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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看过一个韩国电影，一个女的有外遇了，还是一个女的，被男主发现了，然后，尼玛三个人睡一个床了，因为小三也是双性恋，从此我就有了梦想。。。
这样三p你良心过得去嘛
爱恋，你看看这个
这是啥片？！
那是因为你没有看一个欧美片儿，讲的是一对情侣中的女的出轨了，找的是男的，结果被她男朋友发现了，但是俩男的也都是双性恋，于是没羞没臊的搞起了基，但是他俩也都爱这些个女的，最后三人就大搞3p，过上了性福的生活，我说的可能有偏差，可能是那个男的出轨找了个基友，但是毁三观的事实不变！
你得先有个老婆
回复 3楼：女票出轨再带回来个女的就更能接受了
回复29楼，你说的是世间情吗？
回复8楼：万字
回复24楼，不是《空房子》，《空房子》是部哲理剧
那你有没有看过台湾的小三和原配好上了
回复 17楼：天使之性。不谢。
回复 18楼：天使之性。不谢。
回复 8楼：天使之性，不谢。但我记得不是韩国的。
回复 21楼：女人的柔软谁都感觉得到好不好，除非你是A杯
《空房子》吧
是谁都有秘密么
只有女人才懂得女人的柔软和慰藉----
回复 3楼：当然啊，有潜在的双飞可能
刘青云主演过 搞定2个
回复 15楼：我想知道名字，怎么破
[大哭]
名字名字！
回复 8楼：我想想回复你
这剧情不错
两个男人一个女人一起睡？
这是男人的梦
但我知道另外一部
有几个来看电影名的？
有没有知道电影叫什么名字的
你的梦想是买个床？
这媳妇还给你再找个女的回家来
这个有点吊
那知道楼主女友的外遇是泰国女人
男的不能接受出轨但大部分好像都能接受百合
lz有了被爆菊花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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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受欢迎的爆笑笑话青年导演贾樟柯的梦：电影不是造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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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导演贾樟柯的梦：电影不是造梦的
日10:29　中国青年报
　　是一阵火车的汽笛声，把我带进贾樟柯早年的生活和他现在拍的电影里。
　　某日上午，山西汾阳县城刮起大风。上着小学的贾樟柯突然听见一种声音，从很远的地方随风吹来，遂问父亲这是什么声音，他爸答：“火车汽笛声。”
　　学会骑自行车后，贾樟柯头一件事就是去看火车。骑上三四十里地，到另一座县城。“我骑了很远很远的路，很累很累了，然后看到了一条铁路。就在那儿等、等，一列拉煤的火车‘轰隆隆’地开过，噢，这就是火车！”
　　多年后，这火车，这汽笛声，这份看见火车后欣喜若狂的心情，都被他拍到自己的电影《站台》里。
　　“对县城里的孩子来说，铁路就意味着远方、未来和希望。”
　　贾樟柯，1970年出生于汾阳，青年导演，拍过电影《小武》、《站台》，在国际电影节上频频获奖……
　　在北京小西天一处半地下的房子里，贾樟柯跟我讲了自己作为一个外省青年，是怎样一步步从县城走进北京、走到海外，讲了他的激情、梦想、快乐、痛苦、思索……“那种想离开想到外边看看的迫切心情，让一个人非常激动和焦躁不安”
　　我的老家汾阳，是个奇怪的地方，它一半在平原，一半在黄土高原。往东有平遥、介休，曾是晋商非常活跃的地区，往西就是黄土高原和黄河。汾阳本应是个很封闭、内陆的县城，是传统文化气息很浓的地方，但在清末，这儿有了美国的教会，又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
　　我父亲是语文老师，母亲是个售货员，我还有个姐姐。我们家的亲戚大多生活在农村，从小到大，家里就跟一个交通站似的，总有农村的亲戚来来往往，我算是生活在农村的文化里，这对我非常有帮助。
　　小时候，我最大的理想就是长大后当个大混混儿，有权有势。小学没好好念，成绩一塌糊涂。我周围有十几个像我这样的孩子，白天打架，晚上爬到教室里偷东西，去别人家把坛子里的咸菜吃光。到了初中，我的一半弟兄都辍学了，是父母逼着我念了初中。但我还跟我的那帮弟兄保持友情，跟他们在一起很开心，没有束缚，起码不用45分钟背着手坐着。对一个孩子来说，街道上的生活绝对有一种吸引力。他们每天蹲在学校外面等我，我一下学出来，一排小孩就去录像厅看录像。
　　我们看的全是香港武打片，影像不清楚，模模糊糊的，但很快乐，每天看，也不腻。后来跟我一起拍电影的摄影师是香港人，他看的香港武打片还没我多。
　　可能那个年龄段的男孩子人太无聊，身体里的能量没地儿释放，出了录像厅我们就在大街横晃，故意撞人，找碴儿打架。最厉害的一次，是在一个巷子里，一个孩子看我一眼，我看他一眼，结果两人就打起来了，后来他带了很多人来追我，把我逼到一个两层楼上，我急了，就从楼上跳了下来。
　　初中毕业时，又是一个分界线，又有很多同学辍学。一部分人去当兵，更多的是流落到社会上，有些孩子真成了混混儿，犯罪入狱。
　　记得有一次，我跟个朋友去看电影，买完票他说上厕所，我就先进去了。我左等右等不见他，出来后发现他被抓走了，他抢了别人的手表。我一下觉得生活这么波折动荡。还有个混混儿朋友，有天骑车去酒厂玩，我们那儿出汾酒，第二天听说他死了，他在酒厂喝了太多的酒，酒精中毒。从少年时代起，这种朋友死亡也好，入狱也好，都像有人拿块砖“口邦”地砸我一下，让我成长一下，然后又口邦地给我一下。我开始想事，开始觉得人真的有命；而且生命这个东西很脆弱，太脆弱了。是那些过早流落到社会里头的同学，让我也过早地知道了这个社会。
　　我的青春期成长并不很快乐，我想这是大多数县城背景的年轻人都能体会到的。比如封闭的环境，带给我们的一种期待和向往，这种东西其实是很折磨人的。当时我特别想知道：汾阳以外的地方是什么样的？非常迫切。我知道很多人误解像我这样出身的年轻人，他们觉得农村的、县城的孩子非常向往大城市，其实不是，是非常向往别的地方，那个地方也许跟汾阳一样，也许还不如汾阳，但对我们来说都是未知的，充满诱惑和好奇的。
　　一个孩子从出生到十八九岁，都没离开这块土地，那种想离开想到外边看看的迫切心情，让一个人非常激动和焦躁不安。在我青春期成长过程中，这种不安的情绪总出现、总出现。
　　上初二时，我的成绩非常差，所有的老师都把我放弃了，他们不愿意看到我，让我坐到教室的最后一排。这时来了一个刚毕业的男老师，教语文。有一次，他让我们写一篇作文：《故乡的秋天》。按惯例，肯定又是让我们歌颂故乡，歌颂劳动了。我当时有种逆反心理，就写秋天帮人秋收干农活，干农活太累了，我太不喜欢了，我非常痛恨劳动，也痛恨歌颂劳动的人，然后我期待着老师暴跳如雷。没想到他特喜欢这篇作文，他是个农家子弟，当然知道农村体力劳动的残酷。
　　他告诉我：什么课你都可以不听，但你不能捣蛋，我给你书，你坐后头自己看。这样，我看了非常多的诗歌小说，然后开始试着写作。也就是从那时起，我的人生在改变，真的有一种被拯救的感觉，心里那些无法释放的欲望和压抑，还有焦躁不安的情绪，都因为写作，有了一个出路，人开始平静下来。到高中的时候，我生活得很规矩，算是一个“文学青年”。如果没有这个语文老师，我现在肯定还在汾阳城里混，百分之百。“还有这样的电影呵！电影原来还能这样拍呵！”
　　读高中时，我们自己办了个诗社，起名叫“沙派”，因我们那儿风沙很大。我们自己刻蜡板，出诗集。非常幸运的是，在我读高中的时候，又遇到了一个非常开明的校长。
　　你想，考学是大多县城里的孩子惟一的出路，念大学才能去太原，才能离开穷苦的地方，才能有一个正当的职业。升学率在小地方的学校太重要了。
　　校长是一个学历史的老师，他非常提倡一种开放式的学习，他自己也不以升学率为追求，他规定每天只上半天课，剩下半天学生自由活动。
　　你能想象吗？我们只上半天课，剩下的半天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用听课，可以去阅览室看书、写诗。他给大家的不是一个成长模式，那种气氛真的给了我一种想像力。我说的想像力，不是指设计我的未来，而是内心世界的成长和丰富，还有和人的一些接触，对人的思考。我非常感谢那个校长，他给了我那么多可以发呆的下午，让我胡思乱想。那个校长为什么当时就能那么开明？他真了不起。
　　我们县有个文工团，在本地撑不下去了，就冒充“东北虎摇滚乐团”去走穴。我当时跳霹雳舞还可以，正好赶上暑假，就跟着这个团走了一个月，在山西的一些中小城市演出。这段经历对我非常重要，我第一次离开家，跟着一群流浪艺人出去挣饭吃。我的第二部电影《站台》说的就是这样一个文工团的事情。
　　考大学还是我惟一个现实的出路，但循规蹈矩地考我不行，因为我的数学太差。父母很着急，让我学美术，这样可以不考数学。这样，我去了太原，到了山西大学一个美术班学习。
　　“山大”在郊区，村旁有个“公路局电影院”，我常去那儿看电影。有一天放《黄土地》，我也不知道那是个什么电影，但实在无聊，就买票进去了。这一看不要紧，我算完蛋了。我一边看一边流眼泪，不知道为什么太激动了。电影里的黄土地跟我家乡差不多，勾起我对黄土地的感情和记忆。电影的画面和形式对我冲击太大了，“还有这样的电影呵！电影原来还能这样拍呵！”我看到了电影艺术巨大的潜能。看完之后我就要拍电影，我不管了，反正我想当导演。我问别人怎么才能当导演，人家告诉我得考电影学院，但千万别考导演系，难考。我就考文学系，报的人少。“同学告诉我，现在走在大街上再看到民工时，心情都跟以前不一样了”
　　直到1993年，我连考了3年，才上了电影学院文学系。进了电影学院我最大的收获是看了很多电影，内部资料片子；再一个是学校图书馆有很多台湾版电影书，我如获至宝呀，每天下午都泡在图书馆看这些书，它们才是我的老师。
　　比如看电影导演谈自己拍片过程的书，就特让我开窍。台湾导演侯孝贤的《城市悲情》，让我找到了进入电影世界的入口！
　　有人推荐侯孝贤去看沈从文自传，看后他就被沈从文那种平静的、包容的东西给震住了。你想：在那样一个纷乱的年头里，沈从文却能以那么平静、包容的心境看待世间万事万物，侯孝贤由此找到了他的电影态度和视角。而我则悟出了要从感情、感受出发，来寻找电影的方法，而不是从一个概念，一个理论。
　　我从进学校那天起就告诉自己要当导演，要当导演，可进去后发现离它那么远。我们班有12个同学，有好几个是制片厂人的孩子，属于行里的。记得班上有个女生常爱说的一句话就是：“现在成什么社会了，阿猫阿狗都能当导演。”这话对我刺激特别大，对很多人来说拍电影是要出身的，它是一种特权。
　　进电影学院时我都23岁了，算是高龄学生，我的同学都只有十七八岁，正因为我年纪大，所以一入学我就感到有一种压力，一种紧迫感。也正是这种表达的急迫心情，让我后来受益很多。
　　大学二年级，我拍出第一个录像作品《小山回家》，说的是一个河南民工，被老板开除了，他想找个老乡一起回家过年，于是找了各种各样的人，这片子是说外省青年在北京境况的。很久以来，电影给人的印象就是用来造梦的，对普通人生存状态的关心似乎不是电影的任务，但我不这样想。对普通人的轻视，是中国电影最大的问题。
　　演小山的就是我同班同学王宏伟，在表演课上，他被表演系老师认为是最不会表演的学生。可后来，大家公认他在《小山回家》里表演得非常出色，我后来的电影都是他做男主演。
　　我们真是累坏了，因为是自己凑的钱，只够租4天机器的，为了赶时间，最多1天拍过7个不同的场景，厂桥、西单、北京站等不停地跑，开始是花钱租辆面包车，后来只能扛着机器走路去拍。
　　终于，我们在电影学院狭窄的618宿舍开始了我们的首映式，连上铺都坐满了人。片子放完后，屋子里一片沉默，可怕的沉默。《小山回家》跟以前见到的同学作业，看到的电影都太不一样了，实在很难找到一个参照系来评价它，他们一下接受不了这么粗糙的影像，《小山回家》在电影学院受到冷落。
　　我们开始反省电影学院的环境，决定拿到外边试试。第一站选了北大。放映后的反应出人意料地强烈。意见有两种：非常喜欢和非常不喜欢。他们面对面地争论着，这我就很满足了：《小山回家》不管有多大缺陷，但它毕竟引出了话题，它有声音了！
　　《小山回家》让我更明确了这点：普通人也应该是电影关注的焦点，哪怕他们生活在最底层。电影具有这方面的优势，它可以记录他们的原生态，以谋求他们的发言权。跟我一块拍片的同学告诉我，现在走在大街上再看到民工时，心情都跟以前不一样了。
　　《小山回家》在香港得了奖，接着，它为我带来拍第一部电影的资金。到大学毕业那年，我拍出了我的电影处女作《小武》，它为我在全世界赢回了8个电影奖。
　　这再次让我坚信：对普通人的关注，对普通人生存状态的重视，不仅在中国，在全世界也会赢得普遍的认同。“我觉得原先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那种东西没有了，崩塌了”
　　我是县城里长大的孩子，在中国也走了不少地方，我老觉得大城市跟盆景似的，是这个国家的几只盆景，但真正这国家是什么样的，这个国家人是什么样的，不是大城市，是汾阳，是我家乡那种地方，真实的中国人也是在那样的地方。
　　拍《小武》之前，我本来想拍一个叫《夜色温柔》的短片，可一回汾阳，拍片的计划就被现实的东西给改变了。
　　我有好长时间没回汾阳了，回家之后，发现汾阳那么偏僻、封闭的地方都在剧烈地变化着，有一种混乱的东西让我特别想拍。
　　那次回家，走在路上，突然一辆卡车开过来，我一个从小很要好的朋友，在卡车上坐着。我在路边站着，他看见我，我看见他，他冲我笑着。我当时不知道怎么回事，因为我刚到家，稀里糊涂的，那车就开过去了。等他走远之后，问旁边人，才知道他是因为抢劫被拉去枪毙的，唉呀！我的感觉就像得了一场大病一样。
　　我们县城外有一个市场，原来卖些小百货什么的，现在全变成歌厅，街上走的尽是四川、东北、陕西来的小姐；汾阳城里原来有一条街，两边全是老房子，马上也要拆了，我真有种物是人非的感觉。还有人的观念、人际关系什么的也都在变，像我一个同学，两口子原来感情挺好的，莫名其妙就离婚了。还有个朋友结婚后跟父母住一起，因关系处得不好人很苦恼。我觉得原先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那种东西没有了，崩塌了；那种传统的、曾经让我们很温暖的东西在瓦解、在改变。大家好像都挺痛苦，活得比较郁闷，这东西对我刺激太大了，我就把原来的拍摄计划放弃了。“从这部片子里我看到了一种我们现在很少看到的电影精神”
　　我有一个同学是看守所的警察，另一个同学是小偷，外号叫“任毛驴”。我那个警察同学就看着“任毛驴”，在监狱里两人经常聊天。我这个警察同学跟我说，这狗日的毛驴现在挺怪的，老跟我聊“哲学”，老问我人为什么活着，人该有追求什么的，一套套的。我开始觉得好笑，慢慢地觉得小偷也有一种尊严，不管他道德上背负着怎样的枷锁，他仍然在思考，这就是他的尊严。我把剧本的人物换了，换了小偷小武。电影《小武》说的就是小武的三段感情：与朋友的、与歌女的、与父亲的感情。
　　有两种兴奋伴随着《小武》的拍摄。一层是有一种现实让我非常激动，我能把它表现出来；另一层是我那么长时间想拍一部电影，这个梦想终于得以实现。
　　除了演小武的演员是我的同学王宏伟外，其它都用的业余演员，他们演得非常出色，因为我拍的就是他们自己的生活，他们觉得非常亲切、非常可信，我导演起来一点不吃力。我选演员有两个方法：一是我特别熟的；再就是拍戏前的一两个小时现找的。像小武的父母、哥嫂，都是我们到了那个村，灯都布好了，到街上现找。所以他们很本色很原始，根本不是表演。假如我提前一周告诉他们要拍电影，那就糟了，他们可能会天天看电视剧，看别人是怎么表演的，然后开始端架子，学别人的表演。
　　片子做出后，我们打算往世界各电影节寄，我特别想去柏林电影节的“青年论坛”。所有知道的人都跟我讲：不要想，太难了！后来我们还是寄去了。记得那是一天凌晨3点钟，摄影师小余从香港给我打电话，他的声音都在发抖：哎呀，我们的电影进论坛了！我一夜没睡。
　　我们去“论坛”时，论坛的主持格雷戈尔见了我们特兴奋，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他说：今年，我们选了一部中国片子叫《小武》，这个电影我只看了20分钟就决定把它选来了，从这部片子里我看到了现在很少看到的电影精神。
　　放映第一场时，我提心吊胆地坐在那儿，放完后，格雷戈尔带我们走到前面，所有的观众都站起来鼓掌，人在那个时候觉得特别激动。放完第五场，格雷戈尔打电话告诉我：你得奖了！
　　《小武》在北大放过一次，人不多，是给搞“文学批评”的老师看的。有说好的，也有说不好的。记得有个女的说：“为什么这片子一拍就像第三世界，为什么不能拍得像法国一样，那样的天，那样的美，为什么老拍我们第三世界脏兮兮的？”我说我也去过法国，法国的天就是那样，中国的天就是这样，不是因为什么别的原因呵。
　　我还听电影学院的学生说，有老师上课讲：“像《小武》这样的电影还能得奖，我以后不会教电影了，没法教，胡来的电影嘛。”
　　拍《小武》之前，说实话我还没入行，知道的事情也很少，想得也少，很蒙昧的状态，完全出于一种直觉。真拍出一部电影后，一下要面临很多事情和问题，特别是要面对自己的变化，我觉得自己得想一些事了。
　　韩国釜山电影节那个颁奖仪式太隆重了，当宣布大奖是谁谁谁，我上台，那台特别高，就像往城楼上走一样。我往台上走的时候，满天在放着焰火，那时人的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过后，我觉得我有了一点变化，有点觉得了不得或是说不清楚的东西，我想我该反省一下了。在中国这些拍电影的人身上，那种真正自由的、民主的精神有多少？很多人身上，倒是有一种优越感，因为他们是电影特权教育出来的人，包括我自己，即便是反对这种特权，但你的心理结构还是电影特权的结构，这是很麻烦的。我希望我自己能成为一个民间导演，这样可能会克服掉那种莫名其妙的优越的东西。
　　《小武》在海外得了8个奖，它获得的奖越多，我心里失落的东西也越多，因为我拍的是一个很当下性、很现代的中国故事，这个故事，这种快乐和话题，需要和中国人一同分享，和中国人来讨论，可我没有，我觉得很痛苦……“你进入你自己的世界，那种真情的东西不断涌起，它能抵御别的东西”
　　有人问我：以后拍电影，会不会受票房、电影节这些东西影响，不像最初拍电影时那么纯了？我想不会，我有一个经验：当我一个人写剧本时，觉得特别勇敢、特别有力量。真的，那些东西不会附到身上，你进入你自己的世界，那种真情的东西不断涌起，它能抵御别的东西。
　　记得有本书写的是一个美国战地记者，他说当他透过取景器看这个战场时，他觉得自己就变了，就忘记了这是一个战场。我很能理解这一点，当你站在那拍的时候，你那种职业的勇敢会特别厉害。最重要的一点是：你选择电影的初衷是什么？有人是为了挣钱、出名，或乱七八糟的目的；有人就是想拍，没有别的。
　　《站台》是我最早想拍的，我一直有一个野心，想把80年代拍成一部史诗。想到80年代，就想到我自己的生活，对我来说最有戏，波澜更多一点，梦想更多一点。中国人到了80年代，充满了一种非常单纯的幻想，大家觉得一下日子好起来了，开始要幸福了。那是开放的10年，经济商品化的10年，那种震动和对个人的影响是非常强烈的。我现在更想关注的是：在这样的变革中，是谁在付出成本，是什么样的人在付出成本？
　　《站台》中有些人和事拍得有点像纪录片，拍的就是我的一些亲人的生活状态。电影的第一幕，是我表弟，他在私营煤矿干活。我第一次看见他，就是他和矿长在签一个合同，叫生死合同，里面写着“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因为煤矿的安全措施很差，随时都可能出事，但他仍然要签，他要讨生活，讨一口饭吃。当我看到瘦弱的他一个人在矿区走的时候，我觉得他完全是在付出他的成本，但却没有什么回报。
　　我是透着泪水看着这样的人，这样的生活。对我来说，拍这些人的生活境遇和情感，是我的一种需要，一种感情的需用。我就是对这种人有感情，我也信自己有激情拍好他们。我的第一部、第二部电影，以至将来拍的电影，都会跟我的出身、跟我的文化背景连在一起，我愿意承认这一点，因为是这种东西给了我原始的动力。
　　《站台》讲的是1979年到1991年一个县文工团两对恋人的生活。因为对外面世界的幻想，崔明亮和团里的人选择了流浪演出，最后又回到了封闭的县城；同样因为对更好生活的期待，女主人公尹瑞娟曾拒绝了崔明亮的爱情，但最后两人又结婚了。《站台》的最后一个镜头是某个中午，崔明亮歪在沙发上睡着了，尹瑞娟在一旁哄孩子，烧开了的水壶呜呜叫着……“我突然发现：放弃理想其实比坚持理想更难”
　　我在十七八岁念书的时候，经常晚上睡不着总期待第二天的到来，总觉得天亮了就有新的改变，天亮了就有什么新的事情会发生，这种情绪一直伴随着我。对《站台》中的人物来说也一样。好像我们在勿勿地赶路，好像我们在一个旅程里面，好像我们从这个站台出发，会到更远、更好的地方，实际上总要回到出发的地方，日子就这样过去了，每个人都在期待，但奇迹没有发生。
　　拍《小武》时我是兴奋，而拍《站台》时感觉挺痛苦，拍摄唤起了我的很多记忆，很多东西越来越清晰，甚至包括一个人的微笑都是那么具体。
　　我在汾阳拍《站台》时，有一天很冷，我跟演员说戏，一转身看见了高中时的女朋友带着她的孩子，我们打了招呼。我一下就觉得非常地难受，我是难受我现在的生活，因为最知道你，看你长大的人，一年两年三年你都不跟他见面了，包括那些从小一块长大的朋友，包括父母，知道你怎么过来的人，知道你以前事情的人。日子久了，甚至没人跟你聊一聊过去，哪次打架怎么样了，哪次吃饭怎么样了，很失落的。
　　拍这个电影有些伤感的另一个原因，是我突然发现：放弃理想其实比坚持理想更难。像我那些中断学业的同学，他们都有具体的理由，像父亲突然去世了，家里需要一个男的去干活；又如家里供不起了，不想再花家里的钱了。他们是要承担生命里的一种责任，对别人的责任，他们明知道放弃理想的结果是什么，但他们放弃了，承担起了非常庸常的，日复一日的生活。生命对他们来说到这时可能就不会再有奇迹出现了，剩下的就是在和时间作斗争的一种庸常人生。
　　明白这点后，我对人对事的看法有非常大的转变。我开始真的能够体会，真的贴近那些所谓的失败者，所谓的平常人。我觉得他们身上有力量，而这种力量是社会一直维持发展下去的动力。
　　《站台》的故事结束于1991年，也就是《小武》开始的年代，我下一部电影是21世纪初的，写乡镇企业的一群人，本来是农民，突然有一天变成了工人，现在工厂倒闭了，而这些人既当不了工人，又回不到土地上，成了一个非常尴尬的群体。我想用这样三部电影把中国这20年表现出来，也把自己一些简单的人生经验传达出来。
　　两部电影拍过后，我的生活真是变了很多。现在，我半年时间在国外，常常一飞就是十几个小时，到一个个陌生的国家，参加电影节活动，跟发行人见面，宣传自己的片子等等，过着一种不正常的、落不下来的生活。好像有两个人把我架起来，双脚离开了土地，没有根，飘来飘去的，我拼命想回到地上，我担心我跟自己熟悉的生活，跟土地渐渐地陌生了。
　　说白了就是一句话：我怕我不了解中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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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把刀-我只是为了圆自己一个梦,才去拍了一部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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