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种：红釉瓷-红釉瓷
属性：其他红釉，，年代不详，，其他器型，，其他窑系，，，，，
简介：胎质很薄的，低价卖了！品相如图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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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忙看看年代，这叫什么釉，什么器型，什么窑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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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陶瓷器形的种类有哪些谁清楚？
提问者：余奇迈| 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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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这个主要有分为以下几个类别
胎质、釉色、装饰、形制和铭文是构成瓷器的五大要素。其中，釉色又是区别瓷器类别的一个重要标准。我国陶瓷在发展中经历了单色釉到多色釉(彩釉)的过程。单色釉包括青釉、白釉、红釉、蓝釉、黄釉、绿釉、黑釉等，而青釉又可分为粉青、天青、豆青等，白釉分甜白、青白，红釉有霁红、牛血红、豇豆红等。多色釉包括两种：一种用釉色与形状不一的色块构成釉面，如均釉等；另一种用釉彩勾勒图案，如青花、粉彩等，习惯上又称为“彩瓷”。彩瓷具体又可分为釉上彩、釉下彩和双层夹彩三种。
　　烧制窑别
是我国封建等级制度最生动形象的反映。官窑器泛指官办窑厂专为皇室烧制的产品，始于唐五代，明清时盛况空前。民窑器则是民间窑厂烧制的各种产品。官窑器工艺精美、端庄华贵，民窑器则显得洒脱、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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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民窑与官窑分，是一种大的分类。
往下细分，出现过的著名的民窑，宋五大名窑：柴汝钧哥定。
烧制时间 是最常用的一种分类和命名方法。它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划出“朝”，如唐瓷、宋瓷、明瓷、清瓷等；二是划出“年代”，一般用于明、清瓷器，如明洪武窑、明宣德窑等。
烧制地点 指总的烧制区域。如“越窑”泛指浙江余姚、上虞、绍兴地区的窑址，“耀州窑”泛指陕西铜川市的黄堡镇、陈炉镇、立地坡、上店及玉华宫等窑址。
烧制特征 胎质、釉色、装饰、形制和铭文是构成瓷器的五大要素。其中，釉色又是区别瓷器类别的一个重要标准。我国陶瓷在发展中经历了单色釉到多色釉(彩釉)的过程。单色釉包括青釉、白釉、红釉、蓝釉、黄釉、绿釉、黑釉等，而青釉又可分为粉青、天青、豆青等，白釉分甜白、青白，红釉有霁红、牛血红、豇豆红等。多色釉包括两种：一种用釉色与形状不一的色块构成釉面，如均釉等；另一种用釉彩勾勒图案，如青花、粉彩等，习惯上又称为“彩瓷”。彩瓷具体又可分为釉上彩、釉下彩和双层夹彩三种。
烧制窑别 是我国封建等级制度最生动形象的反映。官窑器泛指官办窑厂专为皇室烧制的产品，始于唐五代，明清时盛况空前。民窑器则是民间窑厂烧制的各种产品。官窑器工艺精美、端庄华贵，民窑器则显得洒脱、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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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联罐，五罐相联的一种罐形，是流行于东汉时期的陪葬冥器。造型为置于中心的大罐肩部或周边附堆起4个小罐或壶，腹间互不贯通：此外器身还堆塑各种瑞兽、飞禽。罐盖作为双线半环钮或鸟形钮两种。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收藏的一件五联罐装饰比较简练，4个相同大小的罐排成方形，中间置一较小的罐，五罐相连。这种罐式多流行于广东、广西、湖南、福建一带。五联罐在三国以后演变为堆塑楼阁的谷仓罐。
双唇罐，又称复口罐、双口罐、流行于东汉末至南朝时期的一种罐式，多出土于江南地区。造型为双重口，内口直，外口略低于内口且外侈，溜肩，圆腹，腹下内收，平底，与今泡菜坛形状相似。从出土情况看，西晋以前的双唇罐器身较矮，肩部饰有扁条状竖系、横向半环四系；东晋以后，器身增高，内口直径较大，肩部亦有半环形系。
鸟食罐，盛放鸟食的小罐。江苏镇江东汉永元十三年(101年)墓曾出土有黑釉器。传世品中偶有唐宋时期遗物。从器形方面看，明宣德时期景德镇烧制的种类最丰富，有钵式、瓜式、横向竹节式、筒式、罐式、水盂式等。各式鸟食罐的一侧均有固定用的环状系。此后各代所烧制的鸟食罐多仿宣德款式。
堆塑谷仓罐，又称谷仓、丧葬罐、魂瓶，由东汉五联罐发展而来，是专为陪葬烧制的冥器，流行于三国吴、两晋时期，有陶、瓷制口。南京博物院收藏有东吴凤凰二年(273年)红陶堆塑人物飞鸟谷仓罐，主体为唇口式深腹罐，佛像、麒麟、朱雀、铺首衔环等纹饰贴塑于罐腹四周，口部有双阙、人物、鸟雀等，顶部有倒置直墙洗式盖。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青瓷谷仓罐最有代表性，罐口部不仅有双阙、楼阁、人物、鸟兽等贴塑，罐的肩部还有伏龟驮碑，碑文有“永安三年”纪年。1978年浙江慈溪鸣鹤瓦窑头出土的西晋堆塑谷仓罐，造型虽然与上述二例相似，但罐上部的堆塑着重表现了豪门贵族生前居住的城堡式楼阁建筑，在庄园门前有歌舞伎乐俑，以及飞鸟、牲畜等。
塔式罐，带有佛教特征的一种罐式，多由罐和罐座两部分组合而成，流行于唐代。出土于陕西铜川黄堡镇的黑釉塔式罐，罐形作翻沿唇口，短颈，溜肩，圆腹，腹下部渐收，贴有模印叶纹。镂空多边形底座饰有佛像、花卉等。罐盖为七级空塔形，顶端塑有屈腿直身、抚头按膝、舒目远眺的小猴。唐代墓葬出土的三彩陶塔式罐最为常见。江西九江市博物馆收藏的元代青花牡丹纹塔式罐可谓唐代塔式罐的延续：修长的腹部绘青花纹饰，取代了繁琐的贴花，肩部堆塑两对狮、象首，盖作六棱七级重沿塔式。
横栓盖罐，又称夹耳盖罐、夹梁盖罐。罐式之一。1955年出土于广东番禺石码村五代南汉墓的一件，器形为直口，丰肩，以下渐收，长圆腹，圈足。肩部有两对对称的板式带孔钮座。平顶盖两侧对称的位置伸出长方形带孔横栓，盖合时横栓插入钮座，与钮座的轴孔相合，可以在两孔中插销固定，或只固定一侧的轴孔，器盖能自由开合而不脱落。此类罐式标本，在长沙窑、越窑遗址中也有发现。
荷叶形盖罐，罐式之一，流行于元代。南北窑场均有烧制。因罐口覆有荷叶形盖而得名。1980年11月江西高安出土的青花云龙纹荷叶形盖罐，罐体浑圆，荷叶形盖边缘有波状曲折，以莲杆为钮，并以钮为中心用青料绘出旋转放射状叶脉纹。此外亦有用凸起的线纹作荷叶脉纹的。明永乐、宣德时期继续烧制，荷叶盖沿的曲折起伏比元代大。
四灵塔式罐，带有宗教含义的一种罐式。出现于元代，是从唐代塔式罐发展而来的。江西省博物馆收藏的元青花釉里红四灵塔式罐，平口，短颈，溜肩，腹部下收，平底，腹部贴塑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灵”。帽形盖覆于罐口，盖顶作喇嘛塔形，塔基为六棱形须弥座，塔龛内有一尊佛像，塔刹的根部有仰莲瓣纹。
镂空罐，元、明时期流行的罐式。有陶、瓷制品。陶瓷制品出现的时间较早，甘肃武威皇娘娘台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红陶双耳罐，腹下部有三角形镂空装饰；1965年出土于河北保定的元代青花釉里红镂雕盖罐，腹部采用镂空透雕工艺作装饰；明代珐华罐也多采用镂空技法装饰罐的腹部。
轴头罐，流行于明、清的一种罐式。明永乐时期创烧，因罐体似卷轴画的轴头而得名。造型为上小下大，斜直腹，圆底内凹，颈、腹之间有板沿，弧形帽式盖。清康熙、雍正朝多有仿制。
冬瓜罐，罐式之一。敛口，丰肩，长圆腹，假圈足，宝珠钮平盖，形如冬瓜，故名。其形制始见于湖北武汉龙泉明永乐年间楚昭王墓出土物，此后历朝未再见这一造型，至清代道光朝再度出现并成为晚清时极为流行的器形。道光、咸丰时盖钮似宝珠，同治以后则呈烛焰式。
法轮式罐，又称为戟法轮式罐，明宣德朝出现的罐式。直口，丰肩，广平底，罐肩部有凸起的8个长方形平面扳手，上绘青花折枝花卉；罐身分层饰有青花八吉祥纹、蓝查体梵文。莲瓣纹罐盖顶部下塌，盖内书有“大德吉祥场”篆书铭文，罐底亦有同样的文字与之相对应，为佛教法器。
壮罐，罐式之一。流行于明、清时期。造型特征为直口，折肩，筒腹，腹下内折，带盖。罐口、足直径基本相同。明宣德时制品釉面肥润。清代乾隆年间多有仿制，釉层较薄。
蟋蟀罐，专门畜养、斗弄蟋蟀的罐。有陶、瓷制品。烧制地区比较广泛。瓷制品以景德镇瓷器为主，明宣德时期烧制的器形为鼓式，盖下凹，有钱形气孔，盖内竖写六字单行青花款，器底有六字双圈年款。万历时期，造型变化较多，有圆、方、梅花、瓜棱、扇面、八方等形式。清代仍有烧制。
天字罐，明成化年间的一种小型斗彩盖罐，因罐底无边栏的青花&天&字而得名。器形为直口，短颈，圆肩，鼓腹下部内敛，内挖圈足，附盖。盖多平顶微凸，直壁，覆于罐口。罐腹主纹多为海马纹，还有海水龙纹、缠枝莲纹等纹饰。天字罐在清康熙、雍正、乾隆时期均有仿制，康熙朝仿品胎体厚重，雍正、乾隆朝胎薄质细，釉下可见明显的旋纹。
莲子罐，流行于明崇祯朝的一种罐式。直口，垂肩，长圆形鼓腹，圈足，附盖，盖面略鼓，整体造型似一颗莲子。
将军罐，一种罐式，是佛教僧侣盛敛骨灰的器物。因宝珠顶盖形似将军盔帽而得名。初见于明代嘉靖、万历朝，至清代顺治时基本定型。清康熙朝最流行。罐身为直口，丰肩，敛腹，平面砂底，附宝珠顶高圆盖。
瓜棱罐，罐式之一，明代较为流行，因罐身呈瓜棱形而得名。嘉靖、万历时烧制量较大。
粥罐，罐式之一。流行于清代，康熙时始创。器形为直口，圆肩，深腹，底微敛，圈足，器肩部有对称双孔，可系绳索或配金属环以便提携。同治以后，粥罐使用广泛，产量猛增。
鼓罐，罐式之一，流行于清代康熙至道光年间。器形似鼓，一般无盖，罐身上下部各饰一周凸起的鼓钉，腹部贴塑一对铺首衔环。唯有雍正朝的开蓝釉鼓罐器口配盖。
日月罐，一种罐式。敛口，溜肩，长圆腹渐收，圈足，弧形圆盖若太阳，腹侧贴双耳若月牙，故称“日月罐”或“月牙耳罐”。始见于清代康熙朝，为雍正至道光时期官窑独特器形之一。
西瓜罐，一种罐式。敛口，圆腹，形如西瓜，又似宝珠，故南方称其为“西瓜罐”或“西瓜坛”，北方地区称为“一颗珠罐”。其形制创始于清代乾隆朝，延续至清末民国。平盖，盖钮早期若宝珠，晚期形如烛焰。[转载]宋吉州窑黑釉木纹茶盏
宋吉州窑木叶纹黑釉茶盏，直径15.5厘米。高5厘米，底直径4厘米。木叶纹清晰，开片自然，釉色圆润。
木叶贴花纹：相传，聪明的宋代永和窑匠师对路旁脚下俯拾即是的片片落叶发生了兴趣。他想，如果直接把它拣起来贴在碗里去烧，岂不是更富有自然风味吗？于是，他们开始实验了，开始可能是直接将树叶贴在坯体上，施釉后，再将叶子揭去，才入窑烧制。随后，他们又利用腐蚀的办法对叶子进行处理，去掉叶肉，使其成为网状叶脉，然后将它贴在碗上去烧。结果，当人们捧起这只黑釉碗饮茶时，就会看见有一片一片活灵活现的叶子沉在碗底。它们与“青白”、“黄白”的茶色相映成趣，其乐无穷。用这样的盏斗茶，更是其乐无穷。
该碗内外施黑釉至足，内饰一红褐色木叶纹，毛绒绒的树叶，脉络清晰，自然生动，虽是一叶，甚是惹人喜爱。釉面玻化程度不高。器物底部露浅灰色胎，胎质粗松，胎体略厚。底足修饰刀痕粗狂(不工整带棱角)，具有浓厚的地方民族特色。
资料：一只拍卖成交价高达二十六万四千元的木叶纹茶盏
宋 吉州窑木叶纹碗
估价： 200,000至280,000
成交价：264,000
年代：——
规格：直径15.4cm
预展时间：--
预展地点：——
拍卖时间： 13:30
拍卖地点：南京金丝利喜来登酒店5楼江海缘大厅（南京市汉中路169号）
拍卖会专场：
公司全称：
收藏品描述
木叶贴花纹相传是聪明的永和窑匠师对路旁脚下俯拾即是的片片落叶发生兴趣。如果直接把它拣起来贴在碗里去烧，岂不更是富有自然风味。于是，他们开始实验了，开始可能是直接将树叶贴在坯体上，施釉后，将叶子揭去入窑烧。随后，他们利用腐蚀的办法将叶子处理，使其成为脉网状叶片，然后将它贴在碗上去烧。结果当人们捧起这只黑釉碗饮茶时，就会看见有一片活灵活现的叶子沉在碗底，与“青白”、“黄白”的茶色相映成趣。该碗内外施黑釉至足，内饰一红褐色木叶纹，毛绒绒的树叶，脉络清晰，自然生动，虽是一叶，甚是惹人喜爱。釉面玻化程度不高。器物底部露浅灰色胎，胎质粗松，胎体略厚。底足修饰刀痕粗狂(不工整带棱角)，具有浓厚的地方民族特色。(海外回流)
&资料：吉州窑
晚唐吉州窑木叶纹大碗
厦门网&&&&日期:&&&
吉州窑是江西地区一座举世闻名、极负盛誉的古瓷窑，也是中国瓷苑中的一朵奇葩。吉州窑古址位于现今江西省吉安市的永和镇西侧，紧靠赣江西岸。历史记载中吉安市在隋代至元代初称为吉州，由于永和镇当时属吉州管辖，故称吉州窑，又称永和窑。
吉州窑古址发现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通过考证各类出土类瓷器，吉州窑生产的陶瓷制品与晚唐时期其他窑址出土的器物极为相似，如：碗、罐、壶、瓶等，以玉璧底的“唇口碗”为例，器壁浑厚，施釉不及底，修胎随意自然，无论是烧造方法还是器型特点都可以找到共同点，所以吉州窑的烧造时期应从晚唐开始。当时的烧造方法还比较原始，多采用泥钉衬块支烧，从出土吉州窑的各种器物都可见到衬块支烧的痕迹。这些都是晚唐至五代时期瓷器的主要特征。
笔者对吉州窑古瓷甚为酷爱，为此十几年来多方探访学习、收集。近期本人在厦门一藏友家中，有幸见到了他收藏多年的一件极为罕见的吉州窑黑褐釉木叶纹贴花大碗，在此介绍给同好友人共享。这件器物高5.3厘米，口径19厘米，底径7厘米，敞口、圆唇，浅弧腹，凸出玉璧形底，胎土显灰白色，胎质坚硬，轻叩有清脆的金属声，胎壁较厚，施黑褐釉不及底，胎足修刀随意自然，内底饰有桑叶一片，贴花工艺精湛，更显自然古朴风韵。从造型、胎质、釉色和烧制的独到工艺看，这件木叶纹大碗当属江西吉州窑产品。根据权威专家鉴定和现有的考古资料看，这是一件迄今仅见的凸出玉璧形底黑褐釉色木叶纹贴花大碗，无疑是晚唐时期吉州窑产品中的珍贵佳品。
9月国宝，宋代黑釉木叶纹盏
今视网9月3日南昌讯（记者
史玉琨）3日，记者从江西省博物馆获悉，第20期国宝展览现已开启，在九月与广大市民见面的将是宋代黑釉木叶纹盏。这也是江西省博物馆“每月一国宝”活动的收官之展。在“每月一宝国”结束后，还将会有专门的总结性展览及评选活动。&&&
据悉，专家鉴定此文物大概在宋代960至1279年之间打造，总体高5.5厘米、口径14.8厘米、底径3.8厘米。于1962年在江西省南昌市征集。此物为饮茶器具，盏呈斗笠形，具有宋代盏的典型式样。表面施黑釉，釉色浑厚滋润，晶莹光亮。底足无釉，露米黄色胎。盏内心呈脐状突起。盏内壁装饰一大片树叶，约占盏壁的二分之一，从中央向口沿展开，叶尖飘出沿外。树叶质感惟妙惟肖，创造了宁静、素雅、自然天趣和诗意盎然的艺术效果，令人叹为观止。
木叶纹装饰研究
作者：欧阳希君
古代陶瓷装饰中，有一种独特的以木叶纹为装饰的品种，被称之为木叶纹，提到木叶纹，人们自然而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江西的吉州永和窑。是的，吉州窑南宋木叶纹碗以其特有的纹饰博得了今人的喜爱。
1岳石文化层“枝叶纹”夹砂陶拓片
&“宋代，全国有很多黑釉产地，为什么都未见有以木叶装饰器物？而独有吉州永和窑生产？为什么木叶只限装饰在茶盏上，从未见过装饰于瓶、罐之类器物上？木叶盏的装饰叶片究竟是什么树种植物？这种独特木叶盏究竟是为什么人制作使用呢？令人奇怪的是，永和窑的20多处窑址中出土木叶盏残片的仅局限于靠青原山东南向的一座窑址中，其余都不见木叶盏标本。这种情况似乎隐隐告诉人们，木叶盏当时是为一个专门的群体定烧的器物。”[1]这是《吉州窑鉴赏》提出的问题，这也是所有想要了解、研究木叶纹陶瓷工艺人士所关心的话题。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阐述并回答这些问题。
2岳石文化陶鼎底足叶纹划痕拓片
一、木叶纹的窑口产地知多少
木叶纹作为陶器的装饰纹样最早见于山东泗水县尹家城遗址的岳石文化层，该文化层曾出土3件“枝叶纹”夹砂陶残器，胎色为黑、灰黑、褐色，残壁斜直，估计是罐类器底[2]。山东郯城马陵山也出土过一件饰叶脉纹的夹砂陶器（黄新忠：《郯城马陵山发现陶器上的叶脉印痕》，《文物天地》1993年5期。），器底印有羽状叶脉印痕，主脉大体居于正中而稍有偏斜，因器底手制，未留有陶轮与割坯的痕迹，因此十分清晰（图1）。据山东大学生物学系郑亦津教授鉴定，属柞栎树叶的可能性较大。柞栎叶特别大，是山东常见的落叶乔木。日照地区还用此叶包棕子。因此，可能它是作为垫坯物，替代布、蓆之类垫物。但岳石文化陶鼎底足的叶纹划痕（图2）应是有意识地在模似柞栎叶脉纹了[3]。其实，这些都应是有意识和目的性的行为，最初以叶子取代布纹、蓆纹，发现了叶纹美，或可作为该地制品的戳记，落叶柞栎木无叶的季节，所作器物只好刻划上柞栎叶脉，以此作为原有戳记。柞栎古代称柞或栎，春秋时鲁国有座小山叫柞山；庄子寓言也提到齐国曲辕的“栎社树”其大无朋，不知是齐国的社树还是更古远的幸存物。故它带有神圣性，被先民作为陶器纹样[4]。云南弥渡县苴力石洞山M7战国石墓出土陶碗33件，底部均有叶脉纹（云南省博物馆文物队：《云南弥渡苴力战国石墓》，《文物》1986年7期。）；四川会理县粪箕湾战国土坑墓群出土陶罐、豆、瓮、壶杯瓶等共计165件，多数底部饰叶脉纹（会理县文物管理所等：《四川会理县粪箕湾墓群发掘简报》，《考古》2004年10期）。四川德昌县王家田遗址出土有战国中晚期的陶器，器底有清晰的叶脉纹（图3）（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凉山州德昌县王家田遗址发掘简报》，《四川文物》2006年1期。）四川石棉县永和战国坚穴土坑墓地亦出土多件底部压印或刻划叶脉纹的陶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四川石棉永和墓地发掘简报》，《四川文物》2006年3期。）（图4）它们显然是作为一种装饰的纹样。
3战国陶器底足叶脉纹
其实，木叶纹瓷器也并非吉州窑发明首创，最早木叶纹实物是唐代寿州窑的木叶漏绘（图5），吉州窑是从其工艺中得到启发，学习、发展、创新而来。
《收藏快报》曾报道：建窑发现木叶纹敞口斗笠碗。笔者在某拍卖会预展上详细研究了该碗，确为建窑南宋产品不假，但从釉色与木叶纹看，复窑痕迹与做旧工艺明显。笔者持保留意见。我曾在黑釉装饰系列文章中谈到过：建窑除“釉装饰”外，其他装饰手法很少，这与他的中心老大地位是分不开的，因其产品质量好，供不应求，且兔毫、油滴、异毫、鹧鸪斑等名贵品种只需釉装饰（剔、刻、划、印等胎装饰及绘画装饰会破坏或减弱其主导产品釉装饰的美观及釉层肥厚效果）即可，故不思创新。建盏不仅远销日本等东南亚国家，据《中国的陶瓷》[5]一书记载：建窑黑瓷还远销欧洲，其价值每于黄金相重，且供不应求，弥足珍贵。因此，对其他窑场的创新产品（如：木叶纹装饰）不屑一顾（也无时间顾），以自我为中心，建窑又何必去生产木叶纹盏这种很普通、廉价的产品呢？木叶纹盏并不被文人士大夫以及统治阶层所青睐，或者说它是社会贫民百姓所用的低廉产品。所以，在古文献中找不到一字半句“木叶纹”碗盏的记载。再者，建窑窑址未见半片木叶纹标本，“关于从实物来研究印证方面，最好的方法是调查瓷窑遗址，因为窑址的材料是最真实的、最可靠和最全面的，从实地调查得来的材料也是最科学的。”[6]
4战国陶器底足叶脉纹
除唐代寿州窑的黑（褐）釉木叶纹外，尚有五代黄堡窑青釉木叶纹瓷器。陕西铜川五代黄堡窑址曾于1986年出土有青釉木叶纹瓷器标本（图6），器形有碗、器盖等（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五代黄堡窑址》，文物出版社，1997年。）。
福建漳浦赤土窑南宋也见木叶纹瓷器，图7为刻花贴叶纹大缸残片，“仅存腹片，腹壁直微弧，灰胎，外施白化妆土，采用贴小灌木‘蒲姜’叶片，刻划蔓茎装饰。外施青黄釉，贴木叶处无化妆土，色深。无木叶处釉色黄中泛白，多有脱釉。内壁素面无釉无饰，露胎处呈土红色。残片宽17、高12cm。赤土窑采集。”[7]
从以上看，“以木叶装饰器物”并非吉州永和窑独有，也非“木叶只限装饰在茶盏上”，不但“瓶、罐之类器物上”有木叶的装饰，而且也见盖缸、花盆上饰木叶纹。
5唐寿州窑贴叶枕
二、木叶纹的形成机理与工艺讨论
木叶纹装饰的工艺流程有多种，产地窑址不同工艺亦不尽相同。
永和窑的制作工艺历来有多种不同观点，《吉州窑》一书就见两种不同意见：①蒋名未先生认为：“把浸泡腐烂的叶子沾上与坯胎釉色不同的釉后放置在坯胎上入窑一次烧成”；
②但该书51页却又有：“将天然木叶浸水腐蚀后存叶脉，然后贴于已施黑釉的器物上，再敷透明黄釉经高温烧制而成”[8]；③以蒋玄佁先生为代表的部分学者认为：先在生胎上涂一层底釉，然后贴上经处理后的木叶脉络，再全部荡黑釉，当木叶脉络撕去时，纹样就显现出来了[9]；④敖镜秋、许作龙先生认为：并非所有的木叶，关键在于处理后的木叶是否含有某些无机物以及它们的分布状况，木叶纹的形成是这些无机物和基础釉在特定的烧成条件下进行高温反应的结果[10]；⑤张福康先生认为：用体视显微镜观察木叶纹时，木叶纹的细部是由乳白色或蓝白色的斑点或流纹所构成，表明木叶纹的形成与木叶灰的作用有关[11]。
6南宋刻花贴叶纹大缸残片
笔者认为，单从木叶纹分析，几种观点都有可能成立的依据，而要确定哪一种观点正确，想要否定另一观点时，理由及依据又都嫌不足。因此，在考虑这些情况时，不应该只凭主观臆想，或仅仅从一个方面去考虑问题，对于无法肯定的答案不要强求结论，那样只能失之片面、武断。
7a日本藏南宋吉州窑木叶天目侧视 7b日本藏南宋吉州窑木叶天目底足面
要研究吉州窑木叶贴花工艺，就必须了解吉州窑的烧造历史与传统工艺，要对该窑所有品种，特别是黑（褐）釉品种全面认识了解，并熟悉其工艺特点，只有这样才谈得上真正的研究。否则只能是主观臆想或猜想，片面地只解释一种工艺可能会误入一种以“猜想”而先入为主的混乱理念之中，过分去追求答案、结论，更无法正确了解这种工艺。
8a日本藏南宋吉州窑剪纸团花纹碗 8b日本藏南宋吉州窑剪纸团花纹碗底足
笔者通过对吉州窑木叶贴花、剪纸贴花、黑地彩绘等南宋标本分类排队，研究发现：1、木叶贴花、剪纸贴花、黑地彩绘、玳瑁等，无一例外均为先施黑（褐）色底釉，再依照不同装饰工艺分别用彩；2、所有木叶色纹之下为底色黑釉，无纹处均为素黑釉，图8为被日本政府定为“重要文化财”的南宋吉州窑木叶天目，日本安宅コレクシヨン收藏，根本看不出“生胎上涂一层底釉”，只在素黑釉上贴了一片彩釉木叶；3、凡剪纸贴花都是黑（褐）色纹，而器内无纹处均为色釉，贴花处为地色，器外壁为地釉黑色或再点洒玳瑁等纹饰，如图9为被日本政府定为国宝的唯一一件南宋吉州窑剪纸团花纹碗，高6.4、口径11.7、足径3.5㎝，大阪万野美术馆藏。图15-10为上海博物馆藏南宋吉州窑剪纸佛像纹碗，高4.9、口径13.7、足径3.4㎝，底釉为褐色，贴上剪纸，再次施彩釉揭下剪纸后，剪纸处为褐色（因剪纸多次重复使用亦沾上一些彩釉，故褐色稍不同于外壁地色）；4、黑地彩绘纹饰以外均作素黑地，图11为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南宋吉州窑月梅纹碗，高5.5、口径11.6㎝，月梅直接绘于地釉上，与木叶纹同理。亦见北京首都博物馆藏元代黄釉月梅纹陶碗（图12），高5.1、口径16㎝，为低温釉，也是直接在底釉上绘纹。
9上海博物馆藏南宋吉州窑剪纸佛像碗
通于以上观察，“①说”较合理，但“有果无因”，持“它说”者难于接受，笔者认为木叶纹的制作工艺除“①说”外，也可直接将枯叶片（无需腐烂）沾上色釉，直接平贴于已施底釉的碗内壁或内底，不需揭下，经高温烧制而成，木叶中的“无机物”、“木叶灰”、色釉将木叶纹理叶脉清晰地映现于碗壁。黑釉彩绘与木叶纹同一道理，均在黑地上作画，一为绘画，一为贴画。为什么剪纸贴花不能像木叶贴花一样，需在素黑釉上再施一次彩釉呢？因为木叶随手可及，为一次性用品，而剪纸模具为多次用品，所以选择多一次施彩釉的漏花黑地纹。图13后贴于已施黑釉的器物上，再敷透明黄釉经高温烧制而成”，我们根本就看不到那有黄色釉，不难看出②的观点错误，黑地上不见黄色透明釉，只见木叶纹为黄色薄釉，从叶脉主茎看，并不透明。如按“③说”吾认为至少有几个方面不能自圆，1、腐蚀后的木叶那还经得起再次刷釉。2、木叶腐蚀后易破损，故常见叶片有折叠痕。3、木叶纹为何浮于黑色之上？4、将沾有彩釉的叶片贴于内壁简单、实用，他们何必那么麻烦、费事地进行两次施釉，这与吉州窑求量舍质追求成本最小化的做法相违。“④说”认为是木叶中无机物和基础釉在高温反应的结果，并需要特定的有某种无机物的木叶。但从传世与出土的木叶纹看，树叶多种多样，且叶纹颜色深浅不一，宋代窑工根本无法测试出哪种树叶有“某种无机物”，故“④说”过于片面。“⑤说”木叶纹的形成与木叶灰的作用有关，实际与“④说”相似。
10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吉州窑月梅纹碗
赤土窑木叶贴花工艺为：它是用当地生长的植物叶片贴于黑（灰黑）色胎坯上，再施白色化妆土，剔除叶片后再刻枝干，后罩釉烧成，形成黑白分明的漏花效果，由于胎坯未干前贴叶，故叶片脉纹较清晰的留在胎体上，赤土窑的木叶贴花多见盆、罐、瓶等琢器上，未见碗、盘等圆器，这一工艺亦为全国首创，可与吉州窑木叶贴花相媲美，有异曲同工之妙。不同的是吉州窑为黑釉贴叶，赤土窑是贴叶青釉。图14为南宋赤土窑木叶纹盖缸，“腹弧略直，上下弧收，无圈平底，复盆状盖，盖心略凹，灰胎，厚约0.5厘米，外施白化妆土，划六道弦纹作三段纹饰区，临沿处划卷草纹，腹下划印连弧纹，腹中主纹饰区以四组花饰组成，花饰贴长椭圆形或菱形的，当地人称为蒲姜的小灌木叶片，划枝条连起来，构成花株的图案。器盖亦施白化妆土，盖上划弦纹及连叶边纹。盖沿贴3～5片一组的水萍叶为饰。外施姜黄色透明釉。在胎土上贴花叶，再施化妆土，贴花叶利用化妆土和胎土的不同色差，形成了较强的对比，花叶本身的叶脉、锯齿，则是其他工艺手段未能代替的。它区别于吉州窑的贴木叶，是一种独特的装饰工艺，在陶瓷史上尚属仅见。口径37、底径32、高45、通高50cm。赤土窑采集。”[12]
11首都博物馆藏元代黄釉月梅纹陶碗
三、木叶纹树种、叶类之探讨
吉州窑的部分碗为何使用木叶纹来装饰呢？是什么树叶呢？目前大多数学者认为是桑树叶，如毛晓沪认为“所有木叶盏都是桑叶，凡不是桑叶都是赝品”[13]。部分学者却公允地认为：“一些为菩提叶、无花果叶或葡萄叶”[14]。笔者曾去窑址调查，因时间关系，未采集到很特别的木叶纹标本，从老乡手中购得数片，也似乏善可陈。倒是《吉州窑鉴赏》说得中肯：其“对吉州窑窑岭两公里的遗址全貌、植物树木遗存、实物进行了认真的调查勘别，请教当地农人和专家，并收集到几十片形态各异、木叶完整且有底足的木叶盏残片，经分门别类，得出的结论是叶片绝非桑叶一种。从叶片颜色看，有金黄、浅黄，有淡红、紫红，亦有银白；从叶片大小看，既有大可布满盏心，亦有小如蚕豆；既有叶片茎脉分明、舒展自如，也有只见淡淡叶片，叶片卷曲的漫不经心之作；从树叶取材来看，木叶以桑叶、杨树叶为多，但亦见樟树叶、皂角叶、豆荚叶、桃树叶、柚木叶等，几乎永和窑址附近的树木植物都被随意利用。”[15]
12a丰城市博物馆藏宋吉州窑木叶纹碗
12b丰城市博物馆藏宋吉州窑木叶纹碗局部
除漳浦县博物馆馆长王文径先生谈到的“蒲姜的小灌木叶片和盖沿贴3～5片一组的水萍叶为饰”外。赤土窑木叶纹应该可用当地生长的各种取材便捷植物叶片，因为它只作为“印刷”工具而已，罩釉烧成前要剔除叶片，故不管“木叶是否含有某些无机物以及它们的分布状况”，也不需要“木叶灰的作用”。图15，左为花盆残件，右看不出器型，为笔者采集于赤土窑的两件不同器物的木叶纹残片，叶形与叶纹各不相同，也别于蒲姜叶、水萍叶。另外，曾与笔者多次调查该窑的同道马先生采集到一件木叶纹器盖残片，叶面很小，叶形也不同于上述几件。
13a南宋赤土窑木叶纹盖缸 13b南宋赤土窑木叶纹盖缸局部
四、消费群体决定木叶纹碗不是“斗茶”产物
木叶纹碗在当时，它只是一种很普通的产品，并不被文人士大夫以及统治阶层所青睐，或者说它是社会贫民百姓所用的低廉产品。据1476年能阿弥《君台观左右帐记》（孙向阿弥补记）载：吉州窑有花鸟纹饰者，价值千匹（约十贯文），建盏最少值三千匹，高者万匹。王佐增补《格古要论》也曰：吉州窑器“体厚而质粗，不甚直钱。”所以，在古文献中找不到一字半句“木叶纹”碗盏的记载。宋元时期的笔记小说很多，文人墨客多爱记录一些稀奇古怪的奇闻逸事等，吉州窑也有记载，而新奇的木叶贴花却不见于记录。今天我们很多人常说“木叶纹盏”是当时社会最好的“斗茶”用盏。同为黑釉产品的建窑兔毫、异毫、鹧鸪斑盏却留下了从帝王、官吏至文人、僧侣留下的众多诗词文字。因此，我对“木叶纹碗”是最好的“斗茶”用盏的提法产生了怀疑。认为它只是食碗、茶碗，而非指“斗茶”之“茶盏”。因为宋初，建茶已发展成两大类，一类主要用于斗茶而不是喝的茶，另一类则为食茶。我们今天对它的推崇是从工艺、艺术等角度来衡量，但很多研究人员却将其上升到了“斗茶”的历史高度。我们有必要还原历史。
14a南宋赤土窑木叶纹残片 14b南宋赤土窑木叶纹残片另面
我们首先要搞清楚它的消费群体。根据木叶纹碗内的木叶“部分为菩提叶”，可看出菩提树正是佛教的一种象征，相传佛祖释迦牟尼曾在树下悟道，茶碗中菩提叶潜藏佛性、觉悟，代表了僧侣所能想象的主观世界。清刊本《青原志略·东昌窑》有“欧阳鈇杂著曰永和镇舒翁舒娇其器重仙佛”，亦佐证当地有敬仙重佛之风。青原山时为佛教圣地，唐初即建有龙集寺，为“永和窑所资也”，后又有本觉寺、慧灯寺等，现仅存永和镇本觉寺塔，寺庙皆毁。从窑址出土了“本觉寺”、“慧”、“太平”、“弟子蒋子通”等铭文标本，可见永和窑所在地青原山处于佛教繁荣包围中。因此，内贴“‘贝叶’的木叶茶盏正是这些寺院庙宇僧侣们专门订烧的茶盏器物”。从吉州窑木叶纹看，它的釉面匀净，木叶纹多呈金黄色，细腻丰富而又自然沉稳，无半点人工装饰的痕迹，传达出土与火洗礼后所呈现的自然变化，恰与禅宗热爱自然的心理追求相一致，因此，木叶纹碗盏被僧侣广泛使用，寺院众僧侣为坐禅破瞌睡，饮茶早成风尚。《封氏闻见录》曰：“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以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永和窑的24处窑址中出土木叶盏残片的仅局限于靠青原山东南向的一座窑址中，其余都不见木叶盏标本。这种情况似乎隐隐告诉人们，木叶盏当时是为一个专门的群体定烧的器物。”佛、儒、道追求平淡、崇尚自然，天然木叶纹碗自然最适合这一群体。他们饮茶讲的是养生之道，从而形成寺庙道观的茶禅之道，简淡、雅静、虚灵、闲适、清醇、隽永、禅悦之境界正是禅僧所追求的“茶禅一道”的淡泊之美。故他们自然也不会参与紧张激烈的斗茶活动。
15日本白鹤美术馆藏南宋木叶纹圆腹小碗.
如果“木叶碗是最好的斗茶用盏说”成立，那么永和的其他20余处窑址为何不烧制呢？又“青原山东南向的一座窑址中”木叶纹相比其它品种也不是很多，木叶纹标本采集较困难。因此，可确定木叶茶盏正是以这些寺院庙宇专门订烧为主，也有部分市场流通，属非主流产品。
时任福建漕司的蔡襄在其修撰的《茶录》一书中有：“茶色白，宜黑盏。建安所造者绀黑，纹如兔毫。其坯微厚，燲之久热难冷，最为要用，出他处者，或薄或色紫，皆不及也。其青白盏，斗试家自不用。”已说的很明白，“斗茶”以建窑兔毫束口盏最好。像永和窑木叶纹斗笠碗（也偶见小圆腹碗）胎体轻薄，斗茶者不会用。因为斗笠碗胎轻体薄，无束口“点汤线”，不适合斗茶之“量茶受汤”。既是斗茶，斗试家怎么会选择不合适的斗笠碗呢？
16a日本永青文库藏南宋末木叶纹斗笠碗
因为木叶纹碗的繁荣期是南宋。1127年北宋亡，赵构南渡，建立了南宋皇朝。斗茶之风很快式微。但仍然保留了赐茶的隆重仪式，但已不用建盏（南宋淳熙二年刊印的程大昌《续演繁录》六卷曰：“按今御前赐茶，皆不用建盏，用大汤？，色正白，但其制样似铜叶汤？耳”造字上为“敝”，下为“瓦”）。建盏都已随斗茶风习的减弱而渐渐退出了中国的舞台。吉州窑木叶纹盏还能是最好的斗茶用具？
&16b日本永青文库藏南宋末木叶纹斗笠碗底足
南宋高宗绍兴初年，社会相对稳定，江南各地茶园均处于兴旺发展时期，饮茶风尚早已普及民间各角落。当时街头、驿站、寺院门前多设有茶座，出一二文钱便随处有茶可饮，所饮均为煎茶（宋代研末冲饮法与全叶煎煮法并存），而非“斗试”，所用多为敞口碗。这时“斗茶”并非风行，但唐代煎茶、炙茶之法并未消失，煎茶与斗茶这两种不同方式茶文化各自发展。从建窑遗址出土的碗类可以看出，束口碗产量最大，适用于斗茶。敞口斗笠碗或撇口斗笠碗产量稍少，适用于饮茶（煎茶、炙茶之法）。吉州窑木叶纹不见或少见束口碗，斗茶用的束口碗仅见其它装饰品种，白覆轮较常见。总之，吉州窑束口碗相对较少。
17瑞土日内瓦包尔藏“宋吉州窑叶纹盏”
五、木叶纹器物的鉴定与鉴赏
木叶贴花应属于“印”绘形式，是吉州窑的一项伟大装饰创造，是从唐代寿州窑的木叶漏绘工艺中学习、发展、创新而来。
吉州窑木叶碗，从目前资料看，仅限于南宋。从其造型来看，目前只发现两种，一种是10～12公分左右的普通圆盏，所见极少，图16为日本白鹤美术馆藏南宋木叶纹圆腹小碗，高5.2、口径11.2、足径2.8㎝，器物微变形。一种是14～16公分的斗笠型碗，图15-17日本永青文库藏南宋末木叶纹斗笠碗，高4.8、口径15、足径3.4㎝，敞口浅斜腹微弧。两种造型的木叶碗均施普通黑釉，内外满釉足部露胎，釉层薄，一般无流釉现象，修坯挖足粗糙，典型的重釉不重胎。木叶碗与其他吉州窑黑（褐）产品一样，胎骨粉白、米黄、豇红与青灰，质地粗松，含沙较多，似陶非陶的炻质地。
木叶纹是吉州窑特有的装饰纹样之一，只饰于碗内壁，外壁无任何装饰，其它器型不见。碗内多饰一叶，也见半叶、二叶、三叶者，但稍少。
关于真赝鉴定，书本中多大同小异，从来就没有人能准确表述出来，笔者也一样，因为语言太苍白，如书中所描绘的胎釉颜色太宽泛，还有什么“缺少神韵、功力，线条不畅、呆板”等空洞词语，唯有多看实物标本。千万不要相信那些只为赚取你口袋中钞票的“商品书”，它们多打着“鉴赏”、“鉴定”、“鉴别”等，却没说到一点实处。我们不难发现，出版物中那些宏篇大著不是陈词滥调充溢，就是言语似曾相识，可见学术界浮夸之风漫延，他们随意断章取义的强牵“文献”并凌空驾虚的谈陶论瓷，了无自我。如多次再版的《宋元瓷器真伪鉴别与价值评估》是这样鉴别的：“近几年古董行中多见仿制品，其中木叶纹已达相当高的水平。与真品有差别的是木叶纹颜色比真品淡薄，真品釉与颜色都较厚重”[16]，而且附图“宋吉州窑木叶纹盏”、“宋吉州窑夜月梅花纹盏”均为赝品。《中国瓷器收藏与鉴赏全书》222页“南宋吉州窑黑釉木叶盏”[17]亦为赝品。
有专家称“所有木叶盏都是桑叶，凡不是桑叶都是赝品”也是没有根据的，前面已谈到除桑叶外，还有菩提叶、杨树叶、樟树叶、皂角叶、豆荚叶、桃树叶、柚木叶等，几乎永和窑址附近的所有的植物叶都可入盏，而且叶色浓淡各异。其实，木叶颜色浓淡是由木叶的腐烂程度和木叶沾色料的多寡、色料稠稀、配方等所决定，决不能以这些标准定真赝。有称：真木叶纹碗“其叶脉清晰，用手触之与黑釉相融在一个平面上，没有丝毫痕迹”，而赝品“碗心木叶纹不仅不及真品细腻清晰，用手轻触有兀然突起之感，显然是在黑色底釉上再置叶片烧制”[18]，笔者认为这根本不能判别真伪，因为真品中木叶朦胧仅见叶影者不少，且木叶清晰凸出釉面的真品也常能见到。台湾国立故宮博物院1989年编撰出版的《海外遗珍·陶瓷（二）》收录一件瑞土日内瓦包尔收藏的“宋吉州窑叶纹盏”（图17），碗内有大小木叶三片，它不是桑树、菩提树叶，而且叶片也未经腐蚀，较罕见，因黑白图片，亦未见底足，笔者不敢确定真赝。真伪鉴别很难，而对于熟悉古代窑业技术，对古陶瓷工艺了如指掌者来说，又是很容易的事。这就需要收藏者手中有标本（那怕是残片），通过标本的研习，了解其胎釉、纹饰、造型，找到共同与不同之处。同时多看书籍（如：文物出版社、紫禁城出版社等）、报刊（中国文物报、文物天地、收藏家等，如可能也可读文物、考古等及各省市文博刊物），多了解文物市场的赝品情况，那么真品自然逃不过你的眼睛，赝品也决不会混入你的藏品中。
鉴别古陶瓷真赝是非常感性的经验，再加上知识的理性，而任何教条的理论都帮不了他的忙，只能告诉他辨别5～7成仿品（工艺品），而鉴别不了高仿品。任何书本上只能说鉴赏，而非鉴定。专家亦有多种，一为古玩摊上练出来的没有多少理论的古玩店主、商贩，他们辨伪眼力特高，但鉴赏水平却平平；而各大博物馆专家理论丰富，鉴赏力强，但缺少实战经验，不关心造假市场的进度，与市场脱节，他们所见都是馆藏传世或出土真品。某博物馆馆长曾说：以往很多人说博物馆的不会辨真假，我不信并与他们争辩，现在看来此说不假。三为地方专家只对其所辖地区古瓷窑熟悉，鉴别当地产品可说了算，但外省市产品对他来讲，也只能是些书本上的常识而已。四为瓷片族中成长起来的专家，他们所玩瓷片多为遗迹、工地捡得或购得，但所捡瓷片窑口不明（部分名窑除外），购得名窑瓷片也可能有假（笔者曾在龙泉窑、定窑遗址村民家中见到不少瓷片，常见普通的为真品，稀罕者为仿品打碎的，同去的当地博物馆馆长亦证实）。
所谓鉴赏，其实就是个人对其艺术、科学、历史等价值的理解，因人而异。
吉州窑木叶纹装饰，多茎脉清楚，自然逼真，大者遮天蔽日，小者独居碗心。画面独特，或似一叶轻舟飘浮水中，或如大树耸于苍穹。所形成的自然天趣为同期陶瓷装饰注入了崭新的活力，与规矩呆板而乏味的装饰形成了鲜明对比。其装饰艺术中直接表现出来的是绘画纹样写实图案化，招人喜爱，给人以自然的亲近。这是一种自然的美、超凡脱俗之宁静淡雅之美，人们在品茶休闲之余可尽享这份真正溶入自然，神游金秋时节的山林溪峪，一种寂静沉思的回归美。
漳浦窑木叶纹与吉州窑不同。花卉叶纹是用当地生长的植物叶片贴于黑胎坯上，再施白色化妆土，刻划茎枝后再剔除叶片，形成白地黑花的特有效果，由于叶片是在胎坯未干前贴上，叶片的脉纹较清晰的留在胎体上而保存至今。这种装饰有别于吉州窑。窑址位于赤土乡田仔坪自然村，是福建宋元时少数几个最具文化内涵的古窑之一，也是漳州地区宋元时唯一烧造黑釉器之瓷窑。笔者曾数十次调查该窑，遗迹保存较好，可见9座窑床堆积，1个作坊工场被部分破坏。遗物面积约6万平方米，堆积厚约1至3米。黑(褐)釉与青釉器比例相当，偶见青白釉。主要器形有各式碗、盏、盘、碟、盆、盅、钵、瓶、壶、盏托、灯盏、炉、豆、枕、砚、花盆、薰、器盖、瓷塑及陶质罐、缸、谷仓、魂瓶和建筑构件、鱼网坠，品种繁杂、多样。赤土窑窑床不似南方常见的依山而建龙窑，却建在相对平坦的地面，像几处大坟莹，窑具多为M形匣钵，且不用垫饼(碗足与匣钵间用细砂土相隔，有的像锯末粉类的结晶物，故该窑产品露胎处火石红特别耀眼)或少用垫饼（入元以后，部分仿龙泉釉产品等）。多种迹象表明，该窑之窑业技术似北方窑工南下迁移所至。赤土窑装饰手法多样，主要有黑釉兔毫、铁锈花(斑)、褐地黑花(斑)、黑地青斑，青釉刻划花、印花、贴花、剔花、堆贴花及褐彩、内青外黑(褐)等。赤土窑瓷器的烧成温度普遍不是很高，极易破碎，其胎质亦粗糙，吸水率也稍高，与唐五代长沙铜官窑的半瓷半陶式“炻器”相似。最有特色的工艺是木叶贴花纹及划花，因赤土窑胎土灰黑，青釉器一般先施化妆土，再刻划一种线条纤细等均的风格类似“白描”的纹饰，内容以花卉居多，也见龙、凤、鱼、虫等图案，它主要依靠胎色和凹处聚釉体现出清晰画面，显得淡雅、洁静。赤土窑主要是充分利用了黑胎施白化妆土的色差效果，这一工艺目前未见其它窑址报道，为全国独创，其效果与磁州窑异曲同工，工艺上则可与吉州窑木叶贴花媲美，亦为中国陶瓷史上仅有，在中国陶瓷史上应占有一定位置。
[1]《吉州窑鉴赏》，《艺术与故藏》2004年1期。
[2]山东大学历史系：《泗水尹家城》，文物出版社，1990年。
[3] [4]刘敦愿：《岳石文化陶器上的叶脉印痕》，《文物天地》1992年1期。
[5]景德镇陶瓷研究所：《中国的瓷器》，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63年。
[6]冯先铭：《古陶瓷鉴真》，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
[7]王文径：《中国福建古陶瓷标本大系·漳浦窑·下》，福建美术出版社2005年。
[8]中国国家博物馆、吉安市博物馆：《吉州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9]蒋玄佁：《吉州窑》，文物出版社，1958年。
[10]敖镜秋、许作龙：《吉州天目盏木叶纹形成过程的探讨》，《中国古代陶瓷科学技术第二届国际讨论会论文摘要》，中国学术出版社，1985年。
[11]张福康：《吉州天目的研究》，《景德镇陶瓷学院学报》1986年10期。
[12]王文径：《中国福建古陶瓷标本大系·漳浦窑·下》，福建美术出版社2005年。
[13]《吉州窑鉴赏》，《艺术与故藏》2004年1期。
[14]李家治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陶瓷卷》，科学出版社，1998年。
[15]《吉州窑鉴赏》，《艺术与故藏》2004年1期。
[16]宁云龙、丁卯：《宋元瓷器真伪鉴别与价值评估》，经济日报出版社，2004年。
[17]谢天宇主编：《中国瓷器收藏与鉴赏全书》，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
[18]铁源主编：《宋辽陶瓷鉴定》，华龄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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