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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核武老人26年亲历——一个真实的中国核基地生活！》
本文出自核武老人魏世杰的早年笔记，说的是发生在中国核基地的真人真事。除了个别人物采用化名，绝对原汁原味，我整理了几段，先给大家端上。
　　一、不眠之夜
　　毕业前的一天，我和同学李献文被通知到系办去，说有重要的事。济南的七月，骄阳似火，赶到系办，已是汗流浃背了。系办的秘书，我们经常戏称她陈老太婆的，一副很神秘的样子，见我们来了，先让我们坐下，然后迅速关上办公室门，转过身盯着我们。
　　陈老太婆个子不高，戴高度近视镜，表情经常严肃如法官，让人怕怕的。“莫非我们犯错误了？关门干什么，难道怕我们跑了？”正胡思乱想呢，陈老太婆开口了：“二机部九院来选人了，条件很高啊，又红又专，宁缺毋滥，可严了。山大那么多毕业生，只有你们两个被选上了，太不容易了，我祝贺你们！”此刻，她的脸上浮现出平时难得一见的笑容，听到这儿，我才松了一口气。
　　她转过身，从抽屉里拿出两个很小的带塑料皮的笔记本，递给我们，说：“一点小礼物，收下吧。”
　　我打开看时，第一页上写着她的祝词：听毛主席话，永做革命人。
　　我当时心情激动，很有些受宠若惊。说实话，我在大学里政治表现并不太好，大二时因为说了“三面红旗”的坏话，还受过一顿批判，毕业鉴定中赫然有“该生重业务不重政治，不靠拢组织，要求进步不迫切，经教育后才有所好转”之类的话。我的学习成绩尚可，说“专”，也许靠点谱；说“红”，那是绝对谈不上的，大学五年，竟然连个入团申请书也没有写啊。当时，涌上心头的第一个感触就是党太伟大了，太宽容了，我对党如此冷漠，它却依然信任我，把这样重要的工作交给我。想到这里，心里有些惭愧。
　　九院是干什么的，当时并不知道，虽然陈老太婆说是“国际阶级斗争的工具”其实和没说差不多，心想可能与国防有关，但压根没想到是原子弹。
　　回到宿舍，同学们议论纷纷，多数投来羡慕的目光，有一个留校做助教的还企图和我交换，当然，那是不可能的。
　　那天晚上，我通宵未眠。是兴奋？激动？对前途充满憧憬和向往？对神秘工作的紧张和不安？非也。我想到的是一件让我魂牵梦绕的一件心事。
　　我从小喜爱文学，喜欢写稿，几乎成了病态。但稿子难以发表，每次接到退稿，心里就要难受一阵子，难受劲一过，便又废寝忘食地写起来，总梦想有一天我写得东西能变成铅字，大二时，一篇二百字的“谈灰尘”终于在《山东科学小报》发表了，我当时的兴奋简直无法形容，后来又发表了十几篇“豆腐块”，别人怎么看不管他，自己却俨然以“科普作家”自居了。
　　进入保密单位，听说严禁向外投稿，我这多年的心血和追求不是付诸东流了吗？焦虑、沮丧又无可奈何，让我很是痛苦不堪。
　　后来我才知道，我这点牺牲简直是微不足道的。九院副院长、著名科学家王淦昌在苏联杜布诺联合核子研究所，发现了一个基本粒子，叫 “反西格玛负超子”，再努力一下，很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然而他接到国家的命令后，立即启程回国。我的一个姓方的室主任来九院之前在科学院是公认的新星，每年都有几篇论文在国际权威期刊发表，他的名字也突然在所有期刊上消失了。
　　难道他们都是自愿的吗？难道都是毫不犹豫？
　　是的，很多文章都是这样写的，但我不太认同。别人怎么想我不敢臆测，反正我不是自愿的，是很勉强的。可能这样说会有人贬低我，说我境界太低，但事实确是如此，也只好实话实说了。
　　我在临近毕业的时候，已经做好了当一名普通中学教师的准备。我想，我可以一面教学，一面从事自己心爱的写作活动。我还梦想着，美国有一个阿西莫夫，苏联有一个伊林，他们写出的一系列脍炙人口的科普著作，影响了多少人哪！为什么中国就不会有一个——然而，陈老太婆的几句话，彻底粉碎了我的梦想。当时的体制就是如此，组织一旦决定，就板上钉钉，无可更改了。
　　第二天，我把多年收集的一大堆科普参考资料，送给了有同样爱好的任同学，他喜出望外，我则心如刀绞。
二、进退维谷
& & 火车西行，西行，一直开到了青海西宁。
　　我们的报到证上写着“报到地点：西宁大厦232号房间”。报到后在九院西宁办事处（绰号小楼）住了很长时间，每天吃了玩、玩了吃，所谓玩，就是逛大街逛公园；所谓吃，就是吃食堂或者下馆子，而且，一报到就发了工资，居然有一百多块！要知道当时在沿海地区，大学生的工资才50多元， 我们还没开始干活呢，就一下子拿了这么多钱，真是“穷汉得了个驴”，大家颇有点飘飘然的感觉。
　　但时间一长，就有些无聊了。一个月过去了，毫无动静。我们年轻轻的，老这样游手好闲地呆着，怎么能受得了？再说了，让我们来，不是有重要的事业要干吗？这样呆着不是浪费时间吗？正困惑时，遇到一位从上面（221基地）下来的老同志，姓于，晚上到我们房间串门，便谈起了我们的疑问，他哈哈一笑说：急什么？急也没有用，也可能好几年不让你干活呢。“啊？”大家一听吓了一跳，他接着说，“当然，你们都是学生，单纯，简单，审查起来简单一些。”老于似乎很能吹牛，记得印象最深的有两点，一是中央委员论，二是对象配给论。
　　“能到九院工作，那可不得了啊，相当于中央委员，可别小看了自己。”
　　“你们有没有对象？没有，那没关系，组织上从北京上海招来了大批女孩子，凡是没有对象的每人配给一个。”
　　后来，我在221还遇到了这位于先生，说起“小楼夜谈”，我说我到现在也没有对象，你不是要配一个吗，在哪儿？他笑起来，说当时看你们一个个挺难受，给你们打打气。此是后话。
　　闲来无事，我在小楼瞎溜达时，还发现有一对挺神秘的夫妻，他们大约40岁左右的样子，个头都挺高，长的也都挺帅，男的圆脸，戴眼镜，女的瓜子脸，短发，举止温文尔雅，看样子挺有学问。但他们的宿舍里经常传来吵架的声音，说的是上海话，阿拉阿拉地，似乎在争论什么，我们有时想靠近门偷听时，里面却沉默了。
　　后来有人告诉我们。他们是从东北某军工厂调来的，男的姓杜，女的姓章，都是厂里的技术骨干，高级工程师，厂里开始坚决不放，是二机部拿着“尚方宝剑”硬压着给调来的，但因为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复杂，九院的政审一直没有通过，既然通不过，那就放他们回去吧，厂里巴不得他们赶快回去，但不，这个地方可不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既然来了，要走，比进来还难。就这么吊着，已经半年多了。
　　不久，我自己也体会了一下想离开的难度。
有一天，我收到了一位姓卢的同学的来信，他被分配到了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就是所谓401所，在北京郊区，也是二机部管辖的。他说，你的报到证开错了，你的档案已经发到401所了，所里让我通知你，速来报到。我拿着这封信去找有关领导。那位领导看了看信，很不屑地说：“401，他们算什么？你不要理他们！”我说：“我的档案在他们那儿，我在这里不合适吧！”“怎么不合适？档案？我们一句话，他们就乖乖送过来了。”
　　我听了他的话，心里说不出什么滋味，似乎有一种被软禁了的感觉。
　　转眼间，落叶飘零，秋意渐浓，我们这些大学生们终于盼到了领导接见的时刻。接见我们的是九院院长李觉将军，那时天气已经冷起来，李觉将军穿着军大衣，步履矫健地走上台去。这是一个叫“公路俱乐部”的礼堂，数百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们济济一堂，李觉没有发表大篇演讲，简单说了几句后，就带领我们举行了“保密宣誓”仪式。他念一句，大家跟着说一句。誓词内容记不清了，大意是：我参加这项重要工作，是党和国家对我的最大信任，我宣誓保守国家机密，并同一切泄密窃密行为作坚决斗争……
　　什么机密？我们当时其实一无所知，221的一切，都在五里雾中，即使偶尔道听途说到一点信息，也是支离破碎，无法理出明确的轮廓。
　　三、厕所受惊　　
& & 保密宣誓后，我们带着行李爬上了卡车，在崎岖山路上出发了。
　　但是，我们的目的地并不是211基地，而是青海的农村。
　　当时，全国正开展社教运动，青海省也不例外。青海省省长王昭任社教总团团长，把九院调来的这一大批应届毕业生“征用”作为团员之一部。
　　虽然社教工作归地方干部领导，但我们却有很大的独立性。为了掩人耳目，我们统称为“北京学生大队”，下设中队、小队，有自己的一套管理体系，可以自己开会，自己安排工作，而且禁止地方干部参加。
　　这种双重管理体制使很多地方干部感到奇怪，纷纷猜测：“北京学生大队”有什么来历？他们和“海晏厂”（221基地位于海晏县境内，青海地方干部称之为“海晏厂”）有什么关系？特别尴尬的是，我们很多人没有去过北京，我就是其中之一。有一次，一位公路局干部问我长城顶上的路有多宽，能跑汽车吗？我顺口说至少有个几十米吧，双车道没问题。旁边有个真正的“北京学生“急忙掩着嘴，差一点笑出声来。
　　我去的地方是湟中县一处交通不便的山区，在那里，我平生第一次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贫穷和落后。
　　我们都习惯了有饭有菜的饮食，坐到了炕上，看到一双黑手端上一碗青稞面汤，便等着上菜，可三等两等，再无消息了，下炕看时，房东的锅里空空如也，房东的孩子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们手里的那碗汤，不停地咽着口水。中午，在田里劳动得精疲力尽时，房东的婆娘送饭来了，除了一坛子凉水，还有干粮。
　　“来，吃油花吧！”她热情的分给每人一块东西。
　　“油花”是青稞面馒头的俗称，其实是一点“油花”也没有的，表面发黄的是采自山上的一种香草，这在当地算是很好的食品了，只有劳动强度很大时才能享用的，我掰开一看，已发霉得可拉出丝来，放一点在嘴里，又黏又苦，赶紧喝了一口水，吃药一般的吞下去。看那房东时，却吃得津津有味。
　　到了晚上，该睡觉了，房东和炕洞里点上了晒干的牛羊粪便，那是当地唯一的取暖用燃料。有几次和老乡外出，见到一滩热腾腾的牛粪，老乡都像见到宝贝一般，立刻双手捧到背篓里，回到家后将它们贴到墙上。贴的多，在邻居面前也是很引之自豪的。
　　在被牛羊粪的怪味熏得晕头转向时，我打开了行李。老乡的两个孩子突然发现新大陆一般叫起来：“被被，被被！”一边喊一边用手不断在我的被子上摸挲。当然转过脸看老乡的被子时，明白了：大概若干年之前，那被子也有如许容貌的，可如今只剩下黑乎乎的一团棉絮条，对孩子来说，已和被子久违了。
　　对我来说，吃和睡虽然有些难度，但还能够克服，我最害怕的却是一件难以启齿的事，就是解大手，或称出恭，最通俗的说法，就是拉屎了。我到农村后，第一次拉屎就被吓了个半死。青海农村有些地方的厕所和猪圈是合而为一的，人拉的屎很快就会被猪吃光，就是说，猪吃人屎，人吃猪肉，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循环，用今天的话说，也是循环经济的一种先进模式了。可我当时哪里知道？
　　也可能是房东的猪这几天饿坏了，我刚蹲下，几头猪就钻到我屁股底下来了，猪鼻子在屁股上乱蹭一气，我大吃一惊，像触电一样跳了起来，吓出了一身冷汗。
　　俗话说，一年被蛇咬，十年怕草绳，从那天开始，我便把厕所视为畏途，为了安全，我索性到野外去方便。但当地的猪有不少是放养的，满地乱跑。猪的鼻子很尖，闻到味道也会跟踪而来，你要方便时必须蹲在下风头，而且要速战速决，或者手里准备一点“武器”——石块、土块或者木棍之类。
& & 四、 革命人与革命虫
　　在农村住了不久，发现身上痒得很。仔细察看，却吓了一跳。在内衣内裤的皱褶里藏着许许多小如米粒的东西，再仔细看时，又发现一些蠢蠢欲动的小虫，用手指甲一挤，“啪”的一声响，指甲上便染红了。我在学校里和臭虫打过几年的交道，那家伙虽大一些，吸血也厉害得很，但它们是“游击式”的，夜间活动，天一亮就立即撤退了，可这些家伙呢，竟和你形影不离，想咬就咬，想吸就吸，岂不令人可憎而又可怕？我简直坐立不安了。
　　这是什么动物？出于一种爱面子的考虑，我不便张扬和打听，在那高寒的地方，水是缺乏的，洗衣对当地人来说是太奢侈了，我只好每天早上来一次“剿灭”，然而它的繁殖力强得很，“剿”了几天后就失去信心了。我观察别的同学，从他们的动作和表情看，显然也受着同样的折磨。
　　就在这里，工作团开了一次大会，当时的青海省省委书记王昭作了一个报告，内容很多了，也都忘记了，有一段谈到了小虫子：“有的人身上长了虱子，就害怕了，不安心了，我认为，有虱子的人是光荣的，证明他是革命人，身上长的是革命虫！”
　　老实说，我当时对书记把可恶的虱子提到“革命”的高度，很有些不以为然，革命不革命，和身上长不长虱子有什么关系？简直形而上学，无限上纲。把这讨厌的家伙加封为“革命虫”就更无道理了，吸革命人的血的家伙，理所当然是“反革命”的，哪有大水冲了龙王庙，革命虫咬革命人的怪事？
　　和我一个工作组的“北京学生“，两男一女，我是山大的，还有个男学生是武大的，姓江，女学生是复旦的，姓林。我们之中，遭罪最大的恐怕就是那个林妹妹了。
　　她的家境很好，父母都是大学教师，从小娇生惯养，哪里受过这样的罪？刚下乡的日子，每天开会时，她的眼睛都是红的。在当时的“革命”大环境下，是不能流露出一点不满情绪的，否则轻则受批判，重则开除队籍。一个人政治上犯了错误，前途就十分危险了，所以再难再苦也得挺住。但是，这样的饮食，她又确实难以下咽，身体自然每况愈下。她的父母爱女心切，从上海为她寄了一个包裹来，里面全是他喜欢的食品。可这下子，祸闯大了。
　　当时的工作组是有严格纪律的，要和贫下中农坚持三同，“同住同吃同劳动”，你竟敢公然破坏纪律，这还了得。
“林妹妹”的警惕性还是比较高的，她知道这个包裹既会带来幸福，也会带来灾难，就看你如何处理了。她收到包裹后，首先宣布她不过受到了母亲寄来的一包寒衣，然后便将其锁在皮箱里去了，只在内衣口袋里存极少量。实在想吃的时候，便找个借口，远离人群，趁别人不注意，赶紧扔进嘴里。她的这些伎俩当然瞒不过我和江的眼睛，有一天，她塞给我们每人一把奶糖，可能想封我们的嘴吧，其实我们压根也不想揭发她。
　　工作组有一个小青年，似乎是一个公社的秘书，历来对“北京学生”不满（因他写的材料错别字连篇，经常受到北京学生的奚落），有一天他在“林妹妹”的院子里闲逛，突然发现在墙角有一张“大白兔”奶糖的包装纸，他如获至宝，赶紧向工作组组长作了汇报。组长不敢怠慢，立刻通知了“北京学生大队”的政委。
　　这一天，学生大队的韩政委来了，把我们三个召集在一起。该人原是某军的师政委，刚从部队调来九院，负责思想工作，说话很直爽，办事也很果断。
　　林妹妹很害怕，脸上不断冒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八个字是我们整天价大喊的，她赶紧打开皮箱，把剩下的食品全部拾掇出来，交给了政委，然后低下头，等待发落。
　　韩政委板着脸，一声不吭，室内气氛紧张。
　　突然韩政委噗嗤一声笑起来。大家一时莫名其妙。
　　“你也太麻痹了，保密单位的人，怎么能让这么重要的机密随便泄露呢？来，每人先吃一块再说。”韩政委拣出一块“大白兔”，慢慢剥开，扔进自己嘴里，闭上眼，慢慢品味起来。
　　“你不开我的批斗会了？”“林妹妹”心有余悸。
　　“不瞒你们说，我老婆也给我寄了一包，比你这包还大。我的高明之处是严格保密，不放过任何细节。”韩政委悄悄地传授“经验”，我们也跟着笑起来。
　　一位姓李的同学悄悄对我说：“去吧，那儿工资待遇高啊，你得准备个装钱的盒子。”
　　现在流行的一种说法，搞“两弹一星”的人一个个都是苦行僧，待遇很低,生活很差，其实不很准确，至少在我去以后，并非如此。我是个普通本科生，进入221基地后每月工资就有120元，当时在沿海地区，大学生的工资一般在50多元。这多出来的部分除了高原补贴（或者叫地区差），还有18元是事业费，也有人叫“保密费”，这一项就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大半月的工资了。应该说，当时我们的工资之高，让很多人匪夷所思。
　　有一年我回家探亲，邮递员拿着汇款单来了，汇款附言是“九月份工资”，他盯着我看了半天，充满惊讶、怀疑和困惑。他试探性的问：“你一个月工资有这么多？写错了吧”我顺水推舟；“呵呵，是错了，是一个季度的。”他不屑地瞪了我一眼：那还差不多。
　　母校（中学）的校长太太是有名的“包打听”，很喜欢探究别人的隐私。有一次坐在床上（她有病，常年不下床）问我：“世杰啊，听说你的工资挺高啊，有多少呢？”我说没有多少，她说有70多？我说差不多，她说80多？我又说差不多。她惊讶地叫起来：到底是多少？不会超过90吧。我的母校是省重点，校长是正县级，90多元，她想我一个小青年，工资再高，也绝对不可能超过她老公的。
　　五 、不准恋爱
　　韩政委后来在221基地担任试验部的党委书记。他在担任“学生大队”政委期间，对学生的缺点错误，相当宽容，很受大家的拥戴。
　　唯一让大家反感的，是他对“谈恋爱”的态度，严厉得过分，近乎病态。他有一句“名言”流传的很广：“你想下头舒服一阵子，就要上头难受一辈子”。这是他对“不准恋爱”作出的通俗化解释和严肃的警告。
　　分配到九院的学生，大都是理工科的学生，女生很少，真可谓凤毛麟角，对于男生来说，就是想谈，也很难找到对象，何况还有如此严格的纪律，所以大多数也就知难而退了。
　　也有顶风而上的，有一次“学生大队”开会，韩政委宣布了一项处理决定，一个姓张的女同学因为和同为“学生大队”的男生谈恋爱被严重警告，延期转正一年，另一个姓郑的男同学因为和当地老乡关系暧昧，被记大过一次。
　　张同学有点文采，喜欢记日记，有一天，日记本丢了，被工作组的同事捡到翻阅了一下，发现一些“莫名其妙”的话，如“他把我的心捣碎了”，“他是我心中的英雄，硬得像钉子。”除此之外，人们还发现，她和那位男生经常打闹嬉笑，似乎超出了一般同事的范围。于是，有人举报到了大队部，说她不仅谈恋爱了，而且发生了性关系。据说，她在接受调查时坚决否认发生过性关系，日记上的“很硬”指的是他的性格，并非别的物件，但她坦率承认，对那位男生很有好感，如果有可能，她也愿意嫁给他。那位“很硬”的男同学则坚决否认和小张在“谈恋爱”，还说了一大堆小张的坏话，如“疯疯癫癫”“不像个女孩子”之类，并表态说，就是谈恋爱，也决不会找她这样的云云。此人最后“无罪释放”，免于处分。
　　郑同学的房东是一个寡妇，带着一对儿女，生活颇为拮据，是村里有名的贫困户。当时“四清工作队”有要求，工作组进村后要访贫问苦，扎根串连，要住在最贫困的家庭中。文件虽这样说，但人是活的，真正安排住所的时候，多数还是住在一些条件中等的家中，当然，为了掩人耳目，也要找一家最贫困的“点缀”一下，郑同学就这样住进穷寡妇家里去了。
　　寡妇家中只有一铺炕，一家三口挤在一起，郑同学无奈之下，只好住在四处透风的牛棚里。为此分团和“学生大队“还把小郑大大表扬了一番。
　　青海的夜间很冷，老乡都有火炕御寒，郑同学住在牛棚里，开始凭着年轻活力旺，还能对付，时间一长受不了了，这一天天寒风大，睡到半夜被冻醒了，再也无法入睡，索性穿好衣服，在院子里跑起步来。寡妇就把小郑拉进屋里来，在炕上挤着睡了一夜。
　　当天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除了当事人，别人是无法说清的。举报人（也是工作队员）说，他亲眼看到小郑从寡妇家里出来，满面春风，边走边扣衣服扣子，发生了什么事，不言而喻。小郑则信誓旦旦说，他就是后半夜在她炕上睡了一会，决无苟且之事。调查组还特地询问了唯一可能的“证人”——两个孩子，但孩子只知摇头，一问三不知，问急了，吓得大哭起来。
　　为了挽回影响，小郑不仅受了处分，还被调离工作，到更偏僻的地方去了。
　　这几件事传到我们这儿，对“林妹妹“和江同学影响很大，他两个虽然没有恋爱迹象，但自从”大白兔“事件后，关系比较密切，有目共睹，特别是对待公社秘书这位“告密者”，常常配合默契，共同发难。那次大会后，两人可能意识到了危险，明显地相互“疏远”了。
　六 、海晏传说
　　我们虽然身在乡村，心里却牵挂着未来的工作单位——九院。
　　九院似乎有很多名字，我们的报到证上写的是九院，有人把那地方叫221厂，青海的干部一般称之为海晏厂。工作组里有一个军官，还佩带着手枪，是一个相当神秘的人，每次人们问他在哪里工作，他总是仰起头，很得意的样子，然后环顾一下四周，指着一个方向说：“在那里。”地方干部说：“是不是海晏厂？”他笑而不答。
我有一次出外调查，同行者有青海交通厅的姓谷的干部，我们顺着一条铁路走着。他问我：你知道这条铁路通到哪里吗？我摇头。他说：是海晏厂。我问他海晏厂是干什么的？他说：是一家绝密的军工厂，干什么？没人知道。“非常保密，外人根本别想进去，除非你不想活了。我有一个亲戚曾经给海晏厂送过牛羊肉，走到海晏车站就被截住了，那里离厂区还有几十公里呢！”
　　“截住干什么？不准送？”
　　“那倒不是。那是第一道哨卡。人家有自己的火车、汽车，向里面转运是自己的事。”
　　我们走到一个火车编组站，许多条铁轨并列地排着，奇怪的是，周围看不到一个人，也没有任何站牌和标志，只有一间小房子，孤零零地杵在那里。
　　“你看见了吗？前面就是海晏车站了，这个车站地图上根本没有，这条铁路是专用线，地图上也没有。”
　　我站在一个较高的丘陵上，企图看清楚车站的全貌。很失望，这个车站简陋的让人心寒：除了几间平房，就是一条条寒光闪闪的铁轨，没有站台，没有标志，更奇怪的是，看不到一个人影。
　　“走吧，看得久了，让人怀疑你是特务，就麻烦了。”
　　工作组里还有一个西宁公路局姓周的干部，对海晏厂似乎了解的多一些。有一次大家闲聊，他说：海晏厂的东西可碰不得。有一个牧民捡了一副手套，挺新的，拿回来戴上了，第二天就死在帐篷里。还有一次，牧民看见一个火球从一间厂房里钻出来，沿着小河、草原滚动，滚到那里，那里的羊群都倒下了，好像睡着了一样，不流血，不叫唤，就这样死了。
　　“别胡扯，绝密的地方，怎么会有老百姓？”老谷反驳道。
　　“你知道什么？那些牧民都是经过挑选审查的，留在那里相当于迷彩服，作掩护用的，美国的卫星、飞机看下来，还认为是一个大牧场呢！”
　　关于221的传说越多，越来越离奇，使我们这些学生们感到更好奇，打听起来更为热心和主动。这种风气本身是违反保密原则的，引起了“北京学生大队”领导的高度注意，很快下达通知：今后谁也不许谈论、打听有关九院的事情，违反者严肃查处。
　　这时，和我同组的江同学出了点事。
　　自从保密宣誓后，我们的对外联系，如信件电报之类，就都纳入了保密审查的范围。我们每月的工资只发生活费（根据四清工作团规定，每天要给房东四角钱和一斤三两粮票），其他都由“北京学生大队”统一保管，需要向家里寄钱，也由大队代办。也许江写得地址有些潦草，也许代办人责任心不强，总之地址写错了，“第一中学”写成了“第一大队”，汇款单在军警界转来转去，就是到不了江同学母亲的手里。
　　这位老太太本来对江来青海就很不放心，几次询问干什么，江就是不说，来信只谈生活，不谈工作，吞吞吐吐的样子，好像有意在遮盖什么，这就更引起了怀疑，现在干脆钱也不寄了，到底儿子在干什么？听说青海有很多劳改队，莫非儿子被劳改了？
　　老太太越想越怀疑，干脆来了个“千里寻儿”，只身来到了西宁。江信的信封上没有地址，只有“西宁513信箱”字样，到处打听，也找不到这个“信箱”，老太太饥寒交迫，昏倒在大街上。
　　警方最后通过九院办事处找到了江的下落，江得知消息自然焦急万分，急忙在大队领导的陪同下，赶往西宁。
　　七 学习“整人”
　　工作组一进村，就是本村的最高权力机关了，原有的党支部书记、村长等干部一概被戴上“四不清干部”的帽子，靠边站了。
　　我们这些刚出校门的学生，突然有了训人整人的权力，干部见了你点头哈腰，村民见了你毕恭毕敬，还真有点不太习惯呢。想想多年来，不是受家长的训斥，就是受老师的训诲，都是处于“奴才”位置，现在好了，突然变成“老爷”了，每天叫来几个“四不清干部”，训一通，让他们交代罪行，高兴时让他们坐着，不高兴，让他们乖乖站着，你在他们面前可以任意丑化他们，甚至辱骂他们，他们却不敢说一个不字。按说，应该高兴吧，可我却高兴不起来。
　　我素来是一个温和的人，父母亲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从小奉行“爱人如己”的人生哲学，见了任何人，都是和和气气的，甚至对亏负过自己的人，也以德报怨。现在看看战战兢兢站在面前的人，一个个衣衫破旧，手掌皲裂（在冷风中劳动所致），面孔黝黑紫红（高原紫外线照射所致），尚未开口，先有了恻隐之心。
　　“你们坐下吧。我们随便聊聊，不要害怕。”我原定的一番“训词”竟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工作组长姓仲，是青海某县的公社副书记，他在屋外旁听我的“训话”后，大为不满，说我太“右倾”了，简直敌我不分。“我姑且认为你是认识问题，如果总是这样，那就是阶级立场问题了。”
　　我发现，江同学和“林妹妹”的处境也和我差不多，“林妹妹”不用说了，温文尔雅，说起话像唱歌，江虽然嗓门大，严厉一些，但从不打人骂人，所以也没有多少“战斗力”。于是，工作组分成了三派，一是仲组长和那位秘书，是战斗力特强的“左派”，二是我们三个“北京学生”，是“右派”，三是交通厅和公路局的那两个干部，属于“中间派”，因为没有“战斗成果”，右派是最倒霉的，每次汇报工作都要挨批，“老爷”似乎又变成“奴才”了。
　　可能是故意让我们出丑，仲组长把最顽固的“敌人”——村支书交给我们审问。我们苦口婆心，讲了好几天政策，老支书什么也没有交代。无奈，我们只得承认水平低，能力差，把老支书“还给”了仲组长。
　　仲组长这一天叫来原村支书训话，让我们三个学生在一旁“见习”。
　　这位书记姓马，进屋后就站在那里，虽然一声不吭，却神情镇定。
　　“想好了没有，想不想交代你的罪行？”
　　“我的错误是有的，但没有罪行。这几年来，我是按党的原则办事的，也是奉公守法的。”
　　仲组长走过去，啪啪两个耳光，支书的嘴里流出血来。
　　“明白我为什么打你？”
　　“不明白。仲组长，我究竟犯了什么罪？”
　　“看来，你很嚣张啊！我只问你一句话，这几年，村里死了几个人？他们都是怎么死的？与你有没有关系？”
　　支书突然蔫了，低下头，说：“去年村里炸石头，修梯田，发生事故，死了三个人，我作为支书，是有责任的。”
　　“责任？什么责任？为什么死的都是给你提过意见的人？”
　　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一件安全事故，支书有责任，但绝非像仲组长所言，是有意的除掉异己。仲组长安排“积极分子”——其实是村里的几个痞子，经过几天几夜的“批斗”，支书居然按照组长定下的调子，交代了自己的“罪行”，仲组长大获全胜。
　　“尕小伙，阶级斗争，这里面学问大着呢。别看你们都是大学生，在这方面还得好好补补课啊。”仲组长很有些洋洋得意。
　　但他的得意没有持续多久。有一天，我们正在学习文件，一个村民气喘吁吁跑进来说：“仲组长，老，老支书上吊了。”
　　社教运动中，发生死人的事并非罕见，但总不是好事。仲组长先是一惊，但很快就镇定了下来：“慌什么？死个把人有什么了不起？”
　　八 批斗死人
　　老支书死了，一般的做法是，写个材料，罗列一大堆罪状，给他扣上个“畏罪自杀”的帽子，就完事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这么大个运动，死个把人确实没有什么了不起，但仲组长却心血来潮，来了个“创新”，“死了也不能让他消停，坚决批倒批臭”，这一下事情可就复杂了。
仲组长决定，由几个积极分子把老支书的尸体架着，让大家对着尸体发言批判。中国古书有所谓“鞭尸”的记载，“批尸”却未见经传，如果成功了，仲组长也许将名闻天下，或者官升三级也未可预料。
　　但是，阻力也不小。仲组长在会上提出此建议后，我们三个“北京学生”就坚决反对。现在毕竟是20世纪，这种做法也太野蛮了，肯定不符合党的政策。再说了，人已经死了，你再大喊大叫，他也听不见，能达到什么效果？交通厅的谷、公路局的周和221的军官犹豫不决，没有表态，算弃权了，工作组七个人，只有仲组长和那位秘书赞同，处于少数，但仲组长那一票是决定性的，于是决定于次日上午在小学操场举行批判大会。
　　死尸不能站立，得有人架着。谁来架？几个积极分子一听此事，吓得纷纷逃避。“我就不信了，群众害怕，难道我们工作队员也害怕吗？小路（即秘书）、小沈（指221的军官），你们两个上！”那秘书一听，脸立刻吓得发白，两眼看着仲组长，很有些求饶的意味，那军官倒还平静，说“我不怕，战场上死尸多了，怕死尸还能当军人？”但他接着又说：“不过话得说明白，明天的会，敌我斗争肯定很尖锐，会场和工作组的警卫工作我可不能负责了，出了什么事别怪我。”
　　仲组长一听，是啊，全组就他有把枪，平时开大会，他在会场周围一转悠，大家都觉得放心多了。让他架尸，万一有人闹事，怎么办？再说了，两手架着死尸，别在屁股上的小手枪万一被坏人抢了去，后果就更不堪设想了。
　　“算了，你们都各守各位吧。”仲组长毕竟老练有办法，出去转了一圈，问题解决了。有两个青年积极分子同意承担行这项艰巨的任务，条件是：每人发一瓶白酒，批斗会前喝几口，壮壮胆。
　　当天晚上，我们几个“北京学生”讨论了很久。江同学认为应连夜向中队领导汇报，制止这种行为，我和林则认为没有必要，韩政委多次讲过，凡涉及运动的事，要绝对服从工作组的领导。“林妹妹”还认为山高路险，我们路径不熟，走夜路太危险了。她的话显然是担心江的安全。
　　次日，批斗会开始。尽管多次动员，来的人还是很少，稀稀拉拉的几十个人，离主席台远远地坐着，都低着头。随着一声“把死不改悔的走资派ＸＸ押上来”，两个青年积极分子吃力地把“老支书”的僵硬尸体从教室拖了出来。“啊！”一个女人惊恐地喊了一声，会场立刻乱了套，大家拿起小板凳纷纷向大门逃走，但大门有民兵把守，出不去，只好挤在门口。
　　“都给我回来！”仲组长大吼一声。大家只好慢慢走回来坐下。
　　批判发言开始。发言者一个个战战兢兢走上来，谁也不敢面朝老书记，有的干脆背对着，匆匆念了几句，就赶紧下台。口号喊起来了，但没有了往日的气势，大家有气无力地在嗓子眼里胡噜了几句，谁也听不清说了些什么。
　　最痛苦的要数架尸的那两个积极分子了，虽然喝了酒，但作用有限，两人又怕又累，很快就力不从心了，会开了不到20分钟，只听扑通一声，三个人（包括两个活的和一个死的）一齐倒在了台上。“啊！”大家惊叫起来，会场再一次乱了套，这一次谁也拦不住了，把门的民兵被推倒在地，大家一口气都跑回家去了。
　　当天晚上，村里充满恐怖气氛，大家都关上门，工作组挨家敲门，但没有人理睬。
　　不久，四清分团来人宣布，撤销了仲组长的一切职务，令其回原单位接受审查处理。
　　九 初识221
　　一年的社教生活终于结束了。
　　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社会，可谓感触良多，既看到了生活的艰难，也看到了“人性”的善恶，总之，社会是复杂的，书本上写的理想化的东西，现实中根本不存在。
　　“北京学生大队”完成了历史使命，宣布解散，我们要“上去”了。西宁的海拨大约1500多米，221的海拨3200米，“上去”这个词是名副其实的。
　　“上面”是高寒地带，天气很冷，在西宁每人发了“四大件”——一件蓝色的带长毛绒领子的棉大衣，一双毡鞋，一个皮帽子和一条羊毛毡毯子。毡鞋和毯子暂时可以不用，但大衣和帽子立刻“武装”上了，坐上专线火车，清一色的蓝大衣，蔚为壮观。
　　从西宁出发，大约2个小时后，经过湟中、湟源等县，到达海晏车站。在这里换乘九院自己的火车，经过戒备森严的七号哨卡，沿着一条河谷进入221厂区。
　　傍晚时分，火车在一个叫“加工厂”的车站停下来。探头看时，车厢外面阴沉沉的，正飘着雪花。这是七月份啊，内地正热的要命，这里却在降雪，真奇怪啊。再一看，更奇怪了，这是什么车站？没有铁路员工，没有站台，就看见两条铁轨，末端有一堆沙子。
　　“跳下来吧，到家了。”带队的喊了一声，先从车门跳下来。
　　大家看看脚下，有些犹豫。“别怕，地上有草，摔不着。”带队的叫着，有几个胆大的，包括江同学，跳了下来，在他的帮助下，“林妹妹“也跳了下来，于是，在相互帮助下，大家下了车。不知何时，周围来了一群人，每人手里拿着一张纸，大声地喊着一个个名字。原来，这是各单位来领人的。我们三个，先是“林妹妹”被一个女同志领走了，江很有些恋恋不舍。接着我和江被一个大个子和一个矮胖子领走了。
　　走了好久，才到了宿舍区，排列整齐的一幢幢四层楼出现在面前，天色已晚，每间屋内都灯火通明。大个子和矮胖子领着我们来到四楼一间屋的门前敲门，说：江同学，你住这儿。魏同学，你住隔壁。我们有些兴奋，终于要见到一个战壕的战友了。可是，未想到的事情发生了，我们的殷切的期待被泼了一瓢冷水。
　　门开了，出来一个戴眼镜的青年，瞟了我们一眼，就把大个子拉到一边，说起悄悄话来，听那意思是不让我们进去。大个子似乎很不满，说“你们怎么能这样？”眼镜说：“这样对大家都好啊，我也是为大家着想。”
　　江同学有些气愤，对眼镜说：“你有什么话直说嘛，何必鬼鬼祟祟的？”
　　眼镜走过来，满脸堆笑，和我们一一握手，连声说“欢迎欢迎”。之后便小心翼翼地说：“别误会。听说乡下虱子很多，这种东西很讨厌，繁殖很快。你们身上有没有，不敢肯定。为了安全起见，想请你们在门口先换换衣服再进来，我们为你们准备了两套新衣服——”他的话未说完，江就打断了他。
　　“你住口吧！我凭什么换衣服？告诉你，我全身都是虱子，有本事你们都搬走，老子一个人住！”江同学本来力气就大，在乡下又锻炼了一番，更是力大无穷，轻轻一推，“眼镜”就踉踉跄跄，站立不稳了，江同学进门后，“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我遇到的情况好得多。同宿舍人不但没有拦阻我，反而热情帮我开铺，放东西，打洗脚水，然后和我简单聊了几句，就让我早早休息了。
　　翌日清晨，大家匆匆洗漱完毕，到食堂吃了早饭，就乘坐班车，沿着一条平坦的沥青公路，向远处的厂区驶去。
　　我从车窗看出去，天空蓝得清澈，草原一望无际，广袤而平坦，很远的地方，皑皑雪山巍然屹立。车厢内安静得出奇，没有一个人讲话，车厢外面也很安静，空旷的公路，摇曳的芳草，偶尔可见几只黄羊或牦牛，在静静地低头吃草，这一切，构成一幅美丽的风景画，让我的身心放松了不少。
厂区离生活区甚远，班车开了有半个小时，才停了下来。一个被围墙和电网围住的出现在我的面前，警卫战士笔直地站着，枪上的刺刀闪着寒光，刚刚放松的心情不禁紧张了起来。
　　十 隐藏的工号
　　我被分配到221厂的2分厂，二分厂又叫第二生产部，是221的最核心的部门——所谓“四大部”之一。社教时同组的江同学也分到了二分厂，但我们两个不在一个研究室，我在218，他在229，“林妹妹”则分到了总厂的计划处，属于领导机构，在总厂的办公大楼上班。
　　在2分厂大门口有警卫战士站岗，要验证，要进行安全检查，交出火柴或打火机等易燃品，才能进去。
　　我们的工作证看起来很普通，但仔细看时却有些蹊跷，照片上的钢印是“国营综合机械厂”，在编号的前面有一个方框，方框里面有一个红色的“来”字。工作证没有单位的地址，有人问怎么说？随便说就是了，说青海可以，说北京也可以，说河南也行。这里有一个插曲，那时候，北京等大城市买鞋要凭本市的工作证，我们的同事拿出这个来“冒充”，就说是北京的保密单位，营业员虽然有所怀疑，但也无法反驳，只好把鞋卖给你了。有人利用这个优势，这个商店买一双，那个商店再买一双，买了一大堆“北京鞋”，回家探亲时，分给亲戚朋友，很受欢迎。
　　“来”字是什么意思？后来我知道，二分厂的职工工作证上都是“来”字，有“来”字的只能进二分厂，别的地方进不去。据说，把各分厂的字连起来是“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但是否确实，我没有验证。
　　进入厂区后，只看到一个三层小楼，我的工作地点就在这座小楼的三楼上。
　　从小楼的窗户看出去，二分厂的全貌一览无余。
　　让我感到奇怪的是，除了这座小楼，你看不到一个工号，你只能看到一组组高高的人为堆成的土堤，每一个工号都被土堤包围起来，隐藏起来了。青草长满了土堤，在风中摇曳着。
　　有一次，我因公去江同学的工号办事，才看清了土堤里面的秘密。
　　厂区内的水泥路很规整，很平坦，而且四通八达，把每一个土山都能联接起来。这个工号的代号叫229，要进去必须先钻进一个钢筋水泥制成的隧道。当然，隧道门口也有警卫战士验证。江同学接到电话，已经在隧道口等着我了。
　　隧道里有点幽暗，虽有几处灯光，但似乎不太亮，走出隧道却豁然开朗：蓝天白云，阳光和煦，一座现代化的厂房出现在面前。江同学领我到他的办公室，办公室很明亮，很安静，但窗户外面只能看到土堤上的青草，可见度只有一米左右吧。
　　江似乎情绪不太好，有些郁闷。
　　“小林怎么样？和她还有联系吗？”我估计江是爱情方面出了问题。
　　“不知道。自从那天下火车后，再就没有她的消息了。”
　　“你没有去找找？”
　　江说：“哪去找？三级保密教育，你没有听？在这里，该知道的会有人告诉你，不该知道的，绝对不能问。”
　　“这是两码事，现在已经不是四清工作队了，谈恋爱不犯法了。”
　　江又转了话题：“不说这个了。你的工作满意吗？我都快闷死了，来了半个月了，都干了些什么？只让我看书，再就是打扫卫生，昨天让我加工了两个小东西，想不到是给你干的。小魏，你在218干什么？”
　　我说：“你先回答我，你在229干什么？”
　　两人相视一阵，不约而同笑起来。
　　刚到221的时候，最大的不习惯是保密制度过于严酷。我分在218室第三组，有一张办公桌和一把椅子是属于我的，每天上班后，工作由岗长（比组长还小一级）安排，安排一项干一项，至于明天干什么，后天干什么，同一个办公室的其他同事都在干什么，都不能问。
　　这使我想起了家乡的“工夫市”，就是零工市场。每天清晨，一帮劳动力站在那里，不多会，雇主来了，招几个人，指派他们干这个，干那个，没有活干的就散了。我们虽然是大学生，但来到这里，就是一个普通劳动力。这种待遇对一个急于建功立业的青年学生，太不近情理，让我们郁闷得几乎发疯。
　　那天我很想到229工号里面看看，江撇撇嘴说：“你呀，别异想天开了。你没看着门口还有一道岗吗？没有主任的许可，谁都不能进去，快拿着你的小东西走吧。”
　　十一、基地“王府井”
　　傍晚，下班的电铃响了，在岗长的监督下，我得把今天用过的资料、保密本（所有实验记录都必须记在这种专用本上），草稿纸等所有有文字的东西统统收集起来，装进一个“保密包”里，这种包每人一个，帆布的，很结实，正面有透明的窗口，里面写着自己的名字。
　　保密室在分厂办公楼的一楼，大家鱼贯而进，把包交给保密员，后者接过包检查一下，然后进行“铅封”，就是把一块铅压在封口上，如果有人想开包必须把这块铅破坏掉，然后再放进保密柜中，次日上班后大家再来领取。
　　有个插曲，以前保密员是个男的，交接很快，最近，刚分来的一位女中专生——也是我们“北京学生”的一员，坐在窗口内了，因为这位保密员年轻漂亮，上岗后立刻发生了“轰动效应”，男士们，特别是光棍们，有事无事要和她攀谈几句，这一来，交接速度减慢了不少，影响了交接效率，以至于领导不得不大声催促，以免影响乘车。
　　交完保密包，大家乘坐班车，回到总厂。
　　总厂是221厂的政治、文化、经济、商贸中心，不过说穿了，就是个生活办公区而已。看起来很像个小城镇。南部有院部办公大楼，办公大楼对面是科技图书馆，文艺图书馆和地下应急指挥中心，再向南有一个小山坡，山坡后面则是是警卫团的营房。北面呢，影剧院、新华书店、商店、饭店、浴室、理发店、缝纫店等等，一应俱有。南北之间有一条马路，大家俗称为“王府井大街”，大街左右则是密密麻麻的宿舍楼的楼群了。
　　楼群分很多区，为便于管理，一个大单位（如一个分厂）住在一个区里，每个区有食堂，供应早晚两餐（中午大家在厂区吃），食堂大厅同时兼做礼堂，可以开分厂全体大会。食堂门口有公告栏，贴一些有关生活方面的通知通告之类。
　　整个总厂很难看到绿色的树木花丛，只有在设计部（也是核心的四大部之一）宿舍前面有几十棵白杨树。据说，每年绿化栽树，都以失败告终，设计部前为什么能成活，也是个未解之谜。
　　221的图书馆藏书之多，让我很是惊讶。山大图书馆在全国很有名，但和221的图书馆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图书馆大楼之宏伟，为总厂建筑物之最，四层大楼，摆满了图书，每天晚上，几个大阅览室都坐满了人。刚进厂的时候，保密制度太严，弄的我十分郁闷，无法排解，无奈，只好每天晚上泡在图书馆里，东看西看，暂时忘却了世间的烦恼。
　　这里的书很多盖着“复旦大学”“北京大学”“交通大学”等单位图书馆的藏书章，显然，这些书和221的人一样，也是被“征调”来的。
我很快发现了一个秘密，这里图书虽多，却并不完整。有的只有上册没有下册，有的一套书应该有6本的，却只有一本了。后来，我有了科研题目，更发现这里的书有用的不多，无用的不少。询问管理员为何如此，他只是笑笑而已。看来，虽然有中央的文件和“调令”，但本位主义还是难免的，是啊，读书人以书为本，大学图书馆更是视书如命，谁愿意把自己多年积累的藏书无代价的拱手相让呢？国家需要不假，难道我们就不需要了？你非要不可，我只好用一些有复本的和残缺的，来应付和凑数了。当然，这是我的胡乱猜测，小人之见，不足为凭的。
　　影剧院又名俱乐部，位于总厂的中心，前面有个挺大的广场。据说，这个俱乐部是前苏联的专家设计的，标准很高，当时是“亚洲第一”，在俱乐部旁边，本来还设计有很大的跳舞厅（苏联人爱跳舞是有名的），后来苏联专家撤走了，考虑到中国人的“舞瘾”不太大，也就停建了。
　　影院的音响效果和通风效果确实很好，上千人在里面，没有回声和杂音，空气也很新鲜，座椅是软的，坐着很舒服，说实话，后来我虽然进过许多影剧院，都没有那么舒服的感受。
　　有一天，我收到一张电影票，发票人说明必须本人观看，不能转给别人，影片名字也没有说。正是这部电影，让我解开了一个久久缠绕心头的疑团。
　　十二 心领神会
　　我在九院27年（包括221的9年），从来没有哪一个领导正式告诉我，我们是干什么的。“原子弹“三个字在九院是最犯忌的。我们是在不知不觉中，从干的工作和耳闻目睹的现象中，心领神会，觉察到的。
进入221不久，我们就在影剧院看了一场内部电影，名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和公映的纪录片不同，这个影片非常详尽，大约有一个小时，里面有不少221的镜头，特别是“四大部”的工作和实验镜头。我注意到，每当影片出现221的镜头时，场内总是发出一些轻微的“啊”声，例如一列火车在茫茫草原上驶过，解说词说：预定的试验日期接近了，载有原子弹部件的专列从西北某基地起运，向戈壁滩的核实验场驶去。这个镜头的背景，不就是221的火车专线吗？特别是影片出现某些正在工作的技术人员时，场内一部分人就会满面春风的笑起来。除非你是傻子，你自然会猜到，这些观众与这个影片有密切联系。
　　然而，大家的反应还是很有限度，很克制的，这可能与大家受到的保密教育有关。影片放映期间，只有些许笑声，没有人交头接耳议论，放映结束后，大家很平静地走出影院，看不出有任何激动的情绪。
　　有一天，二分厂情报研究室的一位干部来到实验室，对我们说：最近国外有几本书出版了，原子能出版社翻译了过来，你们看看，谁需要可以订。他拿了两本书，一本是美国“曼哈顿工程”负责人格罗夫斯将军写的《现在可以说了》，另一本是《比一千个太阳还亮》，作者是西方的一位科学记者，内容都是讲美国第一批原子弹的制造经过，前一本侧重写“曼哈顿工程”（美国原子弹研制工程的代号）的起源、经过和结束，后一本侧重写科学家的经历和对原子弹从赞同到反对的心灵历程。
　　这又是一个暗示。如果我们的工作和原子弹毫无关系，买这些书有什么用？而且是由情报研究室的工作人员征订，其严肃性可想而知。
　　有一天是星期天，我和江同学一起到总厂南边的草原上游玩，那里非常幽静，有一条蜿蜒的小河，在茫茫草原上潺潺流过。河水很浅，清澈见底，有小鱼在河里游动。那天阳光普照，芳草如茵，百灵鸟在灌木丛的枝头（这里地处高原，看不到乔木，只有零星的灌木）鸣啭，云雀在蔚蓝的天空飞翔，我和江躺在草地上，感到很惬意。
　　过了一会，可能是阳光晒久了，口有点渴。江跑到溪水边，捧起一捧水来喝，就在这时，有一个声音从远处响起来：“不要喝！”
　　我们仔细看时，原来有一个人在那边钓鱼。这人戴着一副眼镜，脸色白里透红，看上去很健康的样子。他提着鱼桶和钓竿慢慢走过来，说：“你们是新来的学生吧。”我们没有吭气。对陌生人保持警惕，是保密规则的一部分。他笑了说：“这里的水不能喝，有污染的。”江有些不服，反驳说“为什么？水这么清澈，是从雪山上下来的，怎么会有污染？”
　　“那你就喝吧，过几天头发掉光了了，别后悔就行了。”
　　“有污染，你怎么在这里钓鱼？”我提出了疑问。
　　“你们以为我是想吃鱼啊！”他说着把鱼桶倒进河里，“我是来消闲的，和姜子牙差不多。”
　　河水污染了，但却依然清澈，这种污染物，除了放射性物质，还能有什么呢？
　　相对而言，我的组长有一次向我的表述，就更直接了。
　　这位组长姓邹，女的，高级工程师，上海人，我在西宁待命的时候，曾经在九院办事处——小楼见过她，她和丈夫两个因政审复杂，久久不能进厂。实际上，她比我们“北京学生”进厂也就是早一年左右。此人待人和气，总是面带笑容，和在西宁时的郁郁寡欢，判若两人。
　　有一次，在讲到221的“产品”时，她突然兴奋起来，说：“你们都没有见过我们的产品吧？我可见过了，个头有这么大——”
　　我们都瞪起眼睛，等待她说下去，她却突然“刹车”了，还伸了一下舌头。
　十三 茅台酒醉
　　我们大学生转正后定为技术13级，相当于行政22级，在内地的工资应该是每月50多元，可我们每月有120元，而且还有数额不等的“保健费”，我们感到很满足，也很激动。
　　国家对221厂实行的是“一级供应”。二分厂食堂后面有个小卖部，地方不大，也就是二十平方左右吧，里面却摆满了全国各地的名特产食品，北京果脯，上海城隍庙的五香豆，武汉的杏花糕，山东的高粱饴，各种罐头，如午餐肉，沙丁鱼，清蒸肉，还有各色水果罐头，令人眼花缭乱。
　　“保健费”不能发钱，发的是“保健券”——一种内部“钞票”，只能买东西吃，也就是说，你必须把它“吃掉”。每月靠近月底的时候，“保健券”即将作废时，小卖部便忙碌起来，忙碌的结果是，每人吃力地拎着大包小包，回宿舍慢慢享用去了。
　　食堂里的伙食也相当丰盛，记得第一天走进食堂吃早餐，看到各式各样的点心，看到牛奶、稀饭，看到各式小菜，很是吃惊。特别是我们社教结束，刚从贫穷的农村回来，想到农民每天吃青稞吃土豆，很有些一步登天的感觉。
　　双职工可以开伙，总厂有蔬菜副食品商店，里面有冷冻的大对虾（这种东西我以前从未见过），各种海鱼和淡水鱼和肉类，当然也都是冷冻的，可以买回去做来吃，也有蔬菜，如西红柿、黄瓜之类，经过漫长的运输，虽有些蔫耷耷的，但仍然是非常受欢迎的抢手货。高原上，最缺的最令人向往的就是蔬菜了。
　　单职工无法开伙，也有土办法。221厂有自己的电厂，发电量是非常充足的，单职工一般都有自己的电炉，平时塞进床底下，高兴的时候拉出来，把电源插头插进电灯上的多用插座上，然后放上个铝锅，就可以自己做饭了，如果准备个小炒锅，也可以炒菜。
　　印象最深的是一次宿舍的“茅台宴”。
　　那一天，我们宿舍的小张（湖南人，中南矿冶大学毕业）回家探亲，我们给他送行，大家把买来的保健品堆在一起，两个电炉放上了两个铝锅，一个倒上油，炸花生米，炸虾片（一种由淀粉和虾粉制成的薄片，油炸后变得膨胀）一个倒上水，做汤。幸运的是，有人从商店买来几个青西红柿，做了一大锅汤，菜呢，全是打开的罐头，十几罐一字排开，看上去很丰盛。
　　小徐（南京人，华东师大毕业）和小张在一个岗位工作，他动用了一个月的“保健券”买了三瓶茅台酒，为小张饯行。小卖部的茅台酒每瓶是7.36元，我们一是嫌贵，二是对喝酒能否起到保健作用没有把握，所有很少有人问津。
　　宴会开始了，没有酒杯，拿来大茶缸子，每人倒上了一大缸子。别人我不知道，反正我是平生第一次喝酒，竟然就是喝的举世闻名的“茅台”，又好奇又新鲜，加上“茅台”喝起来也不太呛人，一大缸子酒竟然很快就喝完了。不久，后劲上来了，那天，我也是第一次体会到了酒醉的滋味：头脑渐渐迟钝起来，别人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小，似乎自己离别人越来越远，最后就失去了知觉。
　　据说，那天大家谈的最多的，是小张如何能让老婆赶快怀孕。
　　小张是三世单传，父母为了继承香火，在他高中毕业时就逼着他办了婚事。大学五年过去了，每年寒暑假有两个月，小张和夫人在一起生活，但其夫人肚子始终鼓不起来。这令小张父母十分不满，便策划小张离婚再娶，但是小张已经和妻子有了感情，坚决不肯离婚。
　　后来，小张大学毕业，一去数千里，来到了青海，父母和妻子虽然都持反对态度，但是都无法改变这个现实。他每年的探亲假只有14天，加上路途假（根据路途长短，适当可以多加几天，称之为路途假），总共不到二十天吧。怀孕的几率，是否与夫妻一起生活的时间成正比，科学家没有明确的结论，但是，小张的妻子这几年一直没有怀孕，却是不争的事实。
　　大家都出了些什么好主意，因为“茅台”酒的缘故，我没有听见，醒来的时候，只看到大家也都东倒西歪地睡了，地上有破碎的茅台酒瓶碎片。小张靠在桌子上，眼睛红红的，一副很伤心的样子。
　　十四 害羞的事
　　在青海农村“社教”时，遇到过两件”羞事”。
有一天我和老乡们往山上背灰，所谓“灰”就是坑洞里牛粪燃烧后的渣滓，当地农民不烧煤，取暖做饭除了农作物秸秆，就是牛粪了。这种灰是很好的肥料。这个活很累，一背篓灰至少六七十斤，从村里背到山坡上，要费多大力气啊。农民照顾我们，一般只装一半，即使这样，到了山上也累得精疲力尽了。
　　工作队员都明白，和农民“同劳动”，是象征性的，所以，我放下背篓，就不想再背了，决定到山的后面溜达溜达。
　　后山有一群羊，在悠闲地吃草，放羊的牧童却不见了，我环顾四周，没有踪影，正诧异时，隐约听到一种奇怪的声音时断时续，随着风声从远处飘过来。我慢慢走过去，发现有一段垮塌的土墙，声音似乎就是从墙后发出来的。
　　来到墙后，翘起脚尖看时，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小牧童趴在一个女孩身上，正在做警幻仙子传授给贾宝玉的那件事。小牧童的屁股被冷风冻得通红，像猴子屁股一般，他却浑然不觉，双手抱住女孩，奋战不休，女孩则不时发出欢快地、尖细的叫声。
　　女孩的脸朝上，首先看到了我，似乎有些害羞，俯在男孩耳边说了句什么，男孩则根本不予理会，头也不回，继续进行他的“工作”，女孩无奈，只好仰着脸朝我笑了笑。
　　这女孩如此大方的一笑，倒使我感到自惭形秽了。正确和错误突然颠倒过来，似乎他们是光明正大的，我倒成了鬼鬼祟祟的“偷窥者”了，我赶紧离开了那段土墙，心里腾腾直跳，又回去背灰去了。
　　工作组的那位秘书自称“本地通”。他认为，这种事用不着大惊小怪，就是一种文娱活动，荒山野岭的，孩子们没有电影看，没有书本看，多无聊啊，偶尔干点有刺激性的事，也算活跃一下生活。
　　过了不久，又发生了一件类似的事，这次的当事人不是孩子，是成人。
　　我和交通厅谷同志的房东大约四十岁，妻子三十多岁，家境贫困，但却都很勤劳，小两口颇为恩爱。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只有七八岁。工作组住进他家，把他家的大炕给占了，夫妻两个只好“分床而卧“，男人和我们睡大炕，女人挤在孩子们住的小炕上。
　　工作组进村后，一住就是几个月，让人家夫妻这样分开，显然是不妥当的，但当时是”运动高于一切“，“阶级敌人”就要夺我们的权了，红色江山就要变色了，马上就会“千百万人头落地”了，在这样的关键时刻，让你夫妻分开几天，有什么大不了的？
　　这天工作组在山上劳动，组长派我回去取材料。青海的院落有个名字叫“庄廓”，院墙很高，像城堡一样矗立在地面上，院门很小，不加锁，一推就推开了。院内一般有平房几间。平房的正门有一把挂锁。
　　这天我回去时发现门关着，却没有加锁，推了一下，推不动，有人从里面把门闩插上了。大人都去劳动了，谁会在里面呢？是孩子？我正要敲门，又听到了一种奇怪的声音，猛然醒悟，会不会又是——那件事？
　　我伏在门上听时，发现这声音和上次不同，像是一头老牛负重拉犁急促的喘气声。有了上次的经验，我决定不再敲门了，赶快离开吧。我悄悄走出门外，在院外等待。等了好大一会，房东两口子才出来了，手拉着手，很亲热的样子，突然发现我站在门外，脸色立刻变得不安起来，似乎很不好意思。
　　“魏同（老乡称呼我们常常省略同志的“志”字），你有事啊？怎么不进去？”男房东过来和我打招呼。
　　“你们这是——”我的话没有说完，男房东赶忙解释：“我们两个的铁锹坏了，回来换一把。”
　　十五 初见炸药
　　当我费了不少心血，终于断定我们是在搞“原子弹”之后，下一步就要搞明白，自己干的是“原子弹”的哪一部分。
　　我曾经猜测，二分厂的工号周围有土堤，就是为了防止核材料的辐射用的，我所在的218室，就是对核材料进行检测的。我是学理论物理的，最后一年攻读的是原子核物理，只有研究放射性材料，才能够学以致用。但是不久，我的猜测就被否定了。
　　邹组长有一天开会，明确说明，我们的工作对象，是炸药。我听了也还有幻想，炸药有两种，一种是核炸药，就是所谓的铀235和钚239，另一种是化学炸药，最常用的是所谓TNT黄色炸药。我们干的是哪一种呢？
　　前面提到，我曾经去229工号取过一次样品，还和江同学聊了几句。样品是黄色的圆柱体，说白了，就是几根圆棒棒，放在鼻子上一闻，一股苦杏仁味道。样品放在一个木盒子里，底下垫了一层橡胶。
　　就这种形象，会是核炸药吗?显然不是。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放射性材料一般应放在铅制的容器里，以免射线对人造成伤害。既然不是核炸药，那肯定就是化学炸药无疑了。
　　想到这里，我很有些懊丧和困惑，研究化学炸药，应该让学化学的来干才对，我对化学一窍不通，在这里能发挥什么作用？
　　于是，我写了一份请调报告，希望换个地方。邹组长接到报告后，找我谈了一次话，意思是说，我们不同意你走。正因为学化学的太多了，才需要一个学物理的，我们特地把你要来，希望你能不辜负我们的期望，帮我们解决一些难题。“什么问题？”“问题很多，以后你就知道了。”
　　同窗李献文分配在试验部，研究理论物理，有一天我在总厂遇到他，他很诧异：“你在哪儿干什么？你又不懂炸药？”“是啊，可他们不让我走。”他沉吟一下，安慰我说：“那就算了吧，哪儿干一样，听说那儿女的多，找对象可能容易一些。”
　　就在我为专业不对口烦恼时，岗长给我一个任务，让我测试一批炸药药柱的密度。这是我第一次亲手接触炸药，心里颇为紧张。
　　我坐在一架精密天平的前面，一个女实验员把一个盘子放在桌上，可能是我的紧张情绪引起了她的好奇，她朝我笑了笑：“你是刚来的？”
　　我点点头。盘子里摆着外形像棋子的许多炸药块。颜色白色，看起来很像一块块玉石。
　　“不要怕，它不会轻易爆炸的。”女实验员刚走，一位林姓的技安员又过来了，他摆出了一副教训人的架势。
　　“先不要动。操作前一定要去摸一下接地的铜棒，把身上的静电放掉，以免接触炸药时发出静电火花，引起炸药爆炸。你知道什么叫静电吗？晚上脱毛衣，啪啪的响，那就是静电——”这真是圣人面前买《三字经》了，初中物理就讲了静电了，我一个大学物理本科生，还用的着你来给我叨叨吗？
　　“行了，我知道。你还有什么事？”
　　“你别不耐烦啊！安全第一，你知道吗？要天天讲，时时讲。干我们这一行，和炸药打交道，就是太岁头上动土，老虎嘴里拔牙啊，你知道吗？就说这静电吧——”看来，他还真较上劲了。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可以，问吧。”
　　“就说这静电吧，静电的电荷一共有几种？它为什么会产生电火花？它和天空的雷电有什么关系？和我们电灯用得电又有什么区别？你想不想听我给你讲讲？”
　　林反问了一句：“你是学什么的？”“学物理的。”“啊！那就算了吧。”
　　林走了，留下我一个人面对一大盘炸药。
　　我小心翼翼拿起一枚炸药棋子，用尼龙绳拴好，吊在天平上，把它浸入水中。这种测试方法，使用的是阿基米德原理，操作简单，但对我来说，却费了很大劲。
　　测试完毕时，我已经汗流满面了，我承认，不是累的，而是被“炸药”这两个字吓的。
　　十六 恋爱遇阻
　　十六 恋爱遇阻
我的岗长姓林，北工（北京工业学院）毕业，比我高三届，高个子，长方脸，戴一副近视镜，看上去很是儒雅倜傥，可不知什么原因，已经快三十岁了，就是找不到对象，为此甚是苦恼。
　　男大当婚，可草原（大家对221厂的俗称）上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当婚却“婚不了”，你有什么办法？
　　诚然，组织上从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调来一大批高中和中专、技校女学生，企图缓解“僧多粥少”的局面，但是，这种事必须双方自愿，不能强制性的“配给”。不少女孩子讨厌“老光棍”，专找年轻的谈。这一来更麻烦了，老光棍依然老光棍，小青年倒捡了个“大便宜”。不仅如此，由于女孩们一个个名花有主，展望前途更加渺茫，光棍们的旧愁未了，又添新愁。
　　二分厂的韩书记（提醒一下：此人曾担任北京学生大队政委，即“下头舒服一阵子，上头难受一辈子”名言的作者）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有一次，他在分厂大会上，专门就此问题发表了一篇演讲。他说，组织上的精心安排，由于小青年的干扰，没有受到良好的效果。他义愤填膺地斥责说：“小青年们哪，你们为什么就不能发扬点风格呢？为什么就不能替别人想一想？你们还很年轻，谈恋爱的机会有的是嘛！和老同志抢什么呢？见了女人为什么就像苍蝇见了血，盯上就不放呢？你们想想，这样做对吗？不感到脸红，不感到羞愧吗？”
　　韩书记确实是苦口婆心，但响应者寥寥。小青年也都20好几了，谈恋爱又不犯法，你能把他们怎么样？
　　为了树立一个榜样，他找了210研究室的一个姓李的女孩（初中生，很漂亮，堪称“室花”），一番谈话后，女孩答应书记，坚决不找小青年。韩书记来到车间，又宣布了一条纪律，哪个小青年胆敢和小李谈恋爱，严加惩罚！经过书记的过细工作，小李终于和比他大十岁的一位高级工程师结婚了。婚礼上，书记带领党委一班人亲自前来祝贺，并担任征婚人，大大地热闹了一番。
　　对于小青年的婚礼，韩书记则采取坚决抵制的态度，要嘛不理不睬，要嘛找茬子奚落他们一番，有一对小青年婚前发生了性行为，这件事传到了韩书记耳朵里，就在这对新人的婚礼上，有人送来了韩书记的“礼物”——一副对联。打开看时，上联是“一对新夫妻”，下联是“两台破机器”。弄的大家都十分尴尬。
　　尽管书记正反两个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大龄青年的婚姻问题还是进展缓慢。
　　说起林岗长，论学识，论能力，论长相，都是非常优秀的，特别是英语，能看能说，让我们钦佩之至。他唯一的毛病就是性格比较内向，不善于讨女孩子的欢心。据说，有一个来自天津技校的女实验员本来看上了他，但每次约会，他都是空着手，且很少说话，女方不仅要买东西，还得挖空心思找话说，自然很累。有一次，女方约他到“红星饭店”（总厂“王府井大街”上唯一的一家饭店）吃饭，他不点菜，也不买单，不说话，不搭腔，来了个“四不”，女方实在无法忍受，饭没吃完，就和他“拜拜”了，还送了他个绰号——“机器林”。
　　我来这个岗位的时候，林岗长正总结失败教训，继续奋斗。
　　这次他是和总厂商店里的一位女营业员恋爱。为了讨对方欢心，岗长每天都要去商店去逛一趟，顺便和对方聊几句。为了避免别人说闲话，他总要买一点东西。女方是卖文具的，林岗长的办公桌里，铅笔、橡皮、小本本之类，已经泛滥成灾了，可对方呢，却吊着岗长的胃口，始终不肯明确表态。
　　十七 严重警告
　　林岗长是名校(北航)高材生，想找一个商店小营业员做伴侣，竟然如此艰难，可见草原的“女人荒”已经到了何等严峻的程度。因为女友“久攻不下”，林岗情绪有些异常，常常把无名火撒到我们这些“岗员”身上。
　　有一次，我把林岗长的事告诉了229研究室的江同学，江爱打抱不平，找到那位营业员谈了一阵，告诉我问题解决了。不久，果然看到那位营业员和岗长在“王府井大街”肩并肩轧马路了，似乎十分亲热。我问他说了些什么，他说也没有说什么，只是提醒她，最近有一个女的，刚分来的大学生，也看上林岗长了。
　　有的大龄青年见草原觅偶无望，只好另辟蹊径，把目光转向了厂外，转向各自的家乡。
　　221厂并不禁止自己的职工到厂外找对象。但是有一条，找到了必须向组织汇报，由组织派人进行严格的“政审”，“政审”合格后方可继续恋爱，直至结婚。结婚后根据对方情况和工作需要，可以调进厂内，也可以不调进厂内。但如果政审不合格呢，就只能分手。
　　还有一条，在与厂外的姑娘谈恋爱期间，要注意保密。
　　同组的徐（就是买了3瓶茅台给张送行的那位）就选择了这条途径。但后果也并不理想。
　　徐的老家在南京，他在上海师大化学系上学时结识了不少上海朋友。有一次请了探亲假到上海访友，谈到婚姻问题，不禁黯然泪下。朋友们问他工资多少，他说每月有120元。朋友笑了：“侬有格多钿,还怕没得姑娘跟你？包在阿拉身上了。”很快拿来几张照片，徐选中了其中一张，一见面，果然亭亭玉立，笑起来一对酒窝，让徐心里痒痒的。徐打听了一下，女方家庭是产业工人，根红苗正，通过“政审”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两人谈了几次。徐出手大方，两人逛南京路、淮海路的大商店，只要姑娘喜欢的东西，徐从不犹豫，立马买下相送，让姑娘感动不已。那天，要见女方父母，徐特地到理发店打扮了一番，又带了重礼，二老也是十分满意。当天吃过饭，天色已晚，老人说让徐留下过夜，徐爽快地答应了。
　　其实老人是客气话。上海的住房当时很是紧张，老人和女儿都是普通工人，全家只有一间屋，女儿一张小床，老两口一张大床，中间有一个布帘子，白天收起，晚上放下。徐留下了，睡在那儿？但话既然说了，也就无法收回，老人沉吟一下，就让女儿带徐出去逛夜市去了。
　　女儿带着徐东逛西逛，逛到商店打烊，又带他到外滩的矮墙后面看江观船，徐累的要命，几次说要回去休息，女儿就是不肯，接近午夜，女儿才带他回家，整个楼房的住户都已经睡了，女儿让他在门口等着，回家拿出一张折叠床，在公用楼道上打开，铺上了被褥。
　　徐暗自下决心，一定要把这位姑娘带回草原，一来自己有了佳偶，二来也顺便帮他们解决了住房困难，岂不一举两得？。
　　第二天，徐的打算却遭到了老人的激烈反对。
　　“这不行，女儿哪能离开我们？别的好说，这个原则不能变。你要想和她好，就设法调回来。你是学师范的，在上海当个教师蛮好嘛。”老头说。
　　“绝对不可能。”徐有些急了：“我那单位只能进，不能出，还是让她跟我走——”
　　“胡说八道。天底下会有这样不讲理的单位？”
　　“就有嘛，它是搞，搞——原子弹的！”徐焦急之下冒出了这么一句。
　　老人和姑娘都愣了，像发现怪人一样的看着他。
　　徐在上海的恋爱史，就这样“昙花一现”地结束了，但是，其后效还延续着。姑娘把徐的这句话，当作笑话在女友之间传播，竟然传到上海市公安局，又引起了国家安全部门的高度注意，消息反馈回九院，院保卫部立即派人，内查外调，忙活了一番。最后徐落了个“严重警告”处分。
“如果你这句话传到了国外，你至少得判刑三年。”保卫部的干部如是说。
　　十八刘大辫儿
　　从二分厂到总厂可以不坐班车，草原上有一条“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的路，虽然不很平坦，但却别有风味。视野很开阔，221的各单位相距遥远，在草原上步行，只有飒飒荒草作伴，很有些孤单的感觉。你会想起俄罗斯民歌“茫茫大草原，路途多遥远，有个赶车人，将死在草原”这首凄凉的歌曲。
　　走了一段路，你的心情就改变了，因为一座雄伟的建筑物出现在你的视野里，那是发电厂。电厂是221的动力、热力之源，也是要害部门之一，不管白天黑夜，总是热闹非凡。据说，这座电厂的功率相当大，发的电多了用不完，就通到地里去了。这种说法对不对，不敢妄言，道听途说而已。
　　关于电厂，还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关于“刘大辫儿”的。
　　据说，“刘大辫儿”是河南支边青年，在电厂作辅助工作，一说是食堂炊事员，一说是仓库管理员，此人曾经进过剧团，当过演员，是个有前途的角儿，长的是特别漂亮，特别那双黑亮的大辫子，格外引人注目。那个剧团的团长作风败坏，把她强奸了。如果她忍气吞声，事情也就到此为止。可她不肯，到处告状，结果状没有告赢，自己的坏名声却“名闻天下”了，走到哪儿都有人在后面戳她的脊梁。刚巧二机部到河南“招兵买马”，她就作为“支边青年”来到了草原。
　　一个漂亮的女人走到哪儿都有危险。电厂的一个副科长，她的顶头上司，又把她强奸了。从此，她的性格和作风发生了改变，视性关系如儿戏，或者说，她“堕落”了，“破鞋”名声几乎传遍了草原。
　　也是一个支边青年，外号“赖渣”，给我讲过“刘大辫儿”的一段“野史”。
　　据说有一次，她和一位战士正在乱搞，被连长发现了，这位连长不知是从哪儿学来的办法，来了个“鸣枪警告”，朝天上开了一枪。这一枪不要紧，那位战士受到了惊吓，回到营房就病了，病得非常厉害，眼看就要死了，找来医生，医生说，目前这种病无药可治，关键就是憋住了。解铃还需系铃人，只有刘大辫儿可以救他。连长无奈，只好去求刘大辫儿，刘开始置之不理，说我才不去呢，他在我这儿好好的，让你给吓病了，死了也是你害的，变成小鬼，也得向你索命，快滚吧。连长再三央告，只差没有给大辫下跪了，她才勉强答应。
　　连长为他两个准备了一个单间，并排警卫值守，严禁任何人打搅。
　　过了好久，刘大辫才出来了，似乎很累，瞪了连长一眼，扬长而去。连长赶忙进去看时，那战士如梦初醒，恢复了常态。
　　“赖渣”是二分厂的一个炊事员，我曾经根据干部参加劳动的规定，在炊事班蹲点一个月，晚上和“赖渣”睡在一个半地下室的窝棚里。草原的夜间很冷，好在窝棚里有火墙（一种可以取暖的炉灶，前面是灶头，可以做饭烧水，后面是空心墙，走烟的，可以散热取暖），温暖如春。赖渣最喜欢给我讲故事，特别是讲一些男女之间的奇怪故事。
　　他说，他们家乡有一个买卖人，常年在外经商，留下婆娘在家，有时几年也不回来一次。这一年终于回来了，夜间和婆娘干那事，刚进去，就觉得不对头，似乎只能进不能出，不动还好，一动就痛得厉害，想拔出来，也不可能了。你说怎么回事？原来，因女方的那东西长期不用，荒废了，地荒了要长杂草，人荒了要长倒刺。倒刺把男人的东西扎住了，越拔越痛的厉害。两个人顾不上脸面了，大喊大叫，把邻居招来了，弄清了怎么回事，大家商量了一番，救命要紧啊，脸面是次要的。于是，找了一辆大车，把她两个一起抬上车，给他们披上了个床单遮羞，送到了医院，动了手术，两人这才分开了。
　　“你别胡说了，我才不信呢！”我觉得他的故事相当荒诞。
　　“真的，这个人还活着，和我一个村的。”赖渣说得斩钉截铁。
　　十九 “东伯利亚”
　　在二分厂的东面有一片简易平房，原是基建初期为建筑工人搭建的临时住房，建筑工人走了，被二分厂的双职工“占领”，用来作宿舍。因为这片建筑物位置在厂区的东面，房屋简陋，四面透风，住在里面常常冻得受不了，大家称之为“东伯利亚”。
　　我的岗长林某经过漫长而曲折的恋爱跋涉，终于娶到了那位营业员作夫人，他们结婚后也住在那里。
　　草原上的住房是特别紧张的，随着人员不断增加，越来越紧张。调来的技术骨干，有“黄楼”（因外墙涂有黄色的涂料，因而得名）可住，但也并非每家一套，而是几家人住在一套之内，即所谓“团结户”。和我同组的韩工程师，其爱人是器材处的副处长，两人都是技术骨干，调来后安排在黄楼的一间只有几平米的厨房内。有一天，我去他家，发现只有一张床，在洗菜瓷盆的上方有一块木板，就是“桌子”了。外人进去，屁股都转不过来，只能赶快坐在他们的床上，才能和主人说话。
　　林岗长是大学生，乃一般技术人员，黄楼以及一般的灰楼是没有份的，只能住在“东伯利亚”。住在那儿也有好处，因离厂区特近，上班不用坐班车了，可以睡一点懒觉。但苦了他的夫人，夫人在总厂商店上班，本来可以睡懒觉的，现在倒要早起了。
　　有一天，我们上班后很久，发现林岗长还没有来上班，邹组长让我们去“东伯利亚”看看。我和同组的老张去了，老远就发现林岗长在那儿修理屋门。
　　林岗长的新房外形像一个扣在地上的半圆柱体，屋顶由弯曲的、两端插在地里的许多钢筋制成，顶上有油毛毡，再外面堆上土，应该说是相当结实的，不仅抗震抗风，而且保暖性也很好。前后有两个半圆形的平面，由砖和水泥砌成，前面开一个门，后面开一个小窗，采光是很差的很差，不管白天晚上，进门必须开灯。
　　在“东伯利亚”的诸多建筑中，这个建筑一直无人问津，原因是它的外形很像是农村停放尸体的坟墓，不吉利。林岗长受的是高教育，干的是高科技，自然不信这一套，其夫人年龄小，天真烂漫，更不在乎，觉得这座房子蛮别致的，于是，两口子高高兴兴住进去了。
　　有天夜间，林岗长在工号上夜班，夫人睡到半夜，听到呼啸的大风中似乎有人敲门，开始她没有在意，以为是风吹得门响，后来风声减弱，敲门声到越发厉害了。她不禁大惊，夜半三更，在这荒凉的地方谁会来敲门呢？是坏人？坏人知道她老公今日不在家，来打坏主意？
　　想到这儿，她毛骨悚然,赶快穿上衣服，找了一把菜刀，站在门后。
　　仔细听时，不是敲门，这家伙似乎是在用什么工具抓门，木制的屋门被抓的卡拉卡拉响，偶尔发出可怕的撕裂声。过了一下，响声停止了，屋顶上却又响起了脚步声和敲击声。
　　岗长夫人哪里见过这种场面？要喊吧，窗外风声怒吼，喊破了嗓子估计也不会有人听到。她吓得魂不附体，不知如何是好。奇怪的声音终于消失了，再也无法入睡，似乎声音又响起来，再听时，又没有了，好容易熬到了天亮，林岗长刚打开门，她就一下子扑到了他的怀里，随即瘫软在地。
林岗长报告了分厂保卫科，矿区公安局（注：221厂驻有青海省政府的一个派出机构，叫矿区办事处，专门处理221的有关事务，简称矿办。矿办具有公检法，教科文卫等各种政府职能）也派人来了，调查的结果是周围没有可疑的人的脚印，基本可排除特务或坏分子捣乱的可能性，倒是发现了一些动物的爪印，至于是何种动物，是狼，是狐狸？还是野猪，牦牛？公安人员不是动物学家，难以作出明确结论。
　　那天，我们帮助岗长在门上加了层铁皮，以防“不速之客”，随便也参观了一下岗长的新房。虽然简陋，却很有文化气息。圆拱形的顶棚是用报纸衬底，白纸敷面的，看起来干净漂亮，墙上还有一些从画报上剪下的风景画，都是热带风光，椰树芭蕉之类，据说新娘子是海南人，岗长如此布置，显然是为了让她有回家的感觉。
　　我发现，从顶棚上还垂下一条条绳子，下面挂着西红柿、点心，还有衣服之类，可谓是五花八门。
　　“为什么把这些东西吊起来？”
　　岗长苦笑着说：“防老鼠啊！这里老鼠太多了，本事也很大，要是它们再学会了‘空降’，我这些吊起来的食品也剩不下啦！”
　　二十 意外重逢
　　我和江、林二位在青海农村共同度过了一年时光，但自从进了221，“林妹妹”便和我们失去了联系，我有些怅然，江则很痛苦，虽然他尽力掩饰，但我还是看得出来，他爱上了林妹妹。
　　这一天，气氛有些异样，邹组长在班车上，一反平时的灿烂笑容，变得一言不发，异常严肃，像大门外站岗的军人，一进实验室就召集各岗位的岗长开会，林岗长回来通知我，让我随他一同在楼下等车。
　　我到了楼下，发现室主任赵先生、邹组长，还有四组的谭组长已经在楼前等候了。不多会，一辆面包车开了过来，我们四人便上了车。啊，二分厂的钱主任和吴副主任都在里面。我满腹狐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惊动了这么多领导？
　　面包车一直开到了201室的门口。
　　201室，承担着重要的科研和生产任务，核武器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部件就是他们做出来的。当时，一次型号试验（根据惯例，每次热核试验都有一个代号，被称之为型号试验，以区别在院内进行的冷实验）即将进行，但产品在昨天晚上却突然出现了一种意外现象（保密原因，恕我不能详述）。
　　九院的型号任务都是“时间倒排”的，就是说，先定下最后的试验日期，然后根据研制的顺序，倒过来排时间。换言之，给每一个承担任务的单位下达一个完成的时间，你只能提前，不能延迟，否则就会影响全局。
　　这种现象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现在离交付时间已经很接近了，所以院和分厂领导都非常重视，准备召集紧急现场会议，研究对策。
　　九院的论资排辈还是很厉害的，按说，像我这样刚进厂不久的普通技术员，没有资格参加会议，有什么要我办的事，让岗长通知我一下就行了。但二分厂大多是学化学的，学炸药的，而这种现象呢，实质上是一种物理现象，可能还得进行一番理论计算，邹组长考虑再三，并请示了上级领导，才“破格”让我这个“物理科班”列席了会议。
　　这次会议让我大开了眼界，我看到了平时只听说过的几位院领导，有大名鼎鼎的科学家朱光亚和王淦昌先生，还有221的具体行政“首脑”吴际林先生。除此之外，还有许多职能处的处长。
　　出乎意料的是，我竟然在会上见到了久违的“林妹妹”。
　　林是随着九院计划处张处长一同走进会议室的，我一眼就认出了她，她给身才高大的张处长提着一个保密包。因为我坐在后排，她没有看到我。
　　几个月不见，“林妹妹”可是大变样了，看上去既美丽又大方，红色的呢外套，脖子上围一条米黄色的纱巾，黑色的短发衬托着她白皙的面庞，明亮的大眼睛里透着一种矜持，举手投足，气度不凡，让我简直不敢相信，这就是那个面黄肌瘦、“偷”吃大白兔奶糖的“林妹妹”吗？
　　我在惊讶的同时，也感到一丝悲哀。我联想到，江同学对她念念不忘的“单相思”恐怕没有戏了。以她现在的地位，整天和科学家、高级专家、博士们打交道，怎么能看上一个整天穿着油污工作服，在既危险又乏味的炸药加工的车间里干活的技术员呢？
　　会议休息的时候，大家在走廊上闲谈，林则在一扇窗户前面向外眺望。
　　“你好，林小姐！”我走过去，向她打招呼。
　　她回头看了我一眼，开始没有反应过来，但很快也认出了我。
　　“是你？你这家伙！你在二分厂？哪个室？小江呢？见过他没有？”她似乎也很兴奋，一连串的发问。
　　“江也在二分厂，229，我在218。江很想念你呢！”
　　林笑了，笑得那么自然，看上去更美了。
　　“他想我？你想不想我？”
　　“我们都很想你，江尤其想你，找过你几次，也没有找到。可你呢，肯定把我们忘得干干净净了。”
　　林的表情有些变化，似乎有些不快，但很快就恢复了常态。
　　“哪能呢？咱们也算是共患难过了。”她思索了一下，说：“这个星期天，下午三点，红星饭店，你把江叫来，我们聚一聚，好不好。我请客！”
　　“干嘛星期天？今天晚上吧，我们等不及了。”
　　林妹妹又笑了，用下巴朝会议室指了指。
　　“你没看这个形势吗？”
　　二十一“灯泡”外调
　　院计划处是一个非常忙碌的部门，全院所有的科研生产任务都由它来管理，实际上相当于“总调度”。如果一切正常进行还好——当然，这个机率几近为零，科研嘛，总要不断出现各种问题，谁能保证不失败，不出问题？出了问题，就得改变计划。牵一发而动全身，二分厂出了事，其他分厂的计划也得变。“林妹妹”说她没有时间和我们聚会，我完全理解。
　　那天下班后，我兴冲冲地找到江，把见到“林妹妹”的消息告诉他，江立即瞪大了眼睛：“真的？她给你说些什么？”
　　我把情况简单说了一下。
　　“她要请我们到红星吃饭？”江兴奋异常。
　　“是啊！不过我看，也就是最后的晚餐了。你也别有幻想了。”
　　“为什么？”江有些诧异。
　　“你看看她的样子就明白了，我们和她，已经不在一个层次上了。”
　　“不，我觉得，他对我是有感情的。”江反驳说：“在乡下的时候，她曾经对我说过，永远不会忘记我。”
　　我看江情绪有些激动，没有再说下去。
　　第二天一上班，邹组长就叫我到她办公室去。
　　邹组长个子高高的，40岁左右，在女同志中，苗条是好事，但太高了也影响观感。她是典型的瓜子脸，眼睛也不小，态度也和蔼，但缺乏女性的妩媚，经常是一副沉思的样子。她是炸药高级工程师，调来之前已经有很多科研成果了，是一个充满理性和智慧的女性。
　　她父亲是上海大资本家，有海外关系，解放后公私合营，他父亲献出了全部家产后，就去世了。邹大学毕业后，因学业成绩优良，被分配到东北某兵工厂从事炸药研究，并和比他大6岁的一位姓冯的一位工程师结婚。
　　九院组建后，根据工作需要，从全国紧急调集“学术带头人”，充实中层领导，于是选中冯担任二分厂研究室主任，邹是随调来的，担任218室的组长。
　　邹不仅业务好，政治上也很有热情，靠拢组织，要求进步。据说，在东北老厂，入党申请已获批准，就要开会通过了，她却被调走了。
来到九院，她再次提出了申请，却再次被搁置。理由是，经组织调查，在他父亲当年开办的纺织厂股东名单上，发现了她的名字。虽然她的股票很少——只有一元钱，但性质严重：这一元钱，说明你和你父亲是一样的，是属于剥削阶级——资本家的一员，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怎么能接受你呢？
　　邹组长闻之大惊，她再三向组织声明，此事她一无所知，而且从未分过红利（一元钱的股份能分什么红利！）不应属于剥削阶级之列，况且，根据股票的签发日期，她当时还不足周岁，是一个完全不懂事的婴儿。
　　据说，组织上也认可她的看法，但入党问题却始终没有解决。
　　邹组长见我来了，让我坐下，说：“这次产品出现的问题很复杂，很棘手，院技术委员会经过讨论，决定分两步走：一是采取临时措施，保证型号任务，二是迅速调集力量，进行基础性研究，弄清现象的本质，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那，我的任务是——”
　　“你和小李先出去调研一下，看看国内这方面有些什么成果。这里有一份材料，是我连夜赶出来的，算是个调研提纲吧，你们可以参考。当然，不要拘泥于这个。”
　　“我们什么时候走？”
　　“准备一下，明天就走吧。”
　　“明天？”我忽然想到和“林妹妹”的约定。
　　“怎么，有困难？”
　　“这——没有，没有困难。”
　　我当然没有法说，难道可以为了一顿饭，就可以不服从领导的决定？何况是如此重要的科研任务。但我却放心不下。
　　下班后，我找到江，说明了情况，他倒是有些高兴：“当然工作为重了，你走吧，林妹妹那里，我替你解释。”
　　我捶了他一拳说：你小子的心事我明白，你巴不得没有我这个“电灯泡”。可我告诉你，林可不是当年的林了，你得悠着点，讲究点策略。我真怕你把事情弄糟了。
　　“怎么说？”
　　“林现在可是头面人物，你是个炮筒子，如果表达得过分，林一生气，旁边又没有人调停，那你可就收不了场了。“
　　“你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江似乎对自己很有信心。
　　二十二 车厢“卧谈”
　　带着莫可名状的不舍，我踏上了外出调研的征途。因为这次出差带着一份重要的资料（邹组长写给我们的调研提纲），所以我们有权利乘坐火车软卧。我以前只坐过硬座，硬卧对我也过于奢侈了，软卧是做梦也不敢想的。
　　软卧，四人一间小屋，上下都是软床，门一关，严严实实，安安静静，真惬意啊，而且，因为保密原因，这是个包厢，只有我和小李两个人住，我想，如果小李是个女孩，那可就更妙了。这么一想，我往日对严格的保密制度的愤懑之情立刻就云消雾散了。
　　小李，其实已经不小，他是我们组另一个岗位的岗长，也是我组仅次于邹组长的技术骨干。还有，他是北工（北京工业学院，是一个专门培养军事和国防专业人才人才的高等院校）60年的毕业生，我们的室主任赵原是他的老师，二分厂的主任钱曾是他的系主任，是领导的“嫡系部队”，所以，在我们组，他虽是岗长，可他的话分量不一般，邹组长也要让他三分。
　　这次出差，他亲自出马，可见领导的重视程度了。我呢，第一次和他打交道，有些拘谨。
　　小李一进软卧，就脱掉外衣，往床上一扔，拿出一个用塑料线网套住的大玻璃瓶（那时这是很时髦的茶具）来，瓶里已经放好茶叶了，他从小桌下面拿起暖瓶，哗哗倒了满满一瓶子，对我说“小魏，你的杯子呢？没有，那就用这个吧。”他拿起小桌上列车专用的茶杯，让我拿着，倒上了水，大约三分之一杯的样子，我正奇怪为什么不倒满，他却夺过杯子，摇晃了一番，“哗”的一声泼到车窗上去了，吓了我一跳。
　　“公用杯子，烫一烫好，随便洗洗车窗，看风景。”他放下杯子，拉过窗帘子开始擦车窗。他见我惊愕不已，笑起来。
　　“乘务员可懒了，什么事都得自己动手。”
　　“坐火车很累，很伤身体啊，我有个降低伤害的办法，归结起来，十个字：停车吃东西，开车喝茶水。”他又说。
　　“吃什么？你带了吗？”
　　“不用带，一路上车站有卖的，面食少买，买些肉食，烧鸡啦，猪蹄子啦，等等，特别是烧鸡，至少要吃它两三只。平时要节约，坐火车可不能节约啦。”
　　这次旅行，因为时间很长（约两天三夜），在车厢里，小李对我讲了不少“内部新闻”，其中有一部分是关于邹组长的。
　　据他说，邹组长入党一直不批，并非是那一元钱股票的问题，她在东北的那个厂，是生产炮弹的，她的车间是装药车间，有一条生产线，是苏联进口的，苏联专家没调试好，就突然撤走了，没有人懂，只好瘫痪了。邹组长当时是车间主任，急得要命，只好组织技术人员，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