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菱角坑与北京电子显示仪器厂
不少的北京人知道初一十五东岳庙，初二十六土地庙……南城有天桥，西城有启明茶社及月坛坛根儿。消暑纳凉的什刹海、二闸、葡萄园，但是知道朝阳门外菱角坑也是消暑纳凉及娱乐场所的，可能不多。
菱角坑位于现在的朝阳门外北河沿大街北头儿，以前也曾叫过荷叶口，地势东南高西北低，早年因种植菱角而得名。菱角坑是由几个不直接相通的水塘组成，水源用北京护城河水补充，水塘周围栽种着数不尽的柳、槐、榆、松柏树，你挨我靠密密实实的枝条为菱角坑遮阳避风。
水塘里重重叠叠的荷叶，绽放着朵朵芙蓉色的荷花，紫色的老鸡头花、白色的茨菰花、金鱼池里的鱼自在的游动。另外在坑南还有两座冰窖，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又增种水稻，大水塘北边是娱乐场所，后来房屋拆毁一部分，当地习惯称之为“五间房”。
当年某富宦曾在此兴建三面长廊，一座戏台，作为游玩观光之所，后来渐渐衰落。1920年左右，有人聚资经营，高搭凉棚，约请杂耍演员从旧历端阳节前后开始演出，一直持续到中元节后。从此，菱角坑名扬市内，群众趋之若鹜，公认为消夏纳凉的胜地。
那时，菱角坑的观众席是油漆八仙桌，周围摆放六把椅子，茶具均是细瓷的。这里的小吃也别有风味，瓜子花生等干燥性的食品都不上桌面，只有潮润润的山楂膏、凉渗渗的豌豆黄、蜜淋淋的玫瑰枣、冰凉凉的果子干。果腹充饥的，也是百果门钉、水晶包儿等清爽食物。
当时的杰出艺人都曾在这里表演：刘保全的单弦、常澍田的单弦、常旭九的快书、焦德海的相声等都被观众所喜爱。那时候，还有两个时装京剧戏班子在菱角坑轮流演出。他们演出的剧目，大多数是根据当时的社会新闻编排的，菱角坑的观众都生动地称这种表演形式是“形象化的社会新闻”。在晚风习习，菱香阵阵，柳上蝉鸣的清凉环境中，观众屏声静气地凝神于舞台之上，很容易忘却暑气笼罩的软红十丈，消散胸中积郁的烦热一斗。
来来五间房卖艺的有单弦大王荣建臣老先生，号称“品八套”的评书老艺人品正三，古彩戏法前辈快手刘，有时也演出京剧折子戏，还有个掼跤场子。最值得一提的是奎星垣老先生较先演出的当时所称的“文明戏”(话剧的雏形)、文明戏京腔、京韵、京事儿，其中剧目有《春阿氏》、《锯碗丁》(此故事发生在吉市口五条)，均为清末四大奇案之一，奎老先生反串旦角台风俊俏，嗓音甜润演来得心应手。
当然还有说书的，如袁杰英、刘继先、王杰魁等，说的都是人们爱听的，如《三侠剑》、《济公传》、《隋唐演义》、《三侠五义》、《小五义》等等。每到茶棚开书时，整个大屋，座无虚席，鸦雀无声。
场外民间小吃，一个挨一个，有如今失传的果子干、香甜的玫瑰枣，爽口的冰激凌、酸梅汤、八宝莲子粥、奶酪、杏仁豆腐，回民小吃有金黄色的炸回头，浇着鸡蛋素卤的施粉，尝尝河鲜儿莲蓬，老鸡头米那才是刚上河的嘞！
来这儿的游客既有本地久居的常客，也有顺着护城河乘着木船，从东便门、朝阳门、安定门、东直门乘船来的游客，游人到此，除了听戏、听书，还可以买些日用杂货。人们品茶纳凉直到太阳坠入西边的城墙下，就陆续打道回府了。
菱角坑大河塘南岸有座第子庵道教庙宇。女道长法号颜英，身高一米七零上下，头戴高高的道冠青色道袍，漂白的内衣领袖与道袍成鲜明的反差，足蹬绣着云头的长靴，走路生风甚是潇洒飘逸的一位女道长。第子庵庵堂年久又无财力，虔诚聪明的道长颜英亲自将自己的脚用长铁钉钉在木板上，求取善款，此举轰动京城传为佳话。用善款善物修缮了第子庵、“开光”那天公布捐献善款物者的姓名地址张榜在外，从此第子庵香火旺盛了许多。
民国后期，菱角坑逐渐衰落。据说后来北平谜语俱乐部曾在此活动，终未打开局面。倒是一位前清世职云骑尉，在菱角坑西北处建一座葡萄园，栽一百多架葡萄，开一处野茶馆。夏日有谜社、棋会、诗会、酒会在此活动，又有一段时间的冠盖云集场面。
朝阳门外的茶馆，早在清代就十分兴旺。民国时，大街两侧就有四、五家之多。路北吉市口东边有康家茶馆，房十余间，为早晚茶座。是当地居民、散工休息和聚会场所，也有商人在此接洽议事。茶馆还为散工代理寻找雇主或代雇主招零工，一如今日的招工中介。
隆和园茶馆，位于景升东街对面、隆和园胡同南口西侧。茶座有象棋之类的娱乐用品，每天下午还有评书，说书时店主按茶水收钱也按时间收钱。
路南有马家茶馆，位于南河沿东。门面两间，后有小院。设象棋等娱乐品。有各行各业工头和工人在此喝茶、招工、求职。
景升西街南头还有一座清茶馆，喝茶的人很多，多为中老年人及戏迷票友，每天下午有票友清唱。
荣盛轩茶馆，位于荣盛夹道西侧，有房三十余间。评书艺人张荣玫曾在此说《公案》。来往行人、客商常到此落脚喝茶、听书。后来茶馆逐步发展为茶饭馆，更名荣盛轩饭堂，承接喜庆宴会、婚丧酒席等业务。1950年，在荣盛轩饭堂旧址建成新声剧院，是当时朝阳区界内仅有的两座私营戏园之一（另一座为人民游艺社，1953年公私合营，由公方出资翻建为群众剧场）。1958年，新声剧院改为新声影院，成为朝阳区第一家电影院。1984年又在原址翻建新影院，更名为紫光影院，乃是后话了。而现在的紫光搬进蓝岛大厦变成了现代化的多厅影城。
解放前，葡萄园（东直门外）、二闸和菱角坑都是消夏去暑的好去处。报人金受申、编剧大家翁偶虹、北洋内阁总理朱启钤等，就时常到此野鹤闲游一番。故在他们的著作中，都时常提到菱角坑这个名字。金受申《北京通》记载：“东直门外自来水厂东北处，有一红粉茶馆，兴盛三百多年。清末时，艺人‘鬏髻赵’曾在此唱莲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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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解放军围城，国民党守城的军队把城周围的房推倒、树伐倒，菱角坑周遭的参天古槐和蔽日垂柳也未能能幸免，菱角、慈姑、老鸡头也不见了，只剩下一些塘荷了。
解放后，人民政府在这里建设了一批民房，还有朝阳门副食店。
1958年建起了一批区属集体企业，包括朝阳门木箱厂。1969年木箱厂升级为国营企业。
1970年木箱厂改称北京电子显示仪器厂，位于东城区新中街58号，隶属于北京市电子办，是国内资深电子产品生产厂家，产品主要分为两大系列：电子测量仪器、LED电子显示屏。该公司生产各类示波器、晶体管特性图示仪、脉冲信号源、函数发生器、逻辑教学仪及智能测厚仪等电子应用产品。1998年公司改制成为北京鑫开元电子显示仪器有限责任公司。
1995年工厂生产车间搬迁到朝阳区，原址与开发商合作搞房地产开发，令全厂上千名员工没有想到的是开发商北京天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老板王福生竟然是一个大骗子。
王莉莉，女，1949年11月生，河南洛阳人，生长在北京。年北京造纸一厂工人。年北京电子显示仪器厂工人。1978年入北京师范大学学习。1982年历任中央纪委案件审理室二处副处长，处长；审批处处长。1993年6月任中央纪委案件审理室副局级检查员、监察专员。1994年5月任中央纪委案件审理室副主任。1997年9月任中央纪委第七纪检监察室主任。2003年任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党组成员、纪检组组长。中共第15、16、17届中纪委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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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惠大厦”甲级写字楼，位于朝阳门北大街东侧，建设用地原址是北京电子显示仪器厂。建于九十年代初期，由二栋高层塔楼组成，总建筑面积8.2万平方米，标准层面积2000平方米，地上楼高13层，单层出租面积3400平方米，是集办公、居住、商业、娱乐为一体的综合性建筑。大厦地下特设大型会所，游泳池、桑拿房、健身房、棋牌室、台球室、沙狐球、乒乓球、儿童娱乐室等配套服务设施。美惠大厦是由北京麦斯顿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进行管理的。2003年美惠大厦荣获“北京市优秀管理大厦”称号。开发商是北京天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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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万富翁——王福生
“晚节不保”，没有官企之分，更没有贫富之别。官场的“59岁现象”影射到房地产业界，同样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1951年12月生于东北辽宁，自幼成长于首都北京的前《福布斯》富豪王福生在即将步入花甲之年，因脱逃税款近两亿而不得不在北京市二中院接受法律的审判。
只不过，从逮捕至受审，时间跨越了三年有余。据悉，王福生案在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审查起诉阶段，曾因案情复杂，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两次，并三次延长审查起诉期限，时至今日。
有人说，这是富豪榜惹的祸。在财不露白和富不显形的传统商文化氛围中，上榜无疑意味着高调与炫耀，于是有人将“出事”与上榜联系起来，认为都是富豪榜惹的祸。王福生似乎也应验了魔咒。2007年，他攀上了《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和“胡润中国富豪榜”，但在同年8月20日，就因涉嫌偷税罪，被北京市公安局公共交通安全保卫分局刑事拘留，同年9月26日被逮捕。
其实，法网恢恢，与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玩猫儿腻，都难逃法律的严惩。曾经腰缠万贯的王福生如此，被王福生“糖衣炮弹”加“感情攻势”拉下马的官员也是如此。
案发于群众举报
对建筑业来说，王福生是地地道道的科班出身。1984年，他从沈阳建筑大学工民建施工管理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担任管理工作。上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房地产开发的顺势兴起，王福生辞职下海经商，经营装修公司。上世纪90年代初，王福生在装修公司被收购后成立一家建设公司，开始涉足房地产项目。1993年，王福生联合中国工商银行房屋开发公司和北京市电信总公司等4家股东，投资1亿元成立北京富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并在寸土寸金的东二环路边开发了富华大厦。后另4家股东集体退出富华大厦项目，王福生控制了大部分股权。王福生的贪污罪指控就发生在此时。他曾任北京富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是北京天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天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先后开发富华大厦、美惠大厦和金晖嘉园（西直门东北角第一轧钢厂）。在短短不到10年的时间，王福生领导的新富集团就发展成一家大型民营投资集团。
房地产给王福生带来滚滚财富，然而也因为房产开发，王福生瞬间从飞黄腾达到人间地狱。
王福生“出事”，祸起北京东城区东二环附近的美惠大厦。
1996年，为了能独立开发建设美惠大厦，王福生与妹夫孙伟光（另案处理）决定，同中大实业有限公司合作，成立了中大公司美惠大厦工程经理部。天富公司支付给中大公司200万元管理费，实际行使该项目的管理权。
当时，天富公司并没有相关的建筑资质，便利用挂靠的形式，以中大公司的名义开发项目。双方签订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工程造价为2.3亿余元。
实际上，承建美惠大厦的是江苏省苏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天富公司以工程部名义与其签订分包建筑工程合同，约定总结算金额为1.3亿元。
事实上，自1998年12月美惠大厦竣工并交付使用至今，业主与天富公司之间的产权纠纷就一直没用消停过。
因为不断的纠纷，美惠大厦建设中存在的财务黑洞才越变越明。此后，北京市国家税务局接到群众举报，于日至5月25日对王福生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天富公司逃税行为进行了调查。同年6月29日将天富公司涉嫌逃税一案移送至公安机关，并于同年7月18日做出了罚款人民币5154余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
同年7月，北京市公安局以涉嫌偷税罪对天富公司展开侦查，8月王福生被刑拘，9月26日被批捕。
被控三宗罪
通过上述虚增建设成本、增大支出的手段，天富公司偷逃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人民币2577余万元。
2002年，王福生又以富华公司的名义，与泰国玛杰公司签订虚假的富华大厦代理销售合同。随后，他指使他人以泰国玛杰公司破产，售楼款不能收回为由，在会计账簿上虚假列支坏账损失2.1亿余元，销售佣金3.1亿余元，造成多列成本费用5.3亿余元。
利用这种方法，王福生共计逃避缴纳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1.63亿余元。
为使假账获批行贿俩“税官”
2002年底，富华公司向北京市国税局直属分局申请处理核销虚假列支的《泰国玛杰公司代理销售富华大厦项目造成坏账损失》。
2004年4月，为了使申请通过初审，王福生指使公司财务部经理费一群（另案处理），向北京市国税局直属分局第二税务所所长杨泽军、税务专管员高昆仑行贿人民币50万元。
2007年3月，费一群向北京市公安局经侦处自首，杨、高二人随之落网。目前，费一群、杨泽军、高昆仑已分别被判缓刑、10年和9年有期徒刑。
根据二人的供述，第二税务所对富华公司的坏账有初审权，收了钱可以在写初步意见时，为富华公司“开绿灯”。其后，杨泽军多次在税务局领导面前提出，先同意富华公司的坏账申请，均未被答应。
公安机关对天富公司立案侦查后，于日将担任公司会计的郭先辉抓获，并在日，电话通知公司总会计师张秀珍。张秀珍自行到达公安机关接受拘传。截至日，天富公司已补缴应纳税款2577万余元，缴纳滞纳金3098万余元，缴纳行政罚款350万元。富华公司的坏账申请材料属虚假，富华公司补缴了800多万元所得税。
检察机关认为，王福生作为北京富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谋取不正当利益，指使他人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情节严重，王福生作为单位管理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应当以单位行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单位天富公司进行虚假纳税申报，逃避缴纳税款数额巨大且占应纳税额百分之三十以上，侵犯了国家的税收管理制度，已构成逃税罪；被告人张秀珍、郭先辉具体实施天富公司逃避缴纳税款的行为，亦构成逃税罪。据此，判罚天富公司人民币3000万元；判处被告人张秀珍、郭先辉有期徒刑各三年，并各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
　　宣判后，三被告均不服判决，分别提出上诉。天富公司认为，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后，公司积极补偿应纳税款，缴纳滞纳金、行政罚款，已受行政处罚，应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张秀珍认为，一审判决与事实不符，对其行为的认定超出了财务人员工作职责和权限。郭先辉认为，他不是天富公司决策人员，没有参与美惠大厦的财务决算，对于天富公司偷税一事并不知情，找中大公司开具发票是遵从公司决策层的意见，即使构成逃税罪，也应认定从犯。
　　案件二审期间，郭先辉的辩护律师再次提出，郭先辉作为会计人员，仅是按照领导决策履行工作职责，并无偷逃税款的主观故意与客观行为。张秀珍的辩护律师则提出，天富公司已经缴纳税款和滞纳金，符合不应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张秀珍不具有逃税的主观故意，不构成逃税罪。
　　对此，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原审法院根据北京天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张秀珍、郭先辉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所作出的判决，定罪及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遂作出了维持原判的裁定。
使用公司资金涉嫌贪污
富华大厦，一栋矗立于北京东二环边上的纯欧式风格建筑，是富华公司的第一大项目，土地来自于一家国营制袜厂。
王福生被控涉嫌贪污罪，是因为他在富华大厦的转让过程中，利用职务便利，用富华公司的资金收购了富华大厦的项目。
庭审当日，王福生对检察机关指控的三项罪名均不认同。对于被控涉嫌贪污罪，王福生认为，自己不是公职人员，不符合贪污罪的主体身份。
富华公司是1993年注册成立的，当时公司的注册资本高达1亿元，主要由王福生及多家国有企业合资。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国有财物的，以贪污论。
1999年1月，王福生注资2.5亿元成立了北京新富投资有限公司，自任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出资人包括其弟王卫东、王宪平，妹夫孙伟光等。
以此为平台，新富公司独资或合资设立了天富房地产有限公司、新美房地产开发公司、北京富安通信技术有限公司等，加之此前的北京富华，组成了“新富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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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惠大厦“偷漏税款”
日，公安部发出B级通缉令，缉拿北京天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孙伟光，该公司涉嫌偷税2577.19万元。孙伟光在逃，由其公司开发的项目——美惠大厦作为不动产却“驻留”在京城东二环，部分持有物业正待拍卖以偿还欠税。
与此同时，美惠大厦业主与开发商纠纷愈演愈烈。该大厦计划开发3万平方米，实际开发7.6万平方米。大厦入住后，业委会就公摊面积不明等问题进行举报。
日，北京天富与原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北京天富受让土地13200平方米，其中规定地上建筑面积为30000平方米，地价款为5100万元。
日，北京天富与相关部门签订了补充协议，延长了竣工日期。日，项目全面竣工，并变更了出让合同中的占地面积和建筑面积，重新核定地价款为10848万元。根据日颁发的项目预售许可证，美惠大厦准许销售面积已经增至76070平方米。但在这份编号为“京房售证字(并)206号”的证书中，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编号为“空缺”。
事实上，美惠大厦自1998年便开始对外销售，2002年间已有北京陆通联合律师事务所、中国文化艺术有限公司、《英才》杂志社、《LADY格调》杂志社分别入驻。北京才良律师事务所李金平分析指出，项目土地出让面积改变不大，但建筑面积增加很多，一定是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进行了变更，提高了容积率。
目前可查的最后一次官方记录是在日，美惠大厦根据竣工测绘结果又一次变更出让合同，最终“出让土地面积变更为12989.43平方米，出让建筑面积变更为76059.67平方米，其中地上为63802.3平方米，核定地价款为万元”。
有业内人士估算，从1995年签订土地出让合同至今，美惠大厦的可售建筑面积至少增加了46070平方米，以每平方米1万元的平均售价计算，销售总额增加了46070万元。“减去地价增额5746万元，开发商增收4亿元左右，这绝不是一个小数字。”
美惠大厦在最初销售时，公寓部分一度打出了高档外销房的招牌，因此吸引了大批投资者。写字楼部分更是摆出一副“为满足企业向国际化迈步”的姿态，中国移动通信有限公司在大厦建成后购买了整个写字楼部分，成为美惠大厦的最大业主。同样入驻美惠大厦的还有《英才》杂志社。
然而，与建筑面积的增长恰恰相反，开发商的财务漏洞越来越大，且愈发凸显。
根据相关记录，1999年，由于未能足额缴纳土地出让金，项目办理了地上建筑面积不超过20520平方米的确权手续——这恐怕是美惠大厦建筑面积“成长”曲线中的惟一一次下滑。日，开发商将美惠大厦几套公寓与部分底商在北京市土地权属登记中心办理了土地权使用抵押。
2007年7月，北京市公安局立案侦查北京天富偷税案。经查，该公司利用虚开的建筑工程发票虚列建筑开发成本，涉嫌偷税2577.19万元。这与“4亿元”相比，却又是一个“小数字”。然而，正是这2577.19万元的“小数字”，成为压垮北京天富的最后一根稻草。
如今，孙伟光在逃，北京天富所持有的全部物业被冻结，等待拍卖以偿还欠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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