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师拍摄1977年湖南高考珍贵照片 40年后想寻被拍人_新浪湖南_新浪网
恢复高考当年，长沙市一中的一个考场。（唐大柏摄于1977年）
恢复高考当年，长沙市电动工具厂考生周亚娅在长沙市一中考场应试。（唐大柏摄于1977年）
恢复高考当年，十五岁在学考生曾国柱认真应试。（唐大柏摄于1977年）
5月23日，84岁的唐大柏整理1977年拍摄的高考生照片。摄影 陈彦兵
　　红网时刻新闻记者 卢欣 杨艳 陈彦兵 长沙报道
　　有些记忆可以伴随一生，照片亦是。
　　在84岁唐大柏的相册里，就有两张弥足珍贵的照片。照片里，拍的是考生参加高考，时间为日。这一天，被纳入史册：停止了10年的高考恢复，湖南举行了高考考试，一代人的命运从此改变。这一年冬天，全国各地陆续举行了高考，570万人参加。
　　作为当时《湖南日报》的摄影记者，唐大柏拍下了考生答题的瞬间，第二天，照片登上头版头条。
　　“每每看到这些照片，我都仿佛回到当年。”40年在弹指一挥间而过，唐大柏成为老者。5月23日，又快到高考时间，唐大柏念念不忘当时照片里的这两个孩子，“他们和照片一起，见证了时代变迁，如果可以，我还想给这两名学生拍张照片，献给奋斗中的高考生。”
　　不能影响考生，摄影记者佯装监考老师
　　5月23日，记者来到唐大柏家中，见到了这两张黑白照片。
　　作为专业摄影记者，他习惯写图说，怕自己手写不够整齐，唐老将图说打印出来，裁剪得整整齐齐，贴在照片下方。一个是“日，长沙市电动工具厂考生周亚娅在长沙市一中考场应试。”另外一个是“十五岁在学考生曾国柱认真应试。”
　　照片里的周亚娅和曾国柱，穿着厚实的衣服，这是有史以来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
　　“当时的考点设在长沙市一中，在我的软磨硬泡下，校方才允许我进入特定考场，要求是绝对不能影响考生考试。”唐大柏跟回忆起了40年前的场景。开考前，他向监考老师询问了考生的基本情况，最后选择“最小考生”曾国柱和工人周亚娅作为拍摄对象。
　　自从确定拍曾国柱和周亚娅后，唐大柏便紧紧盯着两人的位置，坐等开考铃声响起。唐老还记得，那天的考场，四处打扫得干干净净，没有一丝喧哗，考生们排队走入考场，寻找自已的座位坐下，双排课桌上只允许坐一个人。
　　周亚娅和曾国柱进来了，他们落座了，开始答题了，唐大柏压制住自己激动的心情。为了不影响考生，他佯装监考老师，将相机藏在身后，进入严肃的“巡考模式”。
　　在他接近周亚娅时，迅速拿出哈苏500c相机，“咔”一声后，他迅速又将相机藏了起来。唐大柏说自己第一次放下了摄影专业知识，“在那个神圣的时刻，光线、构图、画面都不重要了。”
　　认真答题中的周亚娅并没有发现他在拍照，周围的学生也没有发现，这让唐大柏长舒了一口气。随后，他又以同样的方式拍下曾国柱，动作快得让他都不敢相信。
　　确定自己已经拍下，唐大柏仍装成监考老师巡考了一圈，看似若无其事的他，内心早已波涛汹涌，他知道，按下快门的那一刻，无数学生的命运正在改变，耽搁了10年的中国教育步入正轨。
　　当年照片里的考生，如今你们在哪里
　　出了考场，唐大柏难掩兴奋之情，他唯一想的就是第一时间赶回报社，将照片洗出来，用于第二天的报道。第二天，报道出来了。周亚娅和曾国柱都在头版头条。
　　“他们成绩怎样，有没有考上大学，现在过得怎样呢，其实我应该在高考结束后，去跟踪报道，挖掘这两个孩子的故事，跟他们保持联系，见证他们这一代人的成长。”40年过去了，唐老已从年轻人变成长者，可仍在纠结自己的“失误”，他认为作为记者，自己应该了解得更加深入。
　　望着唐老对着照片阵阵叹息，记者决定帮助唐老寻找照片中的考生。
　　网上查不到长沙电动工具厂的信息，记者联系上长沙市企业改制办。工作人员提供了长沙市电动工具厂热工仪器厂原工会主席鲁卫兵的电话，鲁卫兵介绍称，长沙电动工具厂已改制撤销，他在2010年把员工档案全部移交至长沙市档案馆，却不记得有周亚娅这个名字，“我也没有见过她的档案，应该是当年考上大学，离开了。”
　　抱着希望，记者前往长沙市一中，试图寻找一些当年的线索。一中总务室主任江源接待了记者，他介绍，由于1977年高考面向社会招考，学校并没有曾国柱和周亚娅的档案。江源说，当年考场所在大楼是长沙市一中的第一教学楼，已于1993年拆除，1994年重建。
　　暂时没有得到两个考生的任何信息，不过照片里的人和景却勾起了江源的回忆，他答应记者，将尝试从一中校友录里去打听周亚娅和曾国柱的情况，一有消息便转告记者。
　　看着手机里充满朝气，认真到旁若无人的周亚娅和曾国柱，记者明白，唐老希望联系照片中周亚娅和曾国柱，其实是想了解那一代人的现状，从而致敬奋斗的青春。
　　韶华易逝，时光易老，高考封存的拼搏与所得，新鲜依旧。如果，你正好认识周亚娅和曾国柱，如果你有他们的线索，请拨打红网热线9，或者发邮件到。我们将第一时间与你联系，一起探寻照片背后的故事，见证恢复高考后第一代考生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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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1978年看成是中国的改革元年，那么始于1977年重新恢复高考制度就是最嘹亮的改革前奏。1977年9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已经停止了10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因“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而中断了10年的中国高考制度得以恢复，中国由此重新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这是具有转折性意义的决定，不仅改变了几代人的命运，挽救了中国教育，使我国的人才培养重新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尤为重要的是为我国在新时期及其后的发展和腾飞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随着今年高考步伐的临近，紧张的气氛笼罩着家长和考生，空气仿佛凝固似的。
一提到高考，就会勾起人们对古代科举考试的记忆。很多人将古代的科举考试喻为现代的高考。位于河南大学明伦校区六号楼内，由河南大学、光明日报《书摘》杂志社和聚协昌博物馆共同主办的“古代科举书院文化展”，吸引了社会各界人士前来参观。旧时学生的课艺作业、老师批改过的课业卷以及童试、乡试、会试、殿试试卷，科举和书院的有关实物等2000余件难得一见的珍贵展品，无声地向人们讲述着古代“高考”的那些人和事。
“科举是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为选拔人才而设置的一种考试制度，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明史学会副秘书长牛建强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传统的“学而优则仕”是文人实现其人生价值的唯一方式，中国古代读书人通过参加科举考试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愿望。
科举考试创始于隋、形成于唐、完备于宋、强化于明、至清趋向衰落，到1905年废除。科举考试经历了1300多年，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实行时间最长、最重要的选拔官吏的方式，对封建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科举制度对隋唐以后中国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教育、人文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在明清时期，科举考试的内容陷入僵化，变成只要求考生能写出合乎形式的文章，反而不重考生的实际学识。大部分读书人为应科考，思想渐被狭隘的四书五经、迂腐的八股文所束缚，禁锢了知识分子的思想，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最终被淘汰。
1904年，清政府在张之洞等人的主持下颁行了《奏定学堂章程》，1905年科举制度寿终正寝，从此中国现代教育登上了历史舞台。民国时代，各省积极举办高等教育，由于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基础教育还远远没有普及，因此高等教育招生的规模一直不大。当时没有现在的全国统一的高考，各所学校自主组织命题，学生可以选择报考多所大学，也可能同时被多所大学录取。但当时的考试招生很灵活，不像现在如果总分达不到分数线，就算某门课考再好也很难上大学。中国现代作家、文学研究家钱钟书考清华大学时数学只考15分，但是因为外语和国文成绩很好，就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了。
新中国成立后，开始也是沿袭民国时期的高校招生办法，到了1952年才建立起来全国统一招生的高等学校招生制度。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教育部在全国范围取消了高考，高校也停止招生。后来又搞推荐入学，上大学不看成绩，看出身。结果上大学的学生文化课什么都不懂，有的小学数学都需要补课，高等教育没有办法保证质量，直接导致国家人才的断档。1971年高等学校逐步举办试办班，恢复招生。招收的新生初中毕业即可，但必须经过两年以上劳动锻炼，废除招生考试，改为“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工农兵大学生由此出现。1977年，在邓小平主持下，正式恢复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的制度。恢复高考改变了千百万人的命运，挽救了中国教育，也挽救了整个中国。
高考制与科举制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但是高考并不是科举的延续，高考跟科举制有本质区别。科举制是书生向官场迈进的直升梯，而高考只是进入大学的一个门槛。作为国家级考试，虽然科举制度与高考制度都是竞争性的选拔考试，都采用公开考试、择优录取的公平竞争方式，以考试成绩作为取舍的依据。而且科举制度实行的编号、密封、监考、回避、复查等办法至今还为现代高考所沿用。但科举制的目的在于选择优秀的读书人才加官晋爵，科举制也就成了选拔官员的一种制度。而高考虽然也是选拔人才，但高考只不过是进入大学或者能继续学习的一个门槛，与科举制寻求政治抱负、谋取一官半职有着本质的区别。
“老三届”咏叹调
每当路过大梁门附近那家名为“老三届”的饭店，都能勾起陈文浩不少回忆。
今年已经70岁的陈文浩，退休前是一名历史课教师。他告诉记者，1966年、1967年、1968年三届初、高中毕业生，合称“老三届”，而他就是“老三届”中的一员。当时的初、高中学生因“文化大革命”造成在学校的堆积，到1968年出现了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六届中学生同年毕业的奇景，造成了巨大的就业危机。当时“老三届”离校后基本都当了知青。
陈文浩是1967年的毕业生。由于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他高中实际只读了两年，高三课程还没有学完就被搁浅。“当时在那个环境下，学生的情绪非常高涨，说高考不好要废除高考制度，大家都非常能够接受，但是在现在却不可想象。回想起来，那时候感觉是疯了。”陈文浩说，当初没有读完高中全部的课程至今仍然是遗憾。高中时期停课，知识青年全部下放农村插队，接受再教育。1968年11月，他和同学们被下放到兰考下乡插队。几年后，他的知青关系转到了当地一所小学，在那里当了一名语文老师。虽然生活比较艰苦，但是他却很满足。“我当时以为我的人生也许一辈子就在这所小学度过了，当时我都做好了要在那里扎根的准备，求人在那里介绍了对象。”陈文浩说。
时间一晃就到了1977年，此时距离高考被废除已经有10个年头。1977年10月，国务院决定从当年起实施高校招生制度改革，恢复统一考试。当时，正在家里备课的陈文浩突然从广播里听到了这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听到广播里面讲，开始恢复高考了，可以招生了。我有点不信，以为听错了，然后特意赶到阅报栏看了《人民日报》，确认一下是不是真的。一看确实恢复高考了，我感到非常高兴，结果跑去报名时都忘了自己身上没有带钱，跑到报名的地方让交报名费，一掏口袋一分钱都没带，又赶紧冲回去拿钱，花了5毛钱报上了名后还有点不敢相信高考要恢复了。”说着，陈文浩陷入了回忆中。“等了十几年了，终于等来了。”陈文浩说，“当时高考复习时间很短，大家都争分夺秒地学习。也没有统一的教材和考试大纲，很多知青很多年都不摸课本了，就到处借中学的课本来看，借不到就自己手抄。”
1977年冬天，30岁的陈文浩跟570多万考生一样怀着改变命运的渴望，重新走进高考考场。“那个冬天非常寒冷，考场也比较简陋。那时候生活条件比较艰苦，大家都穿得不多但却没有人感到冷。有的是拖家带口去考试的，夫妻两个在考场里考试，孩子就在考场外玩。”虽然已经过去了40年，但陈文浩清晰地记得那年持续两天的高考。他报考的文科类考试，主要考察学生的语文、数学、政治、地理、历史5门课程。
10年积压，使1977年的高考成为中国竞争最激烈的一届高考，当时的报考人数是570多万人。高考结束，共录取考生约27万人，录取比例为29∶1，竞争可谓是异常激烈。虽然是匆忙上阵，但因为平时没有放下学习，陈文浩很幸运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被一所师范院校的历史系录取，终于圆了自己的大学梦。经历4年寒窗，他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一所中学工作，重新回到了自己熟悉的岗位再次开始了自己教书的生涯，直至退休。“作为‘老三届’中的一员，我认为历史上鲜有哪个群体能像我们这样，个体经验与国家时代命运如此高度重合，既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前后理想的幻灭与反思，也有基层现实生活的历练，既葆有理想主义情怀又不忘积极入世，既超越又世俗，特殊的经历锻造出了一种百折不挠的毅力与韧劲，铸就了一种勇于追求、不甘沉沦的精神气质，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说起那段深刻的人生经历，陈文浩并没有埋怨。他说：“苦难是人生的一笔财富，我感谢那段经历。”
1982年毕业于河南大学（原开封师院）中文系的张清平，参加高考的经历和陈文浩有些类似。“记得那是1977年的秋天，我从工厂每天准时播送新闻的高音喇叭里听到了国家恢复高考的消息。当时我在一个从东北搬迁到内地的三线工厂里当画线钳工。”多年后，张清平写了一篇《一九七七，我走进河南大学》的文章，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我在厂里的宣传科报了名，当时距离考试只有两个月了。那时厂里每天抓革命促生产，根本没有复习时间，我也不知道该从何复习。”因为几乎没学过数理化，无奈之下，她只好求教于厂里的技术员，每天下班后在车间里“恶补”有关知识。“两天的考试，我觉得糊里糊涂就过去了。现在只有作文题目我还记忆清晰：《我的心飞向了毛主席纪念堂》和《为抓纲治国初见成效而欢呼》，两个任选其一。当时，我毫不犹豫选择了前一个题目。”1978年春节，她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张清平说：“我们再来回顾这段历史，就可以看到，恢复高考比高考本身更为重要。因为它标志着一个国家又开始了对平等、公正和文明潮流的追求。所以说，恢复高考的重要性怎样评价都不过分。”
农村娃改变命运的“一跳”
读书改变命运，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是农村寒门子弟坚守的信条。而改变命运的途径就是高考——鲤鱼跃龙门。对于寒门子弟来说，上学读书就是为了高考，高考是为了上大学，上大学就是为了分配个好工作留在城市里，留在城市里有了好工作就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
1954年出生的王国庆来自豫北农村，23岁那年参加了高考。“当年我们农村孩子要想有个好前程，跳出农门，只有两个出路，一是参军并获得提干，留在部队；二是读大学。这样你就变成非农户口，成为吃‘商品粮’的了。”他高中毕业后，村小学缺老师，他本来是想去当老师的，但是最后老师没有当上，生产队长家里的孩子、他的初中同学顶了他的缺，而当时他的那个同学是他们班成绩比较差的。
1977年冬天，当时公社就他和另外一人通过政审，参加高考。“记得考试的头一天，下着大雪，脚踩下去有半尺深，交通都中断了，只能靠两条腿走路。我们两个人七八点从村里出发，踏雪赶赴县城，不到30公里的路程。走到一半时，我的同伴在一桥上一屁股坐下去，说实在走不动了，不想去了。我说，不行，非走不可，把他生拉硬拽扯起来，继续赶路。一直走到晚上七八点，才赶到在县教育局报到，第二天就考试了。”王国庆说，读了大学，他的命运从此改变，毕业后当了中学老师，然后又因为文字功底扎实被调入政府部门工作。他说：“恢复高考是非常正确的决策，恢复高考恢复了社会各阶层之间通过大学流动的渠道，这样农民的孩子可以通过高考改变自身命运，就有了奋斗的希望和出头的机会。”
恢复高考，挽救了中国教育
恢复高考，挽救了中国教育，改变了当时的人才选拔制度，是国家拨乱反正，向知识、文明的回归，是一个国家复兴的拐点。
专家指出，高考，从表面上看，不过是高等学校招生考试，但是其社会作用却远远超出了考试、招生、教育。就其本质而言，高考是由国家主持的、对年轻一代在完成基础教育学习任务之后所进行的一次大规模、基础性的社会分工，凡通过高考进人高等学校的，毕业后即成为脑力劳动者，农民即转为城市居民；年轻人高中毕业后，高考是他们一生中决定性的一步。这是社会各界高度重视高考、每年高考都像盛大节日一样的根本原因。
恢复高考到底“恢复”了什么？正如教育部考试中心原主任杨学为在恢复高考30年座谈会上所言，恢复高考恢复了知识的价值、知识分子的地位，恢复了社会流动的渠道，恢复了社会分工、社会流动的公平机制。恢复高考恢复了社会各阶层之间通过大学流动的渠道：农民通过大学深造可以进城；工人的孩子通过大学可以成为知识分子……社会各阶层之间合理流动，才能促进社会进步。恢复高考，实现了在考试分数基础上大学入学权利分配的相对公平，促进了社会的安定与和谐。
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的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是在全社会形成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风尚,“文化大革命”中泛滥的“读书无用论”从此彻底被消除；“知识就是力量”“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念开始深入人心。
第二是重塑了公平、公正的价值观。“文化大革命”10年使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严重扭曲，高考之所以为老百姓高度认同，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其使所有人有机会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进行竞争。
第三是高考制度作为国家教育的一项基本制度，它对于维护国家的统一、促进民族团结和传承中华文化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40年过去了，高考不仅对教育的发展，而且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都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1977年恢复高考不仅是我国高等教育招生历史上的重大转折，同时对推动社会的进步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的大学 不同时代风采各异
1977年恢复高考，改变成千上万青年人的命运，也改写了他们的人生轨迹。通过高考，他们鲤鱼跃龙门，步入大学的象牙塔，成为天之骄子。对于1977级、1978级大学生而言，走进他们梦寐以求达10年之久的校园，开始了他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大学生活。经历过苦难历练的他们，大学注定有着不同于常人的故事。
考上大学吃上“商品粮”
在上世纪很长一段时间内，城里人还有一个别称：吃“商品粮”的。而农民则是靠天吃饭。在计划经济时代，农业技术落后，粮食产量低。农民忙活一整年，每个人甚至连50公斤粮食也分不到。而城里人，国家发放粮票、油票、布票、肉票等，然后凭票低价购买生活必需品，基本上可以衣食无忧。再加上拥有非农业户口的居民，多有正式工作。于是，吃上“商品粮”成为农村娃的梦想。而考上大学，就意味着你可以从农民变成城里人，能吃上“商品粮”。
今年60岁的赵广宁，出生在通许县的一个乡村。上世纪70年代，高中毕业，他没有被推荐上大学，就回到村里当了一名农民，负责用架子车将猪粪拉到麦地里。“有一次，我刚把粪拉到地里，就累得吐了一口血！”那时候吃“商品粮”是城里人的生活，那时候国家每月都会发放粮票、布票、油票、肉票等，可以凭票领取粮食和日常用品，基本可以达到衣食无忧。赵广宁心里羡慕异常。他常常想，啥时候自己也能吃上“商品粮”。恢复高考，让他看到了希望。那时候他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学习。有时候直到凌晨鸡叫，才舍得躺床上眯一会儿。
经过勤奋学习，他终于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一时间，整个村庄沸腾了。进入大学后，他成了一名吃“商品粮”的城里人。当时国家每月给大学生拨付13.5公斤细粮（白面）和3公斤粗粮（高粱、玉米等），他舍不得吃完，还会贴补家里一部分。“说实话，吃‘商品粮’这个身份在那时候尊贵得很，甚至自己都会感觉高人一等。”赵广宁说。
当时是物资匮乏的年代，粮票、布票、肉票、油票……许多生活必需品都是凭票供应。但大学生普遍有助学金，对未来充满希望和自信。赵广宁回忆，当时大学教育还没有实现“产业化”，一般大学不收学费，师范院校除了免收学费、书杂费、住宿费外，国家每月发给每个学生14.8元的生活费。除此以外，家庭困难的学生还能享受最高每月4元的助学金。
“那时候进大学很难，中国一年招100万大学生，原因就是当时采取的是计划经济模式，不收学费或者收极低的学费，全部由财政来支持。”1977级大学生王国庆说，“我是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生，我们那时候住宿不要钱，没有学费，一大半学生还有助学金等。”王国庆回忆，他上大学的时候班里有一部分学生原先是在职的工人、教师和职员，考取大学后可以带薪读书，而国家是按每班的学生总人数发放助学金，这样一来，农村出生的学生不多，所以助学金绰绰有余。除了发给每个不带薪的学生每月4元外，还有多余的钱。于是，上街看电影、下馆子的人多了，买新衣服新鞋子的人多了。有一位贫穷家庭的学生竟然花了几十元买了一块手表戴在手上，没事就露出来看几眼。辅导员知道这件事后，马上赶到班上开班会严厉点名批评了那些“铺张浪费”的学生，还说要把他们的助学金拿掉。最后，那几个同学只好乖乖地写检查作检讨。
“商品粮”，这个已经退出社会舞台的词，曾经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毕业后不愁，国家包分配
“文化大革命”10年高考废止，造成知识分子断层，出现“青黄不接”的局面。20世纪80年代初，正是改革开放之初，百废待兴，中国正处于万物复苏、求才若渴的关键时刻。各个岗位都缺人，社会对这两届学生翘首以待，因而1977级、1978级毕业生成了“抢手货”，毕业后不愁，甚至还没有毕业就已经提前被预订。
公开资料显示，1980年夏到1982年春，1977年考录的27万本专科大学生陆续毕业，成为改革开放后选拔、培养的第一批优秀人才，为求才若渴的中国社会注入了一批新生力量。1982年夏，40万名1978级大学生也基本毕业。当时，各行各业人才“青黄不接”。而11年的积压，67万毕业生会聚到一起喷涌出来，受到社会的普遍欢迎，填补巨大的需才空缺。当时流行在大学生中的一个顺口溜叫做“金77，银78”，大学生把这个来之不易的求学机会比作金银一样珍贵。
上世纪80年代，高考的录取率低，被录取的学生凤毛麟角。67岁的朱国才清楚地记得，当年在他家乡有53位同学，人人都刻苦，人人都努力，但如他一般幸运的只有7个人。“不到1/10的人能上大学，就这已经算考上多的了，真的就是跳龙门啊！”朱国才语气里有抑制不住的自豪，“我很幸运，圆了自己的大学梦。”
朱国才说，那时考上大学，未来在何地做什么，均以国家需求为原则。工作全部由学校统一分配，不征求学生意见。当时的国家教委直属院校毕业生由国家负责，面向全国分配；部委主管院校，毕业生由各部委在本系统、本行业内分配；省属院校的毕业生主要由各省、市、自治区负责面向本地区分配。
“毕业分配时，从校长到班主任要给毕业生做思想工作。成绩好的，分配得好些，去北京、部委这些地方。稍差的就是偏远的地方。实在不愿接受分配或分配不下去的，学校会把档案和人事关系转回生源地，由生源地组织二次分配。”朱国才被分配到了一家国企，但是后来企业倒闭了。他说：“那时候大学生真是宝贵啊，到哪儿一说你是大学生，人家看你的眼神都发光。”
“我们那个年代，毕业后找工作不是大家发愁的事情。一是因为我们这一代大学生的就业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毕业由国家直接分配，反正都有个工作岗位在等着你；二是那时候国家人才缺乏，大学生是真正的人才，很多单位想争取大学生指标还要不到呢。”1977级大学生陈文浩回忆当年宣布毕业分配去向时的情景：“记得那是一天上午，事先通知要宣布毕业分配去向，全班同学早早地来到了教室。名单先宣布去外地的，一些是从哪里来的就分配到哪里去。当最后宣布我分配回老家时，我真是喜出望外。”
“作为一个77级的大学毕业生，严格讲，是没有择业这回事的，当时毕业还是统一分配，分你去做的工作，无论跟你所学的专业有关还是无关，都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赵广宁回忆，当年毕业时流行一个顺口溜：“我是党的一块砖，东南西北任党搬。放在大厦不骄傲，搁在茅厕不悲观。”尽管不可能真的不骄傲和悲观，但实际上就是那么回事，个人的选择余地实在很小。
由于和计划经济体制的高度贴合，毕业分配制度曾对推动人才流动、协调不同行业和地区利益等方面起到了正向作用。但是，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瓦解，其供需要求不能匹配的弊端也愈发明显。1993年，“统招统分”取消，我国建立相应的奖学金、贷学金以及专项奖学金制度，学生上大学需要自己缴纳学费。1994年，全国37所重点院校试行“并轨”制改革，成为毕业分配改革的分水岭。自1996年以后，大学毕业不再包分配，而是自主择业。
如今的毕业生，可能偶尔还会羡慕毕业分配制度带来的安全感，但他们却可以自己决定未来的事业将起步于何处，他们再也不是一块被体制任意搬动的革命砖头。
没有互联网，他们干什么
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今天，网络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必需品，成为我们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网络使千里之外的亲朋好友须谀相见。它是一把在学习、工作中疑难问题迎刃而解的利器，更是紧张的工作、学习后放松自己的良好休息平台……这样一个新奇的高科技，为当今大学生的大学生活提供了无限的提高空间，让大学生生活更精彩。那么，在没有互联网的那个年代，恢复高考后的大学生，他们的大学生活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学生，那时候学习风气很好，大家的学习劲头也很足，到现在都觉得很难得。”1977级大学生陈文浩回忆，那个年代的人比较勤奋刻苦，大家也没什么娱乐活动，只是埋头苦学，讨论的也是学习。每天放学，那些年长的大哥们急急忙忙赶回家中照顾妻儿老小；年少的跑到图书馆借书、看书，恨不得将知识都装入自己的脑袋中。平常起早晨读，考前挑灯夜战；夏天游泳，冬天滑冰；三个一群，五个一伙，你有你的朋友，我有我的伙伴，每天欢声笑语，其乐融融。
作为恢复高考的首届大学生，1977级大学生是从570多万考生中筛选出来的，是通过“独木桥”的幸运儿。他们从社会的底层变成了令人称羡的“时代骄子”，深知机会来之不易，读书的机会异常珍惜。“晨曦诵读，挑灯夜战，是十分普遍的现象。”陈文浩说，他有个室友，每天总是6时左右出门，23时左右回宿舍睡觉，4年下来几乎天天如此。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大学生普遍有一种“知识饥渴症”，这是一个在文化断裂年代坚持学习的人所形成的群体，所以大学期间都努力抓住机会，给自己补课。恢复高考改变了以往许多人听天由命、前途由领导决定的观念，使他们知道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这让他们觉得人生有了盼头，普遍都带着一种积极向上的心态投入学习中去。
赵广宁说，他们那一届学生都非常珍惜上学的机会，入学后大家几乎只要醒着都在学习。那时学校经常停电，两个学生共用一盏罩子灯学习，晚上老师撵几次还不肯离开教室。即使回到寝室，有的学生还拿着手电筒趴在被窝里学习。他们班有几个女生特别用功，除春节回家过几天外，其他时间基本在学校读书。“虽然学习很紧张，但大家对体育锻炼也很重视。我最喜欢的项目就是打篮球。”赵广宁说，每到周末，他和同学几乎都会出现在操场上打几场激烈的篮球比赛，然后去洗澡吃饭，继续看书学习。
在那个没有互联网的时代，可以说读书、学习几乎成了他们生活的全部。但他们并不感觉枯燥，而是孜孜以求，如饥似渴地遨游在知识的海洋里，汲取知识的养分。
扩招后高学费面前的大学生
孩子考上大学，对一个家庭来说是一件喜事。然而，当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不少家庭却为高学费犯愁，部分学子的大学梦甚至在高学费面前望而却步。
自1999年开始，为“拉动内需、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缓解就业压力”，我国实施了高等教育（包括大学本科、研究生）不断扩大招生人数的教育改革政策。从高校招生并轨到高校扩招，高等教育告别了由国家承担全部费用的免费教育阶段，“上大学要缴费”逐渐推行开来。不菲的学费使一些家庭贫困学子可能面临失学的情况，高校收费问题由此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
在我市一家事业单位工作的邹波上大学时，正赶上高校扩招。“因为出生在农村，高考竞争比现在激烈得多，班上能考上大学的学生只占20%~30%，进重点大学的更是凤毛麟角。”2000年考上大学的邹波搭上了扩招的“列车”，圆了自己的大学梦。
公开资料显示，全国高校大规模扩招始自1999年,按当年统计,全国普通高校招生160万人,比1998年增加了52万人,增幅高达48%。2009年全国普通高校计划招生629万人，10年间增长了3.9倍。有关专家指出，高校扩招顺应了时代的发展潮流，使我国教育制度逐步走向大众化，让更多的人接受高等教育，为国家培养出大批高水平、高素质的人才，但同时给我们带来些负面问题，扩招后的学费大幅度提升。
入学时，邹波每年学费两三千元，对于当时的农村家庭算是一个不小的数字。“父母一年收入总和，还不及一年的大学学费。”邹波说，当时自己很迷茫、痛苦，不忍心给家里增添负担，一直犹豫要不要上大学。后来，在父母的坚持和亲友的帮助下，他踏进了大学校门。之后每个假期，他都在勤工俭学，以此解决自己的生活费。
以河南大学为例，记者查阅河南大学2016年学费标准，该校各类专业具体学费标准如下：文史类一年学费3400元/生，理工类一年学费3700元/生，医学类一年学费4500元/生，运动训练、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一年学费8000元/生，艺术类一年学费5700元/生。中外合作办学专业一年学费15000元~18000元/生，软件学院本科专业一年学费15000元/生，河南大学迈阿密学院专业一年学费标准不超过38000元/生，最终收费标准以物价部门审定结果为准。住宿费根据宿舍情况700元~1100元/生。实际收费标准以2016年河南省招生办《招生考试之友》公布的数据为准。该校构建和完善了“奖、贷、助、减、补、勤”等并举的多位一体的学生资助体系，确保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对于我市2015级大学生刘媛来说，2015年9月，无疑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新开始——国家助学贷款圆了她的大学梦，也卸去了压在全家人心头的沉重包袱，从此她能够踏踏实实地走完求学之路。 为帮助贫困家庭学生就学问题，2000年在先期8个城市试点国家助学贷款的基础上，国家将助学贷款范围扩大到全国高校。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每人每学年可以申请最高不超过6000元的国家助学贷款，贷款学生在校期间贷款利息全部由财政补贴、还款年限延长至毕业后6年。
开封感受的高考脉动
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我市坚定不移实施科教兴市、人才强市战略，教育改革和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受教育权利。尤其是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以来，我市高等教育办学规模迅速扩大，结构不断优化，办学水平和服务能力明显提高，为实现开封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恢复高考以来 开封走出多少大学生
岁岁高考，今又高考。
日历从欢乐的“六一”儿童节一页页翻向黑色的“高考时间”。每年的6月7日和8日都是全民关注的焦点，不管是即将走进考场的学子，还是家有考生的家长都会高度紧张。虽然条条大路通罗马，可在大家的心里，高考仍然是通向未来比较好走的一条路。那么，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开封究竟走出多少大学生？
记者从市统计局提供的《2009年开封统计年鉴》中找到这样一组数据：进入新世纪后，伴随着高校扩招，在校学生数量大幅增长。 1949年我市录取新生1150人，1977年录取1353人，1978年录取2163人，2008年录取新生达23009人，是1949年的20倍、1978年的10倍。2008年，开封市研究生培养单位1个、高等学校3所，其中本科院校1所，专科院校两所；在校生6.98万人，比1949年增加6.79万人，增长35.8倍，每万人中在校大学生达195人；专任教师4376人，其中普通高等学校3869人、成人高等学校508人。2008年招收研究生1616人，在校研究生4522人。
记者从市招生办获悉，2000年，开封普通高中毕业报名参考人数为12905人，录取人数为6876人，录取率为53.2%；2005年，开封普通高中毕业报名参考人数为35573人，录取人数为20103人，录取率为56.5%；2010年，开封普通高中毕业报名参考人数为44579人，录取人数为32897人，录取率为73.79%；2014年，开封普通高中毕业报名参考人数为23346人，录取人数为19581人，录取率为83.87%。
《河南省2015年省辖市、省直管县（市）招生办普通高校招生工作总结汇编》中显示：2015年，开封共录取23782人，其中普通类17856人（本科9356人，占参考人数的42.06%，较去年提高0.38个百分点）、专升本1239人，对口生592人，提前单独招生本科81人，提前单独招生专科4014人。本科一、二、三批及地方专项本科批、自主招生共录取8108人，占参考人数的36.43%，比去年提高0.63个百分点。我市共有17名考生被清华、北大录取，其中北大8人、清华9人，比上年增加8人。
我市从1977年录取1353人，到2000年录取6876人，再到2015年录取23782人，也就是说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近40年我市高考录取人数增长了约18倍。
在开封发展中的作用至关重要
青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有希望,未来的发展就有希望。大学生是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作为社会新技术、新思想的前沿群体、国家培养的高级专业人才，代表着最先进的流行文化，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栋梁之才。
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我市一大批大学生毕业后走出校门走进工厂、企业、城市、农村等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用他们所学到的知识和自己的才华积极投身开封“四个现代化”建设中去，把青春和汗水挥洒在开封大地上。
温振，2008年大学毕业后，回到生他养他的兰考县胡寨村，当起了大学生村官，希望用自己的双手改变家乡落后的面貌。当时村民年收入仅有3500元左右，日子并不好过。他回村后，积极和村干部沟通，结合胡寨村实际，决定开展温室大棚种植反季节蔬菜项目。温振贷款5万元，建起一座长85米、宽9米的大棚种植反季节黄瓜、苦瓜，带着村民一起干。从建大棚，到育苗、掐须、打药、浇水等，温振天一亮就进棚，天黑了才出棚，事事亲力亲为。功夫不负有心人。短短一年，胡寨村就发展冬暖式温室大棚24座、日光温室32座、油桃大棚9座，年产值150余万元。在温振的带领下，胡寨村形成了兰考乃至周边地区蔬菜种植基地。温振凭毅力干工作，靠吃苦创业，在希望的田野上放飞希望，带领村民走上致富道路。
开封宋都古城文化产业园区招商局局长祁燃，拥有北京大学博士学位，先后担任开封宋都古城文化产业园区招商局副局长、古城1号和2号地块项目经理助理、北郊乡党委副书记。无论在哪个岗位上，他都非常出色。他参与组织策划院士专家开封行、开封春晚诗朗诵“梦开始的地方”等大型活动，成功促使海湾智库总裁来开封考察投资文化产业。
像祁燃这样的大学生人才，开封宋都古城文化产业园区2013年引进了15名，其中包括从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知名高校引进的1名博士、两名硕士、1名海外留学归国人员。目前，该园区管委会29人的工作团队，平均年龄33岁，专业包括城市规划、建筑、金融、文化产业管理、旅游管理、中文等，是一个人才汇集、充满活力、富有朝气的团队。大量高学历人才的加盟为开封宋都古城文化产业园区注入了新鲜“血液”。同时，他们较强的专业能力和新观念所带来的“鲶鱼效应”也激励了更多业务骨干的脱颖而出。大量优秀人才如珍珠般在园区的各个岗位尽显光华，为推动园区发展腾飞插上了翅膀。一个个文化产业项目在园区孵化、绽放：桨声灯影的大宋御河、如诗如画的《大宋·东京梦华》、气势恢宏的《千回大宋》、流光溢彩的《铁塔光影秀》……每天都吸引着全国各地游客的目光，让人赞不绝口。
开封高校的命运
作为教育培养青年人才的重要园地，高校与城市是共生共荣的关系。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高校对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已经越来越明显。
《2009年开封统计年鉴》显示：1949年开封市仅有1所高等学校，到1952年增加至4所，到1958年增加至6所，到1962年又减少至1所高校，一直持续到1977年恢复高考仍然是只有1所高校。根据教育部最新发布的2015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名单，开封共有5所大学，其中本科大学两所，分别是河南大学、河南大学民生学院；专科学校3所，分别是开封大学、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开封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1912年，以林伯襄先生为代表的一批河南教育家，在清代开封国家贡院旧址创办了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河南大学前身），成为当时中国的三大留学培训基地之一。1927年，冯玉祥将军将其改建为国立第五中山大学。1930年8月，学校更名为省立河南大学，并改文、理、法、农、医五科为五院，正式命名为河南大学。抗日战争期间，河南大学先后辗转于信阳、南阳、洛阳、西安、宝鸡、苏州等地，虽然图书、资料及仪器损失严重，但仍办学不辍。1952年，国家大规模调整高等院校，河南大学行政学院单独设校，成立河南行政学院；水利系迁往武汉(现武汉大学工学部)；植物病虫害系并入今华中农业大学；财经系并入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分拆后的河南大学，被命名为河南师范学院，分开封、新乡两个校区。如此这般，几年下来，学术实力雄厚、享誉国内外的河南大学变成一所纯文科师范学院。1984年5月，恢复为河南大学，学校由师范院校逐渐转变为综合性大学。2000年7月，当时的开封医专、新开封师专并入河南大学，重建医科。日，河南省人民政府和教育部在河南人民会堂签订省部共建河南大学协议，河南大学正式进入省部共建大学行列。日，河南大学迎来百年诞辰。100多年来，一大批知名教授、学者，如范文澜、冯友兰、董作宾、郭绍虞、高亨、蒙文通、罗廷光、嵇文甫、罗章龙、毛礼锐等曾先后在校执教。100多年来，河南大学与开封休戚与共、唇齿相依、共生共荣。开封鼎力支持河南大学建设，而河南大学也以其独特的优势润泽开封，二者在积极互动中，实现了共生共荣、快速发展，结下了深厚感情。近年，河南大学发扬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传统，与开封开展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合作，实现了互惠共赢。双方建立了市校合作机制，共同成立宋文化研究院，签订了人才合作框架协议和全面合作协议，校地合作迈上新台阶。
原开封医专前身是创建于1929年的开封福音医院护士学校。1949年更名为开封地区人民医院护士学校，后历经多次更名、改建、升格，1992年更名为开封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直至2000年撤销并入河南大学。原开封医专为开封乃至河南培养了大批实用卫生人才，提高了开封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改善了群众就医条件。
始建于1908年的开封师专，1924年改为省立开封女子师范学校。 新中国成立后，更名为河南省立开封艺术学校，1958年经国务院批准为开封师范专科学校。1992年国家教委批准改为开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于2000年6月并入河南大学。仅近10年，该校共培养合格初中师资6000多人，其中部分毕业生先后考取了硕士、博士生，一部分毕业生走上了教育界领导岗位，90%以上成为城乡中学教学骨干。
开封大学是经河南省人民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由开封市人民政府主办的一所全日制普通高校。该校创建于1980年，原为“河南师范大学（现河南大学）分校”，1984年更名为开封大学。据2015年12月学校官网显示，学校设有14个二级学院、两个教学部，开办54个专科专业，与河南大学联办本科专业1个。
始建于1929年3月的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原名河南省建设厅水利工程学校，创办人为著名人士张钫。1998年3月，经原国家教委批准，改建为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2000年，被教育部列入全国首批15所示范性职业技术学院建设单位；2006年12月，被教育部、财政部确定为首批28所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迄今已走出10万多名高技能优秀人才，活跃在祖国的大河上下、大江南北，他们中的大多数已成为所在行业的骨干力量，有的还成为著名专家、学者和领导干部，因而被水利部原部长杨振怀赞誉为“黄河技干摇篮”。
开封文化艺术职业学院是由开封电大、市职工大学、开封教育学院三所学校整合而成，是由开封市人民政府开办，日经河南省人民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由多所大学合并成立的一所普通高等职业院校，是一所具有普通专科招生资格的高等专科院校。学院以高等职业教育为主，立足地方、服务全省、面向全国，为文化、艺术、旅游、服务行业培养高等技能型、应用型人才。
这些高校的命运与开封休戚与共、荣辱共担，在推动开封经济社会发展、助推“四个开封”建设和河南省新兴副中心城市建设中提供人才、智力支撑。
“高考经济”热的冷思考
今年高考已进入最后的紧张“备战”阶段，但记者邻居的孩子仍然每天去上“一对一”高考补习班，作高考前的最后突击。记者采访发现，此时是许多高考补习班和高考辅导老师最吃香的时段。有的家长甚至不惜花费千元每小时的重金聘请高考辅导老师帮孩子迅速提高成绩。
伴随着高考的来临,与高考有关的各类行业也都悄然升温。记者采访发现，不单考生、家长进入紧张“备战”，各大商家也纷纷为“高考经济”摩拳擦掌，想尽办法大打高考牌。大到高考房、高考保姆，小到保健品，从各类冲刺辅导书到纷繁复杂的营养套餐，甚至还有不少商家卖起“逢考必过”高考专用服、“高考必吃”粽子……越来越多的商家参与到“高考经济”混战中。
邻近考点的酒店是“高考经济”的试金石。记者走访、调查多个酒店发现，在6月6日、7日、8日三天的客房都已经爆满，为了吸引考生入住，不少酒店还对高考考生推出叫醒服务、赠送营养早餐、延迟退房等服务措施，并提供小毛巾、清凉油、小扇子等防暑降温物品。
高考期间的饮食和进补，同样催生了各种“营养餐”、保健品、抗疲劳药和功能饮料等热卖。记者走访了解到，在市区的多家超市和药店，各类与考生相关的营养品和保健品都被商家摆放在了明显位置，甚至设立出考生专用区。一家药店的服务人员表示，现在很多家长都来给考生选购增强记忆力和免疫力的产品。
更多的商家则把眼光盯在了“后高考时代”。考生在努力备考的同时，也开始制定着考后安排计划。一位考生给记者展示了他的考后计划单，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报驾校。询问中，记者了解到，学车已经成为大多数考生考后的第一选择。大家都认为开车是一项技能，无论是对今后的就业还是生活都有帮助。不少考生早早就报了名，考完就可以直接去驾校学习。在各大旅行社，专门针对高考学子考后的“减压放飞”、“毕业”旅游线路均已全面开售，考生携带高考准考证可以享受优惠。
“高考经济”的火爆，甜了商家、累了家长、苦了考生，让商家从中赚得钵满盆满。有家长曾经算过这样一笔账，从购买高考复习资料到请家教个别辅导，从为孩子改善伙食到购买保健营养品，从考试期间住宾馆到考试结束的谢师宴、庆功宴，全套消费少说也得花五六千元。从1977年恢复高考到现在，从一个人的高考到全家人的高考再到全社会的高考，考前准备越来越丰富、考试配备越来越全面，各种投资也越来越高昂，高考成了算不清楚的成本账，高考俨然成为全社会追逐利润的另一个考场。
有关专家指出，高教资源的短缺、传统观念的影响、招生制度的不完善以及商业化的炒作与诱导，是导致高考“过热”和越来越商业化的根本原因。这把火烧得越旺，并不代表考生们能考得更好，不管是家长、商家还是其他人，都应该冷静一些，毕竟一生需要遇到的“考试”还有很多。高考对考生无疑是最重要的大事，十余载苦读，成败在此一举，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绝不至于全民总动员，无论是社会还是家长，都应该以平常心处理，不要人为地给孩子营造过于紧张的气氛，说不定淡定一些、自然一点反而效果更好。
高考理念深入千家万户
记者 康冀楠
高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牵动着万千学子的心,是全社会都十分关注的大事。为了孩子的教育和未来，我市很多家长除了严格履行监护职责和抚养义务，做孩子不折不扣的第一任教师之外，还会为了让孩子上一所教学质量高的学校而煞费苦心。
教育，从娃娃抓起
青少年是祖国的花朵，也是民族的希望。如今的孩子多为独生子女，更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和家庭的希望。
2015年，市民孙现生的女儿考入北京的一所重点大学。当年9月3日，当和妻子陪同女儿走入“象牙塔”的时候，他感到这些年的坚持没有白费。10多年来，他和妻子牺牲自我，甘当孩子人生的领路人。
“从孩子来到人世的第一天起，我俩就很少拌嘴，从不在孩子面前争吵，让她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和谐。孩子渐渐长大，我们以孩子的营养为核心，让她吃饱吃好。”孙现生回想起当初的点点滴滴，一下子打开了记忆的闸门。
孙现生的女儿讨厌“哗啦哗啦”的麻将声和喝酒时的吆喝声。所以，即使是逢年过节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孙现生也从不让人在家中打麻将，努力为孩子营造一个安静的学习生活环境。他和妻子坚持与孩子一起作息，哪怕是再精彩的电视剧或体育实况转播，只要孩子洗漱完毕，他立马关掉电视机。
女儿升入高中后入校住读，远离了父母。孙现生总是隔三差五在晚饭时通过电话沟通情感、传递祝福，帮孩子解开心结，让孩子感受到自己并未远离温暖和谐的家。他们给女儿提出以下几点要求：第一，要热爱自己所选择的学校，要融入其中；第二，要严格要求自己，学会做人、学会学习、学会生活，做一个优秀的学生；第三，不要想家，不要忘却自己的根本任务是学习。在孙现生夫妇的教导和精心呵护下，女儿最终迈进了重点大学的校门。
在我市，像孙现生这样的家长还有很多，他们把家庭教育作为事业来做。除付出时间之外，家长还需要耐心、尊重、方法和技能，“教育要从娃娃抓起，未来要从现在开始”成为他们的共识。市民马进法是一名教师。在教育自己孩子的时候，他认为家庭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基础。“尤其孩子在幼儿园到小学阶段，家长花时间陪孩子非常重要，光有意识但不付诸行动显然是不够的。陪孩子学、看孩子做、听孩子说、与孩子议、引导孩子提高是最好的爱的表达、最好的沟通和教育。”马进法如是说。
好学校为何是家长首选
5月30日，在郑开大道附近的一处楼盘，“名校就在家门口”的海报宣传显得格外醒目。销售人员告诉记者，该楼盘主打“学区房”口号，保证入住能就近入读附近名校等。在该楼盘售楼处，记者看到，尽管比其他楼盘每平方米均价普遍高出数百元，但仍有不少市民前来咨询。家长选择该楼盘的狂热，反映出家长望子成龙心切，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教育质量好的学校是家长首选。
“没办法，为了孩子的教育和未来，我们只能咬咬牙买了。”前来看房的市民周栋林告诉记者，他和妻子平日里做小生意，为了让孩子能够在学业上有所成就，他首要考虑的就是让孩子能够上个好学校。在我市，像周栋林这样通过买房来实现择校的家长不在少数。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在众多家长眼中，孩子的教育环境和质量是件大事。“孩子上不了好幼儿园，就上不了好小学；上不了好小学，就上不了好中学；上不了好中学，就上不了好大学；上不了好大学，就找不到好工作；找不到好工作，这辈子就完了。”这引起很多家长的共鸣。在这样的共鸣下，学区房已经成为房产销售的一个热点，紧挨名牌学校的楼盘房价普遍高出其他楼盘均价。
“现代社会竞争这么激烈，一定要为孩子创造好的教育环境。进入优质小学才可能上重点初中，然后是重点高中，最后读名牌大学。”市民刘丽虹对记者说。为了让女儿王梦霖能够在明年顺利就读我市一家口碑很好的小学，刘丽虹和丈夫从一年前就开始选购房源。“原来，我们试着想托关系上好学校，但是现在管理比较严格，没有门路可走。我们就打算走‘学区房’这样一条路。”刘丽虹说，她现在住的地方，在一所教学质量不高的小学招生范围内，她不想让女儿去该校学习。因此，她和丈夫打听到几个小区的划片范围属于这所口碑很好的小学后，用在网上发帖、找中介、去小区贴“牛皮癣”等办法，希望能够购得一套称心如意的房子。
家长对名牌学校的狂热引起教育界人士的忧虑。“本来，基础教育是培养‘人中人’，应该不存在名校、择校问题。但是，家长期望孩子能成为‘人上人’，个个都抱着希望孩子超越其他孩子成为社会精英的教育理念。周围的人际圈也都给孩子加码，使得很多家长一定要在本应没有门槛的基础教育中择优、掐尖，选择升学率高、名气大的学校，人为制造巨大的门槛。”在教育界工作多年的康兰英告诉记者。
“现在的家长对名校、大校有一种狂热的追求，不去考虑是否适合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孩子是否喜欢。”目睹家长对所谓好学校的追求，城区一位小学校长告诉记者，“我们学校严格按照划片招生、相对就近入学的政策招收新生。”他表示，保证每一个孩子有学上是《义务教育法》的规定，但目前存在的问题是部分家长盲目“择校”，“其实完全没必要，每个学校都有优秀教师，与其选择一个离家远的所谓好学校，每天在上学路上浪费时间，不如选择家门口的学校”。
“想让孩子最好的心态影响着很多家长的择校观，而事实是，离家近的学校能让孩子每天早上晚起一二十分钟，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学习，去适合孩子的学校，比一味拔高去名校更能让孩子找到自信。”在我市一所普通初中教学的田先生告诉记者。
素质教育在开封
在高考的指挥棒下，应试教育勃兴，素质教育反倒成了教育界专家呼吁的热词。
是考分重要还是孩子的素质重要？在有些家长看来，“分，分，学生的命根儿”。对学生来说还是考分重要，因为考分预示着学生的知识掌握情况和思维能力，考分能反映出一名学生的综合素质。以此类推，高中的教育成果也是以高考成绩来衡量的。在家长心里，哪所学校送进大学的学生越多，哪所学校越值得上！
其实，考分并不能代表学生的综合素质。素质教育内涵十分丰富，宗旨是提高国民素质，目标是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合格公民，灵魂是思想道德教育，重点是提高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从素质教育的功能看，素质教育充分考虑人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主动精神和个性差异，注重形成健全的人格。从素质教育的价值取向看，素质教育关注“人的发展”，并以促进学生的发展作为核心价值。就素质教育的根本而言，素质教育就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作为孩子人生的又一次大选择，中招也在家长心目中拥有崇高的地位。我市把体育成绩计入中招成绩总分，就是一个素质教育的风向标。近年，各中小学在市委、市政府的关心下，始终坚持素质教育的方向不动摇，立足高起点办学，切实把素质教育的要求落实到培养目标、课程改革、体卫艺活动之中，坚持立德树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高考一样，素质教育观念日益深入人心, 以创新能力培养为主体的素质教育也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推动着各中小学在素质教育的道路上积极探索,创造了很多宝贵经验。
近年，我市教育系统以“立德树人”为目标，不断创新德育工作方式，努力提高德育工作的实效性和针对性。同时，我市组织开展国学教育、诵读《弟子规》、开办道德讲堂、感恩教育等活动，使学生懂得“知礼、知孝、知恩”内涵。此外，我市以重要纪念日和传统节日为载体，组织开展第五届优秀童谣征集活动、“争做文明使者、争当美德少年”活动、全市中小学生开展清明祭英烈活动、“魅力开封·我的家乡”2014年“意林杯”少年书信绘画文化活动、“我的中国梦”征文比赛、“童心向党”歌咏比赛、我们的节日系列活动、“三爱”“三节”教育活动典型案例的评选活动等。在“少年传承中华传统美德”系列教育实践活动中，开封高中谢鸿玉荣获全国“小小百家讲坛”活动银奖。
为进一步推进素质教育，我市教育系统不断创新教研方式，及时提炼和转化课程改革优秀成果；聚焦思维课堂，探索有效教学的教研途径；大力推进“基于课标的层级教学”，倡导“问题驱动教学”；深化课堂教学改革，减轻学生过重负担，不断追求减负和高效教学的三个境界，即“学会、会学、会用”。
2015年，河南省第五届学校阳光体育大课间活动现场会在通许县召开，通许“五环节”大课间模式受到教育部、省教育厅以及各地市教育界人士的充分肯定。我市大力发展校园足球，成功申报了21所全国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并扩大了校园足球联赛规模，参赛学校达51所。顺河回族区苹果园中路小学女子足球队参加“省长杯”比赛荣获三等奖。此外，我市成功举办了市教育系统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歌咏比赛，在社会上取得良好反响。二师附小等学校参加河南省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歌咏比赛、河南省第五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均获省一等奖。
素质教育之花在我市华丽绽放，让每个孩子都能精彩成长。考上大学好，考不上大学也好，素质教育其实是教育的根本所在。
“史上最严”高考来临
高考公平关乎考生切身利益，有时候一分之差可能就会影响一个人的命运。招募代考、团伙作弊、高科技作弊……近年来，考试作弊的花样不断翻新，侵蚀着考试公平，一旦有人作弊成功，将严重破坏公平原则。今年，将有超过900万名考生走入高考考场，中央与地方的教育部门皆表示，将开展“净考”专项行动，严肃整治高考作弊行为。“史上最严”“无声入场”“作弊入刑”……连日来，除了即将参加高考的考生备受瞩目外，与高考有关的话题也成为社会舆论的热点。
6月3日，教育部网站发出“教育部提醒考生诚信考试”的消息，提醒考生遵守考纪、拒绝作弊。这则消息中，教育部还附上了自去年11月开始实施的《刑法》(修正案九)和本月起刚刚开始实施的新版《教育法》。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及第二次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生效后的第一次高考。也就是说，今年起，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包括高考）组织作弊的，为他人提供作弊器材或其他帮助的，为实施考试作弊行为向他人非法出售或提供考试试题、答案的，代替他人或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的等考试作弊行为，都将正式入刑，最高可判处有期徒刑7年。除了“作弊入刑”，本月刚刚开始实施的新版《教育法》明确了对考生考试作弊的惩处办法。根据此法，包括非法获取考试试题或者答案，携带或者使用考试作弊器材、资料，抄袭他人答案，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等行为，或将面临“禁考”3年的处罚。此外，《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也对考试、录取中的违法违纪行为作了明确的处分规定。
据了解，教育部已经要求各地教育部门开展“诚信高考”教育活动，在考生诚信承诺书、考生须知等材料中增加《刑法》(修正案九)和新修订《教育法》中涉考违法处罚条款的内容，让考生知晓考试舞弊所要承担的严重后果。
在我省，对干扰高考的非法活动严打、严查、严控，包括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清理打击非法助考、净化涉考网络和校园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等行为。
“无声考场”也是今年高考的一大变化。往年高考入场时，总能听到金属探测器尖叫的声音，今后，这种声音将在高考考场上消失。据了解，为防范和应对利用通信器材作弊，今年高考，我省在继续坚持考生入场指纹、照片、身份证“三对照”，采取无线电监测阻断，手机信号屏蔽，统一配备文具等措施的基础上，将首次实行“无声入场”，即不允许考生带任何金属物品进入考场，所有考生考前入场检查时，金属探测器不发出报警声响方可入场。
具体来说，今年高考，各种具有发送或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电子存储记忆录放和扫描设备、手表等计时工具、带有金属物品的服装（包括带金属挂钩和钢圈的女生内衣）、鞋帽（带金属的鞋带、鞋眼、鞋底、装饰）、腰带、裤子挂钩、衣扣、项链、耳坠、发卡、手镯、戒指、钥匙、硬币、磁卡等铁磁性物品及涂改液、修正带等文具都将严禁携带入场。对此，市招办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考试作弊入刑及“无声入场”都是为了维护高考的公平公正，这些措施彰显了党和国家严打考试作弊行为的决心和力度。
社会在变化，高考也在变化，考试作弊也在向智能化迈进。有关人士认为，愈来愈严的高考制度，与这些年国内出现的高考中有组织替考及个别考生冒名顶替上大学有关，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虽然高校扩招后，上大学越来越容易了，但是高考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仍然稳如磐石，高考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活甚至人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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