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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简介：
20世纪20年代上海滩。谭四枪杀棉纱大王沈万林失手，结识静江；被追杀得旧友李志雄舍命相助。巡捕房探员宋世杰嫉恶如仇，可满腔热血和时代格格不入。世杰追捕谭四，两人从针锋相对到惺惺相惜。志雄、谭四、静江和世杰四人结拜号称“四大金刚”，共同为名为巡捕房华人总探长实为黑帮头目的陈浩明做事。不料随事态发展，兄弟间出现分歧。志雄个性古板，脑中只有江湖道义。谭四狂放不羁，在江湖道义和国恨家仇间摇摆不定。静江满腹心机，逐渐沦为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爪牙。世杰一心救国救民，加入共产党。1927年静江协助戴笠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排除异己，屠杀共产党，志雄和世杰皆受所害。谭四明白所有真相后只身闯入静江官邸，手刃静江，自己身中数枪。死前他慨然长叹，“只有四弟世杰选择的道路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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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到了抗战时期全家在这里生活过七年多的根据地，妈妈的熟人也多了，再不像以前在家乡敌战区那样既提心吊胆，又两眼漆黑。
妈妈首先就是想要通过这些熟人，特别是曾经同爸爸一起工作过的同志，打听一下爸爸的下落。我则时常回忆起爸爸同我们临别时留在我头脑中的背影，还有他以前同我在一起生活时的一些事情，越是想这些，我就越是非常想念他，巴不得能很快就找到爸爸。
经过了解，妈妈告诉我说，根据地的许多区干部和同我爸熟悉的文教人员，大部分都跟着部队北撤到山东去了。第二天，李怀亭指导员来家，妈妈首先问他知不知道我爸现在在何处。
李怀亭指导员说：“开辟新区的干部除了北撤山东的，都留在新区同敌人周旋，坚持打游击，他们同老区这边没有什么联系。”
妈妈后来又问了一些人，他们不是说自己不太清楚，就是说自从国民党74师打过涟水县，现在敌人很猖狂，留守的干部都分散打游击，互相失去了联系，很难知道准确信息；也有的说，张区长既然是区里的领导人之一，他坚持在新区打游击，有领导责任，不可能回到我们这边老区来……
有一天妈妈把弟弟请人带一下，她带着我，一起去找到了一位区里的姓王的干部，妈妈问他我爸爸现在在何处。那位区干部瘦瘦的，很和蔼的样子，他先是支支吾吾，后来又说：“这个人从这边开区到北边以后，就再没有回到这边来过。现在，不是在什么地方同敌人战斗，就是有可能负伤，在什么地方休养了；形势现在还很紧张，许多地方干部都随部队一起撤退到山东去了，他现在是不是也撤到了山东，都很难说。……”接着他又转换了口气问我妈妈说：“你几个孩子？男孩？女孩？”妈妈告诉他说：“两个男孩”。这位区干部脱口就说：“这倒也罢了！”
妈妈好像听出他话中有什么含而不露的意思没有说出来，但又不好深问，害怕真有什么不幸的消息，只好就在这希望和失望的不安心情中，又带我回到了李怀亭指导员家。
没几天，原先同爸爸一起在沈庄小学教书的金大先生、老侍先生等人都来看望我们，他们同妈妈交谈时，也都说不知道我爸爸的下落。金大先生还问我妈说，沈庄学校那边有房子，能不能搬到沈庄去和他们家住在一起，也好互相有个照应。妈妈同意了，于是我们就搬到了沈庄。金大先生又为我们向游击活动中的八路军区政府要来了生活救济粮和救济款，我们的生活有了保障。
沈庄的一些孩子们，特别是金大先生家的金兰和金平姐弟俩，见我来了，都很高兴，都主动来找我玩。我同庄上的孩子们在一起玩得很开心，他们嘴里经常会唱：
八路军，是英雄，
退出苏北上山东，
吃煎饼，卷大葱，
三月过后大反攻。
他们还会唱：
八路摆好口袋阵，
傻瓜老蒋把兵朝里送，
等到送得差不多，
袋口一扎抓一窝。
我听他们唱这些歌，心里很高兴，也跟他们学着唱，他们也乐意教我。我天天都玩得很开心。
自从住到了沈庄，我看到了沈庄小学的教室和操场，不知什么原因，现在学校里一个学生也没有，我问小伙伴，他们说，现在敌人会来扫荡，老师都把学生放回家了。但我却想起了两年以前爸爸在这里当校长，我跟着爸爸来上学时的情景。
那时我们家住在朱陈庄，离沈庄有二、三里路，每天早饭后，我多数是跟着爸爸一同到学校来，有时爸爸有事走得早，我便同庄上同路的同学一道走。
记得有一天早饭后，我同爸爸一同上学校，走到一个芦苇塘边上时，爸爸蹲在芦苇塘边上解手，我则站在离爸爸不远的地方等着他。我见爸爸突然向右边伸手一扑，好像是抓什么东西，我一惊，以为爸爸是抓癞蛤蟆。结果等爸爸蹲好时一看，原来爸爸抓住了一只小鸟，是灰色的，跟麻雀差不多大，但是尾巴比麻雀好像要长许多。小鸟怎么会被爸爸抓住的呢？我赶紧跑到爸爸面前，我们仔细一看，原来这只小鸟不知怎么已经瞎了一只眼睛，只有一只左眼能看见东西，我看它显得很可怜的样子。
爸爸问我：“留给你玩，还是放掉它？”
我对爸爸说：“瞎掉了一只眼睛，太可怜了，也不好玩，把它放掉吧！”
于是爸爸一松手，小鸟又钻到芦苇地里去了。而我心里很长时间老是想：一只眼睛的小鸟，是否能找到东西吃？是否能活下去？
我还记得在沈庄小学时，学校操场南边的交通沟上挖了好多防空洞，一旦有日本鬼子的飞机来，老师把哨子一吹，同学们就都躲到事先编上号安排好的防空洞里。大同学的防空洞离操场远一点，我们小同学的防空洞离操场很近。有一次，真的有敌人飞机来了，我躲到了安排给我的一个防空洞里。这个防空洞是在一条东西沟的北坡上，我躲在里面把头伸出洞口向外张望，只见天上有三架银光闪闪的飞机在盘旋。由于飞机飞得高，我并不怎么害怕，倒觉得很好玩。在离我不远的洞里，也都躲着同学，他们有的还互相叽叽喳喳地说话。后来出来集合整队时老师说：“这次飞机没有丢炸弹，如果飞机丢了炸弹，飞机走后，各班一定要把人数查清楚，一定要注意看有没有同学被埋在洞里。”我那时只有五六岁，听到这些话以及躲防空洞的事，我觉得特别新鲜。想到这件事，我曾走到操场南边的沟坡上去找那时我曾躲过的那个防空洞，我找来找去也找不到哪一个是我当时躲过的洞，有的洞可能由于两年没用，已经塌得看不见洞口了。
我们在沈庄金大先生家住下来后，有一天，我看见有两个背着枪的民兵，从北边押着一个满脸是血的国民党兵来到了沈庄小学。后面跟着许多看热闹的群众，我赶紧也跟着去看热闹。
这个国民党兵被押到一间教室里以后，有一个干部模样的人问他：“你是什么地方人？为什么要当国民党兵？”
那个家伙说他是河南人，是被抓壮丁抓来的。我听他说
“河南”，还以为就是离沈庄不远的涵养河河南呢！但说话的口音又不像离这儿很近的人。后来听大人议论才知道，“河南”同“山东”一样，都是外省，离我们这儿很远呢！
那个干部模样的人又问他：“你既然是被国民党抓壮丁抓来的，你家也是穷人家，那为什么要替国民党打仗？下乡扫荡时还抢老百姓的东西？”
这个国民党兵说：“平时没事时也会想家，下乡扫荡时就把什么都忘了，也就跟着别的兵一起抢老百姓的东西。看到别人抢，我要是不抢就吃亏了，还会被长官骂我没用。……”
那个干部模样的人叫人把这个国民党兵头上的血擦一擦，包一包，然后就对押他的民兵说：“我们的政策是优待俘虏，你们把他押到区上去吧，交给区上处理。”
后来我听大人们议论才知道，原来这个国民党兵是在北边一个离这儿七八里路的庄子上扫荡时，他到一个群众家里抢东西，还奸淫这家的妇女。国民党的部队集合开走后，他才从这家人家出来，被民兵发现了，他就躲到一个芦柴地里，不敢出来，最后被两个民兵冲到他面前，用手榴弹砸破了他的头，才把他抓住。
听了这些议论，我心想：这个国民党兵原来是这么一个坏东西，民兵当时为什么不把他打死，还要送他到区上去干什么呢！我怎么想也想不通这件事。
我们在沈庄刚刚觉得生活安定了，可是，有一天清晨，太阳还没有出来，北边传来了密集的枪声，而且枪声离我们好像不远，金大先生的女儿金兰，跑来喊我妈说：“张师娘，敌人下乡来扫荡了，我爸叫你们赶紧收拾好东西，同我们家一起跑反”。
妈妈随即喊我穿好衣服，她又把弟弟穿好，还把弟弟的几块尿布和两件单衣卷成一卷要我带上。她一手抱着弟弟，一手夹着我们家的被卷正准备出门，金大先生一家都来催我们快跑，并把我们家的被子捆起来，连同口袋里的几十斤粮食，都放到了他家的小毛驴背上驮着。这时，庄上的人都出了家门，由于枪声在北边，大家纷纷向庄子南面跑。金大先生牵着毛驴在前，金大娘和金兰、金平跟在驴后，妈妈抱着弟弟，跟金兰他们一起走，我跟在妈妈的身后。由于看到全庄那么多人一起跑反，我心里倒似乎觉得有些好玩，并没有害怕的感觉。
不一会儿，跑反的人们都来到了涵养河边，天已大亮了，河边黑压压的都是跑反的人。但河里只有一条小船，要想全部从小船上渡过河去，肯定是来不及了，有些人便沿着河北堆向东西两边分散逃跑。这时，在渡口的东边，有人发现有一条暗堰在水下面，只有大人的腿肚深。我看见许多人从暗堰上涉水过河，心想，船也挤不上，便也跟着一些大人从暗堰上过河，棉鞋、棉裤也来不及脱了，河里还结着薄冰，河水一直淹到我的屁股上面。当我爬上河南岸时，回头看看，大部分的人都已过了河，但我没有看到妈妈和弟弟，我慌乱地哭喊起来。大概是听到了我的哭喊声，金大先生从人群中走过来说：“你在河堆上等一等吧，等不着就赶紧向南跑！”
这时，我看见河南堆的东边南坡上趴着一些拿枪的人，其中一个拿着盒枪好像是为首的人大声喊：“乡亲们，不要怕，快点跑，我们在这里给你们把守。”听他这一声喊，我知道，那肯定是八路军的地方武装，是自己人，胆子也大了一点，不再哭喊。
我站在河南堆上擦去眼泪，向河中张望，见河面上已经没有多少人了，也没见到妈妈的影子。我抬头向河北望去，大约三里路远的地方，国民党军队正一队接一队向河边开来，他们枪上的刺刀在早晨阳光的照耀下，发出一闪一闪的白亮寒光。我转过头来向南望，跑反的人群已经离河边有一节地远了，在他们的后边扬起一大片尘土。我找不到妈妈，十分着急，但又看不到别的熟人，只好跑下河堆，向着尘土飞扬的方向追了过去。
我跑在耕翻过的田地里，再加上棉鞋、棉裤都湿了，跑得很慢，一急之下，把手里的一卷尿布也扔了。这时我望见在飞扬的尘土后面出现了一个人，原来是金大先生停下来在等我了，他也望见我把东西扔了。他因不知是什么东西，便大声喊要我拾起来带着，我又回头将尿布拾起来夹在腋下追上去。
我追到金大先生以后，他带着我继续向南跑，不一会儿，就追上了其他跑反的人，金平也在这些人当中，但总共也就几十人的样子，比在涵养河边过河时的人少多了。既没有金大娘和金兰在里面，也没有我妈妈和我弟弟。这时，金大先生就带着我和金平两人随着这几十人一起向南跑，也有岁数大的人跑不动了，就坐在路边的地上喘粗气。
我问金大先生：“今天早上怎么有那么多人跑反？我在老家那边，听说国民党还乡团要来了，只有我们一大家跑，其他多数人家都不跑。”
金大先生听我问他这样的问题，似乎觉得这个孩子还会思考问题，于是用手摸摸我的头，慢声慢语地告诉我：“你们老家那里抗战时就是伪区，是日本鬼投降时刚解放的，没有多少人家干八路事，同共产党没有关系的人家多，国民党来了，他们自然不会跑。我们这边，抗日战争时就是八路军的根据地，干八路事的人多，大多数人家都是同共产党有关系的，国民党军队来扫荡，如果不跑，被逮着就危险了。”
我们这一群跑反的人，听到北边有枪声，就继续向南跑，后来北边几乎没有什么动静了，跑反的人也就不太紧张了。当我们来到六塘河渡船口时，由于跑反的人四处分散了，走得又有快有慢，来到河边有先有后，渡船也就不像过涵养河时那样拥挤了。也幸好如此，六塘河的水比涵养河的水深多了，人们是无法蹚水过河的。因为后面也望不见有国民党追兵，大家过河也比较安定有序。过河后，听从新安镇方向跑过来的人说，这次扫荡，是驻在几个城镇的国民党军队互相配合，共同拉大网，主要是想逮共产党地方干部和他们的家属。于是我们继续向南跑，一直跑到了涟水县的高沟南边。
在高沟南边的一处打谷场上，我们看到了很多民兵，他们个个都拿着枪，排成队坐在打谷场上休息。我心里想：这些拿枪的人，不同国民党军队打，却跑得比我们还快，倒先在这里休息了。但也正因为看到有我们自己的拿枪人在这里休息，我们的心也更安定了，觉得这里应该已经是安全的地方了。
天已经到下午时，我们还是昨天晚上吃的饭，一当感到没有危险的时候，肚子也就感到特别饿了。金大先生带着我们两个孩子来到了一个老乡家里，他是不是认识这个老乡家我就不知道了，这家老乡对我们很好，让我们吃了红高粱粥掺山芋于。虽然没有饼也没有菜，就是这红高粱粥，吃到嘴里也特别的香。
晚饭后，在老乡家堂屋的东头地上铺了些干麦草让我们睡觉。金大先生要我脱掉衣服在草里面睡下来，他为我在火塘边烤棉鞋棉裤。火塘就在我们睡的地铺边上，所以我们虽然没有被子盖也不觉得太冷。我内心里在思念妈妈的同时，非常感谢这位善良、慈祥的老人，他把我同他的孩子一样看待。我们两家人都跑散了，我想这次要不是他带着我，我还不知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呢！
我想念着妈妈和弟弟，虽然跑了一天很疲劳，但我好长时间睡不着。金大先生在给我烤棉裤时，发现我的棉裤腰的棉花里有两块圆圆硬硬的东西，他见屋里没有其他人，小声地问我：“这是你妈妈用针线钉在里面的洋钱吧！”
我说：“是的，就是你为我们家向区上要来的救济款，我妈怕带在她身上会被敌人搜去，是几天前就用针线钉好在我的棉裤腰里的。”
他说：“你可要注意，不能告诉别人。”
我说：“这我知道。”
他同时又嘱咐金平也不要乱说，金平也点头答应了。
金大先生何时将我的棉鞋、棉裤烤干，何时睡觉，我都不知道。待我醒来已经是第二天了。听说敌人扫荡还没有结束，我们也不敢回去。早饭后，我和金平在庄子门前晒太阳，不一会儿，来了一个挑担卖糖的人，金平靠近我的耳边说：“你身上不是有钱吗？我们买糖吃好不好？”
我说：“那不行，那钱是留买粮食吃的，不能随便用。”
他笑笑做了个鬼脸说：“我是跟你说说玩的！”
自从同妈妈、弟弟失散以后，我时刻想念着他们，不知道他们跑到哪里去了，究竟怎么样了。
大约到了第三天，也可能是第四天，就听到大人们纷纷议论说，这次敌人扫荡，一个八路军区教导员因为负重伤被敌人逮去了。敌人把他带到大伊镇以后，审问他，要他交代八路军的活动情况，他什么也不说，敌人便把他拉到大街上，破腹扒心示众。
后来，听说几处扫荡的匪军都回去了，我们才敢回家。金大先生带着我和金平走在回家的路上时，又听到一些人议论说，那位教导员负伤后，他的战友们是抬着他跑的，敌人顺着血迹，拼命地追，他叫战友把他藏在一处芦柴地里，然后他命令战友们快跑。敌人顺着血迹，终于在芦柴地里把他俘虏了。
听了这些议论，我问金大先生那位被敌人俘虏杀害的人是谁？
金大先生说：“听说就是那天在涵养河南堆上大声喊叫我们快跑，他为我们把守的那个人。他是伊南区的教导员。这是一个多么好的人啊！”
我一听说就是那天大喊为我们把守的那个人，心里感到十分难过。那么一个勇敢掩护老百姓的好人，就这样被敌人杀害了，而且是在他负了伤，没有能力反抗的情况下，敌人真是太残忍了。这件事，又一次在我的心中深深地种下了对国民党反动派仇恨的种子。
我们到家的时候，是这天傍晚，我兴冲冲地向沈庄的家里走着，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似乎是胜利者的高兴：一是高兴我应该很快就能见到妈妈和弟弟了，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没事的；二是因为我一个人能离开妈妈几天而又回来，心里有一种莫名的自豪感。
妈妈不知是听谁说我回来了，她走到门外的打谷场边上迎着我，摸着我的头说：“好乖乖，你回来了！这几天妈妈不知道你的消息，可把妈妈愁坏了！”
我看见了弟弟，他毫发无损，还是原先那个小调皮的样子，他拍着小手喊：“哥哥回来了！哥哥回来了！”他那高兴劲儿，令我的心中有一种甜丝丝的团聚后的幸福感。要是爸爸也能回来同我们团聚，那该多好啊！
回来后，听妈妈说了我才知道，妈妈那天请别人帮着把弟弟抱过河，自己是从渡船口西边另外一条暗堰上过河的。她脱了鞋，过了河以后，把脚在干泥土上和麦青上擦一擦，穿上鞋，抱起弟弟就随着一股人流向另一方向的连三庄跑去。后来又因连三庄有敌人而跑到了小骆圩，结果没有跑出敌人的拉网包围圈。她在小骆圩躲在朱会实家，扫荡的敌人来到这个庄上以后，每到一家都端着刺刀对着留在家里的妇女说：“你家当八路吧！？”这样的问话中，本身就包藏着一个陷阱，让人不注意就会滑入其中。据说那天敌人扫荡，逮住我们的一个乡干部，在这个乡干部身上搜出的本本上记载着有枪埋在这个庄上。因此，敌人对这个庄上搜查得特别严，几乎每一家每一处都搜查。一个国民党匪军在朱会实家搜查时，发现他家堂屋东山头的草底下的水缸里面有几块豆腐，这个家伙赶紧把水缸扳倒，让水流出来，把豆腐都拾在挎包里带走了。
在妈妈所在的朱会实家隔壁有一个姓吴的人家，男人正患病躺在床上，女人坐在床沿上守着。国民党匪军一进门就用刺刀逼问那女人说：“你家当八路吧！？”这女人被吓得罗罗嗦嗦说：“老总！我们家以前当几天，现在早不当了。”国民党匪军不容分说，就从床上把她的男人拖出来，让他跪在庄子门前的空场地上。然后，敌人把全庄的大人、小孩都从屋子里赶了出来，一字儿排开，站在庄子门口，让大家看着这个跪在那里的面黄肌瘦的病人。敌人一边打他，一边逼他交代枪收藏在何处。这个病得已经失去生命力的人，用低沉而缓慢的声音，一会儿说：“你们到南边水塘里去捞捞看！”于是匪军就逼着几个人到水塘里去摸枪；这个病人一会儿又说：“你们到草堆里去找找看。”于是庄上的草堆就被翻弄一遍。但结果什么也没有找到。匪军为了威逼这个病人说真话，一个小军官用驳壳枪在他的头顶上空平放了一枪，子弹正好打在我妈妈腿边的墙上，差一点打着我妈妈的腿。匪军们后来果然在一个破猪圈里找到了一根长枪，这时已到下傍晚，他们开始集合，准备离开这个庄子了。集合好以后，在临走时，匪军们还威逼庄上的群众不许通八路，并把那个姓吴的病人拖到庄子南面的水塘边一枪打死了。
待这伙匪徒走了之后，妈妈便抱着弟弟离开了小骆圩朱会实家，准备返回沈庄。妈妈还告诉我她回沈庄时，天已完全黑下来，月亮还没有出，路上没有行人，眼前只有一条田间小路的白影子，她一个人怀着又害怕又焦虑的心情，抱着弟弟向沈庄走。她已经整整一天没有吃饭了。回到沈庄，月亮早已出来，但夜幕仍是黑沉沉的，整个家院里黑灯瞎火，鸦雀无声。妈妈进了家院，喊了一声：“家院有人吗？”无人回应。她全身打了个寒颤，怀着不安而又惧怕的心情，立刻退出家院，来到大门外的空场地上，为难地站在那儿发呆，不知到何处去是好，更担心附近什么地方，会不会有敌人冒出来！这时，妈妈的孤独无助的心情真是一言难尽啊！弟弟当时虽还不到三周岁，但一天中他抱在妈妈的怀里，始终未哭一声。不用说，慈母的心还在悬念着失散了的我！
过了一会儿，大门口忽然有了响声，妈妈警觉地向门口一看，门里面一个女孩喊了一声：“那是不是张师娘？”妈妈听出来是金兰的声音，答应了一声并且非常高兴。原来金兰和她的母亲也没有跑出敌人的包围圈，她们也就是刚刚才回到家里，因怕有敌人来，母女俩躲在后东屋里，没有点灯。她们听到家院有脚步声，更是屏息静气。当我妈妈突然叫了一声的时候，她们还没有来得及分辨出声音给以回答。妈妈出了家院以后，金兰才在黑暗中溜到大门口向外张望，黑暗中的月亮光下，她看见一个人抱着孩子站在门外的空场地上发呆，她才放心叫地叫了一声。这一声呼叫，使孤独为难、提心吊胆的妈妈十分欣喜。
妈妈回来也壮了她们的胆，这时，她们才闩上大门，点起灯做饭吃。
这次跑反，金大先生家的毛驴和我们家的被子、粮食等东西都丢光了。妈妈回来后，就是同金兰母女俩一起吃住的。金大先生带着我同金平回来以后，好不容易为我们借来了一床破被胎，又为我们借来了一些粮食。每天晚上，我们母子三人为了暖和就盖着破被胎在灶堂前的草上睡觉。金大先生发狠说：“被子、粮食和小毛驴等东西，肯定是河边上的朱四家拿去的，他家同国民党有关系，从来不跑反。等胜利了，一定要找他家算账！”
这次跑反以后，金大先生可能是出于同我爸爸在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的感情，对我们一家三口的安全特别担心。他先是从区上为我们要来了一床救济棉被，随后又对我妈妈说：“敌人每次都是从北边的大伊镇下来扫荡，沈庄人跑反一出脚就得向南，而向南二三里路就是涵养河，过河就是第一道难关，很容易出危险；同时，张校长就是从沈庄小学校长任上，抗战胜利时开区直接回到你们家乡去做副区长的，因此，沈庄这地方不论是好人，还是坏人，对你们家的情况都比较了解，万一跑不掉，被坏人告密就不好了。”他接着问我妈：“你们家在涵养河南有没有熟人或亲戚，如果有的话，搬到河南去住，离大伊镇远一点，可能会更安全一些。”
妈妈听金大先生说得很有道理，也觉得这次跑反那天，过河时太危险了，不仅同我跑散了，而且她自己就没有跑出敌人的包围圈。她对金大先生说：“河南有个二姨奶家住在板沟，以前，我们刚到西南来时，曾在她家住过，我们就先搬到板沟去吧！”
说搬就搬，第二天，金大先生就请一个姓李的民兵来帮助我们搬家。这个民兵一到我们家，妈妈就认识了，他也认识我妈，原来我们家以前住在朱陈庄时，同他家是邻居，一见到他，妈妈就叫我喊他李三叔。金大先生同李三叔一起，把我们送向涵养河南。
走在路上，李三叔几次问我记不记得以前住在朱陈庄的事了。
我说：“记不得多少了。”
他说：“你们那时是住在胡步奎胡叔叔家的大家院里，你弟弟好像就是在那里出生的。也就是两年多以前的事。”
由于我心里特别想念爸爸，经他一提醒，我的头脑里慢慢地就浮现出了住在朱陈庄时有关爸爸的许多事情，我陷入了深深的回忆之中。
我们家那时是住在胡步奎叔叔家的一个大家院的两间前东屋里，锅是支在南山头靠门不远的地方，床是搭在北山头靠后沿的东墙边。一天晚上在煤油灯下，爸爸教我认字，他是用红纸裁成小方块写上字教我认的，说是叫认字方。他当时教了多少字方，我记不清楚了，但清清楚楚地记得他教我认的一个“竹”字，他坐在桌子的东边面对着门，门是关着的；我是坐在桌子的南边面朝北，爸爸用右手拿起一个字方对我说：“这是‘竹’字。”当时他好像是联系了我们家的一根钓鱼竿或者是我在玩着的一根小竹竿，总之，他一联系，我一看字，头脑里立刻想到：啊，这就是竹竿的“竹”字，于是深深地印在了脑子里。
可能就在这次认字之后的没几天，爸爸做在桌子边上写字，突然把头抬起，仰面朝天，直是摇头。我感到很奇怪，问他：“爸爸，您这是干什么的？”他说：“头低下来，时间长了，脖子酸了，这样摇一摇就不酸了。”他说着又继续埋头工作了。当时，我觉得他这个突然的举动很新奇，所以就问他了，印象也就很深刻。
我们住在胡叔叔家前东屋里的这年夏天，有一天清晨醒来，我发现爸爸用粗线将妈妈的手指扎起来，还让妈妈将手指放在盐水里浸，我问是怎么回事。妈妈告诉我：夜里，爸爸感觉到身上有东西在爬，怀疑可能是蝎子，只要他身体一动，蝎子就可能会蜇他。因此，我爸一动不动地侧躺着，蝎子已从他的腿上爬到了他的肩膀上。他喊我妈起来点灯看看是什么。我妈妈点灯一看，果然是一只大蝎子，翘着尾巴正在向爸爸的脖子上爬。我妈妈急了，怕迟了会蜇着爸爸的脸，便伸手把蝎子抓下来摔在地上。结果，爸爸未挨蜇，妈妈的手指却被蝎子蜇了一下。
我还想起来，爸爸只打过我一次，那是因为我把爸爸的什么文件撕坏了。爸爸平时是很疼爱我的。记得有一次我的脊背上痒痒，要爸爸替我挠痒，爸爸从我衣服下面把手伸到我的脊背上，只是张开五指用力地摸，并不用指甲去抓。他是舍不得用指甲去抓我的皮肤啊！
还有一次，庄上的大孩子捉了一只蝉送给我。妈妈用一小块旧布把蝉裹起来，用线轻轻地轧好，然后让我拿在手里玩。我拿着不动，它就不叫，我只要将拿蝉的手晃一晃，在身上碰碰，或者用另一只手拍拍，它都会喊叫起来，我高兴极了。然而，爸爸来家后，看见我在玩蝉，对我说：“琦儿，你知道它在喊什么吗？”我说：“不知道！”爸爸说：“它在喊难过啊——难过啊！”我问他怎么知道的？爸爸说：“它在树上叫的时候，自由自在，是欢乐的叫声；现在在你手里，还用布裹着，一点也不自在，它还不难过么？”说着，爸爸便动员我是不是把蝉放了。我记得在我同意以后，爸爸用洗脸盆打来了半盆水，然后把蝉从我手里拿去，还问我是不是真的同意了，我点头表示同意。他便解开布，一手轻轻地拿着蝉，一手把蝉的翅膀展开在水盆里，轻轻地把蝉翅上的面筋洗净。他一边洗，还一边告诉我，捉蝉的孩子是用黏黏的面筋把它粘住的，这翅上的面筋如果不洗净，就是放了，它也飞不远。面筋洗净后，爸爸还用毛巾把蝉翅上的水轻轻擦干，然后又问我说：“放了？！”我说：“好！”爸爸一松手，蝉长长地鸣叫了一声，出了门，直向西南方向的高空飞去，我眼睛一直盯望，直到看不见。
我见蝉真的飞了，心里好像丢掉了什么东西似的，但是看到爸爸那高兴的样子，想到爸爸刚才为蝉洗翅时是那样小心，生怕把蝉的翅膀弄破了一点，对蝉十分爱护，我觉得自己满足了爸爸的一个要求，救了蝉一命，心里又似乎也跟着高兴了。我当时无法理解爸爸放蝉时是什么样的心情，那不知是不是爸爸对受迫害者的一种同情。
在爸爸给蝉洗翅的时候，我看到他的手上干干净净，一点灰也没有，而我的手伸出来，黑黑的，像一双乌鸡爪子，尽是灰。我心里很羡慕爸爸手的干净，于是问：“您的手怎么一天到晚部是干净的？我的手早上洗过怎么很快就脏了？”爸爸说：“你的手东摸摸，西抓抓，尽是玩那些脏东西，弄脏了，又不随时洗，怎么会干净呢？我不像你去玩那些脏东西，我的手就不容易脏；就是脏了，随时洗，当然就保持干净了！”我说：“那我以后也要常洗手！”爸爸却说：“常洗手很好，你能不玩那些脏东西就更好了。”
在朱陈庄，还有几件事给我的印象也特别深刻。
一件事是，一天下午我同庄上的一些孩子在门外的打谷场上玩，好像已经是冬天快要过年之前送灶的时候了，我有一个生了点锈的铜板，由于铜板不太光亮，我学着别的孩子的样子，把铜板放在干牛屎上用脚尖踩住用力转磨。这样既不会损坏铜板，又可以把铜板磨亮。我记得我一边转磨铜板，一边手里还拿着妈妈做的饼在吃。那饼的味道真好啊！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家从那次以后，再也没有吃过那样好吃的饼。我一边吃饼一边磨铜板的时候，大姨妈背着一个小篓子到我们家来了。我并不认识大姨妈，但大姨妈可能认识我，或者是她先问了庄上的人，庄上的人把我指给了她吧，总之，是她喊了我的名字，我便带她到了家里。妈妈看她来很高兴。她那次给我们家带来了很好吃的辣糊豆子。这是我对大姨妈第一次印象最深的事。
另一件事是那年夏天的一天傍晚，爸爸把门板放在我们住的那前东屋门口让我同他一起睡觉，半夜里他突然把我喊醒，告诉我说：“琦儿，快来看，妈妈生了一个小弟弟！”说着，他便从妈妈的床里边把弟弟抱出来两手捧着在灯光下给我看。我见弟弟身上红红的，手和脚在不停地动。妈妈躺在床上，头朝南，看见爸爸把弟弟抱给我看，只是笑，没有说什么。我这时才知道，原来我入睡以后，爸爸同妈妈都没有睡觉。在妈妈的月地里，爸爸很用心地服侍妈妈，他杀鸡给妈妈吃，还从鸡肚里扒出了一个完好的鸡蛋放在桌子上的小碗里。那是有一天早饭后的事，爸爸为了让妈妈安静，是把桌子搬在屋外北门旁屋檐的阴凉底下杀鸡的。
大约也就是这年夏天，爸爸带我到庄子前面的一个很大的水塘里去洗澡，开始，我在岸上，爸爸在水里做着各种游泳动作给我看。我记得他仰游的时候，几乎把整个半边身体都露在水面上。后来，来了一个爸爸的朋友找他，他上岸后，同朋友一起蹲在塘边的柳树阴下谈话，我便在塘边的浅水处耍水玩。由于我不会游泳，只能两只手撑在水塘边的泥上，把两只腿伸在水里扑打着。但是，爸爸的那位朋友却时常吓唬我：“蚂蟥！蚂蟥！”我一听他吓，便站起来看看身上，他们便哈哈大笑了。于是我又趴下去继续耍水。由于他几次吓唬我都是假的，我也便不大在意他的话了。但是后来有一次，他认真地说：“蚂蟥！蚂蟥！”我爬起来一看，肚皮上果然有一条蚂蟥，我被吓得哭喊了起来，而爸爸及他的朋友却哈哈大笑。我赶紧爬上岸，再也不敢下水了。爸爸把蚂蟥从我的肚皮上弄掉以后，正好有一个十几岁的大男孩也在那里玩，他把蚂蟥拿在手里，一点也不怕，还用一根细细的硬草棒，从蚂蟥的一头向它的肚子里顶，结果又从另一头顶了出来，正好把蚂蟥由里向外翻了过来。然后，这个男孩又把草棒插在有阳光的地上的土缝中，让翻过来的蚂蟥在烈日下晒，他还说：“到下午时就晒成蚂蟥干子了！”我当时内心里很佩服这个男孩惩治蚂蟥的办法，心里也特别因叮我的蚂蟥被惩治而高兴。
我还记得那次，大舅把我从朱陈庄带回他家过了十多天又送到老家奶奶那里以后，好像已经到秋天了，天气已经有点凉了，爸爸从同阳区上经过老家把我带回朱陈庄的时候。那时我已经很想念妈妈和弟弟了，爸爸就带着一个警卫员来了。爸爸把我从老家带出来之后，先是自己背着我，后来，他的警卫员又帮着背我。我趴在他的背上听他们一边走一边说着我似懂非懂的一些话。但是他们说着说着，爸爸突然大声地责备那个警卫员：“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我吃了一惊，心想，两个大人，好好地说着话，怎么会这样的呢！由于爸爸说他“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于是我赶紧回忆他刚才说的话：“日本鬼子虽然投降了，八路还是站不长的，你看，北边的力量多大啊？”他就是因说了这句话，就遭到了爸爸的训斥。
当我们回到朱陈庄的时候，由于有好些人家都用泥巴把屋墙重新泥过了，我感觉好像焕然一新的样子。我见到了妈妈和弟弟，十分高兴……
当时那个警卫员说的“北边的力量多大”，肯定就是指国民党的力量。现在，国民党真的打过来了，爸爸走了这么长的时间也不来家了，国民党军队却时常下乡扫荡，我们也由于害怕还乡团的杀害而到处逃亡。我究竟是相信爸爸说得对呢，还是相信他那个警卫员说得对呢？我真有点想不清楚了……。
“你怎么老是呆呆的不出声？快上船吧？”李三叔喊我上船了。原来我正深深地沉浸在对爸爸的回忆中的时候，不知不觉已来到了涵养河边的渡船口，这时，那天跑反的情形又呈现在了我的眼前。
我们正准备上船过河的时候，金大先生向渡船口西北方不远处的一家指了指说：“我们那天跑反时丢在河边没来得及带过河的东西，肯定就是那边朱四家拿去的，他家从来不跑反。”
李三叔说：“那天，我们朱陈庄的人家也都跑反了，庄上有几个没跑的老人发现，在国民党匪军扫荡的时候，大伊镇有些市民也跟在匪军的后面来抢我们乡下人的东西。匪军冲进庄上，抢钱、抢粮、抢女人、抢鸡鸭猪羊，刚走后，跟着就又来了那些市民来‘拾二反’，他们什么都抢，衣物、家具、锅碗瓢盆，见什么拿什么，比匪军抢得还凶，实在太可恶了。听说西边的大王庄已经被他们抢过几次，那天，大王庄的民兵队长带领民兵，避开扫荡的匪军，开枪打死了好几个大伊镇下来抢东西的市民。当匪军听到枪声返回大王庄的时候，民兵队长带领民兵早撤退得无影无踪。这个民兵队长前天被上级批评了，但老百姓为他说好话，认为把那些“拾二反”抢东西的人打死活该，看他们下次还敢不敢再来抢。”
听了李三叔的话，我也觉得民兵能把那些‘拾二反’的人打死，真是很解恨。
金大先生听了李三叔的话后说：“照你这样说，我们的衣被、粮食、小毛驴，究竟是朱四家拿的，还是大伊镇人抢的，现在还说不定。大伊镇有些市民下来抢东西，一点也不奇怪。以前日本鬼子头一天占领大伊镇，第二天就有人充当汉奸，为鬼子带路，鬼子要到哪家他就带到哪家。他为了想从鬼子那里得点好处，不惜出卖自己的祖宗，他还想借鬼子的势力，在自己的同胞面前摆摆威风，这种人是最可恶的；不过，要是河边这家朱四家拿了东西，那就太不应该了，他家成分不好，有人在国民党里做事，可是我们人民政府并没有欺侮他家，对他并不坏啊！他家要是没良心，等胜利后，只要查清是他家抢了我们跑反人家的东西，我们一定要找他家算账，叫他吐出来。”
过河后，又走了头十里路，我们就到了板沟二姨奶家。二姨爹和二姨奶见金大先生和李三叔两人特地把我们送过来，还是很客气的。金大先生对二姨爹和二姨奶说：“你这姨侄媳妇带着两个孩子住在你们这里，你们又是亲戚，不用我说了，也会有个照应。尽管国民党常下乡扫荡，他们母子的吃粮烧草，民主政府会想办法的，不会要你们负担。”当我妈妈向屋里的床上拿被子的时候，金大先生又靠近两位老人的耳边小声说了几句话，我也没听清他们说什么。只见二姨奶、二姨爹老是点头。然后，二姨爹和二姨奶很客气地要留金大先生和李三叔吃过中饭再走，他们俩说路不远，十几里路，赶上回去，便告辞走了。
我们来到二姨奶家时，我一见二姨奶时就发现，二姨奶的脸长得几乎同我奶奶的脸一模一样，就是比我奶奶胖了许多；二姨爹却是一个干瘦的小老头。他们家的房子比较多，我们在她家过道的东房间里支了一口小锅，睡觉则是在后西屋里的一张大床上，还有一张大床是二姨奶同他的小孙子小明两人睡的，二姨爹好像总是一个人睡在前西屋里。不知什么原因，我没有看到二姨爹的孩子们。他们的小孙子小明，比我要小两三岁，但是又比我弟弟要大两三岁。开始，他常同我们在一起玩，没过几天，他就不怎么同我们玩了，我也不知为什么。我有时喊他玩，他总是爱理不理，不乐意的样子。
我们在沈庄前后住了十来天，这回到二姨奶家，妈妈认为应该安定下来了，她见我总是面黄肌瘦的样子，鼻子还经常出血，她认为这是我的脾块病还没有完全好彻底，幸好以前爸爸带我到区上打针还剩下来一点“新霜”药粉，这次外出逃难时，妈妈就一直带在身上。于是妈妈便找人来给我打针。我记得打针没有蒸馏水兑药粉，妈妈便用在锅里烧水煮饭时从锅盖上滴下来的蒸汽水给医生兑药粉。就这样每天一针，一连打了十几针，把药粉打完了，也就停止了。说来也是老天保佑，从那以后，我的病也就渐渐不再有什么迹象了。
我们住在二姨奶家这段时间，听说大伊镇的敌人又有几次扫荡，但真的只到涵养河北，没有过河南来，这使妈妈觉得金大先生让我们住到河南来确实比在河北安全多了。但是，二姨奶从开始对我们很客气，没几天，对我们的态度就有些变化了。妈妈也弄不清是什么原因。我们的吃粮、烧草全是由金大先生向游击活动中的共产党地方政府要来的，一点也没沾靠二姨奶家的粮草。妈妈特别教育我说：“你带弟弟玩时，不论在什么地方，人家吃饭了，就赶紧离开。因为人家吃饭，你和弟弟站在旁边，那叫相嘴，是最没出息的，也是最让人家讨厌的。”
我说：“知道了，我和弟弟不会相嘴的。”
妈妈告诉我说，以前我爸带着妈妈和刚满周岁的我到西南来寻找八路军参加抗日的时候，一开始由于没找到八路军，就是落脚在二姨奶家的，直到第二年八路军和新四军过来开辟了苏北抗日根据地，爸爸参加革命以后，我们才又搬到别的地方。
我们不像是住在自己家那样自由，天一黑，吃点晚饭很快就上床睡觉了，二姨爹二姨奶总是睡得比较迟。每天晚上我睡在妈妈的脚头，弟弟睡在妈妈的怀里，我有时会听见妈妈有轻轻的啜泣声。我知道妈妈肯定是因为找不到爸爸而难过，又没有一个人能告诉我们我爸爸的确切下落在何处。爸爸要是真的负伤在哪里休养，他总应该带个信来家吧！我和妈妈心里都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但我们又害怕那预感是真的。妈妈曾对我说过她觉得自己好像总是在葫芦里面摸天，周围都是漆黑的一片，摸来摸去，也摸不着天在哪里。但是白天妈妈总是打起精神，她从不让我们看见她流泪，她想用她的坚强感染着我们，好让我们兄弟俩同她一道坚强面对灾难。
有一天晚上，我和妈妈都还没有睡着，二姨奶悄悄地从外面进来，她以为我们都睡着了，便走到小明的床前轻轻地说：“小明！小明！奶奶烧好一个山芋给你吃！”
不一会，二姨奶出去了，我听见小明在被窝里吧嗒吧嗒吃山芋的声音。第二天，妈妈在做饭时问我：“昨晚二姨奶送山芋给小明吃，你听见了吧！”
“我没睡着，我当然听见了！”我说。
“你想不想吃山芋，想吃，过两天妈妈也去买给你们吃。”
当时我正在打针，每天一针，打得我头总感觉晕乎乎的，什么胃口也没有，妈妈是变着法子想让我多吃点东西。当时，我们虽然由游击中的政府给我们生活所需的粮草钱，但吃饭都是简单的稀饭、咸菜之类，鸡鱼肉蛋是想都不敢想的，我也从来不向妈妈要鱼肉吃，我只好跟妈妈说：“买就买点吧！”
我们虽然吃饭是自起火，仅借二姨奶家的一床之地让我们母子三口容身而已，然而二姨奶对我们的态度却是越来越冷淡。二姨爹话语不多，每天吃完饭，就捧起他的烟袋抽烟，很少说什么话。听说二姨爹连最简单的锄地农活都不会，所以他从没尝过“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滋味，他家的地都是雇长短工种的。他对家里的事基本上也不过问，所以对我们的态度也说不上好坏，总是既不亲近，也不歧视的老样子。唯有二姨奶时不时对我妈和我冷言冷语的，好像我们会给她家带来天大的麻烦似的。我的针这时还正在打，我妈交代我说：“平时要处处小心，不要惹二姨奶生气。看她那样子，肯定是不想让我们住在这里了。”
后来，我妈同邻居家一个老奶奶拉呱儿才知道，原来二姨爹家地比较多，在抗战时是很支持根据地政府抗日打鬼子的，既出过粮，也出过钱，当时还受到根据地政府的表扬呢！日本鬼子被打败后，共产党搞土地改革，这里的土改工作队把他家划为富农成分，他家不仅被分掉了不少好地，还被分掉了部分农具，从此，他家对共产党的态度就变了。我妈认为，二姨奶可能是把对共产党的不满，转嫁到了我们身上，因为我爸就是干共产党事情的，未帮过她家任何忙，现在倒来麻烦她家，她当然不高兴了。那天，当着金大先生的面，她们不好说什么，实际上心里是有气啊！
妈妈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于是决定再次搬家。妈妈最不能忍受的，就是亲戚的冷遇和白眼。
我的针刚打完的第二天，早上妈妈对我说：“你今天在家好好带着弟弟，妈妈今天要到外面去看看，看能不能找到住的地方。”
我知道妈妈带着我们兄弟俩很艰难，一时又找不到爸爸，因此妈妈不论是要我做什么，我都是很听她的话的。
临出门时，妈妈又对我说：“锅里有早上吃剩下来的饭，中午我如果赶不回来，你烧热了同弟弟一起吃。”
到了中午，我看别人家吃饭的时候，就照妈妈说的，把饭烧热了，同弟弟两人把剩饭也吃完了，算是吃过了中饭。至于晚上怎么吃，妈妈没有说。因此，到了傍晚的时候，我看二姨奶家已经忙着吃晚饭了，便带着弟弟站在大门外，向早晨妈妈走的方向望着，心里巴望着妈妈早点回来。还不到三周岁的弟弟倒也很听话，他好像也知道家里的困境似的，总是蹲在我的腿边搀着我的手，既不喊饿，也不闹我去找妈妈。
到天快黑的时候，妈妈终于回来了。妈妈看见我们兄弟俩个孤儿似的，大冷天蹲在人家大门外的屋檐下，而二姨奶家正在屋里欢欢喜喜地吃晚饭，她赶紧抱起弟弟，止不住辛酸的泪水直往下流。我记得有爸爸在家的时候，妈妈同我们兄弟可从没有受过这样的孤单、冷遇和苦难啊！
妈妈一边做饭，一边告诉我，她找了好几处熟人家，都没有空的房子，好不容易找到了前韩李庄的王大奶家。她说，四年前我们家在前韩李庄住过，不知你记不记得了，那时是住在西头的季洪军家，这王大奶家是在前韩李庄的东头第二家，四年前妈妈就认识王大奶。王大奶有两个儿子，王大爹早就不在了，现在王大奶的大儿子在杭州做生意，二儿子在家也外出跑生意，很少来家，平常就王大奶一个人在家守着。这次妈妈找到她家，跟她说明了来意，王大奶欣然同意，她也希望有人同她做做伴。王大奶不仅留妈妈吃了中饭，还同妈妈一起把床都铺好，就等我们去住呢。
第二天，妈妈便请人帮忙，带着我们把家搬到了前韩李庄的王大奶家。韩李庄是个前后两排的大庄子，前韩李庄小一些，只有十几户人家，后韩李庄很大，有几十户人家，前后两庄之间隔着一条大路和一个很大的芦苇塘。
我们的床是铺在王大奶家的小堂屋靠西边王大奶床的对面，晚上，我妈妈有个老年人说说话，减去了她不少的忧愁和寂寞。王大奶家没有过道，也没有东屋，家院的前边和东边是矮矮的土墙，已经风雨剥蚀，破败不堪，站在院中可以望见外面。除了两间通梁的小堂屋外，还有两间也是通梁的很小的小西屋，两口锅就支在这小西屋里的对门处。锅后面靠北山头支有一张小土坯床，这大概是她的小儿子偶尔来家时住的。因为王大奶就一个人在家，所以，我们就同王大奶共同在一个锅里做饭吃，不分彼此，王大奶也把我们弟兄俩都当作她自己家的孩子一样看待。
在前韩李庄住下来之后，我有时也会在庄上玩。当我玩到西头季洪军家的门前时，虽然他家没有人，但我一看见那房子，立刻就引起了我对四年前住在这儿时生病前后的一些事情的回忆。
我们家住的是季洪军家前过道的东套房北向的两间屋，屋门同他家的前东屋南山头之间有一条一步多宽的小巷口子，一次我的鼻子出血，在巷口子里的地上流了好多血，妈妈见状，用什么东西把我的鼻子塞起来，血就从我的嘴里向外流，大口大口的鲜血，吐在巷口子里的地上。地上好像还零碎地铺了几块垫脚的半截砖。我见流了那么多血，心里有些怕。后来究竟如何止住血的，我记不清了，但我记得有一次，爸爸磨了半碗黑墨水要我喝，说这是可以让鼻子不出血的，我便顺从地喝下去了。
后来妈妈告诉我才知道，我那时正患脾块病，也就是叫黑热病，内火很大，所以鼻子经常出血。当时家里谁也不知道我生的是脾块病，直到病情发展到吃什么吐什么的危险地步时，正巧有一天，也是同爸爸一样出来干革命的紫扬大伯路过我们家，看到我当时的病情，他用手一摸我的肋下，发现我的脾肿得很大，才告诉我爸爸，说我生的是脾块病。爸爸知道我的病根后，托人买了叫做“新霜”的药，把我的病治好了。
后来，爸爸调到了沈庄小学做校长，我们搬离了韩李庄，住到了涵养河北的朱陈庄。抗战胜利后，爸爸回到家乡在区上工作，我们全家又搬回老家。
记得就是我们刚搬回老家的那年冬天，我同几个比我大的叔兄弟到东庄三爹家去玩，他家杀了一条狗，全家正在吃狗肉，三爹和三奶便叫我们几个小兄弟在他家吃狗肉。他们并不知道我生过脾块病吃狗肉会复发的。我当时说，我生过病，不能吃公鸡、红鱼这些发物东西，但几个哥哥已经坐下来吃了，他们也劝我说，不碍事，吃吧！我便也吃了，谁知果然到第二年春天，我的病就复发了。爸爸当时在区上工作很忙，而且他的区上北边就是国民党占领区，双方常有磨擦，形势很是紧张，但为了治好我的病，爸爸还是把我带在身边打针。我记得他第一次拿着药带我到街上的一家诊所去打针，这家诊所是有玻璃的小板房，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有玻璃的门窗，屋内亮堂堂的，感觉真好。医生对我爸很客气。后来爸爸如果没空，也会叫区上的其他叔叔带我到那有玻璃的木板房里去打针。
当时，爸爸的区公所是在同阳街上一户姓杜的地主家的大家院里，姓杜的则在院外西南角的一间小屋里住着，我看见过他，是个瘦瘦的小老头，头顶上还扎着个小辫子。这是有一次区上的人们用一只小船在区公所周围的沟里逮鱼，他们把我带在船上玩。当小船行到西南角上时，一间小屋里出来了一个小老头，船上有人用手指了指说，这就是杜&&，顽固不化的小老头。我也觉得男人头上扎了个小辫子，很是奇怪，便记得十分清楚。
还有一次，也就是我在区上打针期间，爸爸带我从区上回家，同时顺道查看牛墩河工地上的工程进展情况。就是在那工地上，我第一次看到了抽水机抽水，感觉很新奇。天快黑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到家，爸爸一手搀着我，一手提着盒枪，摸黑向家里走。由于我是跟爸爸一起走，我一点也不感到害怕。想到这里，我更加怀念同爸爸在一起时的那种安全感。
当时，我想起了前几天，区上枪毙了一个坏人，这个人好像全身都穿黑色衣服，很特别。是在区上街的最北边的一个乱坟坑里枪毙的，我没有敢跑到前面去看，只听去看的人回来议论说：“这个家伙还不孬种，带到那里朝地上一跪就说：‘这里就是我的家。’”还有一个人说：“他被打了一枪以后朝左倒，不朝前倒，是不是因为人的心脏在左边？”当时没有人回答这个问题。我听了也觉得很新奇，便记在心里，我问爸爸这是什么原因。
爸爸说他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所以这个问题，还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
我们在韩李庄住下来后，说说就到春天了，我的身体也没有什么明显不舒服的感觉。不知是出于担心，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有一天夜里，妈妈无意中摸了摸在她怀里睡觉的弟弟的左肋下，发现里面有一块相当于弟弟小巴掌大的硬块，妈妈一夜也没有睡好，第二天告诉我的时候，显出十分焦虑的样子。
我对妈妈说：“弟弟白天玩得好好的，不会有什么病的。”
妈妈说：“现在我们都在逃难中，你爸又不在家，万一你弟弟要是真的像你一样得了脾块病，倒叫妈妈怎么办啊！”
一连多少天，妈妈总是忧心忡忡地看着我弟弟，后来她听王大奶说那是叫“月母”，只要每夜五更天用苦唾液按在上面慢慢地揉，就会消掉的。苦唾液，就是一夜过来，天亮前未张口说话之前嘴里的唾液。妈妈赶紧照她说的做。大约过了不到两个月，弟弟左肋下的硬块果然就没有了，真是老天保佑，妈妈很是高兴。
有一天，我同几个孩子一同到前韩李庄家后的芦苇塘边上去玩，当我看到芦苇塘中间的一条小路时，我立刻想起了四年前，我曾同爸爸一道走过这条小路。回到家里我便又陷入了对那次同爸爸一道走过这条小路时情景的回忆。
那天爸爸是带我到后韩李庄去有事的，好像后韩李上发生了一个七岁的孩子用枪打死了一个八岁孩子的事。这两个孩子本来好好的在一起玩捉迷藏游戏，七岁孩子躲在门后，八岁孩子找到他后看见门后有一支长枪，他们两人便把枪抬起来玩。七岁的孩子抬着枪的后头，八岁的孩子抬着枪的前头，七岁的孩子叫八岁的孩子从那头望望里面有没有子弹，谁知八岁的孩子正在对着枪口望的时候，七岁的孩子手碰到了狗腿①，把枪弄响了，八岁的孩子头被打坏了。为这事，两家正在闹事，爸爸那时好像是在灌二区做民政股长，他到后韩李庄上可能就是处理这件事的。我记得他的身上也有一根短枪，他借着这事还对我说，孩子摸枪很危险，要我以后不准碰他的枪。
后来有人来喊爸爸有事，他带着我快步离开后韩李庄回前韩李庄时，就是从芦苇塘里的这条小路上走的。他在前边走得很快，我在后边小跑都跟不上他，由于两边都是高高的芦苇，刚才又听说有个孩子被打死的事，我心里很害怕，便大声喊叫爸爸等等我。而爸爸不但没有放慢脚步，反而大声喊叫我快跑。……
每当我不声不响呆呆地坐在那里回忆起关于爸爸的这些往事时，妈妈看见了就会以为我又是身体不舒服了，于是她会赶紧喊我一声，问我身上有什么感觉。我不愿意告诉妈妈说我在回忆爸爸，因为我怕也会引起妈妈的思念之情。我便回答妈妈说，身上没有什么不好的感觉。这倒又使妈妈更觉得不放心了，妈妈只有看到我同弟弟跑跑跳跳闹着玩的时候，她才会高兴。
我们在韩李庄安定地住下来后，门前有时候会有来卖绿豆芽的小贩，妈妈会给我一两个铜板，让我买点绿豆芽来家做下饭的小菜，这在当时就是最好的了。可是刚安定了没多少天，一次国民党匪军又下乡扫荡来了，这次却过了涵养河。妈妈带着我们弟兄俩同庄上的人一起跑反，跑出庄外，由于听说四面都有敌人，我们这几十个女人小孩，便都趴在离庄子不远的一处野田地上的一条旱沟里。扫荡的匪军上了庄以后，逮不到八路军的民兵和干部家属，就到处逮猪逮羊、逮鸡逮鸭。趴在沟里的有几个十几岁的孩子最沉不住气，他们听到庄子上鸡飞狗叫的声音，总是一会儿伸头望望，一会儿又伸头望望，结果可能被庄上的匪军发现了，一大队的匪军便向我们趴着的沟边走来。时常伸头望望的孩子望见一大队匪军向我们这里走来，害怕地告诉大家，我们大家也吓坏了，都把心提了起来，既不敢做声，也不敢跑。匪军来到沟边，他们在一个拿手杖的匪军官带领下，沿着沟心，从沟的东头向西头走，对趴在沟两边的人逐个查看。我妈妈倚在沟北坡上，把弟弟抱在怀里，我则偎依在他们身边。不懂事的弟弟从他的兜兜里拿出一小块小麦糊饼来大口大口地吃。那个拿手杖的匪军官模样的人，看见我弟弟在天真地吃饼，大概是良心发现了，或者是人的喜爱孩子的本性被调动起来了，他微笑着用手杖向我弟弟的头脑上指了指。很明显是友善和喜欢的表情。我正斜躺在弟弟旁边，看到这个情况时心想：这个人倒还有点善良心，他们毕竟是中国人，不是日本人啊！由于整个沟里都是衣衫褴褛的妇女小孩，没有一个年青力壮的男子汉，匪军查看了一趟便又上庄去逮猪羊鸡鸭去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这件事使我认识到，在国民党军队里并非个个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坏人。
后来敌人走后，我们回到庄上，听王大奶讲了才知道，那天，敌人发现沟里有人伸头张望的时候，以为是八路军的民兵，便架起机枪小炮准备向沟里扫射轰击。幸亏庄上没有跑的老头老太向他们跪着求饶说：那沟里不是八路军，都是庄上的女人小孩，她们是以前小鬼子扫荡时跑反跑惯了，见你们来了就跑，她们不知道你们国军来了是用不着跑反的，求你们千万不要用枪炮打。匪军这才总算开恩，没有扫射，但是要庄上的两个老头带他们去看看。这便是一大队匪军向沟边走来之前的经过。
这次扫荡过去以后刚有十几天，敌人又下乡扫荡了，我和弟弟可能是上次跑反受了风寒，都出水痘刚见好一点，不能外出受风，王大奶也劝我们不要跑。她说：“到时候，你们母子就躲在屋里，不要出门，有什么事由我来应付。”这天，我们就躲在王大奶家的烧锅屋里，快到中午时，我在灶堂前烧火，妈妈在锅上炕豆糜饼。这时候，好像还未到清明，天气还不怎么暖和，所以屋里还生着烤火盆。王大奶坐在锅后小床面前的火盆边烤火。匪军已经到后大庄上了，听得见后庄上鸡飞狗叫的声音。一会儿，弟弟要拉屎，妈妈便把他的开裆裤掖好，让他自己到门外去拉。他刚掀起门上的草编吊搭子向外一伸头，便紧张地缩回头对妈妈说：“妈妈，坏蛋鬼子来了！妈妈，坏蛋鬼子来了！”王大奶随即把他拉到怀里，捂住他的嘴，不让他讲。紧接着，一个匪军官提着手杖，已经掀起吊搭进门来了。王大奶立刻迎上去说：“老总，请坐！”
这个匪军官还没坐下来就说：“我见你们家烟囱冒烟，知道你们家在做饭。你们家今天中午多准备两个人吃饭！”
王大奶随即接口答应说：“好呢！我们照准备就是了，请老总坐坐！”
这个家伙也便顺势在屋里靠北山头的小床上坐了下来。王大奶说着便从锅上拿起我妈妈刚烙好的豆糜饼送到匪军官面前说：“请老总先尝尝！”
这个家伙大概也真的饿了，毫不客气地接过饼就吃，边吃边向王大奶问这问那的。王大奶对他说我和弟弟都是她的小孙子，她有个亲戚在国民党里做大官，住在扬州，她的大儿子就在这个亲戚手下做事，小儿子到外面去做小生意去了。
这个匪军官听说做生意，就问王大奶现在老百姓用什么钱。
王大奶说，大家都用铜钱和洋钱，就是死八路不让用，仍要我们用他那小牛票子。王大奶是故意骂了一句八路军。
这个匪军官却说：“不碍事，八路军的老巢延安已经被我们占领了，匪首朱毛都不知去向。现在我们的大军74师，还有其他好多部队正在山东那边围剿八路军在山东的老巢。我们这次下乡扫荡，就是配合对山东的围剿，消灭遗留在地方上的八路军残余势力。等八路军被我们彻底打完了，大家就可以放心用洋钱了。”
说着，这个匪军官一块饼吃完了，王大奶又拿了一块给他，他边吃边又问这庄上谁家当八路。
王大奶指着东家院说：“只有东头这家当，你们一来，他们全家都跑了，现在家里一个人也没有。”
这个家伙听后，两块饼也吃完了，拍拍屁股站起来，临走时说：“算了，你家今晌不来人吃饭了！”
我们母子三人一直屏息静听，谁也没有开口说一句话，弟弟的大便也吓得不拉了。直到这个匪军官走了，我们才放下心来。
不一会，我们就听到东家院里乒乒乓乓地响，还听到有叫骂声。但我们不敢出门，只好在屋里静听。听了一会，终于听出来是摔掼锅、碗、瓢、盆，瓶瓶罐罐等东西的声音。王大奶说：“不好了，肯定是刚才那个坏蛋到东家院发忙了！李兰方家遭殃了，这是我一句话说坏的！”
她要我从吊搭缝里向外望望。果然不错，不一会儿，那个家伙从东家院里出来了，他看到大门外有一个歪歪斜斜的豆草堆，歪的一边用一根木棍抵着。他搬掉木棍，用力推草堆，一边推，一边嘴里骂道：“狗日的，谁叫你家当八路的！”不几下，豆草堆就被这个家伙推倒了。
我把见到的情况告诉王大奶，她轻声地说：“这个狗日的真坏，两块饼吃出劲来了，连豆草堆都碍他的事，还不知多会到他的死期呢！”
中饭后不一会儿，国民党匪军就吹集合号，带着他们逮到的老百姓的鸡、鸭、猪、羊等东西离开了庄子，也不知是到别的庄子去了，还是回大伊镇去了。
敌人走后，妈妈对王大奶说：“想起来真害怕，那个军官连李家的锅、碗、瓢、盆、豆草堆都不放过，要是他知道我们是八路家属，还不立即把我们抓走！”
王大奶说：“你们根本不用怕，这庄上不会有人把你们说出去的，就连小孩子都恨国民党，没有一个人会说八路坏话。你们以前住过的那季洪军家，抗战时打鬼子他支持八路军，抗战胜利后土改时，他反对八路军，因为他家地多，要被分掉一部分地，他就跑到国民党那边去了，成了流亡队。现在就是国民党军队来扫荡，他也不敢跟着回来，他害怕八路找他算账。”
妈妈说：“李兰方家的东西都被砸了，他回来不知会怎样呢？”
王大奶说：“不碍事，等他回来，我把实际情况告诉他。说不定他现在已经回来了，我等会就到他家去。”
妈妈说：“他还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哪能这么快就回来！”
王大奶说：“你不知道，李兰方这人可神了。敌人一来扫荡，他安排好一些人留在庄上不跑，注意敌人的情况，该跑的拿着枪的民兵，他带着一会儿就跑得不见踪影，连他家里的人也都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我告诉那个匪军官说他家当八路，就是知道他家没有人才说的，也是为了让那个匪军官信任我，不伤害我们。敌人扫荡前脚一离开庄子，李指导员后脚就带着民兵回来了，也不知道他们是藏在哪里的。年初那会，有一次敌人来扫荡，他把家里的门敞开，自己装成瘸腿老头，坐在门外的一堆麦草上晒太阳，枪就藏在屁股底下的麦草里。匪军走过来走过去，他捧着烟袋抽烟，看都不看他们一眼。有个匪军走到他面前，用刺刀对着他问这庄上谁家当八路，他用烟袋把匪军的刺刀向旁边推一推，又用烟袋指指自己的家里说：‘就这家当八路。’匪军冲进他家一看，一个人也没有。出来又问他人到哪里去了，他说：‘都跑啦！’就这样匪军没有一个人认出他来，庄上更没有人说出他来。我们这边的人家，谁家不恨国民党彻骨啊！他们一下乡来就抢东西，简直就是刮民党。”
妈妈说：“要是在我们家那边就不行了，还是这边根据地好！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八路军能站住脚，国民党匪军不敢来扫荡就好了！”
还真的被妈妈说着了，过了清明以后，渐渐地国民党匪军扫荡到涵养河南的次数越来越少了。由于知道庄上没有人会说出我们，就是敌人来扫荡，我们也不跑了。过去同我爸爸熟悉的几个八路军地方干部，一个一个也不知从哪里都出来了，他们还常来看我们，问这问哪的，但他们就是不说出我爸爸的下落在何处。有时，我还听见他们议论说，现在山东那边的仗打得很吃紧，谁胜谁负还没见分晓。
但是不管情况怎样，和我一起玩的韩李庄的孩子们同沈庄那边的孩子们一样，他们也都会唱：
八路军，是英雄，
退出苏北上山东，
吃煎饼，卷大葱，
三月过后大反攻。
他们每次唱时，我也跟他们一起唱，他们也从不把我当外来的孩子看待。不过妈妈还是会交代我，在外面玩时要留心，遇见认不识的人问我是谁家的孩子，千万别说实话。我也总是点头说：“知道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好像是田野里的麦穗子都秀齐了的时候，有一天，前后韩李庄的大人们都欢天喜地的样子，他们喜滋滋地纷纷议论说：“这回，八路军的口袋阵摆得大发了，把国民党的74师都弄到口袋里吃掉了！”
有的说：“八路军在山东大捷，国民党快站不长了。”
也有的说：“吃掉74师太好了，他们打涟水时那凶恶的样子，打死了我们多少八路军！现在到底让他们尝到八路军的厉害了。”
听了这些话，我和妈妈都十分高兴，认为只要八路军胜利了，爸爸就能早点回来了。
然而，这些高兴的消息过去刚刚没有几天，奶奶一个人从家里摸摸索索地来到了韩李庄。奶奶的到来，使妈妈和我经受了一个晴天霹雳，妈妈的预感成了现实，希望彻底破灭了：奶奶告诉我们，爸爸牺牲已经几个月了！这个确切的消息，让妈妈悲痛欲绝！由于是住在别人家，按风俗又不好为自家的丧事放声大哭，妈妈只是无声地暗自流泪，整天以泪洗面。
奶奶终于找到我们，特别是看见了我和弟弟都还好好的，她心里当然会高兴，所以，她总是把我和弟弟搂在怀里又是亲又是摸的；但是悲痛仍然是她的主要情绪，她一边流泪，一边告诉我们关于爸爸牺牲后的经过情况。她不仅说得断断续续的，有时有重复，有时还有颠倒。妈妈只听到奶奶说爸爸已经不在这句消息以后，就只顾流泪了，她对奶奶说的其他情况就不怎么注意听了。我听说爸爸不在的消息后，心里十分悲痛，但不知是什么原因，我却没有流泪。
晚上，妈妈在王大奶的劝说下，不再哭泣。她见我未掉眼泪便对我说：“琦儿，你爸没了，他再也不会回来家了，怎么不见你掉一滴眼泪啊！难道你不想你爸？”
我说：“妈妈，我有点不相信爸爸会没了。在我心中，爸爸还是原来那个样子，他说过，还要打回来，还要买花生给我和弟弟吃呢！”
听了我的话，妈妈的眼泪又禁不住流了出来。她哭着说：“你奶奶已经把你爸安葬了，你再也不可能见到你爸了。”
我说：“妈妈，你别难过，爸爸没了，还有我和弟弟在，我还要问问奶奶更多的情况，将来好为爸爸报仇。”
听了我的话，妈妈似乎得到了一点安慰。妈妈对我说：“你爸爸最疼你，你可一定不能忘记你爸啊！”
第二天，奶奶继续告诉我们关于爸爸牺牲后她为我爸爸收殓的经过。六十五岁的奶奶，她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从她那有时重复，有时颠倒的断断续续的叙述中，我又把送我们来西南前小叔所说的一些话联系起来以后，终于把奶奶所说的经过理出了一个完整的头绪。
爸爸在那个血色的黎明离开我们住的赵家庄大舅奶家以后，也不知他是在什么地方过年的，正月初又到老家看了一眼奶奶和小叔，他好像特意要在年前年后同他的分住两处的亲人告别似的。然而，到了正月中旬，小叔就听人说国民党县政府的小报《今日新闻》上有一条消息说：“前日，大兴庄战斗中，灌东共匪已全部被歼。”“匪首何春台、张钦杰等被击毙。”小叔听到这条消息先是心中一惊，后又有些半信半疑，因为据说《今日新闻》经常捕风捉影，报道一些真真假假的消息，人们称它叫《今日谣言》。况且，我爸仅是一个副区长，算不上是什么“匪首”。不久，“何春台被击毙”的消息就被证明是谣言。但对于我爸的牺牲，小叔和奶奶听到的消息就越来越具体了，甚至还传来了目击者所谈的各种各样的具体情况。当小叔把听到的各种消息告诉奶奶以后，奶奶在悲痛中再也不想在家呆下去了，无论冒多大的危险，她也要亲自到大兴庄去看个究竟。
大兴庄离奶奶住的老家有六七十里路，在爷爷去世的十几年后，已经六十五岁的奶奶，又要去为她的一个儿子的去世而操劳，这对她来说是何等的大不幸啊！尽管她有六个儿子，但儿子再多，每一个儿子都是她的心头肉，她要尽她的一切努力不让儿子抛尸野外。她用她那双小脚一步一步地丈量完六七十里的路程，终于找到了大兴庄这个令她无比伤心的地方。爸爸和其他许多烈士的遗体，已被简单地掩埋了，她一到那儿，就有当地人向她指明了遗体的所在。确凿无疑的事实，使奶奶无比伤心，她既然来了，她必须亲自见一眼自己儿子的遗体。她求人挖开了简单掩埋的泥土，在众多遗体中，她一眼就认出了自己的儿子——一个年仅三十三岁却已是满头花白头发的儿子，这是她再熟悉不过的了。但她见到的儿子和其他一些烈士的遗体，都是除了一条裤衩穿在身上以外，都赤裸着全身！她惊呆了。半个月前她还见过的儿子原来身上的衣服虽然简单，但总还是有棉裤棉袍的，现在除了一条裤衩却全身赤裸，她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但儿子的赤裸，也使她看清了儿子身上的两处枪伤：一处在脚上，一处在腰上。她强忍着悲痛又请人把儿子和其他人的遗体重新埋好。她不敢停留，风餐露宿，又用她的小脚一步一步走完六七十里的路程赶紧回家来，以便安排为儿子收殓的事。
当听奶奶说到爸爸身上的衣服除了一条裤衩全被人扒光了的时候，妈妈哭得尤其伤心，我也受到了极大的震动。我想：扒爸爸和那些烈士们衣服的人，如果不是匪军中的士兵，就一定是当地的穷人。而烈士们正是为了穷人得到解放才牺牲了生命的，穷人中居然会有这样对待共产党人无情无义的人！当时幼稚的我，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那些穷人都实在穷得连一件衣服也没有了，他们要让烈士在死后再为他们奉献一回呢？
自奶奶离开家后，小叔一人在家，据说每天都要到屋后向东方张望几遍，他总幻想着所有关于爸爸牺牲的消息全部是假的。当他远远望见奶奶一个人回来了，先是很高兴，随后，他迎着奶奶时，幻想就全部破灭了。
奶奶回家仅歇了两天，她又请了同村的一位邻居推着独轮车向大兴庄赶去，她对爸爸的遗体被那样简单地掩埋很不放心，她怕野狗会糟踏了爸爸的遗体，她得赶紧去把爸爸的遗体收回来家。她雇不起更多的人，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打算请人用独轮车把爸爸的遗体推来家。
就在奶奶第二次去大兴庄的时候，小叔也离开家去大李庄来看望我们，哪知我们已离开大李庄又回到了赵家庄，他又追到了赵家庄。难怪小叔那次见到我们，不说什么话，总是不停地流泪，原来他已知道爸爸牺牲的消息而又不敢告诉我们。
当奶奶把爸爸的遗体收来家后，按照风俗，在外面去世的人收回来家时是不能进家门的，奶奶只好把爸爸的遗体藏在打谷场边上的一个草堆边，用秫秸盖起来。这时，我的三伯父知道消息后，冒险回家来帮奶奶料理我爸爸安葬的事，他们请人将我们住的那个土炮楼拆棹，用那上面的几根桁条木为爸爸做棺材。
我的爷爷和叔祖爷们辛辛苦苦建起来的四座土炮楼，被土匪拆掉了两座，现在我们自己家又拆掉了一座。匪患和战乱就是这样相互配合着来捉弄人。
东庄的朱大宝、朱二宝兄弟俩，我们离家那天，他们就在我们家寻来寻去的，现在见我们家出了这样的事，每天都跑过来看热闹，嘴里不停地自言自语地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木工打棺材锯下来的碎木头子，朱大宝伸手拾起来递给二宝说：“这给我们拿回家去烤火吧！”说着便用嘴，向二宝示意拿回家，二宝便拿着木头飞跑回东庄去了。
东庄上的杨大爷看不下去说：“朱二宝，你偷拿人家的木头干什么？”
他头一歪说：“他家没人说，关你什么屁事！你少管闲事！”
爸爸的遗体收回来家准备安葬的消息，不知怎么被我们那个乡的国民党吴乡长和圩前乡的国民党许乡长知道了，一天，木工正在开木料的时候，他们都带着七八个乡丁来到了我们庄上。这两个乡长都头戴礼帽，手拿文明棍，站在打谷场上，耀武扬威地说：“共匪的尸体不准安葬，找出来当众用火烧掉，这才是给他应有的惩罚！他的家属小孩在何处？今天要把他们抓起来带到乡公所去问罪！”
奶奶哭着上前求他们说：“我六个儿子，就这一个儿子干八路事，他已经死了，你们还要怎样？我还有一个儿子在国民党军队里当官呢，你知不知道？你要抓就把我抓去吧！看我五儿子回来不跟你算帐！”
吴乡长、许乡长他们斜眼望了望我奶奶，还没有开口，朱大宝在旁边插话说：“你哭什么啊！你家儿子当区长时斗争有钱有地的人家，做的坏事还少吗？自己还不知道吗？”
他责怪我奶奶，讨好国民党乡长的话，让国民党乡长在庄上得到了唯一的一个帮腔的。于是，吴乡长接过朱大宝的话说：“你看看，老百姓都说你家做了坏事！”他实际上早知道我五叔在国民党军队里，他接着对我奶奶说：“我要抓的是共匪的家属小孩，我抓你这个老婆子干什么？”
这两个乡长在胡闹时，庄上有的人暗暗气愤，有的人在看笑话、看热闹，像朱大宝这样当面为吴乡长帮腔的人却没有第二个。
东庄的二叔祖，就是我爸爸的亲二叔，见到这种情况，出面对两个乡长说好话。又把两个乡长及他们的一伙人都请到了东庄的家里，用烟酒招待，并从中说话，吴乡长才勉强同意让木工打棺材。
我们家从共家分得的头十亩地，以及抗战胜利后土地改革分给我们家的十多亩地，都被国民党政府没收了，只有离庄子最远的南四节五亩地，是属于奶奶的土地，于是，爸爸的坟便安在这块离庄子最远的地上。庄上有人告诉奶奶，在我爸的新坟附近，国民党吴乡长曾几次派乡丁来守候，他们是想等待我妈带我们上坟时好捉拿我们。幸亏奶奶和小叔他们决定没有把我爸去世的消息告诉我妈妈，要不然，如果妈妈知道消息，不顾一切地带我们回家奔丧，那我们一家三口肯定就落入国民党吴乡长之手，是死是活就难说了。
在奶奶和三伯父及小叔为我爸爸办完丧事之后，小叔同大伯父，二伯就商议决定，把我们一家三口赶快送到西南原先的根据地来了。没怪那天在姚庄见到二伯父时，二伯父也老是流泪，原来他是在为我爸爸的死而悲伤，却又不敢把消息告诉我们。
奶奶由于接连不断的操劳，加上经受了丧子之痛，不久，她在家大病了一场。病刚好，她就对小叔说：“国民党现在天天都在抓壮丁，你四哥死了！你五哥现在也在打仗，生死难料。你已经十七、八岁了，万一被国民党抓去当兵，再参加打仗，怎么得了！我不能让你再有险失了，那样，我就对不起死去的你爸和你四哥了。你赶紧去上学吧！家里由我一个人守着。只要你们弟兄能平安地活着，我就放心了。”于是她托人让小叔到县中的初中部插班上学去了。
奶奶一个人守在我们那个大家院里，有一天夜里，她见我爸满身是血来到她的床前跟她讲：“我的两个孩子和孩子他妈还在外面流浪，经常跑反，妈，你能把他们三口带来家同你做伴多好啊！”当她正想同我爸说话的时候，我爸却又不见了，她一惊醒来，却是一个梦。于是，奶奶就再也放心不下我们一家三口了。
奶奶一路打听，一路走向西南慢慢地摸索找来，她讲完了前面所有的经过情形和上面的这个梦以后，就对我妈妈说：“我四儿还有这两条根在外面，我怎么也不放心，你还是带着两个孩子跟我回家去吧！”
这两天，妈妈由于悲伤，饭也吃不下，明显瘦了许多。晚上，妈妈好像是征求我意见似地问我：“琦儿，你奶奶这两天说的话你都听见了，她要我带你们弟兄俩跟她回家，你看行不行啊？”
我说：“我也不知道是在这里安全，还是回家安全，回家要是比这里更安全，我们就回家。”
妈妈叹口气说：“究竟在哪里安全，我也难说。这边有共产党政府，但敌人常来扫荡，政府能顾得了我们的吃粮、烧草，敌人扫荡时他们自己都得跑，也顾不了我们的安全。没有人说破了不碍事，万一有人把我们说出去就完了；到了家里那边，是敌占区，没有敌人扫荡，可是庄上的坏人多，他们也会向敌人报告，要是敌人知道我们回家，那也完了。妈妈带着你们兄弟俩，不论在哪边都是提心吊胆啊！”
接着妈妈又叹口气说：“原来我们到这边根据地来只指望能找到你爸，没想到，你爸早已不在了，我们再也找不到他了。我如果不跟你奶奶回去，我一个人带着你们在外边，我要是死了，那倒也罢了，万一你们弟兄俩有什么闪失，叫我如何向你爸交代，如何向你奶交代啊！那次跑反跑散了，差点没把我吓死了，我们还是跟你奶回去吧！”
“听妈妈安排！”我最后同意了妈妈的意见，因为我想，回到家里，毕竟可以同奶奶在一起。当时在我的心中，奶奶好像是什么都知道，什么事都能办到的人。
由于奶奶走得很累，她决定在韩李庄住几天后再带我们回家。妈妈决定跟奶奶回家以后，就开始卖掉我们剩下来的一点粮食和烧草。当她把这些事处理好后，不知什么原因，金大先生他们知道我们要回家了，他和老侍先生，还有同爸爸熟悉的好几个人都来看望我妈妈和我奶奶。他们竭力劝我妈不要回去，还说，等胜利了，一定排排场场，风风光光地把我们送回家。无奈奶奶坚持一定要我们这次跟她回家，妈妈历来重守妇道，尊重奶奶，她也不想违背奶奶的意愿。
金大先生说：“那你们可千万不能直接回家啊！敌人一定会报复的。”
大约是我奶奶来的第四天，我同妈妈两人在区上曾经见过的那位姓王的区干部也来了，他还带来了一个少了一只胳臂的人。他一进屋，就对我妈妈说：“现在奶奶来了，你知道了张区长牺牲的事，希望不要太难过，这个仇我们一定会报的。其实，我们当时就知道了，只是根据上级的要求，要我们只管照顾好你们母子的生活，暂时不要告诉你。现在你既然知道了，我们干脆就把张区长牺牲的详细经过说给你吧。”
接着，他又指了指身边那位少了一只胳臂的人对我妈妈说：“这位吴指导员，他家就住在离这儿不远的李集，他就是同张区长一起参加战斗的，当时的情况他最清楚。老吴，你就详细说说吧！”
吴指导员告诉我妈说：“那天是二月二号，农历正月十二，按照上级的指示，我们分散活动的县大队四个连和陈楼、东辛、同阳、四队、杨集五个区的干部、民兵还有区队，刚刚到大兴庄集合的时候，就被早已暗暗尾随并企图扫荡合击我们的敌人发现了，敌人以三个团的兵力向大兴庄猛扑过来。我们虽然也有一千多人，但大部分是区乡干部和新组建起来的区队。老县大队都上升为主力部队北上山东了，新组建的县大队四个连也只有四百多人。大家都缺乏战斗经验，而且装备差、弹药少。
战斗是上午小傍晌时打响的，我是县大队四连指导员，我们四连同张区长和同阳区队共同守在大兴庄东南的孙兴庄上，敌人从南面来，首先进攻的就是我们这个庄子。敌人几次进攻都被我们打退了，敌人被我们打死了十几个人，我们也牺牲了几个同志。到中午时，为保存实力，指挥部同意我们撤回到大兴庄上同指挥部一起固守大兴庄。就在我们已经撤出庄子的时候，我的右臂负伤了。张区长见我负伤，他要我快走，他自己却回头看看还有没有没撤下来的同志，就在这一停顿的当儿，他的脚和腰负了两处伤，当两个战士上去搀扶他时，他却用尽最后的力气推开战士说：“你们快撤，不要顾我！……”
吴指导员说着说着，就哭得说不下去了。他又断断续续地说：
“我们的战士张德标，身负重伤后，当敌人喊着缴枪不杀冲到他面前时，他拉响了最后一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
我们的机枪射手杨开和牺牲后，敌人见我方机枪不响便趁机冲锋，连长王惠如一跃扑到机枪阵地上抓过机枪向敌人猛扫，敌人的冲锋被打退了，但王连长自己也中弹牺牲了；
还有我们十七岁的小通讯员杜恒亭，腿被敌人打断，他为了掩护同志，仍在地上滚爬着射击敌人，他把自己的子弹和身边伤亡同志的子弹都打完了，残暴的敌人冲上来，在他的胸部戳了四刀，还割掉了他的一只耳朵。……”
吴指导员说说哭哭，再也说不下去了，他最后说：“直到晚上，我们的大部分人趁着夜幕，才突围撤出了大兴庄，一共牺牲了二十多个好同志。我要不是少了这只胳臂，我现在还会在战场上去同敌人战斗。对敌人的这个仇恨，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的。”
那位区干部和吴指导员，最后听说我奶奶要带我们回家，他们都极力劝阻。那位区干部说：“在这边尽管常跑反，但这边过去是根据地，老百姓都听共产党的，不会有什么危险；你们一家三口，现在连奶奶一起，都在这边住下来吧，我们保证不会缺你们吃的，也不会缺你们烧的，等将来胜利了，我们政府会专门派人把你们送回家。你们如果回到敌占区去，我们就照顾不上了。”
不知是不是由于那个梦的原因，奶奶坚决要带我们回家，再加上妈妈已经把剩余的粮草都卖了。要是妈妈能早听到这些叔叔说的话就好了。最后，妈妈还是决定要带着我们兄弟俩同奶奶一起回家。
那位区干部和吴指导员见说服不了奶奶和我妈妈，他们最后又千叮咛万叮咛说：“你们真的要回到那边去的话，要答应我们一个要求，就是千万不能直接回到你们的老家去，老家那地方的敌人一定会来报复你们的。你们只能在别处的亲戚家里躲一躲。等胜利了，才能回家。”
奶奶和妈妈都答应他们不先直接回家。
从这位区干部和吴指导员他们的话语中，我知道了他们同我爸爸一样，对胜利都始终充满坚定不移的信心，从来没有任何怀疑。
①狗腿：当年苏北部分农村口语中称枪的扳机叫狗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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