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毛泽东（右一）同父亲毛顺生（左二）、伯父（左三）、弟弟毛泽覃（左一）在长沙合影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左五）与文家亲属合影

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创始人弗洛伊德说：“一个为母亲特别钟爱的孩子，一生都有身为征服者的感觉；由于这种成功的自信，往往可以导致真正的成功。”毛泽东在其童年就倍受母亲的钟爱，与之恰成对比的是，父亲对他则格外严厉。自幼受父母双方的影响，毛泽东铸就了特殊的个人秉性：一方面，母亲的溺爱使他一身“傲骨”，充满自信；另一方面，父亲的冷酷使他不仅懂得反抗，还学会了自我完善的本领。父母不仅给了毛泽东的生命，而且对他的一生影响深远。

“他是一个严厉的监工”

1936年，毛泽东对美国记者斯诺说：“我父亲是一个贫农，年轻的时候，因为负债过多而被迫当兵。他当了很多年的兵。后来，他回到我出生的村子，通过做小买卖和别的营生，用心节约，积下一点钱，买回了他自己的田地。这时我家成了中农，拥有十五亩田地。这些田地每年可以收六十担谷。一家五口，每年食用三十五担――即每人七担左右――有二十五担剩余。利用这个剩余，我父亲又积蓄了一点钱，过了一段时间又买了七亩地，这就使我家具有富农的地位了。我们当时每年可以收八十四担谷。”从贫农到富农，一个以土地为生的农民，该要付出多么艰辛的劳动啊！

毛泽东的祖父毛恩普原有15亩田地，他又借债添置田地，债是越借越多，田地一点也没增多，反而家里的田地被典当出去。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17岁当家那年，家中仅有六七亩薄田。他起早贪黑地劳作在田间地头，除了耕种农田，还喂养猪牛，上山砍柴，张网捕鱼。每当日落黄昏，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草草地吃罢晚饭，又在欲闪欲灭的油灯下，噼噼啪啪地打起了算盘，撂下算盘，又打起了草鞋。寒来暑往、没日没夜地劳作，即便是累弯了腰，毛家境况也一点没有好转的势头。

湖南自曾国藩创办湘军以来就有从军习武的传统。虽说“好铁不打钉，好汉不当兵”，可是，由韶山冲出去当兵的人，哪一个不都带着让人眼馋的大洋回家？毛顺生动心了。毛顺生究竟哪年从军？当了几年的兵？已无法查证。按照毛泽东所说“当了很多年的兵”，至少也有五六年吧。多年从军，他虽没混个一官半职，可长官发放的饷银，他一文钱也舍不得花，都细心而谨慎地攒着。

毛顺生退伍回家后，偿还了家庭的债务，开始一身轻松地经营起自己的小日子。他常说：“吃不穷，用不穷，不会算计一生穷。谁会盘算，谁就能过好日子。你不会盘算，就是给你金山银山，照样过穷日子。”这个善于盘算的庄稼汉，把节余的稻谷碾成白花花的大米，然后挑到集市去卖。碾剩的米糠，又用来喂养架子猪，等到架子猪长大后，又把架子猪赶到集市去出售。如此这般算计，他的积蓄多了起来，再用这些钱赎回了被典当出去的15亩田地。

毛顺生以经销买卖的手段赚了钱，尝到了甜头。他由贩卖谷米和生猪，又增加了贩卖耕牛。每逢稻谷上市的季节，他便成批地买进稻谷，然后再加工成大米，雇船只由水路运到湘潭出售。田地多了，活计也多了，毛顺生不得不雇起了短工，后来又雇上了长工。即使这样，他也不允许家中的孩子们闲着。据毛泽东回忆，他6岁就开始干农活。

毛顺生虽经商赚了钱，可他清楚地知道，土地才是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父亲这种朴实的认识，影响了毛泽东的一生，在他成为共和国领袖后，就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还说：“手中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

毛顺生精打细算、省吃俭用，攒足了钱后，什么事也不干，就用于买田。毛顺生的堂弟毛菊生，家境贫苦，毛泽东和母亲都很同情他，常常接济这位穷亲戚。毛菊生靠着7亩水田勉强度日，可毛顺生早就有意这片水田，在毛菊生最困难的时候，他乘机买下了它。母子俩知道后极力反对，毛顺生却理直气壮地说：“我用钱买田，他卖我买，天经地义。这和兄弟不兄弟没有关系。”父亲做的这件事，给少年毛泽东留下了极不好的记忆。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将毛菊生的儿子毛泽连接到北京，并批评父亲说：“旧社会那所有制，使兄弟间也不顾情义。我父亲和二叔（毛菊生）是堂兄弟，买二叔那7亩田时，就只顾自己发财了，全无手足之情，谁的劝说都听不进去。我后来思考这些事，认清只有彻底改造这个社会，才能根绝这类事，于是下决心要寻找一条解放穷苦农民的道路。”

毛顺生读过两年私塾，双手能左右开弓拨打算盘。毛泽东在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手把手教他打算盘、记账，指望作为长子的毛泽东能从他的手中接过家业，并把它越做越大。可是，少年毛泽东的志向不在于此，父子间为此开始了旷日持久的“战争”。

毛顺生最看不惯的是毛泽东一旦读书就入了迷，看到田头垄上、饭前饭后，儿子都手不释卷，他心中窝了一肚子的火，认为儿子读书误了农活，父子俩常为此争吵不休。毛泽东的朋友肖之升就目睹过这对父子之间的一次争吵，据他描述：

“风波过后，他们回去吃午饭。大约五点钟的时候，毛泽东又不见了。这一次，父亲轻而易举就找到了他。他径直走到古墓那里，一眼就又看到使他上午大动肝火的那幅画面，毛泽东端坐在那里看手中的书，空担搁在一边。父与子又接着上午的茬争吵起来。

‘你真的鬼迷心窍，中了这破书的魔了？把你爹的话只当成耳旁风吗？’

‘不是，爹。我还是听你的，你叫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我的意思你明白得很。我要你一门心思扑在田里，规规矩矩干活的，别再看这些闲书。’

‘我会规规矩矩干活的，但我也要看书。我保证先干活后看书。田里的活干完后，我总可以干自己的事了吧。看你还有什么话说。只要我做完了田里的那份活，你就不用管我看自己的书了。’

‘可是，小子，你才挑了几担就躲到这儿来看书’。

‘来看书之前，你要我干的活我都完成了。’毛泽东平静地说。

‘完成什么了？’父亲追问道。

‘吃过午饭后，我已经挑了十五担肥了。要是不信，自己到田里数一数去。搞清楚了你再来。现在你还是让我清静一点吧，我要看书了。’

父亲目瞪口呆。半天挑十五担真够辛苦的。如果儿子真的干了这么多的活，那还有什么话说呢。对于这个怪儿子，他感到又困惑，又伤心。他慢慢踱到一家人正在忙活的地里，数了数，真的有十五担。”

从这天开始，父子之间虽然没有明确达成什么“君子协定”，但是，只要毛泽东完成规定的农活，父亲便再也不干涉他去做什么了。

很多毛泽东传记的作者，津津乐道的是他们父子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并由此推演出很多的理论。其实，和天下很多男孩一样，父子之间的矛盾乃至冲突，乃一普遍的现象，少年毛泽东也不可能例外。所谓“养不教，父之过”，有“教”就有不服“教”，父亲当然只有充当“恶人”的角色了。毛顺生所“教”，无非是给毛泽东设计了未来之路，这设计来自毛顺生的生活经验。而毛泽东并不认同父亲的生活经验，矛盾也就随之而来。

毛顺生承担着6口之家的生活重担，年轻时身材高大强壮，由于劳作之累，他也佝偻起腰，在50多岁就因伤寒病去世。作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汉，毛顺生对儿子们并没有过高的期待，只希望他们能接过自己手中的家业，经营好田地房产。对作为长子的毛泽东，父亲的期待就更为迫切。正是如此，在毛泽东14岁那年，父母作主给他娶了罗氏为妻。父亲的用意十分清楚，那就是拴住毛泽东的心。

毛泽东的心根本不在韶山，他要走出山冲，寻找更为宽广而精彩的世界。他后来告诉斯诺：“我从来没有和她一起生活过，而且后来也没有。我不认为她是我的妻子，当时也几乎没有想到过她。”毛泽东少年时的全部乐趣都在书中，并有着走出山冲、读书求学的憧憬。毛顺生则认为这是儿子“不孝和懒惰”的借口，作为长子就应持家创业、光宗耀祖，其他的想法都是农家子弟的幻想。于是，用毛泽东的话说，父子间的“不满增加了。在我们家里，辩证的斗争不断地发展着”。

毛泽东13岁那年，父亲在一次宴请客人时与他发生口角，父亲当着外人的面骂儿子“懒而无用”。13岁的少年正处于叛逆时期，毛泽东认为父亲使自己太难堪，便当面顶撞父亲，并迈步向门外跑去。母亲竭力相劝，父亲嘴里仍是不停地骂着并喝令回家。毛泽东根本不听，一气跑到池塘边。面对气势汹汹的父亲，毛泽东说，如果他再走近一步，自己就跳到池塘里。父亲一下子停住了脚步，并答应以后再不打他。

父亲的严厉对毛泽东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几十年后，毛泽东也说：“这大概对我也有好处，它使我在工作上非常勤快，记账也仔细了，免得被他找到把柄来批评我。”尽管父亲在他的记忆中，多是“脾气暴躁”“常常打我和我的弟弟”“他是一个严厉的监工”等形象，可毛泽东的成长仍是遵循“子肖其父”的规律。父亲将一个破落的家庭操持成有田有地、有房有粮、家有雇工的小康之家，他执着、倔强、坚韧的性格，以及具有担当的精神，其实对毛泽东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毛顺生是为一家之兴盛小康，毛泽东是为一国之救亡图存，父子俩的境界和抱负迥异，但是，他们一旦确立了这种信念，那么都能做到“什么都可以牺牲，惟宗旨绝对不能牺牲”。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抚我畜我，生我育我。”少年毛泽东当然明白“可怜天下父母心”的道理。16岁那年离家去湘乡求学前，他将一张纸条夹在父亲账簿里，上面写道：“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表明自己的志向和决心。他离开了家，回避了父子间的矛盾，反而格外的思念父母，思念家乡。他常给父亲去信，刚刚工作时，便时常寄钱和药物回家。母亲去世后，他又把父亲接到长沙居住。父子间原本紧张的关系，早已云消雾散，得以缓解。

“我母亲是个仁慈的妇女”

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是湘乡县人。外祖父文芝仪，是个诚实勤劳的农民，外祖母贺氏一生温厚贤惠，他们共生育了3子3女，最小的女儿因在同族姐妹中排行第七，文七妹就成了她的正式姓名。文家与韶山冲相距20多里地，文七妹的祖父去世后，安葬在韶山冲龙眼塘。每年的清明、冬至，文家都要例行前去扫墓，来往很不方便，文家有意在韶山冲结一门亲戚。经人说合，文七妹18岁时与毛顺生成亲。在毛泽东之前，文七妹生有两子，都一一夭折。

1893年12月26日，文七妹生下毛泽东，分外高兴，可又整日担惊受怕，生怕这个儿子也离她而去，便时常烧香拜佛，祈求神灵保佑。文家对毛泽东也尤为关注，外祖母贺氏在毛泽东稍大时，还将他接到家中抚养。毛泽东的童年大部分时光是在文家度过，他与文家的表兄们关系融洽，情同手足。

文家诸表兄中，毛泽东与十六哥文运昌最是相投。文运昌长毛泽东9岁，在毛泽东辍学务农时，正是他劝说表弟去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毛泽东本已同意父亲的安排，要去湘潭县的一家米店当学徒。文运昌知道姑父固执，又动员自己的父亲、伯父以及姨表兄弟王季范等前去游说。据毛泽东回忆，一门心思发家致富的父亲，在得到去湘乡读书“可以增加我赚钱的本领”的许诺后，才同意了。

文运昌早已读过《盛世危言》《新民丛报》等，并推荐给表弟毛泽东。正是这两本书刊，拓宽了少年毛泽东的视野，他后来说：“这些书刊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那时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也非常感谢我的表兄，我当时认为他是进步的。”毛泽东对表兄们的手足情谊，一直铭记在心，1937年11月27日，毛泽东在延安给文运昌去了一封长信，信中将文家称为“我十分敬爱的外家”。

没几年，文七妹又生了泽民和泽覃。文七妹还生了两个女儿，但都不幸早夭，她便收养了一个干女儿毛泽建。按照中国的家庭伦理传统“男主外女主内”，文七妹是一位标准的贤内助，从早晨鸡鸣到晚上掌灯时都在操持家务。在韶山冲，没有人不夸奖她聪明贤惠，做事有条理。

受母亲的影响，少年毛泽东曾经也是个虔诚的有神论者。15岁那年，母亲病倒在床，他每日早起必定向神灵菩萨跪拜祈福，还徒步去南岳衡山求神拜佛。正如李锐在《学生时代的毛泽东》中写道：“那还不是一般的求神拜佛，而是十五岁时去南岳‘朝拜香’，几步一拜地一直步行几百里到南岳。没有虔诚的信仰这是做不到的。”支撑毛泽东“虔诚的信仰”的不是别的什么，是对母亲的至孝至诚的赤子之心。

但少年毛泽东也常常思考这样的问题：都说烧香拜佛可得神佛保佑，可是，父亲并不信这一套，他不也无病无灾，而且生意越做越红火吗？看着神龛前供着香茶和供果，他纳闷起来，如果真有神灵，这些供品怎么纹丝不动？想着想着，他竟情不自禁地端起神龛前的供茶，朝神像和神位泼去。母亲知道后，狠狠地训斥了他一顿。毛泽东说：母亲“责备我对于敬神拜佛的仪式漠不关心，可是我父亲不表示意见”，“当我变得越来越不信神的时候，老头儿也并不干涉”。

文七妹虔诚信佛，来自她的菩萨般的善良心肠。毛泽东是这样称赞自己的母亲：“我母亲是个仁慈的妇女，为人慷慨厚道，随时都愿意接济别人。她同情穷人，并且当他们在荒年里前来讨米的时候，常常送米给他们。”毛泽东深受母亲的影响，自小就乐于助人。韶山冲的毛乾吉就亲身经历过这样的事，他讲述道：

“有一年夏荒时节，我和弟、嫂清早来到上屋场讨米。当时毛泽东正在坪里劳动――糊泥巴粪墙。他见到我们衣衫破烂，便问我为什么讨米。我说家里穷，劳力少，没有饭吃。毛泽东叫我到阶基上坐一坐。这时，毛泽东准备吃早饭，堂屋里摆着热气腾腾的饭菜。我一见这饭菜，就馋得口水直吞，肚子饿得咕咕直叫，便哭了起来。毛泽东闻声走过来，问我为什么哭脸。我嫂嫂解释说我是肚子饿了。他便朝屋里招呼母亲立即端来一碗饭，送给我，又夹了一些菜。我接过香喷喷的白米饭，激动得流下了眼泪，便狼吞虎咽起来，忽然想起弟弟也没有吃早饭，便把一半饭分给他吃。毛泽东见这点饭还不够我们吃，又叫母亲端来一碗饭，直到我们吃饱离开上屋场，他才回到堂屋里吃饭。”

“我还要去看看他们两位”

和天底下所有的家庭一样，在毛顺生父子之间发生冲突时，文七妹多是站在儿子一边，并尽量调和他们之间的矛盾。后来毛泽东说：“我父亲是不赞成施舍的。我家为了这事曾经多次发生争吵。”他还说：“我家分成两‘党’。一个是我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我母亲和弟弟组成，有时甚至于连雇工们也包括在内。可是在反对党的‘统一战线’内部，存在着意见分歧。我母亲主张间接打击的政策。她批评了任何公开动感情和公开反抗执政的企图，说这不是中国人的做法。”毛泽东将母亲的保护看得“异常宝贵、值得珍爱”，“认为自己有一个坚强、富于爱心，给人以自信心的母亲”。

就在毛泽东长沙求学期间，母亲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毛泽东十分牵挂，只要有空都会回家看望，无暇抽身也要家书频传，给父母捎去平安祝福。1916年6月24日，毛泽东在致好友肖之升的信中说：“话别之后，滞于雨，又以萑苻不靖，烽火四起，益不敢冒险行也？……然病母在庐，倚望为劳，游子何心？能不伤感？……平居一日憎长，今如瞬息，寂历之景，对之惨然”。此时，毛泽东虽人在长沙，可心却早已飞到母亲身边。好在第二天，雨歇天晴，他立即动身回韶山，在家度过了半个多月的时光。

1918年，文七妹的病情加重，两位兄长文玉瑞、文玉钦将妹妹接回娘家。毛泽东知道母亲的病情后，立即动身赶回韶山，可因准备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的事，又急匆匆地赶回长沙。在得知母亲被七舅、八舅接回家的消息时，毛泽东充满了感激之情，给两位舅舅写信说：“家母在府上久住，并承照料疾病，感激不尽。”同时随信抄录了一副药方，让舅舅给母亲“如法诊治，谅可收功。如尚不愈之时，到秋收之后，拟由润连（泽民）护送来省”。

在安排好母亲的事情后，毛泽东于8月15日与部分新民学会会员踏上去北京的路程。此时，母亲已由毛泽民接至长沙就医治疗。1919年4月28日，毛泽东再次致信两位舅舅，信中说：“家母久窝尊府，备蒙照拂，至深感激。病状现已有转机，喉娥十愈七八，疡子尚未见效，来源本甚深远，固非多日不能奏效也。甥在京中北京大学担任职员一席，闻家母病势危重不得不赶回服侍。”毛泽东是4月6日从上海回到长沙，在母亲身旁“亲侍汤药，未尝废离”，以尽人子之责。母亲难得来长沙，而且泽民、泽潭均在长沙，于是，他们来到长沙的一家照相馆，与母亲留下了一张合影。母亲的病并不见有什么起色，在征得父亲同意后，泽民又将母亲接回韶山调养。

1919年10月5日，文七妹病逝韶山，享年53岁。母亲病逝时，毛泽东并不在身旁，当他带着弟弟泽覃赶回家时，母亲已入棺二日。毛泽东在晚年曾与保健护士长吴旭君深情地谈起自己的母亲，他说：“我母亲死前我对她说，我不忍心看她痛苦的样子，我想让她给我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我要离开她一下。母亲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她同意了，所以直到现在，我脑子里的母亲形象都是健康、美好的，像她活着时一样。”

毛泽东带着弟弟、妹妹为母亲守灵，并就着幽幽的油灯，饱含深情地写下《祭母文》，追述母亲勤俭持家、爱抚子女、和睦邻里的优良品德。毛泽东还为母亲题写了两副挽联，一副为：“疾革尚呼儿，无限关怀，万端遗恨皆须补；长生新学佛，不能住世，一掬慈容何处寻？”另一副为：“春风南岸留晖远，秋雨韶山洒泪多。”他还给好友邹蕴真写信说：“世界上共有三种人：损人利己的人，利己而不损人的人，可以损己而利人的人。我的母亲就是这后一种人。”

1959年6月，毛泽东回到韶山。在故居，他深情地伫立在父母的遗像前，自言自语道：“如果是现在，他们就不会死了。”次日拂晓，他踏着湿漉漉的晨露，前往父母的墓地吊唁。他双手给父母献上一束松枝，深情地说：“前人辛苦，后人幸福。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吊唁毕，他对同行的罗瑞卿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信什么鬼神，但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党、同志、朋友也。还得承认，我下次再回来，还要去看看他们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