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14 条评论分享收藏感谢收起赞同 171 条评论分享收藏感谢收起1793年，马格尔尼眼中的中国人
10月13日，当英国人回到天津时，比去的时候吸引了更多的人。他们挤在河的两岸。霍姆斯估计有200万人。使它感到惊讶的是一个手持鞭子的土兵，甚至只要见到官员就可为使团开出一条路来。“中国百姓一声不吭，便让出一条通道。他们习惯于这样完全顺从，稍有违抗就会即刻遭受十分严厉的惩罚，所以他们从来不敢进行任何抵抗。”
　　丰盛的食品摆放在丝绸和锦缎的桌布上。它们很快就被搬到船上。进城后不到3小时，船队就又重新出发了。
　　两头母牛和英国茶
　　途中，一只帆船里上了两位不速之客——两头母牛。在中国，除了鞑靼地区外，牛奶仅用来哺乳牛犊。然而英国人却喜欢在他们的茶杯中倒上少量的奶。他们现在有鲜奶了。
　　在被粗暴地撵走后，如此的体贴使马戛尔尼陷入了沉思。“难道这正是因为他们想让我们空手而归？”这一时的清醒并没有持续多久：“他许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并希望转变态度？”松筠显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出了天津，船队避开他们来时走的左边那条河流；他们取南边一条更大的河道，即把收获的粮食作为贡赋运至皇帝粮仓的“运输之河”，这条河也叫“御河”，它是雄伟壮观的南北交通要道、统一中国的大动脉大运河的第一段。
　　10月16日，小斯当东写道：“该地种满了树木，村庄点缀其间。河流蜿蜒曲折。两岸呈坡面形以防水灾，由于地面比河面低，水灾还是经常发生。”天文学家写得更为具体：“河流蜿蜒曲折有时绕成一个完整的圆圈；由于水运非常繁忙，船只给人以漂在陆地上并通向四面八方的奇特印象。”
　　由于水流湍急，每条船20来名纤夫还得使出很大的劲。河岸逐渐增高，绿树成荫，煞是好看。村庄秀丽如画，田园规划整齐。每隔三四英里便有一条小运河通向内地。
　　岸边有兵士列队欢迎英国人：“兵站之间仅隔数英里。他们保护来往客商免遭盗匪的袭击。”这是一连串兵站中的头几个。事实上，盗匪的历史同中国的历史一样悠久。我们的一位传教士说：“偷盗行为很多，但是很少发生为掠物而杀人的事。”巴罗说“有时大群盗匪威胁到人口稠密的城市”。根据传统的说法，冬季不利远行，因为沿路盗贼猖撅。而有了兵站，盗贼就得谨慎行事。
阿瑟·扬的农艺问题
　　这位18世纪的英国人热衷于进步；尤其是农业方面的进步。他时刻窥伺着新技术。在这方面中国享有无穷的声望：大家知道这是个富饶的菜园和粮仓。
　　阿瑟·扬交给马戛尔尼一份关于中国农业和地产结构的详细调查表。在法国大革命前夕，这位著名的学者曾对法国农村进行过观察；他现在想了解中国的土地租约、耕地面积和作物产量。如果可耕面积的收成比欧洲高，为什么穷人还要吞食老鼠、狗和动物尸体呢？专制政权能够促进农业发展吗？规定价格难道不是缺粮的原因吗？他们用什么工具耕作土地？他们如何拉犁？如何提水进行灌溉？养蚕种的是何种桑树？他们如何施肥？粮食如何脱粒？这位知识渊博的人士提出的更为叫人吃惊的问题是有关一年剪两次毛的陕西绵羊，给人口稠密地区造成困扰的大象，用来改良土壤的穷人的尸首……
　　当乔治爵士看到中国种植小麦的完善方法时，他的惊愕程度不亚于阿瑟·扬在4年前见到法国种植小麦的落后状况时表现出的惊讶程度：“土地干旱；然而小麦长势良好，已有二英寸高。种子被撒在由播种机划出的整齐的垅沟内，这种方法英国不久前才试用。”中国人不采用用手撒种：撒种者的漂亮动作会浪费过多的种子，以至“麦苗有些地方长得过密，而在别的地方又长得过稀”。
　　“一位使团成员估计中国使用播种机节省下来的粮食足够养活英国全部人口。”先把这种估计一笔带过——使团里不乏专家学者。这种估计尤其突出了联合王国和天朝帝国之间极大的人口差异……
　　如此多的小麦——却没有面包。至少没有我们那样的面包。但是有馒头，它的形状如同圆的炸糕，是用蒸水蒸熟的。我们的英国人大为吃惊地发现：在马可·波罗500年前带回制作的方法后，中国人，尤其是北方的中国人仍在食用面条、通心粉和细面条。
　　小土地所有者的喜悦
　　斯当东观察到中国人感到为难时就笑：我们称之为“苦笑”。不过，他在这里找到了一个经济学的解释：这也许是一种叫“小土地所有者的喜悦”。这是指责英国通过兼并而形成的大土地所有制的大好机会：“收获给农民带来了喜悦；他们似乎了解到只是在为自己而劳动。大部分农民是自耕农。在他们中根本看不到那种贪婪的英国大地主，后者通过垄断和狡猾手段企图使可怜的佃农破产。”
　　简直可以说这是一篇竞选演说。远方的谎言拆不穿：许多中国农民实际上是佃农，他们只耕作几十亩地。这实在是仓促下结论的危险之处。斯当东贬低他所非常熟悉的英国社会。他把中国的农村理想化了，但他却只是个匆匆的过客。用一句中国谚语来说，他是在“走马观花”地看这些农村。他周围的中国官员肯定会让他保持这些有利于中国的见解的。
　　无论是马戛尔尼，还是斯当东都没有觉察到18世纪中国的贫困化。仅在乾隆统治时期，中国的人口几乎翻了一番，甚至还多，在60年里从大约1．5亿和1．8亿之间跃至3．4亿。
　　无论耕地面积，还是生产力，都没有相应地跟上。在1685年，人均耕地为三分之一公顷——即维持生命的最起码的数量；到1793年，人均耕地降为七分之一公顷。中国人试图用越来越集约的经营方式来应付挑战：手工插秧，灌溉，刨茬子。这是维持生命的问题。农民越来越穷；起来造反的人越来越多。所有这一切都小心翼翼地向马戛尔尼隐瞒了。他见不到人口过剩和已经出现的不发达状况。吃的已不仅是粗茶淡饭，而是吃不饱的问题。他看不到在中国不像在联合王国那样，人口的增长同经济的发展相吻合。在西方，确实发生过工业革命初期贫困加剧的现象；但是，随后贫困消失了。在中国，在人口膨胀和停滞不前与仅局限于农业的生产间有一条鸿沟：它反映了中国社会已卡住无法前进了。马尔萨斯认真读了斯当东的书，很好地提出了这个问题。1793年，中国尚未遭受大的动荡；但是，它的繁荣已经结束：这是衰落前的鼎盛。
　　斯当东自欺欺人。小土地所有者的喜悦吗？他似乎对高利贷的危害一无所知，尽管毛泽东的史学界对此大加夸张，但这些危害确确实实存在过：放高利贷的官员、土地霸占者造就了这些无地的农民群众，使他们站在太平军、义和团，后来是毛的一边进行斗争。
　　英国人“轻信”了官方的说法：即神授的君权保证所有人享福。而传教士后来读到斯当东的记叙时，对他仓促作出的某些判断不免挖苦起来。他没有看到人民遭受着越来越多的不平等，这就导致出一个越来越警察化的体制。社会的动荡不安足以说明旗人为什么惧怕对外开放：乾隆及其官员出于集团的利己主义只是害怕失去他们的绝对权力。
　　官员们不能自主，他们被关闭在如同蜂巢般的不可改变的结构中；而他们也禁止自身之外的任何自主：不能让一个商人、一个种植者去干任何违反围于陈规戒条的官僚等级制度所规定的事。当马戛尔尼发出了西方入侵的预报信号时，帝国的领导集团——即善于组织为自己服务的文官政府的军队中的少数旗人——处于守势。除了通过无节制地征收欧洲商人的税收使自己致富外，中国没有对付欧洲的战略……
看鸭子的小女孩
　　当斯当东不想提出什么理论而一味描写时，也许我们可以对他表示更多的信任：“村里的房屋为了避寒都由一层厚厚的高粱秸搭成的篱笆围着。墙是用经过太阳晒干的土坯或抹上粘土的柳枝做成的。屋顶上盖的是稻草或带土的草皮。屋间用隔扇分开，上面挂着画有神像或写着格言的屏联。”
　　每座茅屋前都有一个菜园子和小饲养场，“人们饲养猪和家禽，特别是鸭子。人们把鸭子腌上晒干，然后送到大城市的市场上出售。人工孵鸭蛋长期以来就是中国人的拿手好戏。”
　　在中国，看守鸭子的小女孩同欧洲传统里的牧羊女一样普遍。巴罗在往南一些地方看到一个奇特的景象：“人们通常让孩子放鸭。一条船上数百只鸭子挤在一起，它们听从哨声。听到第一声哨，它们便跳入水中，再爬到岸上；听到第二声哨，它们又回到船上。”
　　今天同昔日在满清统治下一样，中国农民住的是破砖房或用木板和土坯建的简陋小屋，房顶上铺着茅草或瓦片；还有人穴居在黄土窑洞中。我们的旅行家对饲养场和农作物的描述似乎也适合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两个世纪的动乱竟未能改变一幅具有千年历史的图画。
　　看不见的农村漂亮姑娘
　　坐在家门口用纺车纺棉花或忙于收割的村妇都长得粗犷。无法将她们同男人加以区别：“她们的脑袋又大又圆；她们的身体完全裹在宽大的长袍里。她们穿着肥大的长裤，从臀部一直拖到脚上。”
　　旅行家们略作解释：“这个国家里有着这种习惯，它使得生活在社会下层的美女越来越少。富人或地位显赫的人把所有14岁的漂亮一些的女孩都买走。使团的几位主要英国人都见过几个这样的少女。他们十分欣赏这些美人的红润面色和优雅的风度。她们不必在田野里劳动。”最近的研究证实了这个习俗。
　　留在农村的妇女是经过这种筛选后留下的大量剩余物资。
（日-20日）
　　置身这布满设防城市的平原地区，人们还以为是在荷兰。冬天临近。托马斯写道：“谷物由于寒冷已停止生长。”据马戛尔尼的纪录，这里温度变化很大。他认为这是中国人死亡率高的原因。他包在估计通过出售质地高的英国羊毛可获得的利润，以及通过贸易刺激经济发展可为中国人带来的好处。
　　王大人和乔大人承认在这些省份经常有穷人冻死：冬天对于数以千计无过冬的寒衣的穷人来说是个致命的季节。“他们家里没有炉灶；有时在屋里生个火盆，但散发出的暖气持续不了多久。”今天仍是这样：冬天，中国人宁可多穿衣服而不生火，他们通常穿二件，甚至四件毛衣。
　　河流不穿过城市或村庄，因为怕它们泛滥，城镇建设在离它们较远的地方。经过一星期单调的旅行，天文学家感到了厌倦：“与罗纳河或泰晤士河相比，从船上见到的景色十分单调。”小斯当东则对一切都感到好玩：“我们从未见过一条河流像这里一样蜿蜒曲折。”
　　唯一出的事故发生在拉纤的途中：“中国官员强迫一大批人来作拉船溯江而上的苦差使，但给的报酬很少。因此，许多人都跑了。官员喜欢在夜间换班，这样可以让正在酣睡的村民无所准备，把他们像在窝里的兔子一样抓定。一个头头手执鞭子，让村民们俯首帖耳，就像对待安的列斯群岛的黑人一样。”
　　10月18日，英使一行到达德州，受到士兵列队欢迎，岸上乐声震天，旌旗飘扬，灯火通明。
　　在蓝布衣服下
　　这天，托马斯写道：“今天早上，我们进入山东省。在省界，鞑靼族钦差和另外几名官员离开了我们，又来了几位顶替他们。”山东至今还是最富裕的省份之一，然而也是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当地人离开本地前往关外寻找比较宽裕的土地。
　　这天正值满月。“整夜都在进行宗教庆祝活动：炮声，喧闹声，音乐声，100多面大鼓响彻云霄；还放焰火和烧香。”巴罗还嘀咕说：“这些音乐中，谁的乐器发出的声音大，谁的演奏就越有价值。”赫脱南认为“中国人缺乏音乐感。”这也正是中国人对使团里的乐师的看法。
　　在河的两岸，小麦、高梁和烟叶的种植面积很大；托马斯记道：尤其英国人看到的一望无际的棉花地。但由于大部分中国人都穿布衣服，中国的棉花生产尚不能满足需要，所以要从孟买进口。这是东印度公司进行官贸易的最重要项目，公司用棉花来换取从中国运往欧洲的茶叶、丝绸和瓷器。
　　斯当东进一步指出：“在棉田附近种有靛青植物，它的颜色用来染棉布，所有老百姓都穿着蓝布衣服。”人们是否还记得，1956年《世界报》记者罗贝尔·纪兰大胆地把中国人比作为“蓝蚂蚁”，因而激起了我们的知识界的义愤？萨特和博瓦尔把这一小批人带到互助大厅，对这个肆意侮辱英勇中国人民的无耻之徒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们当时并不知道自古以来中国人就身穿蓝布衫，并心甘情愿地自称“蚁民”。此所谓：“吾自卑贱吾自愿，然勿容人欺。”
　　乾隆年代同明朝一样，蓝布衫已经成为劳动大众的制服。在革命后，这种穿着更为严格，发展成所有人都穿得一样。直到邓小平上台后，穿蓝布衣服的人才少起来，尤其是在夏天，先是女性，然后是男性也纷纷效仿，中国的服装才进入了一个绚丽多彩时代。
　　腐烂的尸体
　　马戛尔尼记道：在靠近大城市的地方，河流沿岸都有占地很多的公墓；这种对死者的敬重给斯当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天津城后有一块一眼望不到边的沙土平原，上面布满了小坟堆，其数无法估计。这是一块公共埋葬地。中国人十分尊重死者，地面上只要有一点葬过人的痕迹，别人就不敢在那里再挖一个新坑。”
　　事实上，破坏坟墓会引起鬼魂的愤怒。中国人就是害怕游魂。中国的文学作品中有大量关于冥间孤魂野鬼来纠缠子孙的事。活人也可以报复：古今中国都有捉弄恶鬼的故事。把棺盖揭了，鬼就无法再回到棺材里去了。有的鬼专门纠缠家中的男孩，因此就把男孩打扮成女孩来骗他们……
　　霍姆斯嚷道：“他们埋葬死者的方法使我们感到厌恶。”如何来解释这点呢？奇怪的是，中国人的坟地并不总像他们的花园那样照顾得好。“有时能见到数干具棺材完全打开着，里面的尸体已腐烂。有些棺材只有一半理在地里，另一半上面盖着稻草。”这些无人管的死者都是穷人，他们的后代，——如果他们有后代的话，——没有钱为他们修一座像样的墓穴。可怕的悲惨景象。
在迷信和崇拜之间
　　马戛尔尼注意“民众极其迷信。他们严格按照吉日和凶日的划分办事。许多中国人，甚至最有地位的人，都参与算卦、看手相和占星术”。
　　巴罗说，算命者在各省串来串去，挨家挨户地为人算命，以此谋生。“他们到一个地方先吹笛子。任何需要算命的人就把他们请到家里。他们先问要算命的人的生辰八字，然后便为他占卜算命。”斯当东嘲笑说：“（中国人）同意大利人一样迷信。”这同欧洲人心目中的具有儒家智慧的中国人这一形象完全不同。又是一个神话破灭了。
　　中国人日常生活中总有一些驱凶择吉的做法。什么做法呢？比如一对逃跑的恋人爬上房顶，手里拿着一注香，“以便驱走讨厌的鬼魂”；又如关心地提醒死者，当有人给棺材钉钉子时，不要被槌子的响声吓怕。或建造之字形的桥，以使恶鬼撞上栏杆而跌入水中……
　　希腊人在死去的亲人嘴里放一枚钱币以便支付过冥河的通行税。中国人则把一颗玛瑙或玉珠放入死者的口里，为的是让他顺顺当当地进入冥府。同一个风俗被传了下来。
　　简朴而好赌
　　马戛尔尼发现越往南走人口密度越大。“大量妇女混杂在男子之中；漂亮的不多。她们完全同男人一样在地里干活。”这是劳动时的平等，一种不间断的劳动：“中国人没有固定的休息日。他们的繁重劳动不允许中断。”没有星期日；很少有停工的节假日。
　　这种看法并不是一种批评。当时的现实是最新派的欧洲人希望平民不停地工作。某位工业资产者于1793年写的一篇陈情书中说：“我们常常为泛滥成灾的节假日而叫苦不迭。”这是宗教改革运动和反改革运动以来一直有的陈词滥调。“如果允许在这些日子里工作，一切都会好得多。现在是男人酗酒，而牲畜在挨饿。如果仅在星期日和1年的4个节日里不干活，我们的家庭将会太平得多。”
　　巴罗很欣赏中国的节日少，并过得很育单：“新年以及连着的很少几天是民众仅有的节日。那一天，最穷的农民也要让自己和家里人穿上新衣。每个人都去亲戚家串门。”
　　这种格勒兹式的看法是否有点田园诗的味道？皇帝利用新年举行亲耕典礼，百姓在这天大吃大喝。他们用犀牛角制成的酒杯互相为健康而干杯。“大家互祝寿比南山——万万年！”“如胶似漆难分离。”
　　但是，熟诸本国民众嗜好社松子酒和啤酒的这位伦敦人通过对比不无道理地认为中国人‘朴实并讲道德”：“比起同一工种的欧洲人来，中国人更能长期坚持工作。他们很早就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父母监督他们的时间很长。他们早婚，很少有放荡的邪念和染上那些影响生活源泉的可怕疾病。”这又是多少有点理想化的看法。中国人也爱喝酒。
　　观察别人也是在镜子里照自己的一种方式。斯当东的清教主义并没有受到儒教的诱惑，而是要帮助自己说教。同一时期在广州对中国人进行观察的一位法国天主教徒提出同英国新教徒一样的结论：“持续不断的劳动保持了中国人的体力，并防止他们受到情欲的缠绕。他们不知爱情；野心在他们身上几乎见不到；贪财是普遍的，但是它刺激竞争，发挥技能和促进工作。”
　　不管怎样，儒教留下了无法消除的痕迹。尽管毛时代的寺院式的严格控制放松了很多，最近中国当局仍自豪地宣布在中国除了外国人外没有发现爱滋病例。
　　然而，中国人有一个恶习：赌博。巴罗指出：“中国人在分手前总是试图通过完全凭偶然性的赌博来碰碰运气。”这个例子经常被人引用。古伯察神父也曾提到：“帝国的法律禁止赌博，但是执法根本忙不过来，以至中国就像一个巨大的赌场。”
　　中国人也强调指出这一民族特性：“多少人因赌钱倾家荡产，堕落变坏，种下了祸根”。
　　10月22日，船队继续前进，两岸都是棉田。河流蜿蜒曲折，在数小时内，太阳竟有20多次改变方向，一会儿在他们的左侧，一会儿又在他们的右侧；时而在前方，时而又到了背后。从临清州这个设防的大城市涌出一大群好奇的人。沿河成行的柳树和山杨比在欧洲要长得高大得多。
　　傍晚时分，船队离开这条河道，通过一个船闸进入一条狭窄的运河，托马斯写道：“我从未见过如此模样的船闸。”这是一条人工开凿的全长1500多公里的水道的起点，使团将沿着这条运河旅行。马戛尔尼写道：“这个天才工程的完成旨在使帝国的南北各省能够互相沟通。它并不是条完全由人工开凿的运河，而是条经过改造的河流；它大部分河道顺着一个斜坡流过，因而往往水势湍急。”托马斯23日记道：“运河穿过高处的沼泽地，两边河岸陡峭，高出水面很多。在其他地段，水流像条深沟，低于地面三、四十英尺。”“我们的行进十分顺利。”
　　“任何改进的打算都有罪”
　　乔治爵士诗兴大发：“我们的帆船进入了皇家大运河，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这类工程。它流过高山，穿过谷地，还与许多河流湖泊相交。这个杰出的工程与欧洲的运河不同，后者狭窄而无激流。”他对水闸赞不绝口；赫脱南数的结果是：“在整个流程中，有72个闸。”“当一个人置身船首用一根类似桨的东西驾驶时，其他人站到航道边上，手里拿着塞满了马鬃的垫子，随时准备扔入水中以减缓冲撞。夜间，许多灯笼把航道照得通明。”
　　船夫通过定时开放的闸门时要稍稍交一点通行税。温德写道：“在那些大自然过分妨碍运河走向的地方，就用固定在岸上的绞盘把船拖上斜坡或平坡面，从一个河段拉到下一个河段。有15或16个人在操作；每次将船吊起再放入水中的过程不超过三、四分钟。”丁维提这位讲究精确的科学家对此大为赞叹，他对操作过程计了时：在二分半至三分钟之间。
　　不过，斯当东尽管对这项比英国的运河早出12个世纪的宏伟工程十分赞赏，却认为中国如借鉴西方的技术就会有更大的进步。他试图在某些方面夸耀欧洲技术的优越。然而枉费心机。他失望地作出结论：“在这个国家，人们认为一切都是最好的，并认为任何改进的打算都是多余的，甚至是有罪的”。
　　半个世纪后，古伯察神父写道：“任何一个有才华的人一想到自己的努力得到的不是报酬而是惩罚，那他就必然会无所作为。”马戛尔尼也从精神方面对技术上的停滞不前作了解释。陈陈相因是进步的大敌。
　　永恒不变的种植稻米方法
　　斯当东描述了种植稻米的古老方法。它们至今一成未变。“河流泛滥给地里积上一层河泥。人们用粘土作埂把一小块土地围起来，然后在上面耕、耙，再把先泡在肥料里的种子播在地里。”他们利用沟渠灌溉田地。不出几天，秧苗就长出水面。“当它们长到6至8英寸高时，再把它们连根拔起，掐去顶上的叶片，再插到犁沟里。最后，用水将田全部淹没。当稻子即将成熟时，水便消失了。”6月初收早稻。“人们用锯齿形的镰刀割稻。一人用一根扁担挑两捆稻子，挑到打稻场，他们用连枷，或是用牲口踩进行脱粒。”
　　早稻收下后，立即准备再次播种。晚稻在10月至11月收。“这些土地同样适宜种植甘蔗。中国农民收完两造稻或一造甘蔗后就满足了，到来年春天再重新耕种。”在这期间还插入种一次蔬菜。永远不让地空闲着。
　　稻米毕竟是一种娇嫩的谷物。“在秧苗期，一场旱灾便会使之夭折；而临近成熟时，一场水灾将会使它遭受重大损失。最后，与其他任何谷物相比，鸟类和蝗虫更喜爱吃稻粒”。
　　作为向上天去说情的人，皇帝在旱灾时禁食。1689年，康熙的一份诏书回答了他的高级官员的请愿书，他们焦急地希望皇上保重身体：“朕可与他人比耶，先人而忧，后人而乐，理固宜然。近因久旱无雨忧劳过甚，以致瘦弱。人或可欺，天亦可欺耶。……荷天之眷，得降雨泽。此后雨泽沾足，朕庶解焦劳也。”
　　现在的中国领导人可能不再禁食了。人们追捕鸟类，用杀虫剂赶走了蝗虫。但是，在康熙之后的3个世纪，乾隆之后的两个世纪，对粮中之王描写的这种情况却没有变化。真是陈陈相因的惯例。
　　眼前不再是积满淤泥的平坦地区了。通过一个又一个闸门，运河逐渐升高。托马斯在日记中写道：“马戛尔尼勋爵又去找松筠谈话。运河的两岸普遍陡峭，所以从船窗往外我们几乎看不到任何周围的景色。”他的父亲说得更明确：“10月25日，船队抵达运河的最高河段。汶河在这里与它直角交叉。一堵结实的墙用来抵挡河水，河水的一半流向北方，另一半流向南方。如果在此地扔下能漂浮的物体，它们立即会被分离，顺着两个相反的方向流去。”船队艰难地逆水而上，然后就将顺流而下直至黄河。
　一架望远镜吓跑了人群
　　通过山东的高地后，旅行家们发现了使贡使激动不已的新的景色：“现在运河由伸展在我们左侧的一个大湖来供水。旭日初升之时，两岸成行的树木、房屋、山丘上的宝塔，用篙撑的、用奖划的或用帆行进的无数船只构成了一幅蔚为壮观的画面。我们留意到有许多村庄以及灌溉闸。天气温和宜人：真像英国的10月。”
　　孩子也十分高兴：“运河穿过了好几个湖水不深但面积很大的湖泊，小岛、渔船以及无数漂亮的花点缀其间，这种名叫睡莲的花我们在北京附近已经见过。”不过，他抱怨有风：“风很大，很讨厌。”
　　10月26日，勋爵还写道：“在拉多加湖附近建造一条开始同湖平行的俄国大运河，让湖水流入运河的想法似乎是从中国人那里借鉴而来。”第二天，船队在一片广阔的沼泽地上继续行进。由于土堤异常高，运河是在其上方穿过。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工程！
　　托马斯很开心：“我忘了指出：我们是在日夜兼程地航行，自然就需要经常定期更换纤夫。尽管严密监视，纤夫仍能逃跑，结果是在另找纤夫时耽误了船的行程。这只是发生在某些中国官员的坐船和货船上。”夷人的撤离则不允许耽误！所以为他们优先指派了足够的纤夫。
　　丁维提将三脚望远镜充上电，以便看到远处的优美风景。“这架仪器不止一次地吓跑了大批中国人，他们把它当作一门大炮，因而觉得英国人是地球上最凶恶的民族。”中国官员说服英国人拆除了望远镜。中国人不愿任人仔细观察，尤其是由洋人来观察。
　　用鸬鹚捕鱼
　　10月28日，小斯当东指出：“今天早上，我们进入江南省。由于地面大大高于运河水面，中国人不得不往下深挖以便使运河能够顺流而下。白天温暖舒适。”他的父亲打听用鸟捕鱼的办法：人们用鸟捕鱼，又捕捉这些捕鱼的鸟。
　　这里把鸬鹚训练来捕鱼，这是一种羽毛褐色、喉部白色的鹈鹕类鸟，黄嘴巴，蓝眼睛。湖面上有数千条小船或简单的木筏：每条船上站着一个人和几只捕鱼鸟，最多有12只。“随着主人的一声信号，它们便扎入水中，很快就嘴里叼着一条大鱼飞回船上。”它们被训练得不经许可不会吞噬任何东西：因此没有必要在它们的颈部套一根线以防它们把鱼吞下去。如果对一只鸟儿来说鱼太重了，另一只鸟便会前去相助。渔夫们除了小船之外别无他物，小船十分轻盈，可以扛在肩上走。这种捕鱼方法十分有效，所以“拥有一只鸬鹚须向皇上捐很多税”。
　　鸬鹚捕鱼，人捕鸬鹚。斯当东父子看得十分开心。渔夫们把一些葫芦漂浮在水面上，而鸬鹚对葫芦是习以为常的。然后，渔夫们钻入水中，头上顶着一只葫芦。这样他们便能悄悄地接近鸬鹚。他们抓住鸬鹚时，悄悄地将它按到水里，以不惊动其它鸬鹚。他们用这种方法把鸬鹚一个一个地都抓住。至今中国许多地方仍在使用这种奇特的捕鱼方式。浙江宁波与广西桂林相距很远，但我在两地都曾见到当地人仍这样捕鱼。
　　英国人还观察到另一种独特的技术，即摇板捕鱼法：“他们在船进安上一块上了漆的木板，和水面成45度角。当月亮出现在天际时，转动小船以使月光照射在木板上，好似波动着的水面。上了当的鱼便会跳上木板，渔夫用绳拉上木板，把鱼扔进船内。”
　　只有种植业没有畜牧业
　　中国人如此精于捕鱼，是因为没有比此更好的办法。吃烤牛肉已经吃出了名的英国人对肉类短缺感到十分惊讶。中国只不过是一个没有畜牧业的种植园：“只有在山区的县里才能见到牲畜，因为在那里人的劳动是徒劳无益的。没有一块好地用于种草。”巴罗证实中国人丝毫不想改良牛和马的品种：“他们根本意识不到可以从中得到很大好处。”
　　絮利给了法国两只乳房。而中国仅有一只：有：“种植”，却无“放牧”。“老百姓没有吃过肉用牲畜的肉，除非碰到一头因病或事故死亡的拉车的牲口。食欲打消了他们的一切顾忌．”
　　中国人至今讨厌吃带血的牛排。他们喜欢熟食而不喜欢生食——但对吃什么熟食则并不讲究：“在中国吃得最多，在市场上能买到的动物是在住宅附近能养的动物，首先是狗和猪。老百姓贪婪地吃着，甚至吃他们自己身上的虱子。”巴罗写道：“一位中国官员毫无顾忌地当众叫他的仆人在他脖子上寻找咬了他的虱子；当仆人抓住了给他看时，他就将其放在嘴中认真地嗑起来。”这是个常举的例子：鲁迅笔下的人物阿Q甚至因为自己身上的虱子比别人的少，不能与他们同样地享受其美味而忿忿不平。
　　使团发现中国人素食安排得很好，荤菜则不然。一方面很先进，另一方面又很原始。斯当东指出：“他们赖以谋生的手段仅使他们得以温饱。只是在大城市和沿海港口工业才有所发展。在农村，有人乘人贫穷放抵押贷款。习惯容许高利贷。”
　　中国只知道资本主义是利用贫穷高利盘剥。这是资本主义吗？可以说正好相反。这种捣腾钱的方法并不利于投资，而是利于消费。
　　一个商人如果积攒了一笔巨款，他的子孙马上就要想得到一定的地位。他们花费大笔钱财为的是无止境地追求社会名誉。除了这个与资本主义格格不入的中国特点外，还有其他两个阻碍发展的障碍：一个是精神方面的，另一个是社会方面的：对土地投资的传统偏爱；劳动力的过剩。在西方，机器的进步先于人口的增长，机器能够节省劳动和时间。中国的人口增长早于机器的广泛使用，过剩的廉价劳动力对寻求节省体力起了抑制作用。巴罗对此已有明见：“中国人不愿意从机器的力量中获取极大的好处。在这个人口众多的国家里，机器甚至被认为是有害的东西。”
　　除了饥荒年代，中国人能够勉强生存。但是，他们的活动不利于任何发展：这样的经济起飞不了。另外，任何人都不考虑这点。“子罕言利”，而赞扬“博学于文，约之以礼”。英国人指出：这并不是进步的动力。
11月2日，船队驶入黄河。“我们在一座大城市附近抛锚，并受到鸣炮欢迎。无数条帆船停泊在码头。”
　　这是哪座城市？安德逊找不到一个人能告诉他。他尝到乘坐飞机飞行在一个陌生国家上空的人的失望心情。不过托马斯的日记指出那天早上船队沿着清江浦城航行。
　　“由于闸门开放水流湍急，船队以十分吓人的速度进入一个港湾。”船队将竭力横渡黄河，顺着激流而下，然后重新进入另一段大运河继续南行。这种航行很危险：船员们必须得到河神的支持。
　　渡河前的祭河神仪式
　　“船老大被所有的船员包围着，登上船首。他手里提着祭品——一只公鸡。他割下鸡头扔进河里，把鸡血滴在船的各个部位；他还在舱门口插上几根鸡毛。”为什么要用公鸡呢？同一个ji在汉语中．既表示“鸡”，也表示“吉祥”的意思。不幸的家禽为用同音词求神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随后，在甲板上摆上“几碗肉类菜肴；在大碗面前又摆上油、茶、酒、盐各一杯。”船老大叩了三个头，双手高举，口中念念有词，祈祷神灵。
　　在仪式进行过程中，人们敲着鼓，焚着香，烧纸钱，放鞭炮。船老大然后把油、茶、酒和盐倒入河中。“仪式一结束，船员们拿走肉碗，痛快地吃上一顿，然后就信心百倍地横渡河流。渡过河之后，船老大还要叩三个头表示感谢老天爷。”
　　这种仪式后，中国人还是要费很大力气才能战胜狂暴的急流。自助者天助！“有些船没有怎么偏航便渡过了河；而有些则被水流冲得很远：必须再费力气把它们纤回来。”
　　就在11月2日这一天，皇帝获悉特使拒绝登上留在舟山的船只便再次火冒三丈，随即又作出了让步：“谕令松筠传谕该贡使，今大皇帝俯念尔等下情，准尔等有长麟顺便照管仍由广东行走，其沉重物件即着尔等分拨从人照料，由定海上船回国。”
　　乾隆又一次作了让步，但是他也不放过教训别人的机会：“着松筠再传谕该贡使：本部堂乘坐之船，令其在何处等候，断无不凛遵指示，以定行止。若在船官役兵丁擅自开行，必将官员参究，兵役治罪。今尔等在浙船只并不候尔等之信，辄敢先行开洋，可见尔国法度不能严肃，任其来去自便。”最后还要让松筠告诉特使：“尔等回国后当告知尔国王，加以惩治。”
　　英国人不该逃脱中国司法的制裁。当他们在中国提出傲慢的要求时自然是如此。甚至在他们回到自己国内时也是如此。
　　夷人赢了。但要让他充分明白他只不过是个蛮夷。
　　漂浮的菜园
　　11月3日，通过清江，“巨大的城市，多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帆船和百姓。”
　　往前是一片沼泽地，如果没有中国人的灵巧，那里不可能种上东西。“他们把一层土铺在漂于水面的竹筏上。他们在土上种植蔬菜。同样，他们也能在船上开辟这种人造菜园；他们在填满了土的箱子里，甚至在不断使之湿润的绒布上种上菜籽。”
　　离开了山东便进入江苏。在此之前，纤夫同所有的农民一样穿的是破了的一式蓝布衣服。刚一越过省界，纤夫则穿着簇新的镶红边的制服，头戴尖红帽。这个省的总督受命不接见特使，他是否想以此向使团，或是向飘扬在船桅上端的皇帝的旗帜表示敬意？
　　这种含糊不清的表示还加上了喧闹的音乐。托马斯记载小山坡上种有茶树。他还说给他喝了羊奶，“有点像奶油”。
　　这里是帝国最富庶的地区。但夷人只能从船上来估计其繁荣的程度。然而，使团的几名成员企图溜出去看看，但是逃跑者被用武力逮住，并被押送回来。大学士让斯当东放心：“这种严厉的办法除了关心你们的安全之外别无他意。”
　　11月4日晚，船队抵达扬州。有人对小斯当东说：“该城因其规模及优美的建筑而闻名于中国”，他双目圆睁，然而见到的只是沿着运河伸展的城墙。“在城墙下，我们受到了250名用弓和箭武装的士兵的列队欢迎。”天朝军队的炫耀并未给这名西方儿童留下深刻印象。
　　11月6日黎明时分，船队到达扬子江，即蓝河，它比黄河更为壮观。然而，尽管名字那么叫，它的河水同黄河一样黄。“为了重新驶入扬子江对岸往南延伸的运河，船只先是得沿着江的北岸行驶。江面上的波浪如同海涛般汹涌澎湃……我们见到了江豚。”
　　在经过镇江城之前，马戛尔尼发现犹如出自于中国画的景色。一个圆锥形的岛屿矗立于江中心；寺庙、钟楼、小亭被绚丽多彩的树丛间隔，坐落在井然有序的山坡上。整个景色犹如“一位巫师通过魔法在江面上变出来的一个迷人的建筑。”马戛尔尼在他的手稿上画了一幅素描，并明确指出它叫“金山”。在此之前，他一直不喜欢中国画，认为画得不像真的：现在他发现中国画具有现实主义风格。“怪诞不是在想象中，而是存在于中国的大自然之中。”
　　皇帝变温和了
　　也是在11月6日这天，皇帝又给松筠、长麟和吉庆下了一份谕旨：
　　“倘该贡使等再三陈恳必欲由广东行走，有不得已之实情难以拒绝，亦只可俯从所请，不过沿途稍费供支而已，仍当令长麟带同贡使由水路至江西过岭赴粤，附搭该国贸易便船回国，以示怀柔。”
　　正及时！金钱上的损失不会致命；一切恢复正常。朝廷要花五周时间才能确定英国人离开中国所走的路线。乾隆的意志最终又一次在马戛尔尼的意志面前动摇了。
　　用作摆设的士兵
　　受到历代皇帝大加赞赏的天朝情报工作有如自动装置那样精确：“兹贡使船只于初二日渡江。凡人烟辏集之处，大小夷人并未登岸。该夷人等一路目睹田塍绣错，人物蕃熙，备仰太平景象，其悦服之情见于颜色。”
　　在镇江，等待着他们的是声势浩大的军事操演。但是，马戛尔尼注意到城墙濒临坍塌，这种景象与2000多名士兵随着音乐声在旌旗下接受检阅的场面形成对照。兵士的装备如何呢？是弓和箭，戟，矛，剑，还有几枝火枪。他们戴的头盔从远处看像金属那样闪闪发光，然而人们怀疑它们是用涂了漆的皮革，甚至是用经过烧煮的纸板制成的。五颜六色的制服、衣冠不整的形象丝毫没有一点尚武气派；软垫靴和短裙甚至给士兵们添上了女性的色彩。
　　王大人明确指出，这种华丽的装束只是“在重大场合里”才从衣柜里取出。而对于作战来说过于笨重的钢盾牌也只是用于炫耀而已。马戛尔尼很想从近处瞧一眼。他遭到拒绝：这是防务秘密……
　　不必挖苦了！天朝的军官们不开玩笑：他们护腿套上的扣子一个也不少。指挥队伍的王炳总兵给朝廷写道：“其经过各营汛墩台并兵俱一律整肃威严，该贡使及随从人等俱甚安静。”任务完成了。
　　英国人非但没被吓倒，他们还认为获得了能在这里轻而易举地登陆的证明。英国人对示威演习作了如此肯定的结论，以至为半个世纪之后他们在有些地方遭到英勇的抵抗而感到意外。在长江江心矗立着一座小岛，叫做焦山。如今你还可以在那里观赏在鸦片战争中击退英国人的堡垒。恩格斯曾颂扬了这一战果——这是位善于使用更为巧妙的武器来征服中国的入侵者。
　　为什么宁肯用这种粗劣的火枪而不用在欧洲普遍使用的精制步枪呢？巴罗向王大人提出这个问题。这位武宫回答说：在西藏，步枪显得不如火枪有效。巴罗反驳道：“问题在于兵士们没有养成不将枪管支在铁叉架上的习惯。”但他不抱幻想：“偏见是根深蒂固的。”而取消这些偏见是否符合英国人的利益呢？
　　安德逊写道：“霾雾消散后，富饶的田野、迷人的景色展现在我们眼前，宝塔矗立在山丘顶上。”马戛尔尼看到一座设计优美大胆的桥：3座桥拱十分之高，船只不用卸下桅杆便能通过。而这是运河上的船夫熟知的做法。温德写道：“通常帆船有两副桅杆。在桥多的地方，船夫干脆放下主桅杆，而支起安着续链的副桅杆，他们可随时降下和升起。”
　　然而，“百姓看上去有些泄气”：他们还没有从由于3个世纪前朝廷从南京迁往北京而丧气的元气中恢复过来。整个江南地区都遭受到损失。把京师迁往靠近鞑靼的北方完全是出于强烈的政治原因。因为江南是帝国最美丽的省份之一，气候宜人，土地肥沃。
　　船队于该日夜晚抵达苏州。小斯当东描绘了旅行者和看热闹者双方的好奇心：“我们欣赏着建筑在河岸上的房屋，有些甚至用桩基架在水面上。无数的男人和妇女聚集在自家的窗口看着我们，而在河面上，则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帆船。”
　　大为惊叹的小侍从写道：“夜幕降临后，我们从一座有90多个孔的石桥边经过，这座桥简直长得没完没了。”巴罗则说：“我们的仆役中有一位瑞士人，他还没睡，就开始数起桥孔来，一直数到头昏眼花，竟喊了起来：‘先生们，看在上帝份上，到甲板上来吧，这是一座我从未见到过的桥，它长得没完没了！’”这座桥的桥孔与大运河平行，好似伸向淹没在黑暗中的无穷无尽的远方。船只钻过桥拱，过了一条沿着运河的路，便能驶进一个大湖。“尽管是在夜间，我们还是能从中央桥拱开始分辨出45个孔。”
　　读者今天仍然能欣赏这座完好无损的桥。它被称为“宝带桥”。是在唐朝修建的，即英国人此次使华的1000多年前。真是一座坚不可摧的桥。
　　供风流幽会用的画舫
　　我们的旅行者因为没有多少事可做，甚至没有太多的东西可看，便想象出很多东西。苏州是“中国的威尼斯”，这不仅仅由于它有运河，小桥和轻舟，也由于它能提供“肉体享受”。至少在它的一些地区“画舫飘荡，鼓笛声飞扬，那里汇集了城里所有的妓女和艺人”。
　　按照中国的一种说法，严肃的斯当东也“风流”起来：“在英国人看来，这座城市里的中国妇女比较漂亮，也更会打扮。她们戴着水晶耳坠或金耳坠，而在前额上戴一顶黑缎软帽在两眉之间呈三角形。”人们向他列数中国妇人的诱人之处。传统承认有七点：“诱人的眼睛，甜蜜的嘴，柔软的身材，灵活的脚，端庄的脸部，优美的脖子和细长的指甲。”
　　英国人从护送他们的中国人那里学到一句谚语——至今人们还在引用：“婚在苏州，吃在广州，死在柳州。”在40天后，人们将通过宴请他们证实这个理想的历程的第二阶段。人们对他们解释说：柳州的木材质地高，能做最好的棺材，所以说要死在柳州，英国人希望能躲开这一阶段。但是，他们很快便明白来到苏州不仅仅是为了结婚。
　　在城市的郊区，英国人果然欣赏到了“风景如画、群山环抱的令人叫绝的太湖”。苏州的居民从湖里大量捕鱼。太湖尤其为“娱乐消遣的幽会”提供场所。人们乘着小船游湖，船上有一间“非常干净的屋子”，而且肯定“漂亮的船女所操的职业不止一种”。
　　中国所有的小说文学对花船这种提供幽会场所的漂浮妓院均大加赞美！在两年中不近女色的英国人紧贴这些轻舟而过时又如何能不想入非非呢？当然他们的道德所冒的风险很小，因为他们不能停下。他们只能眼巴巴地瞧着这种肉体享受随波消逝。
　　教育学家赫脱南通过中国导游又印证了传教士的叙述。苏州是“最富有的商人的居住地，是培养最伟大的艺术家和最出色的演员的地方。它决定中国的审美潮流，它拥有最漂亮的女人，最小的脚，最时髦的服饰。这里是整个中国最淫逸奢侈和放荡者汇集的地方。中国人经常说这句谚语：‘上有天堂，下有苏州’”。
　　商人的住宅比其他地方的漂亮得多。其他的住所则是“无人照管”，因为居住者成群结队日夜在水上静静地滑行的花船上“消磨时间”，船上载着美貌的姑娘，她们打扮得花枝招展，一看就知道她们的身份……这些居民在姑娘的怀抱中挥霍其钱财。前来出售货物的富商“由于沉湎于她们所提供的乐趣而沦为乞丐”。
　　丁维提的望远镜并没有闲着。划船的姑娘呆在船首和船尾。温德写道：“我见到她们穿着华丽，有的掌舵，有的擦洗游船。”赫脱南的目光更敏锐：“船中间是一间装着玻璃的屋子，透过薄纱，有时能见到年轻人在配备有靠垫的长靠背椅上演奏音乐，身穿短衣衫的姑娘陪伴着他们，这些姑娘十分放荡，不像是老老实实地坐着，她们是培养干这一行的学校里的学生，这座城市长久以来就以这学校而闻名；因此在这个国家，同在亚洲其他各国一样，肉体享受成为一门学问，甚至成为商业中的一个门类。”
　　在苏州和杭州，读者仍然能见到上了黑漆和绘着花卉的类似的游船上船女在划桨。但是，尽管她们看上去是那样讨人喜欢，摇橹时是那样灵巧，向您介绍沿途风光时又是那样笑容可掬，您对她们的品行不会产生任何怀疑。而直至1949年，她们之中从边摇橹边要价三个铜板的穷家姑娘到傲慢的水上花魁应有尽有。
　　在整个远东，长久以来风流韵事一直是对包办婚姻束缚的一种补偿。花魁娘子与普通妓女全然不同，后者只是“浓妆艳抹的陈货”。根据强制的礼仪，要花魁顺从必须先向她大献殷勤。
　　在漫长的几个月里，他们未近女色，并不得不对每个人的举止严加监督，以免令中国人和特使阁下生气。现在他们兴奋起来了。这是个消遣。旅行中的一点春意。
我们的旅行者一涉及这个有趣的课题，马上就扩大了他们的调查范围。他们不费劲地发现卖淫并不是中国妇女体现其商品价格的唯一现象。一个中国作家写道：“穷人家中只要有一个漂亮女孩，马上就会形成彩礼竞争，而父母把女儿许给付彩礼最多的人。”女孩没有选择余地：她将去出价最高者的家里。因此，中国妇女无论其身份如何，总是被出卖的——出卖一小时或是出卖终身。
　　巴罗写道，事实上，男人在这方面没有得到好处，因为，“在姑娘乘坐花轿被一长列人送到他家之前，他不能见她。然而，如果他用事先给他的钥匙打开关着他未来妻子的轿子时，他发现她不合他的胃口，他可以将她退回给她父母。但这样他就失去了已经交出的彩礼。”
　　巴罗难以理解这种感情不起任何作用的家庭包办。确实，直到那时欧洲大陆的习惯仍然是协商婚姻，但在英国这种婚姻方式开始让位于恋爱结婚。“人们根本不允许订婚者事先进行交谈。在中国没有表示关切和温存的无声形式。男人娶女人是因为习俗对他的要求。”一个20多岁的独生男子就叫“老光棍”，被人瞧不起。
　　如果说儒教社会几乎不承认妇女的一切权利，首先包括出生后生存的权利，妇女还剩下一个权利，即结婚的权利。结婚为她提供了生育男孩的机会——她通向权力的唯一途径。
　　根据巴罗的说法，年轻妇女在其丈夫家中首先“是一件无生命的家具，同在娘家时一样”。古伯察神父以挖苦的笔调写道：“打妻子成了具有如此高雅的事情，以至做丈夫的尽量避免错过机会：否则就会表明他是个笨蛋，有损于他的尊严。”
　　报复也是一道中国菜——有时是热菜，有时则是凉菜；我们的旅行者如果读过中国故事中丈夫挨妻子打的不幸遭遇，他们对两性之战的看法就会全面一些。最愉快的报复方法就是不忠贞：中国文学中有许多挖苦的话，人们以为它们出自于女人心或弄臣：
　　水性从来是女流，
　　背夫常与外人偷。
　　如果说这个主题在各国到处可见，那么我们的英国人没有注意到另一种更为奇怪的现象：所有的年轻妻子都是婆婆的仆人。在中国，年轻姑娘更多是作为媳妇，而不是作为妻子进入一个家庭的。中国人不说娶老婆，而说娶媳妇。
　　服从父母使年轻的丈夫不能向着妻子反对母亲；而年轻的妻子对公婆尽的义务要比对丈夫尽的义务还要多。唯有岁月能解决这种矛盾，使状况颠倒过来：年龄最终将使媳妇变为婆婆。最初是女孩，当年龄允许她戴簪子时便成了媳妇，后来成为婆婆：这是中国妇女的三部曲，她最后成为受合家尊敬的老祖母。
　　两性间的斗争
　　相反，一夫多妻的现象没有躲过我们的旅行者的目光。它是正常现象。巴罗解释道：“当丈夫将第二、第三个老婆带回家时，第一个妻子“既不嫉妒，也不难受”或者，她“认为什么都不流露出来更为明智。”这种克制是有道理的。因为沉默并不能抑制不和：《金瓶梅》中不抱幻想地指出：“一个碗内两张匙，不是烫着就抹着”。
　　妾：这个概念激起巴罗的反感，他对此作了玩世不恭的解释：“在婚姻是一种合法卖淫的国家里，当妾的也就不会有什么羞耻了。”
　　巴罗继续说：一夫多妻制“是一种能在自身找到治疗方法的弊病。在这个国家里，十分之九的男人为养活一个妻子所生的孩子尚感到十分困难。如何又能买第二个妻子呢？何况，在一个许多小女孩被遗弃，而习俗又要求每个男子都结婚的国家里，谁讨两个老婆就会妨碍另一个男人找到妻子。妻妾成群只存在于上等人家或一些富商家庭。限制奢侈法禁止修建漂亮的房子和一切讲究排场的行为，而鼓励人们偷偷地沉湎于声色之中。”梁栋材神父哀叹改信基督教的人太少，他把这种情况归咎为“中国人沉溺于肉体享受”。
　　巴罗报道说：“国家的每个高级官员根据其经济状况和对女色喜好的程度，有6个，8个或10个妻子。广州的商人也都妻妾成群。我们今天知道中国有钱人家的私生活就是变着花样集体戏耍。他们的私生活以“内宅”为舞台。人们在那里首先翻阅许多床头经：“两个并肩叠股而坐，展开春意二十四解本儿，从头至尾，看了一遍，不肯放手……然后离座上床就寝，在锦帐之中，效于飞之乐”。
　　在“在可爱的英格兰”与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之间的我们这些英国人真不知道他们应该对此表示反感还是嫉妒。但当有人谈到皇帝的后宫有几百名美女时，他们尤其感到困惑不解。就是他年轻时也怎么能应付得了呢？
　　他们不了解道家生理学及由此产生的性实践。根据这种学说，男性的要素阳为男人带来了无穷的精力。但是要有若干条件。它应经常与女性的要素阴接触。并在让女人充分舒服时全部汲取阴的精。他自己要全神贯注，但是并不释放自己的精。男人就这样延年壮身。
　　中国男人与众多的妻妾频繁发生关系，却又不让自己泄精，这样他就能够满足众多的妻妾，因为她们的满足对增强他的阳是必要的，所以也能使她们感到十分满足。当他决定要孩子时，他便能生出传宗接代的、强壮的男性继承人。
　　但是女性的阴有它自己的利益，同男性的阳的利益发生矛盾：阳达到极度兴奋时，阴便得到增强。有些内行的女人成功地挫败了男人的计谋，使他控制不住。在两性间的斗争中，她们就取胜了：她们的阴精从阳精方面得到增强。这些女人懂得“采战之术”，道教的传统赋于她们永恒的魅力。
　　丝绸的秘密
　　苏州是女人的都城，也是女人最珍贵的外衣——丝绸的都城。大运河现在确实经过种植桑树的地区。出使的一个目的就是调查种植桑树、养蚕缫丝等有关丝绸的技术，以便把它们引进印度。但是中国人对此保持着警惕。自古以来，丝绸在中国一直是国家秘密，也是整个民族的秘密，出卖这个秘密者要被处死。
　　在运河的两岸，只见桑林围绕的极大的村庄。桑叶已经摘去：为什么呢？赫脱南只得到极少的情报：“种桑树的人不管养蚕。他们把桑叶按分量卖给养蚕的城市居民。”根本不可能带走这些小树的树苗和蚕的样品。丝绸还将保持着它的谜。
　望远镜里的漂亮文人
　　建造于钱塘江和帝国运河之间的杭州是两条水路的必然通道，货物在此换船转运。这是联系南北的大商埠。“可以想象货物的转口为这座城市带来了巨大的活力，它的人口几乎同北京一样多，城里到处是店铺，它们可以同伦敦的店铺相媲美：丝绸店、毛货店、英国布匹店应有尽有。”
　　在铺着大石板的狭窄路面上，万头攒动；夷人一出现就引起交通堵塞。女人们都打扮得十分吸引人，但只是在衣服的颜色、发型和头上插的花上作些变化。一件丝织内衣代替衬衫。外面穿着灯笼裤和皮里上衣，一件厚厚的饱子套在最外面，腰间扎一根腰带。
　　中国女人“认为体态丰腴是男子美的标准，而在妇女身上则是个大缺陷。她们极为注意保持自己身材的苗条。”她们把指甲留得很长，“以表明她们有人侍候”，她们把眉毛修成“细长弧形”。
　　画家亚历山大作了如下概括：“我们见到的大部分妇女不能算美，尤其是用小脚快速行走的平民妇女。上流社会的妇女很少出来。我们通常在远处见到她们。例如我们用望远镜有时会无意中见到一名妇女正在关窗。在我们看来，她们是漂亮的，但可能是因为她们化了妆的缘故——主要用补粉和胭脂。”
　　雷峰塔
　　古今都一样，旅游在中国从来不是盲目进行的。王大人“有礼貌地邀请巴罗先生和其他几位团员乘坐一艘华丽游艇游西湖，一条准备饭菜的船跟随其后，湖面上荡漾着无数条供游人消遣娱乐的小船。岸上有达官贵人的宅第，一座皇帝行宫，还有不少寺庙。自山边冒出的小溪流入西湖，上面跨着美丽的石桥。”这副景象没有任何变化。《儒林外史》并不过分夸张地断言：“这西湖乃是天下第一个真山真水的景致。”
　　在树林中，有“几千个修筑得像房屋一样的坟墓，墓是青色的，配上白色楹柱，排列得像是一条条小街道。差不多每个晚上都有人拿着火把前来湖边的坟地向其家属的遗骸祭供。”
　　在一座山峰上矗立着几座宝塔；其中一座位于岬角边上，名叫“雷峰塔”。“塔顶已毁坏，上面长满了绿苔和荆棘。据可靠的说法此塔是孔子时的建筑物。”在传统戏剧《白蛇传》中，这座著名的塔被用作布景。始终不变的中国……
11月22日。尽管有雾，船继续行驶。沿途景色像幽灵般展现在眼前。马戛尔尼有这样一段记载：“我们周围的东西在夜雾朦胧中变得那样巨大，那样令人提心吊胆”。小斯当东对耸立在江边布满松树的群山印象深刻。傍晚，天色渐渐晴朗起来，我们第一次看见了甘蔗地。托马斯的记载：“一些榨甘蔗用的小磨坊，有几个建造在河里，因为河水很浅。这样建造并不费事，磨用水力驱动”。在此以前，英国人在中国还未见过磨坊，感到非常奇怪，因为这里既不少风也不缺水。
　　次日，江水在巨大的岩石中突露而出。“一些中国人在忙着把岩石凿成砖那样大小；有些石块呈鲜红色。好几个岩洞里还住着百姓。我们船队过时，他们走出来看。在岩石的开阔处建有花园和房屋。这种奇观一直延续了六英里远”。只有到了中国，才能看到在悬崖坡上开凿出来的路，还有悬空在深渊上方的房子。
　　11月26日。船队驶出山区。江面突然变宽。这就是著名的鄱阳湖。说大实话的托马斯指出，他们根本没见到鄱阳湖：“我醒来时，有人对我说：昨天夜里，我们穿过了一望无际的鄱阳湖的一角”。
　　真是不可救药！父亲不曾料到会被儿子出卖。他不能放过这个大湖而不谈谈……谈谈他所没有看到的东西：“船队进入鄱阳湖，它是中国最大的湖，附近的许多河流从四面八方通到那里。”它给好几条运河供水，这些运河两岸都筑了坚实的高堤，以防湖浪。“据中国船员讲，湖里的大浪同海浪一样危险”。湖边是渔民的草房：“住在里面的穷苦人以打鱼或在浮动竹疏篱上种植蔬菜为生，每家都有自己的一块地段，可以在那里捕鱼或饲养各种沙丁鱼，俺好后晒干行销全国”。
　　船队在这四通八达的湖上重新沿着北京——广州的正常路线航行。
　　爱得深，罚得严
　　托马斯说船队总是被安排在夜间穿过城市。船队的生活几乎是千篇一律，没有变化：驻军站放一通炮表示欢迎；士兵模样的人穿着露出虎牙的短褂，用鞭子招募来的纤夫，用鞭子驱赶着拉纤；老百姓被小心翼翼地隔离，不让他们与蛮人接近。使人厌烦的惯例。
　　11月25日，发生一极意外事件。托马斯说：“我们的两位先生上岸步行。他们被两名士兵推倒在地，还挨了揍。这一切都是在一位蓝顶珠三品官的眼皮下发生的”。斯当东指出，王大人和乔大人先叫人把这两名士兵鞭打一顿，尔后，又在总督面前告了一状，惩办那位官员。托马斯说得更明确：“总督摘掉了那位官员的顶子，还鞭笞了他。两个遭鞭打的士兵还被上了枷。要不是勋爵求情，他们还得挨几十竹板的打”。
　　对我们的旅行者来说，这是探讨中国司法的一个机会。伏尔泰对这一微妙的主题是这样写的：“帝国的宪法是世界上最好的。唯一的一部以宽大为怀作基础的宪法，但这并不妨碍官吏让自己的子民挨板子”。“爱得深；罚得严”’这句格言在中文里也有对应的说法。
　　中国式的惩罚
　　“中国政府关心社会安宁，而很少考虑对个人人身安全的保障”，斯当东解释道。由巡抚或知府宣判的死刑，“在叛乱的情况下，有了总督的命令就可以立即执行”；犯普通法犯人的案卷要送到北京并由“大理寺”核准。死刑“一年执行一次，在秋季”——落叶的季节也是脑袋落地的季节。“死刑犯每次很少超过200人。在人口这样多的国家里，这个数目是非常小的”。比较普遍的惩罚是：“罚款、坐牢、充军和鞭笞。只有对犯有危及国家安全以及“杀人罪”的人才处以死刑。不管杀人是否预谋都不能得到特赦”。盗贼只有在使用“暴力或作案手段残忍”的情况下才处以死刑。“中国处刑的仁慈说明犯罪的人不多”。斯当东举戴枷作为处刑仁慈的例子。这种处罚比起英国用绳子套在脖子上，把小偷勒死要宽大得多。“枷”这种刑罚是把一块大木头当中挖一个洞套在犯人的颈部，另挖两个小洞套住犯人的两只手。犯人带着枷仍然可以行走，也允许他们时不时地休息一会儿。“不过，休息时间稍长一些，解差就要用鞭子抽打，逼使他继续行走”。
　　斯当东向王大人、乔大人了解各种情况。这两位大人除了回答客人因好奇而提出的问题外就无事可做了。托马斯写道：“拖欠债款而坐牢是暂时的。皇帝的利益高于一切：任何财产都不受其权利的保护。”中国人不好吹毛求疵：因此，在中国“遗产的转让很简单，家庭很团结”。
　　这一评语与耶稣会会士的评语一样使人“得益匪浅”。为了逼问口供在堂上严刑拷打，用来夹脚和手指的夹棍和拇指铐，把犯人的屁股打得皮开肉绽的竹板，这一切英国旅行者则从未听人说过。对我们知道的过去存在、并沿袭至今的监狱生活里的一大弊病——腐败——他们也一无所知。这些犯人，如果家里无法或不愿供养他们，就得饿死。对此他们一无所知。对关政治犯的监狱里的秘密也一无所知。我们在想，这里，英国人是否在想透过中国来批评西方。对于他们，中国过去是，而且在将来很长时期里也将是一面反的镜子。西方人的丰富的受虐狂正在里面寻找那些残酷的现实。
（日-22日）
　　现在要从陆路翻过这片高地，它把桐江盆地和信江盆地分隔开。这一段路程一天就走完，那是11月21日。
　　对这段附带的陆路和山路，见习侍童作了极自然的描述：“今晨，我们离船上岸，我们或坐绑在竹筒上的椅子上，或骑马，或坐轿子赶了80英里路，来到另一条河边。路极好，与花园里用石屑铺成的小径一样；为了使路保持干燥，在它穿过稻田时还加高了路面。车行道上没有车轮压过的任何痕迹。山上新种了许多松树，不然群山会是光秃秃的一片；在树下，有几座好似小石屋的坟墓，上面还有用铁栅栏护挡的小窗户。山谷里种满了稻子和蔬菜”。
　　作物的茂盛使马戛尔尼惊叹不已：“沿途每寸土地都是精耕细作的。为了得到最好的收成，地里都施足了肥。山坡修成梯田。一年至少两熟，常常是三熟。”
　　这一段旱路中可以随意采集植物标本。长麟允许马戛尔尼再带走一些茶树苗和种子。它们将使孟加拉致富，也有助于竞争。小斯当东说：“这里是浙赣两省交界处，走不到一英里就穿过一个村庄。我们看到人们在踩水车，它像我们的链卿筒，把水汲上来灌溉稻田或梯田，我们来到一个名叫玉山县的四周用城墙围着的城市的郊外。郊区很大。我们沿着长长的石级而下，来到一条河边，找到了为我们准备的船，不过比原先的船要小”。
　　液体黄金
　　马戛尔尼不无幽默地写道：“农民把人粪肥当作最珍贵的财富贮存起来”。这次乡间出游，英国人可以不慌不忙观察中国的这一永恒特色。托马斯在日记里是这样写的：“比起其它肥料，中国人更喜欢使用人的粪尿。他们有专人和专门的地方收集和存放粪便”。这种奇怪的做法既不是只是中国的这个地方有，也不是只是这个时期有，而是这次郊游让在场的大多数人都看到了此情此景而已。
　　对这个微妙的题材，赫脱南是拿着镊子来处理的。他把路边的小建筑用神话的帷幕给遮了起来。“这些克劳阿西纳的神殿并非为公众方便，而是为从中收集供品的人而修建的。”
　　所谓“克劳阿西纳的神殿”就是半埋在土中的粪缸，“供行人使用，有人掏粪池，把粪便收集起来当肥料使用”。斯当东指出：“老人、妇女和小孩经常身背一个筐，手里拿一个木耙不断地拾找粪便”。巴罗已经写过：人们在这种底肥中掺入其它垃圾使其更肥。“每个理发匠把修剪下来的发须小心翼翼地收藏在一个小袋子里用作肥料”。尤其是，“每家每户有一个粪缸。当粪缸满了时，很容易拿它去换蔬菜和水果。”从粪缸到蔬菜，中间经过施播肥料，这是一个完整的循环，什么也没有糟蹋，什么也没有创造。
　　在粪便中掺些士，经过搅拌，制成饼状，在太阳下晒干。因此，一个体弱的老人对于赡养他的家庭来说并非是毫无用处的。
　　在广州，英国人再次看到这种技术：“这种盖在房子两侧水池上的厕所可以满足过往行人大小便的需要而又不造成浪费。在气候炎热的地方，用这种方法积肥应是十分有害的”。然而，要保存这种液体黄金，也就“顾不上什么体面和谨慎了”。
　　如果巴罗、赫脱南或斯当东读过弗洛伊德的著作，他们就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这种积肥方法会对中国人的行为产生什么后果？心理分析学指出，学习爱好清洁对人格的形成起决定作用。喜欢整齐、清洁、严于律己以及对金钱的精打细算等均源于此。埃里克·弗罗甚至把创业精神看成是要留下一点文明的痕迹来弥补这可卑的痕迹的愿望引起的升华。他认为，在新教的教育中这种厌恶感最为明显，这种自我肯定的需要最为强烈……
　　在中国人自己经常描绘的某些集体的缺点，诸如幼稚、羞愧、群居、无纪律、浪费、肮脏等等和没有按照要求严格地度过“肛门”阶段之间，难道不存在着某种联系吗？一个社会一代一代地受到文化里已有并流传下来的障碍的影响，发展缓慢甚至陷入瘫痪，这不也是可能的吗？对粪便几乎是虔诚的使用，把它们作为好处收集起来，而不是感到可耻而抛弃。这种不该利用时的利用难道不会世世代代地影响中国人的心理平衡，甚至使抑制性的神经官能症流传下去吗？不上一个精神分析学家试图作出肯定的回答。我们则满足于提出问题，仅此而已。
　　晚上，使团一行没有找到旅舍，“他们被安排在县里一个年轻书生参加考试时的考场里住宿”。
　　旅行者现在面对的是中国体制中的一个幻影。它曾使启蒙时代的欧洲那样神往。耶稣会教士在散布赞赏情绪之余，于18世纪中叶把这种制度搬到法国他们自己的教会学校，组织了一整套的考试和会考，最高的是颇有声誉的中学优等生会考。斯当东说：“这类考试是在巡抚、县的主要行政官员和许多观众在场的情况下公开进行的。应试人要参加笔试和口试。录取的人不仅得到一个科名、赢得进入贡院的荣誉，而且他们已踏上谋得高官厚禄的路途”。
　　做官的道路“对所有的中国人是畅通的。人民确信官的权势是由自己的功名得来的，因此对当官的表现出服从和尊敬”。斯当东热情赞扬：“毫无异议，政府实施这种制度对社会秩序是有利的”。
　　旅行者有没有看到考生忙于应付考试的情况？他们有没有受陪同的骗？还是他们满足于重复在那个世纪已广为流传的冗长的无稽之谈？对此，他们没有明确说明。
　　但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反面。这样招收来的官员将成为什么样的人呢？斯当东作了这样的推测：他们组成可怕的官僚体系，剥削既无财产又无知识的人民，或使他们灰心丧气。“那些穷而无告的人处在当地官吏的淫威之下，没有任何诉苦伸冤的机会。在这一点上，与下级官吏打交道的外国人的处境倒也与他们相似”。他隐隐约约地看到已被中国人自己批判了25个世纪之久的这种制度的缺陷。这种批判始于孔子，虽然官僚政治是受到孔子的启示而产生的。孔子在公元前5世纪就揭露“出纳之吝，谓之有司”。距今不到100年，还有人这样写：“民家被官家害了，除却忍受，还有什么法子”？
　　旅行者在揭露这些小官黑暗专制的同时，却对这一发现感到兴高采烈：除了世袭政权外还有一种社会制度可以行得通。他们批判这种社会制度时，并不是以在他们国家仍占优势的贵族的名义，而是以正在他们国家产生的民主的名义进行的。为人民服务、并接受人民监督的公职制度，这就是毋庸争议的理想所在。
　　使团也像耶稣会会士和启蒙时代的哲学家一样，认为中国的考试制度值得称道、就像到了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革命的中国成了其西方信徒仿效的榜样一样，这些英国贵族像1968年的“毛主义者”一样，对中国完全着了迷。
　　无疑，马戛尔尼的同伴暗中在将通过“靠山”（我们叫“走后门”）招收国家工作人员——下自海关管理人员，上至一个部的常务次官——的制度作比较。这种制度在当时的英国就像在法国旧制度的王朝时期一样占着优势，它是构成人们称之为“惯见的腐败”的一个决定因素。在他们对这种制度狂热崇拜的同时，雅各宾派或者拿破仑对官僚体系的幻想已在酝酿。几年以后，法国皇帝在他的教育部长的支持下把大学教师变成“国家耶稣会士”，由他们负责通过会考招聘国家公职人员。
　　然而，长期以来在中国就流传着这种说法：“要被录用，才能并不是必须的，而且光有才能也没用。”《儒林外史》里有一名屠户对他的女婿说：“这些中举的都是天上的文曲星！你没看见城里张府上那些老爷，都有万贯家私，一个个方面大耳？像你这尖嘴猴腮，也该撤泡尿自己照照！不三不四就想天鹅肉吃！趁早收了这心”！
　　走后门就是腐败吗？假如有“另一种逻辑”呢？“孔子日：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家族要使得到的地位像祖产一样永远传下去。我们能责备它们吗？在天朝考试制度中，继承遗产的人要比享受助学金的人多得多。
　　怎样教学？通过背诵熟记的课文、通过按照严格的规则容不得临时发挥的作文来教学。只有结结巴巴的背，没有创作，更谈不上评论和批判了。要符合事先准备的范文，就像这位私塾老师所说的：“我都是引经据典。我自己的东西呢？从来也没有过”依然援引孔子的原则：“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正当英国人大唱赞歌之时，乾隆却自己揭露起这种制度的无效率来，尽管没有对它进行否定。他说：“从来内外大小臣工办事，难得适中，非过即不及”。
　　在许多方面，英国人渐渐发现那些“启蒙时期”给中央帝国罩上的恭维帷幕消失了。但是在有些地方，他们的幻想又冒了出来。他们认为政权掌握在知识贵族的手中：“谁要是没有成功地通过最难的会考，那他就得不到荣誉”。的确有一位像松筠那样随身携带大量书籍旅行的人，但又有多少学究式的粗人呢？我们的旅行者知道和珅来自哪个阶层吗？且不说被他扶上去和打下来，以及被他收买和被他抛弃的那一群人又是来自哪个阶层？
　　是否应该像人们经常做的那样，把中国的这种制度与共和政体法国的公职制等同起来呢？我们能接受他们惩罚一位高级官员的方式吗？某地遭到了蝗灾，巡抚马上就挨打并被革职；还有一位大官，因为在公众场合表现得过于高兴，损害了他职位的尊严而被扣去一年的傣禄。提出任何一个被认为是不好的建议的人，都要受到惩处……
　　有人问孔子：“何谓四恶？”孔子曰：“虐、暴、贼、有司。”他能否猜到这四恶将并存在这个停滞不变的社会里，而根据他的学说建立的贡院将在里面起着最重要作用？
　　中国的体制不仅仅对欧洲人是个幻影，它也是一个不时实现的中国梦。有多少父亲对他们赶考的儿子说：“我的祖上都是平民百姓，只要你能考中，我死也安心了！”对于一个中国农民，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没有比儿子中秀才和成为“书香门第”对他们更有吸引力了。
　　十全十美的制度是不存在的。在哪个社会里“继承遗产者”不受惠？我们应该承认中国的考试制度有个好处：它给这个停滞不变的帝国引进了一点社会变化。当然这种制度尚有许多不足之处，中国人自己也争先恐后地进行了揭露。
　　这种以文取士和形式主义的结构一直延续到帝国的末年。然后文化大革命把两千年来的能人统治的优点连着它的缺点一扫而光。但它并未取得完全成功。
日-12月4日）
　　景德镇——“有大德的镇”——过去和现在都是瓷都，但过去它生产的瓷器只供皇帝享用。与这个皇家大作坊相比，塞夫勒作坊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小斯当东，这个可怕的小间谍指出，英国人“从外面绕过去了”。他们不能进到市内，更不能参观城市，打听生产过程了。
　　斯当东沉着地断言：“在我们经过的路旁，有一座没有被墙围着的城市，名叫景德镇。在那里有3千座瓷窑同时烧着；夜间，整个城市就像着了火似的”。他没有看到这座城市的面貌，但他读过耶稣会士写的信：“在景德镇，目前足有3千座瓷窑。夜幕降临时，人们以为看到一座着了火的城市”。这两篇文章还提到“火神”——这真是奇怪的巧合。
　　斯当东被当场捉住：他只不过是读了到过这里的人写的文章而已。古伯察神父也将逐字重复同一篇文章，并肯定地说——他是加斯科尼人——城里有100多万居民。这些“旅行者”都厚颜无耻地互相抄袭，而真相则出自孩童之口。
　　这个季节的江西，麦子开始生长，甘蔗马上可以收割。斯当东写道：这个省的农妇摆脱了残忍的裹小脚的陋俗。她们是“那样的壮实，外省的种地人常常跑到江西来娶一个这样的女人为妻”。马戛尔尼说得更明确：“出嫁的妇女与未嫁的姑娘的区别是：前者把头发梳成发髻，后者把刘海垂到眉间”。昔日所见的东西，现在仍然能见到：还是在同一个江西省，辨认未嫁的大姑娘和已婚的妇女还是看她前额是否有刘海。在中国，即使是发式也是一成不变的。
　　妇女常常像拉车的牲口一样把犁架在身上：“在这个省里可以经常看到农夫一手扶着他妻子拉的犁，一手撒种”。这种景象您或许还能见到，但已经少多了。历来，中国人自己先嘲笑这些做法。17世纪的一篇短篇小说里写道：“男人只想晃着胳膊到处游逛，把脚伸到桌下就吃现成饭。而地里的所有活儿全由妻子和女儿去做。烈日炎炎，她们就在头上扎块破头巾，还要在泥里走来走去，锄去地里的野草”。
　　因而，裹脚曾是妇女地位提高的一种象征：小脚解除了她们的田间劳动。天足妇女是劳碌的妇女。裹了脚的妇女是更解放的妇女。这也许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女性心甘情愿地毁伤自己的肢体。
　　“搜刮民脂民膏”的官吏
　　阿瑟·场给马戛尔尼和斯当东列了一张调查表。这促使他们对农村的产权制发生了兴趣。在江西，土地以3年、5年或7年为期出租。事实上，土地收益的分成是地主和雇农平均分配。由地主交农业税：理论上是“全部收成的百分之五”，但实际征收税额是“总产量的百分之十”。
　　斯当东没有谈到的是：俸禄很少的文官，为自己而提高征收款额。百分之五与百分之十之间的差额就进了官员的腰包。原则上订得非常适度，而在执行中腐败又比比皆是。在完美的理论与不完美的实践之间有着一段距离。今天的中国不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吗？
　　我们的旅行者，就像今天他们的后继者一样，并没有觉察出这种差距。安德逊兴奋地说：“征收实物税实在是明智之举！它可以激发那些靠辛勤劳动谋生的这阶层人的热情”。只有在中国才能有一种能激发人努力干活的直接税……巴罗也同样赞叹不已：“在中国征收的税一点儿也不高：用实物交付收成的十分之一，加上盐税、舶来品税和一些微不足道的、对国家的广大民众几乎没有影响的税”。
　　他忘了谈“劳役”。温德把它补上了：“雇农要强制服封建劳役”。他们得付出劳力去做诸如拉纤的活，违者罚款：“他们服劳役就像为公共事业服务一样是强制性的”。
　　中国的大众舆论用比我们这些看得眼花缭乱的旅行者更切合实际的谚语来描写当时的情况：“官吏搜刮民脂民膏”，还有“火往肉上窜，钱往当官的口袋里掉”。在英国人的心目中，启蒙时代哲学家笔下的中国还没有完全让位于严峻的现实的考验。
　　船队溯赣江而上，于12月1日进入山区。江水迂曲地从峡谷中流过。托马斯观察了船工祭祀河神的仪式：“每次启航时，他们把许多纸钱、纸船、肉、盐等扔到河里用以祭佛或河神”。
　　山顶上“有了望塔，它们与卡塔赫纳和马拉加之间的西班牙沿海的了望塔很相似”。马戛尔尼发现，在离岸不远处有几座漂亮的新修复的白色9层宝塔。天气变冷了”。
　　晚上，在建府前英国人受到热烈欢迎。他们对此已经感到不习惯了：“聚集在岸边的一大群人熙来攘往。来迎接的官员费了好大劲才在人群中开出一条道来，来到我们面前。礼炮声、焰火的爆炸声热闹非凡。如果没有经历过这种场面，我们一定会感到惊慌不安”。还是老一套，但它仍然使英国人感到高兴。
　　当地的官员难道没有接到不准欢迎“红毛”的通知吗？“为欢迎我们而搭的牌楼在灯笼、彩色纸灯和火炬的照耀下显得非常漂亮。这些友好表示以向使团赠送水果和蜜饯而告终。”
　　为欢迎我们吗？我们的旅行者又以为牌楼是为欢迎他们而临时搭的。那么，究竟是安德逊患了夜盲症，还是他的“编写者”又富于想象力？托马斯说：“我们什么也没有看见，因为天太黑了”。在这两种说法中，我们宁愿相信孩子的话。
　　第二天，赣江里的船突然多起来。特使的船队超过了许多轻木原木扎起的木筏，“有的长达几百英尺”。撑筏的和“他们的家小都住在用木材段支起来的小舱里。一大群孩子从舱里跑出来，好像蜜蜂出窠一样”。
　　船队深入江西境内。这个具有革命传统的省直到20世纪还相当贫穷。
　　“中国人吓昏了”
　　12月4日，托马斯记着：河里充满暗礁。温德认为这就是受惊的传教士所说的“十八滩”，但他不动声色。尽管他已注意到“河里遇难船只的飘流物”，他还装出一副沉着的样子。巴罗干脆把当地险恶的名声归咎于中国人的惊慌失措：“他们驾驶技术不熟练。他们一有问题就惊慌失措，吓昏了头；而只要冷静一点，他们是能够摆脱困境的”。孩童又一次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只要不在夜间去那里冒险，几乎没有危险”。对于溯江而上的船队，急流的危险性要小些。但是暗礁相当多：用了两天时间我们才通过这段河道。
　　在过十五滩时，有几艘小船撞翻在岩石上。这引起了水手的恐慌。他们“口中念念有词，祈祷河神保佑，同时使劲敲锣并焚烧檀香木，用它的烟来刺激河神的嗅觉神经，以引起他的注意”。巴罗对此不屑一顾。“无动于衷”已成西方人在异国旅行的精神武器之一。
　　同一天在北京，一个因使团而遭到不少麻烦的清白无辜的人恢复了自由：此人名叫郭杰观，因为懂英语受到怀疑。朝廷出于谨慎把他从宁波押解到北京。现在怀疑消除了。他从未与英国人有过任何来往，甚至连一个英文字也不懂。他的父亲同夷人确实有过联系，不过那是40年前的事。他已不构成任何危险。那么，他此番来北京就没起任何作用？当然不是。他消除了皇帝的不安，并促使天朝官僚机构提高了警惕。
　　还是12月4日这一天，安德逊看见一座漂亮的建筑物。它是寺庙还是某一位大官寻欢作乐的地方？陪同人员告诉他，第一种假设是对的。但第二种假设使他想入非非。他很欣赏中国把建筑设计在自然景色之中的艺术。
　　他不知道的是风水和等级在建筑中起的作用。选择大门的朝向和建房的位置时都要考虑既能避邪，又能得到神道的保佑。建筑物位置的高度与房主在社会金字塔中的地位相称。建筑的漂亮可能与风水没有多大关系，而仅仅与审美有关。除非中国人的头脑里充满了山水、风景间的强烈顺序感，因此，风水和审美已混为一体。
直到16世纪，中国大大领先于西方。它的工艺能力是无与伦比的，与它的科学相比更处于领先地位，因为中国的发明主要靠灵巧，很少是靠思辨取得的。
　　中国人比欧洲人早500年使用10进位制：在1000年前，他问就有零的算术概念和负数了。他们比欧洲早1000年就使用带轭圈的前胸马具，而在欧洲要到菲利普·奥古斯特和弗雷德里克·巴尔帕鲁斯时代才普遍使用这种马具。他们比我们的祖先早15个世纪就观察到了太阳黑子、制造出瓷器、发明了幻灯、使用游标卡尺。他们比世界其他地方早两千年用拉线播种、在菜畦里锄草、用金属犁铧耕地、西欧在18世纪才发现的旋转风选机、马戛尔尼的随行人员对其精巧赞叹不已的播种机，在中国已存在了20个世纪。还有活塞鼓风机、牛铁炼钢术、钻井提取天然气或悬索桥技术均领先于西方。
　　李约瑟在他15卷巨著中一一列举了这些发明创造。这位英国学者证实，这些文艺复兴时代震撼了西方的发明都应归功于中国人。它们借助十字军东征、或穿过伊斯兰国家、或靠最初几次远航的成功，可能很晚才传到西方。诚然，李约瑟有时也会在论证中加入一个研究人员所惯有的偏执情绪，在研究一开始便提出了他应该在以后发现的原理。威廉·戈尔丁在《特命全权大使》一书中说：在马克·奥雷尔时期有位希腊人去中国。他带去了大部分以后我们归功于中国人的那些发明。我们能否完全排除这一可能性呢？
　　反正，我们文明的几个最重要的业绩显然都要归功于来自中国的发明；甚至有几种使西欧征服世界的武器也是得益于中国。中国人发明罗盘和尾柱舵远远早于欧洲人，但这些发明却在欧洲导致了远洋航行和探险；中国人发明了印刷术和纸，却引起我们阅读和文化的爆炸——推动了戈登堡活字印刷的发明；他们发明了纸币，却有助于我们银行体系和贸易的发展；他们发明了火药和火器，却改变了我们战斗的精神。但这任何一项发明创造都没有在中国产生这样重要的后果。有些发明在中国甚至根本不用。
　　15世纪初，太监郑和统率400艘临战装备的船只，勘测了太平洋和印度洋沿岸。船队经过的线路从帝汶岛至红海，可能还到过好望角。然而，在同一世纪末，当葡萄牙航海家伐斯戈·德迦马从反方向穿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时，中央帝国却永远放弃了海上冒险。那么它的智能是否就像贝特莱姆描写的得了孤独症的儿童那样，“从此便控制在保护自己生命这唯一目的上而不顾外部现实”了呢？
　　被抵制的外国影响
　　明朝历代皇帝要求百姓严格遵循孔子的教诲，效仿古人，抵制外国的有害影响。正当欧洲人刚刚从黑死病的恐怖中恢复过来，感到有法加快原先缓慢进程，从18世纪的愚昧跨入已知世界的大门时，中国却发布了静止不动的通谕。正当人类冒险在世界范围展开之时，中国人却带着自以为优越的感情把自己封闭起来。封闭是不可能的：他们很快发现商人和传教士来到了他们的沿海。
　　随着马戛尔尼访华，欧洲敲响了他们的大门，把中国卓绝的发明介绍给中国人：欧洲人与中国人一样，并不知道这些发明来自中国。西方人使这些胚芽长了出来，而中国人却任其枯萎。从贸易和相互渗透中，中国较之西方更有利可图。丁维提不无讥讽地说：“中国人总在船头上画两只眼睛。如果问其原委，他们总是回答：如果不画眼睛，船如何辨别航向？”中国人被迷信禁锢，而西方人却从迷信中挣脱了出来。
　　在使命行将结束之际，马戛尔尼终于找到几位能正视这一差距的对话者。他们完全被吸引住了。“从他们所提的问题，从他们所作的评论，以及从他们对谈话的感受来看，他们的思想开放使我感到放心”。
　　马戛尔尼在日一篇未发表的日记中就写过这样的话，当时他还在海上航行：“如今，使气球凌空升起的技术就像驾驭双轮轻便马车一样简单。通过简单的机械操作，哈维斯博士已毫无困难地使死人复活！”特使的想象走在了科学的前面。但确实从1773年起，威廉·哈维斯就证实了人工呼吸的原理，约翰·亨特后来发明了一种专用的器械。确实，法国人雅克·达维埃尔手术治疗白内障和奥地利人贝尔治疗青光眼使眼外科有了长足的进步。面对1783年在巴黎上空、1784年在爱丁堡上空升起，并于1785年飞越英吉利海峡的气球，怎么能不浮想联翩呢？这种气球马戛尔尼此番带了一个到北京想作表演而未成。
　　对科学的信仰
　　马戛尔尼试图用他对科技进步的热情使对方受到感受。“总督及其同伴好像从梦幻中走出来。朝廷对我们的发明无动于衷，他们对此不得不表示遗憾。和珅确实不如他们眼界开阔吗？还是因为他处处要受到一种比个人的信念更重要的制度的约束？”
　　马戛尔尼向和珅建议中英两国进行科学和技术交流。和珅对此兴趣不大。马戛尔尼感到不悦：“在热河的一次谈话中，我向他列举了欧洲学者的几个最新发明，特别提到热气球，我特意带了一个这种气球和一个当场能做示范表演的人来”。他阻止气球升空和其它一切试验。
　　“康熙皇帝的继承人并没有继承他那种深得传教士赞扬的对科学技术的爱好”。马戛尔尼对此感到遗憾。朝廷变得“那样自负，它竭力对西方的技术优势进行保密；它不能不看到这种优势；然而，只要它还没有找到消除这种优势的对策，它就不想让中国人了解情况”。让热气球在北京上空升起？那不啻于全中国都知道西方人的优势：简直不堪设想！钱德明神父在1789年肯定地说：“在我有机会在北京谈论过的所有发明中，空中航行引起的反响最小。他们把气球纯粹当作一件新奇的玩意儿”。这是一种人们不想有的好奇性。为什么？19世纪末，严复是这样写的：“圣祖有道曾孙，处今日世变方殷，不追祖宗之活精神，而守祖宗之死法制”。这种谴责，对于采取鸵鸟政策的乾隆与和珅是完全适合的。
　　马戛尔尼与长麟几乎同时意识到，中国的发明只不过是些修修弄弄的手工产品，而西欧越来越成为科学的产物。当时在广州的一位法国人接着说：“他们的所有技术手段都是通过经验和观察得来的”。
　　马戛尔尼没有认真读过耶稣会士写的书。帕雷宁神父在1740年就提出中国人在科学上落后的原因：“他们缺乏那种叫做‘好奇’的不安心理，而正是这种好奇心使科学大踏步地前进。”如果说“需要是发明之母”，那么，何种需要才能刺激这位写过“天朝无所不有”的乾隆爷呢？
　　马戛尔尼用当时时兴的信仰上的表白对这次至关重要的谈话作了如下的总结：“要阻止知识的进步是徒劳的。人类的智慧不断发展，这是常理所在。一旦攀登上最初几个台阶，这种努力在达到最后一个台阶前是不会停止的”。他的朋友塞缪尔·约翰逊指出：“人的欲望随着他获得的东西而增长，他迈出的每一步都使他发现他立即就想得到的新鲜事物”。这种永远满足不了的好奇心，还有那些贪得无厌的欲望，天朝的体制对它们一概加以谴责。它这样做是对，还是不对呢？
　　中国人能永远忍受这种制度吗？了维提终于使广州的中国人对他的科学表演产生了兴趣。北京对话者的狭隘、固执曾使他沮丧，现在他重新鼓起了勇气。马戛尔尼想，中国人不会长期任凭压制而不起来反抗的。农民起义频频发生，这难道不是那种压抑不住的内部燥热的征兆？
　　幕后的暴乱
　　马戛尔尼曾多次提到动乱的问题：“在那些众所周知的贫穷省份，尽管政府严密监视，仍有秘密会社，它们总能设法避开政府的警戒。它们秘密集会，唤起人们对失去了的独立的回忆，触痛新近的伤口，考虑报复的办法。”
　　真是看得透彻！陪同的中国官员会向英国人透露这些情况吗？当然不会。很显然，这些都是传教士说的。不管怎样，勋爵从中得出了结论，而下个世纪将证实他们十分富于洞察力。这些“秘密社团”利用人民的不满情绪。如果他们是汉族，就煽动他们的反满情绪；如果他们是异族人，那么就煽动他们的反汉情绪。这是能避开政权控制的唯一结社形式。对于它的成员来说，这是唯一能推动进步的因素。黑格尔也许会说，这是唯一能摆脱那个既可怖又可敬的父亲的方法，因为在这位父亲身上集中反映了所有人的祖先、帝国的历朝以及中国人的集体心灵的特点，因为这位父亲对我们这些西方个人主义者认为是不可侵犯的个人意识进行绝对的统治。在这些秘密会社里，个人并不分散无力，而是组织结合在一起，就像杜尔凯姆所证明的那样，组成一个活力远远超过所有分散的个体加起来的总和的心理存在。
　　今天我们知道，乾隆统治期间叛乱四起。有几次叛乱竟传到传教士和澳门的欧洲人的耳里。有几次发生在使团访华前几年间，它对此亦有所闻。还有几次发生在使团访问之后。就是在平息陕西白莲教的叛乱中，我们的朋友王文雄在1800年送了命。
　　下面是我们另一位老朋友梁栋材神父写的一篇未发表的见证。他抄录并翻译了登载在《京报》上的这份作为例子的陕西总督的奏章：
　　“有人通知我，一个邪教派在集合，背诵经文。当地官员派出了弓箭手以制止骚乱，派去的人受到粗暴对待。我亲自前往郃州。反叛分子有两千多人，且武装得很好。他们排成战斗行列。两个妇女站在头领的左右两侧。她们头发蓬乱，一手拿剑一手执旗，嘴里念着咒语。这些反叛者作战十分勇猛，战斗持续了五个小时。”
　　“在参观战场时，我看到他们的头头躺在地上，一边一个女人。我让人把这些罪人的头割下来，放在笼子里示众。百姓高兴极了。”
　　梁栋材神父悲叹道：去年圣诞节前夕，也是在陕西，天主教会“被当成秘密社团来对待”，并以“夷人会党”定罪。乾隆是不会仔细区分反叛分子和基督教徒的。
　　在不变的表面豪华的背后，帝国的内部却动荡不安。满族政权不是一个无偏见的政权。它所受到的威胁完全可以解释为什么它对所有可能否定这政权的事物作出如此胆小的防御反应：英国人是这一面临危机的秩序的扰乱者。
12月6日，继续溯赣江而上，船队穿行于群山间，山坡上的梯田里种着甘蔗。赣州府是一座大城市，四周围有城墙。使团受到士兵的列队欢迎。旌旗招展、锣鼓齐鸣、礼炮阵阵、人山人海。
　　7日。河道太浅了，必须换乘更轻巧的船只，除非“把河底的石块搬开，再用铁耙在砾石中耙出一条航道来”。经过两天的缓慢航行，于9日来到南安府。显然，船再也不能前进了。这已是第二次从陆路穿过一片高地了。这是梅岭山口。此山并不是因为高而闻名，它还不到300米高，而是因为它地处北京——广州的正常航线上，它是2500公里航程中的唯一的一次间断。前面的那个山口是因为英国人要绕道浙江才遇到的。
　　梅岭山口马乱跑
　　马戛尔尼的叙述很简单：“12月6日。根据各人所好，我们坐轿子或骑马上路了”。多么幽默！除了斯当东，其余人的选择只限于在不同的马中进行。“赣粤交界处的群山构成一幅罗曼蒂克的景色，让人叫绝”。山腰里凿出来的崎岖小道使人免得绕大弯子。下山后，来到一片稻田中间。从一条江到另一条江中间有50公里的山路，我们用了9个小时才走完。据耶稣会士马国贤说，1710年时这条道上游客云集，说它像一条山路，倒不如说它更像一条去集市的路。而在1793年，这里的情况就不能同日而语了。
　　马戛尔尼舒舒服服地坐在华盖下，欣赏着四名轿夫的矫捷步子。你可能以为轿子作为体面人的交通工具是以庄重的步子向前走的。这就错了：他们的轿夫“走得很快，比飞鸟还要快”。给当官抬轿的轿夫每天从早到晚要走100里。他们这一行可不让人羡慕。乾隆年间的一首叙事诗对他们的命运有所描写。
　　按日轮派听驱使，
　　扛抬迎送奔长途。
　　赤足击地茧重裂，
　　秃肩磨扛血缕濡……
　　这些中国人是多么的勤劳！“从杭州开始，我们的船夫每天至少有20次双腿齐膝被河水弄湿。河水浅时，他们干脆拉着船走。我看到两名脚伕把一个几乎重达一吨的货物从一条船抬到另一条船上”。
　　他们的诀窍是什么？“他们只吃米饭，可是结实极了”。中国人的人种是否优于其他人种？“我们不相信在安的列斯群岛上的黑人会干那种使人筋疲力竭的活。而对欧洲人来说，仅仅干活时的叫喊声就会使他们疲惫不堪”。见过中国人干活的欧洲人，有时难免会有一种颠倒过来的种族主义：对本民族的蔑视。
　　使团的其他人只能在圈着300匹马中挑选。每人交出在下船时发的号，挑出归他骑的马。大家都上马出发！安德逊运气不佳：一匹尚未完全驯好的劣马：“可我已交了我的号，不管它有多差劲，是我挑的，也只好认了”。就这样，”外交团成了骑兵团”开始出发，大队中国士兵紧跟在两侧一起行进。
　　这支英国骑兵队里不是只有认可合格的骑兵：“我们全神贯注地在看着自己出洋相。从没有人见过这样的马队。大多数机械师、士兵和仆人都是些可怜的骑手，他们都是第一次骑马”。绅士就值得骄傲了，因为他们所受教育的第一项就是骑马……现在听到的是一片嘻笑声，看到的是他们惊惶失措的滑稽样。
　　爬山时，因为道太窄，只得下马步行。在顺利到达李公乡后，就在那里用午餐；又是士兵列队欢迎、鸣炮致敬。安德逊对妇女更感兴趣：“这里的妇女比起已经路过的那些地方的妇女享受有更大的自由”。
　　过了山口，从攀登陡峭山坡的危险中解脱出来的骑手们，“欣喜若狂地”从南面的缓坡上往下冲。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