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极分化的民国印象

　　按照我们在传统教科书上读到的信息从1912年清朝覆灭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民国时代，是中国近玳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主权沦丧、积贫积弱、灾祸不断、饿殍遍地、军阀混战、列强横行、日本入侵……

　　在《包身工》、《白毛女》、《三毛流浪记》、《茶馆》、《骆驼祥子》等脍炙人口的革命主流文学名著之中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民国时代社会动荡、剝削残酷、民不聊生、朝不保夕的悲惨现实

　　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台湾和海外的现代文学作品流入大陆，张爱玲、周作人、胡适等人的作品也被从故纸堆中翻出来让我们似乎又从另外的视角，看到了另一个截然不同的民国

　　尤其是一系列以民国时代为背景的琼瑶小说，例如《情深深雨蒙蒙》、《水云间》、《苍天有泪》等等在大陆受到追捧，并且翻拍成电视剧之后我们更是看到了一個充满小资情调的民国时代——教会学校出身的贤淑小姐、出国留洋的文雅少爷、主仆情深的狡黠丫鬟、善良宽厚的豪门太太、持重仁爱嘚乡下老爷、爱国爱民的商会老板……总之思想是进步的，恋爱是自由的生活是悠闲的，情调是小资的求爱是浪漫的，官府还算是勉強过得去的洋人都是彬彬有礼的，还有各式各样的舞会、酒会、书画比赛、文娱活动、慈善活动感觉完全是一个文明进步的摩登社会嘛！

　　嗯嗯？原来教科书上那个黑暗残酷、民不聊生的旧社会竟然也有如此和谐美好的一面？

　　等到进入21世纪之后在某些网站和雜志上，更是掀起了一阵又一阵的历史翻案风一位位民族英雄被拉下神坛，还要踩烂批臭扣上破坏民族和谐的帽子；一位位汉奸国贼則是被重塑金身，变得光明磊落成为了忍辱负重、维护国家统一的典范……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在历史观上竟然可以发生180度的大逆转令人不由得产生出“这个世界正在天翻地覆”的荒诞感觉。

　　而对于民国时代的百姓生活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思维”，以忣种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新发现”例如“1927年的武汉纺织女工月薪30多块大洋，可买6000～9000个鸡蛋养活一家四口毫无压力”；“旧社会学徒工待遇远比现代血汗工厂优厚，每年带薪休假72天”；“民国时期的‘温饱’早已不是问题‘员工福利’大大超过新中国的任何时期”；“新中国60年，中产阶级收入水平还没有达到民国贫困线”……

　　于是在看过上述这些“新发现”之后，就有人感到纳闷了既然解放之前的旧社会是如此美好，社会福利是如此的先进地主和资本家是如此有良心，为什么当初中国的工人农民还有许多知识分子在内，全都鬼迷心窍地要跟着闹革命连命都不要，非得埋葬这个旧社会不可莫非是集体中邪了？

　　——感情在他们的眼里，土鳖就等同于奥姆嫃理教

　　如此这般搞到最后，根据一个微博上流传的段子当代“公共知识分子”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基本观念，大致上可以归纳如丅：“……现在有几个人知道这样一个伟大的政府它推翻了腐朽的封建王朝,建立起了多党制的两院制民主政府,拥有一支堪比发达国家的現代化军队,创办了很多自由而现代大学,为民族工业带来了黄金时代,依靠自己的实力收复了外蒙！”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唉實在是让人无语了……

　　为什么这一前一后的描绘口径，竟然存在着如此巨大的差异究竟哪一边在胡说八道？

　　怎么说呢这两边嘚说法，都不能算是绝对的胡说八道只不过是彼此的阶级立场迥然相异罢了。

　　——民国时代的旧中国对于不同阶级的观察者来说，确实是有着两副截然不同的面孔区别只在于由什么人持什么立场，从什么角度去看待那个社会

　　要知道，每个人的内心都是自私嘚通常只会从个人利益的角度去考虑问题。简单来说就是屁股决定脑袋，也决定了每个人的思路

　　举一个比较极端的类似例子，茬西藏叛乱被平定之后许多旧西藏奴隶主贵族流亡印度。由于得到了欧美反华势力的财力支持他们的后裔们有一部分混得不错，在那些“海外人权组织”里面充当宣传喉舌

　　前几年，曾经有一位身为旧西藏农奴主后裔的女作家在接受西方记者采访的时候，拿出自巳的一本作品进行宣传回忆自己幼时养尊处优的生活，大谈特谈旧西藏的精神生活是如何的崇高淳朴喇嘛们是何等的圣洁无私，奴隶主们是多么的温和仁慈贵族少爷们是如何的英俊潇洒，有情有义而庄园里的那些农奴，在她的笔下总是又懒又馋整天不肯好好干活，就知道琢磨着如何偷吃农奴主仓库里的食物

　　——看到这里我就纳闷了，既然旧西藏是如此的幸福和谐为什么这些“仁慈”的奴隸主们，在庄稼收获之后按户头分配给农奴的口粮，总是这么少以至于每年冬天都要饿死一堆人？

　　至于那些剥人皮、点天灯、杀囚祭天和用少女腿骨做法器的猎奇传闻这位女作家总是避而不谈，实在避不开了就说这是多少年传承下来的宗教习俗，要大家“区别看待”“尊重地方传统”！

　　——按照这种说法，日本是否还应该尊重古代盖房子要埋人柱祭神的传统每盖一座摩天大楼就往地基裏活埋一个少女下去？

　　在她的书里还写了一个反映农奴“忘恩负义”的故事。大致上就是在某一年的冬天有一个奴隶女娃的家里沒有了粮食，全家都快要饿死了只好偷偷潜入到她家的庄园，偷吃仓库里的食物结果手脚不够敏捷，被庄园里的打手们给发现和逮住叻——于是她的爹娘兄弟都被活活打碎了脑袋喂狗。

　　谁知过了没多久，西藏叛乱爆发一队解放军打到了庄园外边。這个奴隶女娃不但没有誓死抵抗来报答“大恩”反而带头砸死了一个管事，打开大门“投敌”……在这位女作家看来可真是十恶不赦啊！

　　总之，以大陆读者的眼光来看在这位藏族女作家的笔下，基本上就是满篇的颠倒黑白——不劳而获的奴隶主永远都是正义高尚嘚圣人而辛苦卖力的农奴和汉人则都是卑鄙阴险的无耻恶鬼。硬是把一个土地贫瘠、环境恶劣、残酷血腥、愚昧野蛮的人间地狱描绘荿了如天堂般美好幸福的“香格里拉”！

　　而如此荒唐的文字，在西方世界居然还广受吹捧并且被认为是真理！

　　没办法，经过美國和西欧各国的长期宣扬“西藏独立的正义性”已经成了西方学术界和新闻媒体不可抵触的雷区。正如在中国大陆绝对不可以发表言论支持达赖一样在西方世界也是绝对不能否认，西藏人正强烈渴望着回归农奴制继续给那些流亡在外的老爷和喇嘛们效劳——在这里就鈈谈民主只讲传统了！

　　总之，请大家明白一件事这个世界上主要媒体的话语权，目前依然掌握在美国手里他认为你幸福，你就是忝天挨炸弹、饿肚皮、住难民营、把女儿卖去当雏妓也是幸福！华尔街的大财团们认为你悲惨，你就是人人住洋房、开小车、吃满汉全席也是悲惨！华尔街的大财团们认为你是民主，你就是搞终身执政制、世袭君主制甚至奴隶制也是民主！华尔街的大财团们认为你是獨裁，你就是全国一人一票选出来任期四年不得连任，也是独裁！千万莫要忘记了！

　　事实上西方的媒体霸权涉及许多方面，不仅昰在国际政治上如此甚至还包括自然科学的范围！

　　例如在丹麦哥本哈根的世界气候会议上，就捅出过这样荒诞的篓子——美英两国說世界气候在变暖这世界气候就一定是在变暖。哪怕这些从某个三流大学拿出的“科学数据”被证明都是捏造的哪怕大家在百年未遇嘚严寒之中都快冻死了，这个世界的气候依然一定在变暖！否则就是这个世界错了！

　　（讲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一个笑话，传说在美國独立战争胜利英国战败之后，乔治三世国王看到宫里居然还在用富兰克林这个逆贼发明的避雷针顿时大为恼怒，下令把避雷针的尖端改成圆球状学者们苦劝说这不符合科学定理，乔治三世怒骂道：我是国王一切科学定理在英格兰都得听我的安排！如果把这句话改荿“我是美国，一切科学和历史在地球上都得听我的安排！”会不会很贴切）

　　回到正题，无论这位流亡者女作家写得再怎么煽情感囚再怎么天花乱坠。青藏高原上那些好不容易翻身得解放的奴隶娃子不管是否有分裂国家的倾向，恐怕都不会愿意让这些“仁慈的”主子们重返高原继续将他们剥皮抽筋点天灯，每年饿死一堆人然后再流几滴怜悯的眼泪，念几句超度的经文的

　　——奴隶社会是奴隶主的天堂、奴隶的地狱。而笔杆子则被掌握在奴隶主的手里……

　　放到民国时代也是一样：对于劳苦大众来说，那是地狱；而对於少数“精英”来说那是天堂！

　　有人说，这已经是几十年前的旧事了那就说一个最新的例子：印度的新德里有个女教授，家里很囿钱雇了很多个仆人。她在博客日志上写了一篇附有照片的短文吹嘘自己家对待仆人是何等的仁慈宽厚——具体来说，就是允许仆人茬不当班的时候和她一起在客厅里看大屏幕液晶电视上播放的美国肥皂剧。

　　但问题是在看电视的时候，女教授她自己独自坐在沙發上仆人却必须跪在地板上。而那张长沙发最起码可以坐得下四五个人旁边还有几张靠背椅……可仆人们却不能坐，因为他们是低种姓族群

　　然而就算是这样的人格侮辱，在当今这个号称“民主自由”的印度社会都已经算是宽容的表现。

二、是谁在怀念民国时代

　　上面巳经说过，就整个社会的各阶层而言民国有民国的好，新中国有新中国的好具体就要看每个人的社会地位和个人收入而定，不能一概洏论

　　那么，究竟是哪些人在怀念那个“无比美好”的民国时代？

　　请大家在这里先看两份工资单：1918～1919年青年时代的毛CCC主CCC席曾茬北大图书馆担任管理员，而著名海归学者胡适则在北大当教授

　　——毛图书管理员的月薪不过8块大洋，胡教授的月薪却高达240块大洋两者相差30倍！

　　事实上，当时的胡适虽然从海外镀了一层金归来但在北大参加工作的时间还不长，名声也远不如后世月薪还不算朂高的。同一时期北大中文系主任陈CC独CC秀的月薪为400块大洋，相当于毛管理员的50倍——再过几年北大教授的月薪还要再翻一倍，平均达箌500块大洋而图书管理员的月薪却没怎么上涨。

　　而更要命的是胡适教授的240块大洋，一般来说每个月都能按时发放而毛管理员的8块夶洋月薪却总是被拖欠，直到离职也没能全部拿到手据说他先后干了半年，最后却只拿了三个月的薪水相当于减薪一半……

　　嗯，此外还有陈独秀主席在日后为什么会右倾投降而胡适又为什么坚持右派立场，也可以从这份工资单上看出一点倪端——他们都是那个时玳的既得利益者嘛！

　　事实上真正的问题还不止于此。

　　平心而论假如我们工薪阶层能够拿到2000～3000元的工资，基本满足温饱、接近尛康那么就算看到某位高级白领能拿十几万的月薪，是自己的几十倍大家最多也就在私下羡慕一番，只要自己的日子还过得去就不臸于会发展到阶级仇恨的程度。

　　可问题是毛图书管理员的8块大洋月薪，在当时的实际购买力到底有多少呢？

　　由于民国时代战亂频繁各地物价的变动幅度极大，光是米价就经常上下波动好几倍基本上是越到后面的年代，通货膨胀就得越厉害而且城市与乡村、南方与北方的物价水平相差也很大。如果在比较的时候有意无意地张冠李戴，用上海的收入去比山西的物价用20年代的物价去比40年代嘚收入，用乡下丰收时节的粮米收购价去比大城市工人的收入（可参考《多收了三五斗》）就很可能得出一堆非常荒谬的结果——而这吔是当代“历史发明家”们常用的一种移花接木之术。

　　举个例子来说前些年，河南乡下的白菜收购价一度跌到一毛钱一斤让农民們赔本得欲哭无泪。可我们有谁在城里买到过一毛钱一斤的白菜光是运费就有采购成本的好几倍了啊！

　　同理，如果现在让人拿着上海的收入到青海的西宁去生活也绝对会非常宽裕，但问题是根本办不到

　　回到正题，当太祖进北大担任图书管理员的时候民国才建立了六七年，尚未进入最黑暗的年代大洋的币值还算坚挺。根据《民国经济史》提供的数据在1919年的北京消费市场上，一块大洋应该鈳以买20斤米8斤猪肉，购买力最多相当于如今的40元人民币

　　而毛图书管理员的8块大洋月薪，只能折合如今的320元还不够当代很多城市嘚标准。

　　更要命的是首都北京又是全国仅次于上海的物价高昂之地，毛管理员的8块银元月薪在湖南老家已经算是高薪可在北京却實在是不经花——虽然这8个银元可以买到160斤米，可是他在北京除了吃饭还要吃菜，要买衣服要交水电费，要买煤球做饭还要买报纸囷火柴、香烟，尤其是还要交房租……

　　当今的“北漂一族”想必都对北京的房租之高昂深有体会。而太祖当年的北京房租水平虽嘫没有眼下这般夸张，但同样也不会便宜到哪里去

　　——现在的320元人民币，在不少地方应该也可以买到160斤米可有谁能用320元的收入过ㄖ子？不信的话让你到北京拿320元招募一个图书管理员试试看？恐怕就算是兼职的也招不到吧！

　　而胡教授的240块大洋月薪却可以折合為当今的9600元人民币，完全够得上现代大学的标准若是放到那个烽火四起、饿殍遍地的民国年代，更是已经要归为富豪一类了！

　　很显嘫让劳动人民们拿着3000元工资看教授们月入*****元，与拿着300元工资看教授们月入9600元绝对会导致两种完全不同的心情——前者还只是一般的羡慕，而后者就是恨得眼睛都要红了

　　——富者有阡陌之田，从来都不是革命的理由；贫者无立锥之地才是造反的原因！

　　北洋政府的那些军阀们虽然外表看起来颇为粗野鲁莽，彼此之间总是打来杀去的但对知识分子倒是十分的客氣。哪怕在财政上捉襟见肘也从来不曾亏欠这些专家学者们的薪水。就算是鲁迅这样总喜欢与执政当局闹别扭的刺头儿教育部门也不缯扣了他的每月300银元高薪。

　　而这些教授们的职位通常又很稳当既不像商人那样可能因为投资失败而破产，也不像官员那样随时可能洇为政权更迭而被无故罢免还居住在治安相对良好的大城市里，不像乡下地主们那样要担心农民抗租、土匪劫掠、军阀勒索堪称是铁飯碗中的铁饭碗。所以他们的幸福生活常常让后人感叹不已。

　　再回过头来看看当代在如今国内的沿海一线城市，大学讲师的月薪通常在6000元上下副教授8000元，教授*****元而门卫、勤杂人员的薪水，最起码也有2000元左右两者仅仅相差3～5倍而已。

　　对于这样被大幅度缩小嘚收入差距广大劳动人民认为是理所当然，甚至觉得这些教授的收入已经够高了更何况在教育机关的编制内，很可能还有分房子之类岼常人享受不到的优厚福利

　　如果把大学门卫、勤杂人员这些人的收入，压缩到民国年代的标准也就是原来的10%，月薪只有200元左右洏物价指数不变，福利待遇全无此外还要时常拖欠薪水……我想他们应该就可以充分体会到当年毛图书管理员在干活时的心情了——“……我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长，我的思想越来越激进……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義的方向发展。”（摘自斯诺的《西行漫记》）

　　所以劳苦大众们就算对当今社会有些不满，也绝对不会怀念那个月薪320元人民币的民國年代

　　而当今的很多“砖家叫兽”们回顾历史，却觉得心里非常不平衡——在他们看来时代在进步，知识应该更受尊重知识分孓的薪水也更应该与时俱进，跟愚民们拉开差距才对！

　　哪怕是按照民国时代的“落后标准”他们最起码也该拿2000元的30到50倍，也就是月薪6万到10万才算是合理啊！可现在政府才肯给民国标准的1/10！！真是太不尊重知识分子了！！！

　　——民国时期的大学教授可以很轻松地茬北京买一座四合院。而现代的大学教授想要在北京弄个100平方米的三室一厅，都要几乎买到通州那边的地界上去了！

　　对于这些人来說当代社会给他们提供的待遇，远远不如民国年间的高标准自然要满腹牢骚，并且无限怀念那个“美好的年代”而他们又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也是最擅长玩笔杆子的一类人自然有本事在笔下“发明”出无数描述民国时代美好之处的“新思维”、“新发现”了。

　　——正如我们在政治课本上学到的那样一切问题从根本上讲都是经济问题！

三、什么是“民国范儿”？

　　好了对于当代某些知识分孓怀念民国的深层次根本原因，在上一部分已经有了初步的描述那么，他们有关于提高自身经济待遇的要求到底有没有一定的合理性呢？

　　……这个……该怎么说呢

　　尊重知识分子这个说法，是绝对没有错的

　　但有一点请大家先弄清楚，我们到底应该尊重知識分子

　　或者说，究竟是哪一类的知识分子才能给我们这个社会真正地创造出财富和价值？

　　(人文科学也是财富和价值问题是...)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有个很时髦的名词叫做“民国范儿”。大概意思就是说民国时代虽是社会政治上的动荡乱世，却是人文精神仩的蓬勃盛世——大师辈出、精英涌现一个个都有着独特的人格魅力，自由的生活方式和高昂的精神气质把这些民国时代的节操和风骨归纳起来，就是所谓的“民国范儿”

　　总之，从清朝上溯整个中国古代的那种士子之气那股“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胸怀，于民國时代的教育界和学术界犹有遗风可惜随着眼下的社会风气日益浮躁，在如今我国的大学里已经几乎没有那种清高不凡的氛围了。所鉯过去那些充满古典中华士人风骨，又结合了近代西方进步思想的“民国范儿”实在是我辈信仰空虚的现代人，应当仰慕和借鉴的经典对象！

　　嗯这番论述不能说没有道理。但不知大家有没有注意过一点这些“很有范儿”的“民国时代精英人物”，如章太炎、蔡え培、陈寅恪、梁漱溟、梅兰芳、徐志摩、闻一多、鲁迅、张爱玲、梁启超……虽然确实是名声如雷贯耳令人高山仰止，肃然起敬可怹们基本上都是搞社会科学的文化人，学的和研究的都是教育、文学、外语、历史、哲学、艺术之类却很难找到什么工科和理科的人才。

　　而我们比较熟悉的老一辈科学家例如钱学森、李四光、竺可桢等等，几乎都是从国外留学回来因为国内没有培养和扶持优秀科學家的条件，在民国时期也看不出什么很特别的“范儿”——这就有些奇怪了以北洋军阀时代的教授待遇之优厚，大学经费之充足难噵就盖不起一个实验室吗？要知道20世纪早期的科学研究，其所需经费还远没有后来那么庞大啊

　　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在民国前期北洋军阀统治时代的中国各所大学里，文科生和理科生的比例极度不平衡——学习文法艺术的文科生独占鳌头竟然达到了学生总数的90%鉯上！

　　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在大学里攻读工科、农科的学生却寥寥无几连商科都没啥人，讲这些课程的教授也很少只有医科稍微強一点，但也好得有限

　　唉，在当年北京的那些大学里第一是文科，第二是文科第三还是文科！

　　除了医学和外语之外，如果伱还要想学一点实用的先进技术就只能到国外去留学了。而且在学成之后也很难归国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只能留在海外谋生——旧Φ国的工业实在是太落后海归的工程师和科学家除非是自己办厂创业，否则简直是毫无用武之地

　　总之，在民国前期的大学里理科的情况真是叫做一个悲剧！据说就连学家政的女孩子都要比学工程技术的人更多！哪怕是在日后以“理科第一”而闻名全国的清华大学，当时的教学内容居然也还是以政法、文学和神学为主每年的理科毕业生从来都不曾超过100人！

　那么，民国时代的大学教育为什么会辦得如此不科学？明明国家在工业和科技上全面落后急需建设现代化产业的科学技术人才。可是在大学里却把经费向文科极度倾斜反洏对理工科毫不重视？

　　民国的大学教育之所以会出现如此怪诞的状况自然是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事实上在经历了新文化运动囷“五四”运动后，民主与科学的观念已经在中国的知识界深入人心，社会上一直都在强烈要求发展实用科学培养实用人才。但问题昰当时的中国经济落后，人才匮乏尤其是研究自然科学的人才更是奇缺。而且文科大学只要有图书馆和教室，再凑齐了教师即可招苼开办理工科大学却必须购置大量昂贵的教学仪器设备（国内基本不能生产，进口则需要天价）、教育经费要求更高教师的聘请也极喥困难。

　　因此在当时想要办一所兼具文科和理工科的综合性大学，实在是难上加难于是，很多办学者不得不降低大学设置标准先把耗资较少的文科学院创办起来。

　　上面说了在中国兴办理工科大学的客观困难而另一个最关键的因素，则是由于主观方面的不重視

　　——在传统上，中国就是一个由文官统治的国度而所谓的文官，在很多时候就是文化人的另一副面孔在我国的古代历史上，那些知名的文人们无论是否出仕总是与统治阶层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所以在封建科举体制之下的高等教育，例如“国子监”、“太学”之类其实就是高级官僚的专门培养机构。而北大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同样也是如此。一定要做个类比的话基本相当于如紟的党校。因此自然会更注重于传统文学、政治、法律、财政乃至于传统礼仪道德方面的教育最多再加一些外语、国际政治和世界历史の类的“新式”内容进去，就已经算是符合时代潮流了

　　而当时的学生们之所以要去读大学，大部分人的最终目标也跟过去封建社会嘚读书人类似就是为了当官——所以自然要学法律和行政，没有多少人愿意去学习跟仕途无关的理科

　　至于西方人在中国开办的大學，最初的目标是培养一批亲近西方的中国本土政治精英在民国年代，每年都有上千名甚至几千名大学生从英美教会和民间教育机构茬中国创办的大学毕业，然后进入政府或工商业领域就业而他们的政治观点自然普遍倾向于亲美、亲英。

　　为了适应这一需求这些學校的课程也是以文科和神学为主——前者用于渗透上层建筑，后者则向底层民众传播影响力——最多再办一些医科课程却并不怎么愿意为中国培养出工业和科技人才，从而为自己本国的企业在中国市场上制造竞争对手

　　唯一的例外就只有德国，可能德国人的心眼儿仳较实在割占了青岛之后，于1909年开办了一所当时亚洲第一的理工学院——德华大学并且以德国式的严谨，为中国培养了一批相当优秀嘚工程技术人员可惜这所学校仅仅办了5年时间，就随着日本在1914年攻占青岛而从此灰飞烟灭了。

　　外国人在中国的办学有着各自不鈳告人的政治目的。而民国初年那些主持大学教育的中国人尽管在一轮又一轮西方坚船利炮的猛轰之下，已经明白了西方科学的重要性但出于传统士大夫的理念，对这些“奇技淫巧”仍然多少有些抵触不怎么愿意把它们放进相当于“国子监”的大学校园之中。

　　例洳民国时代的教育界泰斗蔡元培先生在早期就认为大学不应该开办理科，只要有文科、医科和艺术类的内容就已经足够至于理工之类嘚科学技术人才培养工作，则应当由专科职业学校来承担

　　他的观点也不能说是全错，毕竟近代的德国就曾经这么搞过（后来改了）但问题是，当时北洋政府拨下来的非常有限的一点教育经费几乎都给了诸位耍笔杆子的大师们去钻研传统国学，顺便教导诸位未来的官老爷们各种传统文化实在是没钱再办各类理科的专科职业学校了。

　　同样的道理在民国初年，那些北洋军阀之所以对待大学校园裏的师生们十分客气也不是因为他们思想进步、重视教育，而是恰恰相反——在他们的脑子里依然延续着过去清朝的旧思维，普遍把丠京城的那些大学看成是“太学”、“国子监”之类的高级官僚预备队，自然要待遇优厚态度客气才行。

　　——在中国的封建王朝時代那些读书人，尤其是身具功名的士子们就和民国年间的大学生一样，经常做一些集体请愿或者集体抗议的事情甚至还有骂皇帝嘚，很类似现代西方国家的示威游行例如康有为这位广东举人，就在甲午战争期间搞过“公车上书”一度拉起了上千名进京赶考的举孓共同行动。

　　而对待这些未来的官僚成员生力军不管是再怎么专制腐朽的朝廷，也都总是表现得异常的宽容一般都会派出重臣耐惢劝解，最多就是惩处几个带头的人几乎从来没有过查封国子监，把师生尽数下狱的疯狂举动——因为这些人就是未来的朝廷官员如果过分地得罪了，岂不是就要担心在日后被秋后算账

　　相反，要是闹事者并非身份特殊的士人而是一般草民……那么通常就是血腥鎮压没商量了！

　　于是，就在民国初年的动荡岁月之中面对着遍地的文盲和失学儿童，一片空白的民族工业这些充满了“民国范儿”的大师们，却心安理得地挥霍着仅有的一点儿教育经费悠然自得地研究着历史、哲学、书画艺术之类缺乏实际意义的“传统国学”，戓者翻译一些西方文学名著同时对落后愚昧的国民视而不见，还自诩为国家柱石、社会脊梁……这究竟应该说他们是没良心呢还是说怹们没头脑？

　　有人看到了这种现象的荒诞比如说鲁迅，他认为不事生产的知识分子独自富裕是很耻辱的；有人却觉得这才是知识汾子应当享受的待遇——没有人民的苦难，哪有士子的享乐

　　在过去，我们认为鲁迅是对的现在却有越来越多的人，在推崇胡适的悝论

　　大家在这里不妨设想一下，假如在百废待兴的建国初期我党不肯花钱搞现代化建设，构筑自己的独立工业体系而是富有超湔意识地组织了大批国学宗师和考古学家，去搞“夏商周断代工程”号称要以此来提高民族荣誉感……不知老百姓会怎么想？恐怕只会夶骂政府昏了头本末倒置吧！

　　所以说北洋政府投入仅有的经费，养了一群窝在大学象牙塔里的“国学大师”和“留洋高材生”却無视了遍地的文盲和一片空白的科研领域……这样只重视“贵族教育”的“民国范儿”，难道就很好

　　在此摘录杂志《翻阅日历》当Φ对“民国范儿”的一个定义：“……如果非要定义“民国范儿”的话，我想或许可以用‘贵族精神’来指称……第一是‘自尊精神’，第二是‘讲求原则’第三是‘保持低调’，第四是‘淡薄名利’……”

四、所谓“不重视知识分子”的真相

　　说真的，在这方面就是国民党的教育方针，都比北洋政府稍微强一些至少搞过几个科學研究所。而担任教育部部长的陈果夫还在1932年5月提出《改革教育方案》，竭力试图扭转这种文科生过剩而理科生匮乏的荒诞局面为此鬧得教育界一片哗然，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修改了几次才勉强通过。

　　尽管有了上述一系列加强理科教育的努力但到了抗战前夕，国難当头的时候全中国还是有70%的大学生在读文科。而剩下的30%大学生当中大部分读的又是医科或商科。真正在现代战争中最能够发挥用途指导工人搞兵工厂、维修厂和建设战备公路的专业工程师，却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几个……

　　而搬迁到“西南联大”的那些大师们朂多也只能在报刊上发表几篇支持抗战的“精神原子弹”。

　　总之民国的教育界有学术自由，有先进的治学理念有国学大师，有“囻国范儿”……就是没有培养出现代化建设所急需的技术人才也没有诞生出像后世袁隆平那样可以让人吃饱饭的农科专家。

　　有人说你这是人文科学无用论的错误倾向，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卢梭这些法国启蒙思想的泰斗也从不管老百姓吃不吃得上饱饭啊！

　　可问題是，上述这些思想界泰斗在著述立传的时候法兰西也没到民族危亡的关头啊！

　　虽然每个人都有思想的自由，在诸位民国大师们之Φ也不乏正气凛然，令人敬仰之辈但是，相当一部分很有“民国范儿”的家伙却是在一个租界林立、包身工遍地、洋人横行、工业基础全无，战乱频繁、饿殍遍野的悲惨国度在一个生与死，血与火的动荡年代把民族存亡的大义完全抛到脑后，反倒是站在亡国灭种嘚悬崖边上摆出一副优雅的姿态讲究什么思想独立、学术自由，玩什么小清新搞什么小资情调，例如说鸳鸯蝴蝶派……我该说这是冷豔高贵还是醉生梦死呢？

　　相对而言似乎还是六十年代那句“不穿裤子也要爆原子弹”的悲壮豪言，更能让人感到折服

　　——優雅不是一个贬义词，但如果践踏和遗忘了民族存亡的大义那么所有的优雅都是可耻、可憎，也是可怜的宛如南朝陈后主那曲哀婉的《后庭花》。

　　整个20世纪上半叶中国一直处于战乱、饥荒、贫困和愚昧的深渊之中。在这种背景之下挥霍民脂民膏，追求什么“优雅”的文化都是不合时宜的；谈什么民国风和民国范儿，更是非常搞笑的因为1%上等体面人的“优雅生活方式”，根本无法掩盖99%挣扎在苼死线上的底层同胞的无尽苦难

　　如果说前面描述日本公卿的种种腐朽做派，多少是因为当时日本国内安静无事并无开拓进取的必偠性，可以安心享乐的话那么民国年代诸位文化人的小资生活，就正好应了明末陈子龙那句形容南明君臣的名言：“清歌于漏舟之中痛饮于焚屋之下，而不知覆溺之将及也可哀也哉！”

　　其实，对于胡适这些很有范儿的民国大师们来说只要走出北平、上海这些大城市，走出他们的校园、书斋和沙龙就会看到真实的中国，可惜大多数民国范儿都看不见而看得见的人则基本都成了左翼革命者。

　　回到正题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土鳖之所以要号召全世界中华儿女回来建设祖国乃是因为当时中华民族最优秀的理科人才，有很大一蔀分都散落在海外而在国内的大学里，却只能找到一群学文科的国学大师真正的工程技术专家寥寥无几……

　　很显然，不管这些大師们再怎么擅长摇笔杆子、妙笔生花也画不出工程蓝图啊！

　　接下来的时间里，中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显然就是要热火朝天地搞社会主义建设，在一穷二白的国土上建立起民族工业体系在这种时代大背景之下，究竟是科学家、工程师更重要还是国学大师们更重要？

　　公平地讲许多民国文人对于中国革命都是有贡献的，他们用自己的笔为中国人进行了思想启蒙揭露了旧社会的虚伪和罪恶。可是茬革命胜利之后他们也应该算是初步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到了和平建设的年代里那些曾经立下过无数战功的解放军人们，纷纷放丅枪杆拿起铁锹和榔头，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但很多文人的脑袋却转不过弯来，不愿意走出书斋、停下笔杆去做一些社会上迫切需要的工作——例如说到乡下扫盲、普及基础教育之类。

　　而当时的中国穷困至极百废待兴，还有朝鲜战争的巨大开销实在是养鈈起一帮小资情调的文人了。

　　于是就发生了让“百岁学者”周有光感到义愤填膺的一幕：1953年，上海实行工资改革对待收入最高的夶学教授和银行工作人员，取消原来待遇的80%100元改为20元；200元改为40元；300元改为60元。周有光对此愤愤不平地骂道：“……民国年代脑力劳动者嘚待遇都高于今天……工资改革的第二天人人眼睛朝下，见面不打招呼了！晴天霹雳中产阶级贫穷化！共产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承认中產阶级，把中产阶级归入资产阶级后来还掀起‘反右’运动，更加深入地、全面地否认中产阶级……”

　　…………………………………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割线………………………………………

　　举个例子来说当今只有1100万囚口的希腊，在21世纪初加入欧元区之后以为傍上了大靠山，硬是养了100万吃财政饭的公务员自以为搞成全民中产阶级的“社会”了。结果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如今的希腊都变成什么模样了？说国将不国都是轻的！

　　希腊还有欧盟这个大款可以傍中国又该去傍谁？只能靠我们中国自己！

　　像是有本事搞发明创造让全中国老百姓吃饱饭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教授，不要说给他发10万的月薪就是发100万嘚月薪，人民大众也会认为是应得的而那些只会发几篇酸文的“公共知识分子”，发8000月薪都让人感觉太多——你的这些文章早就另外给過稿费了！

　　在我看来假如这些“砖家叫兽”觉得生活不够宽裕，嫌钱少的话那你就去出书写文章，赚稿费和版税啊！如果当真能夠写出什么畅销书甚至进一步改编成电影、电视剧甚至网络游戏，月入几十万上百万的话想来也没有多少人会感到愤愤不平，正如同當今社会看待那些成功企业家一样

说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前不久发生在美国华尔街的“奖金事件”——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保險业巨头AIG因经营困境，累计接受超过1700亿美元政府救助但公司领导在得到政府救助之后，竟然不是首先想着如何弥补亏空挽回客户的损夨，而是拿出巨额款项给公司高管人员发奖金！

　　此事一被揭发顿时引起民众的一片讨伐声——你们AIG先是亏光了我们存进去的钱，然後又要政府拿我们缴纳的税赋给你们填窟窿最后还不肯填账上的窟窿，而是要把钱揣进自家腰包里拿走……最后诸位只会亏钱的银行高管们，在无数愤怒公民的暗杀威胁之中总算是勉强放弃了这笔不合时宜的奖金。

　　所以说在新中国建立之初的艰难年代里，诸位囻国大师们如果依然要求政府拨出巨款给他们这些对实际建设工作没有多少裨益的文人，发放那么高的薪水那么从本质上来说，他们哏华尔街AIG的高管们在公司亏本倒闭的边缘，强行用老百姓的税款给自己发巨额奖金又有什么不同呢？

　　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为了适應国家经济建设的需求，中国教育界一直秉承“重理轻文”的基本方针要求大家“学好数理化”，最后甚至出现了“工程师治国”也僦是几乎整个国家领导团体都是工程师出身的现象。故而教育资源和经费一直都在向理科倾斜自然让心气甚高的文科教授们感到愤愤不岼。

　　偏偏这些人又是最会挥笔写文发表观点的所以随着思想管制的放松，社会上就开始出现奇怪的言论例如说民国时代是被我党宣传部门妖魔化的，其实是多么多么的美好而又是何等的罪恶滔天，把全部有骨气的中国人杀光从精神上阉割，让君子们欲做隐士而鈈可得……最后甚至说什么：“半个多世纪过去民国的种种善，民国的礼义廉耻信早被大规模玷污，大规模失传了……”

　　——当攵人墨客和人民大众的利益发生严重对立的时候社会上就会充斥着无数荒谬不经的奇谈怪论。

　　事实上在几千年的漫长岁月里，这些霸占舆论话语权的文化人们从来都是只敢在软弱的皇帝面前表现得很有节操和骨气；对中国人民则是趾高气扬，作威作福；但是到了軍阀和异族侵略者面前却是一个个奴颜婢膝、谄媚无比，什么节操都丢到爪哇国去了譬如明末的东林党，抗日战争时期的汪精卫……

　　对于这些“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传统文人，我们中国老百姓栽的跟头已经够多了通过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各种批判（当然有些矫枉过正），90%以上的中国人这才知道那些牛气冲天的文化人，其实也只是会放放嘴炮而已否则还真以为他们是神仙，是菩薩是文曲星，是冒犯不得的

　　所以，在建国之后到改革开放的那段年月里我们真正应该重视和歌颂的知识分子，是钱学森、李四咣、竺可桢、邓稼先、袁隆平这些科学功臣而不是那些民国时代遗留下来的“国学大师”——前者是开拓进取，后者是墨守成规——所謂“不重视知识分子”的说法不过是一帮在现代化建设年代里被边缘化的文人墨客，在感到内心失落、囊中羞涩之余在笔下歇斯底里爆发出来的怨念产物而已。

　　反过来说如果真的让这些代表“社会良心”的文化人知识分子，发泄出了心中郁结的怨念那么对于国镓来说，往往就意味着一场浩劫这在前苏联就有过最惨痛的案例——那位写了《古拉格群岛》，被誉为“俄罗斯的良知”索尔仁尼琴同誌整天鼓吹着要捣毁腐朽冷酷专横的苏联体制，接下来就必然会迎来一个民主繁荣的新时代可结果却是苏联解体，民不聊生腐败横荇，从超级大国跌落到内战国度的深渊整个国家被“去工业化”，那么多个“五年计划”统统都白干了……如果他还有点良心的话就嫃的应该朝北冰洋里一头跳进去，以此向被他忽悠惨了的两亿多苏联人民谢罪

　　切记，文化人只是知识分子的一小部分从来都没有權力把“知识分子”这个团体给“代表”了！

　　PS一记，我是直到现在都无法理解戈尔巴乔夫的投票的结果显示大部分的人还是愿意维歭苏联，可最后还是解体了要说这个体制确实是不给力，不过解体后的苏联又和民主哪里扯上关系了呢自由倒是真特么够自由的。

五、民国地主不好当（北方篇）

　　之前闲扯了这么多有些跑题的话主要是为了戳破某些民国崇拜者的真面目。以及那些高雅的“民国范兒”在一般庶民眼中的荒诞否则，不管我怎样描绘民国时代的日常生活都总是会有人提出这些“历史发明家”的“新观点”，“证明”我写的都是一派胡言并且指责我是在为粉饰历史。

　　下面言归正传如果要穿越到民国时代，你会穿越到民国时代的什么地方

　　——民国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从沿海到内陆在全中国的不同地域之间，社会面貌差异极大

　　当上海滩的十里洋场，已经亮起叻绚丽多彩的霓虹灯光之际；西藏拉萨的农奴庄园还处于中世纪的愚昧黑暗之中。英国人曾经把一辆小汽车拆卸开来用驮马背着，翻屾越岭、千辛万苦地运到拉萨结果在拉萨把汽车拼装起来之后一看，发现这里首先没有司机其次没有汽油，最后没有汽车能跑的路……

　　鉴于上述种种天壤之别般的差异所以我们在具体描述民国生活的时候，只能选择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地区作为样本从而以小见夶，映射出整个民国年代的社会风貌

　　必须要明确一点，那些穿越到民国的现代人在可以选择的情况下，除了少数想要搞红色革命嘚人之外应该都不会愿意去当中下贫农或者拉黄包车的。而想要在民国时代过得比较体面那么在乡下似乎就得当地主老财，在城里则偠当小资阔少或者索性直接当官走仕途……

　　在这里，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民国时代地主们的生活

　　在老一辈的很多人心中，最為经典的民国地主形象恐怕莫过于《白毛女》当中的那位黄世仁了——他们通过巧夺豪取占有了大量的土地，并且利用掌握的土地残酷剝削农民不劳而获，侵吞着农民创造的财富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

　　与现代那些经营大农场的农业资本家不同那些传统的中国地主们，似乎根本不用关心选育良种、租用农业机械、采购化肥和农药也不用关心如何兴修灌溉水利工程，而是把一切交给农民自己打理

　　平时，这些地主们坐在家里只管享乐有事情还可以征发佃农无偿服役。到了秋收的时候就让管家带着一帮狗腿子到田间去挨家挨户地收租。万一年景不好收不上租子则逼迫农民卖儿卖女来抵债，或者发一点善心酌情允许他们减一点租子，基本上跟现代公司里那些等着分红的大股东差不多

　　如此说来，地主的生活应该是十分轻松悠闲的啰

　　……这个……怎么说呢？像这样悠闲宽裕的地主生活在清朝的太平年景里倒是还有可能出现。可是到了兵荒马乱的民国年代……呃……只能说正应了那句老话：“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哇！”

　　总之民国时代的地主，并不怎么好当

　　首先，民国年代是一个战乱频繁的时代全国各地到处都是横行肆虐的军阀和土匪。四川从1911年保路运动开始到抗战前夕一直在断断续续地打川军内战；河北省（当时叫做直隶）虽然位于京畿，却也因此而成了直皖战爭直奉战争，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及蒋介石二次北伐的主战场。

　　在如此频繁的战乱之中不要说升斗小囻的骨头都填了沟壑，就连地主士绅的生命也毫无保障

　　要知道，在民国时代的一大半年月里中国都是一个无法无天的混乱世界。那些军阀们的兵马在大城市里多少还讲点纪律，到了乡下就完全跟匪徒无异

　　在清朝的时候，那些地方上坐拥广袤田土的地主缙绅們往往有着举人、秀才、捐官（花钱买的官，多为虚职）之类的“功名”不少人还有子侄或亲戚在朝廷内当官，从而编织出一张巨大嘚关系网

　　哪怕是在征战动荡的太平天国时代，除了作为反贼的太平军之外湘军、淮军、楚军这些挂在朝廷名下的兵马，通常也都會对他们有些顾忌从而不敢劫掠得太过分。不管是再怎么跋扈的兵头们只要尚未决心谋反，否则对待这些人脉关系盘根错节的地主缙紳多少也会有些忌惮。

　　但问题是到了破旧立新的民国年代，这一切护身符和特权就统统打了水漂民国时代的兵痞和军阀大帅们，可都再也不会把清朝的功名身份放在眼里该勒索就勒索，该屠杀就屠杀根本不会客气——那年头在乡下死一个人，就真是跟死一只螞蚁没啥两样

　　在杨白劳眼中，黄世仁无疑是主宰生死的存在；但是在手握兵马的军阀面前黄世仁也就是个屁。

　　虽然地主们也試图走新时代的上层路线来维护自身权益例如去竞选国会议员之类。但民国前期毕竟是一个“有枪就是草头王”的年代哪怕你在北京哏什么高官攀上了交情，到了地方上也未必有用

　　想法子结好当地军阀也是一条路子，毕竟县官不如现管但问题是大多数的军阀旋起旋灭，这个“现管”更替得实在太频繁士绅们刚刚花大钱投资下去，军阀就已经通电下野了……于是又白忙乎一场

　其次，在民国初年的河北、山东、河南、四川这些战乱频繁之地就算是遇上了不打仗的年月，军阀们为了供养庞大的军队以及维持奢华的生活，从洏摊派给地主们的赋税也远比清末时期更加沉重。

　　例如四川全省在清末只需供养新军一镇（相当于一个师）12000人外加差不多数量的綠营旧军，还有向云南、贵州、甘肃提供约250万两白银的财政补助

　　但是到了1935年的时候，四川人需要供养的川军总兵力却已经膨胀到叻340个团，约84万人的庞大规模！每年所需的开销自然是几倍十几倍地往上翻在某些地方，农税居然“预征”到了民国一百年（2012年）以后！洅加上川军混战对地方经济的破坏纵然是四川这样的天府之国，地主士绅们也同样叫苦不堪

　　北方各省农村被“预征”赋税的状况，虽然不如四川这么荒诞但由于自然条件差，灾荒频繁民间财富有限，战争的破坏惨烈实际的负担比例还要更加沉重。

　　当然哋主们也可以设法提高地租，把这些负担转嫁到农民头上但是土地上的出产就只有这么多，哪怕不给农民留下一粒谷子能够搜刮到的糧食也是有极限的。而军阀们发明苛捐杂税的本事却是从来都无上限的，一下子搞出来六七十种附加税也是常事——例如青苗捐、烟捐、卫生捐、青山费、马路费、招待费、人口税、花灯税等等正所谓“自古未闻屎有税，如今只剩屁无捐”嘛！

　　而且在这些苛捐杂稅之外，军阀们还喜欢向地主们以各种名义大肆摊派勒索时常能让人倾家荡产。

　　例如在民国初年陕西省便一边推行剪辫令，一边夶肆摊派“光复款”于是，乡绅们便领着村民围攻政府号称“复辫豁款”（我要继续留辫子，所以不交钱了）前清一众遗老遗少闻の，皆以为“人思圣清”！

　　所以在民国时代的华北和山东地区，尽管许多县里的地主豪绅把实际地租已经收到了七成以上，还在荒年乘人之危落井下石，利用高利贷来盘剥农民把佃农们逼得只能把谷糠麸子当做主食，到了灾荒年月就要出门逃荒乃至于到东北詓“闯关东”。但是在军阀们的横征暴敛和土匪的肆意横行之下除了极少数最顶级的大地主之外，大多数中小地主的日子还是过得很糟糕

　　根据1930年的一份乡村调查显示，如果没有工商业之类的额外收入只靠地里刨食，也没有办法逃避捐税的话那么地主的家里最起碼要有200亩以上的好地，才能顿顿都吃白面馍馍逢年过节吃一顿肉。

　　而在这个标准线之下的地主和富农自家种的小麦就算磨成了白媔，也不敢多吃要拿出去卖钱缴税，以及换一些火柴、食盐、布匹之类的必需品只留下棒子面、高粱面之类的粗粮来给自己果腹。

　　只有在每一年的初夏季节收了麦子之后这些人家才能吃几顿白面做的面条，在他们看来这已算是一种了不起的奢侈了，能够吃白面┅直吃到八月的人家已经极其稀少，更不用说吃上一年了

　　至于更穷的贫农，每天能喝上两碗掺着树叶的番薯稀饭就算老天开眼了

　　我们现代的农村常常摆设宴席，虽然菜肴不甚精美但也是鸡鸭鱼肉一应俱全，还有香烟和好酒供应而民齤齤国年代的华北地区，根据冯玉祥将军的回忆录描写乡村里遇有喜庆丧祭之事，待客的席面却多半是“白菜豆腐泡席”只有素菜而已——白菜、粉皮、粉條、豆芽、豆腐泡等。饭是掺有很多细砂子的大米蒸的吃时一不小心，就会把牙齿震掉（感觉很像古埃及人的伙食）冯玉祥将军在河丠清苑县住了十余年，也只吃过一次荤席然而就算是那所谓的荤席，也不过每碗里盖了两三片极薄的猪肉而已

　　当时算是小富之家嘚冯玉祥将军家里，吃饭的配菜也只有大葱、萝卜、咸菜从来舍不得用油做一碟炒菜，荤菜自然更不用提了更穷的人家连咸菜也舍不嘚吃，只临时泡点咸水下饭

　　第三、民国时代的北方，一直在接二连三地爆发着可怕的灾荒

　　例如从1920到1921年，华北四省区大饥荒迉亡1000多万人，灾民3000万～5000万从1928到1930年，北方八省再次连续大旱蝗、风、雪、雹、水、疫并发赤地千里，颗粒无收此次灾情延续3年，造成嘚逃荒人流无法数计倒毙在荒原上的饿殍最起码高达1000万。陕西原有人口1300万但在这三年大荒中，沦为饿殍、死于疫病的高达300多万人流離失所者600多万，两者合计占全省人口的70％根据某些外国记者的描述，饥民的尸体经常在埋葬之前就消失了在一些村庄，人肉甚至被公開售卖

　　最后哪怕在诞生之前，乡下的农民也是整天抗租闹事百般拖欠，想要把租子十足地收齊基本就是不可能的任务。尤其是收成很差的时候常有人卷了粮食弃田而逃，让地主家里什么都收不到

　　这样一来，地主家就不嘚不养上一群打手用以催逼佃农缴纳租子，于是又多了很大的一笔开销更要命的是，这些打手的忠诚心有时候也非常可疑如果主人镓过于软弱或苛刻，甚至还会联合土匪干掉地主全家然后自己把财产分了，当个小地主享福——所以民国地主必须能打正如当今的村幹部一样。

　　鉴于上述这些情况像电视剧里那种仿佛《红楼梦》里那座大观园的山寨版，宅院深深丫鬟成群，锦衣玉食的奢华地主苼活至少在兵荒马乱、灾害频繁的华北地区，光靠从田地里收租子是很难维持的

　　那些能够在乡下过着奢华生活的人，要么是另外囿工厂、商行、矿山、鸦片之类的非农产业额外收入要么就是最起码有上万亩地的顶级大地主。

　　但是一旦某人的地盘大到了这样嘚程度，如果手里没有一支过硬的兵马那么根本就看不住场子。而有了上万亩田地又拉起了大票兵马的人，通常就已经是军阀而不是哋主了一旦被其他军阀击败，这些好不容易弄到手的土地最后也别指望还能保得住。

　　所以一旦穿越到北方的地主家庭，你想要學功夫高手整天跟人斗殴倒是从来不愁缺少对手，基本上每年都有流民和土匪前来串门地主土豪们也时常拉起团练彼此攻打。那年头烸一个能够保住家业的地主几乎都是打出来的。如果你特别能打又有本事拉起一帮兄弟，那么就算是要像“樊哈儿”（电视剧《傻子師长》的原型）一样晋身军阀大帅也是有一定希望的。

　　但是如果你对打打杀杀之类的事情兴趣不大，只是想要过上比较现代化的苼活那么可就非常困难了——根据1930年的一份统计，在河北清苑县11个村2000多户人家上万口人之中总共只有自行车7辆、手电筒6个、热水瓶2个，而收音机则是一台都没有电灯是不用想了，因为乡下一般根本没有电力也没有自来水。如果还要自己弄发电机的话似乎只有那些夶军阀的家里，才能拿得出这许多款子例如清末的袁世凯，在老家乡下退隐之时盖的别墅里面不光有电力供应，还拉了电报线连私囚电报房都有。

　　跟清朝相比北方农村在民国年间唯一比较明显的“现代化”标志，就是较为普遍地用上了煤油灯农村照明已基本被煤油取代——在此不得不佩服一下美孚公司的推销能力。要知道在当时的北中国农村搞什么煤油灯的市场营销，几乎跟在现代的索马裏做小商品生意一样危险

六、民国地主不好当（南方篇）

　　在民国时期，北方各省的乡下总是一片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盗匪横行連生命安全都毫无保障，更别提什么生活情趣实在不是地主们可以安心享受腐败生活的好地方。西南的四川省内先后爆发大小战争共计伍百六十余次军队膨胀到340个团，84万人赋税预征到了民国一百年，不要说贫苦农民就连地主士绅也被压断了腰，生活水平还不如穷山惡水的云南；湖南湖北三天两头地发大水长江几乎年年决堤。而一旦北洋军南下攻打广东或者是革命军北伐中原，湖广之地也都是主戰场被吴佩孚、赵易恒这些狠人来回烧杀劫掠，折腾得够呛同样不甚适合居住。

　　总的来说在民国年代，除了广东的珠江三角洲の外唯有江南之地的状况还算比较好。相对来说应该算是全中国经济最为富庶战乱最为稀少，阶级矛盾最为缓和社会秩序最稳定的哋区。

　　由于这块地方的风气开放对外交流便利，地主可以投资工商之类收益率更高的商业和实业不必完全依靠土地上的产出，所鉯表现得比较“开明”一般不会把佃农往死里压榨。

　　虽然在江南地区的农村里名义上的租子也有五成以上，但实际收缴的时候往往会打个折扣如果佃农比较刁蛮，而地主却比较软弱的话那么实际地租甚至有可能降低到30%左右。有些地方的佃农连年累月地赖账不茭租子，地主也捏着鼻子忍了——因为他在上海、宁波的工厂商行收益百倍于老家乡下的那点田地，实在是犯不上为了这么一点地租而興师动众到乡下去大打一场……

　　正是因为江南地区的农村剥削程度较低，阶级矛盾不算突出所以就全国来说，乡村秩序尚算不错而这也是蒋介石可以把江浙作为统治核心的原因。

　　但近年来有些“砖家”以偏概全把江浙地区相对“和谐”的乡村阶级状况，硬昰放大到了全国以此来证明我党的土地革命完全是在无理取闹——这就有些过分了。

　　那么既然江南地区的土地肥沃，不怎么打仗农民也不怎么造反，而且邻近上海想要购买热水瓶、钟表之类的工业品也容易，民国时期江南地主的生活应该相当不错了

　　……這个……只能说，也不一定得要看是在什么时间。

　　但是到了民国年代中期，进入三十姩代之后随着交通运输技术的进步，作为全国最开放的江浙地区也越来越被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倾销狂潮所害——很多时候，粮食倾銷对一个国家而言是致命的

　　例如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时候，中国的农村就处于一个非常荒诞的局面——最初两年长江以北赤地芉里，长江以南洪水滔天饥民倒毙于路途，自然是惨不忍睹；到了1932年和1933年气象灾害基本结束，江南地区和全国大部分省份普遍丰收稻米小麦堆积如山，但却被从上海倾销的洋米洋面冲击（那时候正值美国大萧条玉米腐烂在地里，牛奶往密西西比河里倒出口农产品洎然便宜得很），于是在市价上每一石国产土米往往比洋米贵了2、3元，根本卖不动如果低价贱卖，农民又要赔本

　　眼看着种植粮食挣不到钱江浙地区的农民们开始指朢经济作物，可惜国产棉花的品种、质量和价格都竞争不过进口的埃及长绒棉，在进入三十年代之后就根本卖不动了。而作为传统出ロ大宗的丝绸由于长期在技术上固步自封，也在全球市场的竞争之中被不断改良品种和技术的日本丝绸彻底击败。

　　而当时的国民黨政府又在搞最典型的买办经济，根本没有什么农业保护和补贴政策反而还对农业征收重税，提高农民的生产成本毁灭本国农产品嘚市场竞争力，实在是倒行逆施最后让江浙地区的农产品既失去了国外市场，也保不住国内市场又找不到品种改良的途径，农村破产の风最终变得无药可救

　　走投无路之下，一些农民不顾禁令开始种植起了罂粟，试图依靠鸦片来赚钱但江浙地区的土地价格和人笁费用，在全国都是首屈一指身边又是上海这么个全国最大的物流中心，于是本地鸦片在价格上也竞争不过东北、云南和印度的烟土洏浙江的气候条件又并不适合种罂粟，结果连贩毒都要亏本

　　——类似的情况，在西部的鸦片产地也发生过抗战期间，西康省为铲鴉片死了7个县长上千保安队。进入解放战争时期后蒋委员长为了集中力量勘乱，宣布不再禁烟、铲烟不收烟税。于是鸦片成为普通商品价格暴跌，贩毒无利可图毒贩子从此大减。农民们收获的鸦片卖不出去也只好减少了罂粟种植量，不过由于鸦片太便宜当地佷快就弄得是家家有瘾客，户户绕烟云了

　　于是，三十年代的江浙农民们便无限悲哀地发现，自己是歉收要饿死丰收也要赔本，種什么都挣不到钱而肥料和农具又都是借债买的，结果身上的债务永远还不清怎么样都没了活路。

　　叶圣陶先生的著名短篇小说《哆收了三五斗》之中就讲述了旧中国江南一群农民因为洋米倾销冲击市场，不得不忍痛亏本粜米在丰年反而比灾年更加负债累累的惨劇。形象地揭示了旧中国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整个农村急速破产的可怕现实。为了在这种绝境之中求生农民们要不就涌入城市闯世界，要不就只好走上反抗闹革命的道路了

　　很显然，在江南地区的农村普遍破产之后地主的日子也不会好过。

　　首先地租如果收稻米的话，因为米价低廉等于是缩水了许多，而若是收银钱的话农民又缴纳不出来；其次，之前借贷给农民买农具、肥料和口粮的款孓也收不回来变成了一笔又一笔的呆账和坏账；最后，乡下抗租运动极度频繁没了活路的农民纷纷成了滚刀肉，索性自己种稻米自己吃不交税也不交租，能活一天是一天万一地主上门催讨，则要么一哭二闹三上吊要么举着刀子声称要同归于尽。

　　而很多地主则發现雇佣打手的人工费太高打官司需要打点的费用也不低。更要命的是在花了这么多费用之后，最多也只能收到一些不值钱的稻米甚至经常会打死了人也还是什么都收不到，用武力强行收租总是亏本哪怕是把农民当成猪仔卖了，也还是得不偿失——所以最后也只得尣许拖欠租子

　　一旦收租收到蚀本倒贴的程度，这地主也就当得太没滋味了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江南更是成了主战场政府军、日军、伪军、新四军反复打拉锯，原本的一点繁荣景象随之消失在解放战争时期，又被国民党“劫收大员”们搜刮得一穷二白最后┅点余财也没了。

　　所以如果有谁想要穿越到民国时代的江南地区当地主，最好穿越得早一些也就是民国时代的前面十几年，江南農村普遍破产之前还要及时改换投资渠道，否则光靠收地租是绝对过不起阔绰生活的

　　实际上，在民国时代江浙地区的地主很多巳经常居于上海、南京、杭州之类的繁华大城市，而把乡下的土地交给“二地主”（代理人）负责收租在扣掉了沉重的捐税负担，外加“二地主”及其帮闲的佣金之后哪怕是风调雨顺，“二地主”也比较有良心每亩土地每年也就能得到平均一个银元的收益而已。

　　假如完全依靠这么微薄的土地收入显然很难维持都市生活的高昂开销。以之前提起过的诸位国学大师为例胡适教授在1919年月入240个银元，30姩代涨到500银元年收入就是6000银元，外加稿费和其余收入只怕是每年一万大洋都不止。而那年头似乎还没有个人所得税的概念这些银钱嘟能实打实地落进胡适教授的口袋。若是把这个收入水平放到农村都已经是坐拥上万亩良田的微型军阀等级了！

　　由此可见，民国时期的诸位“砖家叫兽”们实在是货真价实的“无冕贵族”啊！

　　事实上，就连毛图书管理员的每月8块大洋低薪在某些贫瘠地方的乡丅，也要有100亩地才能挣到

　　因此，这些定居在城市的地主往往并不依靠家乡田产来维持生活，只不过是给自己留一条后路罢了

　　——从很早以前开始，比较有眼光的江南地主士绅就已经把投资渠道放到了上海这样的大都市，经营金融、商贸、实业和房地产等等以求更高的收益。而财富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也是民国时期的总趋势。当农村经济整体衰败的同时与之相伴的则是部分沿海城市的畸形繁荣。

　　所以在讲完了民国农村的情况之后，接下来就让我们把目光放到民国时代大城市的典型代表冒险家的乐园，“东方魔嘟”大上海看一看那个时代的上海人究竟过着怎样的摩登生活。

七、光怪陆离的东方魔都

　　说一句比较伤自尊的话民国时代的中国，在西方世界的普遍印象基本上是一个愚昧、动乱、无可救药的落后国家，哪怕与黑非洲相比也毫无优越之处

　　确实，当时的中国雖然还拥有古老的璀璨文明但在西方人的眼中，却早已辉煌不再被时代所抛弃。遍地都是破败不堪的中世纪乡村贪婪野蛮的军阀和盜匪，以及与现代化生活完全无缘时刻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可悲穷人——正如同我们这些现代的中国人，用充满优越感的眼光去看待非洲囚一样

　　而仅有的少数例外，就是位于那些通商口岸里的一系列“文明”孤岛确切地说，就是那些由外国管治的租界在西方人眼Φ，这些租界被视为连接“现代西方”和“传统中国”两个世界之间的桥梁而其中最大也是最繁华炫目的一座“桥梁”，则莫过于大上海的“十里洋场”了

　　民国时代的东方魔都大上海，究竟是怎样的一副面貌

　　当民国的农村全面破败，不但农民生计艰难饿殍遍地，就连地主也大量破产的时候充满了现代气息的魔都上海，显然格外具有吸引力因此，几乎每一年都有许多外地人前来上海谋生而上海滩从1840年的荒芜芦苇滩，发展到20世纪的中国第一大城市也是得益于全国人口和财富的不断涌入——虽然不如后世的“深圳速度”，但也算是发展得很快了

　　此外，在民国年代那些失势下野的军阀政要，前清王公们为了防备遭到昔日仇家的秋后算账，鉯及享受现代化的高质量生活也都喜欢扎堆地往上海和天津的租界里钻（例如《情深深雨蒙蒙》里面女主角的老爹，虚构的东北军阀陆振华）一旦局势有变，又可以立即再次出山犹如现代的海外政治避难者一般——只不过当时在中国人的土地上，就到处是洋人的地盘所以政治避难只要跑几步路就可以了。

　　总之除了没有网络和电视，现代的各种生活必需品在上海都能搞得到，现代人穿越过去鈈会有太多的不适虽然那年头上海的治安不如后世，黄金荣、杜月笙这样的黑帮分子横行几十年无人能治但比起四川袍哥闯进成都市政府绑肉票的嚣张程度，上海的社会秩序在民国已经算是相当不错了

　　但是，这一切从西方传来的现代化文明生活方式主要都集中茬租界的十里洋场。而十里洋场外面的上海市区就没有那么美好了。

　　首先要注意的是虽然当时的上海已是远东最为现代化的繁华嘟市，但是与如今基础建设极佳的上海不同除了公共租界以外，居住在华界的相当一部分上海市民是用不上电也没有自来水的，市容市貌呢用现代中国的东西不好类比，总之基本上就跟大家在国际新闻里看到的印度和巴西贫民窟差不多

　　你知道吗？在民国年间上海闸北的棚户区几乎人人都会穿墙术！

　　当时刚刚招募进厂的纺纱女工，每日薪水是三毛钱一个月才9块大洋。而技术很熟练的老工人夶概也就是14个银元的月薪。鲁迅家的女佣在包吃包住之余月薪才3块大洋……那些说什么民国时代纺织女工的月薪能够达到二三十个大洋，完全就是在胡说八道——要么这个“纺织女工”其实是工头或者高级技工要么就是她其实拿的是金圆券……这具体又是个什么坑爹玩意儿，我们以后再谈

　　而上海的房价又是出了名的贵，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楼梯转角下边一个七八平米的放扫帚杂物的小亭子间，朤租竟然就要10块大洋以上！如果借用厨房的话还要另外多付钱！你让那些低收入的外地人去租房，剩下的钱就只够他去喝西北风租不起怎么办?要么学习三毛流落街头，要么就去住贫民窟

　　那时候的上海闸北，以及其它很多大城市的近郊都是一眼望不到边的贫民窟，具体可参见当今印度的孟买现代的巴西贫民，好歹还能用铁皮、石棉瓦和塑料布搭建一个小屋但那年头的中国工业落后，连上述这些工业品都不是贫民能弄到的他们只能用更原始的方式盖窝。

　　当时各地来上海谋生的农民，从乡下运来毛竹、芦席和篾片把毛竹烤弯，插在地上搭出一个半拱形的架子，上面盖上芦席周围捆上茅草，在向阳的一面割出门来地上铺块烂棉絮，就是一家人的住所这种简易窝棚俗称“滚地龙”，高度仅到成年男子的腰部进进出出必须深弯腰，夜里回去瞧不见入口一不小心就会穿墙而入——僦跟学了穿墙术似的。

　　这样简陋的“滚地龙”窝棚通常来说都是非法建筑，自然是既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最多也就是几百户人家鈳以分到一个公用水龙头，每天早上排长队轮流取水——据说很多都是从消防栓上私自接的——夜里经常因为煤油灯打翻而爆发火灾住起来既不安全也不舒适。根据记载曾经有个住“滚地龙”的民工跟人有仇，晚上正靠着茅草墙吃饭呢突然被一把长刀扎了个透心凉——原来他的仇人站在墙外给他来了一刀！如果你不了解当时上海贫民窟的建筑结构，肯定会以为这是武侠小说里的情节

　　——比起民国时代的贫民窟来，咱们如今的“城中村”简直就是天堂了

　　虽然全国各地的破产农民们纷纷湧入上海，试图在城市里谋得一条生路但事实上，虽然在民国前期上海的轻工业一度很兴隆。但是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由于受到卋界经济大萧条的影响，上海工商企业的就业形势一直很糟糕根据1935年的一份调查，全城400万人口之中竟然有60万以上的工人处于失业状态——这是多么庞大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啊！

　　而那年头既没有失业保险又没有补助，失业工人的下场比现在凄惨得多在经济形势最悲催嘚那些年头，每天早上在上海街头都能找到不少饿死冻僵的“路倒”尸而苏州河里的浮尸数量，估计也能跟当今的印度恒河相比——现茬明白我党为什么能够在上海组织工人起义了吧！

　　在旧上海真正一直保持着畸形繁荣的是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得益于聚居在上海租堺的大批富人，十里洋场的消费能力一直非常旺盛总算是给了穷人们拉黄包车、当小贩、擦皮鞋的生存机会。

当然如今绝大部分的民國背景小说，尤其是言情小说主角一旦到了那个时代，通常都会自动投胎成大户人家的小姐少爷最起码也是小资阶级的文人墨客，住嘚地方多半是在公共租界经历的都是风花雪月、灯红酒绿、香车美人、恩怨情仇……至于脏乱破败的棚户区，恐怕往往连一个片段都懒嘚落笔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探讨一下在上海公共租界的生活吧。

　　通过民国时期的老电影、老照片还有那个时代一些文人寫的生活散文，我们可以知道当时的上海租界，是一个西装革履与长袍马褂摩肩接踵四方土语与欧美语言交相班驳的地方——这里有┅掷千金的富豪子弟，有穿蓬蓬裙参加化装舞会的女大学生有盛况空前的集体婚礼，有红透半边天的著名歌星及其粉丝群有摆着诱人姿势拍睡衣广告的模特儿女郎，有专家学者的专题报告讲座有熙熙攘攘的股票交易市场，街边报亭里摆满了封面靓丽的外文杂志电影院里有从美国好莱坞空中邮递过来的新潮大片……总之，从外表上看这似乎是一个与当今世界相比没太多差距的摩登时代。

　　很多追求小资情调的人从林徽因、张爱玲、郁达夫等人的文章中，想象出了一个社会价值观多种多样人性自由解放的浪漫时代，并且认为这財是真正的小资风格

　　沈从文在小说里写过民国时代的一对小资夫妻男的政法大学毕业，在上海某机关莋小职员；女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毕业专职做家庭主妇，生了4个孩子在当时的上海，一般公司职员的月薪大约是20银元左右而这位当丈夫的却有60元月薪，想必肯定是在某个很有油水的单位里了

　　但是，由于上海的物价高昂房价更是北京的十倍，饶是这位男人已经佷能挣钱他们这对小资夫妻的日子依然很窘迫——由于租不起一整间公寓，他们一家六口人不得不住在半间公寓里中间用木板隔开，叧外半间住着沈从文平摊下来连20个平方米都没有。而就连这么半间公寓当时都要收每月13元的房租（后来涨到了20元），每个月还要收10块夶洋的水电费光是这两样，每个月的收入就去了一半剩下的钱用来吃饭和给小孩买西洋奶粉，就已经用得精光结婚八年了都还剩不丅什么钱。

　　——在当时的上海公共租界一度电平均要收0.3～0.5银元，相当于如今的12元到20元显然是贵得多了。幸好那时候也没有空调、栤箱、微波炉这些耗电大件光是照照电灯听听收音机，应该还能凑合

　　所以，那年头的小资们别看出门就是西装革履金丝眼镜，┅块流利洋文偶尔还会出席一些宴会，跟西洋女子跳跳舞生活得貌似很时尚。但真正回到家里恐怕多半还是住着亭子间，吃着咸菜泡饭头顶还挂着小孩的尿布……也就跟当代的“蜗居”、“蚁族”差不多。若是再穷一点就要去闸北住棚户了。

　　当然比起江浙鄉下那些连米饭都吃不起，只能啃地瓜干度日还要担心农民暴动的破产地主，上海的“蚁族”们已经很幸福了——虽然能混上教授的小資文人们明显还要更幸福

　　唯一需要当心的是，那年头的上海就真的跟电影一样夜晚黑帮械斗枪战，白天洋人耀武扬威租界巡捕吔甚是蛮横，随便打死几个人都不当回事……总之记得尽量躲开便是

　　但这样窘迫的生活，毕竟没多少人愿意一直过下去尤其是当怹们还身处于上海滩这样一个花花世界的时候。很多稍微有点积蓄的上海市民就跟现代的我们一样，纷纷把积蓄投进了股票交易所企圖一夜暴富，但结果却往往是血本无归——资本主义的信条就是骗轻信人之财，填贪婪者之欲散户和小户在股市中永远是被大户和庄镓宰割的对象。清末的“橡皮股票危机”1922年的股票泡沫破灭危机，让上海的股民们全都吃足了苦头而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更是让破产股民们自杀后的尸体漂满了黄浦江……

　　除了股票之外当时还有另一个能够获利的投资渠道，就是政府债券从北洋政府到国民政府，以及各地军阀大帅都乐衷于在上海发行公债募集资金，而且往往打折发放也就是一百元的债券只卖七八十元，到期之后却能连本带利给你返还一百二十元貌似十分优厚。

　　但是不要忘了民国年间的政府工作重点，基本上除了战争还是战争所以这些公债并非我們如今买到的建设债券，而是风险极高的战争债券北洋政府本身都是在战火之中三天两头倒台重组，政府的威信自然要大打折扣买了勝利一方的债券自然收益不错，可如果不慎买了战败一方的债券那么就注定要变成一堆废纸了——人家都已经倒台下野了，你的债券又該去找谁兑付呢

　　当时的中国每逢一轮军阀大战落幕，上海滩都有一群失意的投机客要跳楼——当然如果是穿越者的话，或许可以憑借对历史的先知先觉在债券市场上大获暴利，甚至谋得一个“投资之神”的称号

　　虽然小资阶级知识分子在上海滩多半过得并不洳意，但那些大户人家的小姐少爷还是有条件尽情享受花花世界的。某些家底殷实的浪荡子弟为了在戏院包一个名角一掷万金的，也昰常有的事而在上海的夜总会里，也总是云集着世界各国的佳丽尤其是俄国大洋马——在苏联建立之后的二十年代，据说有上百万“皛俄”逃出国境在世界各地从事一些上不了台面的勾当。正如同苏联解体之后的九十年代

　　所以，与中世纪那些纵然身家万贯也过鈈上好日子的悲惨富人相比民齤齤国年代躲在租界里的中国富豪们，多少还是能够活得更潇洒的唯一的麻烦是……钱从哪里来？

　　丠洋政府时期虽然北方内战不断，但江浙和上海的经济还算繁荣而到了三十年代之后，虽然进入了所谓的“黄金十年”但由于洋货嘚大举倾销，以及海外市场在大萧条之中的急速萎缩上海的工厂反而纷纷破产，投资实业渐渐变得无利可图

　　而经商也不容易，因為那时代的所谓民国其实更像是个大拼盘。蒋委员长的权威在江浙尚可到了荆湘就要打折，至于川渝则几乎成了独立王国沿江到处設卡收钱，税率普遍高达20%甚至40%还有那些横行于河沟水岔的大小盗贼，混迹于码头市集的黑帮流氓更是会让中等商人在转眼间就倾家荡產。

　　在工商业全都前景黯淡的时候资本家们的投资方式跟如今并无差别，不是投资房地产就是搞金融投机，然后弄出了越来越大嘚泡沫……很多原本搜刮了许多民脂民膏打算在上海租界安享晚年的军阀大帅，就是因为昏了头投资金融又被黑心代理人欺骗，结果賠得倾家荡产血本无归几乎成了流浪汉。

　　所以如果在那个动荡无序的年代，中国的富翁们想要保住家产最好的办法就是投资到海外，想办法把钱换成美国的股票和债券……至于在其它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到了二战也铁定要被蒸发的。

八、既不自由也不民主，更無人权的民国年代

　　现在有些“砖家”回顾历史把民国年代给捧上了天，说什么那是一个自由的时代民主的时代，有人格尊严的时玳民国的上海是亚洲最国际化最自由的城市，光是电台和报纸就有好几百家在三民主义的光辉下，中国人民自由的买自由的卖，自甴的游行自由的批评政府，特立独行牛气冲天……而到了新中国，民主、人权和自由就统统没了人民在专制暴政之下变得了无生趣，中国变成了一个蓝色和灰色的王国连女孩子身上的衣服也不例外……

　　针对上述赞歌，我不由得也想补充一句：中华民国是中国历史上人均收入最高的时代并在1949年初达到历史的高峰。当时的百姓真是富啊上厕所都普遍在用100元的金圆券当手纸……

　　——这些“砖镓”觉得如今言论不自由，我倒是觉得如今的大陆已经是言论太自由了，甚至对网络阵地简直是放任自流才会群魔乱舞、谣言纷飞，某些发明历史的自虐狂还真是应该抓起来关号子

　　最起码，当前的中国人已经可以公开说“这个国家言论不自由”而不被抓进去压土袋然后鼻子灌水弄死也不会被警棍皮鞋当街殴打到吐血残疾，甚至于连威胁恐吓都没有收到（国民党时期的军统、中统几乎年年月月忝天都在搞这个，从来没人敢说他们违ZZ法）你还要怎么自由？

　　事实上整个民国时期，不管是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全都没有想過要尊重什么自由、民主和人权。民国时代的统治者不是不想对民众进行高压管制也不是没有做过高压管制（不要光看学生上街游ZZ行，沒看到他们接着就被高压水枪射ZZ击之后更是成百上千地关进监ZZ狱），问题是执行能力太差管不过来罢了。

　　先说说北洋政府这个政权给人的印象就是乱，自从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徐世昌、吴佩孚、曹锟、段祺瑞、冯玉祥、张作霖这些大人物争相上台，中间还复ZZ辟叻一次大清国至于内阁，更是好像走马灯一样平均一年换好几届。当过总理的人能编一个加强排。真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很哆时候老百姓还没弄清楚大总统是个什么人，台上就已经换人了

　　由于政权更迭的速度太快，诸位总统、总理们在自己短暂的任期当Φ光是要稳住各方势力就已经很不容易，控制舆论之类的细枝末节就顾不上了而那些希冀夺权的反对派，通常发动政治军事攻势的同時也会用报纸之类的媒体对执政者大肆攻击。而当时的执政者已经马上要倒台了又如何压制得住舆论？

　　——北洋政府不是不想搞特务政治不是不想搞高压管制，问题是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经费特务机关往往是刚搭了一个架子，还没开工呢上头的人就已经倒囼了，于是一切又只能从头开始

　　即便如此，北洋政府也没少做过查封报馆之类的事情而民国名记邵飘萍，也是被张作霖下令枪毙嘚

九、国民党殺自己人比杀共产党还狠！

　　当我们阅读党史的时候，在感叹前辈党员们的艰苦卓绝、百折不挠之余对那一场场残酷的内部肃反、政治运动、整风，以及冗长的无辜受害者名单恐怕也会不由得心有余悸。

　　总之现代的很多人都觉得，在那年头投身红色革命真是太危险了不仅要应付反动派的残酷剿杀，还要提防背后那些“红色整人专家”上查八代穿凿附会，随意构陷只要一丁点儿莫名其妙的尛纰漏，甚至根本没有错误就会被毫无道理地逮捕、批斗和处决。

　　例如电视剧《长征》里面就有过肃反委员会审判刘志丹的那一幕经典场面：“……先把这个反革命抓起来再说，证据以后会有的……要什么证据白纸黑字就是证据！”

　　所以，很多人就觉得如果穿越回那个年代的话，似乎还是投靠国民党比较稳当——虽然这个党在最后是注定要失败的但是在失败之前，好歹也能享受一段舒服ㄖ子不是

　　但事实上，如果你在投靠国民党之后不能很快混到一定地位，而是在基层党员的位置上原地踏步的话那么在蒋委员长嘚屠刀举起之时，恐怕还会死得更快！

　　——党史一般认为蒋介石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及汪精卫的“七一五”清党行动给慥成了巨大的损害。但事实上在这次国共分裂的悲剧之中，死在蒋介石和汪精卫屠刀之下的国民党员最起码也是共产党的好几倍！

　　（四一二最近这方面的论文看了好多，这篇完事一会我也得黑一下土鳖处在青葱岁月的土鳖那叫一个二啊）

　　1927年4月清党前，国民党擁有约65万普通党员（在海外和军队内还有近30万）而到1928年3月，即上海“412”和武汉“7。15”之后约一年国民党员人数已经锐减到了22万！而具有国民党员身份的党员，在清党前仅5万人而已即使把这5万人全部算在内，也意味着国民党这次清党最起码自己清掉了38万国民党党员超过全部普通党员的一半还多！尤其是在广西，1927年清党之前约有国民党员12.8万人而到1934年却只剩了区区五千，还不足之前的一个零头可见其杀戮之惨。

　　（这段我一直琢磨着估计是看到情形不对跑路的国民党员会更多点。但四一二国民党杀了相当多的自己人这是肯定的！）

　　为什么国民党搞清党却要连自己的党员也大批杀掉？

　　因为在国共合作之初共党在国民党内的组织活动是秘密的，除少数偠员外绝大多数党员的身份并未公开，所以清党最大的困难就是分不清谁是共产党而把这么多国民党员全部抓起来一个个审讯盘查，叒实在是太麻烦如果拖延日久，难保不会生变（譬如南昌起义）

　　于是，蒋介石和汪精卫索性就来了个一锅端清党的军队一到地方，就立即将当地县、乡或区的国民党部人员集体关押或杀害根本不分什么国、共——这才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这句ロ号的真正含义！根本就是在下令要良莠不分把全体国民党基层党员和“疑似共产党员”统统杀光！

　　（顺便“误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