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院，师从著名的左翼政治学教授拉斯基(HaroldJ
Laski)，获硕士学位。她在英国认识了同是留学生的郑康琪，两人相爱结婚，婚后她跟随先生改姓郑。1949年带着唯一的孩子郑梅平从香港到上海，回来参与红色中国的建设。郑康琪曾任国民政府外交部派驻澳大利亚官员。49年后任英国壳牌石油公司上海办事处的总经理，1957年死于癌症。1957年到1966年郑念在英国壳牌石油公司任职。文革期间遭到迫害，导致家破人亡。独生女儿郑梅平遭红卫兵活活打死。她被抄家，1966年到1973年被关押在上海第一看管所，受到六年半的拘禁。日离开上海取道香港后至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三年后定居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去国前，她将抄家发还的珍贵文物无偿捐赠给上海博物馆。
郑念对文革的个人叙述《上海生与死》出版于1987年。出版后即成为英语世界畅销书。好评如潮，该书被译为多种文字在各国出版。连后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约翰'库切都忍不住在《纽约时报》上写书评，推荐这本书。
本书郑念记述了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到八十年代初出国这段时间的个人经历。对文革的记录尤如史实，读起来好像在读一部文化革命史。郑念在记录史实的时候，既详细地记录了这些政治事件，也仔细地记录了这些事件怎样影响到她个人，并力图分析这种个人和政治事件之间的关系。这使这本书有种个人编年史的性质。这本书也以编年的方式写下来的，从文革开始，到抄家，到软禁，到被捕入狱，上海的一月革命和军管，党内斗争和她在监狱中的经历，直到释放回家，尼克松访华和她最终获得离开许可，发展的顺序与时间顺序同步，对那些对文革所知不多的人来说，这本书可以是一本文革史，特别是上海文革史，虽然是通过个人经历来展现的。由于本书具有比较广阔的视野，对文革中的种种政治风波、事件都有记载和分析，这本书也反应了一个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对红色中国的个人思考。个人性与历史性的结合，使本书独树一帜，其独特的角度弥足珍贵。
和女儿郑梅萍
女儿梅平的死是她心中一个永恒的痛。梅平生于澳洲，有澳大利亚国籍，本不须回中国，这个错给她的伤痛，当她老病孤苦无依时，就越发加剧。而当她获悉杀害她女儿的凶手胡永年依然健在、儿孙绕膝时，更是心如刀割。
“一位真正的贵族不在他生来就是个贵族，而在他直到去世仍保持着贵族的风采和尊严。”
——福楼拜
在张戎的《鸿WildSwan》(1991)在西方引起轰动之前几年，另一位中国女性的文革相关作品就已经成为了畅销书－－那是第一本有关文革的英文畅销书，而作者本人也在文革期间历尽苦难。郑念的《上海生死劫》(1987)是一本充满着巨大悲欢的回忆录，作者郑念日前逝世了，享年94岁；这本书可以解读为一部反映现代中国本身的代表作。
随着这本书的发行，她获得了赞誉。这本书好评不断，部分原因出于这本书以一个人的视角，用浅显易懂的语言，讲述了文化大革命野蛮残酷、令人不解的故事。但是20世纪60年代末期发生的那些事给郑念带来的心灵创伤却不易抹去。她在2007年对《时代周刊》说：“我在华盛顿的生活充实而忙碌。只是有时会感觉到一种萦绕于心的忧伤。黄昏时分，当白天渐渐远去，我的精力也下降了，我会觉得自己抑郁沮丧，怀念从前。但是第二天早晨，我醒来时又总带着新的乐观情绪迎接一天的到来，上帝赐予我们每一天，让我们有机会去获得启发，经历人生。我唯一的遗憾是梅萍不能陪在我身边。”
郑念，作家，生于日；逝于日。
《卫报》日
第一部 革命风暴
第1章 政治迫害
那逝去的，是荐也回不来了，却是难以忘怀的。此刻，我的思絮，又回到了一九六六年七月，那是个酷暑难熬的晚上。’那是在我上海故居的书房里。找女儿，正在她自己房里睡得香着呢。佣人们，也都在各自房里忙他们自个的事。我独自一人呆在书房里，只听得吊扇在我头上嗡嗡作响，空寂又单调。因着那恹恹的暑气，括在乳白色乾隆古瓶里的朵朵康乃馨，都垂头丧气，一副萎靡不振的样子。沿墙一排书架，满是中外经典名著。幽暗的灯光，将大半间居室，都笼罩在一片阴影之下，但白沙发上一对缎面的大红绣花靠垫，却还是鲜亮夺目，扎眼得很。
我的一位老朋友，是个英国人，曾声称我这个家，是这个色彩贫乏的城市中一方充满幽雅高尚情趣的绿洲。这话倒也不过分。我的居所，虽则称不上华厦美屋，但就是以西方标准来说，也可属于趣味高雅的了。唉，为了这个家，我真是费煞心思了，我力求让它成为我们母女俩一个温馨舒适的安乐窝，以使我们得以在这个越来越无产阶级化的城市里，多多少少还可以按照我们自己的品味度日。解放以来，在上海这么个拥有数百万人口的城市之中，仅仅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家，方能维持着旧日的生活方式，诸如住在原来的宅第，家里雇有几个仆人。
当然，共产党悬从来不会强制命令，以划定人们该如何生活的模式。但事实上，自一九四九年以来，为着解决社会失业问题，雇主是不可以解雇自己雇员的，但不间断的各种政治运动，又使一些过去富裕之辈逐渐陷入日趋贫困之境。当他们成为多次运动的对象时，他们或被克减工资，或被课以大笔罚款，不少私方人员，不得不携带家眷离开上海，迁至内地边疆。而我依然能一切照旧，这不仅因为我具备有维持我旧有的生活方式的经济实力，而且也因为，我是统战的对象。但不管怎么说，我和女儿，还是谨慎小心、安分守己地过着日子，我们深信共产主义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愿跟随历史车轮共同迈步。
一九六六年七月三日午夜前那段时光，竟是我们母女俩持续多年的宁静温馨生活的最后的几个小时了，难怪我的思絮，常常会回到那个时光。那晚，整个城市闷热异常，即使敞开门窗，也不见半丝凉风。我的脸颊和手肘都是汗涔涔粘乎乎的，衬衣汗湿得粘贴在脊梁上。我俯身逐句逐字地琢磨着报上的文字，每一次政治运动前夕，报上都会登载一些语气激烈、措词强硬的文章，它们是为着制造宣传舆论，用以武装群众的头脑。我经常琢磨细读这些文章、社论，因为从中可捉摸和分析出每次运动的目的和它们所针对及打击的对象。在这以前，我从未被牵连进任何政治运动之中。因此那时，我竟一丁点都未意识到，事实上，我巳面临着一场空前的大难了。不过与往常一样，那些社论中的措词和强硬极端的语气，令我感到十分的不安。
老赵，我家的男佣人，手持托盘端来一杯冰镇红茶。我呷，日冰茶，将目光投向我丈夫的遗像。虽说他离我而去已有整整九个年头了，然而因失却他而感到的空虚和寂寞，时时还萦绕在我的心头。每逢我在政治上受到缺乏安全感的骚扰时，我总会觉得自己是那般孤单无靠，我需要他的庇护和依傍呀。
我们是一九三五年在伦敦相识的。那时，他正在苦读博士学位。婚后，我们于一九三九年回到抗战时期的国民党陪都重庆，他就在国民党外交部任职。上海解放时，他是国民党外交部上海办事处的负责人，当时前来接管的共产党代表章汉夫：仍然聘留他，请他任陈毅将军——即过渡时期新任的上海市长——的外交顾问。次年，他获准辞职，即就任亚细亚石油公司上海分公司的总经理。与汇丰银行、渣打银行及帝国化工厂等…样，亚细亚也是英国跨国贸易公司的机构。亚细亚公司当时仍然希望能保留驻中国的办事处。为着亚细亚是唯一的一家仍愿意留在中国大陆经营的西方石油公司，本着和西方国家发展贸易的原则，政府当局对该公司还是十分优待照顾的。
一九五七年，我丈夫因患癌症故世，公司由一位英籍总经理继管，我遂被聘为总经理顾问，以后一直任此职，直至一九六六年。
新任的英国总经理，通过我，代他们解决一些在那个时代资方经常会遇到的一些棘手的麻烦及种种困难。我得周旋于公司与政府之间，既不能损害亚细亚公司的尊严和威望，也得顾全中国方面的面子。我的任务是管理职工，是总经理和公司职工工会之间的联绺员。我需分析工会提出的要求，调解各种纠纷，用中文起草公司和中国政府机构之间的重要文件。每当总经理休假或去北京谈判时，我就代理总经理职务。我为能胜任这么一个世界著名公司的女主管职务而觉得幸运。
一九六六年春天，亚细亚公司经过谈判，和人民政府有关机关签订了资产负债清理协议书。我们上缴了上海公司的全部财产，政府机关接管了全公司的职工，并对他们另行安排了工作或支付退休金。但我不包括在内。这里仅指属予亚细亚公司上会的职员。该工会是上海市总工会的分支机构，我则属于经管人员。
在协议签定以后，我那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当演员的女儿，适逢赴华北巡回演出。我原来计划等她回沪后，去香港跑一次。岂料就在等她回上海期间，文化革命爆发了。我女儿的演出队当即被奉命召回上海，回到厂里参加文化大革命了。我知道，每次遇到政治运动，政府官员总是不肯轻易签署任何申请的；与此同时，各项工作即使不致全面停顿，也会因此推延阻搁了。因此，我决定不去申请赴港出境证了，以防吃个闭门羹。因为一旦你的出境申请被撤回，公安局则要将此列入档案记载之中，以后再申请的话，就会有些麻烦了。因而我们决定留在上海，自忖文革将和以往历次政治运动一样，至多不过折腾一年就会过去的。
呷了几日冰茶，通身似感到沁凉了些，我就到隔壁自己卧室里躺下。虽然还是觉得闷热异常，却也睡着了。蒙拢中，只感到有人使劲在推醒我，那是我的房间娘姨陈妈。
我看看床头的钟，才清晨六点半，但窗外已是骄阳高照，室内的气温，也已升高。
“戚和另一个你的同事来了。”陈妈说。
“有什么事吗？”我瞌睡蒙陇地问。
“他们啥都没说，不过，似不大客气。他们自说自话就闯进客厅，往沙发上一坐，不像从前那样候在过道里。”陈妈说。
“那么，那还有一位究竟是谁？”我一边问她，一边走进浴室。戚是工会的副主席，因为工作上的关系，我与他有过几次接触交往。他为人还是比较正派和通情达理的。
“我不知道，这个人从未见来过。他会不会是个保安人员？”陈妈说：“这个人长得瘦瘦长长的。”
据陈妈的描摹，我猜想，那人可能是亚细亚工会里的激进分子之一。我们机构里没有党员，但从工会一些活动迹象来看，他们是受工会委派来监察我们办事处的。我向来与他们无直接交往，他们多数是保安人员。
老赵在外边轻轻叩叩门，然后递给陈妈一只托盘，并在门缝中说：“他们催太太要快点。”
“知道了，”我吩咐老赵：'跟他们说我就下来了，你先招待他们一些冷淡和香烟。”
我有意识地磨蹭着，我需要时间好好考虑一下，来应付即将面临的一切。他俩这次大清早来访，凶多吉少。不管怎么说，在中国，当需要大家参加某次会议或听政治报告，很少是在事先个别通知的。领导要求每个人自觉立时放下手头一切事务，去出席各种会议。不知他们究竟要我参加什么样的会？据我所知，上海市总工会已对亚细亚公司的原职工一一划档对号了，以使他们以后能在我们政府机构安排下，与其他老百姓一样接受低工资标准的待遇。
我一边呷着红茶，吃着烤面包，一边再次将亚细亚公司解散前后的种种情况，在脑子中细细回顾一番；同时，也自省了一番自己在公司和政府机关谈判时的表现。我自认每次开会星然是陪伴总经理一起去的，但我本人，并未参与任何讨论。我的任务，是在回到公司后，再与总经理一起细细讨论并提一些建议。我暗晴打定主意，如果一旦他们问及我有关亚细亚的一些事，我就与他们打拉锯仗，让他们直接去伦敦调查好了。
我套上件自衬衣，一条灰布裤，并穿上双黑布鞋，这是中国妇女出入公共场所时的流行装束，以此避免使自己在众目暌、睽之中太显眼注目。在我下楼时，我已考虑到，这两位大清早就闯入的不速之客，或许会有意为难我，要从我身上找什么碴，因此，我故意把步子放得悠闲缓慢，极力做出镇静自若的神态。
当我步入客厅门口时，那两人正岔手岔脚地瘫坐在沙发上，各人跟前的一杯冰镇果汁，却是原封未动。看见我，戚习惯地弯身而起，那另一位，却依旧纹丝不动，这时，戚显得颇有点尴尬，涨红着个脸，又讪讪地重新坐下了。我走到他们跟前，那一位激进分子依然故我，岿然不动。看来，这是一种有准备的失礼。一九四九年解放不久，我居住地公安局一位负责人，初次在我家进行察访时，也是这样。他一进大门，就粗鲁地把老赵一把搡在一边，自说自话踩入我的客厅，并且“卜”一下，把痰吐在地毯上。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的以粗鲁的行为显示自身权威的人。以后，我曾目睹有的基层干部，也经常如此，故意用过度粗鲁的行为来掩饰自己内心所滋长出的那种自卑。
我佯装对戚的狼狈与那一位的无礼浑然不觉，在一把安乐椅上坐下，轻声细气地发问：“你们两位大清早这般赶来，到底有什么事吗？”
“我们通知你去参加一个会议。”戚答。
“你如此磨磨蹭赠的，我们要迟到了。”那一位则接嘴说，并立时霍一下站起来。
“什么会？”我问：“是谁主持的？谁让你们来通知我参加这个会的？”
“你没必要噜噜苏苏打听这么多。没有上级的指示，我们也不会来的。反正全部亚细亚的旧雇员，都必须参加这个会，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会议。”那位激进分子没好声气地叨叨说着，顿了一下，又加了一句：“你晓得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了。”
“但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在贸易公司工作，又不是文化单位。”我说。
“毛主席讲过，每个中国人，都要参加文化大革命。”戚说。
这时，他们都不耐烦地催着：'快点了，我们要来不及了。”
戚也站起身了。我看看壁炉架上的钟，正是八点一刻。
陈妈拿着我的手提包和一顶浅蓝的丝质折叠伞，在过道上候着我。我在接过它们时，对她笑了笑，她却没有笑，只是默默地看着我，看来，她在为我担心。
“我回来吃午饭。”我宽慰着她。
她只是点点头，依然默不作声。
老赵垂手侍立在敞开的大门边，他也在为我担心。但他什么也没有说，只在我们跨出门口后，悄然把大门关上。
他们对我的担扰，是可以理解的。众所周知，十七年在极左路线干扰下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有的人就这样跨出了自己的家门，却没再回来。
路上行人并不多，公共汽车里却很拥挤，乘客们的神情都严肃拘谨。如是一路上颠颠簸簸的，直至九点才到达。
会议借第一技校礼堂作会场，许多青年男女学生，早已聚集在门口了，看见我们，有人就叫牙了：“来了来了。”
这时，里面走出一个人来，颇不耐烦地对那两个带我来的人说：“怎么搞的？去了这半天，会议定在八点开始的。”
他俩朝我扫了一眼：“你去问她吧。”就扔下我匆匆进入大楼。
那人对我说：“过来！”我就随他进入会场。
宽敞的会场已已挤得满满的，前排长条凳上，坐着亚细亚的医生及高级职员。至于司机、门卫、开电梯的、工友、小职员及一大群学生，则坐在后排，那些年轻人可能是技校的学生。还有许多人立在过道上及后排的空位上。火辣辣的阳光从窗口逼入，但在这样闷热窒息的会场里，却很少有人煽扇子，空气中，充满一种紧张和观望以待晦气氛。
我们大家在同一办公室里共事有九年了，几乎可说是天天见面的，但当我与前排的高级职员擦肩而过，进入被指定的座位时，没有一人与我打招呼，大家好像都成了陌路人似的。他们中多数将目光避开我，少数人与我对视了一下，我从中看出，他们正处于困境之中。
我不知道在亚鲴亚宣告结束几个月来，他们是如何度过这段时光的。事实上，他们是真正的牺牲品。在他们之中，多数人为亚细亚服务多年，有的是在二十年代就进入该公司了。在日军占领上海的沦陷期问，不少职员长途跋涉，辗转来到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的亚细亚公司工作，却把自己的家眷留在沦陷区。而留在上海的职员，则宁可忍受各种经济困难，也拒不为日本人所接管的亚细亚——当时易名为日本石油公司服务。许多公司职员而今已年届花甲，进入退休年龄了。政府当局为接受亚细亚所缔结的资产负债协议书中洋细申明，他们将由中国政府机构分配工作，但却未提及她们能否分配到与亚细亚地位相当的工种及待遇。事实上，他们仅只能当当小职员，或者一般翻译，领取低薪或低额退休金。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敢反对协定，因为这是政府要求他们接受的。最后的一任总经理和我，都曾试图要求工会提出保证，保证他们离开本公司后能得到相应的待遇，但他们告诉我们说，每位职工都乐于接受协议所规定的精神。
在最后一次亚细亚公司工会会议上，工会主席话对我说：“每位职工都为能从外资公司服务的不平等地位中解放出来后韵光明前途，而感到欢欣。他们都愿当国家机关的职工，为社会主义作出贡献。”这种官方的提法，是难以使所有的人相信的。在公司后期，到我办公室来的一些高级职员都无奈地摇摇头：'没有办法。”
会议从上午九时开到中午，大约要休会了，此时已足足开了三个多小时，会场内气温随着正午的到来而升高，我想必须保存精力，等待会议主持人的发言。那狭狭长长的条凳，与抗战时重庆防空洞内的长凳一般令人不舒服，我已满头大汗了。我打开拎包去掏手帕，同时瞥见陈妈放入包内的一把檀香扇，绢面上是我的美术老师画的一幅芍药花，我用扇子驱散一些室内的汗气和人气。。
突然后面一阵骚乱，只见几个男子，穿了短袖衬衫，过膝的粗布短袄，从后面门口走进来，径自登上台，其中一人走到铺上白布的主席台前，另几个，就坐在他身后一排椅子上。在中国，没有人能从某人的服饰来判斯他的生活情况，因为每人都穿得像无产阶级。中国人解释无产者为“一个没有财产的人”。有的中国人认为，在当时表现得寒酸贫困，是既安全又时髦的。因此我不能肯定那位会议主持者是属于哪个级别、何等地位，但我想，他大半是工会的总领导。
“同志们！”他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起并领导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我们将战无不胜。我们无产阶级形势一片大好！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努力深入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空前绝后的大好机会。这样能提高我们的政治警惕性，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分清人民和敌人。
“社会主义的敌人是非常狡猾的。有些人打着红旗反红旗，有些人笑中藏刀。他们勾结国外帝国主义和国内资产阶级，反对社会主义，妄想让中国人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你们能允许他们成功吗？不！当然不答应，一百个不答应！
“上海解放十七年了，然而直到最近，外资公司仍留在市内。他们的办事处，占据了最好的地方，他们的汽车，在我们的马路上奔驰，外国人和少数忘了自己国籍的中国人，为他们服务，还傲慢地四处吹嘘他们的丰功伟绩。我们知道这些公司都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他们希望能继续在中国进行剥削。我们中国人民是不能容忍这些的，因而，我们关闭了他们的公司，赶走了外国人。这个公司的许多中国职员都被他们腐蚀了，他们的思想混乱不堪，我们必须看清。事实上，他们之中，有些是绝对反动的。我们的任务是落实毛主席的教育改造他们的政策。几个月来，我们为他们办了政治理论学习班，但没有人能接受改造。进行自我批评和认罪是改造的第一步，假若他本人不面对事实，并承认自己的罪行，那么，为了让他更好地进行自我批评，必须首先接受他人的批评。今日召开的大会是对陶方进行批判，并由他自己作自我检讨。
“大家都知道陶方是何许人？三十五年来，他一直是亚绀亚公司的走狗，这家公司是一家大型的跨国公司，世界每个角落都有它的机构在牟取暴利。用列宁的话说，这是资本主义企业中最凶恶的一种剥削方式。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水火不柏容的，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公民，陶方不能为资本主义国家企业的利益服务。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帮助他，希望他能看到光明的一面……”
当我听到我们公司过去的会计主任陶方，是这次大会的对象，感到非常意外。因为我一直认为，他们对陶方的印象是比较好的。他的大儿子曾在五十年代，被派往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留学，后来又加入了共产党。我知道每个送往国外学习的青年，必须对其家庭出身进行全面审查，其中也包括他父亲的工作及政治观点。对陶方必然在他儿子出国时就通过了审查，我不懂为何现在要揪出来批判。
解放以来，我曾仔细阅读马克思的著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写的一些理论文章。我感到，社会主义在中国，似乎只是摸索试行的阶段，尚未形成一套固定格式。我想或许是共产党的政策经常在变动，致使它像天平上的砝码一般，一直在左右移动着，当情况走向极端化而发生问题时，北京方面就执行一些调整的措施，然而有时也会矫枉过正，便再进行调整。但其关键在于，吃大锅饭的经济制度阻碍了生产力发展，而中央的经济计划，又顾不了基层的实际情况，从而影响了群众的积极性。
当上面的政策发生了变化，价值标准也就有所政变，昨天认为是正确的东西，今天可能就不对了，如此摇摆不定。因此，基层领导的指示和措施，仅能在一个时期内有效。所以我认为这次会议并不很重要，作报告者，不过是一个中层领导干部，嚣派往亚细亚公司原职工中领导文化革命的。在我眼中，这场运动不过是场左倾运动，过不多久，当其过分激烈时，上面调整的措施就会下来的，老百姓将有数月或数年的安定，直至下一次运动。北京有人深信，政治运动是促使人类前进的动力。因此我想，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有如那连绵不断的各次政治运动一样，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
我一面昕着长篇大论的充满火药昧的发言，一边四下打量着会场，只见墙上挂着“打倒帝国主义走狗陶方”的横幅，在他名字上打了两个红叉，这表明他已是敌人了。但我在刚刚进入会场时，并未注意到这条横幅。因为墙上挂满了各种标语口号。宣传，在中国人民生活中极其重要。它们歌颂毛泽东、共产党、社会主义，宣传人民的义务。它们鼓励人民努力工作，学习毛泽东思想，听共产党的话。每次的政治运动一开始，这些口号便作为打击敌人之用。自文化革命开始以来，到处都张贴着数以万计的标语口号，人们不可能一一都能看到，也有些人对它们视而不见。
发言者提到，陶方的糜烂生活，是因长期与资本主义共处而致。看来，他的罪状是生活方式：过度酗酒，讲究吃喝，及种种领导看不顺眼的散漫表现。对这些罪行名目，我并不惊讶。因为我知道，一旦某人被揭发出来，他会一无是处，而任何错误表现，都是算在受资本主义影响这笔账上的。
发言者全面深刻地批判了陶方的私生活，并强凋这是资本主义对他的腐蚀。之后，他的语气态度反而更加严厉。他的目标，开始转向帝国主义及其对中国的侵略历史。对他来说，陶方的错误，并非因为他缺乏自制力，而是因为他曾在一家百年前侵略过中国的一个如此罪行累累的国家所属的公司里工作。他提到一八四O年的鸦片战争，其口气就好像它们就刚刚发生在去年。
虽然他的措词铿锵有力，掷地有声，闻或把音量提高到声嘶力竭的地步，但他的发言，却是冗长的，慢节奏的。他不时停下来喝口水，或看发言稿。他知道这里有一批被强迫参加的听众，没人敢在结束前擅自离开，他的讲话再冗长，听众们也不得不洗耳恭听。室内闷热难熬，听众也渐渐感到不耐烦了。我看看衰j已快十二点了。可能发表高论的那人感到累了，且也饿了，他突然结束了发言，宣布休会，下午一点三十分再继续开会。话音刚落，大家都起身涌向出口处。
外面，正午的烈日，火辣辣地硒着马路。树荫下停着一辆三轮车，我跑过去请他快快把我送到家去，我愿意加倍付钱给他。
早晨带我去的那个人，突然从大楼里冲出来，大声喝令我停下。他要我在学校的食堂吃中饭，这样我下午就不会迟到了。他那么猴急地要扣住我，竟牢牢抓住三轮车的把手不放。我再三保证我一定准时赶回来，他这才悻悻地放了手。
我那幢可爱的小楼，，窗上有帆布篷遮，凉台上垂挂着绿色的竹帘，与那热不透风的会场相比，这里简直成了我的避难所。我的衬衫已全部汗湿了，粘粘地贴在背脊上，我马上冲了个淋浴，喝了杯冰镇茶，并享受了一餐厨师为我准备的可口的午餐，再在床上闭目养神约半小时左右，便坐了那辆预先让他停着等我的三轮车，再返回会场。
待我赶到会场时，还稍稍早了一点，但我已是最后一个报到的了。我在第二排一个靠着柱子的座位上坐下，如是我坐累了还可以有个靠处。我又随身带了一个大挎包，里面放着一瓶水，还有茶杯，另外还有两块巧克力。因有了这一切准备，我心里似乎也踏实了，静静地等着那人继续他的发言。
会场渐渐满了。到两点钟，还是那儿个人，又登上了主席台，依次坐下。蓦地，那发言者突地向后面的人做了个手势，出乎意外地，陶方被带入会场，戴着用白纸糊的高帽子，上面写着“牛鬼蛇神，，要不是他那悲戚的表情，那就活像个小丑。
在中国神话传说中，牛鬼蛇神，是指那些专门伪装起来作祟的魔鬼，一旦他们被人识破了，便会原形毕露。在文化大革命中，它被用来代表所谓黑九类：一九五O——九五二年土改中划为地主的，一九五五年合作化时划为富农的，一九五O年镇反和一九五五年肃反被揭发为反革命的，共产党执政后，各时期被逮捕的坏分子，一九五七年反右时被揭发的右派、叛徒(即曾被国民党逮捕的共产党员中被疑叛党投敌或泄露组织机密者)、特务(与国外间谍机构有联系的男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共产党员中，在工作上不坚决执行极左路线政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及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
“牛鬼蛇神”简称“牛”，在文革中被消除出来的九类人被集中监禁的地方，称为“牛棚”，当运动的范围扩大时，每个单位都设有牛栅，而每个组织的革命群众，都有权处理这些“牛”，惨无人道的待遇再加上残酷的逼、供、信，使许多“牛”的生活，比普通监狱里的犯人更恶劣。
陶方完全变了一个人样！当他和我在一起办公时，他总显得非常自信，现在却变得如惊弓之鸟，颓废萎靡，人也瘦了一圈，与过去几个月相比，似老了好几年。后面几个青年人，却在窃笑。当陶方被带到台上时，后面的人都站起来看，把长凳都推倒了。于是，有人把一张椅子搬到台前，令陶方站在上面。陶方爬上椅子，戴上高帽子，神情卑怯慌乱，后排的几个青年却不禁纵声笑了起来。
这时，有人从后面角落站起来，这自然是事先组织的，他们手里高举毛泽东红宝书，那是每个人必须随身携带的，需要对，作高举时用。他领导全体群众高呼口号：“打倒陶方！”
“打倒帝国主义走狗陶方！”
“……！”
“……资产阶级！”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
霎时，一切喧闹声笑声都煞住，大家都起身高呼口号，手中挥着语录本。我没带语录本，生怕被人发现，只得讪讪地慢吞吞拖延着。令我深觉不解的是，陶方竟也跟着与反对他的人一起举手高呼口号。这时，我便把我身边的扇子、提包、水瓶、杯子等一一收拾好，放在长凳上，然后站了起来，其时其他人已停止喊口号并坐下来了。所以，我只得重新把那些杂七杂八的东西拿起来，方可坐下。挨着我坐的一个人看不惯我的样子，把身体挪开我一点，好像怕我的不良行为会玷污他似的。
当群众开始愤怒地声讨并斗争犯罪分子陶方时，他被一把揪下椅子，在他低头下来时，不慎把那顶高帽子丢落在地上。那些学生又发出哄堂大笑。陶方恐惧地看看主持会议的人，显然，他怕被指责为故意的。当另一个人把帽子拾起放在桌上时，他才松了口气。
那会议主持人，鼓动公司其他职工，包括早晨来我家的两位，及其他一些在陶方所在的金计科工作的低级职员上来发言。他们依次上台表示他们对陶方的愤怒和仇恨，重复了上午会议主持者对陶方所揭发的一些内容。我知道，批判的范围和内容，事先都是领导指示的，他们只是不加思索地按上面布置的去说，如讲不同的内容，便是批判不深入。中国人已得到一个经验，就是自己不假思索，仅照上级的指示办事，那么上级就会更相信他们、赏识他们。那些老职工对陶方批判了好长一段时间。所有获准发言的都是工人和低级职员，我们这些高级职员，则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参加，他们只是低头静静地坐着。
最后，会议主持人又发言了。他告诉大家，陶方经过运动积极分子几星期的教育帮助，最后已承认了错误，他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受害者。说着他就转过身去，对着陶方，以一个粗暴的教师训斥一个顽劣的学生般口气对他说：“这是事实吗？是帝国主义者用高薪收买你当他们的奴隶？你为了他们给你的高薪和金钱，出卖了你自己的灵魂，为他们干了不少肮脏的勾当，是这样吗？”
会场顿时安静下来，等着听陶方的回答。但他并未痛哭流涕表示悔改，只是沮丧地点点头。
我认为他承认自己是“以金钱出卖了灵魂”实在太愚蠢了，这样，将引来他们要求更高的揭发，最终使他自己无法解脱。我认为最好是实事求是地给他们解释，亚细亚公司在共产党解放中国后，之所以能依旧按从前的薪永支付给上海职工，只是因为当时政府对此不加干涉，当然公司也就不对职工削减薪水。他还可聪明地说(如此对方就难以反驳了)：为外资公司服务，也和国家机关企业其他职工一样，并不影响个人为人民服务的权利。
“现在，陶方作检查。”那人宣布道。
陶方仍是那沮丧不振的样子，眼睛也不往人丛扫一扫，从口袋里拿出几张纸，毫无表情地低声读着准备好的检查。他虚心地承认了大会对他所揭发的全部罪行，也承认他之被打倒，是因为他缺乏社会主义觉悟。他痛悔为外资公司工作了三十五年，他们毁了他的一生。他为受帝国主义分子的宣传所蒙蔽，为受亚细亚公司优厚待遇的奴役而感到羞愧。他恳求无产阶级的宽恕，并给他改造的机会。他也提及，他儿子是党员，是国家培养他出国深造的。他自己生活的堕落，是对政府忘恩负义的表现。他向大会表示，决心认清外国资本家及帝国主义者反对共产党中国的阴谋，并努力揭发他们的卑劣手段，以实际行动表示他痛改前非的决心。他说他正在写一份详细的认罪书以交代他在亚细亚公司所犯下的罪行。
他在发言中过分强调了对自己错误的谴责。她的嗓音是时时颤抖的，有时张开了嘴，却说不出一个字。当他翻动发言稿时，双手在索索发抖。我相信他这样的紧张并非因为恐惧，因为他自己心里明白他并未犯啥罪，毕竟亚细亚公司在中国设立机构，是政府允许的，而且也是需要的。同时我也清楚，我们公司是谨慎正确地按照中国政府的法令办事。对这点，陶方也是十分明白了您的。我看他主要问题是在精神体力上已过度虚脱，致使他完全屈服了。我肯定那得归功于“帮助”他的人花了几天甚至几星期的昼夜不息，对他不断的审问及施加压力。大家都知道，当一个人处在体力瘫痪、精神崩溃之际，什么都会招认的。这种逼供方式被称为“疲劳轰炸”。
要是仅从我个人方面来讲，这次会上的一切表演，可以说对我是无关紧要，毫不相干的。但即使如此，却也令我发指。这次“斗争大会”对我产生的第一个想法是，以如此野蛮的手段来对待一个人，竟发生在我可爱的有着五千年文化历史的祖国，这让我感到恶心和羞耻。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感到自身的堕落！
还有人在继续呼口号，但大家都已涌向门口。
刚刚企图阻止我回家吃午饭的那人又在走廊里等我。他对我说：“你来一下，有几位同志要和你谈谈。”
我跟他们来到一间教室，那里课桌椅都给翻堆在一个角落里，那会议主持者和另一人坐在讲台边，那边还有一只空椅子，他们示意我坐下。
“刚才大会的内容都听到了吗？”那会议主持者问我。
我点点头。
“你对大会有什么看法？我想你是第一次参加这类会议的。”
虽然我不能对他们说实话，但我也不愿说阿谀他们的违心之言。所以我就问：“我能向你们请教一下我今天一天所想的一些问题码？”
看上去他有点不快了，但嘴上却说：“你讲！”
“你们代表哪一个组织？是谁授权你们召开这样的大会？除了过去公司的职员参加之外，还有哪些人参加？”
显然他对我问及的“权利”而感到不悦，但还是努力克制着。他回答：“我们代表无产阶级。这会议是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领导委员会授权召并的。”
我要他解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他说这是一场清除中国社会中阻碍社会主义前进的一切阻力的大革命。他重复了经常运用的毛泽东话录，并告诉我：每个中国人必须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能有例外。
“你必须老老实实，像陶方那样，好好改造自己。”他说。
“我并未觉得我有啥不对。”我说，在我的语调中，表示出对他这样的话的惊讶。
“可能你再三考虑后就会改变态度的。”另一个人说，“假若你要包庇帝国主义分子，不会有好下场的。”
“这有什么可包庇的？帝国主义的每项活动都记载在我们的史册里。”我回答。
那人提高嗓门说：“你这是什么话？我们不管过去的事，我们只谈目前，关于你供职的公司，陶方已承认一切罪行。我们知道，亚细亚上海办事处就是挂羊头卖狗肉；我们也知道，你在这场肮脏的交易中所扮的角色。别把我们当作傻瓜。”
“我真不明白你所说的。”我说，“据我所知，我工作的这家公司，从未做过违法的或不道德的事情。中国有公安部门，要有什么错误，当然早就会被发现了。”
他俩蹬大眼睛看着我，几乎同时叫出来：“你想包庇帝国主义分子！”
我愤怒地说：“你们误会了，我不过把事实讲讲清楚，我了解他们。我为何要包庇他们？亚细亚公司上海办事处已关闭，英国总经理也已走了，没有人需要我庇护。”
“是呵，英国总经理已走了，但你仍在。你像他一样了解一切情况。你丈夫当了多年的总经理；他死后，你接替他入公司，你肯定知道一切内情。”
“正因为找了解公司上海办事处的各种情况，所以我讲他们从未做过任何不妥之事。”我说。
另一人打断了我的话。他说：“我建议你现在回家好好想一想，我们再要找你时，会通知你的。告诉我你的电话号码。
我给了他电话号码，就离开了。
外边，已是暮色苍茫的傍晚时分了，一阵微风迎面拂来，令人十分舒适。我决定步行回家，这样既可活动一下身子，也可思考一下问题。
当我走过第一医学院时，我看见我的朋友薇妮，从半闭着的大门中挤出来，后面跟着一大群她的同事。我们互相招呼了一下，她与我一起结伴回家，因她就住在我家附近。
“这么晚了，你怎么还出来？”薇妮问。
“我刚才去参加一次批判会。我被责令参加文化大革命了。”
“是否因为亚细亚公司上海办事处已关闭的原因？快说给我听。”
“说来话长，上我家和我一起吃晚饭吧？”我问。我很想听听薇妮的意见。她已经历过多次政治运动，对于如何应付这些情况，是很有经验的了。
“好吧。我等一下在你家打个电话回家，这几天亨利都回来很晚。每来一次政治运动，他当教授的，总得付出代价。教授永远是运动对象。”薇妮说。亨利是她丈夫，在同济大学建筑系当教授。
“亨利有啥麻烦了吗？”我急切地问。
“没有！谢谢上帝，还没有。”薇妮回答着，从提包里摸出把梳子梳梳头发。“你的佣人看见我这样蓬着头发来吃饭，会吓昏的。”她虽已年过四十，有了三个儿子，但仍保有一个苗条的身材。虽说她穿着一身与她极不相称的人民装，然而仍显得十分俏丽。她必须把自己装扮得像一位医学院的英文和拉丁文教师那样。她自获得新英格兰女子文学院的英语文学学士学位后，便和她丈夫，英国剑桥大学毕业生，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回到中国。亨利被聘为同济大学建筑系教授，后来升为系主任。但在当时高速度的通货膨胀下，教授的工资无法赶上物价的上升，为了贴补家庭开支，薇妮经常给上海的欧洲侨民教授中文。他们切身体会到，国民党政府无力管理战后的经济问题及学院的改革。因而他们由衷拥护一九四九年共产党解放中国，以求获得安定和平。
在那时，因为国民党封锁共产党解放区的真实情况，因此上海人很少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一九四九年年前，有关解放区的消息唯一来源，就是不时访问延安的西方记者和作家对解放区的光辉报道。他们中多数是民主人士。他们被共产党领导人诚恳态度及严肃纪律所感动。解放前，在国民党统治区，共产党地下党大力宣传，许诺要在解放以后进行和平建设，建立全国统一战线及一个民主的政府。这一切和国民党的腐朽统治形成鲜明的对比。中国知识分子热诚地接受了共产党的宣传。
上海解放后，政府鼓励妇女出来工作，一九五O年薇妮便担任了医学院的教师。次年，为了统一管理大学，开展了思想改造运动。薇妮和亨利突然醒悟过来了。虽然他们两人在这次运动中未受牵连，但他们必须忍气吞声地反省他们的家庭出身、所受到的帝国主义教育，亨利还要对建筑设计中表现出来的世界观及教育思想进行自我批评，他们反复写批评性的自传。经过这一阶段的惩罚和屈辱的考察，亨利被认为不适宜继续任建筑系主任。因当时全面采用苏联教材讲课，中国的一些传统工作方法及西方的建筑设计，被藐视地称为封建的和腐朽的。
虽然思想改造运动在一九五一年结束了，但大学各级组织都派驻了支部书记。他们全面管理教工的工作和生活，他们中大部分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也从未当过教师。亨利和薇妮住在分配给他们的房子里，接受了他们支付的薪水，按照党领导的指示工作。这两位受过高等教育、活跃又富有想象力，对共产党的领导充满信心的青年，在极左路线对知识分子的怀疑迫害下，变成了一对教育机器。但他们还属幸运儿，全国有许多大学教师，情况比他们还恶劣，有的被送去劳动改造，有的竟被清除出学校。
朝鲜战争结束后，周恩来总理觉察到知识分子的困境，想改善他们的处境，试行比较开明的政策。薇妮和亨利得以分配到一层较宽敞的公寓，该公寓就在我住处附近。工作上也少了些约束。薇妮经常来我家，借阅一些我能从香港及英国办事处进口的杂志和书籍，或来我处享受一番立体声音乐唱片。
一九五六年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各级领导都鼓励人民群众向党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改进工作。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及人民群众，向共产党提出了建议，也有发牢骚的。但薇妮和亨稍却克制着，他们什么也没说。因此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时，未被波及。当时，不少提意见的成为右派分子，其中许多人失去公职，作为敌人被送去劳动改造。有些人降级降薪，这使全体知识，分子胆颤心寒，使中国的文化实质上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当薇妮和我抵家时，未及我举手打铃，门已开了，原来老赵一直在门口焦虑地等着我。他告诉我，我女儿已来过电话，说是不回家吃晚饭了。
“请关照厨师，黄太太今晚在此吃晚饭。”我吩咐老赵，一边带了薇妮上楼去了。
老赵在餐桌上安排好两人的西餐，桌上铺着白亚麻绣花台布。餐桌中间，是一瓶白颜色的荷兰石竹花。
“厨师说，菜是炸鲑鱼和新鲜色拉，可以吗？”老赵问我。我通常中西菜轮换着吃，以厨师在菜市上能买到什么菜决定当天的菜谱。
我转向薇妮征求她意见，她说：“太好了，我就喜欢吃‘鲑鱼’。”
当我们在餐桌前入座时，薇妮望望我那幅浅蓝色的大幅油画，那是位名画家、原浙江美术学院院长林风眠的作品。这幅油画，是我那以蓝白色为基调的餐厅中的中心装饰。它在外形和色彩上，都和我陈列在餐具橱里的蓝白青花瓷器及康熙花瓶相配。
“你听说林风眠有严重问题吗？”薇妮对我说。
我感蓟不可思议。我知道那位画家为人民政府赚了不少外汇，政府以低价收买了他的画，然后在香港以二十倍或三十倍的价格出售。
“他被指控宣扬西方腐朽文艺。但更严重的是，他里通外国，并给来访中国的外洋船船长递送情报。他家所在的里弄干部看到，常有外国人上他家去。”
“呵！他的妻子和女儿在巴西。我可肯定，那位船长是来他家买画的。”我说。
“许多画家都出问题啦。你的老师鲍小姐也受批判了。说是有一次她画腊梅树，她让上面的花枝都是往下垂的，没有往上攀，这就影射共产党要灭亡。”
我放下刀叉，对薇妮说：“他们简直是疯了。古代画家描绘梅树，总是挂在悬崖上往下垂的。这并不是她发明的。”
“你真不知道，他们可能也从未见过名家的画。美术部门中不少领导，根本都不懂画；也不要求他们具有区别水彩画和石版印刷的能力。”
我们的话题都是不愉快的事，因此影响了我们的胃口，使我不能公正地评价我的厨师给我准备的可口晚餐。
当我们在起居室里饮茶时，我对薇昵讲述今天参加批判大会的情况。她沉吟了一下，说：“现在亚细亚公司上海办事处已关闭，可能你也要和我们同等待遇了。因为不会有一个海外人士会知道你的情况。”
“你看他们要我参加会议的目的是什么？”我问她。
“当然是恐吓你。”
“我可不是那么答易给吓倒的。”
“我想他们不了解你。他们只知道你很富有，养尊处优，从未经历过政治运动。他们认为你可能会害怕的。大概他们低估了我们的胆量了。”
“他们要恐吓我什么？目的是啥？”
“在这节骨眼上，一切都难说。不管怎样，你总归要作好思想准备，从最坏处着想。要小心谨慎，守口如瓶，不管怎样激怒你，说话都不可疏忽大意。”
“那你自己呢？你如何应付呢？”我问她。
“我已精疲力尽了！一天到晚开大会、写大字报。学校已停课。有几位教授和专家都已被揪出来了。情况似比一九五七年反右更严重。”
“那你会成为揭发批判对象吗？”我问她。
“也难说。不过我看我并不是重点对象。我当了十六年普通讲师，从末升过级也未加过工资。我总是谦虚地向党支部请示汇报，也从未带头沉迷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我总是按领导指示办事，哪怕我明知他是错误的。在政治学习会上，我也从不发言，除非他们点名，我也只是把小组长或支部书记的话再重复一遍。我想我的表现没啥不妥之处，我分析结果认为，职位越高的人，将会有越多的麻烦。俗话说‘树大招风’嘛！”
“亨利呢？”
“我正在为他担心呢。我想，他会和其他教授一样被打成牛鬼蛇神‘挨斗’的。”薇妮无奈地说，然后闭上眼睛叹口气。
“我想他平时就是闷头教书，也从不乱说什么。”我说。
“真的，他从他那些被打成右派的朋友中吸取了教训。但一则他是一级教授，且他出身富家，姬姐又在台湾。”
“但你们和她姐姐又无来往，你们又不和她通信。”
“那不管。她在台湾，她是亨利的姐姐，假若他们要把它作为一个政治问题，我们也没有办法。”
老赵进来为我们冲茶。
“厨师说在他回家前要与你讲句话。”
“好，请他进来。”
老赵和厨师一同进来了。
“刚刚你回来之前，亚细亚工会副主席戚又来过了，他要我转达个口信。”厨师说。
“他说什么？”
“要你对领导讲话谨慎些。今天你走了后，他们在责怪你态度粗鲁。戚要我告诉你，领导发火了。”厨师说。
“戚是个好人。”老赵插嘴说。
“好人？你没看到他刚才在批判大会揭发陶方那副穷凶极恶的样子，我还记亿犹新呢。”
“假若有人授意他如此，他也没办法呀！如果他不是好一·27·人，何必要自找麻烦来告诫你呢。”老赵为他申辩。
“对的，老赵。我是要当心点。难为·戚来通知我，谢谢你们两人来告诉我此事。”我对他们说。当两个佣人离去后，薇妮说：“他们j)L待对。.，你必须小心谨慎，在政治运动中疵不着去触怒这些头儿脑儿。他们具有决定你命运的权力。假若他们送你去劳动改造，你也只得去。”
“他们怎么可以送我去劳动改造？薇妮。”我说，“我没有为人民政府工作，我也未犯法l”
“你太天真了l假若他们真要这么做，也是可以的。你住在这里，你没有离开这儿出境。不受人民政府雇用唯一的好处，是他们不能减你薪水。”
薇妮起身告辞，我把她送到门口。
“你为何在去年亚细亚申请停业时不去香港定居？'，薇妮问我。
“我怎能提出呢？总经理在谈判时需要我。他不懂中文，全部业务都是用中文办理的。我不能撇下他一人去独自应付这些。亚细亚公司向来待我很好，我不能在他们需要我时抛弃他们。”我说。
“我希望他们赞赏你的责任感。现在他们不能帮助你了，你应该及早离开这里。’’薇妮说。
“我希望你和亨利俩，能像反右时那样，安然度过。”我对她说。
“我有种不祥预感，一场大难将来临了。”薇妮神情戚然地说，“想想这些年来，我们活着，仅仅就是为着生存！”
我们在门口互相道别。薇妮走了几步，又回头对我说：“我可能在问题未搞清之前，不能再来看你了。必要时我们通通电话。”
“好，保重。”我说。“你也保重。”她对我挥挥手。
我关上大门，顶着清纯的夏夜星空，慢步踱回里屋。呵，那本是一个多么动人的仲夏之夜！
我觉得疲惫不堪，内心压得沉甸甸的，就走进卧室一头倒在床上，却又辗转难以成眠。这时，我听见女儿回来了。
“妈，妈！”她大声嚷嚷着，活像个十来岁的娃娃，蹦蹦跳跳地上楼来了。
我在卧室里答应着她。陈妈手托着牛奶和三明治，跟在她身后进来了。
“天呀，我快饿死了。打早饭后，我还什么都没下过肚呢。”曼萍咕咚咕咚地扬脖喝着牛奶，我发现她手指上满是墨迹。
“看你的手！这样黑涂涂的手，能伸出来抓三明治吗？都二十三岁的大姑娘了，怎么还像个娃娃。过去像你这般年岁的姑娘，早就出嫁了，孩子都生了二三个啦。”陈妈絮絮地唠叨着。她在我女儿幼小时就来我家，所以满可以像老嬷嬷般教训她了。
“现在可不是‘过去’，亲爱的陈老太太。”曼萍咕噜着去洗手了。
陈妈把托盘放在桌上，在转身离开之时，她对我说，“你一点都不用担心，老赵和我总归会保护你的。”
“谢谢你，陈妈。谢谢你对我的关心。告诉老赵和厨师，不要为我担心。”我说。她的真诚的关怀，让我感动。
“你这样孤零零一个人，我们真不放心你。假若先生还在世，那就好了。”她自语着就带上门出去了。
陈妈就是老封建，每每遇事，她总认为男人才有办法。其实刚刚在女儿回来前，我正在思念丈夫。自他逝世后，我这还是第一次，不为他的去世惋惜。谢天谢地，他不在了。否则，他必然难逃一场凌辱和迫害。
浴室门关着，水龙头哗哗作响，女儿在淋浴，根本不觉察我们在说些什么。
女儿曼萍，是个可爱聪敏的女孩予。她在解放后成长的，因此她并不意识到，一个像她这样教养极好且出身于富家的女孩，原本可以享受到更多。相反的，在这个提倡平等的社会，恰恰就是她这种家庭出身的，不能享有与他人一视同仁的政治及生活待遇。在她整个童年时代，就常因为家庭出身而遇到种种麻烦。比如她想进一个质量高一点的中学，那她的入学考试成绩，就必须在八十分以上，而工农出身的学生，六十分就可入学了。
“这不公平！”当时我曾表示反感，为我女儿遇到的不公正待遇而发怒，“为什么要定这种不公平的规矩？”
“妈，没什么关系的。我能考到八十分。我考得到的，这又不难。”这话竞出自一个仅十二岁的女孩之口。
“那不公平。”我依旧对此耿耿于怀。
“不过，妈，老师们说，工农出身的孩子放学后还得做家务。他们的父母没能力辅导他们做功课。所以，假若你能客观地设身处地地分析一下，你就会发现，他们这样规定是很公道的。”她在小小年纪，就已十分通情达理，体谅人意了。
以后，她屡遭这种区别对待。每每这时，她总是自感负罪，为自己的出身感到羞耻。与其他跟她同样身份的孩予们一样，她必得付出较之工农子弟加倍的努力。她很用功，成绩优异，在著名的市二女中，她担任学生会主席，多次受到表扬和奖励。她似乎已能轻松愉快地适应所处的环境了。她稻。许多朋友，不少都是工农出身的。虽说曼萍生性为人亲切大度，但因着“剥削可耻”的重负，使她内心经常滋长一种自卑自责之感，这使她十分乐意帮助这些工农出身的朋友。她请她们到家里来吃茶点，帮助她们复习功课，有时也上她们家帮助她们做些家务。当我十分赞赏她如此做时，陈妈却表示坚决的反对，尤其当她将干净衣服借给同学，却把她们的脏衣服带回来给陈妈洗的时候。
她自幼喜爱音乐，我们特地为她置办了一架钢琴，并为她聘了一位钢琴教师。她十岁对，就是市少年宫小伙伴艺术团成员了。她在那里参加了戏剧和音乐小组的活动。她讲得一口流利标准的普通话和英语，因此当少年宫有讲英语的外宾来参观时，她就充当小翻译。她刚学会走路，就在澳大利亚学会游泳，所以她是班级里一名义务游泳教练员。十五岁还在上中学时，她就被上海体育协会选为上海划船组织的假日教练员，从而成为上海第一个女子划船队的队长。
虽然我们生活在政治运动不绝的时节，而我们周围的朋友邻里一系列不幸的遭遇，又会我们感到消沉不安，但我从未为我女儿犯过愁。我认为她学习成绩优秀，当然能考进一所名牌大学，毕业后能分配进比较理想的单位，并能找到一位可信的丈夫。至于她的工资将来可以有多少我不在乎，我会贴补她，就像其他许多中国家庭的父母那样。
我希望她在毕业后，能在上海分配到工作。这样，她就可以住在家里了。不过对这一点我是不能肯定的。我知道许多像她这样出身的青年，都被分配到边区工作，那里落后又贫困。我几位朋友的子女就是这样。眼看着我的女儿，由一个十几岁的黄毛丫头长成一亭亭玉立的窈窕淑女了，我不知道等待她的将是什么。在我心绪比较好时，我就遐想着，将来把三楼改为一层设备完善的公寓。给她做小家庭之用。而扶养孙子，对我来说，也是奠大的安慰，我沉醉在自己编织的幻梦之中，我几乎已感觉到，那活蹦活跳的小生命，此刻就雀跃在我的怀星。
当有次女儿告诉我，有两位在新成立的上海电影学院任教的著名演员，来找她谈话，建议她作为一名被特别挑选的有培养前途的对象，参加该院的入学考试时，我真感到出乎意料之外。我看她对此颇感到得意。但我与她看法不同，我希望她能从事以文化知识为资本的工作，而不是靠她的外貌。
“电影学院就在虹桥路，靠近原来的高尔夫球场，我每个周末都能回家。那两位老师还对我说，将来所有毕业生都能分配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工4作。事实上，那学校是电影制片厂的附属机构，他们派了许多能慧眼识才的教师去全国各处挑选演员。这是很有诱惑力的，因为大家都想留在上海。”
“但你到底是不是从心里乐意当个电影演员？”我问她。
“我无昕悄。我可以胜任，这又不难，”这是她对待困难的一贯态度。
“我知道你能成功，问题是你是否愿意从事这项职业？”我认为这点至关紧要。一个人只有在热爱自己工作的前提下，才身心愉快地从事它。
“我从不考虑自己将来究竟要从事什么职业。那是空想，不管用的。因为我得服从国家的分配。要是我个人心中另有所向，那会让我感到失望的。我的朋友们也从不作这种空想。”她说，“我愿意听从国家分配。假如我努力出色地把它做好，我想自然就会对它发生兴趣的。”
我想她持这样的态度是十分识时务的。但倘若一个人被分配终身倒马桶，那他会因工作努力而感到身心愉快吗？
“你已决定报考了？”我问。
“是的，假如你能同意。两位老师已正式通知我了。要么以对此不感兴趣作借口，否则，我很难启口回绝他们。另外我希望，我可以留在上海。我最怕把你一人扔在家里，然后每年只有一次探亲假，或者只在春节期间圆家住一阵。”女儿说。
“就是呵，亲爱的孩子，那当然是最要紧的。我最最放不下心的，就是怕你给分去外地工作。”我完全同意她的计划了。
即使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文艺工作依然是十分富有魅力的，但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与其他同龄的工人、教师相比，并没有高薪或更好的福利。一个演员的天职就是为人民群众创造娱乐，因此除了拍戏外，她得经常下工厂、人民公社，煤矿、油田等巡回演出。那是十分艰苦的。但她认为这些经历，更增强了她对祖国人民的爱心，她认为演出就是为人民服务。对她来说，这是一种有意义的生活。
此刻她一边吞着三明治，一边告诉我整整一天在电影厂的情况。
“我写了整整一天的大字报。上面布置下来的，谁的大字报写得越多，谁的革命觉悟就越高。因此大家就拚务写，把整个布告栏和墙壁，都给贴满了。”
“所以你连晚皈都不回来吃了。”
“我们连午饭都没有吃，以表示我们的革命热情。大家肚子都饿得咕咕叫，可就是没有人带头离开。”
“你都写了些什么？”
“哦，仅仅是口号式的。诸如批判牛鬼蛇神，还有批判中国的敌人如台湾、日本、英国、美国及苏联。”
“你知道怎么写呀？你有没有作过调查？”
“有人就是去作调查了，但我想这样太不安全了。我们大部分人，是从小组长处取得揭发材料。我重点写帝国主义的大字报。是小组长布置给我的，因为他知道我生在国外，对国外的情况比较了解。我不愿写那种针对具体的人的大字报。那些揪出来的人，我又不了解他们。我不愿乱写一通，也不愿拍别人马屁。那些老演员、老编剧和老导演，都得过检讨关。许多人已被揪出来了，他们随时会被那些运动积极分子拉出去批斗，会被责令在烈日头下低头弯腰下跪呢。”
“太可怕了。”我叫起来。
“真太可怕了。我真为他们难受。听说他们中大多数是江青的仇人。听说，毛主席授全权给江青来处置文艺领域的人与事呢。”女儿说。
“她不是已开始搞革命样板戏了？”
“是呀，她好像长期来与文化部领导格格不入，反正，我听人家说，但凡过去江青在上海做电影明星时，名气比她响的女演员，都卷好铺盖准备去劳改农场了。听说她手段挺辣，气量又小。我们最好不谈她。”
“她当然是可以强加于人的。她现在是中国的第一夫人，几个老女演员对她来说，又算得了啥呢？”
“可能她们对她从前的私生活太了解了。人家说她去延安和主席结婚前，就有过许多情人和丈夫了。”
“主席也曾结过几次婚，为何她就不能有过几个丈夫？她倒有点像好莱坞电影明星。”我笑了，“你长在中国。把这方面事看得很严肃。告诉我，你自己呢？你会被批判吗？”
“妈，你也太傻了，我又不是大人物，我只是一个小兵腊子。当然，我的家庭出身和生在国外，是对我不利的。但多运气，我生在澳大利亚，不是生在美国或英国！”
“当然没有人会说澳大利亚是资本主义国家。”
“是呀，厂里许多人说澳大利亚是英国的殖民地，那里人们还在受压迫。他们不知道，澳大利亚人原来就是英国人，那里只有袋鼠，才是土生土长的。”她说着哈哈大笑起来。
吃完了三明治，她起身准备回自己房间了。忽地她问我：“妈，你今天一整天是怎么过的？”
“我被通知去参加批判会，批判我们公司一个会计主任。看来，我也得参加文化大革命。我可能是运动对象。”我对她说。
“呵！这太怕人了。你为何早点不跟我说？”曼萍吓了一跳。她重新坐下来，要我把情况一一详细告诉她，之后，她很为我担心。她问我：“你工作中没什么问题吧？你没犯过什么错误吧？”
“当然没有。”我告诉她。
“为什么他们只揭发会计主任？可能他在公司工作时，违反丁外汇管理条例，或者没有付税？”
“我们每次税额都付清，我遵遵守外汇管制条例更是小心翼翼的。”
我们俩霎时都沉默了。我们都认为，任何推测忖度，都无济于事。我催她去睡觉。我们又沉默了一会，她才对我道晚安。在她离去时，似已比刚进来时成熟多了。
我熄了灯，在黑暗中睁着眼。我在想，文化革命也是我女儿第一次经历的政治运动，我不知道这对她前途会有什么影响。一忽儿，我的房门又被轻轻推开了，我扭亮了灯。
“妈，我睡不着。我下去弹会琴好吗？”曼萍穿着睡衣站在门口。
“我跟你一块下去。”我说着，就起身随她一起下楼了。
弗罗莎——曼萍的波斯猫，正伏在外面凉台上，看见我们，当便喵喵叫着踅过来。我拉开百叶窗，曼萍出去把她抱进她书房里。她将弗罗莎放下，打开琴盖，按了几个音阶，转身问我：“弹什么呢？”
“什么都好，就是不要‘革命歌曲’。”
她开始弹奏肖邦的夜曲，一边轻声问我：“好吗？”
我点点头。弗罗莎路缩在曼萍脚下，真是一幅温馨安宁的、充满天伦之趣的图画。但是，我们已放置身在一团无形的厄运与危机之中了。
第2章 大风暴的前夕
自那次批判会后，我又被那两人召去过几次，我们的谈话内容与上次所谈的大同小异。一次，他们要我将所认识的美国人及欧洲人的名字及他们的职业，还有我是何时何地、在何种情况下与他们相识的，一一向他们交代明白。待我把这一切都写好交上去时，他们只用眼角草草瞄了一下。他们并不问及公司的一些具体实际事宜，只是一味启发暗示我，要揭发亚细亚公司原老板及我自己的罪行。他们除此以外，对我并没有其他要求。
我当时就有一种感觉，似乎他们在故意拖延时间，以等待上边的指示。因为当时，在共产党党内，正进行着尖锐的夺权斗争，争夺的焦点，就是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问题。
据透露，在八月初一次中央委员会议上，毛泽东写了一张大字报，题为《炮打司令部》，重点在于揭发在人民政府内(即以刘少奇为国家主席的政府机构)及党中央书记处里(以邓小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书记处)，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因为他们的政策，保护了资产阶级，并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这张大字报在全党及政府各级领导机构引起强烈的反应。为了挽救自己在当时形势下的名誉，刘少奇作了形式上的检讨，诸如为了满足城市副食品供应，他实施了准许农民保留自留地、设立自由市场的经济政策.使资本主义在中国具有得以复辟的温床，促使了社会主义的倒退。事实上，正是刘少奇施行的这一经济政策，在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O年的大跃进失败后，挽救了面临崩溃的中国经济。然而刘少奇的自我认罪，是一次战术上的错误，这使他自己陷于一种十分不利的困境之中，从而使激进分子找到攻击他的突破口。
毛泽东在中央委员会的胜利，促使极左分子组成中央文革小组来替代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机构。渐渐地在红卫兵和“革命群众”的围攻中，各级党政地方机构全面瘫痪了。中央文革小组成了最高的统治机构。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就是其中成员之一。他们拥有绝对权力，而且全体文革小组成员，都被选进中央政治局。在整个文革期间，江青以毛泽东妻子的身份，以毛的发言人及代表自居，借传达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为名，进行篡政夺权，以满足自己的私欲。如此一个曾在政治生涯上冷落了几十年的残暴又野心勃勃的女人，一旦得势，一点都容忍不了任何不同意见和对她的隐瞒或虚设的权力。成千上万党的领导人、艺术家、作家、科学家及普通老百姓，因为她的无端猜疑而受到残酷的迫害。不知有多少人惨死在她的亲信，即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
在八月份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上，国防部长林彪被指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他对毛泽东的颂扬之词被载入大会的公报之中，刊发在报刊上。林彪声称毛泽东是当代最体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把毛泽东的名字放在列宁的继承者斯大林之上。这种提法，在长达十年之久的文革中，即便在林彪被打倒之后，那些激进分子们都一直没改变过。
一天，在中央委员会的公报发布之后，胡先生，我丈夫的一位朋友，来我家看我。在中国，妻子与其丈夫的朋友，是不大交往的。所以自我丈夫亡故后，他也不大上门，只是在新年，按中国习俗来拜个年，问一下我女儿的近况，稍稍坐上一会就告辞了。他常提及我的丈夫，很推崇他的为人，也十分留恋他们之间的纯真友谊。通常他每次来拜年时，总留下一个红封包，那是给佣人的小账。这是在共产党接管中国后，在极小部分守旧人士中残留的一种旧俗。对他的来访，我是很欢迎的。我认为胡先生虽然脾气有点让人捉摸不准，但待人却是极其真诚的。
当老赵告诉我他来造访时，我好生奇怪。我让老赵把他请进会客厅，并准备好茶点。
胡先生原是一家油漆厂的老板，他厂里出品的油漆驰名全国，并出口至香港及东南亚各地。上海解放后，他在共产党领导下仍然经管该厂。一九五六年对私人资本主义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他的工厂被国家接管，政府向资本家以每年七厘1的利率，按估计的资产价值发放十年定息。资本家除接.受这一切条件外，别无他法。因为胡先生是搞技术的，政府就请他留在原厂任总工程师兼副厂长。另外，共产党另派任党委书记及厂长来管理工厂。胡先生属于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人，但与西方文化接触不多。他热衷中国书法，写得一笔好字，谈吐温文含蓄。他并未受到过崇洋媚外的指责，因为他自己个人的品味、学识和生性充满了中国式的格调。总的来说，在历届适动中他都表现得很好。因为胡先生没有海外关系，这令他有别于其他那些从国外回来的留学生，领导对他并不太怀疑。他对己失去工厂和不得不接受较低的职务所持的态度，始终令我困惑不解。一次我丈夫曾告诉我，许多私方对共产党派来管理工厂的人员，都觉得难以相处，唯独胡先生却与这些替代也掌管工厂的共产党书记相处得很好。
“听说你也卷入了这次文化大革命，不知你近况如何？”胡先生这样解释他的来意。。
“我想情况比较糟糕。亚细亚公司上海办事处正在接受审查，我已被传问，并被要求参加了批斗公司从前的会计主任的斗争大会。”我告诉胡先生，“那些找我谈话的人，好像流露出我们公司在业务上有违法现象，但他们又没明确的表示。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我向来不曾参加过任何政治运动。”
老赵端来一银质托盘，上面搁着我最好的瓷器茶具，一盘堆得满满的英国式小蛋糕及切得薄薄的三明治。这原是我款待那些英国及澳大利亚朋友们用午茶时的规格，老赵这是把胡先生当作上宾来招待。他把托盘置放在沙发前的咖啡桌上。这时，走廊的电话响了，他便去接电话。然后他即刻回来告我：“又是那班人。他们要你立即去一次。”
“告诉他们我很忙，明天再去吧。”我说。
老赵出去后，我听到他在电话里与他们激烈地争辩着什么，然后他又回来说：“他们硬要你即刻就去，说有什么十分要紧的事。
“是谁打来的？假如真的有什么要紧事，不要因为我而耽搁了。”胡先生说。
“就是那些要审查我的人。”我告诉他。
“喔？那你得快点去。他们的话你怎么能不听昵？我就在这儿等你，我要好好分析一下你目前的处境。我是你丈夫的好朋友，我要对他尽责，这是我的义务。你缺乏应付他们的经验，这些人既卑鄙又心狠手辣，你可千万不要得罪他们！”胡先生说。看来他实在十分为我担心。
听说他会在这儿等我，我感到很欣慰。我想听听他对文化大革命及中央的一些看法。我是四点光景离家的，当我回家时，已经八点了，胡先生仍在我家里等着我。当他从会客室里出来，迎接我时，看得出，他大大地松了口气。
“对不起，让你久等了。”
“来，坐下歇口气。那边怎么了？”
老赵给我递来一杯热茶，我呷着茶，把那边的情况一一向他诉说。
今天除了平时那两个召集人以外，叉多了一个家伙，看来像是他们的上级，可能为了讨好那位新来的上级，那两人对我变本加厉地凶狠。我一跨进房，其中一人就气势汹汹地说：“叫你来，你为什么不愿来？”
“我正忙着呢。你应该在早晨先打电话通知我。”
从前，他们还会让我坐下谈，但今天，他们却一直让我站着。
“我们又不是请客吃饭，我们这是在对你审查。你应当随叫随到。”那人冷笑着说。
我总想坐下来谈。
“看你那么一长串的洋人名单！你哪来这么多外国人朋友？你一定与他们十分臭味相投，并且很是崇仰他们的生活方式吧？”他用谴责的目光盯着我，继续滔滔往下说，“你说他们对中国和中国人民都很友好，他们中有的是在中国生中国长的，你还吹捧他们十分推崇中国的文化且又精通中文。但他们其中的上几代，在贩运鸫片中发过财。他们在中国拥有工厂、商船、仓库等等，应有尽有。解放后，他们失却了这一切、他们怎可能对人民政府有好感呢？在国民党统治天下时，他们是喜欢中国的。他们可以拼命掠夺剥削中国老百姓呀，他们可以大发其财呀。但现在，他们肯定不会再喜欢中国了。你那外国人对中国友好之说，简直是天字第一号的笑话了。那些外交官，都是他们政府派遣来收集情报的特务，以颠覆反对我们的政权。他们怎可能对我们友好呢？你根本不必为他们贴金，把他们扮成大慈大悲的菩萨。他们就是我们的敌人。但是他们是你的朋友，现在你该清楚你是站在什么立场上了吗？”
“我认识他们并非因为我要巴结他们。他们多数是在我的已故丈夫当外交官时，或旧时主持外交部上海办事处时就结识的。”
“那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外交部在上海的办事处！你丈夫是国民党反动高级官员，后来又成为外国资本家公司的总经理。”他讥诮地挖苦着我，“你丈夫的经历有什么可以吹嘘夸耀的？”
“他就任亚细亚石油公司上海办事处总经理，是得到人民政府上海工商局批准的。工商局发给他委任状。至于国民党反动官员之说，一九四九年解放后，他留在了上海，没有随国民党政府去台湾，这不证明他是支持共产党革命，拥护人民政府的吗？”
“他留在上海，说不定还有其他原因，这个以后我们慢慢再研究。现在，你必须交代在英帝国主义指使下，你作为亚细亚公司的忠实代理人，所犯下的一切罪行。”
“我在亚细亚公司所做的一切，都是按照政府法律和管理条例而行事的。”我理直气壮地说。
那位新来者，一直一声不吭，只是不停地抽着烟，弄得满房间乌烟瘴气的。这时，他把烟蒂往地上一扔，将脚一踩，上下打量了我半天以示威胁，方才缓缓地开腔了：“你的生活作风难道一点没问题？你和外国人有这么长久的交情，难道在这期间，你就没说过错话，做过错事？”
“不论我有否讲过什么错话，做过什么错事，但可以肯定，我没做过什么反政府的事。”我毫不含糊地说。
“这得让我们来下结论。现在，你必须承认，你讲过错话，也做过错事。”他奸笑着说。
“什么话！我不承认。”我说。
那新来的比其他两人更阴险，他的嗓门虽然不高，但我肯定，他在暗使诡计诱我上钩。于是，他把话题一转，说：“把你们公司的情况简要讲一讲。”
我简单地把我们公司情况讲了一下，完了那人就说：“这和你写下的完全一样，我想你大约是把写过的那些全背出来了。你为啥这样小心翼翼呢？”
“不管你们盘问我几次，我要说要写的就是这些，因为事实也就是这样。”我说。我好像觉得这场谈话已延续了相当长时间，胡先生还在等我呢。我看了看手表。
“怎么了？焦急了？这样的谈话让你不舒服了？”那家伙洋洋得意地说。
“我想你们这是在浪费时间。”我说。
“我们不怕浪费时间，我们极有耐心。我们共产党花了二十二年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最后我们胜利了。只要我们认准了目标，我们会追击到底的。”
一阵难堪的沉默，我们就这样僵持着。猛地，上次在斗争大会上发言的那位，又拿出他那副腔调来，他声嘶力竭地对我嚷着：“我们决不会放你过关的。你必须老实交代你的一系列所柞所为，以表示你改变立场的决心，否则，你的后果不堪设想。我们可以肯定，你是英国的派遣特务。”
他们这是第一次运用了“特务”这个字眼。过去，他们不过只是隐隐暗示一下而已。可能这已超出了上级所给划定的范围了，那另外两人颇有点意外地看看他。
他这种拿起鸡毛当令箭的腔调让我觉得好笑，我轻声在喉咙里咕哝一下：“你才是受人家派遣来的小脚色呢！”
那新来的接嘴说：“目前，你或许已记不清你说过些什么，做过些什么了。回去再回忆一下好吗？把说过的话做过的事都写下来，一笔一笔都写下来。我们可以给你充裕的时间。两个星期够吗？”
“两年也没用，我不愿编故事。”我告诉他们。
“好，就两星期吧。承认错误是痛苦的，但你必须那样做。伟大领袖毛主席允许人家承认错误，但承认错误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这个过程确是痛苦的，但唯有这样才能使人脱胎换骨。你愿意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做个好公民吧？那你就一定不能落伍。我们要你承认错误，并不是我们不掌握事实，只是我们希望给你一个机会以表示你对党的忠诚。”
我想跟他说，他有点神经失常了，但还是忍住了没说出口。我不愿再继续这种毫无意义的谈话了。
他还以为我的沉默表示我已有点给说服了，所以就放我回家了：“天色已晚了，回去把我说的好好思考一下，两星期后我们再来传审你。”
听完了我的叙述后，胡先生默然不出声，这时老赵进来请我们用晚餐了。我的厨师为我们准备了几色可口的中菜，因为他知道胡先生不爱吃西餐。进餐时，我们故意不谈文化革命这类不愉陕的事，只谈谈各自的孩子们。我们的孩子们在社会主义中国的表现都很好，没有为各自家庭出身所影响，他们都很争气，我们都为此感到骄傲和安慰。
我们重新回到客厅，我就把刚才那几个人与我纠缠不清时我所产生的几个疑问，一一对胡先生和盘托出：“他们似乎认为，只要我认罪，哪怕胡编乱造，也无所谓。是这么回事吗？”
“就是。他们才不管什么青红皂白；只要达到让你认罪的目的。”
“但那有什么好处？如果大家都作假交代，不是把他们自己都给搞混了？”我百思不得其解。
“他们就是要你认罪交代，这是他们的职责。假如你违背他们，就表示你不投入运动。所以结果每一次政治运动来临，许多人就卷入了并作了多次交代。当那混乱过去以后，他们便会复审材料，有些处理不当的可能会改正。
“那要等多久？”我问。
“少强两年，或许等一辈子。每个单位至少有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五的人会打成阶级敌人。这是文件中核定的百分比。”
“太可怕了。”我惊叫道。
“确实可怕。事实上，老百姓中哪有这么多人反对政府的？为了完成比例，某些领导往往把他们不喜欢的人，比如平时要发发牢骚的，不驯服的，都被列为敌人。但不管怎样施加压力，一个人总归不能任意作假交代的。”胡先生正式说着，对我慎重地注视了一下，以加重他语言的分量，完了他叉加了一句：“那就是我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奉行的原则。”
我这才明白，这是他此行的目的，他是来给我这个忠告的。他只是没有开门见山地点穿：不管受到怎样的压力，绝不能随便作交代。因为在中国式的家庭，但凡训练有素的佣人，总是垂手侍候在侧的，特别当有客人造访时。他不愿老赵听出他的意图。胡先生向来事事胆小谨慎，处处设防，不轻易相信任何人。
“人的忍受，有时是有限的。但决不能因此轻易地、不论是非地胡乱写下些东西，以满足他们，希望借此从他们种种折磨中解脱出来。绝对不能这样做。他们决不会对你的坦白交代满足。一旦你开始交代了，他们会要求你交代揭发更多的内容，即便是假的。如是变本加厉地逼迫你，结果，你自己就会陷入泥潭而不能自拔。这样的人，我见得太多了。”胡先生以婉转含蓄的语气说着，他向来不说“你应该如何……不应该如何……”
胡先生的告诫既及时又珍贵。十分感谢他，出于对已故友人之情，冒险赶来给我这一臂之助。当他领会我己明白了他的来意后，他又与我讲述了些有关政治运动的一般常识。他告诉我，他是“老运动员”了，这类政治运动他经历得多了，因而也积累了一套应付的经验。
“你对中央的公报是怎样看的？”我问。
胡先生摇摇头叹了口气，略略想了想，说：“每一次运动的初期阶段，往往是最可怕的。这股台风在几个月后，就会逐渐减弱，约一年后，兢会过去的。”
“要一年呀！这么长！”我说。
胡先生对我这种少见多怪之态微微一笑，说：“一年，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只不过是几千年历史长河中的一瞬间罢了。对时间，我们与欧洲人的观念，是截然不同的。对不起，我这里是班门弄斧了，对欧洲人，你比我要熟悉得多！”
“他们说我是派遣特务，就因为他们认为，我与英国人很熟悉。”
“他们这一套只是骗骗老百姓而已。用不多久，他们会把每一个他们不信任的人都一一打倒。目前只不过针对着你而已。
胡先生起身告辞了。他让我随时都可打电话找他商量。临走他又给了我一条最后的忠告：“有的基层领导干部，其实持有一种自卑感。他们虽然手中有权，但他们内心总有一种自卑。这是非常不幸的，因为这些人为了保持他们自己的尊严，就利用他们掌有的权力让我们过得不舒畅，或对我们进行种种刁难和侮辱。所以当他们盘问你时，你要表现得不卑不亢，千万不要触怒他们。他们是心狠手毒，什么事都做得出的。”
“我不会奉承人，但我还是要说，十分感谢你给我的种种告诫，我会记住它们的。”我说。
因为让自己的事给搞得七荤八素了，我这才想起，还没问及他的状况和处境。
胡先生以一种听天由命的神态讲起大道理来：“我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分子了，另一位已接替了我过去的工作。我把辞职申请送到我们党委那儿，表示作为过去的私方人员，我的阶级成分，不适宜再担任科室职务。”
当我听他说到，他现在已是以一普通工人的身份，在他自己开设的厂里做工时，我大吃一惊。但他似乎一点也不为此感到伤心。
“我们算蛮不错了。”他说，“当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建立政权时，据我所知，所有的资产阶级都被枪毙了。但我现在还活着，还能过上三世同堂的日子，我已十分知足了。我要求党委把最艰苦的体力活让我去做。所以我现在做的是苦力活：搬运原料或推煤车。因为不会有人妒忌一个做苦力活的。你知道，当我主动去要求领导分配自己做这种粗活时，那位党委书记似乎对我此举十分同情。我们之间相处得很好。”
我想起丈夫曾对我说过，胡先生之所以还能与他的党委书记和睦相处，就是因为胡先生出力，党委书记获荣誉。历年来，这家工厂都获得先进称号和超额红旗。
“你过去不也为你们书记做了许多事？”
“就是呵。厂里大部分具体事情都是我做的。为了创办这家工厂，我真是呕心沥血呀。一九三O年这家工厂刚刚成立，我只雇了几个工人。而一九五六年当我把这家工厂上交给政府时，工厂已拥有五千个工人了。我们还建立了一个实验室，还有一个青年技术员训练中心。”
“你何苦要当个杂务工呢？按你的学历和经验，就是当一名普通工人，也绰绰有余呀。”
他连连摇着手说：“在当前形势下，当名勤杂工也不是坏事。我们这些勤杂工是在车间外露天作业，在工棚里休息，即使车间里发生什么事故，也没人会把赃栽到我头上，污蔑我有破坏机器之嫌。在开展运功时，出于高度敏感，一个资产阶级分子，必定被列为第一号可疑对象。”
发表完这通明智之见后，他就告辞了。当他与我握手道别时，他说：“要适应环境，要活下去。只有力图活下去，还可能看到我们的国家兴许会有变化。”
从佣人们所持的态度及他们特地准备的菜肴，我感到他们是十分欢迎胡先生的来访。待我上楼回到卧室里，陈妈已在为歌准备睡衣和拖鞋。她劝我要听听胡先生的忠告。她认为胡先生是个可靠的朋友，一个好人。
与知已有这样一场促膝谈心，是一种莫大的安慰。我已抱定宗旨，不写任何假交代以满足那些激进分子了。
因为连着几天没有受到那些整我的人的干扰，我的情绪似有点好转了。八月十日是我女儿的生日，我决定为她举行一个小型聚会，以驱散一些近日弥漫积郁在家中的阴霾窒息的气氛。我让女儿邀请几个朋友，再打电话给我的老友李菁，邀她也来参加：
我第一次遇见李菁，是在一九三五年秋天，那时，我还是一个初识伦敦的学生，她则刚从皇家音乐学院毕业。不久，她与一位中国官员结婚，跟他一起回国了。她在她母校，当时称上海国立音专当教授，担任钢琴系系主任。她的丈夫苏雷，是一位香港富商的儿子，在英国的中学及大学，接受了上流社会的教育。他生长于充满殖民主义色彩的香港，并对它抱极端的仇恨。在三十年代初期，在英国大学中涌现出一些杰出的、观点激进的作家和教育家，他们的宣传和报道，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成了一位偏激的爱国者，同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当共产党军队向上海逼进时，苏雷欣喜若狂，认为在中国建立一个恢复民族自尊的实事求是的新政府，已为时不远了。他不愿随国民党去台湾，并且还热诚地劝说他的朋友们，也留在中国，以迎接全国解放。一九五O年，在对大学进行改造的运动中，他的妻子李菁，被免去了钢琴系系主任的职务。当苏雷发现，接替她的那位党员，竟然不懂音乐之时，大为惊讶。一九五三年，共产党发起了三反五反运动，矛头开始对准上海的工商界人士及像苏雷这种曾在国民党经济机构服务过的官员，这时，他再次受到更为严重的打击。虽然事实证明，苏雷是清白无辜的，但他还是成为挨整的对象。他被迫停职反省，被运动领导人车轮大战地折腾、审问，还对他开了批判会。
像苏雷这样的，都不能被一般的共产党员所信任，那么，如何让人能信服在这个由贫困者及受压迫者执政的制度下，可以让我们这些人脱胎换骨改造得革命化呢？抗美援朝后，人民政府愿与香港建立贸易往来，苏雷居港的家族，就趁机直接向北京方面提出交换条件，要求让苏雷出境赴港。因为北京方面已同意接受他家族的条件，上海当局也就只得批准他带着两个孩子离开。
由于他们企图斗争一个竟敢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富家子弟的计划落空了，他们竞扣下李菁的出境证令她不能与丈夫及其孩子同去香港，借口为：上海国立音专的工作需要她。从此，她没在丈夫活着时再见到他，直到一九五七年她丈夫在香港逝世。自一九五六年共产党第八次全国大会后，空气较为民主宽松了，李菁获准赴港参加丈夫的葬礼，并得以探望两个孩子。从此以后，她就留在香港。直至一九六O年，她又被她魂牵魄萦的音乐学院邀回上海了。因为此时，她的孩子已由他们的伯父带往澳大利亚。
一九六O年李菁回上海时，正值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失败而造成的困难时期。全市食物短缺，每天清晨，在公安局门口排起绵绵不绝的长龙，等着申请出境证。有人看到在这个时刻，李菁从富裕的香港回到饥饿阴影笼罩着的上海，就把她推出来作典型宣传。我在报上读到她回上海的消息。平时，报上是只刊登一些高级领导人或外宾的活动情况。这次，却把她捧得像只金凤凰一样来欢迎她；并请她担任市政协委员。这个机构是出政府所推选的文艺工作者、作家、宗教界领袖、著名工商业家及国民党高级官员所组成的，他们的任务是为他们这个层次的人员作榜样，拥护和宣传当前政府的各项政策，从而协助政府在各自领域建立一个拥护共产党政策的楷模。与此同时，政府也授予政协委员一些必要的特权，如分配他们一些较好的住房，能在指定的特殊饭店进餐，在那里能吃到一些不必凭配给券供应的、市场短缺的食物。
极左路线表扬一个人，往往是只凭其利用价值而不考虑他本身的一些美德，虽然他们经常也谈谈道德。李菁是早在六年前，中国正值困难时期，担任市政协委员的。但这些已成为过去了。而今，她对他们已失却利用价值了。而且某些领导喜欢让人奉承拍马，绝对服从，而李菁偏偏对这两者都不擅长。事实上，她曾经跟我说过，这种政协会议让她十分不自在，每每要她对在极左路线干扰下的音乐及教育政策表示拥护时，她总是保持缄默。她对授予她政协委员这头衔，并不热心，这自然会触怒一部分人的。
在我给她挂电话时，我就想到上面这些有关李菁的剪影。我很高兴她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八月十八日，我女儿生日那天大清早，陈妈就不见人影。她是个虔诚的佛教徒，总在我女儿生日那天，去静安寺庙为她宠爱的曼萍烧香许愿。她知道我反对她去菩萨庙，因为我是基督徒。因此她总是老大清早就悄悄溜出去，然后，再悄无声息地溜回来，使我不觉察到她的外出。我也总是佯装浑然不觉，不去点穿她。
当我在客厅里插花时，她回来了，我听到她在食品储藏室里，与厨师用反常的激动的嗓音在诉说什么，在她走进过道时，她在用手帕擦眼泪。
“怎么了，陈妈？”我问她。
她闷闷地走进房里。“发生什么事了？”我问她。
她坐在餐桌边。嘤嘤地哭起来了。“他们在砸庙。”她抽泣着说。
“谁在砸庙？”我问，“不会是政府吧？”
“哎，都是些毛头小孩子，看样子是学生。他们说毛主席叫他们破除迷信，还说，和尚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
“那些和尚怎样了？”
“还能怎样？学生把他们包围起来，有些还挨了打。当我赶到庙里时，我看见他们都蹲在天井里。许多人在看热闹、其中一人说，学生要把庙宇拆掉，把菩萨烧毁，像他们在别处所做的那样。我亲眼看见，有几个学生爬到屋顶上，把花砖扔下来。”陈妈哭诉着。
“好了，别难过了，陈妈。你依旧可以在家里祷告。现在教堂已关闭了多年，基督教徒都在家里祈祷，你也可以这样的。是吗？不管怎么，今天是曼萍的生日，你不要掉眼泪呀。”
“是。我不在曼萍生日时掉眼泪。但我实在看不惯。”她收起帕离开了。
然后厨师进来对我抱怨着，今天去了几次菜市。都未能买到生日宴上所需的菜肴。他述说，菜场里几个如他这般的大司务，都被讥讽嘲笑是有钱人的奴仆。
“可能，因为他们无货供应，不高兴你去买他们的东西。别发愁，就用你所能买到的菜肴就可以了，我肯定你能为曼萍的生日宴会准备一桌好菜。”我安慰他。
我的厨师在菜场里所遇见的，是可以理解的。它反映出在反对资产阶级时激起的阶级仇恨，对一般老百姓来说，资产阶级仅指“有钱人”。但对寺庙里所发生的，我却感到不能理解。因为，庙宇是由国家管理的，和尚是国家雇用的。假若政府要改变政策。那么政府可以关闭庙宇，把和尚分配转业到其他部门，就像大跃进刚刚开始那样。事实上，静安寺是面向东南亚华侨及官方外宾开放的参观点，以示我国的宗教政策。我记得，在大跃进后，报上登过静安寺重新开放，和尚都重返寺庙的消息。我不懂，为什么现在会允许学生这么做，不知上海市政府是否了解在静安寺所发生的情况。
傍晚六点钟.李菁来了。她满头华发，脸带笑意，一派典型的学者风度，端凝清秀。但唯像像我这样的亲密朋发，才了解她貌似宁静的外表下所蕴藏的一切。她十分敏感，多愁善感，并能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
李菁是个造诣颇深的音乐家，又是位能干的教师。自古以来，中国人即习惯尊师，教师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和地位。中国人把献身教育事业的教师，比作“桃李满天下”，这句话对李菁是十分合适的。她教出来的学生，遍布全国各地，任钢琴独奏员和伴奏员，或钢琴教师。有些还在国际比赛上获奖，蜚声海外。我十分钦佩李菁，并赞赏她对音乐和学生鞠躬尽瘁的精神。自她从香港回沪后，我们经常见面。她有时把她的琴谱带来，我俩就在音乐声中度过整个晚上。我知她深感寂寞，并牵挂着她的孩子。幸而自一九六O年开始，刘少奇任国家主席，直至当时文化革命开始前，中国没有特别大的政治波动，因此，李菁能和她在澳大利亚的孩子保持通信。
老赵送上了冰镇红茶时，我问李菁：“你学校里情况怎样？”
“我看不大妙，”她忧心忡忡地说，“学校已全面停课，我们似把所有的时问都花在参加文化大革命上，人人都要写大字报：像我这样的教授，也要写自我检查，并观看别人写我们的大字报。”
“你的大字报多吗？”我担心地问。
“一般讲教授们的大字报总要比其他人多。我不知道我的大字报是否比别人多，我没有点数目。但至今尚未对我开过批判会。我个人历史很清白。除了在学校任教外，我其他什么事都没做过。”
“对教授的批判大会多吗？”我问她。
“已开过几次了。一个是对过去国民党党员，另一个是摘帽右派。其余的是其他系的，我对他们的历史不大了解。以上两个人在过去政治运动中，都被揪出来过。”李菁解释着，“我最怕开批斗会。不知为啥，那些人似乎表现得十分野蛮。”
“你想你会安然过关吗？”
“我从未反过党，我也从不过问政治。我在国立音专毕业后就去英国留学，回国后又返音专任教，全部情况组织都了解。我应该没有问题的，是嗽？但我不敢肯定，会不会发生啥意外情况。这次运动似乎与以往的各次运动不一般。”
“如何不一样？”我问她。
“就是这次运动，领导的态度也与过去不同。以往他们都很自信，且很有把握地领导开展运动。这次，他们自己似乎也有点吃不准。事实上，他们已有意识地限制揪斗对象，似乎他们也不愿扩大打击面。恐怕在大跃进失败后，领导们已不再相信政治运动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是永远正确的真理了。”
李菁所说的一番话，意味深长，十分睿智。只是那时节，我们并不曾意识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两个司令部旧的夺权斗争。后来才知道，音乐学院党委第一书记，是属于刘少奇路线的，当江青要让她一个得宠的年青人来取代他的业置时，他被江青所属的亲信杀害了。2
“以我看，写大字报真是劳民伤财。学校里已耗掉大量纸张和笔墨。然而我们要求在课堂里增装电灯或添置乐器时，总是说没有经费。”李菁说。
“大字报里批评你些什么？”我问她。
“就是一般地批评我在英国所受的教育，还有就是把孩子送到澳大利亚，以及我的教育方法。在我们与苏联关系友好时，就鼓威我们教授西方音乐，并培养学生参加国际作曲活动。自与苏联关系绝交后，就开始批判西方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