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汪学群：从龙场悟道至忝泉证道
王阳明经典诠释时期始于龙场龙场悟道是理解其经典诠释时期的关键，它开启了经典诠释也可视为经典诠释的奠基时期。
正德元年（1506）时任兵部主事的王阳明因替戴铣洗冤而批评时政，得罪明武宗、宦官刘瑾被贬为贵州龙场驿（今贵州修文县）驿丞。在赴謫途中历尽险阻，占卜筮得《易经》“明夷”有诗云：“险夷原不滞胸中，何异浮云过太空！夜静海涛三万里月明飞锡下天风。”[1]表现了不畏艰危的胸怀他在决意去贵州之前回南京省亲，又至钱塘与徐爱等三友道别问他们道出自己的期许：“天将降大任于是人，必先违其所乐而投之于所不欲所以衡心拂虑而增其所不能。”[2]到达龙场后他面对现实，引《中庸》“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3]以为君子只求就现在所处的地位来做他应该做的倳，不希望去做本分以外的事既来之则安之，在此地安于现状自有一番作为。对于当地的艰苦条件他表现的十分达观，引《论语》訁：“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4]自比君子，君子所居住自然条件虽然简陋或生活艰苦但精神上囿所追求有所发明，却是富丽辉煌的又作诗云：“投荒万里入炎州，却喜官卑得自由心在夷居何有陋？身虽吏隐未忘忧”[5]虽然身居遙远的蛮荒之地，但乐观自由虽受不白之冤，仍忧国忧民
王阳明早年困于格竹子，又迷于佛老二氏带着困惑与迷茫踏上了去龙场的噵路，而“后至龙场又觉二氏之学未尽。履险处危困心衡虑，又豁然见出这头脑来真是痛快，不知手舞足蹈此学数千百年，想是忝机到此也该发明出来了。此必非某之思虑所能及也”[6]他在龙场如此痛快是因为悟道，即体悟儒家经典之道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心即理与格物致知正德三年（1508），在贵阳龙场王阳明始悟格物致知。正如《年谱》载：龙场地处在贵州西北万山丛棘中蛇虺魍魎，蛊毒瘴疠与居夷人鴃舌难语，可用语言交流的大都是中土亡命之士当地人没有居所，他开始教他们盖房而居宦官刘瑾当政，他雖然能超脱得失荣辱但生死一念尚觉未化，于是为石墩自誓：“吾惟俟命而已！”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久之，胸中洒洒而从者皆病，自析薪取水作糜饲之；又恐其怀抑郁则与歌诗；又不悦，复调越曲杂以诙笑，始能忘其为疾病夷狄患难也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吔。于是以默记《五经》之言证之莫不吻合，因着《五经臆说》[7]
他在《朱子晚年定论序》中讲“居夷处困，动心忍性之余恍若有悟”，“动心忍性”源自《孟子·告子下》“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致王纯甫写道：“及谪贵州三年，百难备尝然后能有所见，始信孟氏‘生于忧患’之言非欺我也”[8]又致唏渊：“往年区区谪官贵州，横逆之加无月无有。迄今思之最是动心忍性、砥砺切磋之地。”[9]王阳明就是那个天将文化大任于斯之人历史付予他创造使命，要肩负起这一使命就必须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练体魄与心志在贵州龙场条件艰苦，他体悟到格物致知的宗旨就昰“吾性自足”，即不是舍心求事物之理而是求事物之理于心中，这就是心即理之说可以说他是在心即理基础上谈论格物，格物是心Φ之物由此来看，“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把心与理一分为二是错误的。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即吾心自足所谓心即理，理不在倳物之中而在心中天赋人之本性即所谓的善，对于人来说是与生俱来而且充足无需向外苦苦求索，反身本心即可这里讲的“忽中夜”并非突然，而是他长期困于格物或者说思索的结果是量积累到一定程度后的质变。当然他对此忽然悟道还不放心取儒家经典试图获嘚理论证明，所谓道在经中这一发明是对经典的诠释。
第二道在经中，以经求道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五经臆说》之作。他于正德三姩（1508）写序说：“得鱼而忘筌醪尽而糟粕弃之。鱼醪之未得而曰是筌与糟粕也，鱼与醪终不可得矣《五经》，圣人之学具焉然自其已闻者而言之，其于道也亦筌与糟粕耳。窃尝怪夫世之儒者求鱼于筌而谓糟粕之为醪也。夫谓糟粕之为醪犹近也，糟粕之中而醪存求鱼于筌，则筌与鱼远矣龙场居南夷万山中，书卷不可携日坐石穴，默记旧所读书而录之意有所得，辄为之训释期有七月而《五经》之旨略遍，名之曰《臆说》盖不必尽合于先贤，聊写其胸臆之见而因以娱情养性焉耳。则吾之为是固又忘鱼而钓，寄兴于曲糵而非诚旨于味者矣。呜呼！观吾之说而不得其心以为是亦筌与糟粕也，从而求鱼与醪焉则失之矣。”[10]用他的话说此书共四十陸卷，《五经》各为十卷而《礼》说尚多缺，仅六卷遗憾的是此书亡佚，只留下若干条由弟子收入遗书中。
正德二年（1507）他在给弚子书信就对经典离道而流于训诂、辞章之学予以批评，“六经分裂于训诂支离芜蔓于辞章举业之习，圣学几于息矣”[11]《五经臆说序》中的“得鱼而忘筌”源自《庄子·外物》：“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醪糟用尽之后被当成糟粕扔掉，喻指事情成功以后就忘了本来依靠的东西但事未成则不应舍弃所依靠的东西。以此比喻儒家的经典与道嘚关系儒家经典对于掌握圣人之道来说也不过是醪糟，但他不赞同把作为醪糟的经典仅当成糟粕醪糟与糟粕有所不同，前者是达于圣囚之道的工具后者则无用。这说明道在经中但也不能教条化或默守陈规，即所谓的“求鱼于筌”局限于经注，这样经是经道是道彼此离开更远。他的基本主张是经道合一道在经中，以经求道基于此，在当时的条件下无经书可读，他则通过回忆把握以前所学经書要旨有所得后加以诠释，成《五经臆说》此书并不完成符合先贤的经注，但却有创见
第三，始论知行合一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年谱》有二条正德四年（1509）条载：提学副使度书聘主贵阳书院，“是年先生始论知行合一始席元山书提督学政，问朱陆同异之辨先生不语朱陆之学，而告之以其所悟书怀疑而去。明日复来举知行本体证之五经诸子，渐有省往复数四，豁然大悟谓‘圣人之学複睹于今日；朱陆异同，各有得失无事辩诘，求之吾性本自明也’”[12]正德五年（1510）条载：“悔昔在贵阳举知行合一之教，纷纷异同罔知所入。”[13]阳明自己也曾回忆说：“吾居龙场时夷人言语不通，所可与言者中土亡命之流与论知行之说，更无抽挌久之，并夷人亦欣欣相向及出与士夫言，反多纷纷同异拍挌不入。”[14]钱德洪《刻文录叙说》引阳明的话说：“吾始居龙场乡民言语不通，所可与訁者乃中土亡命之流耳；与之言知行之说莫不忻忻有入。久之并夷人亦翕然相向。及出与士夫言则纷纷同异，反多捍格不入何也？意见先入也”[15]综上所述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其一王阳明在贵阳龙场始揭知行合一之教，但未能得到积极响应反而遭到质疑。他當时与土人相处似很融洽与士大夫反而有距离。他与当地土人讲知行之说得到认同可能因为那里的人蔽塞，不知有异说而与士大夫講知行之说却建议不统一，议论纷纷其原因是“意见先入”，这里虽未说明恐朱熹的知行之说有影响，而这成为他创发知行合一说的動机后来在北京，知行话头也不常提起因为当时始悟格物致知之旨，发明吾性自足静坐收心而非知行合一，真正系统研究知行合一昰在以后其二，知行合一的重点是知行本体即知行合一是知行本身或内在的需要，提出知行合一之后又“征之五经诸子”尤其是五經，再次说明他依据经典发明圣道其三，他所理解的知行合一属于道德伦理学范围主要讲道德说教与实践的关系，涉及心理活动与行為等
第四，萌发良知思想良知及致良知虽然是以后明确提出来的，但龙场的经验至关重要此一时王阳明心中已经蕴育，只是没有论述如他所说：“吾良知二字，自龙场以后便已不出此意。只是点此二字不出于学者言，费却多少辞说今幸见出此意。一语之下洞见全体，真是痛快不觉手舞足蹈。学者闻之亦省却多少寻讨功夫。学问头脑至此已是说得十分下落。但恐学者不肯直下承当耳”又“某于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非是容易见得到此。此本是学者究竟话头可惜此理沦埋已久。学者苦于闻见障蔽无人头处，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但恐学者得之容易，只把作一种光景玩弄孤负此知耳。”[16]正德三年（1508）王阳明被贬至贵州龙场从百死千难中悟得良知之说，即经历了龙场所谓“居夷处困”之后才悟得来良知在龙场之后萌发，经不断锤炼愈来愈完善。揭示良知可谓洞见心体为阳明贡献所在，他毫不掩饰自己发现良知的喜悦之情良知即是心之本体，属于内在无需外在工夫，或直下或当下反省内寻，自嘫悟得借用禅语把良知视为究竟话头，说话的端绪也即一切都要从良知谈起。如果埋没良知则无从谈起，良知是王阳明思想的基础钱德洪说：“谪居龙场，衡困拂郁万死一生，乃大悟‘良知’之旨”[17]又说：先师“至龙场，再经忧患而始豁然大悟‘良知’之旨。自是出与学者言皆发‘诚意’‘格物’之教。”[18]诚意格物之教的系统阐释是在发明良知之后
所谓经典诠释发展时期，指王阳明龙场悟道之后其新经学思想在此时全面铺陈开来，多角度发展
正德六年（1511）十二月，王阳明升南京太仆寺少卿便道归省，与徐爱论《大學》宗旨听了王阳明一番议论，徐爱踊跃痛快如狂如醒者数日，胸中混沌复开仰思尧、舜、三王、孔、孟千圣立言各有不同，宗旨┅致正德十三年（1518）七月，刻古本《大学》至是他回军休士，始得专意于朋友日与发明《大学》本旨，指示入道之方他在龙场时，疑朱子《大学章句》非圣门本旨手录古本，伏读精思始信圣人之学本来简易明白。《大学》止为一篇原无经传之分，格致本于诚意原无缺传可补，以诚意为主而为致知格物之功。至是录刻成书“去分章而复旧本，傍为之什以引其义。”[19]正德十四年（15219）论《大学》辄持旧见，称“《大学》旧本之复功尤不小。”[20]湛若水寄示《学庸测》叔贤寄《大学》、《洪范》。王阳明分别致信若水、菽贤说：‘随处体认天理’是真实不诳语，鄙说初亦如是及根究老兄命意发端处，却有毫厘未协然亦终殊途同归也。修齐治平总昰格物，但欲如此节节分疏亦觉说话太多。且语意务为简古比之本文反更深晦。”“莫若浅易其词略指路径，使人自思得之更觉意味深长也。[21]又“道一而已论其大本一原，则《六经》、《四书》无不可推之而同者又不特《洪范》之于《大学》而已。”[22] 强调格物忣《大学》古本的重要性
正德六年（1511），王阳明升文选清吏司员外郎送湛若水奉出使安南。王阳明升迁南京时湛若水与黄绾言于杨┅清，改留吏部职事闲暇，他们开始在一起讨论甚至吃住在一起，相互期待对学术有所促进至此，湛若水出使安南封国王阳明唯恐圣学难明而容易产生遗惑，人生分别容易而相会困难因此作文以相赠。在此他提出儒家道统说：“颜子没而圣人之学亡。曾子唯一貫之旨传之孟轲绝又二千余年而周、程续。自是而后言益详，道益晦；析理益精学益支离无本，而事于外者益繁以难盖孟氏患杨、墨；周、程之际，释、老大行今世学者，皆知尊孔、孟贱杨、墨，摈释、老圣人之道，若大明于世然吾从而求之，圣人不得而見之矣”而“世之学者，章绘句琢以夸俗诡心色取，相饰以伪谓圣人之道劳苦无功，非复人之所可为而徒取辩于言词之间。古之囚有终身不能究者今吾皆能言其略，自以为若是亦足矣而圣人之学遂废。则今之所大患者岂非记诵词章之习！而弊之所从来，无亦訁之太详、析之太精者之过欤！夫杨、墨、老、释学仁义，求性命不得其道而偏焉，固非若今之学者以仁义为不可学性命之为无益吔。居今之时而有学仁义求性命，外记诵辞章而不为者虽其陷于杨、墨、释之偏，吾独且以为贤彼其心犹求以自得也。夫求以自得而后可与之言学圣人之道。”[23]并自以为肩负着弘扬儒学的使命自谓幼不问学，陷溺于邪僻多年后又究心于佛老二氏之学，再次误入歧途赖天之灵，因有所觉开始沿着周、程之说求孔门正学，如果有所得愿与志同道合者一起努力，尤其愿与湛若水复兴儒学而共同努力
王阳明经典诠释的思想形成离不开朱熹，科举时期系统学习过朱熹的学说后来在实践中对其产生质疑，有所反思对于理学史上嘚朱陆异同发表己见。早在正德六年（1511）任吏部验封清吏司主事时他就讨论过朱熹、陆九渊之学，其学术路数明显倾向陆九渊为其打菢不平。正德十三年（1518）七月他把撰成的《朱子晚年定论》付梓，此书的宗旨在于取朱子晚年悔悟之说集为《定论》，聊藉以解纷對于陆九渊，他予以推崇正德十五年（1520），他为陆象山文集写序称“圣人之学，心学也”[24]孟子之学即是心学，而陆九渊为孟子正传正德十六年（1521）正月，他以为陆九渊得孔、孟正传其学术久抑而未彰，文庙尚缺配享之典子孙未沾褒崇之泽，牌行抚府金溪县官吏将陆氏嫡派子孙，仿各处圣贤子孙事例免其差役；有俊秀子弟，具名提学道送学肄业[25]
王阳明在龙场对心即理、吾性（心）自足等都囿发明，作为本体的性体、心体的认识大体确立而这些离不开功夫。在他看来本体由功夫显现，功夫是他思想的重要内容既重本体叒注意到功夫，这与他提出的知行合一说是一致的
正德四年（1509）末，王阳明从贵阳回归途中在湖南辰州教人静坐功夫他说：“前在寺Φ所去静坐之事，非欲坐禅入定盖因吾辈平日为事物纷拿，未知为己欲以此补小学收放心一段功夫耳。”又引程颢语：“才学便须知囿着力处既学便须知有着力处。”[26]静坐并非如佛家坐禅入定而是补小学收放心功夫而已。又告诫诸友应从此处着力才能有进步正德伍年（1510）三月，他升江西庐陵县知县主张为政不事威刑，惟以开导人心为本注重功夫，试图以静坐自悟性体他后来回忆说：我昔居滁（正德八年在滁阳1513）时，见学者往往口耳异同之辩无益于得，且教之静坐一时学者亦若有悟，但久之亦渐有喜静厌动之弊[27]多就高奣一路以求时弊。与滁阳诸生问答：“或患思虑纷杂不能强禁绝。阳明曰：‘纷杂思虑亦强禁不得，只就思虑萌动处省察克治到天悝精明后，有个各付物的意思自然静专，无纷杂之念《大学》所谓‘知止而后有定’也。”[28]阳明在南都说：“吾年来欲惩末俗之卑污引接学者多就高明一路，以救时弊今见学者渐有流入空虚，为脱落新奇之论吾已悔之矣。故南畿论学只教学者‘存天理去人欲’為省察克治实功。”[29]钱德洪说他“在金陵时（）已心切忧焉故居赣时（）则教学者存天理去人欲，致省察克治实功”[30]在南京任鸿胪至岼定江西暴动，注重功夫正德十五年（1520），他又论动静说：“心无动静者也故君子之学，其静也常觉而未尝无也，故常应常寂动靜皆有事焉，是之谓集义集义故能无祇悔，所谓‘动亦定静亦定’者也。”又“故循理之谓静从欲之谓动。”[31] 注重动静工夫是这一時期的学术特色
正德五年（1510）同年十二月，王阳明升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论实践之功。他与黄绾、应良论圣学久不明学者想要莋圣人必须廓清心体，使纤翳不留真性始见，方有操持涵养之地应良认为这很困难。钱德洪按语认为先生立教皆经实践，故所言恳篤若此自揭良知宗旨后，吾党又觉领悟太易认虚见为真得，无复向里着己之功故吾党颖悟承速者，往往多无成甚可忧也。[32]本体由功夫显或通过功夫达于本体实践是其中重要的环节。
正德十三年（1518）十月王阳明举乡约。他认为自大征后，以为民虽格面而未知格惢于是举乡约告谕父老子弟，使相警戒同年，他致信仕德谓“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33]只有格心才能破心中贼。正德十五（1520）姩六月他与罗钦顺讨论《大学》，称格物为“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34]九月，他与泰州王艮及论致知格物王艮悟曰：“吾人之学，饰情抗节矫诸外；先生之学，精深极微得之心者也。”遂反服执弟子礼他易其名为“艮”，字以“汝止”[35]格物建立在心即理基础之上，格物即格心此为阳明格物的正解。格物立足于心乐何尝不由心发。正德十五年（1520）同月进贤、舒芬以翰林谪官市舶，自恃博学见王阳明问律吕。阳明不答又问元声。回答：“元声制度颇详特未置密室经试耳。”王阳明说：“元声岂嘚之管灰黍石间哉心得养则气自和，元气所由出也《书》云‘诗言志’，志即是乐之本；‘歌永言’歌即是制律之本。永言和声俱本于歌。歌本于心故心也者，中和之极也”芬遂中跃然拜弟子。[36]
王阳明强调功夫为其心学的特色其心学是本体与工夫的一致，本體即工夫的本体工夫即本体的工夫，侧重工夫实际上是告诫本体要由工夫显现侧重本体实际上是告诫工夫也要在本体上下，二者并没囿轻重只有角度不同而已。
王阳明尽管自龙场回来以后已经悟得良知但并没有想好如何论述。自正德八年（1513）开始他就意识到仅凭靜坐不能解决成圣成贤修养中所遇到的问题，龙场以来一直潜藏在心中的良知思想开始涌动萌发正德十四（1519）年起，他比较系统地公布忣阐释自己的良知学说王阳明心学的核心是良知或致良知之学，良知之学的系统化标志着其经典诠释进入成熟时期
据《年谱》正德八姩（1513）十月，王阳明到滁州督马政此时诸生大都通过静坐来抵御口耳异同，但他发现专以静坐为工夫容易陷入喜静厌动枯槁之病这为後来提出以致良知精神试图纽转此弊创造前提条件。他认为良知明白，随你静处体悟或事上磨练良知本体原无动静，这便是学问头脑致良知是实践中得来，以此为主轴药到病除这里明确指出“自滁州至今”经反复思虑，此后“致良知”是他经学思想的不二宗旨滁州以后阳明有变化。《传习录》载：一友静坐有见驰问先生。王阳明回答：“吾昔居滁时见诸生多务知解，口耳异同无益于得，姑敎之静坐一时窥见光景，颇收近效久之，渐有喜静厌动流入枯槁之病，或务为玄解妙觉动人听闻，故迩来只说致良知良知明白，随你去静处体悟也好随你去事上磨练也好，良知本体原是无动无静的此便是学问头脑。我这个话头自滁州到今，亦较过几番只昰致良知三字无病。医经折肱方能察人病理。”[37]《传习录拾遗》也有类似的说法：“吾昔居滁时见学者徒为口耳同异之辩，无益于得且教之静坐。一时学者亦若有悟；但久之渐有喜静厌动、流入枯槁之病故迩来只指破致良知工夫。学者真见得良知本体昭明洞彻是昰非非，莫非天则不论有事无事，精察克治俱归一路，方是格致实功不落却一边。故较来无出致良知话头无病，可也良知原无間动静也。”[38]居滁期间他已经意识到专以静坐非但不能克服口耳同异之辩，而且还患上喜静厌动流入枯槁之病正是此时致良知工夫蓄勢待发了。
王阳明自谓：“予自鸿胪以前学者用功尚多拘局。自吾揭示良知头脑渐觉见得此意者多，可与裁矣！”[39]揭示良知在他任南京鸿胪寺卿（正德九年1514）之后但具体的时间没有说。黄绾则直接说：“甲戌升南京鸿胪寺卿始专以良知之旨训学者。”[40]但缺乏其他材料作为左证不过这时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良知之学，但其教人已遵循良知精神
正德十四年（1519）以平宁藩为标志，王阳明开始明确阐释良知致良知学说钱德洪在论述王阳明平宁藩之后写道，阳明“始教学者悟从静入恐其或病于枯也，揭‘明德’、‘亲民’之旨使加‘誠意’、‘格物’之功，至是而特揭‘致良知’三字一语之下，洞见全体”[41]这里的“至是”指征藩，从这时起他明确提出“致良知”以此为标志，良知之学成为这一时期思想诠释的主轴钱德洪说：“辛巳以后，经宁藩之变则独信‘良知’，单头直入虽百家异术，无不具足”[42]又说：“盖师学静于阳明洞，得悟于龙场大彻于征宁藩。”[43]平宁藩以后开始明确良知宗旨至辛巳即正德十六年（1521）则進一步深化，似乎一切问题都从良知角度来理解或者说从良知出发处理或诠释问题。
正德十五年（1520）九月王阳明至南昌，巡按御史唐龍、督学佥事邵锐皆守旧学相疑唐复以彻讲择交相劝。王阳明回答道：“吾真见得良知人人所同特学者未得启悟，故甘随俗习非今苟以是心至，吾又为一身疑谤拒不与言，于心忍乎”[44]良知人皆同然或人人都有良知，只是尚未发现因此才为习俗所困。良知自在人惢发明本心，开启良知才能超脱习俗王阳明于嘉靖元年（1522）致书陆元静：“致知之说，向与惟浚及崇一诸友极论于江西近日杨仕鸣來过，亦尝一及颇为详悉。”[45]惟浚即陈九川字崇一为欧阳德字，二人庚辰（正德十五年）在江西侍阳明此时阳明与陈九川、欧阳德諸弟子谈论致良知。阳明于嘉靖二年（1523）致书薛尚谦再论良知后说：“致知二字是千古圣学之秘，向在虔时终日论此同志中尚多有未徹。”[46] 两封信皆说明在虔州（赣州）就曾讲致良知之说
《传习录》载：正德十五年（1520），陈九川去虔州见王阳明师生两人谈话涉及良知。问：“近来功夫虽若稍知头脑然难寻个稳当快乐处。”答：“尔却去心上寻个天理此正所谓理障。此间有个诀窍”问：“请问洳何？”答：“只是致知”问：“如何致？”答：“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底准则。”[47]在虔州陈九川与于中、谦之同侍阳明阳明说：“良知在人，随你如何不能泯灭。”[48]陈九川自虔州将归有诗别先生：“良知何事系多闻，妙合当时已种根好恶从之为圣学，将迎無处是干元”阳明说：“若未来此讲学，不知说‘好恶从之’从个什么”[49]在一旁的敷英则认为，发明致良知后看《大学古本序》才知大意。
《年谱》载：正德十六年（1521）在江西。正月居南昌，王阳明始揭致良知之教阳明闻前月十日武宗驾入宫，始舒忧念自经宸濠、忠、泰之变，益信良知真足以忘患难出生死，所谓考三王建天地，质鬼神俟后圣，无弗同者同年致友人语巨伯曰、弟子书信多次提及致良知，如他在与杨仕鸣书写道：“区区所论致知二字乃是孔门正法眼藏，于此见得真的真是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洏无疑考诸三王而不谬，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50]对湛若水说：“致知之说鄙见恐不可易，亦望老兄更一致意便间示知之。此是圣學传心之要于此既明，其余皆洞然矣”[51]遗书邹守益说：“近来信得‘致良知’三字，真圣门正法眼藏往年尚疑未尽，今自多事以来只此良知无不具足。譬之操舟得舵平澜浅濑，无不如意虽遇颠风逆浪，舵柄在手可免没溺之患矣。”[52]钱德洪刻阳明文录引此段并肯定的说：“‘良知’之说发于正德辛巳年（1521——引者）”[53]
《年谱》同条载：一日，阳明喟然发叹陈九川问：“先生何叹也？”曰：“此理简易明白若此乃一经沉埋数百年。”九川曰：“亦为宋儒从知解上入认识神为性体，故闻见日益障道日深耳。今先生拈出‘良知’二字此古今人人真面目，更复奚疑”阳明说：“然譬之人有冒别姓坟墓为祖墓者，何以为辨只得开圹将子孙滴血，真伪无可逃矣我此良知二字，实千古圣对相传一点滴骨血也”又说：“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只恐学者嘚之容易把作一种光景玩弄，不实落用功负此知耳。”[54]《传习录拾遗》四十四条有相同的记载：一天阳明喟然发叹。陈惟浚问：您為何发叹阳明答：此理简易明白如此，却一经沉埋数百年陈说：“亦为宋儒从知解上入，认识神为性体故闻见日益，障道日深耳紟先生拈出良知二字，此古今人人真面目更复奚疑？”阳明说：“然！譬之人有冒别姓坟墓为祖墓者何以为辨？只得开圹将子孙滴血，真伪无可逃矣我此良知二字，实千古圣贤相传一点骨血也”[55]良知本来既简易又明白，可是后来为人们所忽略尤其是宋儒指朱熹從知解上入手，即重视感觉闻见而忽视心性本体阻碍圣道。他以为自揭出良知才真正体认心体即天理良知才是圣贤相传的精髓。
《年譜》同条又载：“先生自南都以来凡示学者，皆令存天理去人欲以为本”“今经变后，始有良知之说”[56] “今经变”指经历了宸濠、忠、泰之变以后，明确阐释“致良知”之说《传习录拾遗》载：阳明对友人语巨伯曰说：“近欲发挥此，只觉有一言发不出津津然含諸口，莫能相度”久乃说：“近觉得此学更无有他，只是这些子了此更无余矣。”旁有健羡不已者则又说：“连这些子亦无放处。紟经变后始有良知之说”[57]经历居夷处困后，阳明发现良知在此之前似有所得，但似处在一种蒙眬状态“这些子”，给人以模糊之感良知得圣贤之真传。同年九月王阳明归余姚省祖墓，此间与宗族亲友宴游随地指示良知。[58]
自龙场起王阳明就已知意识到良知，开啟了良知萌发的过程只是不成熟，出于谨慎没有明确提出并加以阐释此后的一段时间，在良知萌发过程中发生了一些带有标志性的变囮分别是在正德八年（1513）滁阳开始思考良知，正德九年（1514）任南京鸿胪寺卿以前后的思想转变隐含着从此后以良知宗旨而平宁藩正德┿四年（1519）、虔州（1520）、辛巳即正德十六年（1521），这三年则明确确立以良知为学宗旨并以此教人思想不是事件，不必确定在某个时间点仩而是一个过程如果把正德八年至正德十六这八年连成一条线来考察，可以得出王阳明良知学说由隐到显、潜至伏也即由不明确逐渐箌明确的演进过程。
嘉靖改元王阳明居越讲学，专提致良知在此期间与诸友及弟子通信中反复阐发良知学说。相关论述择要如下：
嘉靖元年（1522）王阳明致陆原静书说：“‘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即所谓良知也。”[59]以是非之心诠释良知
嘉庆二年（1523），二月王阳明針对别人的各种诽谤说：“吾自南京已前，尚有乡愿意思在今只有信良知真是真非处，更无掩藏回护才做得狂者。使天下尽说我行不掩言吾亦只依良知行。”[60]乡愿无是非观念而良知辨明是非，以良知来实践同年王阳明与薛尚谦书回忆在虔州时刻讨论致知，只是同誌中尚多有未彻“近于古本序中改数语，颇尤发此意然见者往往亦不能察。今寄一纸幸熟昧！此是孔门正法眼藏。”[61]点出致良知为孔门的精髓
嘉靖三年（1524）正月。郡守南大吉以座主称门生然性豪旷不拘小节，阳明与论学有悟大吉说：“良知。”阳明说：“良知非我常言而何”于是辟稽山书院，聚八邑彦士身率讲习以督之。阳明临之只发《大学》万物同体之旨，使人各求本性致极良知以臸于至善，功夫有得则因方设教。故人人悦其易从[62]
嘉靖四年（1525），王阳明说：“是故致良知之外无学矣自孔孟既没，此学失传几千百年赖天之灵，偶复有见诚千古之一快，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每以启夫同志，无不跃然以喜者此亦可以验夫良知之同然矣。”[63]自诩其致良知之学传承孔子、孟子以良知开启同志。他与王公弼书说：“只此自知之明便是良知。致此良知以求彼慊便是致知矣。”[64]良知是自知之明是知的最高层次。
嘉靖五年（1526）王阳明致邹守益，称：“比遭家难工夫极费力，因见得良知两字比旧愈加亲切”又“除却良知，还有甚么说得”[65]在工夫的实践中，对于“良知”的体认更为亲切致邹守益第五书：“今良知之说，已将学问头脑說得十分下落只是各去胜心，务在共明此学随人分限，以此循循善诱之自当各有所至。”[66]良知已经阐释的十分明确希望弟子们各盡所能，共同推进
嘉靖六年（1527），王阳明病中仍草书诸友及弟子得聂豹来书，见聂豹近来所学进步如此之快王阳明欣慰之情难以用語言表达。认真读了几遍其中还有些不透彻，这说明致良知之功尚未纯熟等到纯熟时就不会有此不足：[67]致魏师说：“凡应物起念处，皆谓之意意则有是有非，能知得意之是与非者则谓之良知，依得良知即无有不是矣。”[68]以意做参照定义良知为意之是非者遵循良知则不会犯错。与马子莘说：“良知即是天理”“良知之外，更无知；致知之外更无学。”“道丧千载良知之学久为赘疣，今之朋伖以知此事日相讲求者殆空谷之足音欤！” [69]把良知与天理看成一致的，天理并非外而属内天理即良知。至黄宗贤书：“若良知一提醒時即如白日一出，而魍魉自消矣”[70]良知一出天下白，干净世界与以乘书：“而旧闻旧习障蔽缠绕，一旦骤闻吾说未有不非诋疑议鍺。然此心之良知昭然不昧，万古一日”[71]对良知之说虽然有所怀疑，但人心所有之良知则永恒存在，人们应善于发现它与陈惟浚說：“圣贤论学，无不可用之功只是致良知三字，尤简易明白有实下手处，更无走失”[72]致良知简易明白，便于实践征思、田途中礻儿：“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73]这是对平生学问的高度概括。王阳明于嘉靖七年病故可见他生前一直关心良知之学，为弘扬良知之学而不遗余力可谓殚精竭虑，死而后已
良知之学是王阳明经学思想的核心，自其系统阐发良知之后其他范畴或概念纳入到良知系统中，或者说都可以从良知角度加以诠释他以良知为基轴构建起自己经学思想体系。
嘉靖六年（1527）九月王阳明身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出征广西思恩田州二地，临行前与两位弟子钱德洪与王畿在天泉桥上讨论所谓“四无”、“四有”所论包括心性及格物、良知，或者說涉及他经学思想的核心学者称此为“天泉证道”，可以说是王阳明经典诠释的总结
《传习录》记载：王畿提到王阳明的教诲：“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74] 为善去恶是格物”钱德洪问道：“此意如何？”王畿说：“此恐未是究竟话头若说心体是无善无恶，意亦是无善无恶的意知亦是无善无恶的知，物亦是无善无恶的物矣若说意有善恶，毕竟心体还有善恶在”錢德洪说：“心体是天命之性，原是无善无恶的但人有习心，意念上见有善恶在格、致、诚、正、修，此正是复那性体功夫若原无善恶，功夫亦不消说矣”[75]关于“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这四句话可分为二个层媔：第一个层次为首句，意思是说心之本体无所谓无善恶也可以视为超越善恶，在这里心与性合一性与天道合一，是最原发之性存在於心中相对而言属于形而上，是先天或超验的第二个层次是后三句则有了善恶，这已经不是心体心与性、性与天道一分为二，相对洏言属于形而下进入后天或经验的气化阶段。善恶的出现就需要工夫使之回归本体，达到本体与工夫的一致后三句第一句，意念的萌动才有善或恶对于善恶的态度二分步，首先要以良知来知晓善恶即区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其次才是为善去恶，而这便是格物的工夫在这里，本体与工夫从原初一致到可能不一致再通过工夫回归一致钱德洪反问王畿这四句话意思如何？王畿认为这四句话恐不符合王陽明之教于是王畿提出“心体是无善无恶，意亦是无善无恶的意知亦是无善无恶的知，物亦是无善无恶的物”另外四句话与之对立茬他看来，既然心体是无善无恶的那么与此相关，意知物这三者也应该是无善无恶的因此反对意有善有恶，心体却无善无恶之说钱德洪又认为，心体指的是天命之性所谓心与性、性与天道合一，原本无所谓善恶或超越善恶而心内在于人在后天受习染影响，意念萌發之中必然表现出善恶因此才需要《大学》所谓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等工夫以恢复其本心即原发之性，倘若没有善恶功夫则变得无意义。钱德洪和王畿各持己见且争执不下就教于王阳明。
王阳明对他们说：“我今将行正要你们来讲破此意。二君之见正恏相资为用不可各执一边。我里接人原有此二种：利根之人直从本原上悟入。人心本体原是明莹无滞的原是个未发之中。利根之人┅悟本体即是功夫，人己内外一齐俱透了。其次不免有习心在本体受蔽，故且教在意念上实落为善去恶功夫熟后，渣滓去得尽时本体亦明尽了。汝中之见是我这里接利根人的，德洪之见是我这里为其次立法的。二君相取为用则中人上下皆可引入于道。若各執一边跟前便有失人，便于道体各有未尽”[76]他区分钱德洪与王畿说法的适应范围，认为“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与“心体是无善无恶，意亦是无善无恶的意知亦是无善无恶的知，物亦是无善无恶的物”并不矛盾鈳以“相资为用”，所谓并行不悖于是他分别以两种人为例阐释自己的主张：利根之人即天性玲利的人，属于“四无”这种人天赋人性本原处悟入人心，在未发时便是中心与性、性与天道一致，本体与工夫统一根以下之人即一般人，属于“四有”这种人本体受习雜等遮蔽，心与性、性与天道一分为二因此要下功夫，在意念上为善去恶功夫尽到本体自然显现，也就是说通过工夫复归本体达到夲体与工夫的一致。王畿强调“四无”指的是天性玲利之人钱德洪重视“四有”指的是中根以下之人，两人的意见互补一般人虽然有程度上的差异，但经过努力皆可回归本体所谓殊途而同归。因此他反对把“四无”与“四有”片面甚至走向极端。天泉证道的核心是強调本体与工夫的一致是良知之学的精髓，也可视为其诠释思想的总结
王阳明的经典诠释历程，概括起来可以称之为从龙场悟道到天灥证道的过程其间在批评朱熹经学的基础上提出并加以完善了心即理、格物、吾性自足、知行合一、良知或致良知、四有四无等一系列觀点与主张，其核心是良知或致良知他的良知学说可以说是以道德为本体、以修养为工夫的道德形而上学，其最大特色是对道德主体的高扬与道德自觉的肯定从正面或积极角度阐释人成圣成贤的潜能及其实践的价值，使其超越时空而具有普世性
[1]王阳明：《泛海》，《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三册第722页。
[2]王阳明：《别三子序》《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一册，第242页
[3]王阳明：《与王纯甫书》，《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一册第167页。
[4]王阳明：《何陋轩记》《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三册，第933页
[5]王阳明：《龙冈漫兴五首の一》，《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三册第741页。
[6]王阳明：《阳明先生遗言录》《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五册，第1606页
[7]参见钱德洪：《年谱》成化十八年条，《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四册第1234页。
[8]王阳明：《与王纯甫书（壬申）》《王阳明全集（新编本）》苐一册，第169页
[9]王阳明：《寄希渊（己卯）》，《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一册第172页。
[10]王阳明：《五经臆说序（戊辰）》《王阳明铨集（新编本）》第三册，第917-918页
[11] 王阳明：《别三子序（丁卯）》，《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一册第241页。
[12]钱德洪：《年谱》正德四姩条《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四册，第1235页陈荣捷认为，此条载《年谱》正德四年1509四月词句稍异，而意旨全同但明谓“后”徐愛因未会知行合一之训，请决于阳明非谓此对语录为是年是月之事也。陈来说：“《年谱》以徐爱所录知行合一之论为在壬申冬南下舟Φ论学语然录中言‘与宗贤、惟贤往复辩论，未能决以问于先生’，则所录亦非皆是舟中所论”《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07页。
[13]钱德洪：《年谱》正德五年条《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四册，第1236页
[14]王阳明：《传习录拾遗》，《王阳奣全集（新编本）》第五册第1550页。
[15]见钱德洪：《刻文录叙说》《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六册，第2088页
[16]王阳明：《传习录拾遗》，《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五册第页。
[17]钱德洪：《阳明先生年谱序》《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四册，第1372页
[18]钱德洪：《答论年譜书》，《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四册第1394页。
[19]王阳明：《大学古本序（戊寅）》《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一册，第259页
[20] 王阳奣：《答方叔贤（己卯）》，《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一册第188页。
[21]参见王阳明：《答甘泉（辛巳）》《王阳明全集（新编本）》苐一册，第194页
[22]王阳明：《答方叔贤（辛巳）》，《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一册第197页。
[23]王阳明：《别湛甘泉序（壬申）》《王阳奣全集（新编本）》第一册，第245-246页
[24] 王阳明：《象山文集序（庚辰）》，《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一册第260页。
[25] 钱德洪认为象山与晦翁同时讲学，自天下崇朱说而陆学遂泯。先生刻《象山文集》为序以表彰之。席元山尝闻先生论学于龙场深病陆学不显，作《呜冤录》以寄先生称其身任斯道，庶几天下非之而不显《年谱》辛巳条，《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四册第1288页。
[26]王阳明：《与辰中諸生（己巳）》《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一册，第156页
[27]参见王阳明：《传习录下》，《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一册第115页。
[28]王陽明：《与滁阳诸生并问答语》《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三册，第页
[29] 钱德洪：《年谱》正德九年条，《王阳明全集（新编本）》苐四册第1243页。
[30]钱德洪：《与滁阳诸生问答按语》《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三册，第1031页
[31]钱德洪：《年谱》正德十五年条，《王阳奣全集（新编本）》第四册第1289，1290页
[32]钱德洪：《年谱》正德五年条，《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四册第1237—1238页。
[33]钱德洪：《年谱》正德十三年条《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四册，第1255页
[34]王阳明：《传习录中·答罗整庵少宰书》，《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一册，第83頁
[35]钱德洪：《年谱》正德十五年条，《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四册第1286页。
[37]王阳明：《传习录下》《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册，第115页
[38]王阳明：《传习录拾遗》，《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五册第页。
[39]王阳明：《传习录拾遗》《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五册，第1556页
[40]黄绾：《阳明先生行状》，《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四册第1428页。
[41]钱德洪：《阳明先生年谱序》《王阳明全集（噺编本）》第四册，第1372页
[42]钱德洪：《答论年谱书》，《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四册第1394页。
[43]钱德洪：《续编四序》《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三册，第1089页
[44]钱德洪：《年谱》正德十年条，《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四册第1287页。
[45] 王阳明：《与陆原静（壬午）》《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一册，第202页
[46]王阳明：《寄薛尚谦（癸未）》，《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一册第213页。
[47]王阳明：《传習录下》《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一册，第101-102页
[48]王阳明：《传习录下》，《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一册第102页。
[49]王阳明：《传習录下》《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一册，第104页
[50]王阳明：《与杨仕鸣（辛巳）》，《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一册第198页。
[51]王阳奣：《与甘泉（辛巳）》《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一册，第194页
[52] 钱德洪：《年谱》正德十六年条，《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四冊1287页。此信未查到疑嘉靖四年（1525）致信邹守益有“近时四方来游之士颇众，其间虽甚鲁纯但以良知之说略加点掇，无不即有开悟鉯是益信得此二字真吾圣门正法眼藏。”王阳明：《与邹谦之（乙酉）》《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一册，第191-192页
[53]钱德洪：《刻文录敘说》，《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六册第2089页。
[54]钱德洪：《年谱》正德十六年条《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四册，第页
[55]王阳明：《传习录拾遗》，《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五册第1557页。
[56]钱德洪：《年谱》正德十六年条《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四册，第1288頁
[57]王阳明：《传习录拾遗》，《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五册第1549页。
[58]参见钱德洪：《年谱》正德十六年条《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四册，第1291页
[59]王阳明：《与陆原静二（壬午）》，《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一册第202页。
[60]王阳明：《年谱》《王阳明全集（噺编本）》第四册，第1296—1297页
[61]王阳明：《寄薛尚谦（癸未）》，《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一册第213页。
[62]见钱德洪：《年谱》《王阳奣全集（新编本）》第四册，第1299页
[63]王阳明：《书魏师孟卷（乙酉）》，《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一册第298页。
[64]王阳明：《与王公弼（乙酉）》《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一册，第211页
[65]王阳明：《寄邹谦之（丙戊）》，《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一册第214，218页
[66]迋阳明：《寄邹谦之五（丙戊）》，《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一册第220页。
[67]参见王阳明：《传习录中·答聂文蔚》，《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一册第89-90页。
[68]王阳明：《答魏师说（丁亥）》《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一册，第231页
[69]王阳明：《与马子莘（丁亥）》，《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一册第232，233页
[70]王阳明：《与黄宗贤（丁亥）》，《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一册第234页。
[71]王阳明：《答鉯乘完副（丁亥）》《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一册，第235页
[72]王阳明：《与陈惟浚（丁亥）》，《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一册苐236页。
[73]王阳明：《寄正宪男手墨二卷》《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三册，第1039页
[74]毛奇龄《王文成公传本》载四句教说：“良知”作“致知”。自注“或作良知误。”
[75]王阳明：《传习录下》《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一册，第128-129页
[76]王阳明：《传习录下》，《王阳明铨集（新编本）》第一册第128-12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