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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ICP备号&老北京的方言（上）（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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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京的方言（上）（专辑）
目录（1）--（2）北极翻译（3）侃侃北京话方言（4）（5）（6）（7）（8）（9）老北京话和老北京文化--刘一之（10）（11）（12）--金道荣（13）--（14）陈其光语言间的深层影响（15）（16）（17）（18）--贾晓燕（19）（20）--陈文（21）（22）莫让“方言土语”失传了--王晓易（1）& & &现而今，很多外地人想学老北京话。可能出于热爱北京，也可能觉着好玩儿。有的外地人开炸酱面馆，为增加老北京色彩，让服务员学说老北京话，顾客一进门，几个穿着对襟褂子的小伙子，齐声高喊：“来了吧，您呐！”“几位吧，您呐！”吓人一跳。本来我是最喜欢吃北京炸酱面的，这么一热情，倒把我吓回来了，干脆，甭进去了，那夹着外地味儿的北京话，并不让人舒服。
　　& & &说真格的，学北京话并不容易，要说溜了北京土话更难。北京方言有着千年的传承，光发音就够您喝一壶的，还甭说同义不同音不同字的，记起来麻烦，说起来拗口，还不如大大方方地说普通话呢！比方说，普通话的“吃”字，要用老北京的土话来说，麻烦了。如果是有点身份的人打招呼：“二大爷，您吃了吗？”对方会答：“添过了。”不说“吃”，而说“添”。若早晨见面，说吃早点，大多用“垫（dian阳平声）哺”：“啊（ao四声），垫哺了。”若家人留话就会说：“栓子（读匝），你把那点饭扽了吧！”或说：“你餐了吗？”若有点儿生气，就会说：“塞完了吗？”再有气，就会说：“你挺（四声）饱了吗！”小朋友见面，见对方正吃东西，一伸手：“哥们儿，开点儿！”等等，您看，在不同时间，碰到不同对象，不同心情，同一个“吃”，字，就会有“餐、塞、扽、开、垫哺、挺、添”等说法，而且发音还有讲究，否则就会像外国人说中国话那么别扭。
　　北京是古都，随着经济文化的交流发展，北京的口头语也融合了古今中外、各地不同的发音和词汇。拿“吃”字来说，就有来自古代的“餐”，来自上海等南方语的“塞”，来自河北方言的“挺”，来自满族的“添”，等。又比方说，普通话说“隔壁”，北京方言说“间（读为界壁（读为比儿化音）”，这对外地人来说就难了。其实，这个说法早在宋代就有。如《水浒》鲁达拳打镇关西一回，鲁达说，“你也须认得洒家？却恁地教什么人在间壁吱吱的哭，搅俺弟兄吃酒？”，鲁迅在文章里也几次用了这个词：“……也许是因为将砖头抛到间壁的梁家去了吧……”等等。再比方，“看”字，老北京人说“??”（lou lou 读“搂”；例如：搂草打兔子。），这大概是民国以后，英语传入中国，从look一词趸过来的吧。
　　& & &小说等文化的影响也拓展了北京的口语。《红楼梦》北京方言的出现，也为老北京人说话添了新彩儿。如贾赦要娶鸳鸯为妾，鸳鸯不从说：“……横竖不嫁人就完了……”“横竖”在北京话里要说成“横是”，被广泛运用。
　　有些北京话与河北话也有亲缘关系。如“挑费”，意思是花费，北京与河北相同。然而“嚼谷”，却成了北京独有的“收入”的意思。有些北京话虽然寿命很短，但随着地名的出现，却保留下来。如北京人把“火柴”，说成“取灯儿”，因前门的取灯儿胡同，留作历史的一瞥。
　　老北京人说话都很讲礼节。朋友之间，都要以“您”相称；甚至对小辈人，也客气道“您”；提到长辈，即使不当面，也得说“怹”，没有直呼其名的。所以，不管是现代年轻人，还是外地人，学说北京话，不要光学皮毛，要学精神，要懂礼，否则会猴吃麻花——满拧。比如，说“走”，北京话是“颠儿”，或“颠儿丫子”。但您对老人或领导就不能这么说，那太不尊重了。您得知道，北京方言，大多出自市井俚语，并非正规和庄重，尤其“儿化音”和“子化音”，都有很强的随意性。北京话说起来溜口，听起来亲切，但还是要学学普通话，要知道，普通话可不是北京方言呐。（2）& & &文字是语言的记录。人类的历史是先有了语言，后才有的文字，文字是文明史的开始。　　在文化的发展上，往往是先从语言上创造了新的词汇，然后有人把它用文字记录下来，再通过文字向更广阔的空间和领域流传。　　在按照语音寻找字的时候，因为字的发音有限，有的音就没有相应的字，就只能找发音相近的字代替。例如在俄国的人名中常有“siki”，翻译成汉字以后就变成了“斯基(siji)”;或者是创造新的字，例如，为了表示尊重，要把“你(ni)”读成“nin”，把“他(ta)”读成“tan”，于是就在你和他下面都加个心字，变成“您”和“怹”。　　有个故事说乾隆下江南，一路上都在找刘庸的别扭，有天他在河滩拔了一根芦苇，听到“zer”的一声，就问刘庸这“zer”字怎么写，刘庸就说“万岁爷上个月在南书房不是还读过吗?您是在考我呢吧?好，我说，就是上面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水，水下面是土，左边一个提手，右边一个力字，对不对?”乾隆想，芦苇是草，长在水里，水下是河床的土，拿手用力一拔，可不就“zer”的一声吗?这刘庸有鬼才，他把回答变成反问了，如果我说不对，他必然要让我说出对的怎么写，把我刁难他的问题反过来刁难我了，于是乾隆只得说：“算你蒙对了!”　　现在，我们都用“吱(zhi)”代替了。　　从语音到文字，还有许多以讹传讹的错误，例如“盖浇饭”，经流沙河先生的考证，原来是“羹浇饭”的误传。　　笔者从现在媒体广泛流传的由北京话演变的文字里，也发现了五个错误，就是“腕”、“顽”、“撮”、“吝”、“得瑟”。　　1、腕　　现在经常把著名的演员称为“腕”，就是“蔓”的误传。　　在梨园界，把能挂牌的演员成为“角(juer)”。　　“傍”本来是依靠的意思，在今天已经演化为贬义，而在过去，它只是个中性的词。　　因为只有“角”才具有票房的号召力，所以每出戏都是以“角”为中心的，因此其他的演员和“文武场”(即乐队。乐器为文场，打击乐为武场)就都是依靠“角”而存在，这种现象，就称为“傍角”。梨园界同仁在相互询问时，往往会说“您现在傍谁呢?”对方也很自然地告诉他，“我过去傍马连良，现在改傍梅兰芳了”，他就会很羡慕地说“您混得不错，您傍对了。”　　过去和有一个词，就是“扬名立万”，“扬名”是在社会的名气大，“立万”则是在行业内有威望，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事业有成”，所以对成功的“名角”也称“万”，但是这里的“万”是经过儿化的。　　由于过去戏子是个卑贱的行业，演员大多出身在贫苦家庭，文化水平很低，如已故老艺术家赵丽蓉就不认识字。所以，就逐渐把“万”理解成“蔓”，因为瓜就是靠“蔓”爬到架上去的。　　现在的很多记者把“蔓”又错写成“腕”，就把原来的意思改变了。如果说著名的演员都是“大腕”，岂不是在说他们在翻手为云复手为雨地操纵舞台了吗?　　“蔓”虽有错，但仍是褒义，而“腕”就有些贬义了。　　2、顽　　王朔的小说《顽主》犯了一个想当然的错误，他以为北京话里的“玩主”就是“顽皮的人”了。其实不然，在北京话里，应当是“玩主”。　　首先，“主”在北京话里，当“人”讲。例如在市井平民中议论这个人或那个人的时候，往往就说“这主(儿)”、“那主(儿)”。　　“玩”本来是“玩耍”的意思，但是和主(儿)结合以后，这个“玩”就有了专家的意思。　　“玩主”是分项目的，有“玩车的主(儿)”，有“玩票的主(儿)”，还有“玩古董的主(儿)”等等……　　譬如，他是个“玩车的主(儿)”，那就是所有牌子、所有型号的自行车他都骑过，所有的自行车他都会修理，新出了什么自行车，他都最先知道，总而言之，自行车的所有知识他全掌握。　　譬如，他是个“玩票的主(儿)”，那他一定是个超级票友，现在的话就是“业余京剧演员”。他一定认识许多的专业京剧演员，对梨园界的掌故了解的很多，他看过很多的戏，知道许多戏剧故事，而且对许多名角的动态都很清楚，谁到什么地方演出去了，谁又排什么新戏了，他都能说出个一二来，只要提起京剧，他就会如数家珍地滔滔不绝。他不是某个名角的粉丝，而是整个京剧界的粉丝。　　被称为“玩主”的人，就是这一带这一专业的权威，“玩主”说是的，谁也不敢说否，“玩主”说否的，谁也不敢说是，所以“玩主”是个尊称。　　如果大家正在聊天，他路过，很多人都和他很客气地打招呼，你不认识，就会有人很崇拜地告诉你，他是玩什么的主(儿)。如果他正在口若悬河地在说着呢，你悄悄地问“他是谁?”，就会有人告诉你“这是玩主”。　　如果是说他是“玩车的主(儿)”，这个“主”就儿化，如果只说“玩主”两个字，这个“主”就走大音，不儿化。　　“玩主”表示的是对某一业余爱好钻研的程度，与品质无关，与是否顽皮无关。所以应该是“玩主”，而不是“顽主”。　　3、撮　　你们北京人，为什么把“吃饭”，说成“撮”?是形容吃得快，还是形容吃得多?　　我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不得不告诉他，这是王朔的又一个错误。他是按音找字，而我们才是创造这个词的人。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北京已经进入了改革开发的时代。那时真是好事天天有，饭局经常开。　　刚刚恢复了“物质奖励”，有人得了奖金;1977年和1980年长了两次工资，有人升了级;各项政策逐渐落实，有人补发了工资……总之在微薄而固定的工资以外，突然有了额外的收入，请客吃饭就是必然的了。　　高考恢复了，朋友考上大学了;知识青年回城市了，想求别人帮助找工作;国营单位进不去，想拉一帮哥们一块做买卖;做买卖赚了一笔，哥们庆祝庆祝;再加上结婚、办满月……您想这请客的事还能少得了吗?　　那时，最常见的票子是一块钱一张的，一桌子酒菜下来就是三五十块钱，付帐的时候就要点一阵子。掏钱有点心疼，再加上新票子发粘，总怕多给一张，所以每张都要搓几下，于是“点钱”就被说成是“搓票子”。发工资是进钱，买东西是出钱，都叫“搓票子”。　　工厂发工资了，就有人嚷“搓票子喽!”，告诉你点钱去。　　你穿了条新裤子，他不问你这裤子多少钱，他问你“搓了几张啊?”　　逐渐，“搓票子”就成了“点钱”的代名词。　　请客吃饭付帐，就必然要点钱，所以，吃饭也就被“搓票子”代替了。当有人通知他“今天某人请客”的时候，他就会问“到哪搓票子去?”　　人的本性是懒，即使是说话的时候，也是能省一个字就省一个字。后来，“搓票子”就被简化成一个“搓”字。　　以后谁再请客，就说“明天上全聚德搓烤鸭去”。　　一开始，“搓”和“吃饭”有个明显的分界，那就是只有到饭馆吃饭才叫“搓”，在其余的地方吃饭还是叫“吃饭”。　　后来又发展了，把凡是请客吃饭都叫“搓”。例如他请你，就会这样通知：“晚上下班到我家搓去。”　　再后来有少数人把所有的吃饭都叫“搓”，回家就问老婆“今天晚上搓什么?”，但是这样的说法流传的范围不广，而且时间也短。　　4、吝　　在文字和说话的关系上，还有一个“音变”的问题。　　一个字在使用的时候，往往会根据上下发音和要表达的意思，把这个字原来标准的音变动了。　　例如“得”字，它的标准发音是“de”，北京话说“不得了”、“多得多”、“吃得开”都是按照标准发音说“de”。但是，要把“得”进行强调的时候，就变成发“dei”的音了。　　有人找你借钱，你手里虽然有闲钱，但是开春以后装修房子要用，所以你要求他必须在开春前还钱，你就说“你可得过了春节就还我!”这里的“得”就发“de”的音。还有“我得走了”、“你可得冷静啊!”……都是发“dei”音。因为汉字没有发“dei”音的字，所以在文字方面还没有出现错误，但是常听到有些外地演员在京味电视剧里，把应该发“dei”音的“得”念成“de”了，虽然他没有错误，但是总是让人感到别扭。　　现在，经常在报纸和电视字幕上看到一个“吝”字，比如“满不吝”，就是对“论”的音变。　　“论”在普通话的标准发音是念“lun”，北京话也念“lun”，无论是“理论”还是“论坛”都字正腔圆地说“lun”。　　但是，京北郊区有些地方，说“论”的时候发的是“lvn”的音。　　过去，北京有早市，基本以批发为主，大多是郊区农民在关厢一带卖农产品，有的要上秤称，有的就成麻袋的卖，有的就在地上码堆，大蒜还可能成辫的卖。　　赶早市的大部分是城里的小商贩，到了早市要了解行情，就问这个是怎么卖的，是论斤呢，还是论袋、论堆?然后再进行比较衡量，以决定买谁的。　　正巧这个卖主是北郊的，他就会告诉你，这是lvn斤的，那是lvn堆的。　　人们都有好奇心，对新鲜话对往往要学一学，就象现在所谓的“港台腔”一样，明明都知道那是南方人说普通话不符合标准，大家也爱学着玩，就是因为它新鲜。　　一群小贩把这个“lvn”带回城里，立即就变成了时尚，于是大家就都不说“lun”而改说“lvn”了。　　这个“lvn”真的很拗口，说着说着就变成了“lin”。　　其实在北郊，对所有的“论”，无论是“理论”还是“论坛”都发“lvn”的音。但是，城里人只是从早市上学来的，所以城里人只在说“论什么”和“不论什么”的时候，才发“lin”的音。　　“论什么”，例如问两个男人“二位怎么论?”，就是问他俩是什么关系;或者是问老板“是论斤，还是论堆?”“不论什么”，例如说自己“我可是什么都不论哪!”或者说别人“这小子满不论哪!”这里的“论”都是说成是“lin”。　　外地人到了北京，听到北京人这么说，觉得和新鲜，就按发音用文字记录下来，就写成了“吝”，于是就成了“满不吝”。　　当人们在通过文字去理解词义的时候，就会从“吝”的原意出发，把“满不论”的“满不在乎”，理解成“满不吝”的“非常不小气”了。　　5、得瑟　　如果有人说“我会四国英语”，你一定会说他是在开玩笑。其实不然，当一种语言在四个国家进行不同的发展，再经过若干年以后，就可能发展成四种不同的语言。现在已经有了“美国英语”的说法，所以，将来很可能再出现“加拿大英语”和“澳大利亚英语”。　　中国各地都有各地的方言，但是中国的文字是统一的，所以无论方言如何的不同，文字却总是相同的。　　同是一个“吃”字，普通话念“chi”，湖南话则按照方言把它念成“Qia”。　　长沙铁道学院的一个系主任告诉我，他在农村搞“四清”的时候，听过农村小学老师教生字。　　黑板上写着“Ch——i吃”，老师念“Ch”，同学念“Ch”，老师念“i”，同学念“i”，老师念：“Chi——Qia，掐饭的掐”。　　崔永元告诉我，水均益也有这样一个类似的故事，是甘肃的老师教“麦”字。是“M——ai——Mia，麦子的Mia”。　　但是，我们在写文章的时候，还是应该使用我们共同的字，而不能按照发音而使用不同的字。尽管毛主席在说“吃”的时候是发“Qia”的音，你也不能写“毛主席叫我们和他一起掐”，只能写“一起吃”，要必然就会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自从赵本山的小品登上春晚以后，东北方言就大行其道了，只要你说话有点东北味，就显得那么幽默，那么滑稽，那么招人喜欢。　　于是，用东北方言表演的节目就多了起来，用东北方言写的文章就多了起来。为了记录东北话，就按照东北话的发音，再去按照以北京音为标准的普通话里，找个相应的字。于是“东北人”就变成了“东北银”，“抖擞”就变成了“得瑟”。　　“得瑟”相当于外语的音译，是取其音而不是取其义，所以无论如何望文生义，外地人也闹不明白这“得瑟”是什么意思。　　有个擅长意识流和脑筋急转弯的哥们，竟把“得瑟”和几千年前的“渑池会”联系到了一起，说的是赵王鼓瑟以后把瑟拿回了邯郸，因此，“得瑟”就应该是“反败为胜”或者是“得了宝贝”的意思，因为他“得了一个瑟”。没想到同一版的另一篇文章写的是“得涩”，有不服气的就抬起了杠：“这是不是说他得了一个涩柿子?”　　过去的富人，讲究的是吃鸡鸭鱼肉，穿绫罗绸缎。这绫罗绸缎穿在身上，既晶光闪亮，又柔软飘逸，微风一吹就抖动，所以，在冀中一带的农村，就把绫罗绸缎和人造棉这类轻软的衣服，称为“哆嗦”。　　穷人进城或赶集、办事、走亲、访友，往往要借件绫罗绸缎的长衫，以壮门面，因此，一个人有一件绸衫，往往会成为全村的公用。　　如果有人穿着绸衫在人前显富，故意走来走去，让长衫飘起来、抖起来，大家就会很讨厌地说：你在这穷抖擞什么!　　“抖擞”，就是自己夸耀自己、自己显摆自己的意思，用东北话说就是“你穷抖擞啥!”　　要是说粗话，那就是一句歇后语了，“驴鸡巴抽筋——你穷抖擞个啥!”　　抖擞，用文字表示，应该写成“抖擞”;用语言表现，才可以说成“de-se”。（3）侃侃北京话方言　“京腔儿”“京片子”。指的都是北京人说的地道的北京话。“京腔儿”不必说，“京片子”，意即北京人两片嘴皮子说话利索、灵活。而久居京都，深谙北京的人情世故、风俗习惯的油滑的北京人.则被称为“京油子”。　　虽然普通话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但是北京话并不等同于普通话，北京土语如果侃起来，即便是地道的北方人也未必都懂。狭义的北京话和广州话一样，也是汉语的地点方言之一。　　北京话语音上最大的特点就是丰富的轻声和儿化。尤其儿化.常常让南方人瞠目结舌.不知所云。有的北京人说“脑袋瓜儿”的“瓜儿”听起来和“当官儿”的“官儿”没有分别，“树叶儿”的“叶儿”和“玩意儿”的“意儿”无别，“小瓶儿”的“瓶儿”和“粉皮儿”的”皮儿”无别。这就使得北京话儿化韵的语音分歧显得十分复杂。伴随着一些土语词，北京话有一些音节是普通话中没有的.如“把碗卒瓦了’中的“卒瓦”读“苹果怎么卖?论斤还是论个儿”中的“论”常常变读为lun或“在外边儿特能胡赅搂”中的“赅”读gai。此外，语流音变也引起一些词语读音上的变化，如“言语”北京话读yuanyi“娘们儿”读niamenr,等等。　　再说北京土语词.这用北京人自个儿的话儿说，真是“多了去了”。像上面的“卒瓦’意思是“打破”，比喻人的身体、名声受损，如“你敢动他，瞧我不把你卒瓦这儿!”而“赅搂”的意思则为“搜刮”，也指“吃”。再如形容人老可以说“老眉咔嚓眼”“老天巴地”，都带点儿谐谑的色彩。这些词语都没有被普通话吸收。眼其他方言一样.北京土语中还有热语，如“大概其(大概)”“闹了归其(到了最后才有结论，犹'困了半天’)”;有外来语，如“塌塌儿(满语，小屋)”“胡同儿(蒙古语)”“乌程(回语，死)”“妞(满语)”等;有俏皮话儿，如”满嘴跑舌头”;有歇后语.如“剃头挑子——一头儿热”。　　语法上，北京话语序倒置的情况比较普遍，如“走了，您”“睡了，先”“别说了，快”，对此，研究还不够深人。此外，北京话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词尾.如“伍的”“得慌”等。（4）如果说有哪个城市拥有着一种精神品质，能对居住在那里的人们施加强大而无形的影响，这个城市莫过于北京。“京味儿”，则是在人与城之间特有的精神联系中发生的，是人所感受到的城的文化意味。北京人对其“嘣响溜脆”的京片子自有其说不出的优越感。“侃”-“神侃”-“神吹海哨”，似乎在北京人嘴里，总有说不完的故事和生活趣味。京味儿小说，则不仅塑造了活脱脱的北京人，也让人品味出地地道道的北京话。　　20世纪三四十年代，老舍小说北京方言的运用，使得文学创作的语言出现一种“陌生化”，带来一种新鲜的活力，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烧出白话的“原味儿”来，幽默、利落的说话神韵，又渗透着北京文化，这也是“京味儿”的重要表现。　　20世纪80年代初，当代京味儿小说勃兴，邓友梅的《那五》、刘心武的《钟鼓楼》、韩少华的《红点颜儿》、汪曾祺的《受戒》、陈建功的《找乐》等，都可看出作家们对“京味儿”语言的精心设计与选择。　　20世纪90年代以后，王朔等一批北京话“玩儿得更转”的作家似乎吸引了不少眼球。他们的小说，用新北京话写新北京生活，不同于以往京味儿作家追求的正统的叙述方式和写作姿态。因而北京话的“贫”和“油”也跃然纸上，让人品味到北京话的另一番滋味。　　京味儿小说的文学品质不论，语言的魅力却不可阻挡，用北京话拍摄的一些影视剧如《那五》、《我爱我家》、《编辑部的故事》、《没事儿偷着乐》、《甲方乙方》等，之所以给人留下了那么深刻的印象，“京片子”功不可没。（5）& & &近日，北京语委办称，由于北京话日渐式微，北京市正探索开设方言校本课程，和开展方言特色的校园文化活动，以带动青少年保护和传承老北京话。消息一出，许多人都表示很费解，对于来自各大方言区的人来说，本地方言早已遭遇了因普通话普及而日渐式微的窘境，以至于许多地方的学者专家早已站出来呼吁保护本地方言。而对比之下北京话和普通话之间的区别几乎微不足道，在此大背景之下，不难理解许多网友的疑问：北京方言真的到了需要被保护的地步？北京要开课拯救老北京话，其它方言区坐不住了一开始，我们也是这样认为的，于是就去研究了一下中国的方言保护现状。首先我们来探讨一下，在本地语言和普通话差别较大的地区，方言的生存状况是什么样的。&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普通话为我国的通用语言，汉语方言则通常分为七大方言：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闽方言。北京要开课拯救老北京话，其它方言区坐不住了七大方言中，使用人数最多是北方方言，北方方言分为多种官话方言，使用人口占汉族总人口的70%以上。官话方言和普通话一样，都是是以北京话为基础定义的（晋语等除外），所以和普通话也较为接近。北京要开课拯救老北京话，其它方言区坐不住了那么和普通话差别比较大的方言，就是剩下的六大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闽方言。而在保护方言方面最为突出的，是吴语区和粤语区。北京要开课拯救老北京话，其它方言区坐不住了通常因为使用人口众多，并且缺乏统一标准，各方言区内经常分布着若干次方言和许多种土语，吴语区便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吴语使用人口约一亿。不同地区使用吴语的现状有时会呈现截然相反的情况。根据一个吴语传承保护组织的某成员自述言，在江浙一些地区，普通话的普及程度比较高，本地人经常看到的一种情形是，头发花白的老人操着一口带有浓重江浙口音的普通话和孙子孙女说话。而年轻一辈都在用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进行交流，对于当地化通常是会听不会说。更小的“00后”更是把讲地方话看作是一种不文明、不礼貌的行为。然而同样属于吴语区，潮汕人如果不和本地人说家乡话就是“不给面子”。上海地区也以说本地话为傲，不仅成年人的上海话使用率很高，自上而下的方言传承也相当常见。从2014年开始，上海市还由市教委和市语委办牵头，在幼儿园开展“上海话”课程试点。& & &北京要开课拯救老北京话，其它方言区坐不住了总体来说，在吴语区，通常欠发达地区普通话的使用率、普及程度越来越高，而吴语区之所以在保护本地方言方面比较突出，和上海等地重要的经济战略位置和地方政策的重视有关。相比吴语区，粤语区则具有更为浓厚的母语氛围。去过香港的人都知道，香港国际机场亦称赤腊角机场，英文为Chek Lap Kok Airport。赤腊角三字均为入声字。粤语保留了入声，有9个声调，音调组合更是达到10620个之多，入门发音难度之大可想而知。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国民初年，曾出现过尝试以粤语为基础推出“南北兼顾”的“老国音”。但由于难以解决发音方面的障碍，后来因为推行不利而普及失败了。然而，学习粤语的难度并没有给粤语的传承和传播带来阻碍。北京要开课拯救老北京话，其它方言区坐不住了粤语区本地人对于粤语代表的文化和历史价值认同感非常强，不管官方对粤语的定义为何，在本地人心目中，粤语即母语。& & &2014年香港教育局网站因为刊登了一篇专栏文章，当中提到广东话属“一种不是法定语言的中国方言”，曾引发网络上的热烈争议。最后局方不得不在网站上发文澄清，指中文和英文是香港的法定语文，广东话则是大部分本地人口的母语和中文口语，并就有关“广东话”的注释出现含糊、不精准的地方所引起的误会表示歉意。粤语区人民对于粤语的保护是自发的。羊城网就曾做过一个视频，叫做《舌尖上的粤语》，介绍粤语的前世今生，宣传粤语的魅力。（Wi-Fi状态下请点击视频，土豪君请随意……）除了本地人具有极强的保护意识，粤语歌曲、影视作品还使得粤语具有了广泛的影响力。试想一下香港清宫戏如果不用粤语或者普通话发音，换成上海话，是不是分分钟出戏的感觉？——北京要开课拯救老北京话，其它方言区坐不住了总体来说，粤语区凝聚力较强，客观上是因为粤语区以广东省为核心，各个方言片区的音系格局，字词用法都比较相似且标准较明确。尤其是，粤文还给粤语的使用提供了文字方面的基础。粤语文化作品的影响力和移民的主动融入，也给粤语的传承提供了外部条件。至于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闽方言，这4种方言的使用人口均占汉族总人数的5％以下，传承方式主要靠老一辈口口相传和传统文化的影响，在年轻一辈人中的使用情况都有收到普通话冲击的趋势。而有政策支持，政府引导的地区方言使用氛围要好一些，本地保护意识相对来说也更高。比如福建、山东、湖南、湖北、江西等省份的部分地区。说到这里，我们可以推测出一个事实：全国方言在普通话的普及工作当中，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流失。而方言的流失情况，是受到方言本身特点、地区发达程度、本地政府和民间的保护意识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导致的。那么回到这次事件的核心：和普通话最为接近的北京话是不是真的日渐式微？首先要明确的是，北京话并不是普通话，两者在词汇、发音、语法等等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周一民介绍，北京话语法中没有“进行”“加以”等形式动词，不用“被”，“差点别vp式”语法也很独特——北京话“差点儿没摔一跟头”和“差点儿摔一跟头”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而北京话和普通话在读音上的区别其实时时刻刻都在体现。比如，普通话的音位描写抹去了北京话中声母“圆唇”和“展唇”的两套区别。“外”字在普通话中只有圆唇的发音“wai”（第四声），而北京话则念做展唇（音似“vai”）。再比如“二”字，在普通话中发“er”的卷舌，在北京话中则发“ar”的卷舌。其次，和北京话一起流失的，还有它背后的历史。周一民教授认为，北京话发音的特点看起来很细微，实际上和儿化音一样，体现着“京味儿”，发音背后时常代表着历史的传承感。比如北京的地名“大栅栏”，是因为明永乐年间为街口早晚竖立栅栏而来，北京人念作“dàshilan”是保留古音。北京要开课拯救老北京话，其它方言区坐不住了& & & & 北京话背后的历史传承在词汇方面的体现就更为明显。周教授说，电影《老炮儿》之所以大热，和其中“茬架”、“套瓷”等一些北京土话的魅力是分不开的，真实的用语能够真实地再现一代人的时代印记。有些北京土话有的还运用到了现代语言词汇当中，现在人们常说的“你丫”，是来自于北京话“丫头养的”。有人认为用“丫”来形容小女孩儿的说法，最早来自于希伯来语。周教授觉得这种说法不失为有根据，因为民国时期基督教、天主教到北京传教时所用的正是希伯来语。也有人认为古代女孩子十三四岁在头上梳的两个髻，形似“丫”字，才是“丫头”一次的由来。不管是哪种说法，都能够看出北京话的丰富内涵。北京要开课拯救老北京话，其它方言区坐不住了然而现实当中的情况是，随着老北京人越来越少，年轻一代北京人不爱说“您”，不会念“大栅栏”，误用“局气”、“青皮”、“小崽”等北京土话的现象已经越来越明显。不识“京片子”，北京人就缺失了本地人的归属感，更有很可能错过通过方言了解北京历史的一些机会。周教授认为北京话的的确确已经日渐式微，可是，为什么我们经常会有一种错觉，相对于粤语和吴语，好像和普通话更为近似的方言，会比较不容易流失呢？周教授解释，粤语历史悠久，曾一度成为唐宋时期的通用语，而北京话经过元明清不同民族语言融合才形成地方标准，更是在1920年“新国标”出现时，才成为通用语标准的，形成历史比较短。时间上的流失会转化成为空间上的距离，因此人们才会产生粤语流失比北京话流失更为严重的错觉。如此看来，方言的流失在全国来说都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而北京话、北方官话，正是因为和普通话比较近似，方言特色已经在日常使用中先断档。“学习普通话和学习北京话两者并不相悖”周教授表示，想要学好普通话，其实更应该去学习北京话：如果不学北京话，你就不知道普通话是怎么来的。”而各地不同的方言，也需要传承，否则“乡音”没有了，将来该用什么来寄托乡愁？可是，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有关推广普通话的宣传，有意或者无意地抬高了普通话的地位，贬低了说方言的行为。北京要开课拯救老北京话，其它方言区坐不住了北京要开课拯救老北京话，其它方言区坐不住了北京要开课拯救老北京话，其它方言区坐不住了“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这没有问题；“进入校园，请讲普通话”，这是学习需要；“说好普通话，朋友遍天下”，也是大实话。可是为什么说普通话的才是文明人呢？为什么不说普通话，民族文化素质就需要提高了呢？难道只有普通话才代表中国历史文明？还有，为什么有些“家长”总在偏执地认为，给予方言空间就一定是有损于普通话推广的呢？北京要开课拯救老北京话，其它方言区坐不住了语言，本身就是为了沟通而生的。在本地，方言促进了我们和家乡和亲人的感情以及羁绊；走出去，普通话使得我们和不同地区的人沟通无碍。请“家长”不用为我们担心，同时说好普通话和方言，我们有这个能力。世界上没有哪一种语言比其他语言优越，粤语、上海话没有其他方言更优越，普通话没有比方言更优越。如果我们都像上海市、北京语委办和粤语区人民一样，以自己本土的方言为傲去保护和学习，若干年后，世界上很可能就会减少一种语言的消失。或许你可以回家问问你的长辈，有哪些有意思的方言是你不知道的，或许它们已经在你没有觉察的时候，悄无声息地被遗忘了。（6）昨日上午，教育部、国家语委在京发布了《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16）》，同时发布了我国第一部地方和城市版的《北京市语言生活状况报告（一）》（下称《报告》）。据了解，北京版报告将于9月正式出版发行，北京还将探索通过校本课程，保护和传承老北京话。报告包括北京核心城区地名文化资源、北京市语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北京话历史文献资源以及若干方面的语言实态调查报告等七项内容。在专题篇中，将专门报告北京市中小学生对北京话认知和使用的情况，北京市小学生家庭语言规划状况等。北京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贺宏志介绍，报告中还将公布208项北京市语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包括传说类、文字类、曲艺类等多种类型，“老北京商业叫卖、老北京话古诗文吟诵、京西'蹦蹦戏’等都在其中。”记者搜索发现，老北京叫卖在明代已有记载，到晚清和民国发展至鼎盛时期，五行八作积累了众多的叫卖调。例如卖包子的叫卖词有“咧 包儿咧 咧 包儿得了热地咧，一个劲咧，这包儿热的咧，发面的包儿要热咧”；卖西瓜的会叫卖着“这斗大的西瓜，船大的块来，远瞧瓤儿啦近瞧块来，沙着你的口儿甜来，这两个大来”。专家介绍，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对个体商贩的吸收和改造，老北京叫卖很快趋于绝迹。目前，北京市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尚未面世，贺宏志透露：“6月前将做最后的审定。”■ 追访北京话“日渐式微” 将开通语言博物馆电影《老炮儿》上映时，曾掀起了一阵老北京话“科普风”。电影里的一些台词，有些北京人说，如果不提，很难想起还有这个词儿。昨天，新京报记者从网上随机查询了十多个老北京话，分别问了一名90后北京人和一名60后北京人。“60后”对这十多个老北京话都很熟悉，能说出具体意思，以及不同场合使用的情况。然而记者询问“90后”时，其对1/3的词汇不太熟悉，比如“玩蝎了虎子、翻扯”等，她还称自己和朋友都没说过这些词儿。北京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贺宏志也表示，中学生中间“北京话”变得日渐式微，这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从北京人口构成方面看，真正的老北京人比例下降，“新北京人”越来越多；同时，普通话本就以北京语音为基础音，北京话受到普通话的冲击力比较大。近年来，北京加大了保护传统语言文化、传承老北京话的力度。据贺宏志介绍，北京将探索通过地方校本课程，以及有组织地举行北京话语言艺术形式的校园活动等，这些计划将列入“北京市语言文字事业十三五规划”当中。根据公开资料，校本课程，是由学校自己确定的课程，开发主体是教师，与国家课程、地方课程相对应。贺宏志还透露，年底将在“北京语言文字网”开通全国首个北京语言文化数字博物馆。届时，老北京商业叫卖资源、皇家园林楹联牌匾资源等有声的、文字的都将被做成3D效果，向市民展示。（7） &
上世纪九十年代还能听到正宗的老北京话，可现在都几乎听不到了，现在北京会说北京话的都是六七十岁以上的老北京人，四五十岁的虽不会说但也能听得明白意思，至于现在的八零后的北京人一百个人里也找不出几个懂北京方言的。
现在年轻人满口讲的除了普通话就是网络流行词汇，根本接触不到北京话。当然推行普通话是对的，不过我们作为北京人能把自己的文化流传下去不是更好吗？
虽然全国人民都在讲普通话，这只是为了方便各地民众交流，但各地方的方言都保存的很好：有了赵本山，东北话被广为流传；有了相声演员，天津话被人们熟悉；因为精彩的《上海滩》《万水千山总是情》等电视剧开播，人们都去争相学粤语；随着《爱拼才会赢》的传唱，让大家知道了闽南语...可只有北京方言被冷落了，快要走向失传的地步。
对于新北京市民来说，他们对老北京的语言文化、风土人情并不重视；可对于深爱着这种文化、在这种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老北京人的意义就非比寻常了！
前段时间听过一个事情【一个年轻人站在靠车门位置，老人要下车，与年轻人换位置，他说了一句“劳驾，借个光，我要下车。”小伙子听了以为在骂他，便于老人争吵起来。】“劳驾”一词是“劳您大驾”的简称，是一句客气话，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麻烦您一下”；至于“借光”一词用现在话就是“让开一下”。所以那老人非常尊重人，可惜他的意思年轻人不同。这是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有人说上面故事说明了不同年纪人沟通起来有代沟，其实作为生在北京的年轻人把学习像“囧”“给力”等新潮词汇的经历放到学习北京方言上，别让咱们的老北京话失传，这是每个北京人应背负的责任。
新北京精神讲“爱国、创新、包容、厚德”，这个“包容”二字也包含了包容北京的风土人情和语言文化。
我在以前几篇博客中提过北京方言的内容，以后会将此作为重点，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老北京话！（8）老北京话，听起来特别顺溜，因为我是北京出生，北京长大的，不过听老北京话的机会已经不多了。　　在职的时候，一个科室的人不少，但都是来自山南海北，没有一个真正的北京人。其中虽有一位中学同学，说的基本是老北京话，但因他原籍天津，话里总带一点杂音，也不够味儿。退休后，常在楼前长椅上坐着与人闲聊，特别是夏天傍晚，除老同事外，又结识了一些新朋友，但几乎也没有一位老北京人。然而最近偶然的机会，难得又听到了亲切的老北京话。　　一次是在大学同学聚会上。五十多年前上大学时，我们班里有一位北京同学，他本人北京生、北京长，而且祖上几辈儿都是北京人。平常和同学交谈，他总是一口北京话，很多词儿还儿化，南方同学不习惯，有点“笑话”他。毕业后我们就分开，直到近几年才见了面。这次同学聚会，我打电话告诉他，他毫不犹疑地回答说：“没错儿，准去。”聚会地点选在一家老北京馆子“都一处”，门匾是郭沫若题写的。吃饭时我和他挨着坐，烤鸭上来了，第一卷儿吃过后，我问他怎么样，他说：“地道”；又过一会，烧卖上来了，品尝后，我问他味道不错吧，他说：“敢情。”他说话还像大学时一样，简单干脆，但又带着老北京味儿，让我好像回到五十多年前的大学时期。　　另一次更巧，是在公交车上。我上车后，年轻人就给我让了一个座儿。我刚坐了一站，就看到一位老人吃力地上了车，手里拄着拐杖，艰难地刚站稳，车一开动，他就又站不稳了。我看周围坐着的都是老年人，就站起身给他让座，他客气地说：“您岁数也不小了，还是您坐吧。”我赶忙说：“还是您岁数大，您快坐下！”老人看到我的诚意，才安心地坐了下来。　　听到他说“岁数”而不是“年纪”，还有他说话的腔调，我断定他是老北京人。公交车继续前行，过了一会，我与老人攀谈起来。我问：“您这是上哪儿了？”老人也爱说话，答道：“上陶然亭公园遛弯去了。”我又问：“一个人去的，没人陪着您？”老人答道：“别提了，老伴儿还不如我。”我问：“您今年多大岁数了？”老人答：“还小呢，八十七了。”我忙说：“看不出来，您可真硬朗。”老人说：“身子骨儿不济了，要是从前，每天去公园遛弯，可现在一个礼拜只去两回了。”我问：“您家住在哪儿？”老人答：“在劲松街一家饭店借壁儿，中街下车就到了。”北京人尊称老人为“老爷子”，我和老爷子的对话，使我彷佛回到了六十年前的北京。　　随着年龄的增加，我真正体验到“乡音未改鬓毛衰”的深意。我周围不少人，在北京生活、工作了几十年，乡音还是改不掉。我平常说的，实际上是北京官话，已经很少老北京乡音了。但是一旦听到老北京话，亲切感不觉悠然而升，这恐怕就是常说的乡情吧。(延静 文章摘自《大公报》)（9）老北京话和老北京文化--刘一之
3月11日下午四点，日本岐阜圣德学园大学刘一之教授讲演在北大中国语言学中心会议室开始。以下是讲演详录（另有一些是讲演后的私下交流，用增补加注的形式给出）：　　王洪君（中心主任）：非常高兴邀请到刘一之教授来我中心讲演。刘一之教授现在在日本的大学任职。她是道地的老北京人，老北京话非常地道，也非常了解老北京文化。她曾经是《汉语方音字汇》北京话部分的核对人，经王福堂老师鉴定，她的北京话相当于现在90多岁的老北京。刘一之教授是“三北”出身，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士、硕士、博士。她的博士论文研究汉语动态助词“着”，利用的是纯粹老北京话的语料，与普通话有较大的差异。这篇论文在汉语学界有非常大的影响，不少人由此认识到北京话与普通话语法是有不少差异的。　　（王洪君增补：80年代初，我们中文系由林焘先生主持进行了北京话口语的调查，取得了北京城区和郊区多个点十分珍贵的口语语料。每个点每次调查都由参加调查的学生将所录材料中老北京人独白叙事部分大约10多分钟的录音整理转写成了手写文本。这些手写文本后来又由张伯江、方梅输入为电子文本。要知道，当时计算机用的还是dos系统，输入这些语料可真不容易。这些电子文本成为我中心语料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第一次为全国汉语学界研究、特别是博士生的现代汉语口语语法研究提供了可以使用的较大规模的语料。我、郭锐、李小凡、方梅、刘一之和张伯江、项梦冰等等，80年代初在北大中文系汉语专业念书的，很多都参加过林先生主持的这一调查。）　　　　现在，我国综合国力提高了，传统文化、地域文化的研究成为国家新时期的重要任务。我中心在制定十二五规划时认真研究了国家新的战略需求，决定把“老北京话的抢救性整理保护及其探源”、“中华地域文化的形成”等作为我中心十二五期间的重大攻关项目。　　刘一之教授多年来倾心研究老北京话和老北京文化，近年来对清末民初老北京口语的代表作《小额》进行了详细的词语注释，对于前人《红楼梦》考据所用的证据进行了认真的、直接的考察。这些考察都结合了北京的语言与北京的文化和社会，直接利用了许多第一手的资料。我看了这些成果感到十分获益。比如，她对《小额》做了1000余条注释，其中许多是前人从未解释过的，从这些注释中我们可以了解不少清代末年独特的社会场景。　　为此，我中心决定在世界图书出版社出版《京人京语京文化丛书》系列，刘一之注释的《小额》（包括影印的原版、刘一之的点校和注释版、刘云的作者考证）将作为系列丛书的第一批出版物。　　（王洪君增补：另外，《京人京语京文化丛书》的第一批出版物还有一本，是我们自己挖掘出的用纯粹老北京话写作的小说《面对着生活微笑》（作者：言也）。大家知道，老舍的小说虽然基本是北京话，但也夹杂有较多的西化句式，用做北京话研究的语料并不是太合适。王朔的语言则是新北京的“大院语言”。可以说，《面对着生活微笑》是第一部可以作为现代老北京口语语料使用的小说。另外，这部小说还从一位小姑娘的视角出发，全面地描写了年代的北京生活，北京普通百姓的衣食住行和喜怒哀乐，涉及到胡同、机关、小学、中学、商业等多个生活侧面，可作为那一时期北京生活的百科全书。这两部书按计划将于今年下半年问世。我相信这两部书的问世能够很好地推进对老北京话的研究，也会推进对京人京文化的研究。）　　这次很高兴能够请到刘一之教授给我们讲一讲她的《小额》释义和《红楼梦》新释的工作方法。北大语言专业的学生，在理论阐述和数据库使用等方面比较在行，但在文献的取得和考证方面的能力比较薄弱。刘一之教授在日本多年，从日本学界重视和擅长文献考据的学术传统中多有获益。加上她的同事、曾在我们中文系进修多年的矢野贺子教授的倾力相助，刘一之在文献和词语考证的工作方法方面也积累了许多经验。相信今天刘教授的讲演会向我们的学生展开一个非常值得学习的新方面。　　刘一之：非常高兴回到母校交流。我先讲跟语言研究相关的、有关清末小说《小额》的词语考证的问题。（晓晓增补：《小额》是清末光绪年间北京旗人松友梅的白话小说，在我国久已湮没，日本波多野太郎先生有一本光绪34年的刊本。松友梅，现在国内学界一般认为就是《进化报》的主编蔡友梅是汉军旗人，我个人希望能够看到更为有力的第一手的证据。不过，不管作者是谁，《小额》是非常地道的老北京口语，是难得的老北京话研究语料是不容质疑的。清末民初有一批用纯粹北京口语写作的作家群，他们用的北京话非常纯粹，不像五四之后的白话小说往往夹杂西化或南方方言的特点。《小额》是这一批作品的代表作，正在引起语言学、中国文学、历史学等多领域的重视。）　　《小额》，现在的读者读懂故事的大致线索不难，但只是能够大致了解故事的线索，对于其中的许多具体细节，具体的文化社会场景，都是不甚了了。因为《小额》中有许多老北京话土语词汇以及满族词汇，其中一部分还在今天的北京话中使用，另有不少已经湮没。我是怎么注释这些词语的呢？　　有一些词语，我的确有先天的优势。由于我的祖先是满洲旗人，我姥姥的姥爷他们还吃清朝俸禄，而我小时候我太姥姥还在世，我经常跟我太姥姥、姥姥聊天，知道了许多跟我同龄的北京人所不知道的事。比如，我的这几个注释：　　大大：大妈。（刘：满人管“奶奶”叫“太太”，管“妈妈”叫“奶奶”。提问：“大妈”叫“大大”限于亲属称谓，还是可以泛称？刘答：可以泛称，比如隔壁大妈也可以叫“大大”。）　　拔匍子：腆起胸脯，贬义，显横。　　乌秃wūtu：开水不热了。此处的意思是“就这么不凉不热地耗着“。　　力把儿杓子lìbersháozi：外行，对某方面一窍不通。　　扁方儿：大约七、八分宽，七、八寸长，像尺子似的头饰。旗人妇女梳两把头时，把头发绕在扁方儿上。（刘：我太姥姥的一根铜扁方儿，很沉，我小时候写大字当镇纸用。听说还有金的、翡翠的，那就更沉了。再加上插的头饰什么的，不能低头，脖子也不能随便转动。所以满族女人上妆后，给人行大礼，用右手碰碰头发就等于给人磕头了。）　　拆头：卸下头饰，打开头发。　　两把儿头：把头发分成两把，左边一把，右边一把，绕在扁方儿上。　　拉翅儿：旗人妇女头上的饰物，里面有架子，外面糊上青缎子、青纱等，再插上首饰，像帽子一样戴在头上。（这比以前要用扁方儿，头发少的还要用假发固定在扁方儿上省事多了，分量也轻多了。以前梳头要好几个钟头，有了拉翅儿就不用那么多时间了。现在清宫戏中经常可以看见拉翅儿，但据《小额》中说，拉翅儿是在清末才开始流行的。）　　　但是，我从小跟家里满族老人聊天知道的这些词汇，其实数量并不太多。《小额》我注释的1000多条词语中，更多的是我也没有听说过的。那怎么办呢？我用的其实是最笨的办法，首先当然是查阅各种有关的工具书，特别是《中日大词典》和台湾出的《中文大辞典》，这两部辞典收录的清末俗语比较多。例如：　　拍网子：胡吹自己有钱、有门路，以此骗钱。（意思出自《中文大辞典》，我在文字上做了一些修改。）　　上岗儿：上座儿。（《中日大词典》）（提问：似乎应该只注“岗儿：座儿”？刘答：“上座儿”是一个名词，比如“客人来了坐上座儿。”
放在小说原文中就可以看出它是一个名词。）　　但《小额》中我不知道的数百词语中，这两部辞典出了词条的也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参考收录了的哪些清末俗语词条的出处，这些出处往往是记录了较多清末各种社会现象的书，比如《福惠全书》，以及各种描写当时北京生活的书籍，像《北平风俗类征》等。阅读这些文献，会发现其中又提到另一些有关的文献。这样越滚越多，就可以大量阅读到有关清代末年社会文化其他资料。　　还有就是在同时期的京话小说中找例句，这也是我用的主要方法。我现在已经看了几十部。《小额》中我不知道的数百词语在这些同期作品中许多都有出现，这样，综合各种资料的上下文，就更加准确地解释《小额》中的这些词汇的意思，不仅可以得到前人没有解释过的词语的正确词义，还可以纠正前人某些不太准确的释义。　　　　比如，“贴靴”一词，《小额》作者在文中释为“捧场”，但好几本书的记载都说明“贴靴”其实就是现在的“托儿”。再比如“老斋”一词，太田辰夫先生的释义说是“老吃素斋的人”，其实是指“对世事一窍不通”，是那种“买调料去了染料铺”的人。还有：　　龛儿：关系。有关系叫“有龛儿”，有关系但不给办事，叫“白龛儿”。　　腰柜：“腰包”的诙谐说法。　　夸兰达：满语，蔡友梅在《新鲜滋味》中解释“旗人管本旗参领叫'夸兰达’”，但从《春阿氏》等其它小说看，也泛称和参领品级相当的官员，如同汉人叫“大人”。（提问：参领是什么级别的官儿？刘答：三品。）（增补：学生讲演后交流：以前我看清末小说，称某个人'福夸兰达’，我还以为是个人名或官名，但总跟上下文不太贴合，现在知道了，是'福大人’的意思呀！）　　消遣：子弟演出因为不要报酬，所以不说演戏，说“消遣”。他们也可以在演出中间拿观众开心，而专业演员不行。（提问：“子弟”是什么意思？刘答：“就是票友，不是以演戏为职业的。主要是八旗子弟。过去'戏子’的地位很低，去唱堂会都只能走偏门、小门，而子弟则是走正门的，是与主人同桌吃饭的嘉宾。”　　焰口：请和尚念经、唱佛经故事，同时把掰碎了的饽饽往下扔，俗语叫“和尚戏”。来参加佛事的人也可以另外出钱点曲，让和尚唱。后来发展成为一种演出节目，甚至妓院里妓女也可以唱。风流焰口：掺入黄色成分的曲子。　　下场大墙：下场门那边的靠墙座位。下场，下场门，对观众来说，在舞台右侧。大墙，戏院的墙。那时的戏院中间竖着摆放长条桌、凳，看戏的人得侧着身子看。靠墙则只是长宽板凳，没有桌子。（刘：票价也比较便宜。）　　大鼓锣架：办丧事的人家门前需要放一个大鼓锣架，有人来吊丧，吹鼓手就打锣打鼓，通知本家做好接待准备。（刘：这一释义也是在记录北京风俗的文献中找到的。《小额》中用“大鼓锣架”来称呼一个庸医。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把庸医称为“大鼓锣架”呢？看到这个风俗记录才明白了，就是说这个医生净把人治死。）　　除了字典、各种风俗记录和同时期小说，《小额》所提到的剧目，能找到剧本或音像资料的我也都找来看。因为只有知道了这些剧目的内容才能更好地理解前后文所描写的人物的心理和行为。比如：　　五圣朝天：五个神仙：龙王、土地、门神、兔儿爷、灶王爷，向玉皇大帝诉苦，说下界人不尊重他们，请求调任。　　别母乱箭：《铁冠图》中的两折。《别母》：明末，李自成起兵，要推翻明王朝。岱州总兵周遇吉在与李自成军队决战前，向母亲诀别。为了避免周遇吉挂念亲人，周遇吉的妻子自刎身亡，周遇吉的儿子撞阶而死，周遇吉的母亲命令家将把自己的家烧了，自焚于家中。《乱箭》：周遇吉在宁武关浴血奋战，最后战死。（我在首图找到了音像资料，看了一遍了解了剧情。）　　山东马三吃白德：《永庆升平》第6回中的故事：瓦匠白德欺负外乡人，“山东马”马成龙为了惩治他，强让白德在饭馆请他吃饭。　　现在，还有个别词语的释义，虽然我自己觉得根据已有资料可以做出一定的推论，但由于没有确切的资料证明，我就在释义中加上“大概”两字，表示是我自己的推断。以后的研究者可能会挖掘出新的证据，给出更加确切的解释。我觉得这样的态度才是实事求是的。比如下面的这条：　　别调咤曲：咤曲：现在写做“岔曲”，最初是由八旗军队中的士兵开始唱，后来普及到民间。随缘乐曾对岔曲的曲调做过改革，“别调咤曲”，大概就是指改革后的岔曲。（刘：咤曲的解释是有文献可以证实的，“别调咤曲”则是我根据随缘乐曾改革岔曲的史实和该词语的内部结构推论的。）　　王洪君：从上面的介绍我们已经可以看出，刘一之俗语考证的方法的确很严格、很科学。（刘：我觉得做学问不应该满足于收集、编辑前人已经考证出来的词，还应该从第一手的材料出发做出自己新的考释。）刘一之的治学，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小额》注释中，给我印象很深的还有“代书”那个词，你是看了北大图书馆的一部什么线装书，十好几册的，才找到的来着？　　刘一之：对对对，我忘了说了。这书叫《福惠全书》，相当于清末的县官教材，详细记录了一个县衙门的设置和运作规矩。比如，县衙门要设多少官员，更绝的是还有县官应该如何给上级或其他人送礼，给什么级别的送什么礼，礼单应该怎么写。审案子应该怎么审，怎么动刑，甚至还有怎么动刑才能让犯人十分痛苦，但死不了等等。“代书”是写状子的，但不是什么人都有写状子的资格。《福惠全书》中解释，县官考“代书”，笔试合格者还要面试，面试合格者要发一个图章，上面是县官的花押，下面是代书的名字。县衙门只接“代书”写的状子。　　　　王洪君：好。时间有限，下面请刘一之再介绍一下她关于《红楼梦》的研究吧。她很小就喜欢《红楼梦》，几乎可以“正背如流”。当年王力先生《汉语史稿》要再版，里面引用《红楼梦》的例句注的是多少回，郭锡良老师组织学生改为页码，有十几个例句，原书没有注上回数。我们宿舍的汉语史研究生就拉上刘一之，她拿上《汉语史稿》念例句，刘一之在自己床上躺着听。每听完一句就说在第几回，前半还是后半部，是谁跟谁说的话；然后念的人马上去翻《红楼梦》，都找到了。　　刘一之：我对《红楼梦》的学术考释，出于一个偶然的想法。早有学者说过，《红楼梦》中的人名多有寓意，贾家“四春”（元春、迎春、探春、惜春）就是“原应叹息”之义。我就想，那么贾家“四玉”是不是也有寓意？金陵十二钗的名字是否也有寓意？找到其中的寓意后我自己也吓一跳！再看十二钗的那十二首诗，其中许多首让很多学者很疑惑，跟书中人的命运好像对不上，就有许多人认为曹雪芹的前80回没有写完，后40回高鹗的续书改变了书中人物的命运。我经过详细的分析考证后发现，《红楼梦》前80回的主要部分是曹雪芹的父亲曹頫写的，写的都是曹頫亲历的事。不是亲历很难写得那么生动。有关十二钗的诗也是暗写曹頫的一生。曹雪芹只是整理了书稿并有所增补，有关薛宝琴诗谜的那一段的确是曹雪芹写的。作者是专门不把《红楼梦》写完的，这样读者就会不断地去琢磨金陵十二钗的那十二首诗。他是希望后世最终会有人从诗中读出隐藏其中的秘密！　　王洪君：刘一之教授这几年已经陆续对秦可卿之死、十二钗的诗、宝琴诗谜、曹雪芹家谱的真伪做出了自己新的解释，还专门针对81回做了详细的剖析，从语言、人物性格、对旗人风俗的了解程度等多个方面证明后40回与前80回不是同一作者。这五篇论文已经发表在《日本岐阜圣德学园大学纪要》上。可是国内对她的研究还不太了解，希望一之能够加强与国内的联系。另外，刘一之对于《红楼梦》其他的许多问题也做了详细的考证，有关成果已经基本成书，目前正在申请有关基金，希望能够尽快在国内发表。今天，刘一之教授主要想给大家讲一讲关于考据资料一定要看第一手的资料，要了解清楚清代的各种法律和旗人的规矩等问题。　　刘一之：对。让我们先来看看一个广为引用的有关曹雪芹祖上的皇帝诰命，这个诰命就收藏在北大图书馆。我认为这个诰命是假造出来的。请看照片：1.所有的“曹宜”两字都经过涂改，有明显的水痕，有一处“宜”的右下脚还有未消除干净的捺的痕迹。2.有许多错字，比如所有的“氏”都写成了“氐”，“歐陽”写成了“歐楊”。要知道，大清律规定，诰命抄错一字就要打100棍，错这么多的字还不得被打死！3.有一些地方不合诰命的体例，比如“含芳名门”一词应该只出现一次，这个诰命却出现了两次，其中“爾”后的那个是不能出现的，出现文字就说不通了。再比如，皇帝对在世旗人的加官进爵活人用“封”，死人用“赠”，可这个诰命却对已逝的人用了“追封”。4.这个诰命中三次提到官职，一次为“护军参领”，另两次为“护军参领兼佐领”，前一处明显遗漏了“兼佐领”三字。5.诰命的印章是专用的，别的诰命上汉满两种文字用的都是像这个印章上的汉文那样的方形字体，而这个印章的满文却用的是类似满文手写的那种字体。另外印章的外沿也很不规整。6.毛笔字的水平太差。　　我们图书馆的整理者应该是已经看出这个诰命有问题。所以，在做目录的时候，这一卷诰命后面注明“抄本”。　　但我觉得还不能简单说是“抄本”，多半是造假，也就是根本没有原件的造假。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诰命虽然内容和笔迹都明显不是原件，但是所用的这种五色连接并有彩云图案的锦却是皇帝诰命的专用锦，是大清律明文规定不能在外流通做其他用途的。如果是抄本，那就只能用一般的纸抄，不能用诰命专用锦来抄。一般人用诰命专用锦，是要杀头的。所以，这只能说明是有意造假！（提问：如果是有意造假，为什么不造得更真一些，留有这么多破绽呢？有破绽也许恰恰说明是真的？刘答：其实很多造假者的历史知识、学术水平不高，所以有许多破绽。许多假货都是有明显破绽的。）　　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们的一些学者，明明知道这里有问题，但却仍然使用这个材料。为什么我觉得他们知道这里有问题呢？因为我看到的介绍这个诰命的文章，没有附照片，把诰命的内容转写成了文字，但把我上面说的这些错字、衍文、遗漏等都改正了过来，成为了中规中举的诰命。如果不看原件，就完全会相信这是真的诰命了，可事实完全不是这样。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核对第一手材料的重要性。辗转相抄，一人错就跟着全错。　　刘一之：我的一篇文章还考证了学界广为引用的《五庆堂辽东曹氏宗谱》，俗称“曹雪芹家谱”，我认为这个家谱也是假的。为什么呢？有以下几点问题。1.最早的两个祖先，完全是从《明史》上找了两个著名的曹姓人物，全然不管这两个人的籍贯。两人的籍贯一个是江苏一个是安徽。（提问：可能这个地方在不同历史时期分属两个不同的省？刘答：查过了，一个是江苏仪征，从未属过安徽；另一个则从未属过江苏。（提问：中国历代就有贴附大族的传统，祖先是造假的不等于家谱是假的。刘答：的确如此。但这个家谱还有其他更严重的问题。）2.清代，凡旗人大官（不管满旗还是汉旗）一律只封文职，就是说，旗人只可能是“大夫”什么的，不可能有“将军”什么的；只有汉人才有封文职或封武职的区别。曹家是旗人，可是这家谱上记载的许多曹家祖先却有“将军”的封号。3.清代，《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序中说只录有官爵者，而家谱则应是不管有无官爵都要录的，否则叫什么家谱。这个曹雪芹家谱，却只记录了曹家祖上有官爵的，没有官爵的均不录。这明显是从《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抄来一些，再与其他材料拼凑的，并不是真正的曹雪芹家谱。（听众议论：后面这两点证据的确很强！）　　我对曹家祖先的另一个考证倒是与语言研究有些关系。这就是曹雪芹的一位祖先的名字，历史上有两种记载——曹世选/曹锡远，这是怎么回事呢。先说一下这位曹世选/曹锡远与曹雪芹的关系。这位曹世选/曹锡远的儿子是曹振彦，曹振彦的儿子是曹玺，曹玺的儿子是曹寅，曹寅的继子是曹頫，曹頫的儿子是曹雪芹。这位曹家祖先为什么会有两个名字呢？有学者认为是有两个名字，有学者认为这两个名字并不是一个人，只有其中一位是曹雪芹的祖先。　　我的考证是这样的：首先要搞清楚的是，这两个名字都出自什么文献的记载呢？我考证的结果是，“曹世选”这一名字出自两种文献，一是诰命。就是覃恩，国家有喜庆的事情，例如，新皇帝即位，立太子，皇帝大婚等等，所有有资格的官员都能得到“授”“封”“赠”。关于请求封赠的具体程序是，在皇帝下诏后的两年内，官员自己请封，上报，地方官员报到府，八旗官员报到本旗，再由府、旗报到吏部和兵部，再交由翰林院官员拟诰命文、抄写。　　在这几个环节中，有可能把名字写错吗？因为诰命是用汉、满两种文字书写的，所以，我认为有汉语名字的人，一定是用汉字写名字的，而自己肯定不会把名字写错的，即便是由手下书吏书写，也需要由官员本人过目吧。其次，按照大清法律，抄写诰命出错，要“杖一百”，所以，我想那些待诏们抄写时一定非常谨慎，而且，很可能会有复核的人。二是江宁府志的曹玺传，当时曹玺和他的儿子曹寅先后在江宁任职，这些记载不可能不经曹玺曹寅过目，他们不会连自己祖先的名字也搞不清楚。所以“曹世选”这一名字应该是确实无误的。那么“曹锡远”呢？这个名字出现于《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也不应该有假。那么这两个名字是两个人吗？我认为不是。我的看法是，“曹锡远”是汉字“曹世选”转写成满文，再由满文转写成汉字的结果。“世”在当时北方话是卷舌音（用现在的汉语拼音可标做shi），与舌尖音和后来由此演变而成的舌面音（xi）是对立的。但满语没有shi、xi，只有一套舌叶音，就是英语中的∫i，所以“世”转写为满语时就写成了∫i，而再转写成汉字的时候由于并不知道原来的汉字是什么，就写成了“锡”（xi）。这跟美国前任总统我们译作“布什（shi）”而台湾译作“布希（xi）”是同一个道理。另外，满语没有声调，去声的“世”经汉转满、满转汉两次转写成了平声的“锡”是很正常的。而“选”和“远”的关系更复杂一些，它们在汉语和满语中，音节开始的音都是不同的，为什么转写会用不同的音去转写呢？我认为跟要避讳康熙“玄烨”的“玄”字有关。如果是汉字，避讳“玄”字，只需将“玄”右下方的一点去掉即可，无需改变读音。“曹世选”这一姓名用汉字写下来，字面上并不出现“玄”字，所以写汉字原名时不需要避讳。但转写成满文却有了问题。由于满语没有声调，满文又是表音文字，“选”与“玄”就成了同音字，在满语满文中就需要避讳了。满语满文避讳的规矩是，改变音节的某一个成分，文字和语音都要改。我想，“选”音（xuan）因避讳就用了“远”音(yuan)。“远”音再转写为汉字，由于不知道原来的汉字是什么，就转写为了“远”。　　总之，“曹世选”是汉名原本的写法，“曹锡远”是汉名转写为满文，再由满文转写为汉字的结果，其中还加上了避讳康熙“玄烨”的“玄”音的因素。“曹世选/曹锡远”是同一人。这一考证也已经发表在我们大学的杂志（纪要）上了。　　王洪君：十分感谢刘一之教授精彩的讲演，相信对我们同学的治学会有很大的教益。需要再强调一下的是，今天所讲都是刘一之教授多年倾心研究的心血之作，欢迎大家多加宣传，但恳请大家务必注明这些观点或词语释义是刘一之教授的研究成果。无论是已正式发表的成果还是今天在这里的讲演，都是受版权法保护的。　　说明：此详录系根据当时的笔记与回忆整理，并根据讲演后的交流有所增补。大意应该不错，但并不是讲者原话。如需准确引用，有关《红楼梦》的研究请上网检索；有关《小额》的词语注释，请等待几个月后世界图书出版社出版的《小额》（刘一之点校注释本）。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
晓晓整理，王洪君增补改定。）（10）据市近《北京市语言生活状况报告》称，老在中学生中的认知程度日渐式微，北京大部分年轻人日常生活中也多以普通话而非北京话交流。北京城里还有多少人会说北京话？北京语言大学语言资源研究所、中国语言资源保护研究中心研究员张世方在接受北京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北京城市化的加速、胡同大杂院拆迁、人口流动频繁等等因素，都对北京方言产生影响。老北京人觉得儿孙辈说的已经不是北京话，这其实表明北京话本身正在发生。“我们在保护北京话，做音频收集，但其实语言的变化和融合是客观存在的。北京话本身一种混合型方言，北京话没有，它只是在不断变化。”别惊讶“和hàn”也是北京话“北京话本身这个混合型特点，跟历史上这个城市作为行政中心的角色密切相关。”近代以来，普通话这个概念也发源于北京话。民国初年就有了国音、国语等概念，是基于现代中国北方官话的白话文语法和北京话语音制定。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语改称为普通话，是以北方方言为基础，以北京语音为基础音，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语标准。“所以现在中国台湾地区所说的就是民国时期的普通话，而他们一些发音其实沿用了当时的北京话语音。”在上世纪40年代，老北京齐铁根先生就在台湾地区的广播上用北京话朗读，作为典范。其中，最意想不到的例子就是“和”这个字的读音。“咱们听台湾人说话，有些发音觉得别扭，他们确实受了很多闽南语的影响。不过，有些却是老北京话，比如这个'和hàn（音同汗）’。老北京除了读'hàn’，还读'hài’，侯宝林先生的相声里，就有'你和（hài）我’。”北京是一个混合型方言岛“想知道北京话去哪儿了，先要知道它是怎么来的。”作为方言研究，张世方从学术角度将北京的四九城定义为一个“混合型方言岛”。“我们现在讨论的'北京话’，指的是四九城的北京话。而北京的郊区，比如延庆、房山、门头沟，跟北京话其实差别很大。四九城就形成了一个区别于四周的方言岛。”而这个方言岛又是混合型的。学术界一般认为，现在的北京话主要是在元代的大都话、明清时期官话的基础上形成的，其中还融合了一些汉语方言，如宋代的中原开封方言、明代的南京方言、清朝从东北带来的当时东北方言和周边河北方言。此外，还有一些满语、蒙古语等少数民族语言的成分。“北京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又经常扮演国家行政中心的角色，所以这个城市不断有人口涌入，造就了混合型方言。”张世方说，北京建城3000年，但是历代北京人的组成随着人口迁移而不断变化，也就形成了一种杂糅的方言。对现在北京方言影响最大的时期是清末民初。满族入关后，贵族、旗人生活在内城，汉人生活在外城。起初，内城的北京话带有许多东北方言和满语成分，而外城（主要是南城）带有明代北京话的延续。随着清政府瓦解，旗人逐渐没落，转为平民，与外城汉人交流变多，语言也相互影响，逐渐发展形成了现在的北京话。北京话中，“萨其马”就是典型的满语。“还有一些像秃噜皮儿、邋遢、巴不得等，也有学者认为是满语词。不过，有考证也认为，这些词东北、华北一带也有使用，属于满语与汉语的相互影响。”最具老北京特色的建筑符号——胡同，则是个蒙语词，源自蒙语“水井”一词。张世方曾考证，北京人经常用的“伍的”，也是发源于蒙语，就是“等等、之类”的意思。北京话最有特色的儿化音，京韵，所谓“京”，很多受满蒙两族语言的影响。“满语蒙语，是阿尔泰语系，有很多颤音、卷舌音。”河北话对北京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一些书面语和口头语的区别。比如熟，书面一般读“shú”，但北京人口语喜欢读“shóu”，就是河北音。而由于满族发源于东北，东北话与北京话更是长期以来互相影响。（11）& & & &清末以后，以旗人话为主要特征的京腔依然在北京流行。清末民初交界时，旧北京走街串巷大鼓吆喝的卖货郎、卖硬面饽饽的小买卖人、给别人洗衣服的、做保姆的、拉洋车的，以及街头艺人、很多都是出旗为民的旗人及其后裔。从久居内城到深入闹市，京腔很快在北京城普及开来。&光绪三十四年刊行的旗人松龄的小说《小额》是一部纪录广大下层旗人所使用的京腔口语的社会小说。书中旗人的间的称呼很有特色：&阿玛和爸爸自由运用。管父亲的妹妹叫“姑爸爸”，而今全国驻防八旗所在京腔方言岛，依然这么称呼。在《小额》的树种，还有“奶奶长阿玛短”的对称，这里的“奶奶”并非汉语的“祖母”，而是“母亲”。另外，该书“克”（意思是去）字使用的频率很高，如“还没家克呢”、“老王啊，瞧门克”“取火克”。过去在北京判断是不是满族就是通过“克”这个字。现在北京西郊的满族老人还这么用。&１９２４年北平穆辰公儒丐又写了一部反映广大底层旗人生活的社会小说，里面也有大量的满语词汇，如：&伯雍乘坐的人力车的车夫姓德（这个姓汉人似乎不用——原作者注）。伯雍立刻问道：你大概是个固赛呢亚拉玛。车夫说：可不是。&这里的固赛呢亚拉玛就是满语gusai niyalma的音译。&又如描写底层穷苦旗人妇女的一段：&桂花还没有成为艺人的时候，为生活所迫的母亲说过如下的话：我一个妇人，能做什么，天天想主意，也想不出个善法。除了我给人家使唤着去。又有这个坠头街，累着我的身子。一步也动不得。&这里的坠头街就是满语jui togiya的音译，jui是满语孩子,togiya是碎木片，连起来就是指不到中用的女孩子。也许现在北京话的所谓“丫头片子”就是从这里来的。&（12）一、 引言先生( 1940) 曾将官话(今称北方方言) 分为平话系白话和金元系白话, “平话系白话大致可信其依据汁京与之口语, 金元系白话则其初殆限于燕京一带而渐次南伸”。至于为什么金元系白话里的“呢”字取代平话系白话里的“哩”字, 使呢1 呢2 的用字重归统一。对此,&(1986) 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就是“北京是元明清三个朝代的国都, 由金元系白话发展而来的北京话对其它地方的语言的影响要大得多”①。从中寻找线索, 就是本文所主要讨论的清代带满腔的“满汉语”语言现象和北京话与京味的前身, 与普通话区别的语言和语法上的特点是什么? 然后将要积极阐述以包括韩语的语言的母语框架来看北京话的这种语法上的特点, 从而大大提高阿尔泰语系学生的汉语理解能力。二、老北京 话与京味的前身金元系白话发展而来的北京话经过清朝更添加了满语色彩的“满汉语”现象。的主要祖先———女真人, 金朝( 1115 - 1234 )的女真族,&(907 - 1125) 的契丹族, 女真语和契丹语都是阿尔泰语系语言; 前者属于满语族,后者属于蒙古语族, 他们的语言与早期白话的形成在的角度上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今天的北京, 虽然离1911年清帝退位时的北京已经相去90多年, 但是长期形成的满族语言和风俗仍然部分地保存着。1644年清朝入主中原, 以北京作为首都, 将北京内城原有居民全部迁到城外, 并按照之制分别占居京城。满人在“入则讲满,出则讲汉” (这是清初满人对当时双语状况的描写) 的语言环境中主要通过自学学会了带有满语特点的汉语, 由于这种满式汉语既是满族旗人和清廷的贵族语言, 又是北京满、蒙、汉、回各族人民的通用语言, 它就作为权威方言逐渐覆盖了东北带进来的满语和原明朝北京人迁入外城所讲的汉语, 而这种覆盖更多地带有积极融合的性质。今天所说的老北京话, 主要就是由明代北京汉语和旗人满式汉语再加上满语借词三部分构成的。一千多年来, 北京话始终处在开放的环境之中, 和当地少数民族语言(主要是阿尔泰语系的语言)不断交流, 现代的北京话, 也可以说是最开放的汉语方言。①据一份清末光绪34年(1908年)&的统计材料显示, 这一年北京内城人口为414, 528人, 其中人口为223, 248 人, 占53. 9%。也就是说, 有清一代300年间北京内城的居民一直是以旗人为主。北京话的形成和发展也是与这些旗人分不开的。大约过了一百多年, 到了乾隆年间, 旗人使用的语言开始发生变化。许多旗人已经不大会说满语了, 他们使用的是一种具有旗人味的汉语, 也就是今天北京话的前身。京腔的真正形成是在清初, 京腔的创造者是往返于东北和北京之间满蒙汉军旗人, 这中间当然也包括辽金时期和更早定居在关东的东北汉人。可以这样说, 没有满语底层的影响, 今天的这种京腔是不会出现的。也就是说, 今天的北京话是在旗人语言———满语的影响下形成的, 最初操这种话的当然也是旗人。② 现在人口超过1000 万, 一半以上居住在辽宁省。他们主要分布在: 1. 中国东北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 2. 北京及邻近的河北省, (清代规定北京内城由八旗分旗居住) 3.长城以内的某些重要城市, 基本上都是清代有八旗驻防的战略要地。笔者正在进行对老北京人的田野调查, 被咨询人的语言确实与普通话有些不一样, 但是他们大部分不知道其来源, 只不过无意识地讲老北京话而已。被咨询人可以分成四种类型: 第一类型, 坦白地说自己的家谱是; 第二类型, 本来是满族,但解放以后怕因他们民族血统而影响谋生, 花钱把满族改为汉族; 第三类型, 满族和蒙古族的混血(也有满汉、满朝混血) ; 第四类型, 避免说自己的家谱, 也不太了解自己的血统, 主张自己是汉族。200多年前出现的 第一部用北京方言创作的长篇小说《红楼梦》, 被认为是京味文学的开山之作。《儿女英雄传》中所用的满语要远比《红楼梦》多得多, 也可以说, 文康是京味文学的继承者。而真正开创了京味文学样式并确立了明确地域文化内涵的是现代文学作家老舍———京味文学的集大成者。其中, 《红楼梦》是最引发争论的作品, 因《红楼梦》的写法不同而学界认定作者也就不同。有的学者以曹家三代住在南京为理由, 主张前80回带有南京方言色彩。但是自小儿生活在北京的曹雪芹更带京腔京味儿的北京话不是自然的吗? 刘丽川、张卫东( 1986) 从一些同义词语的表现形态和方言色彩对《红楼梦》语言风格作进一步比较研究, 指出后40回语言较前80回更富于北京方言色彩即“京腔京味儿”。③ 后40回的作者应该是一个北方人, 其北京方言基础应该比前80回作者曹雪芹更深厚, 这并不意味着前80 回不带京味,所以对《红楼梦》是带京味的开山之作的说法毫无疑问。最近红学界关注《红楼梦》与满族文化的关系, 确实《红楼梦》所描写的好多事情都能反映出浓厚的满族特征。这样其实可以让大家和外国人更好地理解《红楼梦》和中国文化。比如, 贾家举行祭祖仪式, 为什么是贾母主角主持呢? 满族传统祭祀由皇后主持。曹雪芹之极重女性, 正是直接继承了满族尊女这一特殊传统。满族社会中女子持家、姑娘为尊、重内亲等习俗在《红楼梦》中都有生动体现。在汉族宗法制社会中是以父系亲属为直系亲属的, 而母系亲属只算是旁系外姓人。与汉族严格的宗法制度不同, 满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着重内亲的习俗。满族重内亲的习俗本身与汉族的宗法制度是相违背的, 在满汉文化长期交融的过程中, 满族这一习俗也在逐渐削弱和改变, 到了清朝末年已经和汉族没有太大的区别了。①《儿女英雄传》中的北京话, 历来为人们所称道。胡适在《儿女英雄传》序里说②: “《儿女英雄传》是一部评话, 它的特别长处在于言语的生动、漂亮、俏皮、诙谐, 有风趣。这部书的内容是很浅薄的, 思想是迁腐的; 然而生动的语言与诙谐风趣居然能使一般的读者感觉偷快, 忘了那浅薄的内容与迁腐的思想。旗人最会说话, 前有《红楼梦》, 后有《儿女英雄传》, 都是绝好的记录, 都是绝好的京语教科书。《儿女英雄传》的作者有意模仿说评话的人的口气, 叙事的时候常常插入许多'说书人的打岔’的话, 有时颇觉讨厌, 但往往很多诙谐的风味”。除了老舍以外, 当代满族作家群仍是影响北京文学的一支重要力量, 如端木蕻良、舒群、马加、关沫南、寒风、朱春雨、赵大年的《公主的女儿》、苏叔阳的戏剧、邓友梅的《烟壶》、王朔等,他们继续为丰富北京的文学做着自己的贡献。近现代满族著名人士, 如侯宝林(相声艺术大师) 、启功、罗常培、金正昆等人。那么, 本文为什么讨论北京话的京腔京味呢?是因为我们认为北京话的特色来自“满汉语”语言之间长期接触的结果。为了证明本文的一些看法, 下面集中讨论上述的作品里的“满汉语”语言现象, 其中主要关注很少人注意的语法现象。“满汉语”的语法现象主要表现在“把”字句里。下面看上述作品的“把”字句的表达方式。......与此相比, 《儿女英雄传》的Neg用于“把”前的才占了优势, 也就是说, “满汉语”中介语现象大大减少。《红楼梦》的语言是处在北京话没有定型的发展变化阶段的话, 那么《儿女英雄传》的语言已经完全定型了, 与今天的北京话没有多大区别。但是我们还仍然可以找到其重要的痕迹,其主要表现在“将”的退位和“把”的绝对优势上, 比如:时代&&&&& 代表作品(字数)&&&&&&& 把_____将十八世纪《红楼梦》(112万字)&&&& 十九世纪《儿女英雄传》(59. 6万字)1432 25据统计, 这种现象在“把”字句的分布上形成了北方人爱用“把”, 南方人不怎么用“把”。明显的现象表现在广东话中, 他们不用“把”字句, 爱用“将”①其他南方方言的情况如何? 下面看看各方言使用的字:地区: 处置湘方言: 把赣方言: 把、搦、畀、吴方言: 把(书面语) 、拿、拔、逮、闽方言: 将、共、搦客家: 将、拿、撘、捉、粤方言: 将②由此可见, 我们发现地理上接近北方的方言(湘、赣、吴) 还使用“把”字句, 地理位置上有了隔离, 就闽、粤、客家方言不怎么用“把”。基本上可以归纳南方方言不常用“把”, 如用了, 就要考虑如下条件: 1. 普通话的影响, 2. 书面语的记载, 3. 课堂上学习的结果。......（14）清朝从1644年入关定鼎，满几乎倾全军主力进入北京，把原明代北京“尽徙于城南”，之后，东北又全迁进北京内城，有清一代，作为统治阶级的清朝官员，说着自己的国语满语(至少顺治至年间的满人是如此)，更多地是说着带有满语口音的东北汉语。这种汉语由于有占多数的山东汉人闯关东，再进入汉八旗的因素，所以也带有山东方言的成分。特别是乾隆朝之后，随着内城满族转换成满式汉语，随着内外城界限的被打破，以及南城关内汉人的“取悦公卿”，以求官职；取悦旗人以求购买等原因，北京内城的mandarin官话(即的话)逐渐覆盖全城。虽然民国以后原说这种言语变体的人已经不是统治阶级了，但约定俗成的言语在北京民间已经根深蒂固。直到今天，所谓的北京土话仍然存有大量的满式汉语词，由此学者曾分出北京的大院话和胡同话，但在语音上却没有明显的土音和标准音之分。因而，mandarin即满语和满式汉语所留下来的影响至今还在北京语音中存在。这方面的知识，或者百姓鲜为人知，或者学者习焉不察。一、音高的影响满语属，是无声调但有重音的语言。无声调区别词义并不等于无音高，满语的非重读的音高接近汉语的阴平，因此人在改汉姓时，虽然音素可译成相应的汉字，但音高调整不过来，还保存着说满语时的音高状况，例如“那”姓[na 55]而不念[na 51]约定俗成后就不易再变了。因为满族前身女真三大部落中最强的一支海西女真有四部，其中一部叫，叶赫部有一个姓叫[na 55 la 55 ]，满语连读时是[ye51·he&& na 55 la 55](注意：这里标调值其实不是区别词义的调位，而是满语发音时的音高伴随现象)，所以，今满族姓“那”的应读阴平，如“”、“那耘”等。……二、音重的影响北京城区话的轻声其实不是轻声而是轻音，且数量远远超过普通话，这正是清初进北京的说满语京语的把满语轻重音特征先带进自己的汉语，再推广到全城的结果。例如“、、哈达门、自石桥、、、多少钱”等，这些三音节词的中间音节都发成韵母脱落，声母弱化的音值。“西直门”之“直”由zhi变成zh，再变成半浊音声母r。以此类推，“”之“家”只发成半元音j，“哈达门”之”达”只发成浊音d，“”之“坊”只发成浊音v，“”之“云”只发成半元音j，“多少钱”之“少”只发成半元音声母r。这正是满语“重轻重”的音重特征。再如，“知道、感情、萨满、东西、风俗、习惯、、、”等，这些双音节词的第二音节里的元音、辅音音素都发生了较大的弱化。“知道”之“道”发成de，元音央化，辅音也浊化。“感情”之“情”脱落元音，只剩下声母q。“萨满”之“满”发成弱化的men，即清化鼻音声母m和央中元音e。“东西”的“西”只剩下声母x。“风俗”之“俗”只剩下声母s。“习惯”之“惯”由9uan弱化成9ue，“密云”之“云”只发半元音声母i。“延庆”之“庆”发成清化的qin9，有元音i但声带不振动。“保定”之“定”发成din9，但辅音是弱化的浊音d，元音i也是声带不振动的。这些重轻特征正是满语双音节词前重后轻的特征。……三、音素的影响满语作为的语言，总的音质音位是辅音靠后，元音偏低偏后。如abka(天)，其中的a是后低展唇元音，k是小舌送气清塞音。hala(姓)，其中的元音是后低展唇，辅音h是小舌部位，l是舌尖后边音。golo(河谷、省)，其中的元音是后中圆唇，辅音9是小舌部位，l也是舌尖后边音。满语的这种发音习惯先带进北京内城的满式汉语，再随着内外城划分的解体扩大到北京的全城，使得北京人的发音也有了偏低偏后的习惯。例如，北京人把“文科”、“理科”和“科”的元音由央中元音的e变成了央次低元音的e。“德性”的“德”，“喝酒”的“喝”都是如此。凡是普通话发的央中元音e，北京城里人一般都发成央次低的e。而且，北京人发的舌尖中边时zh、ch、sh、r也比普通话靠后，成为卷舌的zh、ch、sh、r。普通话的舌尖中边音l，老北京人也发得靠后，成为舌尖后边音，这个舌尖后边音正是满语舌尖后边音影响的结果。前些年北京城里老太太还因排队前边老有人插队而气愤地说：排了半天，倒排到末拉拉了!”这个满语“拉拉”就是汉语“末尾”的意思，很明显发的是舌尖后边音。再如汉语“末了”之“了”，也是受该满语语音的影响而发成舌尖后边音的。有趣的是，北京话由于受满语语音的影响，使央中元音[?]向央次低元音[ê]类推．卷舌元音的[?r ]也向[ê]的卷舌类推，使“一、二二、三、四”的“二”发的不是“耳”、“而”、“儿”、“尔”等音节的第四声，而是央次低元音[ê]的卷舌音。本来，“耳”、“而”、“儿”、“尔”等音节的第四声才是正规的汉语，北京以外的河北是发[?- 51]的，可现在[?- 51]却成了土音，北京城里来源于清朝北京内城满式汉语的[ê- 51]的卷舌音，却成了北京话和普通话的标准音。此外，北京话的儿化不仅有华北地区明代以来的化合儿化音，还有清代以来新产生的拼合儿化音，这也和满语元、辅音偏低后容易接纳后面的[?-]音尾有关。因篇幅有限，这里不赘述。只举两个例子，“花”，华北和东北的儿化多是[xuɑr]，即发[xua]这个音节的同时发生卷舌作用，是一次性肌肉紧张，而城区话却发成[xua?r]，是两次性(至少是一次半)肌肉紧张，而且越是人越发得地道，这是满语、满式汉语和南城汉语在清代后期以来融合式音变的结果。同理，“油炸果儿”(油条)在北京普通话、华北、东北均发成[kuor 214]，只有北京城区话发成[ku?r 214]，所以有清以来在文字上写成“油炸果儿”。“藏猫”之“猫”发成[mao 55一mo 55 ]，进而变成[m?r 55 ]，正是拼合儿化促变而成。以北京语音为标准是我国现代汉语普通话的一大准则，了解北京语音的形成历史及其满语的补充作用，也会有助于各民族推行普通话的自觉性，因为中华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即使是北京语音这样微观的文化载体，也有少数民族的一份贡献。（14）华南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系教授陈其光，2002，《语言间的深层影响》1．声母消失中古汉语有舌根鼻音疑母。疑母字的声母在现代汉语方言里有的消失了，有的保存着，其表形式可分3类。第一类是北京、济南、太原、合肥、扬州，少数字有声母，大多数字声母消失。第二类是西安、武汉、成都、长沙、双峰、南昌，一部分字的声母消失，另一部分字的声母保存，一般是舌根鼻音。第三类是苏州、温州、厦门、福州、潮州、建瓯、广州、阳江、梅县，声母基本上保存，一般也是舌根鼻音。①可以看出，疑母的消失有地域差别，越往北方消失得越多，越往南方消失得越少。除疑母外，中古汉语还有鼻音韵尾，其中宕摄、江摄、曾摄、梗摄、通摄的字都收舌根鼻尾。与舌根鼻音声母相反，舌根鼻尾在现代汉语方言里并不呈现出从北往南消失的趋势。同一个鼻辅音，为什么位于音节首的演变规律与位于音节末的会有这样大的区别呢?除内部条件外，蒙古语和满一通古斯语的影响起了很大的作用。唐以后，辽、金、元、清相继兴起，长期统治中国的东北、华北甚至全国，元、清还建都于北京。以契丹语、女真语、蒙古语、满语为母语的少数民族大批内迁，广布于东北、华北，其中大多数人后来汉化，兼通汉语或转操汉语。东北、华北的汉人也有许多入学习统治民族的语言。契丹语、女真语、蒙古语和满语分属于蒙古语族和满一通古斯语族，这两个语族都有鼻音m、n．t3，其中的m和n可以出现于词首，而n不能出现于词首，但是能出现于词末。操蒙古语和满一通古斯语的入学习或转用汉语时，对音节首的疑母，因为不合母语的发音习惯，容易失落；而音节末的舌根鼻尾，因为与母语一致，自然保存。① 契丹、女真、蒙古、满内迁时，主要分布在北方，他们对汉语的影响当然也主要在北方，所以汉语北方话的疑母消失了，而舌根鼻尾保持着。2．声调变为重音甘肃临夏、东乡、积石山，青海民和、循化、同仁一带古称河州，居住在那里的汉族、回族、东乡族、保安族、土族、撒拉族用河州话互相沟通。河州话的词基本上来自汉语，声母和韵母也与汉语的相同，但是声调起了质的变化，表现为：单字调少，区别意义的主要有两个；调值差别小，高低只相差一度，因此声调的辨义功能小，以至操河州话的语言学家也认为：“声调特征变得十分模糊，甚至完全消失。”②在双音词中，约有80％的词两个音节分轻重，其中轻读音节的音高低、音势弱、音程短，包括各个单字调的字；重读音节的音高高、音势强、音程长，也包括各个单字调的字。汉语普通话里许多不分轻重的双音词，如“干净”、“绿豆”、“开始”、“圈套”、“民族”、“开水”、“皮肤”、“头巾”、“心脏”等，河州话都读成一个音节轻，另一个音节重。汉语里一些轻重相同声调不同的词，如“毯子”与“坛子”、“辫子”与“鞭子”、“柱子”与“竹子”、“镜子”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