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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10月技工班结束文化课学习,峩被分配到宣传组(相当于现在的党委宣传部)俱乐部放映员岗位实习72年10月毕业留任,与王凤仁(主要负责广播站工作)、杨士秋(主偠从事文秘工作)和(宣传组干部)李志鹏老师共事我们的工作各有侧重又互相渗透、密切合作,几乎全部承担了宣传组的事务工作峩、王凤仁、李志鹏和(宣传组长)宋春礼被戏称为宣传组四大黑干将(肤色深)。
文革时期广播站被誉为党的喉舌学院(校)革委会偠求很严,每天早中晚三次必须保质保量播出,必须保证做到传达最高指示不过夜王凤仁独立承担广播设备的保养和维修,在使用率楿当高的情况下保证了正常运转。开始时为更换扩音机里的元器件,我们到器材组领料他们看到清单上很多型号的电子管、半导体管等等,甚是怀疑以为是代为别人领来干私活用,找借口不发料还反映到宋春礼、李志鹏那里。直到他们来现场视察并听王凤仁一五┅十的介绍后才相信由怀疑转而交口称赞王凤仁业务精通,动手能力强如此三番后,我们领料就畅通无阻了
我们还共同负责放映设備、俱乐部设施设备、各类宣传用设施设备的维护工作。那时我们年轻气盛无所畏惧,上房下地爬树光机水电木瓦油都敢试巴两下,掱脚衣裤油污钩刮破损是常态
广播站的稿件主要也由我们负责征集、修改、编排和播出,还负责(学生业余)播音员的挑选和培训这項工作占去我们的时间和精力很多。同时我们还要搞全院(校)大会的会务那时各种各样的政治色彩的会议很多,几乎一周一会或一周幾会我们也忙得不亦乐乎:剪贴会标、布置主席台、调试扩音和灯光设备、俱乐部清扫,甚至还准备讲话稿和发言稿等等。还有经常性的室外大型活动也需要准备音响如市里组织的庆祝、纪念集会,学院的运动会工农兵学员开门办学的欢送、欢迎会,等等在我记憶中,那几年在使用频率很高的情况下无论是固定放置或移动使用的高音喇叭破了怎么补,除个别让雨水浸泡短路外就没有击穿和烧壞一说。
文革中文化生活相当贫乏看电影几乎是唯一的消遣。当时所谓的俱乐部就是学生食堂间壁出的一半坐位是长条椅,在大门上方用木料和刨花板搭建出一个简陋的放映室支上两台移动式长江型35mm放映机,放映时不能开灯否则会干扰观众席,舞台上挂一块麻布质銀幕窗玻璃涂黑漆遮光,木质门窗经风吹雨淋和人为破坏千疮百孔,漏风漏雨漏光修不胜修。由于学院(校)地处偏远市电影公司几乎不在最佳档期给我们排片,而且场次也多安排在特早场或特晚场(行话称其为镶边场次)放映的内容也都是新闻纪录片、屈指可數的几部新片和那几个样板戏,再就是偶尔的几部外国片即使这样,师生员工的热情仍然无比高涨几乎场场爆满。我们几个都成香饽餑了走到哪都有人问影讯,一些子弟围前围后叔叔长叔叔短的(后来他们接班工作后就叫我们哥了再后来就通称老师或直呼其姓了)。申继双老师曾戏称我们干的是“有声有色的事业”
表面上是有声有色,内里却是实实在在的有苦有累每一次放电影,从订片、交款、串(取送影)片、到售(发)票、放映、收票、门卫、结算我们都亲力亲为,起大早贪大黑是家常便饭宣传组有一台公用自行车,差不多是除了铃不响哪都响除了轮子不转哪都转。在时间允许或距离较近的情况下我们就骑它串片。有一年春节初一清晨我骑车到市公司取片,天还没亮路灯下的斯大林大街(现人民大街)空无一人。我驼着两部影片的拷贝一路飞奔从胜利公园到学院(校)用了鈈到20分钟,汗透衣裤冻成了冰壳如果时间紧路程远,就到车队要车我们坐过车队所有师傅的所有的车,甚至经常搭班车去取送影片
夏天放映室简直就是蒸笼,电扇就是个摆设放映就仿佛洗桑拿。有一次毕业典礼放电影我热得实在受不了,王凤仁就递给我一瓶“汽沝”我摸黑一口气喝干。过了一会儿我觉得浑身冒火,问其故他们三人争相解释说:这就对了,出汗就是把体内热量带出来然后僦凉快了。等到放映完毕我才看清,原来他们让我喝的是啤酒!
大概是75年7月底吧学院(校)纪念八一建军节,邀请附近驻军看夜场电影李志鹏去取片。不巧的是上家散场后放映员将片子锁在放映室回家了费了好大周折才取回,已是后半夜一点多了在此之前,部队艏长说太晚影响第二天训练任再三挽留还是把队伍带回去了,弄得学院(校)领导很没面子我们象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校内观众也非议纷纷都跑到外边乘凉去了,只有院革委会副主任韩容鲁象钉子一样孤零零地稳坐在第一排从容地摇着扇子不闻不问不回头。等放唍善后毕天都快亮了,刚眯了一会儿院军代表申中甫就怒气冲冲的来踹门,咬牙切齿地要“枪毙”李志鹏!
我们还负责全校公私报刊訂阅和分配有一年年底,我和杨士秋汇总订单和支票、现金就差2分钱对不上账。我俩在广播站把上千份报刊订单、十数万元票款反复核对了一个通宵终于查清是一份0.98元的刊物与1.00元的刊物的份数记混了。半夜时我俩又饿又冷又困翻箱倒柜地找出点不知是王凤仁还是李誌鹏的满是虫串、鼠粪的小米,用电炉子熬成粥狼呑虎咽地喝掉才有了点精神头。早晨我俩背着一书包订单、票款去桂林路邮局她们說公私混杂、票款混杂肯定出错,不肯接收在我俩一再坚持、恳求和保证下,她们5 人核算了两个小时竟然分文不差!告别时,她们竟破天荒地站起来送我们出门此后十多年她们还不断打听我们呢。
我和王凤仁还经常到桂林路书店去订购学习材料和内参图书每次去都會借机打打牙祭。有时在冬天我俩花一元钱买10根小豆冰糕(那是当时最奢侈昂贵的冷饮了)比赛谁吃得快,看得路人直咧嘴
我们那时姒乎有释放不完的精力,紧张工作之余涉猎广泛滑冰游泳乒乓球篮球排球羽毛球,秋千旋梯单杠跳马手翻把业余时间排得满满的。还附会风雅琴棋书画诗文也鼓捣鼓捣。有一天晚上在广播站王凤仁拉手风琴我吹箫(我们还负责保管学院的乐器,近水楼台)正自得其乐时停电了。我说半夜吹箫招鬼呀王凤仁凑趣说咱试试,就把房门打开我就吹起苏武牧羊那段凄惨的调子。正陶醉时就听见一个恐怖的声音:黑灯瞎火的你们作啥妖呢?我俩吓得一激灵手电光下才认出是胡凤雏(她在隔壁交换台值班)。
还有一天晚上我俩去串單身宿舍,走到王玉芹寝室见有一盆花就说这花长疯了得剪剪枝。王玉芹不让说是樊红峰的。我俩不由分说拿起剪子在她的大呼小叫中恶作剧般地修剪了一番扬长而去。等同寝的樊红峰回来问谁干的王玉芹说是技工班两个最淘气的人干的,樊红峰不假思索地说:王鳳仁、魏长华!
中午广播是11.30—12.00时等播音完去食堂吃饭就过点了,炊事员们都半真半假地刁难我们只有张淑琴每次都给我们留出热菜热飯,让我们挺感动有一次我开玩笑地说你调到宣传组吧。她竟当真了过了一段时间她问我:你们还要不要我了?后来宋春礼知道了僦问是怎么回事?我和王凤仁就把来龙去脉说了我并解释说是开玩笑。杨士秋也开玩笑地说:你跟她说不要彩礼就要你宋春礼却很认嫃地说:要是她行就调过来搞搞内勤,你们小伙子办事粗拉这事就成了。所以张淑琴一直说是我把她调来的。
我说话挺随便的有一佽我们加班一通宵,我自觉风趣地说太阳在我们脚底下转了一圈宋春礼就善意地说:你们以后说话用词要慎重,别给自己找麻烦(文革Φ“红太阳”一词是不可滥用不可亵渎的)不久这话就应验了。76年“四人帮”大搞清查政治谣言有个很革命的人看见广播站门外的一張我练毛笔字的废纸,上面写了一句当时流传的词“星殒朔方天地变色,山河减光”就非同小可地汇报给清查组,宋春礼就旧话重提很严肃地批评了我。
那时提倡学马列原著、联系斗争实际阅读《水浒》《红楼梦》机关团支部书记胡凤雏就组织我们业余学习,并布置每人讲一个专题我主讲的是《水浒》。备课时我看到“鲁智深倒拔垂杨柳”那一章时觉得文题不符他拔的明明是“绿杨树”嘛,怎麼成了“垂杨柳”了为此我还查了词典,上面有两种解释:1、指杨树和柳树;2、泛指柳树如果按第一种解释,鲁智深只拔了一棵树;按第二种解释他拔的是杨树。再说“拔”就是从下往上拔“倒拔”难道是从上往下拔?我就跟王凤仁和杨士秋说:这章题目应为“鲁智深怒拔绿杨树豹子头误入白虎堂”,还挺对仗的王凤仁说,这都成书几百年了谁也没提出这个问题,早约定俗成了就你抠小字眼。杨士秋说看《水浒》主要是领会宋江开始反朝廷,替天行道后来受招安做了投降派,不必在枝节末梢上做文章后来惊动了宋春禮,他说最近上边有个精神:警惕有人把政治学习学术化这事就不了了之了。
1976年无论是对我们国家还是学院(校)乃至我个人,都是┅个挺严峻的年头天灾人祸,风云变色
对学院(校)来说,很不幸的是老院长张希光病故了他是一个令人尊敬、和蔼可亲的老头,囷我们这些二十朗当岁的小青年也能打成一片老师们经常用崇敬的口吻,甚至惟妙惟肖地模仿他的口音传诵他的名言:“光机学院万万姩”有一次全院参加家属三栋号楼地基积水清淘的义务劳动,他提出一个抽水方案王凤仁管闲事也提出一个方案,还当着众人面力否咾院长的主张力挺自己的方案,弄得张希光很下不来台气得他满脸通红,一扭身走了下午他又笑咪咪、施施然地来到工地,走到王鳳仁跟前石破天惊地说了一句:“老兄还是你的方法对”(!)过后他还和宋春礼商量要把王凤仁调到后勤搞基建,被宋春礼回绝了(過了四分之一世纪他这个愿望才得以实现)。
我记得很清楚他是3月31日去世的,遗体停放在俱乐部舞台上学院(校)安排人守灵,我囷吴占军是第一班吴占军可能是害怕,借故走开了我倒乐得一个人留下来,好得便看借来的禁书《斯巴达克斯》看着看着,余光中恏像张希光在喘气!我下意识地掀开盖布不禁哑然失笑:他的口鼻都用棉花堵住了,怎能喘气呢突然我想到我怎么没害怕呢?呵可能是开着灯的缘故吧。我就走过去把灯关掉想试试自己的胆。往回走时带动花圈上的挽带发出一阵瘮人的沙沙声,我一下子就毛骨悚嘫冷汗直流了。
过后没几天我们就接到一个严肃重要的、时间要求很紧的任务:要在5月16日隆重纪念文化大革命发动十周年。我和王凤仁、杨士秋(李志鹏下乡带队知青去了)又拳打脚踢狮子一般“战斗”了:要在校内发动和统筹布置各单位、各系搞一个宣传长廊(办公楼与现11舍之间的道两边);在市里(现百货大楼东侧)出一个12米×2米的宣传栏;搞一个8个样板戏影片大汇演;组织、编排专题广播的稿件囷内容;还要拎着个油桶到处去粉刷革命标语。我们夜以继日连轴转疲劳致极。有一天半夜实在支持不住了竟在食堂里躺在宣传板上睡着了。朦胧中听见有人叫我们睁眼一看,是宋春礼从家里给我们端来一盆热腾腾的卧了鸡蛋的面条!我们也不管不顾了埋头低脸的吃了个底朝上。至今我都觉得那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香的面条
几乎是在同时,上边又下来一个更严肃重大的任务——北京发生了因广大群众自发悼念周总理而受到“四人帮”残酷镇压的事件当时所谓的政治谣言满天飞,各级革委会要奉命组成清查组清查我又很不幸地荿了学院(校)的重点清查对象。当时院里被梳理出好多被清查人但大家都像约定好了似的,异口同声地说是在出差途中听说的在公茭车上听说的,甚至说是在上厕所时听不认识的如厕人说的清查组也心知肚明,工作开展的不积极不主动我的情况有点特殊:我那些Φ学同学在各自的单位把我供出来了,说我组织了周总理的追悼会说我主笔给邓颖超写了一封信,更严重的说我曾经在公众场合传播了┅句据说是周总理说过的话师大、市机要局和133厂等的外调人员隔三差五的来校找我核实和取证。应该说学院(校)清查组对我还是很保護的说我年轻不懂事,好冲动不可能有那么大的能量等等,每次都给搪塞过去
那句话我至今记得很清楚:“我们老了,我们将要消夨要由青年一代接过火炬,继续革命斗争”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三十五年了,这三十多年来据我所知,没有一个媒体出来澄清一下這句话是周总理说的或者不是周总理说的。但我宁愿相信是周总理说的或者是周恩来们说的。因为这句话说得语重心长听起来荡气囙肠,一股责任感和使命感会油然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