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长信：苏美尔人的来源及历史文化背景
（华夏文明系列之两河文明）
人类历史，从公元前5000年以后，便逐渐清晰起来了。通过西方考古学家的不懈努力，将西亚的一段历史比较清晰地给淘了出来。这就是目前世界公认的人类最早文明——两河文明。两河文明又称美索不达米亚文明（Mesopotamia
culture）。主要由苏美尔(Sumerian)、阿卡德、巴比伦、亚述等文明组成。美索不达米亚是古巴比伦（Babylon）的所在，也称巴比伦文明。
两河流域是指底格里斯河（Tigris）和幼发拉底河（Euphrates），因两河流域的定期泛滥，使两河沿岸因河水泛滥而积淀成适于农耕的肥沃土壤，称作美索不达米亚平原（Mesopotamia，希腊文，意为“两河之间”，现伊拉克（Iraq）境内）。北接亚美尼亚高原，南临波斯湾，东与西伊朗山脉为界，西与叙利亚草原和阿拉伯沙漠接壤。
由于这一带在地图上好像一弯新月，所以美国芝加哥大学的考古学家詹姆斯布雷斯特德(James Henry
Breasted)把这一大片的土地称为“新月沃土”。新月沃土上有三条主要河流，约旦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包括今日的巴勒斯坦、约旦河、叙利亚及两河流域，共约40-50万平方公里。
两河文明的中心大概在现在的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一带。两河流域习惯上分为南北两个部分，大体上以今巴格达为中心，北部称亚述（Assyria），得名于亚述城（Assur），南部称为巴比伦尼亚（Babylonia），得名于巴比伦城（Babylon）。巴比伦尼亚以尼普尔（Nippur，今努法尔）为界，又分为南北两部分，南部称苏美尔（Sumer），得名于最早文明的创立者苏美尔人（Sumerian）；北部称阿卡德（Akkad），得名于阿卡德城及创建者阿卡德人（Akkadian）。两河领域除了这些都城外，还有埃利都、基什、拉格什、乌鲁克、乌尔、尼普尔、舒路帕克、西帕尔、乌玛、阿克沙克、拉拉克、阿达布、尼尼微、马里、埃什努那等许多城市。
两河文明中最早的文明是苏美尔文明。创造这一文明的是被阿卡德人称其为“苏美尔人”。大约经过公元前4千纪近千年的文明积累，形成了许多个城邦国家，历史学家把从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前3000之间的苏美尔文明称作“早期高度文明”，这一时期的文化有乌鲁克文化与杰姆代特奈斯尔文化。从考古发现已经得到的史料来看，从公元前2900年开始，苏美尔城邦进入一个“诸国争霸”的时代。这些城市因水权、贸易道路和游牧民族的进贡等事务进行了几乎一千年的、为时不断的互相争战。本文主要讨论“苏美尔人”的来源，两河文明其他历史有待以后讨论。
一、“苏美尔人”的涵盖范围及早期历史
约在公元前4500年和公元前4000年前后的两个时段，分别登陆波斯湾，进入两河流域的是两拨外来族群。两拨间隔约500余年。第一拨被称为“欧贝德人”。将公元前年间这一地区的文化称作“欧贝德文化”。在公元前5千纪，南部地区已经出现了金属器，已经有铜鱼叉等工具的出现。传说和考古发掘资料均表明，埃利都是这一带的最古老的居民点之一，是欧贝德文化的发源地。欧贝德文化的主要标志是彩陶和神庙建筑。世界著名苏美尔学家、美国学者S.N·克莱默教授《文明的摇篮》一书认为：欧贝德人是与苏美尔人完全不同的民族，他们是美索不达米亚最早的居民，在苏美尔人来到之前，他们已经在这里定居很久了。在公元前5000年时，两河流域平原上到处都有欧贝德人用泥砖建造的村落，甚至已有了规模宏伟、构造复杂的神庙。到公元前4000年时，他们的影响已不仅限于两河流域南部，而且遍及整个近东。他还发现在后来发现的苏美尔泥板文书中，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分另被称为伊迪格拉特和布朗农，而这两个词都不是苏美尔文，因此推断可能是欧贝德人的用语。另外，诸如埃利都、乌尔、拉格什、尼普尔和基什等，也被认为最早是欧贝德人建立的村镇，后来发展成为苏美尔人的城市。克莱默的观点也不全对，这里将头一拨欧贝德人与后一拨苏美尔人作了一个区别。至少彩陶、土木结构建筑、神庙等皆由欧贝德人开始就有了。甚至农业也是如此。没有发现欧贝德人的文字，但不等于没有文字，语言上两者区别但也有相通的地方。后来的苏美尔人挤兑了欧贝德人的一些地盘。
后一拨约在公元前4000年以后进入两河流域。直到公元前3500年才显露出来，创造了最早的文化——乌鲁克文化（公元前年）。这一时期，恰与关中地区的黄帝时代相对应。这是西亚铜石并用时代晚期文化，因最早发现于伊拉克境内的古城乌鲁克而得名，主要分布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年代晚于欧贝德文化，约于前3100年为杰姆代特奈斯尔文化所取代。主要遗址有乌鲁克遗址（12～4层）、埃利都遗址和尼普尔城址等。除石器外，金属制品的盛行也是这一时期的特色，主要为矛、棍棒头等铜制武器及金银制容器等。石斧、石刀等石制生产工具和陶镰仍继续使用。流行轮制的红色或灰色磨光陶器，有的饰以简单刻纹，器形以高柄长嘴的钟形罐为主。居民从事农业和畜牧业，已知有人工灌溉。手工业、特别是制陶和采石日益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行业。这一文化的雪花石膏雕像也十分精致。冶铜业的发展不但扩大了手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分工，也促进了与周边地欧早已存在的商品交换的发展，商业的开始活跃，这一点尤其值得关注。晚期，社会出现严重的贫富分化，氏族制开始瓦解，并逐步向阶级社会过渡。乌鲁克文化最典型的文物是圆筒印章。印章上有屠杀俘虏或将俘虏送给权贵人物的图案，反映了这一时期的阶级分化与对立。这一时期苏美尔人把分散的小村庄发展为成镇，出现了大规模的神庙和宫殿建筑，以其为中心形成庞大的聚落，并向城市发展。神殿建筑较欧贝德文化的规模更大，以神庙为中心，出现了大规模的聚落，并向城市发展，奠定了苏美尔时代城市的基础。这种聚落址以乌鲁克为最著名。其第6层时的城区面积不小于0.81平方公里。其中官方建筑物、园地墓地和民房各占三分之一。神庙建筑物集中在伊安纳塔庙和天神安努塔庙区。前者的代表性建筑是石庙、红庙、迷宫和镶嵌厅。镶嵌厅筑于台基之上，大厅的柱廊由两排直径达2.62米的柱子拱立，围墙以红、白、黑色的圆锥形镶嵌物装饰。这些建筑物的宏伟的规模和高超的镶嵌装饰技术，反映了当时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尤其是这一时期产生了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最早的象形文字。在基什城址附近的奥海米尔岗发现一小块石板，其两面以直线刻画出表示各种事物的图画符号，其中可以辨识的有人的头、手、脚等，年代约为前3500年，这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文字。目前已发现乌鲁克文化的象形文字共有2000多个，大多书写在泥板上。
先后进入两河流域这两拨人，谁是苏美尔人？一种观点认为前一拨欧贝德人不是苏美尔人，只有乌鲁克文化创造者这后一拨才是苏美尔人，他们到达美索不达米亚后，征服了欧贝德人。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欧贝德人也是苏美尔人，因为从欧贝德时期到苏美尔早王朝时期的美索不达米亚史没有实质性的缺环。
本文观点，这两拨人均可称为苏美尔人。因为一是这两拨人时间上相差约五百多年，但在文化上差异不大。二是后一拨并非对前一拨完全性的征服，实质上是挤兑。在这两拨人没来之前，这里是巴比（伯）人的地盘，第一拨挤占了巴比（伯）人的地盘，使一部分巴比（伯）人西迁，后来在北非形成柏柏（巴伯）尔人。第二拨到来后，又挤占了第一拨一部分地盘，第一拨人还存在于此，共同创造着后续的苏美尔文明。因此，所谓“苏美尔人”，应是这两拨人的统称。
约于公元前3100年取代乌鲁克文化而兴起的是杰姆代特奈斯尔文化，因发现于巴比伦城址西北的杰姆代特奈斯尔而得名。到公元前2900年苏美尔早王朝建立时结束。主要分布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该文化农业在经济中已占主导地位，生产工具多半仍为石器，如镰、锄、刀等，也有匕首、斧头、鱼钩等铜制工具和武器，但使用还不普遍。乌鲁克文化期出现的神庙建筑这时有了进一步发展。最典型的是乌鲁克的白庙。它建造在天神安努的塔庙上，面积约378平方米，为土坯拱墙结构，外表以石灰粉饰，白庙因而得名。该文化以彩陶、印章、泥板文书和石雕像著称。彩陶多用红、黑色绘几何形和动植物图案。印章为圆柱形，或塑成人和动物形象，常雕刻狩猎、宗教崇拜场面。泥板文书上刻写的是象形文字，已发现的主要是关于经济活动的记载和词汇表。雕刻技术臻于成熟，发现不少优秀的作品，如贵妇人头像、刻有男子与狮子搏斗场面的石碑等。在一件石制水壶上，刻有一圈交替的狮子和公牛图像，逼真而富有动感。此外，还发现有车及各种质料的装饰品、金属制品、玩具等，反映了这一文化生活内容的丰富和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这一时期普遍使用文字，出现泥板文书，灌溉设施、土木工程、金属加工等技术都有明显进步，有人推测以神殿为中心的城市国家此时已经形成。
约从公元前2900年以后，进入苏美尔早王朝时期，又称古苏美尔时期。直到约公元前2371年为阿卡德王国取代而结束。居民为苏美尔人。主要城邦有乌鲁克、拉格什、乌尔等。这一时期苏美尔奴隶制城邦进入全盛时代，城邦国家林立。这些国家一般由中心城市连同周围的农村公社组成，领土面积不大，居民少则二、三万，多则十几万人。城市以神庙为中心，也有王宫建筑，周围建城墙。城邦的王被称为卢伽尔、拍达西、恩或恩西，其权力受贵族会议和民众会的限制。国家的统治阶级是贵族奴隶主，被统治阶级是奴隶、手工业者和公社一般成员。基什、乌尔、拉格什等国之间为争夺财富、土地和奴隶,进行了旷日持久的争霸战争,至早王朝中期，基什可能一度称霸于苏美尔，史诗《吉尔伽美什与阿伽》即反映了基什同乌鲁克的一次战争。约公元前27～前26世纪，乌尔比较强盛，乌尔王陵墓中大量精美的随葬品及众多的殉人也说明了这一点。在当时各国中，拉格什的历史比较清楚。公元前28
世纪，拉格什与邻国温马发生战争，并在吉尔苏建立宁吉尔苏神庙。公元前27世纪出现土地买卖现象。公元前
25世纪上半叶，乌尔南什执政，一度在苏美尔称霸。其子安那吐姆（约公元前2454～前2425在位）胜温马，立安那吐姆鹫碑以铭记两国之盟。拉格什的土地分神庙土地和私人土地两种。神庙在其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中处于重要地位，国神宁吉尔苏、其妻女神巴贝等神，各有神庙庄园，其土地直接由恩西及其妻管理，生产由奴隶和服劳役的自由民进行，产品用于祭祀、对外贸易及支付神庙劳动者的口粮。神庙经济为统治者掌管和占有，但也带有全体自由民共同体经济的成分。其军队包括战车兵、重装兵及轻装兵，后两者分别由贵族子弟和公社成员组成。恩铁美那于公元前2404年即位后，拉格什的政治与经济力量进一步壮大，但国内的社会矛盾也更加尖锐。约公元前2378年，乌鲁卡基那在平民支持下执政。他进行了一系列旨在保护小生产者利益的社会改革和立法活动。这一迄今所知世界最早的社会改革，反映了苏美尔城邦发展中小生产者地位普遍受到威胁的情况。乌鲁卡基那改革的一些原则，如保护小生产、限制王室以外的其他富贵社会阶层的发展等，被古代两河流域以后的立法者所承袭。在乌鲁卡基那活动的时期，各城邦扩张领土的趋势已发展到试图统一全苏美尔的地步。温马城的卢伽尔扎吉西先后占领拉格什、乌鲁克等50个城邦，自称乌鲁克之王，但不久被阿卡德人的国家战胜，随后建立起阿卡德王国，苏美尔早王朝结束。
二、苏美尔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关系
以上介绍了苏美尔前期历史简况。自从西亚文明被考古者淘出来之后，不断有人试图将中国历史与其进行对接。
1894年，法国人拉克佩里发表《中国古文明西源说》。他以19世纪欧洲考古界对近东地区的挖掘成果为基础，提出中国文明源于两河流域古巴比伦文明，汉族是在公元前2200左右从西亚迁来的。并先后发表多部相关著作。拉克佩里“西来说”的根据同样是搜寻中国早期与古巴比伦的种种相似性。主要有天文历法、科技发明、语言文字、政治制度、历史传说方面，拉克佩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于古巴比伦的观点，显然是受到当时欧洲流行的文化传播学派的有关理论的影响。文化传播学派持世界文明的单一起源论，然后就变成了“西源论”，即认为亚非拉等非西方地区的文明或多或少是受到西方早期文明“启示”和影响的结果，这显然带有当时的殖民主义色彩。牛津大学教授C.J.Ball于1913年出版《中国人与苏美尔人》一书，随后还发表了一些其他著作，详细论证古代中国文字与苏美尔会意字的相似之处。Ball与R.Pumpelly等人宣称人类应诞生于中亚细亚，然后分两支东西迁移，一支迁入巴比伦，一支迁入中国。法国人拉克佩里“西来说”在中国人中仍有相当的影响，如1915年浙江学者丁谦出版《中国人种从来考》，以《穆天子传》为主要资料，来考证中国民族西来的有关史迹。
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考察了仰韶文化。1923年，安特生发表了《中华远古之文化》一文，把仰韶文化与中亚的安诺文化进行比较时，却得出了它们有可能同出一源的结论，并且认为最先发现的安诺彩陶早于仰韶，所以仰韶文化有可能从西方经中亚传入。这就是著名的“中华文化西来说”。近年仍有不少史家、学者仍在探索着试图将中国历史文化与苏美尔文化进行对接。
不管这些对接是否正确，但对中国历史文化与苏美尔文化进行了大量的对比较研究，也是一种成就。日本人白河次郎、国府种德于1899年出版《中国文明史》一书，列举中国与巴比伦在学术、文字、政治、信仰、传说方面之相同者共70条以证明中华文明源于巴比伦。从这些比较研究成果可以看出，的确，中华文化与苏美尔文化之间存在着许多相似点。下面略举几例。
1．象形文字。中国至今还在使用。苏美尔人也使用象形文字，至于苏美尔的文字是不是最早的，这话不能说得太满。即使在两河流域，在苏美尔人到来之前生活在那里的巴比（伯）人，应该是有文字的。
2．土砖。苏美尔人没有方便的石料，也和关中人一样，只能采用土木结构作建筑。他们用的土砖，在关中一直延用至今，用模子压制的叫“胡基”，主要用于垒墙；用泥草制成的叫“泥坯”，主要用于制作土炕的炕面。在中华台至少在5000年前已开始使用烧制的“陶砖”。参见“蓝田新街遗址”。
3．大洪水传说。苏美尔（犹太）的大洪水传说与苗族的大洪水传说是最相近的两个传说，也是最接近大洪水事件的两个传说。“挪亚”与“姜央”在读音在也很相近。
4．多神崇拜。苏美尔人神祇数量众多，国有国神，城有城神，家有家神，人们的每项活动，基本上都与神有关。这与今天中国民间的神祗概念特征基本一致。
5．历法。苏美尔人使用太阴历。他们以月的圆缺，周而复始为一个月。一年分12个月，其中有6个月各为30天，另6个月各为29天，全年共354天。这样每年比地球绕太阳一周的时间少11天多时间，于是他们又创立了设置闰年的办法。这与《颛顼历》非常相似。可能中国人在尧命羲和进行大型天文测量之前，也是使用这种历法。
6．数学。苏美尔人用10进制与60进制并用， 这与中国差不多。
7．天文。苏美尔人划分黄道为十二星座，中国分黄道为十二宫，基本是一致的。
苏美尔文化与中华文化之间的事实存在诸多相似的文化，足以说明苏美尔文化与中华文化之间存在着某些内在的联系。
三、苏美尔人来自何方？原籍何在？
关于苏美尔人，还有两个问题史学界还没有搞明白。一是苏美尔人是不是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最早的居民？二是苏美尔人到底籍贯何处？何方人氏？
&&&&第一个问题可以作以简答：苏美尔人并非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最早的居民。因为之前这里居住着巴比（伯）人，而巴比（伯）人之前住着阿拉比（伯）人；而阿拉比（伯）人之前，住着摩苏（押）人；而摩苏（押）人之前，还住过阿比（伯）人……几万年前……几十万年前……几百万年前……几千万年前，究竟谁是最早？没有答案。
第二个问题，苏美尔人从哪里来？引起了诸多猜测。有说来源于北部，由中亚或高加索或亚美尼亚到达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后延河而下；有说来源于东部小亚细亚山地，每个苏美尔城市都有名为兹古纳的梯形塔，寓为一座山；有说来源于埃及或南部的波斯湾，据苏美尔人的传说，他们最早的祖先住在第尔蒙岛上，此岛可能位于南部波斯湾中；有说来自蒙古，因为他们的语言中含有许多蒙古语音。甚至有说是外星人，由于本人没见过外星人，故不在此讨论。
美国有个叫斯塔夫理阿诺斯的作者写了本《全球通史》，其中说到：“最早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伟大创建者——苏美尔人，似乎既不是印欧人的一支，也不是闪米特人的一支，这一点很可奇怪。他们的语言与汉语相似，这说明他们的原籍可能是东方某地”。这段话说得很明确，苏美尔人的原籍在中国。这一推测倒是说对了，可是，恐怕连中国的史家和学者都不会相信。
中国的史家和学者大多数不太关注苏美尔人的来源这一问题，但跑到中东找先人的人却不少。有一本《向东向东，再向东》（作者苏三）的书似乎与犹太人杠上了，说夏朝为《圣经》中希伯来人的祖先亚伯拉罕的后妃夏甲（Hagar）所建。殷（商）来自亚伯拉罕的孙子以扫（Esau）。周朝的“周”就是“Jew”（犹太人），其建立者之一为以色列12支系之一：“但（dan）家族”，也就是周公旦的家族。简直把犹太人忙坏了，一方面还要在中东经营，一方面还要操心中国的政权更换和社会发展。不知秦汉唐宋元明清及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是犹家那位子孙来执政。
如果证实苏美尔人来自中国，那些将中国历史对接到中东的结果是：要么中国人的祖先确实有病，跑到中东再发展中国。要么是史家出了问题，不在自家庙堂认祖先，非要爬在人家坟头拜祖先。
下面，我们再用关键词“夏（Sa）”再对苏美尔人身份作一简单判断。苏美尔人最早的象形文字是画了个人头表示“头”。据《维基百科》“楔形文字”解释：“头（Sag）”。原来，苏美尔人也是把“头”念“Sa”的。由此可以看出，苏美尔人不过就是6000年前的陕西（关中）乡党，原籍应在中华台。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去伊拉克？是劳务输出？“裸官”的家眷？还是“蛇头”组织的偷渡？不得而知。
四、何谓“苏美尔（Sumer）”？
苏美尔（Sumer）是阿卡德人（Akkadian）对公元前5千纪中后期进入达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地区这一人群的称呼，也是对这一人群的界定。那么，何谓“苏美尔（Sumer）”？“苏（Su）”是“夏（Sa）”的一种变音。如新疆阿克苏的“苏”，埃塞俄比亚的阿克苏姆的“苏”，彝族自称尼苏的“苏”，尔苏人的“苏”，这可能是某一族群的“地方”口音。去掉儿化音后，“苏美（Sume）”就是“夏母（Samu）”的意思。
苏美尔人是从东边来的，这是大多数人所认同的。那么，东边有没有“苏美（Sume）”或“夏母（Samu）”人呢？从波斯湾出发，向东穿过印度，来到尼泊尔，一个响亮的名字全世界都知道，这就是“释迦牟尼”，佛教创始人。然而“释迦牟尼”不是人名，而是族名：Sakya-muni。还原为中文即Sa（夏）-kya（迦）-mu（母）-ni（夷）。去掉夏字的尾音“迦”，便是：夏母夷，即“夏母（Samu）人”。可见东边是有“夏母（Samu）人”的。至此，暂停一下对苏美尔人族源的追溯。下面有必要对“夏母（Samu）”作一解释。
大约到了公元前七千纪，中华台上开始出现较严重的阶级分化。争夺华夏国王的部落斗争更加激烈。虽然仍自号“伏羲”，但这种权力成了压迫其他部落的手段，导致“伏羲”这一称号信誉度急剧下降。在公元前六千纪和五千纪这两千年里，出现了一种现象，从中华台迁出的族群，很少再用“巴夏、伏羲”来作华夏族群的标识。而是重新以“母”作为华夏族群的标识。一般出现四种称呼：
夏妈：常见记为萨马、萨蛮等。
夏母：常见记为萨姆、萨摩、苏姆（美、米）等。
华妈：常见记为阿马、哈马等。
华母：常见记为阿姆、阿摩、哈姆、含姆等。
也有称“华夏母”的，但发现的不多，如印度有个阿萨姆（华夏母）邦。埃塞俄比亚的阿克苏姆即“华（克）夏母”，中东的阿拉米（姆）也即“华夏母”。
通常是在自己的族名前再加上“夏妈”等以上四种称呼之一，作为族群总标识，也有直接用以上四种称呼之一作族名的。
阿卡德人自称“闪米特人（Semites）”，亦称“塞姆人（Semu）”。“塞姆（Semu）、苏美（Sume）”没有区别，都是“夏母”，只是语音或记音上有所差异。阿卡德人对登陆波斯湾的那两拨人，界定为“苏美尔（夏母）”，表明与自己是相同的族群，同为“华夏族群”。“闪米特”还原为中文即“夏母·头”。阿卡德人自称“闪米特人”只是多加了个“头”，强调自己是“夏母”人中的“头人”。只是突出身份、地位高于一般的“夏母”人而已。
以“夏母”作族称或冠以“夏母”作为华夏族群总标识，这是公元前六、五千纪这两千年华夏族群迁徙中的所特有一种历史现象。从公元前4000年以后，就很少见到这一现象了。
这两千年，从中华台迁徙出去的华夏族群，陆续走遍了全球。参见下图，在欧亚大陆，出现三条“阿姆（华母）河”，代表了这一时期三个重要聚集区域。东北亚的阿姆（华母）河，即中国黑龙江，俄罗斯仍称阿姆河。另一条在西欧，今称埃姆河（Ems
River）荷兰语作Eems。古称Amisia（华母夏），是德国西北部一条河流。最著名的是中亚的阿姆（华母）河，中国古籍称沩水。这是华夏人向欧洲、西亚、非洲迁徙和文化传播的第一大基地。在亚欧草原上最显赫的一支就是萨尔马特人，即“夏妈·头人”，与“闪米特”意思一样。南路向西传路线是经缅甸一带到达两河流域。进入美洲的对应于奥尔梅克人，“奥梅”是“华母”的变音，当然，进入美洲的远并非仅这一支。向南扩散的直达南太平洋，有一支今称萨摩亚人（夏母·夏人）。进入非洲的很多，不能一一列举，其中最远的是阿马（华妈）·科萨人、祖鲁人、斯威士人等。
奠基世界格局的两场战争
根据阿卡德人的界定，苏美尔人是华夏人。论其口音，当是关中人氏。然而，他们出现于两河流域并不是偶然孤立事件，这两批苏美尔人登陆波斯湾，是与远古两场战争有关。一场是“神农战斧燧”之战；一场是“后羿射日”之战。这两场战争，在中国历史上并没有感到有什么特别之处，“神农战斧燧”之战差一点被遗忘，甚至连个传说都没有。“后羿射日”转化成一个英雄的神话，早已抹去了战争的血腥，至今大多数人不会将“后羿射日”与战争、屠杀联系起来。总之，这两个大事件，在中国历史上反映得非常平淡，但谁也没有想到，正是这两场战争，对今天人类种族分布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和布局了基本框架。这一影响极其巨大而深远，所造就的世界民族分布及世界历史文化，时至今日，没有发生过根本的变化。如果没有这两场战争，世界将是另外一幅模样。&
“神农战斧燧”之战&&
1、战争简况。在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膑兵法》有“神农战斧燧”这一句记载。在《山海经&海内经》记有：“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訞……”。“稷……大比赤阴，是始为国。”关于这场战争，史籍上记载也就这么两句。
这场战争的发动者——神农氏首领是“娶赤水妻”、曾在华夏国任“稷”（农业）官的那位“炎帝”。为了与后世的“炎帝”相区分，本文称其为“稷”。“大比赤阴，是始为国”记录了“神农战斧遂”之战的地点在“赤阴”赤水之阴，即赤水河的南边（今蓝田县玉山镇东北）。赤水河北边便是国都——昆仑丘。这次战争神农氏胜利，取得了华夏国的政权。
&&&&当时执政华夏国的部落“斧燧”又是那一个部落？“斧燧”并没有形成部落的名称，也就是说，这一部落拥有“斧燧”，“斧燧”是这一部落的显著特征而不是部落名称。“神农战斧燧”的“斧燧”只是借代而已。关于“伏羲时代”相关执政部落的记载：
《释氏稽古略》：太昊庖牺氏……无怀氏。
《三皇本纪》：太皡庖牺氏……无怀氏。
《帝王世纪》：“女娲氏……承庖牺制度。……及女娲氏没，次有……无怀氏，凡十五世，皆袭庖牺之号。”
这些史料，一般事件首尾记载准确性还是比较高，中间的排序并不可靠。这“伏羲时代”最后一个执政华夏国的可能是“无怀氏”。那么，何为“斧燧”？“斧燧”与“无怀氏”有何关系？
12000年前，伏羲氏部落一个曾任“仓颉”的文史小官，以武力夺取了女娲氏的“华夏国”政权，这是首次以武力夺取政权的先例。夺取政权的这位自称“太昊伏羲”或“太昊帝”。欧洲有个奥地利，汉语说是“昊帝夷”。冰岛神话中有个“奥丁”，汉语即“昊帝”。由此看来，太昊伏羲确实称过“帝”。
女娲氏执政华夏国有近两万年之久，“太昊伏羲”的出现是一场大的社会变革，标志着“华夏国”由女权政治转换为男权政治。在这场历史大变革中，太昊伏羲为了能够取得人民的信任，说明取得政权的合法性，做了两件事。
《山海经&海内经》：“南海之内，黑水青水之间，有木名曰建木。太昊爰过，黄帝所为。”太昊伏羲爬上一棵高高的树上，作了一次人天对话，以说明取得政权是“天”帝的旨意，此时，已经产生了“王权天授”的思想意识。另一方面，太昊伏羲又从历史上找依据，于是，将十几万年前的“燧人氏”便搬了出来，以证明历史上最早就是男权政治，为自己的男权政治找到了历史依据。
自从六万年前以下，人们以弇兹氏为人类始祖，以这位“母”神作为人类的始祖神。这时，太昊伏羲追溯到更加遥远的“燧人氏”，以燧人氏为人类最早的始祖。封燧人氏为“风皇”，立庙祭祀，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以前。沉寂了十多万年的“燧人氏”一下子又“火”了起来。但是，到太昊伏羲时，毕竟已经过去了十多万年了，“燧人氏”的踪迹已经全无了。于是，在燧人氏旧地风岭一带寻找确认了一个“燧人氏”的传世后人的部落，这一部落可能就是史上所说的“无怀氏”。再用燧石打造了一把斧子，来象征燧人氏的传承，代表着“燧人氏”具有人类始祖的至高无尚的地位，具有至高无尚的权力。并将这一把斧子授予这一“燧人氏后裔”部落，这一部落从此担当对人类始祖“燧人氏”祭祀的责任。这把斧子成了祭祀对象的象征。从此，“钺”这一实用工具，演化成了权力象征的物件，进而成为了男权政治权力的象征。所以说，钺作为权力的象征缘于太昊伏羲。此后，许多部落及许多国家都搞了这个“钺”来显示自己的权力。
若最后一个执政华夏国的是“无怀氏”，那么也“斧燧”的拥有者，燧人氏传人。这次战争大约发生于公元前6千纪末和5千纪初某一时段。这一战是自太昊伏羲以来5000多年的“伏羲时代”的结束，也是蓝田山“风”姓部落群执政华夏国政权的结束。
2、政治背景。大约从公元前7千纪开始，随着农业、手工业经济的发展，逐渐产生阶级分化。部落内部贵族与奴隶两个阶层逐渐形成。掌控华夏国政权演变成一个部落压迫其他部落的工具，争夺更加激烈。男权象征的“伏羲”的地位下降。重新回到“母”权崇拜，所以，出现了近两千年以“夏母”作为华夏人认同的标识。
到了公元前6千纪末，部落内部奴隶制度接近成熟。一种现象是由于贵族阶级对丝织品需求的急剧膨胀，才导致公元前4500年前后，一场抢夺桑园运动的发生。另外，位于河南省濮阳市的西水坡遗址反映出
6500年前已有人殉现象。而西水坡这支先民，与这次战争有一定关系。由此可以推测，在伏羲时代末期，奴隶制度已经相当成熟。
作为神农氏，以渭南市临渭区南的沋河流域为中心，已经发展到西临戏（姬）水，东至潼关，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姜姓部落群，其实力比蓝田山上的风姓部落群要强大。神农氏部落群占据了东部的二层台塬，土地平整，土质为白墡土，适宜灌溉，水肥条件好。而蓝田山上，早期人类生存优势，到了此时反而变成劣势，沟壑纵横，平坦耕地有限，土质为红垆土，这种土壤保墒非常好，但不宜灌溉，是旱地作物最好的土壤。农业经济实力神农氏部落群逐渐超过蓝田山上的风姓部落群。《山海经&海内经》曰：“稷之孙曰叔均，是始作牛耕”。也就是说，在这一场战争后不久，便出现牛耕。这说明神农氏的农业经济比较发达，积累了足够的经济实力。
这场战争是两大部落群之间的较量，规模之大，战争之残酷，是可想而知的。这场战争的意义在于结束了一个持续了五千年的“伏羲时代”，中华历史进入“王权时代”。在中华台，这样的更朝换代的冲突和战争无数，并没觉得这场战争有什么特别之处，甚至连传说都没有形成。然而，这场战争对世界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对今天的世界格局起到了奠基作用。这是当年发动这场战争没有想到的，也是至今人们没有意识到的。
3、战争后的迁徙。战后，蓝田山上的风姓部落由长期的统治阶级瞬间变为被统治、被压迫阶级，从而导致风姓部落的一次大规模的外迁。这次外迁，除了进入蒙古草原游牧化后，无法寻找之外，其余的还是比较清晰的。
其中，以“华夏”名义沿中路西迁的这一支，是以华胥氏和赫胥氏两大部落为主体，进驻中亚。从此，中亚地区正式以“华夏”的名义向西、向南开拓，成为华夏文明向西方传播的第一大平台。
以“伏羲”名义集结出迁人群，分别东、西两个方向迁出。向东迁徙的首先在今河南濮阳一带集结，“濮”即“洑”，以伏羲的“伏”所命名的水名。西水坡遗址便是这一族群文化生活的反映。
西水坡遗址特点是有3驵蚌图，三组蚌塑中都有龙、虎图像，生动逼真，是中国迄今已知保存最完整的原始时期龙虎图形。考古学家猜测它们有可能与传统天文学中的四象体系有关，45号墓中龙、虎的排列恰恰与东宫苍龙、西宫白虎、南宫朱雀和北宫玄武的体系相吻合。通过专家的解读，这一遗址所反映的天文系统，应是公元前5千纪初的天文水平。所谓“河出图”的“河图”有可能就在出走的这一群体中得以保存。45号墓中用3具殉人为主人摆设一定的图形位置，反映出人殉现象早已存在，也是对这一时期阶级分化状态评估的一个依据。
东迁的部分在这一带集结后，向长江中游发展的一部分号称“百濮”，直到春秋战国后才逐渐消失。向东南方向发展的，已被后续频繁的覆盖而难觅踪迹，只能在考古资料中得到部分印证。
以“伏羲”名义西迁的，在甘肃省天水一带是一个集结地，那里有比较丰富的伏羲文化。天水与濮阳的伏羲文化，约形成于7000年前的这次迁徙。从两河流域来看，这一时期是一个“立庙”的疯狂时斯，所以，这两地伏羲、女娲庙是存在的。
自青藏高原沿横断山脉南行是远古南迁的主要路径之一，布依，是“伏羲”的变音。由于此前五千年中，也有以伏羲为族名的部落存在于南方，如普米族。所以，布依族是否就是这此南迁产生的，还不能完全肯定，但确实是“伏羲”族群迁徙者，向南的“伏羲”族群进入越南及中南半岛，折而向西的以尼泊尔这支成就最大。“佛”者，“伏”也。在以伏羲文化所创建的佛教文化，反回来对中华文化发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南路进入两河流域的这一支，被称为欧贝德人，可惜的是进入两河流域时间不久，随后下一拨紧跟着的拥入和挤兑，使得这一支在两河流域的表现不大突出，或者是挖掘不够。不过这一支对伊斯兰教的创立，还是产生一定的影响的。
还有一支是向南翻过秦岭，在雒水上游一带集结，以“斧燧”的名义形成“越”和“百越”。同时，以猫头鹰为图腾，产生了一个新族群——雒族，或雒越族，也是对西方文明产生巨大影响。此处不再叙及，将在印度文明中详细叙述。
这次迁徙在美洲也有显露的踪迹，奥尔梅克、阿兹特克，可能与这次迁徙有关。阿兹特克与加喜特的组词结构完全相同，还原为中文：“华胥·头（克）”或“华胥·头人”。
自从华胥氏和赫胥氏进驻中亚之后，对两河流域及小亚细亚便产生了强势南压之势。赫胥氏向西南挺进的重要的有两支，一支是赫梯人，一支是喜克索人。华胥氏向南挺进的主要力量有三支：一支是阿卡德人，一支是加喜特人，一支是亚述。
华胥氏和赫胥氏在中亚的发展中，赫胥氏产生的可萨（即赫夏）对东欧大草原地区产生重大影响。华胥氏实际在中亚的比较弱，称阿息，其史料还若隐若现。但另一分支“突厥”影响巨大。
以上简述了“神农战斧燧”之战的概况，以及在中亚及中东产生的族群格局。所涉及的诸多族群，将在后续一一叙述。（来源：的）
&&& &作者：
“羿射九日”之战&
&&&“羿”在彝文中是一个背着弓箭的人，实际上，用“夷”是最贴切的，不知历史上怎么就演化成了“羿”。“羿”是弓箭的发明者。弓箭的使用，对于游猎为主的先民来说，意义非同一般。于是“羿”便成为祖神。其部落称为羿族。部落首领也称“羿”。羿族本是从神农氏发展分化出来的姜姓部落。后来发展成了十个部落，分布在华县至潼关一线的秦岭北麓地带。相对于中华台来说，处于古东海南岸，临近日出之地古扶桑之地（潼关与灵宝之间）。又称为十个太阳族部落，《山海经》称为“十日国”。图腾是乌，即三足鸟。自华县赤水河以东的原始部落，多以鸟作为图腾。
&&& 一、“羿射九日”之战的背景
1）关中地区人口相对过剩。距今年间的仰韶文化时期是全新世以来的最暖期。这一时期是我国全新世气候最适宜期，气候温暖湿润，植物生长空前繁茂；当时中纬度地区陆地上的温度比现代高2～3℃以上。在仰韶文化早期（约距今年），气温进一步升高。依据临潼姜寨和西安半坡遗址的孢粉分析，关中地区总的气候特征状况是四季分明，温和半湿润，水热条件可能好于今天。在这样一种环境条件下，仰韶文化迅速发展起来，初步形成了以关中地区为中心，东达豫西和晋西南，西至天水，南到汉水上游的文化分布区域。……气候的暖湿化，给原始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仰韶文化快速发展起来，使史前人口增长和文化的发展进入一个繁盛时期。在考古遗存方面，表现为遗址的数量大大增加，仅陕西关中地区就发现仰韶时期的遗址1162处。但文化的快速发展也可能带来了人口相对过剩的危机，扩张文化的生存空间成为人们必然的选择。这种扩张主要是从文化的中心区向周边地区迁徙多余的人口，迁徙的结果是对新领地的开发而导致文化分布区域的扩大。由于温暖期的到来，使得宜于农耕地域的扩大，仰韶文化向黄土高原开拓成为可能，文化的扩张性移民也达到了高潮。据考古调查，陕北的黄土高原共发现仰韶文化遗址667处，主要分布在洛河中上游、延河流域，甚至在更北的无定河流域也有发现。泾水上游也发现仰韶文化中期遗址100多处，晚期遗址200多处。（引西北大学张宏彦《黄河流域史前文化变化过程的环境考古学观察》）
<font COLOR="#）一场旱灾是事件的导火索。继轩辕之后，陶唐氏的尧执政华夏国政权，约在公元前4500年前后。《吕氏春秋·慎行》曰：“昔者尧朝许由於沛泽之中，曰：‘十日出而焦火不息，不亦劳乎？夫子为天子，而天下已治矣，请属天下於夫子’。”由此看来，当时发生旱灾可能是真的，致使唐尧一度欲让位给许由。
华县至潼关一线十个羿族部落，由于缺少土地，粮食短缺，首先发生骚乱是很自然的事。唐人成玄英《山海经&秋水》疏引《山海经》云：“羿射九日，落为沃焦”。宋代类书《锦绣万花谷》前集卷一引《山海经》云：“尧时十日并出，尧使羿射十日，落沃焦”。由于干早，造成寸草不生的焦土，可能旱情还非常严重。
尧在平息羿族骚乱上采取的措施是，保留一族，灭掉九族。目的是通过屠杀以减小人口压力。执行者是所保留的这一羿族。《山海经·海内经》记载：“帝俊赐羿彤弓素缯，以扶下国，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艰”。也就是说，这不同与一般的同族自相残杀，这是经过“帝俊”（神）的授权的，目的是为了“扶下国”、“恤下地”。
二、羿射九日
&&&《淮南子·本经训》将大羿射日的故事做了总结：“逮至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丘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猰貐，断修蛇于洞庭，擒封豨于桑林。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
这段话对这一事件进行了较全面的总结，“羿射九日”这一大屠杀，平定了骚乱，“万民皆喜”，效果不错。不过不是“置尧以为天子”，而是尧已是华夏国国王，并在其直接指挥下取得的胜利。
&这次大屠杀的对象不仅杀灭九个太阳族的部落，还有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等六个部落。这六个部落中，“大风”比较清楚，即大禹时的防风氏，在“青丘（今风陵渡）”西边，古东海边。“封豨”大约是神农氏的“豕韦氏”部落，原住地不详。可能因这次战争，驱赶到了“桑林”，此“桑林”指空桑。此后，“豕韦氏”便出现在潼关至灵宝一带。《山海经&海外南经》曰：“羿与凿齿战于畴华之野，羿射杀之。在昆仑虚东。羿持弓矢，凿齿持盾。一曰戈。”看来，凿齿这一部落是最能反抗的一支，战斗地点的昆仑丘的东边，大约在渭南市临渭区三官庙镇一带，这里是神农氏的主地盘，也是古三苗之地。像在南方出现的凿齿族群如仡佬族等，大约就是这次战争后迁徙的。猰貐、九婴、修蛇未能详考。
这次战争，使尧名利双收，用屠杀的方式赶走了九个太阳族部落，稳定了社会治安，落得一个好名声。同时，获得了自华阴至潼关一线古东海边缘的丰茂的桑林。因为华阴与华县间的桑林即“穷桑”已被轩辕氏所占据；潼关以外的“空桑”已被神农氏所占据。此后，尧将部落的一部分从蓝田山西北角东迁到华县南边的二层原上，尧死后也葬于这里。
“沧海桑田”转换中的两次重大事件恰恰都发生在同一地点。这次掠夺华县至潼关一线古东海边缘的桑林，是“海——桑”转换中的一个典型事件。然而，两千多年后，“禹敷下土方”，再将这片桑园毁掉，开拓成农田，成为“桑——田”转换中的一个典型事件。而这两个发生在同一地点的典型事件，不仅是中华数千年“沧海—桑—田”两度转换的两个关键节点，而对世界格局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羿射九日”后的九羿族群大迁徙&
这次战争中的九羿族群自然也是四散迁出。向北迁徙的游牧化后，已难以寻其踪迹。但到达美洲的却顽强地生存下来。现有所说的“印第安”，还原为中文即“羿帝安”，意思是“羿帝那边过来的”。“安”是方位代词。通常组词有“上安（上边）、下安（下边）、东安（东方）、西安（西方）、头安（前边）、后安（后边）”等。现在的印第安人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是这次战争迁过去的。“印第安”并非有人所说的“殷地安”，与殷商没有关系。迁徙到南美洲的还成立了国家，叫做“印加帝国”。“印加”的“加”是尾音“克”或“迦”，没有意义。“印加”就是单词“羿”。&
向东迁徙的到达山东地面。也可能有向东南迁徙的，已无法追踪。在山东的这九个羿族部落，被称为“九夷”。自周以后，东部族群称“东夷”，近代有人号称“东夷集团”，“夷”的概念的扩大化，反而将东部的历史搞成浆糊了。“九夷”在山东安份守己生活了两千五百多年，到了公元前两千年前后，关中地区的蚕桑经济因大禹的“敷下土方”而快速衰落，蚕桑经济东移，豫东、山东一带的蚕桑经济很快发达起来，成为支撑北路东西方丝蚕经贸的主基地。经济的发达，“九夷”也很快富裕起来，建立大城，向方国过渡。商朝建立后，自然不会放过这一块大财富。商朝自太戍起，将工作重心转向经营东方，从仲丁起开始实施东征。“九夷”的九城连环是商朝东征最大的对手。直到祖乙时，一方面征调半游牧化战斗力强的秦兵参与作战，一方面决河灌城，毁了九城之一的“耿”，终于降服了“九夷”。随后，这些参战的秦人被就地安置，其目的一是继续监控“九夷”，二是表示对其功勋的奖励，还为秦人建了宗祠，商朝廷曾多次对其参拜，以表示对这支秦人的尊重，从而也造成了今天“秦人起源于东方”的一种论调。
南迁的一部分形成了今天的“哈尼族”，“哈尼”是“黑羿（彝）”的变音。这一族记忆中，保留下来两个关键的细节，一是他们是从北方南迁的，二是他们是“九族”同迁的。在文化上，与彝族没有多大区别。这一族群向南扩散已到达中南半岛，折而向西进入印度，再向西便去了两河流域。这便是自称“黑头”的那部分苏美尔人。这一次长途迁徙耗时约500余年。
当这部分“黑头”在美索不达米亚创造文明时，两河流域并非这次西迁的终点，其前锋已到达埃及。并在古埃及文明中占有很重要的一部分。“埃及”应与“印第安”的“印第”相同，即中文的“羿帝”。埃及、埃塞俄比亚、埃兰的“埃”，在中文解读时应换为“羿”。这是最初将“羿”记音为“E”，若干年后，将“E”读作“埃”了。置换后，埃及即“羿帝”，“埃塞”即“羿夏”，“埃兰”即“羿兰=伊朗”。
南迁有一部分，融入了苗族中。苗族《追魂辞》还在唱，那些亡魂还想回来看一看，他们要求大羿家九位年轻将军手持九支铜枪，十位青年猛将手持十支铁枪前面带路，他们“要从尾看到头，尾要看周，头要看遍。”要“看我们的花牛在这个地方不在。……看九代祖是否过得舒适，十代祖是否睡得舒爽？”6500多年前的怨魂，至今还深情地惦记着故乡的土地。中华台上这场大屠杀的记忆并未抹去。
尔苏人大致是这次南迁途中藏匿于青藏高原东边缘山区的一部分。也可能是这次战争中受伤害最严重的一支，为了防止再次受到伤害，他们将自己部落的来龙去脉，保密起来，永远不对外人提及。他们认为尔苏人是不能说根的，说了就会被追杀。其实，他们的来历，也是他们的痛，知道底细的人也自然不愿过多提及。就这样一代又一代地隐瞒着，保密着，如今这个秘密恐怕早已遗忘。“苏（Su）”是“夏（Sa）”的一种较原始的读音。在羿族中多有这种“方言”读法，也可作为判别羿族的一个因素，如彝族自称中有“尼苏”（即羿夏）的称呼。“苏美尔”也应是羿族人对“夏母”的念法。那么，尔苏的“苏”也应是“夏”的意思。“尔苏”是“日夏”的意思。“夏”即“头”，“尔苏”即“日头（太阳）”，隐晦地表达自己是太阳族部落。“日头（太阳）”代表白天，他们保留了“白”和“光明”之意。因而，尔苏语中“尔苏”即“白”的意思。分布在冕宁东部地区的自称“多续”，分布在石棉的自称“鲁苏”，分布在九龙、木里以及冕宁西部地区的自称“栗苏”。他们这些方言称呼：“多续（苏）”、“鲁苏”、“栗苏”用汉语可分别理解为“奓（大）夏”、“头夏”和“羿夏”。尔苏人文化上应接近于彝族，应归属于姜姓部落群的羌、苗系。这一族群没有保留下来自己的文字，在宗教上采取更加古老的萨（沙）巴教，却保留下了一些沙巴（夏巴）文。这些图画文字与东巴文字相同，都是15000年前从华夏主体分离出来的文字，由于相对封闭，分离后自身演化比东巴文慢，也就更加古老一些。
四、雅利安人与九个太阳族部落的关系&
至此，对于两拨苏美尔人的族属关系基本说清楚了。但从中路西进的前一拨华胥氏、赫胥氏部落群和这一拨九羿部落群，当他们进入中东地区时，早已面目全非了，哪里还有一点点“老陕”的模样，已经成了白种人了。要说白种人也是“老陕”，叙述起来比较麻烦，可信度一定会遭到大大的怀疑。
“羿射九日”这场战争后，一部分“九羿”部落沿中路西迁。第一落脚点大致在伊梨到伊塞湖一带。“伊梨、伊塞”还原为中文即“羿夷”和“羿夏”。此后，他们向中亚扩散，在伊朗高原聚集了很强的势力，成立了国家即埃兰，与今天的“伊朗”没有什么区别。
前面说过这个“埃”应读作“羿”。那么“兰”是什么意思？“兰”就是围栏的意思。最初是用树枝在房屋周围搞个围栏，防止野兽入侵，起到阻拦的作用。后来，发展到用土、砖、石等材料砌成墙。一家一户围起来叫院墙，一个村寨围起来叫寨墙，把很多居民围起来叫城墙。“兰”的意思即“城”，由于古时一个城也是一个国家，“兰”也相当于“国”。“兰”有许多变音：勒（敕勒）、然（柔然）、朗（伊朗）、伦（巴比伦）、莱（西伯莱）。“埃兰”即羿城或羿国。
&&&&当这一部分“九羿”部落进入伊朗高原，已经白化成了白种人了，又有一个名称叫雅利安人或塞西安人。被希特勒一忽悠，“雅利安”便是“高尚”的人。无论“雅利安”还是“塞西安”，还原为中文即“夏夷安”，意思是夏人那边来的人。与“印第安”组词结构完全相同。从族源关系来讲，雅利安人与印第安人没有什么区别，皆为同一时期从中华台分离出来的同一文化状态的同一部落群。可以说，雅利安人就是印第安人。但由于在东、西两个方向迁徙后，其经历不同、所处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不同，其历史、文化及体态特征出现了很大的差异性。
这里还要叙述一个问题：白种人的起源，或者说黄种人如何变为白种人的？白种人是由黄种人白化而形成的。这种白化比黄种人变为黑种人的黑化要简单的多。黄种人白化的第一白化区是以巴尔喀什湖为中心。白化以后扩散到中亚和东欧大草原形成了白种人种群。这一白化过程延续了数万年或数十万年。北欧是第二白化区，这些白种人进入北欧经过二次白化，那就更加白上加白了。也有一部分黄种人直接进入第二白化区进行白化，经过人群错综复杂的流动和混合，白种人中也出现各种不同的差异性。
中亚是黄种人的白化区，单就某一时间点进入中亚的黄种人，只要没有通婚的限制，大约500年完全可以完成白化过程，1000年以上，就成了纯正的白种人了。
这两次战争后南北两路西迁的同一部落，当在两河流域汇集时，北路南下的阿卡德、亚述、加喜特、赫梯、埃兰等各族群已经白化为白种人了。与南路进入的苏美尔人相比，完全是另外一幅模样了。
北路南下的埃兰人在西线直接向两河流域扩散，其中向东线发展的一支尼尼微人曾统治过乌鲁克。说明南北两路九羿族在两河下游地区汇合和融合。因此，伊斯兰人与犹太人为什么会共同将“羿伯（亚伯或易卜）”认作祖先，叙述到此，也就不难理解了。
“尼尼微”还原为中文是“羿夷伯”。“微”字涉及一个咬唇音“V”，凡是遇到“V”可用“B”作以替代。相类似的有如阿哇人的“哇”、维京人的“维”、耶和华的“华”、维吾尔的“维”等。
东线南下的另一支已经到达地中海东岸，即《圣经》所说的“以东”，“以东”与“印度”为同一词，还原为中文即“羿头”，是用“头”替换了“夏”。实际还是“羿夏（伊塞）”的意思。这种以“头”替换“夏”的还有许多，如赫梯人本应称“华夏氏”，却称作“华头氏（阿图氏）”。
至此，中华台上两次战争后，南北两路西迁族群在两河流域汇合后的族群分布就比较清楚了。此后，他们在两河流域演绎出一段辉煌的人类文明历史。
通过介绍苏美尔人的来源，说明这批突然出现在两河流域的具有较高文化的苏美尔人并非没有根源，其文字、天文、历法、农业、建筑诸方面的文化，皆根源于中华台，是具有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的。
这是中华台区域和中华台地区的示意图。由于当时关中平原还是古四海的东海、北海和西海。关中平原极少存在仰韶以前的文化。
此图所标范围大致是华夏文化的第一辐射区。
根据目前的考古资料，能够反映苏美尔文明的历史背景文化主要是老官台文化（公元前6000-前5000年）和半坡文化为代表的仰韶文化（公元前5000年—公元前3000年）。
老官台文化遗址主要有：
中华台范围内：华县老官台遗址、华县元君庙遗址、渭南北刘遗址、临潼白家遗址、临潼零口遗址。
中华台地区范围内：宝鸡北首岭遗址、宝鸡高家村遗址、关桃园遗址等。
中华台东西延伸区：秦安大地湾遗址、天水西山坪遗址、天水师赵村遗址等。
老官台文化，据《百度百科》介绍：
老官台文化是中国黄河中游地区的早期新石器文化。因首先在陕西华县老官台遗址发现而得名。但该遗址内涵贫乏，后来发掘了规模较大、同类遗存内涵丰富的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一般改称老官台文化为大地湾文化。其年代距今年，主要分布在陕西、甘肃省境内的渭河流域。
居民的经济生活以原始农业为主，种植黍等作物。生产工具有石刀、石铲和石斧等。制陶业很原始，采用泥片敷贴法。陶器以圈足碗、彩陶钵与筒腹三足罐最具特点。住房是圆形的，为半地穴式建筑。储藏东西的窖穴亦是圆形。居民死后埋入长方形土坑墓，随葬陶器等物品。该文化的发现，对了解渭河流域的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有重要意义。
华县老官台遗址是最早发现的该文化类型遗址，但出土文物较为贫乏。大地湾遗址发现以后，文化遗存非常丰富，因此有学者将这种文化类型命名为“大地湾文化”。然而又有学者因大地湾遗址含有多种文化而主张以内涵单纯的临潼白家村遗址命名为“白家村文化”。关于命名的争论一直持续至今。综合看来，老官台文化包括的两个阶段：前期以大地湾一期为代表，年代约为7300年之前；后期以北首岭下层为代表，年代约为7300年—7000年前之间。两个阶段均早于仰韶文化。
主要特点：这时的先民们已经种植粟类作物，并饲养猪、狗等家畜，过着定居的聚落生活。当时的生产工具以磨制为主，但仍然有不少打制石器和细石器。制陶工艺比较原始，以夹细砂红陶和褐陶为主，火候低、器类少，制法有手制,泥制,捏制。大地湾和北刘两遗址出土的陶器有呈片脱落现象，说明当时采用“贴筑法”制陶[1]，这在河姆渡文化和大溪文化中均有发现。彩陶尚处于萌芽阶段。
老官台文化的发现，对于追溯仰韶文化的渊源具有重要意义。
重要遗址包括：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陕西宝鸡北首岭遗址、陕西华县老官台遗址、陕西渭南北刘遗址、陕西临潼白家村遗址。（注：五个重要遗址中后三个均在中华台）
以半坡文化为代表的仰韶文化遗址有：
中华台范围内：西安半坡遗址、西安垣头遗址、长安五楼遗址、蓝田洩湖遗址、蓝田新街遗址、临潼姜寨遗址、临潼义和村遗址、渭南史家遗址、渭南灰堆遗址、华县护泉遗址、华阴市横阵遗址、潼关南寨子遗址、潼关张家湾遗址等。
中华台地区及延伸区：陕县庙底沟遗址、三门峡仰韶村遗址、灵宝晓坞遗址、万荣荆村遗址、甘肃马家窑遗址、王家阴遗址、郴县下孟村遗址、泾阳杨官寨遗址、高陵灰堆坡遗址、合阳吴家营遗址、铜川吕家崖遗址、商州紫荆遗址等。
仰韶文化，据《维基百科》介绍：
仰韶文化年代约为公元前5000年～公元前3000年前，属于新石器时代范畴的文化。分布是以渭、汾、洛等黄河支流汇集的中原地区为中心，北达今长城沿线和河套地区，南达鄂西北，东至豫东一带，西至甘、青接壤地带，生产工具以发达的磨制石器为主，常见有刀、斧、锛、凿、箭头、纺织用的石纺轮等，骨器也相当精致。各种水器、甑、灶等日用陶器以泥红陶和夹砂红褐陶为主，主要呈现红色，红陶器上常彩绘有几何型图案或动物型花纹，是仰韶文化最明显特征，故也称为彩陶文化。
1918年进行恐龙化石调查的瑞典地质学者偶然在洛阳市西边，也就是在河南三门峡地区的仰韶村黄河河岸附近挖到后来被称为彩陶的陶器，后来1922年安特生又在仰韶遗迹中发现住宅遗迹。1954年，中国科学院挖掘陕西省西安市的仰韶时期遗迹，发现了长20米的长方型半地下式建筑，在各地也有发现仰韶时代的坟墓。
文化特征：仰韶文化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文化，其村落或大或小，比较大的村落的房屋有一定的布局，周围有一条围沟，村落外有墓地和窑场。村落内的房屋主要有圆形或方形两种半地穴式，早期的房屋以圆形单间为多，后期以方形多间为多。房屋的墙壁是泥做的，有用草混在里面的，也有用木头做骨架的。墙的外部多被裹草后点燃烧过，来加强其坚固度和耐水性。
仰韶文化的农耕石器包括石斧、石铲、磨盘等，除此之外还有骨器。除农耕外仰韶文化的人显然还进行渔猎。在出土的文物中有骨制的鱼钩、鱼叉、箭头等。仰韶文化前期的陶器多是手制的，中期开始出现轮制的。一些陶器上留有布和编织物印下来的纹路，由此可见仰韶文化有编织和织布的手工业。在发掘的动物骨头中除猎取的野生动物外还有大量狗和猪的骨格，羊比较少。
对于仰韶文化的内部分类、时间上的分类以及各个遗址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学术界还有争论。对仰韶文化的社会结构也还有不同的看法。早期有仰韶文化来自西方的论点。1960年左右在陕西的考古发掘对这个论点提出疑义。现在一般认为陕西地区的仰韶文化是继老官台文化和裴李岗文化之后发展起来的，按时代顺序可以分为半坡类型、庙底类型和半坡晚期类型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龙山文化被看做它的继承文化。
著名的仰韶文化遗址：仰韶村遗址 、半坡遗址、临潼姜寨（注：其中后两个遗址在中华台）。
据统计，到2000年为止，全国有统计的仰韶文化遗址共5213处，其分布范围，以华山为中心分布。东起豫东，西至甘肃、青海，北到河套内蒙古长城一线，南抵江汉，中心地区在豫西、晋南、陕东一带。分布省份有陕西、河南、山西、甘肃、河北、内蒙古、湖北、青海、宁夏等9个省区，具体分布情况是：陕西省2040处、甘肃省1040处、山西省1000处、河南省1000处、河北省50处、内蒙古自治区约50处、湖北省23处、宁夏回族自治区7处、青海省3处。
这是《维基百科》“仰韶文化”条所示的仰韶文化范围图。无论从上面的统计数据还是从这张图的示意来看，关中地区是最密集区，中华台位于中心位置。尤其是公元前五千纪和四千纪，中华台围绕争夺古东海边缘桑林，各有实力的部落纷纷在华县南边的二层台塬上都插了一足，这一地区成了当时的热点地区。沋河流域是神农氏的地盘，这一带的二层台塬是当时农业最发达的地区，所以，在渭南至华县这一不大的地区，遗址非常密集。
霍彦儒《渭水文化论》一文介绍说：“渭水中下游是新石器文化的密集区。调查发现仅中游有仰韶文化遗址500余处，龙山文化200余处”。这是依据考古探索所得到的一个公元前6000到公元前3000年的文化分布现象。以中华台为中心的这一“前仰韶文化”和“仰韶文化”密集区的出现，并非偶然。这是华夏先民在这一块平台，坚守了150万年，持续不断地探索、创造和文化积累的结果。全球仅此一家，别无二店。因此，这块平台，不仅是中华民族之源，而是现代人类之源。
苏美尔人从此分离的时间分别约在公元前5000年和公元前4500年，经过约500余年的长途跋涉，抵达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启动了两河文明的历程。公元前5000年至前4500年这一时间点的中华文化只是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背景文化，其后便是他们的创造。例如在文字的线性化上，以泥板为载体，创造了一种楔形文字，这和中国的蝌蚪文一样，并不是一个好的发展方向，但毕竟是一个创造。他们还要继承华夏先民在西亚创造和积累下来的文化，如他们把西亚人培育的小麦种得很好。他们至于是否捎回来一些麦种，不得而知。但不少农业考古者认准了中国小麦从西亚传过来这一条道，也就省去了探索考古的许多麻烦，如果作论文，也是比较好看的。问题是15000年前的华夏先民能在西亚种出小麦，在长江中游种出水稻，难道中华台上未出走的先民，真是“老陕爱参观，参观回来不动弹”吗？
所以，两河文明就是公元前5000年至前4500年这一时间点上中华文化与西亚文化相结合的基础上创造一个新文明，属于华夏文明，但不能与中华文明类比或嫁接。关于苏美尔人的来源及文化背景粗略叙述到此，其基本轮廓也就是差不多清楚了。不过，这属于一种古今中外没有的异说，若在升学应试的朋友还是不读为好。
关于西亚文明，前文介绍了从东面波斯湾登陆两河流域的欧贝德人和苏美尔人及从中亚南下的阿卡德人、亚述人、加喜特人、埃兰人的来源。到了公元前三千纪后期，从南俄草原上南下，翻越高加索山，来了一拨人，也参与了西亚文明建设。这拨人主要是赫梯人、胡里特人和喜克索人，那么，他们是谁？从哪儿来？实际上，这三部分人就是凯尔特人，那么，凯尔特人又从何而来？又是谁呢？这还须从头说起，还得从中华台说起。
一、凯尔特人产生的背景
&&&1.“隗（怀）姓九宗”
&&&&公元前6000年前后，魁隗氏部落出了一位炎帝，夺取了华夏国的政权。迫使许多风姓部落外迁。其中轩辕氏的一支迁徙到今陕西黄陵桥山一带。炎帝统治约500余年。这500余年里，北徙的这支轩辕氏也发展成一个庞大的北狄族群。其后，他们从桥山一带沿洛水南迁到陕西白水县北一带。约公元前5500年前后，这一支出了个黄帝。由于这一支在北部获得了青铜制造技术，无论兵器、工具都要先进于渭河南岸的炎帝族群。于是，黄帝率兵、马、车，乘船横渡古东海，登陆南岸二层台塬，与末代炎帝榆罔展开了著名的“阪原大战”，取得胜利，建立第一个奴隶制国家，结束了持续数万年的“华夏国”这一原始部落式的社会管理体系，此后，中国历史开始以朝代的政治体制进行历史演化，直到清代结束。黄帝建立“有熊华夏国”后，将渭北的犬戎部落回迁，大多数安置于大隗氏和魁隗氏的地盘，即渭南临渭区沋河以西，临潼戏（姬）河以东阳郭塬、貟曲塬和新丰塬，从此，大隗氏和魁隗氏消失再也没有发展起来。并将轩辕氏老族从蓝田山上迁下来，安置于戏（姬）河西岸（今临潼东），《山海经》称“犬封国”，这与犬戎国有区别的，意思是犬戎黄帝所封之国，实指轩辕氏老族，这一“犬封国”，即周代的骊戎国。
&&&&黄帝时代，所有姜姓部落便被称作“蚩尤”。大隗氏与魁隗氏部落逃出后，在河套、山西北部到燕山一带聚集较多，还有一部分聚集在太行山中南段西侧。商代称其“鬼方”，周代称“赤狄”。北部的后来受匈奴压迫，移至燕山一带，后又被燕国秦开驱逐，继续东移，是东胡的主要成份。而太行山中南部这部分大隗氏与魁隗氏后裔，虽屡遭攻击，一直被压制于太行山西侧边缘地带，但一直坚守在这里，直到战国以后，才被融合而消失。
&&&&《左传&定公四年》载：周成王“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巩、沽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启以夏正，疆以戎索。”
关于太行山中南段西侧这一部分大隗氏、魁隗氏后裔，虽称其“怀（隗）姓九宗”。实际能找到的线索只有六个部落，即：皋落氏、潞氏、甲氏、留吁氏、铎辰氏和廧咎如氏。
&&&&&皋落氏，晋人称之为东山皋落氏。其居地，前人有三说：一说在今山西省垣曲县。《水经注·河水》说：“河水东过平阴县北，清水从西北来注之。清水东流迳皋落城北，服虔曰：‘赤狄之都也……《春秋左传》所谓晋侯使太子申生伐皋落者也。’”今垣曲县东南有皋落镇。一说在今山西省长治市长治县。《后汉书·郡国志》上党郡壶关刘昭《注》引《上党记》说：“东山在城东南，申生所伐，今名平皋”，汉壶关在今山西省长治市长治县。一说在今山西省昔阳县。宋《乐史》说乐平县有皋落镇，“即古东山皋落氏之地”，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及《山西通志·乐平县》都指明，这个皋落镇（村）在乐平城东南七十里。三说都认定是晋太子申生所攻打皋落氏。申生伐皋落，在晋献公十七年，即公元前660年，出兵的理由据献公所宠爱的骊姬说：“皋落狄朝夕苛我边鄙，使无日以牧田野，君之仓廪固不实，又恐削边疆。”又说，“且夫胜狄，诸侯惊惧，吾边鄙不儆，仓廪盈，四邻服，封疆信，君得其赖”。当时晋献公向狄人区域“启土”还处在开始阶段，晋国的实际控制仅汾涑平原，还未能越过沁水。今垣曲县皋落镇距晋都绛200里左右，正在晋献公时晋国边境的东方境外。除了当时晋国宫廷阴谋置申生于进退都不利的境地之外，晋献公令申生“尽敌而返”，并在此以前东向伐骊戎，大概都出于驱除分布在晋国以东以南的戎狄，以便扫清通往周王境内的道路。后来晋文公收草中之戎与丽土之狄以“启东道”，可以说是晋献公东向狄入境内“启土”的继续。另一方面，晋国向东北的境土扩张，与狄、赤狄往东北退缩是同一进退过程。晋献公时东境不过沁水，今长治县及昔阳县境内的皋落部落遗址，当与皋落往东北迁徙有关。《左传》于闵公二年只记申生伐东山而没有说结果如何。《晋语》只说晋军“胜敌而返”。皋落显然没有被消灭，可能受到这次打击以后即往东北迁，先至今长治县境，再至今昔阳县境。皋落为赤狄强部，《左传》仅一见皋落氏名称，大概是由于以后仅举狄名，未详载具体部名的缘故。
&&&&潞氏，又称路氏。居地今山西省潞县。在皋落氏衰落以后，潞氏是赤狄中最强的部落，有君长，中原诸侯称之为潞子。潞子婴儿娶晋景公的姐姐为夫人，与晋国曾保持一段友好相处的关系。公元前594年因潞氏执政舒刺伤婴儿，杀死晋景公的姐姐，晋国派兵灭潞氏。
&&&&甲氏，依《春秋大事表·四裔表》顾栋高的考证：“甲氏在今直隶广平府鸡泽县”，即今河北省鸡泽县。其地在太行山以东，今河北省邢台市以南，可能是狄人占据邢国故地以后迁居之地。
&&&&留吁氏，春秋初叶居地不详，春秋中叶居地于今山西省屯留县。
&&&&铎辰氏，春秋时，居地在今山西省长治市境内。
&&&&廧咎如氏，在春秋中叶，晋献公时大概分布在今山西省中部。当时公子重耳从蒲邑出奔于狄，在今山西与陕西两省之间。重耳在狄，曾与狄君在渭水附近进行田猎，这大概是白狄。狄又伐廧咎如氏，得其二女叔隗、季隗，叔隗嫁给重耳，季隗嫁给赵衰。在潞氏灭亡时，潞氏的余民散入廧咎如氏。可能廧咎如氏先居于今山西省中部的西侧，后东迁今长治市附近已近太行山。《左传》成公八年记载，公元前588年，晋、卫两国联合攻伐廧咎如氏。在廧咎如氏溃散以后，卫国收复了新筑（今河北省魏县）、马陵（今河北省大名县），是廧咎如氏又进一步迁到了太行山以东，今河北省的中部。
&&&&以上关于这怀（隗）姓六宗分布情况引用百度百科“北狄”条，本文不再作进一步考证。大致长治一带是其中心。黄帝“阪原之战”后，一部分大隗氏和魁隗氏人迁徙于此，给这一带留下了许多有关神农氏的传说。
&&&&2.陶唐氏之豕韦氏
&&&&公元前6000年前后，魁隗氏炎帝夺取华夏国政权后，被迫出迁的不仅轩辕氏，还有陶唐氏和有虞氏。这两族的一部分这时迁入晋南。陶唐时大约活动于翼城一带，有虞氏大致活动于中条山东南侧一带。公元前3100年前后，因蓝田南部羊水冶金奴隶暴动，被末代黄帝（《山海经》称戎宣王）截杀于潼关与灵宝间的桃林塞一带。部分暴动的“蚩尤”逃到晋南。早期逃到晋东南的大隗氏和魁隗氏后裔在此已生活了数百年，曾建有“蚩尤城”，受这此“奴隶暴动”的牵连，被追赶来的黄帝军队实施了“屠城”，但黄帝军队穷追不舍，对逃窜的“蚩尤”一直追出了太行山，发生了著名的“涿鹿之战”。不料北部的“蚩尤”众多，久战不决，而造成关中空虚。此时，晋南陶唐氏部落群的豕韦氏这一部落的首领，趁机直捣关中，结束了黄帝时代，建立陶唐朝，立都平阳（今山西临汾），这就是以“赤龙”、“赤帝”自称的尧帝。从此，中华台结束了其现代人类起源的使命，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和记忆。
&&&&《昭公二十九年》《左传》又云：“帝舜氏世有畜龙，及（有）夏孔甲，扰于有帝。帝赐之乘龙，河汉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获豢龙氏。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能饮食之，夏后嘉之，赐姓（氏）曰御龙，以更豕韦之后。龙一雌死，潜醢以食夏后。夏后飧之，既而使求之，惧而迁于鲁县，范氏其后也。”由此，方知所建陶唐朝的尧帝出自豕韦氏。夏朝时留居临汾一带的唐都故地的豕韦氏才改称豢龙氏。
二、凯尔特人的起源
&&&&公元前2700年前后，晋南有虞氏出了一位强势的首领，推翻了陶唐朝，建立了夏虞（鲜虞）朝。将末代尧帝大概囚禁于今陶寺一带，陶寺原可能是陶唐宗庙之地。太子丹朱流放于蓝田县厚镇南一带，这里本是神农氏主族三苗之地。在三苗人的支持下，重新立国，以对抗夏虞，结果被舜帝出兵所镇压，丹朱被杀。在这次更朝换代斗争中，大部分陶唐氏外迁逃难，其中一支以豕韦氏的名义北迁的陶唐氏进入蒙古草原。
&&&&舜帝在建立夏虞朝时，不仅对平阳的陶唐朝贵族及陶唐氏族群下过手，还对太行山西侧的“隗姓九宗”也痛下杀手。太行山西侧的“隗姓九宗”尽管在黄帝时代末期遭到屠城和追杀，但经过几百年，他们又发展起来了。但舜帝是否对他们下过杀手，为何要痛下杀手，史料中没有任何记载，但就在这时，有一支相当数量的“隗姓九宗”也北逃进入蒙古草原。从这一结果来反推：山西舜帝是对“隗姓九宗”下过杀手的。
&&&&由于这次更朝换代的斗争，致使陶唐氏的“豕韦氏族群”和“隗姓族群”两个族群北迁，打破了蒙古草原的平静，引发了草原上的一次震荡。这两个族群北迁到呼伦贝尔大草原，可能与布里亚特人发生了冲突。
&&&&布里亚特人是12000年前至7000年前进入呼伦贝尔大草原的先民，具体部落已无法分辨。这一时段，多以巴夏、伏羲作为族群标识。尤其是“伏”字，变音较多：有布、濮、菩、佛、弗、非、腓、胡、库、古等多种变音。通常所说的“胡人”即“伏人”。西亚的库提人，即伏帝人。“布里”即“伏羲”的变音。“布里亚特人”还原为中文即“伏羲·夏·头人”。公元前2700年前后，可能还没加入“夏（亚）”这一层意思。西迁的有两种叫法，一是胡里特人，一是布里特人（也译作布立特人或不里吞人），实际是一个意思，还原为中文即“伏羲·头人”。
&&&&“豕韦氏族群”和“隗姓族群”两个族群与布里特人冲突中可能互有胜负，导致这三个族群的一部分西迁。“隗姓族群”在蒙古草原上再无法找到，可能融入赤狄或其他族群。布里特人是12000年前至7000年前进入呼伦贝尔大草原的各部落的融合体，分布广，后来形成今天的布里亚特人。“豕韦氏族群”以一个很弱的族群长期隐匿于北方草原，直到唐朝时才以“蒙兀室韦”出现，成就了今“蒙古”一词的由来。
&&&&这样，由北迁的两个族群，改道西迁就变成了三个族群，即布里特人、豕韦氏人和“隗姓族群”。这三个族群构成了西方所谓的“凯尔特人”的基本框架。这三个族群西迁的特点是进程缓慢，极度扩散。在其后漫漫的近三千年的迁徙过程中，分支众多。覆盖面从东亚北部到中亚、西亚北非及几乎整个欧洲。
三、在西欧的原始“凯尔特人”
&&&&布里亚特人在西欧对应的是布立吞人（Britons或Brythons）。音变不大，公元前1世纪中叶至公元5世纪中叶受罗马人统治。公元5世纪后，曾长期抵抗来自欧洲大陆的盎格鲁人、撒克逊人的侵略，后被迫退入不列颠西部山地，纳入威尔士人，一部分渡海迁居高卢的阿尔摩利卡（Armorica），即法国西北部布列塔尼半岛，称布列塔尼人（Bretons）。
&&&&布立吞人也即不列颠人（Briton），一种看法主张，首批凯尔特人约于公元前8—前5世纪之间由莱茵河下游和塞纳河流域分批迁入不列颠定居。而另一种观点则将之前推至公元前二十世纪早中期，认为甚至钟形杯文化时期就有操原始凯尔特语的移民到来了。凯尔特人分批移入之后，显然同岛上先其自西班牙一带移来的非印欧语系居民伊比利亚人发生了某种混合，逐渐形成了英国历史上首个统一的民族集团不列颠人（Britons
Brythons）。这个集团至少成为公元前8—公元5世纪期间该岛居民的主体。这里所说的“伊比利来人”也非古伊比利亚人，实际是指伏羲时代西迁伊比利亚的一部分，与布立吞人的前身是同时代的人。“不列颠岛”亦由此获名。“不列颠（Britain）”还原为中文即：“不列”为“伏羲”。“颠”为尾音。“不列颠岛”即“伏羲岛”。
&&&&山西尧帝的陶唐王族“豕韦氏”，迁徙到西欧即今天的“威尔士（韦氏）”。已经丢掉了“豕”字，变成“韦氏”了。威尔士人（Welsh）聚居在大不列颠岛西南部的威尔士半岛。罗马统治时期，接受了基督教。公元5～6世纪盎格鲁人、撒克逊人等日耳曼部落来到后，被排挤到从维河到底河一线，在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斗争中逐渐联合，于10世纪中叶至11世纪一度建立统一国家。13世纪起为盎格鲁—撒克逊人所征服。征服者在威尔士推行英格兰化，威尔士人为维护本民族的语言文化进行了斗争，于16世纪伊丽莎白女王时期，赢得了将《圣经》译成威尔士文的权利，对保存和发展威尔士语文起了重要作用。
&&&&威尔士人特别之处是国旗中间则是一条赤色翼龙形象，（又称红龙旗，英语：The
Dragon）。这一文化符号可能源自山西尧帝。因为历史上唯一自称“赤龙”，自号“赤帝”的就是山西尧帝。赤色翼龙形象但与山西陶寺出土的赤龙盘的形象迥异。实际上，至少在夏朝以前，“龙”的形象还没有完全定型。《礼&夏官&庾人》中说“马八尺以上为龙”。《竹书纪年》云：“孔甲元年，废豕韦氏，使刘累豢龙。”
威尔士原祖“豕韦氏”就擅长养“龙”，夏孔甲时，因养“龙”更名为“豢龙氏”，这这种能食用的“龙”究竟为何物，不得而知。英语中“long”是长短的“长”的意思，这可能是最初的词义。中国龙基础原形是“蛇”，而蛇俗称“长虫”。可能是由“long”是长短的“长”演化为专指一种“长的蛇（龙）”了。“龙”有“长”的意思，现存关中语词中还仅存一例，即地面因地层运动出现的裂缝通常叫做“龙缝”。
&&&&山西长治一带的“隗姓九宗”所形成“隗姓族群”在西欧能找到的只有三宗。“隗姓九宗”只是周初的说法，有族名的也只有六宗，可能陶唐朝时还没有那么多的分支。
&&&&在西欧名声最大的是皋落氏这一支，在西方称“高卢（Gaul）”，这一族名音变不大。从区域来说，高卢是指现今西欧的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北部、荷兰南部、瑞士西部和德国莱茵河西岸一带。从语言来讲，是指广泛分布于欧洲并且甚至在罗马时期扩张至安纳托利亚中部的使用高卢语的那些人。古罗马时代高卢人曾经广阔的分布在欧洲并分成了两族，除了住在法国的高卢人，还有一部分居住在意大利北部的平原，其他的高卢人移民到了在现时的西班牙一带。
&&&&高卢（英语：Gaul
法语：Gaule
拉丁语：Gallia）地区，因其原始居民为高卢人而得名。公元前6世纪时，罗马人称这一地区的人为高卢人，高卢人自称凯尔特人（Celts））。实际上是用“高卢”代替了“凯尔特”的称呼。但能用“高卢”来称呼，其中必然有“皋落氏”这一支的存在或是主要成份。
&&&&含有“皋落氏”的这批凯尔特人约在公元前7世纪出现在法国、比利时一带出现，从离开山西算起，已经两千年了，已发展成一个支系庞杂、人数众多的群体。再经过几个世纪与当地原有居民的融合、交流，至公元前1世纪中，在高卢共分为三支，即中部的高卢人、北部的比尔及人和西南部的阿基坦人。高卢人是体质上较为纯粹的凯尔特人，居住在加龙河以北至塞纳河的广大地区。比尔及人是凯尔特人与日耳曼人的混合，他们于公元前3世纪从莱茵河以东迁来，定居在塞纳河和莱茵河之间的地区。阿基坦人在种族上具有凯尔特人与当地伊比利人混合的特征，分布于比利牛斯山与加龙河之间。这三支凯尔特人具有共同的语言、文化、宗教特征，相似的风俗习惯，但讲不同的方言，体质形态上也有差异，他们分别组成约60多个邦。这种邦从组织形式上讲，还是原始社会的部落联盟性质。它们拥有的人口和所占土地的多寡很不相同，人口多的可达数十万。如北部比尔及人中的俾洛瓦契邦，据恺撒记载，人口总数约近40万。比利牛斯山中的邦则不过数万人而已。每个邦下面又有几个部落区。各邦的氏族部落都有一定的领土和疆界。较大、较强的邦有森农内斯、爱杜依、塞广尼、林恭内斯、阿浮尔尼、别都里及斯、桑东尼、雷穆维契斯、庇克东内斯等。
&&&&公元前2世纪，罗马人侵入高卢，征服高卢南部，建立了纳尔博南西斯行省。公元前58—前51年，高卢的其余部分又恺撒率领的罗马军队所征服。渥大维统治时，把高卢分为4个行省。公元1世纪末—2世纪，高卢经济繁荣，农业、纺织业、冶金业均有发展。城市中点缀着罗马式的建筑物，如神庙、凯旋门、竞技场和剧场，罗马式公路贯穿高卢全境。奴隶制庄园广泛流行。罗马皇帝克劳狄一世统治时期（公元41—54年），高卢地方贵族开始进入元老院，逐渐和罗马统治阶级合流，促进了高卢的同化。高卢人在罗马的重税政策和高利贷的压榨下，生活艰难，几次起义。3世纪，罗马奴隶制度危机波及高卢，引起高卢商业和手工业衰落，城市凋敝，并不断遭到日耳曼部落的袭击。曾经一度脱离罗马帝国独立。5世纪初，高卢形势急剧恶化，勃艮第人侵入莱茵河西岸。418年，西哥特人以帝国同盟者身份获得高卢西南部阿基坦。486年法兰克人(位于莱茵河下游的日耳曼人的部落联盟)征服高卢北部。6世纪中叶，法兰克人统治整个高卢后改称法兰克，并建立法兰克王国，高卢之名遂废。
&&&&“隗姓族群”的甲氏这一支，在西欧称为“盖尔人（英语：Gaels，或英语：Goidels）”。“甲（jia）”这一读音上古读作“ga”。今江苏、江浙一带将“家”还读作“ga”，尚存有这一上古语音。“盖（Gae）”是“ga”的变音。爱尔兰（Ireland）的“爱”是“盖”的变音。还原为中文：“盖”相当于“甲”。“爱尔兰”的“兰”相当于“城”或“国”，去掉儿化音“尔”，“爱尔兰”相当于“甲国”。苏格兰的“苏”与苏美尔的“苏”相同，均为“夏（sa）”的变音，“苏格兰”相当于“夏国”。
&&&&现今的盖尔人主要由皮克特人与斯科特人结合而成。皮克特人是最早来到不列颠的凯尔特部落，而斯科特人自称盖尔人。盖尔人即今天爱尔兰人的主要成份，并吸收有伊比利亚人、诺曼人、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成分。伊比利亚人是爱尔兰岛上最早的居民，来自比利牛斯半岛。公元前4世纪，盖尔人从法国南部和西班牙北部来到这里（也有学者认为这批盖尔人来自苏格兰）。他们同化了伊比利亚人，成为爱尔兰民族的基础。罗马帝国统治不列颠时，他们所受的影响较小，但在5～6世纪接受了天主教。从8世纪起，爱尔兰及其邻近岛屿常受到来自挪威的诺曼人的侵扰。来自法国的诺曼底人征服英格兰后，于1169年侵入爱尔兰。这些后来的民族大多通过与爱尔兰人通婚，逐渐盖尔化。从14世纪起，英国禁止英格兰殖民者与爱尔兰土著居民通婚，并制定了防止盖尔化的种种规定。16～17世纪，在宗教改革过程中，英格兰统治者又强行在爱尔兰推行英国国教和一系列英格兰化政策。1
世纪末爱尔兰完全沦为英格兰的殖民地，1801年与英格兰合并为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爱尔兰人民对英国的殖民统治和强迫同化政策进行了激烈的反抗和长期的斗争，终于使爱尔兰岛大部分地区于1921年获得自治权，1937年成为英联邦中的一个共和国，1948年底脱离英联邦，1949年英国承认其完全独立。北爱尔兰仍为英国的一部分。爱尔兰人以农牧业和旅游业为主。全国四分之三的土地为草地和牧场，主要饲养牛、羊。爱尔兰是个单一民族的国家，全国98．7%的人是爱尔兰人，另有3万人是英格兰人，苏格兰人约有5000人，犹太人约有4000人。
&&&&盖尔人是苏格兰人的一个主要部分，盖尔人公元5～6世纪从爱尔兰进入苏格兰，在9世纪与皮克特人共同建成苏格兰王国。苏格兰西北部山区和南部平原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到15世纪，南部平原地区的苏格兰人（娄兰德人）已经封建化并英格兰化，与山区的苏格兰人（海兰德人）之间出现明显的差别，后者即为盖尔人，二者有时亦通称苏格兰人。直至17世纪，盖尔人的氏族制还很兴盛。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后，盖尔人的氏族首领（即克郎）由于支持斯图亚特复辟王朝而受到惩治。从此氏族制度迅速崩溃。盖尔人主要从事畜牧业。
&&&&“隗姓族群”的潞氏这一支，则主要活动在伊比利亚半岛。
&&&&凯尔特人大约在公元前9－前8世纪从中欧陆续进入伊比利亚半岛，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凯尔特人移民曾占据了半岛中部和西部的大部分地区。卡斯蒂利亚地区的一些墓葬里，曾发现部分应属拉登&#8545;期文化的胸饰、剑和盾牌雕饰，尤其是极富特色的凯尔特式弯剑，更是凸现了凯尔特文化遗存在西班牙的影响。从考古材料看，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以前，凯尔特人和伊比利亚人双方的交往尚停留在偶尔的武器交换上，而各自的活动区域大致是分开的，前者的遗址主要分布在内地高原，后者则在南部和东部沿海。从前3世纪以后，内陆凯尔特文明开始同沿海伊比利亚文明发生混化，这种交流似乎是通过自然的与和平的方式展开的，主要表现为凯尔特人对伊比利亚习俗和文化形式的吸纳，由此形成一种融汇了两种因素在内的混合型文明。在文化交融中也发生了民族的融汇，出现了一个被称作“凯尔特伊比利亚人”（Celtiberians）的混合型族群。&
&&&&在这众多凯尔特人群中，属于“隗姓族群”的潞氏这一支的有卢戈维人（Lugoves）、卢森斯人（Lussones
/ Lusones）和卢西塔尼亚人（Lusitani /
Lucis）。“卢戈维”中的“戈”为尾音，可去掉；“维”的“v”改为“b”，读作“伯”，“卢戈维”还原为中文即“潞伯”。“卢森斯”和“卢西塔尼亚”中的“卢森”和“卢西”是“潞氏”的变音，但音变不大。卢森斯人约出现于今塔霍河源、哈萨河流域一带，卢戈维人约出现于今塔拉戈纳一带。葡萄牙境内，中部杜罗河与特茹河之间出现的比较著名的卢西塔尼亚人，其中包括布拉卡利人（Bracari
/ Bracarenses，在今米纽附近及杜罗河以南地区）及其支系格罗维人（Grovii /
Gravii，在今克雷兹、乌拉、米纽和杜罗河一带），是一个混合型族群。
&&&&经过两千多年的漫长迁徙，凯尔特人分布的范围非常广，分支繁多，已难以理清，其主支在西欧的落脚还算比较清晰。
四、早期进入西亚的凯尔特人
&&&&何谓“凯尔特”？
&&&&凯尔特（Celts）的“凯（Ce）”与日耳曼（Germans）的“日（Ge）”、恺撒（C&sar）的“恺（C&）”、格鲁吉亚（Georgia）的“格（Ge）”、高加索（Caucasus）的“高（Ca）”同为一字：即“华”。虽然各地读音略有不同，这是15000年前的一种古音。通常“华”的记音为“阿”或“哈”。但“华”这一古音与今天的读音相去甚远，但仍在历史上时不时有所混用。“特”是“头”的记音。“凯特”与赫梯人的“哈图萨”中的“哈图（阿头）”相同，即“华头（夏）”。自从赫胥氏进入中亚之后，大凡纳入赫胥氏（赫夏）族群的，就冠以“华夏”，并且用“头”替换了“夏”。这不仅发生在赫梯人、西去的凯尔特人身上，也发生在迈锡尼人身上。
&&&&“豕韦氏族群”和“隗姓族群”约于公元前2700年前后离开山西，再到呼伦贝尔大草原“邀请”了布里特人，然后西行，至少在公元前年间到达中亚。
&&&&布里特人本身就是游牧族群，流动性比较强，其中一部分在中亚并没有作过多停留，便进入南俄草原。而这一支中分化出来的胡里特人，翻越高加索，到达叙利亚高原，应在公元前年间。英国赫梯学界权威格尔尼认为，胡里特人的故乡在凡湖（今土耳其东部）附近的山区一带。凡湖一带有可能是胡里特人第一个较长时期停留的落脚点。
&&&&“豕韦氏族群”和“隗姓族群”有所不同，他们都是农耕族群，需要一个游牧化过程，他们在中亚一带有一个较长时间的逗留，并且加入了驻中亚的赫胥氏族群。在里海周边进行了长达500年的游牧化和人种白化的过程。公元前2300年前后，大禹推翻了舜的夏虞朝，建立夏后朝，其间发生的冲突和战争，致使一部分部落拥入北方草原，北方草原被激活，产生了西向流动，大约到了公元前2100年前后，已经波及到了南俄草原，推动凯尔特人及其他部落向南或向西迁移。这次西迁运动，直接促使希腊迈锡尼文明的产生，这是后话。
&&&&“豕韦氏族群”和“隗姓族群”在其推动下，其中一部分向南迁徙，越过高加索，进入安纳托利亚高原。从最后的落脚点来看，“豕韦氏族群”到达了地中海东岸一带，这就是喜克索人（Hyksos）。又译喜克索斯人、希克索人、西克索人等。还原为中文为：赫克苏（夏），即赫夏。这说明他们是归属于中亚赫胥氏族群的一支。据《百度百科》“希克索斯人”词条介绍：“希克索斯一词，来源于埃及赫卡哈斯威特（heka
Khaswt）的希腊语翻译，意为‘外国的统治者’”。“赫卡哈斯威特（heka
Khaswt）”中的词尾“斯威特（swt）”恰恰是这一族的族名“豕韦特（头）”。赫卡哈斯威特（heka
Khaswt）一词可能是“赫克（赫梯）”“哈斯（哈梯）”与“斯威特（豕韦特）”组合而成。其后，埃及的第二十五王朝为努比亚人统治，又称“努比亚王朝”，可能借以此词，表达“外国的统治者”的意思。
&&&&新伊林人《商汤、伊尹—喜克索人的国王》（）一文将喜克索王的名字与甲骨文“唐”字作了比较，发现“打赢埃及人并把领土从下埃及推广到整个埃及的喜克索王的名字叫Khyan（公元前在位），它的护身符上的象形文字名字和甲骨文的‘唐’字很相像。”
&&&&不错，这个字正是“唐”字。这一无意间的发现恰好揭示出喜克索人正是陶唐朝主族豕韦氏这一身份。谁也没有想到，陶唐朝被夏虞朝取代了1000年后，陶唐氏又在埃及辉煌了一个世纪。
&&&&王海利《关于喜克索斯人的起源问题》（《历史教学》1998年第4期）一文，对马斯卡胡特出土的陶器进行了分析，“马斯卡胡特的陶器—喜克索斯人的陶器与青铜中期的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的迦南人的陶器有着惊人的相似”认为“喜克索斯人可能是来自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的部落。而且，有资料显示公元前18世纪上半叶，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气侯发生了严重的干旱。这样，他们可能需要更换牧场而进入了埃及。”虽然此文还不能解决喜克索斯人的起源问题，但通过论证则说明了喜克索斯人越过高加索后，一路南下，在迦南一带落脚并有较长的停留。
&&&&布里特人分化出来的胡里特人和“豕韦氏族群”分化出来的喜克索人一路南迁，来到叙利亚高原和地中海东岸一带。而“隗姓族群”的分支越过高加索地区而是右拐西进，去了安纳托利亚高原腹地。
五、谁是赫梯人？
&&&&公元前1190年赫梯帝国毁灭后，古城哈图沙在历史中逐渐荒芜了，一个古老的民族与其曾经辉煌的历史掩埋在这光秃秃的深山之中已沉默了三千多年。直到1834年，一位法国建筑师兼文物古董查里·特克思尔（Charles
Texier）（）在土耳其的偶然发现，才逐渐拂去了古赫梯文明的神秘之门上厚厚的尘埃。对这个在3000年前就已消失的民族，此后，经过不断的探索，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但他们是谁？从何方而来？尽管赫梯学家做了不少探索，但仍然有许多难解之迷。
&&&&历史让赫梯人消失，但历史同时也给赫梯人保留了一个身份标签，不会让赫梯人永远成迷。这个赫梯人的“身份标签”就是“卢维人”。
&&&&“卢维人（Luwian）”即“潞伯人”，也称“卢伊特人（Luite）”即“潞夷头人”。与出现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卢戈维人（Lugoves）”为同一支。正是西迁的凯尔特人“隗姓族群”中的一支。他们和赫梯人皆为同一种语言，用着同一种象形文字，都以雷雨之神为主神，都称月神为“阿尔玛（Arma）”。我们从西欧找到凯尔特人“隗姓族群”中有皋落氏、甲氏和潞氏。那么，在安纳托利亚高原的这支“隗姓族群”中，除了潞氏（卢维人）外，被称为“赫梯人”的自然就是皋落氏和甲氏了。
&&&&公元前年间，从南俄草原南迁的凯尔特人中的“隗姓族群”来到小亚细亚东部的哈利斯河（今名克泽尔河Kizil
Irmak）上游一带一个叫博阿兹柯伊的地方，皋落氏和甲氏便在这里定居下来。“赫梯”还原为中文即“赫胥”，由于他们在中亚加入赫胥氏族群，“赫胥”或“赫夏”也就成了他们另一个名称。所以，皋落氏和甲氏便有了“赫梯人”的称谓。李政《赫梯文明与外来文化》说：“鲁维人和帕莱克人与赫梯人一样也迁移到小亚半岛。公元前2000年，鲁维人在小亚半岛逐渐发展，他们在半岛的西南和南部地区定居下来；而帕莱克人则定居在赫梯人都城哈吐沙的西北部。”由此看来，卢维人（潞氏）这一支移居南部独立发展，赫梯帝国崩溃（1190BC）后，卢维人的象形文字铭文在安纳托利亚东南部和叙利亚北部还是随处可见的，他们将赫梯文明又延续了达500年之久。
&&&&《赫梯文明与外来文化》一文还提到与赫梯人相伴而来的“帕莱克人”。“帕莱”还原为中文即“巴国”，“克”是尾音。“帕莱克人”相当于“巴人”。“帕莱克人”是赫梯人对这群人的称呼，实际就是布里特人，与胡里特人相同。由此也说明，从布里特人中分化出来的胡里特人，在进入中亚不久，就单独出发了，先期来到安纳托利亚高原。帕莱克人与胡里特人一样，他们游牧时间太久，早就把文字丢了。到了这里定居后，反而没有负担，直接使用当地流行的楔形文字就可以了。而赫梯人和卢维人，虽然颠沛流离数百年，竟然将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