绝伪造,真品唯此一家。茶商们交完定金,拉走做好的黑毛茶,为了防止挑夫造假,于是加盖茶印。然后,外地茶商拿着样茶先下山,到黄沙坪等着这批茶到,再用“漂洋过海”的方式再次检验是否调包。
“什么是漂洋过海?”我问。
谌贵祥实地演示了一番。把待检的茶叶一片放在一杯白水和一杯泡好的正品样茶之间,两端都垂入水中,如果这片茶叶能将样茶的茶水吸入白水杯里,便证明是高家溪所产无误。这是外地商人常用的老法子。
高马二溪的优质茶叶,从古至今可能都是仿冒率最高的一个毛茶品种。当年,茶农们做好样茶,等着晋陕商人抽样定价,定出的价格,决定了整个安化的茶叶价格。所以高额利润常诱使部分茶商铤而走险。从他家老神龛里找出来的那块印版,似乎可以瞥见当年晋陕茶商为了更精准地获取高马二溪黑毛茶所作出的智慧尝试。这种信用凭据,不知道要在商业博弈中交战多少回合,也不知道茶商们为此付出了多大的商业违约成本,才触发了它的诞生。至于“奉上严禁”碑就更严厉了,这是来自最高级别的“茶园管理条例”。
谌说,高家溪历史上一直做黑茶,但从1953年开始做红茶。要制作赠予苏联的国礼红茶,做了二百担,此后一直做到改革开放。“我们个个都会做了。然后1985年又改做绿茶,黑茶还是没崛起。其他地方倒是都做黑茶,就是我们这里没做,因为做红茶已经变成一个传统”。
1985年,省里来了扶贫队驻乡,由他们指导做绿茶,在长沙火车站那里打广告,高甲溪云雾绿茶,很出名。虽然条索粗壮,但口感很好。别的地方绿茶卖不动,但这个绿茶是缺货的。
改革开放后,他们中有人尝试着放开脚步,“年,田庄乡有几个人承包了茶厂,自己开拓市场。这些开路先锋亏得要死,一塌糊涂”。
谌的印象中,2005年极为萧条,那一年,整个安化县的茶税只有五千多块钱。
但是2006年政府开始大力支持,成为安化黑茶的一个历史拐点。
“我们2007年成立高甲溪茶业公司,当时整个安化县都没有几家。个体茶商很少,政府号召大家来做茶,慢慢地也就越来越多了。”洛阳信息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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