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评点”是中国传统小说与戏剧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浓重的“中国特色”，虽然英语国家汉学界对之的研究相对较晚，成果却较为丰硕。本文以几位当代汉学家的专著或论文为对象，对其内容与观点进行主题式的归纳与梳理，试图借此反映出英语国家汉学界在小说评点研究方面的一些主要面貌及其所取得的理论成就。
关键词：汉学，评点，文学思想，金圣叹
作为一种文学的批评样式，小说戏曲评点为中国所独有，在文论史上自有其特殊的地位。但因西方汉学界在中国文学史研究领域相对滞后，直到20世纪70年代之后才真正将其纳入到研究视野中。1977年多伦多大学的Catherine Diana Alison Bailey 完成的博士论文《毛伦、毛宗岗与对〈三国志演义〉的解读》（the Mediating Eye: E.
Hegel）等汉学家也均曾不同程度地瞩目或专注于评点，或在其主题更为宽泛性的著作中论及评点，其中也有一逐步推进的过程，并在汉学领域中为中国文学史、文论史的研究拓辟出了一条新的路径。其中的一些专著，如陆大伟的《传统中国小说和小说评点》（Traditional Chinese Fiction and Fiction Commentary
）对评点的传统、作品、重要的评点家及其评点等进行了研究，分析了评点传统的历史、源流、形式及各评点家之间的异同。《中国小说读法》（How to Read the Chinese Novel）更体现出了一种系统性研究的特点，有独特的参考价值。何谷理（Robert E. Hegel）在其《十七世纪中国小说》（Novel in
Seventeenth Century China）一书中从中国儒、道、法家等传统思想入手追述了金圣叹文学思想的来源，认为金圣叹深受宋明理学和心学对对自我的关注的影响，比如他在评点《西厢记》时曾经列出了三十三项人生快事都与此相关。
同其他汉学界对中国传统文学思想的研究一样，对评点的研究也多是站在中西比较的立场上进行的，其研究方法也大都与他们写作时盛行的理论思潮相关，如新批评、结构主义、叙事学等，因此中西文学思想之间的契合点会随着研究模式的转变所带来的理论冲击力而不断改变。例如，王靖宇的研究模式和浦安迪有很大差别。浦安迪在对评点进行研究时更注重的是为我所用，用结构主义叙事学“形象迭用”的原理对评点进行理论化和系统化，而王靖宇则更多侧重“新批评”细读方法与中国评点的相通之处，用阿布拉姆斯的“四坐标”对其进行系统化。但他们也都没有丢掉中国传统批评中经常使用的方法，比如考据。另一位重要的研究者陆大伟则以“暗含的读者”和“暗含的作者”为主要术语对评点者的目的、方法和技法进行解析。研究方法的不同使小说评点传统的不同侧面被提示出来。
总之，虽然汉学界对小说评点的研究数量不算太多，但却内容丰富，研究也较深入。这是因为“评点”主要用于叙事文学如小说、戏曲，与西方文学批评中源远流长的叙事文学批评理论传统方向一致，但是方法、目的等理论形态不同，因此非常容易引起他们进行比较的兴趣。尤其是二十世纪西方“叙事学”的兴起，使研究者容易站在各自较为新颖的理论立场上进行研究阐发，从而得出许多道前人之未道的结论。
评点既涉“技法”又涉内容，后者如对人物的臧否、伦理的阐发等等，一般而言汉学界的研究是二者并重的。但是内容研究虽与“文学思想”关涉不大，却会偶尔涉及当时的哲学或社会思潮对文学创作产生的影响，因此下文以汉学界对“技法”的研究为主，偶有涉及内容者，也均以“文学思想”为鹄的。
金圣叹是“评点”的集大成者，影响最大，因此备受汉学界瞩目。他的评点范围包括史、诗、文等多种文学类型，但《水浒传》《西厢记》评点无疑是其中最具影响的，也是汉学界研究的重点。
王靖宇教授于1977年出版的《金圣叹的生平及其文学批评》（Chin Sheng-t’an: His Life and Literary Criticism）在“金圣叹的文学观”一章中，以“作为自我表现的文学”为题，并以阿伯拉姆斯（M.H. Abrams
）著名的文学批评四坐标为参照，对金圣叹的文学理论进行过总体评述，称之为是“表现论”的“浪漫主义者”。总体而言，王著以西方文论为参照，有时难免有些生硬之感，但确实借此也可发现中西方文学理论所具的某些相通之处，比如用“新批评”比之与金氏点评就有一定的吻合之处。他指出金圣叹是矛盾的，他对于小说内容中盗寇的谴责毫不留情，但又要在艺术形式方面竭力肯定《水浒传》的艺术价值。他认为，金氏对《水浒传》最为赞赏的有三点：人物塑造的逼真、事件叙述的生动和叙事技巧（Technical
Virtuosity）的精湛。作者译了金圣叹所列举的15种技法，配以金圣叹自己的解释，然后用现代批评术语加以评论。例如，作者认为“草蛇灰线法”似乎与“复调意象（recurrent
image）”部分相似，绵针泥刺法在西方批评术语中或许可称为“讽刺”，弄引法为某段主要情节的前奏（prologue），而獭尾法则为可被看做“尾声”（epilogue），欲合故纵法则可被称为“悬念”等等。作者认为这体现了金圣叹批评的“现代性”。金圣叹对《西厢记》的评点有许多地方与对《水浒传》的评点一样都具有高度的个人风格：同样会对原文进行窜改，也同样注重文学性，对其结构大加赞赏。“在注意细枝末节的同时，他从未忽略《西厢记》的整体格局。”
浦安迪《明代小说四大奇书》是一部用西方学术方法研究中国小说的著作，亦论及金氏评点，认为金氏最主要的贡献在于他对构成小说精密文理的具体叙述技巧所作的深入研读和精辟的文学分析。浦安迪认为金圣叹的术语重叠之处甚多，可归纳为少数几个文学批评概念。首先是“形象重现”，这既包括对具体形象的描绘，如“草蛇灰线”，也包括更大叙事单位的使用，如“正犯”“略犯”等术语；有时会体现在对具体人物层次的评述上，比如“背面铺粉法”等。其次是小说作者把各独立叙事单位串连起来的技法或插入“闲笔”的技法，也与这种“形象重现”有关系，如“弄引法”、“獭尾法”“欲合故纵法”“横去断山法”等等。
ji）认为自己并不在意金圣叹对文本阐释本身的正确与否，而是想要探寻“金圣谈对那些平淡文字的隐含意义进行探索的背后所隐藏的理论原则，他对这些原则的使用与目的”。由于在对《西厢记》的评注中，金圣叹并没有像批《水浒传》那样详细地把对技法的解释安放在文本中，因此它们的含义看起来有些含糊。作者认为金圣叹在《西厢记》中寻求微言大义的理论原则是“相其眼观觑何处，手写何处”。“手”与“眼”是金圣叹的关键词，金氏后来又说“心之所不得至，笔已经至焉，笔之所不得至，心已至焉；笔所已至，心遂不必至焉，心所已至，笔遂不必至焉。”“笔”无疑指的是字词，而心则可指“作者之心”或“读者之心”。丘奇说，用“心”来指作者之心会有许多矛盾，而用它来指“读者之心”则与金圣叹的其他主张一致。金圣叹用“衬”“虚”“实”与“文外”“言外”等术语来表达自己的理论方法，从文本中寻找其隐含的意义所在，这种方式和《春秋》以来的索隐传统相关。
（一）对《三国演义》评点的研究
众所周知，毛氏父子对《三国演义》与《琵琶记》的评点深受金圣叹对《水浒传》与《西厢记》的评点之影响。陆大伟的《传统中国小说与小说评点》认为，从内容上讲这四部著作构成了一组对应关系。《三国演义》与《琵琶记》可能对传统道德观念进行了质疑，但最终强化了现有的道德传统；而《水浒传》与《西厢记》则更具颠覆性。通过对比，他认为毛氏父子比金圣叹更强调小说文本道德的正确性。当然，小说技法仍然是陆著研究的重点，他认为像金氏评《水浒传》一样，毛评也对原来的文字也进行了大量窜改。毛氏对《三国演义》的叙事立场毫无异义，因此没有必要对小说结构大规模改动，虽然他们把叙事单位由“则”改为“回”，却没有删除任何重要单元。金氏删掉了《水浒传》中几乎的有诗，毛氏则只删除了一些与他们政治理想相悖的诗。毛氏对小说的改动要主要依据两个原则：历史真实性和文学品质。就文学品质而言，主要是使人物形象前后一致，“虽然后人批评他们在这方面做得有点过火了，把人物类型化或把他们变成理想人物，但金圣叹在评点《西厢记》时也强调人物性格的一致性，他们之间可能会有一定联系。”毛氏虽竭力避免使用金圣叹的术语，但是其评点技法的相似之处却显而易见。比如，对待曹操的态度与金圣叹对待宋江的态度如出一辙。
另一位研究者浦安迪在讨论《三国演义》的结构时“着重依据毛宗岗的评析。”事实上，他分析的着眼点和参照系正是毛宗岗评点。在具体的“读法”方面，将“隔年下种”“伏笔”都看成是“伏笔”，而“将雪见霰，将雨闻雷”等则相当于“引”，而另一个奇特的术语“榫”是“伏笔”与“引”的结合。他分析说，毛宗岗在《读法》里对叙述文理进行讨论时强调的不少条目都同金圣叹一样也大量运用了“形象迭用”的原理，比如浦安迪认为，毛氏“同树异株，是枝异叶，同叶异花，同花异果之妙”和“奇峰对插，锦屏对崎之妙”这两条也体现了“形象迭用”的原则，前一条的论述集中阐述了“犯”与“避”，而后一条则论述“正对”与“反对”这两组相对的方法。“以宾衬主之妙”也是强调这类成对比事例的用法。其实，“形象迭用”已经被浦安迪当成了解决自己问题的一把钥匙，他说：“……我要特别留意作者如何通过形象迭用的反复运用充分提示其异同的方法来烘托出其中反讽影射的层面，而这正是我推想的阐释这部奇书的关键。”
（二）有关《金瓶梅》的评点
Roy）有一篇专门的论文《张竹坡评点〈金瓶梅〉》，作者说，除了金批《水浒传》和脂批《红楼梦》之外，其他评点都没有被严肃地研究过。他说，张竹坡的评点是想要说明“整个作品是被精心建构的一个统一体，注意到每一个细节——哪怕它并没有多少意义——对小说的必要贡献。张竹坡坚称，只有当读者努力自己理解每一个细节、每一个事件和结构对小说整体效果所起的作用时才会真正欣赏这部小说。”他认为张氏的评点是一种实用批评，强调作品的结构整体性而不是对寓意的阐释、对道德的评价或对文学性的主观赏析，与此相反，金圣叹的批评则仅针对个别字词用语而非整体——这样的判断当然和浦安迪等人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
陆大伟在讨论《金瓶梅》的“崇祯评点本”时也以金圣叹为参照，认为其最有意思之处在于崇祯本的评点者认同小说中的人物，这一点与金圣叹有别：金氏总是在自我和小说之间保持一定的审美距离，甚至期待读者用智慧而不是用本能体验小说中的悬念。张竹坡则一方面与原来的评点保持距离，另一方面又从中借取了许多观点和语言。虽然在他出生之前金氏已经去世多年，二人之间的关系依然密切，与同时代的评点家们一样，他也时时把自己的评点与金圣叹做比较。在思想内容上，张氏基本上是以佛教的立场来进行阐释的，但却小心翼翼地认为儒高于佛，不欲以“空”来抵毁儒家圣人，强调小说中“孝”的作用。他也在为读者创造一个“暗含的作者”：“……像金圣叹一样，评点不仅仅是对原著的补充说明，而是一种再创造或者说是挪用。”张竹坡和金圣叹评点的动机也相同：他们都把自己的评点看成是读书写作的教科书。但张氏毕竟是有创新和发展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他把序文和其它材料一起呈现给读者：“金圣叹的《水浒传》评点及其四篇序和两点评文章在张竹坡的努力面前黯然失色：他写了一篇署有化名的序言，七篇文章（主与题目相关），几条目录和一个范例，分析性目录，总共有十六个条目。他道前人之未道的地方在于发现了'空间’（尤其是西门庆府邸中那些人物的空间属性）在小说结构中的重要地位。”
在对《金瓶梅》的研究中，浦安迪的“形象迭用”理论在这里又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认为张竹坡的大量评论用来提醒人们应该注意作品的这一方面
。张指出《金瓶梅》行文结构中许多地方是“伏笔”“映后”或“照应”“反射”等章法，又举出了一些变形，如“遥对”、“加一倍写法”等。张竹坡经常提到行文的断续问题，比如用“榫”,“意思是说，一件进行中的事情被提前纳入邻接的另一个情节，不动声色地为引出新的情景起了桥梁作用。”浦安迪认为这个术语与“伏笔”或“伏线”的意思相关不远。
（三）《红楼梦》与《西游记》的评点
在《脂砚斋评与〈红楼梦〉：一项文学研究》一文中，王靖宇从文学的角度对脂评展开考察，他认为：“就脂评的评点方式而言，则大致采取了李贽（）首开其端、金圣叹（）大加推广的模式。总评或见于回首，或见于回末，或一回中兼而有之；而文中夹批、行间侧批、页端眉批等各种形式的评点于各回中随处可见。”作者还总结说：“脂评者们最大的注意力还是用于对小说艺术特征的阐述上。在我分类选出的各种评语中，有关小说主题的约有四十条，有关主要人物的为九十多条，而有关小说技巧的重要评语则几乎达到二百条之多。”作者列出了脂评的34条评语，认为有些来自金圣叹，但在使用上却有所改变。比如“草蛇灰线”，“在金圣叹评点中指的是，作者通过反复运用某一关键形象或象征，进而在作品中达到某种和协或效果，宛如交响乐中某一主旋律的重复出现所达到的某种谐音效果一样。虽然脂评有时在使用这一术语时也保留这层意思……，但在更多场合指的则是将小说中某些将要发生的事件先巧妙地埋下伏笔。”另一来自金圣叹的术语是“背面傅粉法”，金圣叹既用它进行讽喻，也指称《水浒传》中宋江与李逵的对比，而脂评则主要用它表示讽刺的意思。作者以现代西方文学批评的语言对这些术语进行的阐释往往简单明了，这既可以说是他研究的特色，也可看做是其重要的成就。
陆大伟对《西游记》的评点进行了历史梳理。他提醒说，早在1663年这部小说就有了评点本，该版本声称其书作者为全真派道士邱处机，虽然小说讲的是佛教故事，但评点者实际上对小说进行了道家的阐释。在陈元之1592年的序言和这个1663年的评点之间，大概在17世纪20年代后期有托名李卓吾的评点本传世，其中便附有袁于令的序言，认为《西游记》的核心是“幻”。张书绅对《西游记》的评点使其发生了新的转向，他用新儒家的观点对小说进行了阐释，认为这部小说包含了《大学》中的要义。这启发了张新之，使张氏在点评《红楼梦》时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张氏还喜欢用《易经》中的不同卦像对人物进行分类。浦安迪在《明代四大奇书》中对这些问题作了类似的梳理，在《中国小说读法》一书中，陆大伟对《西游记》的评点进行介绍时也重复了这些观点。
（一）关于评点发展史的研究
陆大伟的《传统中国小说与小说评点》也考察了金圣叹之前的评点发展历史，认为刘辰翁对《世说新语》的评点开启了中国传统评点的先河；明代则有余象斗出于商业动机开始对《三国演义》《水浒传》和《列国志》进行评点，而李贽的评点则源于其对文学作品的热爱。作者指出，尽管金圣叹对李贽颇有批评和攻击，比如他反对将“忠义”二字置于“水浒”之前，但即便如此，金圣叹仍无法划清和这些先辈们的关系。
浦安迪的观点与此大致相同，他认为金圣叹评点时所使用的许多术语并非首创，绝大多数是从诗词、绘画、古文评论中搬用过来的，“甚至在小说批评本身的领域里，金圣叹也只是继承了前辈评论家的衣钵。无论人们是否听信这些早期评本出自文学名士如李贽、钟惺等人之手的说法，还是归诸名气相对低下的怀林、叶昼甚至校勘家余象斗、袁无崖等人，金圣叹受惠于前人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其实，已经有人指出金的夹注一大部分都是直接借助“李卓吾”120回评注本的。”不过，浦安迪认为金圣叹的努力使批评术语得以广为普及，影响到后来的评点者如张新之和脂砚斋评《红楼梦》，也影响到后世的小说创作如《三续金瓶梅》。“金圣叹把有关虚构文章的这种严肃批评理论提高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为接踵而来的毛宗岗和张竹坡树立了小说批评的榜样，也为清朝一代赏析小说艺术定下一个标准。”
陆大伟认为评点发展分可为三个阶段，第一是其黄金年代的17世纪，然后在18世纪走向衰落，最后又经历了复兴。在17世纪比较活跃的批评家有金圣叹、毛氏父子、张竹坡、汪象旭和黄周星，但是由于他们对索引和寓意的过度关注，损害了小说评点的名誉。到了第二阶段，18、19世纪对小说的评点和出版数量大大增加，但质量却严重下降。由于续书和对经典的模仿太多，除了《红楼梦》、《儒林外史》续作及个别其他著作之外大都是粗制滥造之作。陆大伟说：“续书和模仿，对其他小说的评论，由叙述者或虚构人物进行续写等成了小说评论的一种形式。”但是随着小说在中国文学中地位的提高，小说评点的地位也随之提高。评点家们不仅给读者提示如何阅读小说，还承诺要教会他们如何写小说，因此“小说的阅读和写作成了某种文学游戏，作者会把某些秘密留到最后揭晓，而对读者来说要有能力从一开始就辨认出由作者故意留下的某些线索。这一方面可能导致过度写作，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过度解读。”作者以蔡元放为例，认为他代表了评点在17世纪之后走向平庸的倾向，并对17世纪所设定的文学观念进行了机械照搬。作者认为，到了晚清，随着印刷的机械化和读者群的增加，一开始对连载小说的章评、夹评、侧评等也非常盛行，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在杂志上连载的带有点评的小说比重严重下降，更重要的是，这些连载小说出单行本的时候那些点评都未被印上。由于小说及其作者的类型都改变了，多产的作家同时也是杂志的编辑，许多作品都由于连载时间的需要而匆匆完成，有的甚至同时创作几部小说，直至去世也没有写完某些作品。陆大伟说，这使晚清评点具有以下特点：“1、对理论问题不感兴趣。2、对小说主题和结构不感兴趣，更注重局部评点。3、作家的自我评点比重增加。4、阿谀奉承甚至自我吹嘘。”1904年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的出现标志着新的小说批评形式取代了评点。整个19世纪小说评点这种批评形式除了少数例外，已经无人问津。但是一些私人评点仍在进行。
陆大伟在《中国小说读法》的第一部分“传统中国文学批评”中，更是把这种评点的传统追溯到了对经典进行注疏的传统中去，比如“传”、“注”、“解”、“疏”等，并分析了对经典的点评方式和内容、方法。他认为，中国小说评点受传统注疏影响，寻求的是文字之下所隐含的真正含义，比如对历史小说《三国演义》的评点就是要使读者明白文本的意义或历史背景，给读者解读小说意义提供。这种评点的首部著作是程穆衡的《水浒传注略》。而某些小说太过复杂，因而需要阐释性注解，如对《西游记》的评点等。诗歌评点是小说评点的又一理论来源。陆大伟说，宋代江西诗派由于注重模仿，因此评点之法被方回等人大量使用。在西方小说和诗歌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渐行渐远，但中国小说评点则从诗歌和诗歌评点中借用了大量术语，如金圣叹、李贽等人的评点莫不如是。而其他艺术形式——如绘画、园艺、棋艺等方面的术语如“章法”、“虚实”、“宾主”等也进入了小说评点，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小说叙事也被空间化了，而不再是一个线性的时间结构。而评点与科举的关系也是非常密切的，八股文技法也常被用于小说评点，比如金圣叹和张竹坡的批语中常有八股文术语。而散文评点更是由八股文的需要而产生的。同时戏剧评点对小说评点也有影响，尤其是在结构和人物形象方面。陆大伟总结说，由于中国小说评点与其他艺术门类关系密切，对后者的评述既是评点的来源又使评点的用语不那么精确，流于表面的类比。
总之，英语汉学界对评点历史的研究虽然数量有限，但视野较为开阔，横跨多种文类，同时也注意到评点形式在其流变过程中所呈现出的不同形态及评点者的目的、方法、伦理取向等等各方面的差异。
（二）评点的术语与其他理论问题
陆大伟还对小说评点的形式特征进行了介绍，并列出了一个详细的有关评点的结构范式。此外，他也会不时援用西方的文学理论对中国小说评点进行分析和研究，比如以“创造暗含的读者和作者”为视角，他认为金圣叹“建构了作者形象，不仅增加了小说的吸引力（天才作家创造的才子书）还支持了他的'政治无害’论。”毛氏父子的点评也如此，试图处理隐含的作者这一问题。同样，“金圣叹把自己认同为《水浒传》所创造的隐含的作者，而张竹坡在其评点中也做了相似的事情。”作者认为评点本质上讲是一种“细读”，其作用之一就是培养读者对细节和小说微妙之处的洞察能力。中国小说评点的三大特征在于，“1、在小说爱好者必读的小说中，评点本占了统治地位。2、编辑现存小说文本，使其符合小说新观念。3、评点者或明或暗地诱使读者创作小说。”作者此处又援引了韩南的理论，对评点中存在的叙事问题、诗歌使用问题等进行了研究，这种采用西方理论对中国评点所做的观照应该说是极有见地和理论穿透力的，这同浦安迪在《明代小说四大奇书》一书中用西方“形象迭用”的叙事学术语对评点中所使用的术语进行研究所达到的效果也是一样的。值得一提的是陆大伟对“自我评点”现象也专门进行了研究，这是其他学者所没有做过的。
此外，浦安迪在《中国小说读法》第一部分中有一篇专门讲述“术语与核心概念”的文章，在他看来：“在金圣叹、毛宗岗和张竹坡的序文和对文本的点评中，我们确实可以发现在中国小说中有某种接近系统诗学的东西。”虽然如此，由于点评作为一种批评形式并没有以专著或论文的形式出现，因此这些术语具有不确定性，无论是整体地来看还是从单个评点家来看，它们都具有不连续性，比如“批评”一词在使用上就包罗万象，对字词的训诂、对人名地名的确认，以及一些印象式的批评都可被包括在内。只有那些夹在字里行间的批评指向风格和语言修辞的问题时，它们才比较接近严肃的文学批评，比如他们的评点中用到的“含蓄”、“一笔不乱”等等。
有关结构的术语，当然是这位原先以结构主义文学批评而知名的学者所关注的重点对象，如“格局”、“布局”、“章法”等。但在他看来，某些与结构有关的评论却是隐而不显的，比如“一贯”、“一篇如一句”、“通部”等。还有一些术语的结构功能只是为把各叙事因素重新集合到一起，如“关合”“总结”“收场”“关目”等词语。其中最著名的一个术语是李渔的“立主脑”。浦安迪认为中国传统小说不太注重整体结构而注重更小章节的连接和联系。正如李渔所说的“编戏如编衣”。有些术语则主要为说明叙事单元之间的转换，如“金针暗渡”“破绽”等，它们的存在，同样表明了中国式的叙事往往更注重小的叙事单位。而那些对相邻章节连接之文（如草蛇灰线、常山蛇阵等）、前后对应之文（伏、隔年下种、衬、加一倍法等）、重复出现之文（如犯）、平行之文（如冷热）等所使用的评点术语也均体现出了对文本结构关注的特点。
编者注：本文转载自《汉风》辑刊第二辑
（本文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