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元代“枢府”款枢府釉瓷使用对象及其用途

有关“枢府”款枢府釉瓷的记载最早见之于明初曹昭《格古要论》［1］。但介绍甚为简略并未述及铭文之所指及其用途。此后所见诸文献多沿袭此说［2］。自上世纪 70 年代中期景德镇陶瓷历史博物馆相关人员对湖田村部分瓷窑遗址进行了清理，其Φ出土了一些带有“枢府”字样的枢府釉瓷［3］与此同时，在沉船［4］、墓葬［5］等遗存中亦陆续出土了一批“枢府”款枢府釉瓷随の，对于此类铭文枢府釉瓷的研究工作逐渐展开并取得了一定成果［6］。本文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重新梳理已往考古和文献资料，拟对“枢府”与枢密院之间的关系、“枢府”款枢府釉瓷的使用对象、“枢府”款枢府釉瓷的使用性质等问题做进一步探讨敬请方家指正。

一、“枢府”是元代最高军事机构枢密院的简称

关于“枢府”与枢密院二者之间的关系多有文章论及，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意见：其一“枢府”是枢密院的简称［7］；其二，“枢府”与枢密院无关［8］；其三“枢府”是指宣徽院［9］。对此看法不甚一致。但絕大多数研究者支持第一种观点笔者持第一种观点。以下通过梳理元代相关文献对上述问题进行论述

1．《元文类·杂著》所录《经世大典序》“入官”条谓：“方天下未定，军旅方兴介胄之士莫先焉，故攻取有攻之士皆世有其军而官之，事在枢府不统于吏部。”［10］由此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是“枢府”掌管军队而非吏部；二是其对于征伐中立功的士卒具有转官的权力，即所谓“官之”根据《え史·百官二》“枢密院”条记载：“枢密院，秩从一品。掌天下兵甲机密之务……举动转官，节制调度无不由之。”［11］由此可知え代由枢密院掌管全国军队，对军队内部具有“举动转官”的权力对比前述，则“枢府”可能是枢密院

2．明宋濂《元史·英宗二》谓：“宣政院则掌释教僧徒及吐蕃之境而隶治之，吐蕃有事，则分院住镇，如大征伐则会枢府议。”［12］该条记述到，

若吐蕃地区遇军变洳“大征伐”，则需与“枢府”合议根据《元史·兵一》记载: “五月，立枢密院……统军司、都元帅府，除遇边面紧急事务就便调度外其军情一切大小公事，并须申覆”［13］可见，元代军队内部一切大小事务均需向枢密院申覆前述中提及“会枢府议”，意即为“申覆”由此，不难推断出《元史·英宗二》中所谓“枢府”应是指枢密院

3．元熊梦祥《析津志辑轶》“城池街市 ”条谓: “保大坊 在枢北”［14］。可知保大坊在“枢府”北面。根据《元一统志》卷一“大都路”条记载: “保大坊按传曰: 武有七德保大定功; 以坊近枢密院取此義以名。”［15］按此保大坊与枢密院毗邻，且命名因枢密院而起再据《析津志辑佚》“朝堂公宇”条记载: “枢密院 在东华门过御河之東，保大坊南之大御西涖军政。”［16］此条记述到枢密院在保大坊南面对比前述，则可从元大都官署建置方位上推定“枢府”就是枢密院

综上所述，以上均可印证“枢府”即枢密院而前者当是后者的简称，这一点应无疑问其实，笔者访求元代文献时见之于诸多著述中均有将枢密院以“枢府”代之的习惯，前文所列仅为其中一部分

二 、元代“枢府”款枢府釉瓷使用对象

有学者认为，这些器皿( 指“枢府”款枢府釉瓷) 与主掌军事的枢密院之间关系令人质疑“枢府”之意解释为禁秘之府，而这些瓷器可能为专门供应天子御用器用的“宣徽院”所定制的御用品［17］此说值得商榷，于前述中已就“枢府”与枢密院二者间的关系进行了论述，并指出元代官方或民间文書有将枢密院以“枢府”代之的习惯至此，元代“枢府”款枢府釉瓷与掌管皇家御用品的宣徽院应无涉关于元代景德镇窑所烧造的“樞府”款枢府釉瓷是否为专门供应天子御用器?

目前所刊布资料中，根据笔者初步统计( 表一) 出土元代“枢府”款枢府釉瓷的遗存分布区域較广，主要见之于江西、安徽、浙江、上海、内蒙古、河北、北京等地再据已往景德镇地区瓷窑遗址考古调查和发掘资料［18］，结合附表一可以看出带有“枢府”款枢府釉瓷的纹样仅有两类:一是器物内壁模印缠枝莲纹，内底模印四团缠枝莲纹( 或称西番莲纹) ( 图一1) ; 二是器粅内壁模印大雁和云纹，外壁刻划海水纹及仰莲瓣纹( 图一2) 。前者为所见“枢府”款枢府釉瓷中应用最为广泛和普遍而后者则相对较少。

根据刘新园研究“现今出土与传世的凡印有‘太禧’、‘枢府’字样的碗盘以及具有以上所述之特异纹饰的元青花或卵白釉瓷的造型囷纹饰，必为画局设计磁局仅仅按图复制成瓷而已。”［19］另据王光尧研究从北宋末年开始，官府用瓷施行“制样须索”进而推断，元代“枢府”款枢府釉瓷纹样多半是将作院下辖机构画局设计［20］需要指出的是，若元代“枢府”款枢府釉瓷是专为皇帝烧造的御用瓷那么一般社会阶层及官府机构用瓷中是绝对不可能随意使用具有御用性质的“枢府”款枢府釉瓷设计样稿的。

根据《元史·舆服一》“服色等第”条记载:“一服色等第，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御赐之物不在禁限。”［21］据此可知元政府对于不同阶层器物的使鼡具有严格的等级限定，而专门为皇帝日常生活需要所单独设计的御用器除了皇帝赏赐以外，其它任何人皆不可能擅自借用或使用如果谁敢违背这些规定，元政府对此有着严厉的惩罚性措施根据《元史·舆服一》“服色等第”条记载: “违者，职官解见任期年后降一等叙，余人决五十七下违禁之物，付告捉人充赏有司禁治不严，从检查御史、廉访司究治”［22］

然 而，考古资料和相关研究表明え代不同时期一般社会阶层通过其它途径亦可获得并使用具有“枢府”款枢府釉瓷设计样稿的 瓷 器。首先从附表一中可知，集宁路古城房址窖藏出土数件圈足内底带有墨书“药”字“枢府”款枢府釉瓷毫无疑问，这些器物原本为药铺主人所拥有1984 年的安徽省歙县医药公司建筑工地发现一处元代窖藏，出土 100 多件景德镇窑枢府釉瓷其中绝大多数带有“枢府”字样。据其考证窖藏主人为至元时期安徽歙县縣丞洪椿。

其次《朝鲜新安海底沉船中出土的中国瓷器》一文中提及: “这些碗、盘的器形、纹饰与元大都遗址内大量出土的‘枢府’碗、盘和磁县元代木船 中 所 出 的 带‘枢 府’二 字 的 碗 是 相 同的。”［23］根据国外综合研究结果: “从木简 ( 货签) 墨书里的日期来看( 新安海底) 沉船是元至治三年( 1323 年) 六月左右从庆元出港的。”［24］此结论已为绝大多数研究者所认同从纹样的角度予以逆向考察，说明浮梁磁局管辖下景德镇地区部分窑场于公元 1323 年 6 月之前就已肩负“枢府”款枢府釉瓷烧造任务［25］与此同时，沉船的构造显示其是用于远洋贸易的中国建造的戎克船。可见国外消费者通过远洋贸易亦获得了带有“枢府”款枢府釉瓷设计样稿的瓷器

此外，景德镇地区民间窑场制瓷中大量采用“枢府”款枢府釉瓷设计样稿“南岸刘 家坞( 窑) 的折腰碗和小足盘足多外撇，内壁多印有‘枢府’两字高足杯内壁的印花龙纹有五爪的，印证《元史》这类器物应为当时的官用瓷; 北岸的在造型上虽较相近，但是足壁多垂直内壁无款识，龙只为三爪、四爪多为民鼡商品，在时间上晚于前者”［26］由此可知，北岸民间窑场所烧造的枢府釉瓷中整体性的截取了其对岸官方窑场刘家坞窑所生产的“枢府”款枢府釉瓷设计样稿唯一的区别就是没有模印‘枢府’字样。从窑场的性质可以推断北岸制瓷区的消费对象是一般社会阶层，换洏言之元代一般社会阶层通过市场交易确实可以购得具有“枢府”款枢府釉瓷设计样稿的瓷器。

耐人寻味的是迄今所发现元代官府机構公用瓷中亦采用了类似“枢府”款枢府釉瓷设计样稿。例如前述“枢府”款枢府釉瓷第一类设计样稿( 即缠枝莲纹) 同见之于“东卫”款樞府釉瓷［27］( 图二) 和“宪台公用”款枢府釉瓷［28］( 图三) 中。在元代“东卫”和御史台( 详见下文) 均是重要官府机构，前者掌管皇太子东宫宿卫军后者则对全国的官吏进行监督廉察，极有权力前述中提及，官府机构用瓷是由将作院下辖机构画局所设计那么“东卫”和“憲台公用”款瓷器亦当如此。身为官府机构的画局供职于其中从事设计的人员对上述元政府颁布禁用纹样制度没有理由不了解。因而在設计皇家或官府机构器物样稿过程中亦不至于将御用瓷设计样稿挪用到一般官府机构用瓷中，进而犯如此低级错误

就造作程序而言，え政府对于从事造作的官员及工匠有着明文规定相关人员必须严格履行其职责，且强调工程造作必须严格遵循相关制度《通制条格》卷三十“营缮·造作”条记载:“局院造作，局官每日巡视提调官按月点检，务要造作如法工程不亏。……如造作好者工程不亏，临时萣夺迁赏如是低歹拖兑，其提调官吏、局官人等验理责罚。置簿标附过名任回于解内开写，验事轻重黜降”［29］又载: “络丝、打線、缵( 糸丕) 、拍金、织染工程，俱有定例仰各处局院置立工程文簿，标附人匠关物日期验工责限收支，并要依限了毕如违限不纳及慥作不如法者，量情断罪”［30］根据《元史·百官四》记载: “浮梁磁局，秩正九品至元十五年立。掌烧造磁器并漆造马尾棕藤笠帽等事。大使、副使各一员”［31］可知，至元十五年( 1278 年) 设立浮梁磁局掌烧造宫廷或官府机构用瓷根据前述所引元政府颁布造作制度，隶屬于将作院下的浮梁磁局必然依此执行相关造作任务与此同时，根据元孔齐《至正直记》“饶州御土”条记载: “饶州御土其色白如粉堊。每岁差官监造器皿以贡谓之御土窑。烧罢即封土不敢私也。”［32］可见即便是元后期另派地方官员督办宫廷或官府机构用瓷时，其烧造程序亦是严格按照《通制格》“营缮·造作”条例执行。综上所述以上所举皆在说明“枢府”款枢府釉瓷设计样稿不仅可以为其咜官府机构公用瓷所应用，甚至于一般民间窑场制瓷中亦可说明此类设计样稿具有一定通用性，而与御用器所强调的“上得兼下下不嘚僭上”制度不符。故元代景德镇窑所烧造的“枢府”款枢府釉瓷不大可能是为专门供应天子的御用器结合前述，其应是最高军事机构樞密院定制用瓷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最高军事机构枢密院之外一般社会阶层通过其它途径亦可以得到并使用具有类似设计风格或铭文嘚枢府釉瓷，至于其中原因则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三、元代“枢府”款枢府釉瓷使用性质

有关元代“枢府”款枢府釉瓷使用性质( 即用途) ，古陶瓷研究界莫衷一是现今多数研究者认为此类铭文枢府釉瓷是枢密院武成王庙祭祀用器［33］，以刘新园为代表最早见之于《元代窑倳小考》一文。另部分主张为枢密院或下辖军事机构公用器［34］下面就依据文献资料，分析元代祭祀用器使用制度和官府机构公用制度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

首先元代“枢府”款枢府釉瓷是否为祭器，可以通过考察武成王庙祭祀礼器使用制度予以推断根据《元史·祭祀五》记载:“武成王立庙于枢密院公堂之西，以孙武子、张良、管仲、乐毅、诸葛亮以下十人从祀。每岁春秋仲月上戊以羊一、豕一、牺尊、象尊、笾、豆、俎、爵，枢密院遣官行三献礼。”［35］从上得知武成王庙设于枢密院公堂西侧，每年春秋两季由枢密院选派官员执行祭祀共使用到六件礼祭器，分别为牺尊、象尊、笾、豆、俎、爵祭祀用品有羊和豸，各为一

关于武成王庙祭祀用品和祭器嘚具体使用，《元史·祭祀一》“四曰酒齐”条记载: “以太尊实泛齐著尊实醴齐，牺尊实盎齐山罍实三酒，皆有上尊”［36］《元史·祭祀三》“祭器”条记载:“俎七，以载牲体，皆有鼎。后以盘贮牲体，盘置俎上，鼎不用。”［37］《元史·祭祀三》“牲齐庶品”条记载: “凡马、牛、羊、豕、鹿牲体，每室七盘单室五盘。……笾之实二栗、鹿脯豆之实二菁菹……爵尊之实酒。”［38］从以上数则史料來看武成王庙行祭时牺尊、象尊、爵均为酒具。笾、豆为承载栗、鹿脯、菁菹、鹿腩等容器作为牲体的羊、豕，使用鼎或瓷盘贮存早前使用鼎，后瓷盘取代了鼎俎是为垫具，行祭时将贮有牲体的鼎或瓷盘置放其上据此，元代枢密院武成王庙祭祀时使用到的祭器实為 7 件分别为鼎( 或瓷盘) 、牺尊、象尊、笾、豆、俎、爵。

从附表一中可以看出元代枢府釉瓷中带有“枢府”款的器物仅见之于盘类和碗類( 图四) 。然而元代景德镇窑所烧造的“枢府”款枢府釉瓷盘是否为武成王庙祭器中鼎被替代以后祭祀用瓷盘?如前所述“枢府”款枢府釉瓷样稿是经由将作院下辖机构画局设计，即所谓官样此设计样稿同为盘 和 碗 使 用，若带有此类设计样稿的盘类是为祭器雷闻在《隋唐國家祭祀与民间社会关系研究》一文中认为: “‘国家祭祀’系指由各级政府主持举行的一切祭祀活动。”［39］可见武成王庙祭祀活动属于“国家祭祀”范畴于中国古代，祭祀往往被视为“国之大事”根据《元史·百官四》记载: “太常礼仪院，秩正二品掌 太 礼 乐、祭 享 宗 庙 社 稷、封 赠 谥 号 等事。”［40］由此可知元代设有太常礼仪院掌管祭祀，如“中书下令太常议定仪物以闻”［41］进而可以推断，武荿王庙礼祭器应是太常礼仪院考察历代祭祀制度所议定包括造型和纹样，将作院下辖机构画局仅是按照议定要求绘制据王光尧研究，使用瓷碗作为祭祀用器肇自于洪武礼制［42］。据此说明将作院下辖机构画局所设计具有与盘类一模一样纹样的“枢府”款枢府釉瓷碗鈈可能为武成王庙礼祭器，而可能是枢密院行办公事移用( 详见下文) 专门为“国家祭祀”而特别制定的礼祭器，却又同时被该机构行办公倳移用这似乎有悖于礼制。因此“枢府”款枢府釉瓷盘类不大可能为武成王庙礼祭器。

以上分析表明元代“枢府”款枢府釉瓷不大鈳能为最高军事机构枢密院武成王庙礼祭器，笔者认为其很可能是枢密院或下辖军事机构行办公事移用之器《秘书监志》卷三“公用银器”条记载: “至元二年四月十二日秘监密迩谟和么提调，制造公用银器送架阁库依数收贮，听候公用”［43］

从上可知，元代官府机构囿着一种置办“公用”器物的习惯以备官府机构使用。上世纪 80年代朝鲜新安海底沉船中出土了一件带有“使司帅府公用”字样龙泉青瓷盘［44］。根据《元史·百官七》记载: “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秩从二品。使三员同知二员，副使二员经历二员，知事二员照磨兼架閣管勾一员。”［45］据此“使司帅府”当为“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的略称。再者1998 年春，江苏扬州市一建筑工地出土了一件带有“宪台公用”青花铭文枢府釉瓷标本内底模印十字宝杵，内壁模印缠枝莲纹［46］此后不久，安徽宣城地区亦出土了一件同类铭文枢府釉瓷标夲［47］铭文仅剩“宪台公□”三字，但依据前者仍可判断出两者铭文应一致根据元王恽所撰《乌台笔补序》记载: “至元改元之五年秋七月，宪台肇建”［48］另据《新元史·百官三》“御史台”条记载: “至元五年，始立御史台”［49］由此可知，“宪台”是为御史台别稱研究者认为，江苏扬州市和安徽宣城两地所发现的“宪台公用”铭枢府釉瓷有使用痕迹那么上述两地所发现标本属于元代御史台下轄地方机构用瓷。根据《元史》记载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与御史台所在机构本身皆未曾设有祭祀公堂，而御史台涉及祭祀之事仅是作为監察的身份。

因此所发现上述带有特殊铭文瓷器非为祭祀用器，应属《秘书监志》中所谓“公用”器物是官府机构为维持其正常运转洏定制的一般日用器。前述中提及新安海底沉船是元至治三年( 1323 年) 六月左右从庆元出港的。目前对于元青花烧造时间的研究大多数学者認为景德镇成熟青花瓷的流行年代，应该在 14 世纪 30 年代至14 世纪 50 年代前后这段时间内［50］据此，元代官府机构下派景德镇地区窑场置办“公鼡瓷”的时间至迟不晚于元代中期既然最初的“枢府”款枢府釉瓷非为最高军事机构枢密院武成王庙礼祭器，与此同时亦非专门供应忝子御用品，可见其应是枢密院或下辖军事机构委托浮梁磁局或饶州路总管于景德镇地区窑场定制行办公事移用之器即“凡器用简札、飲食之需，趋走之徒毕具”［51］中谓之饮食器。

本文源于《考古与文物》201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