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勇军进行曲》的来历是什么？_百度知道
《义勇军进行曲》的来历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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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上海电通公司”拍摄的故事影片《风云儿女》所作的主题歌，诞生于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年代。《义勇军进行曲》原是聂耳于1935年。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49年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为捍卫国家和民族的尊严，象征着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中华民族的坚强斗志和不屈精神永远不会被磨灭《义勇军进行曲》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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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上海电通公司”拍摄的故事影片《风云儿女》所作的主题歌，诞生于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年代。《义勇军进行曲》原是聂耳于1935年。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49年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为捍卫国家和民族的尊严，象征着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中华民族的坚强斗志和不屈精神永远不会被磨灭《义勇军进行曲》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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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勇军进行曲》由作词、聂耳作曲，诞生于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年代，1949年成为，象征着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为捍卫和民族的尊严，中华民族的坚强斗志和不屈精神永远不会被磨灭。《》原是于1935年，为“上海电通公司”拍摄的故事影片《》所作的主题歌。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写入《》。外文名Chee Lai(Arise)其他译名《》词作者曲作者大事记日确定为中国国歌
（公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年）原名守信、字子义（亦作紫聂耳艺），汉族，人。1918年入昆明师范附属小学，开始接受正规教育。在校学 业成绩出众，又喜爱音乐，课余从民间音乐家学习演奏笛子、胡琴、三弦、月琴等民族乐器，熟悉传统乐曲。1922年入私立求实小学高级部，为该校“学生音乐团”的活跃成员。1925年考取云南省立第一联合中学插班生。时值风暴在中国南方兴起，他开始受到进步书刊和《》等革命歌曲的影响。1927年考入云南第一师范高级部英文组，参与本校学生进步组织“读书会”的活动，与友人组织“九九音乐社”，经常参加校内外的音乐、戏剧演出活动，并开始学习和。1928年后，更加积极地参加各种公开和秘密的革命活动。为逃避搜捕，于1930年7月潜离昆明，经转赴上海。
1930年11月，聂耳在上海加入“反帝大同盟”。1931年3月，任明月歌剧社小提琴手，师从普杜什卡接受严格的小提琴训练，还自修、和声学、作曲法等。1932年4月，他认识了左翼兼诗人田汉，建立了与左翼文艺界的联系，进一步坚定了走革命音乐道路的信心。和田汉的友谊与合作，对聂耳的艺术成就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32年8月前往北平，积极参与北平和左翼音乐家联盟的演出活动和组织建设，并师从外籍教师托诺夫继续学习。11月重返上海。
回上海不久即进入工作。他以炽烈的热情和充沛的精力参加左翼音乐、戏剧、电影等多方面的工作，积极从事创作和评论活动。同时还参加“苏联之友社”音乐小组，发起组织“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随后又参加音乐小组。1934年4月，聂耳进入百代唱片公司，与共同主持音乐部，组织录制了一些进步歌曲唱片。1935年1月，他转入二厂任音乐部主任。日益严重的白色恐怖迫使他决定出国拟经日本前往苏联学习。他于4月18日抵东京。在日本，聂耳考察了日本音乐、戏剧、电影等方面的动态，向日本文艺界介绍了的新发展，并加紧学习外语和音乐。7月17日，在鹄沼海滨游泳时，不幸溺水逝世，年仅23岁。
聂耳一生共创作有37首歌曲，都是在他去世前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在从事多方面活动的同时所写的，其中反映生活和斗争的歌曲占有较大比重。（-） 田汉湖南长沙人，原名寿昌，曾用笔名伯鸿、、漱人、汉仙等。1916年随舅父去日本东京高等师范英文系学习，后参加。1920年出版与、的通信《三叶集》。1921年与郭沫若、、郁达夫等组织创造社。1922年回国后与妻子易漱瑜创办《南国半月刊》，继而组织，从事话剧创作和演出活动。此时期创作的话剧《咖啡店之一夜》、《获虎之夜》、《苏州夜话》等都充满浪漫主义气息。1927年在任教并被选为校长，此时与欧阳予倩、等举办艺术鱼龙会 ，会上演出他的剧作《名优之死》获得成功。同年冬成立南国社及南园艺术学院，年率南国社先后在上海、杭州、南京、广州、无锡各地举行话剧公演和其他艺术活动，推动了的发展。同时期他也创作了大量剧本。 1930年加入“左联”，写下了著名的《我们的自己批判》，创作从浪漫主义转向现实主义。同年南国社被国民党查封。1932年加入，任党团书记等职。此时创作的《年夜饭》、《乱钟》、《顾正红之死》等剧。在日至现在，《》为。
《》由作词、作曲，诞生于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年代，曾作为国民革命军200师的军歌，1949年成为，象征着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为捍卫和民族的尊严，中华民族的坚强斗志和不屈精神永远不会被磨灭。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决议，恢复田汉作词、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写入《》。（第四章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二款：“是《》。”）起来！不愿做的人们！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前进！前进、进！前进！各的人民！
伟大的领导我们继续长征。
万众一心奔向明天，
建设祖国保卫祖国英勇的斗争。
前进！前进！前进！
我们千秋万代
高举旗帜，前进！
高举旗帜，前进！
前进！前进、进！《义勇军进行曲》原是聂耳于1935年，为“上海电通公司”拍摄的故事影片《》所作的主题歌。这部影片描写了三十年代初期，以诗人辛白华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为拯救祖国，投笔从戎，奔赴前线，英勇杀敌的故事。它在影片中首尾两次出现，给观众极为深刻的印象。因此，它很快就成为最著名的歌曲。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把它定为代国歌，后又正式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很多人对这首歌想追根寻源，报刊上也多次刊登过介绍文章，但说法不一。其中流传最广的一种，是说这首歌的歌词，是田汉同志于1935年在被捕以后，在国民党监狱里，用一张包香烟的纸写的。不久，他托人带出了监狱，转给了和同志，另一说法是田汉被捕前写的，在他的“的再生”文学剧本之后，他为了证实这几种说法哪一种更确切，更真实，有人问过田汉同志，田汉同志说他也记不清了，直到日，夏衍同志为此专门给《》编辑部写了一封信，这件事才算有了风云儿女可靠的依据，夏衍同志在信里这样说：“这支曲子是聂耳于1935年在日本谱写后寄回上海的”。
1934年，“电通”公司在上海成立，请田汉同志写一个电影剧本，到这一年冬天，“电通”公司向田汉同志征稿。田汉同志就先交了个简单的，名叫《凤凰的再生》的文学剧本，给“电通”公司的孙师毅同志。1935年2月，田汉同志就被国民党逮捕入狱了。
“电通”公司为了尽快开拍，决定请孙师毅把田汉同志的文学剧本改写成，孙师毅征得田汉同志同意，影片改名为《风云儿女》。在处理主题歌歌原“上海百代唱片公司”旧址词时，他仅仅修改了几个字，这就是原词第六句：“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改成了“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当时，聂耳同志正准备去日本，得知影片《》有首主题歌要写，主动向孙师毅、许辛之要求，把谱曲的任务交给他，并表示到以后，歌稿尽快寄回，决不会耽误影片的摄制。果然，没过多久他就从日本寄回《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谱。所以，其它关于这首歌创作情况的种种谬传，都是没有根据的。
《义勇军进行曲》曲谱寄回上海之后，由请当时在上海百代唱片公司担任乐队指挥的苏联作曲家阿龙·阿甫夏洛莫夫配器。不久就在影片《》中使用。成为国歌的历程　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被称为解放的号角，自1935年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诞生以来，在人民中广为流传，对激励中国人民的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爆发后，华侨抗日游击队将一句歌词改为“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遂成《马来西亚义勇军进行曲》；反法西斯各广播电台，尤其是民间广播电台，都将《义勇军进行曲》视为中国国歌，甚至不知道作词的中国党歌《吾党所宗》已被定为国歌。
1949年春，在共和国首都召开“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中国代表团应邀出席，得知大会规定：开幕式那天各国代表团进入会场时，都要奏、唱本国国歌，代表团有些为难，因为当时新中国还没有成立，没有代表新中国的国歌，于是，大家在一起研究，决定唱《义勇军进行曲》来代替。但是，对歌曲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歌词有争议。有人说“现在（现名为）已经解放，新中国即将成立，怎么能这样唱呢？”最后，郭沫若决定把这句词改成“中国民族到了大翻身的时候”。代表团回国之后，汇报了这一情况，引起有关方面对制定国歌问题的重视。
1949年6月，第一届全国筹备会正筹备新中国成立的一些事项，感到需要制定一首新中国国歌已迫在眉睫，他们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由任组长，、任副组长的政协筹备会第六小组，并设立“国歌初选委员会”，委员会由田汉、、、、和等人组成，另聘、、、四名音乐家担任顾问，7月15日~26日，政协筹备会第六小组在《》等国内外报纸上，连续刊登了“、、征集启事”反响十分强烈，截至8月20日，仅国歌一项应征稿就收到632件，歌词歌谱6926首，但都不够理想。
最早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的是画家。第六小组经过反复讨论，没有最后确定。
根据徐悲鸿的提议，日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纪年、国歌、国旗的决议》，通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以发扬抗日战争期间英勇无畏的精神，体现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传统和居安思危的思想。在的时代，田汉因被诬陷为曾叛变投敌，所以《》变成非官方国歌，也禁止演唱用田汉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但在外交场合仍演奏《义勇军进行曲》的曲谱，不唱歌词。
日第五届第一次会议通过集体填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不久被平反昭雪。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决议，撤销1978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歌词，恢复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写入宪法。（第四章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一经问世，就因其奋进的词文和优美的，迅速传遍祖国大地,并远播海外。期间，美国黑人歌王保罗.罗伯逊在听到《义勇军进行曲》后，非常喜爱，不仅用英语四处演唱，还在举行的纪念诞辰150周年大会上用汉语演唱，并用汉语灌制了唱片，取名《起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将要结束时，美国国务院曾提出：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日演奏的各战胜国音乐时，选定《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表中国的音乐。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四）》（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节选）
第三十一条 宪法第四章章名“国旗、国徽、首都”修改为“国旗、国歌、国徽、首都”。宪法第一百三十六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
二、《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国歌奏唱的暂行办法》（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拟定）
（一）国歌可于下列场合奏唱：
（l）重要的庆典或政治性公众集会开始时；
（2）正式的外交场合或重大的国际性集会开始时；
（3）遇有维护的斗争场合。
（二）国歌不得在下列场合奏唱：
（l）私人婚丧庆悼；
（2）、等娱乐活动；
（3）商业活动。
（三）集会奏唱国歌时，应肃立致敬，不得交谈、击节或鼓掌。
（四）国歌不得与其他歌曲紧接奏唱。但遇举行接待国宾的仪式和国际性的集会，则可连奏有关的国歌。
另外，军人在奏唱国歌的场合应立正，行举手礼，军容要严整，表情要肃穆。
宣传部还规定：国歌要求人人会唱。小学要将教唱国歌列入课程，应根据歌词的内容对学生进行。从歌中体会苦难深重的历史和中华先烈不屈的战斗精神，从而激发民族责任感，从小树立为祖国奋斗、献身的坚定信念。
三、《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日发布，节选）
29．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需要提倡必要的礼仪，特别要提倡有助于培养对国旗、国歌、国徽崇敬感的必要礼仪，增强人们的爱国主义情感。
32．唱国歌是公民表达爱国情感的一种神圣行为，在升国旗仪式和大型集会等活动中，要奏国歌，而且要提倡齐唱国歌。奏、唱国歌时应庄严肃立。在国际体育比赛的颁奖仪式上，升、奏时，要向向国旗肃立，唱国歌。
34．成年公民和小学三年以上学生都应当会唱国歌，并能理解国歌的内容和国旗、国徽的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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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视力色：
回望革命时期延安那些花季女孩:那个时代的精神不遥远
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蒋巍 选稿:张侃理
　　邓小平的夫人卓琳、贺龙的夫人薛明、谢觉哉的夫人王定国、习仲勋的夫人齐心、毛泽覃的夫人张琴秋（毛牺牲后嫁给陈昌浩）等，……那时她们都是花季……
　　资料图片：1939年9月初，邓小平、卓琳（右）在延安结为伴侣。这是回到太行山的邓小平夫妇。华社发
　　记忆是人类最可宝贵的财富。所谓文明，就是一条物质与精神的记忆的长河。记忆的断裂，就意味着文明的断裂。
　　近些年，因为写作上的事情我多次到过延安。徜徉在那片凝聚历史、激荡时代的土地上，漫步在华灯齐放的夏夜里，看着一对对青年情侣满脸洋溢着沉醉与幸福相依而行，我总是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动，无法忘却我“认识”的那些花季女孩――那些当年身穿灰蓝军装、欢笑着走过这片土地的延安女孩。她们与今天的女孩同样活泼，同样多情，同样爱美。她们把肥大的军装裁剪得十分合体，领口缝上一条白布，好像内穿一件整洁的白衬衣。军帽绝不会齐眉横在额际，而是潇洒地扣在后脑勺上。哪怕脚上穿的是草鞋，好些女孩也要用红毛线在鞋面上镶嵌一朵红绒球。一位城市姑娘到了延安，看到女伴们没镜子用，于是把自己带来的镜子朝地上一摔，每人得到一块碎片的女孩都禁不住雀跃欢呼。住窑洞住久了，衣缝里有了“小动物”，身上长了疥癣，女孩们就把一孔窑洞封闭起来，里面烧得火烫，烤得衣服噼叭作响，然后再洗一次彻底的“桑拿”。浴后的女孩们套上军装从窑洞里走出来，那真是个个光彩照人，艳若桃花。无论历史的风云、战争的烽烟、死神的阴影怎样在身边时时呼啸而过，只要活着，爱着，工作着，战斗着，她们绝不改变爱美的天性。她们明眸闪闪，红唇绽放，秀发轻舞飞扬，曾经唱着豪迈的歌儿走在那片黄土高原上，身后留下一行行红绒球草鞋走过的美丽印迹……
　　资料图片：日，中共在延安创办了中国女子大学。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出席了开学典礼并讲话。中国女子大学培养了一批妇女干部，1941年9月并入延安大学。这是中国女子大学学员的资料照片。
　　1938年，由毛泽东同志提议，延河边办起一所“中国女子大学”，由王明出任校长。这是世界文明史上唯一一所把窑洞当宿舍、以操场做课堂的“女子大学”，上千名长征过来的女兵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女青年集结到这里，开始了她们的学习生活。邓小平的夫人卓琳、贺龙的夫人薛明、谢觉哉的夫人王定国、习仲勋的夫人齐心、毛泽覃的夫人张琴秋（毛牺牲后嫁给陈昌浩）等，都在这里学习过和工作过。
　　那时她们都是花季。在自己的青春路途上，有着属于自己的命运与未来。但是，当日本法西斯把中国推入一片血海，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一曲“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义勇军进行曲》，一本斯诺的《西行漫记》，一张飞落手边的号召“全民抗战、救亡图存”的传单，一场《放下你的鞭子》的街头活报剧，就足以让她们热泪横流，热血沸腾，放弃一切，慷慨赴难！
　　家资钜万的豪门闺秀卓琳、康岱莎，扔下珠光宝气的首饰，告别泪流不止的父母和家里为她们设计的“锦绣前程”，跋山涉水横穿半个中国，奔赴革命圣地延安……
　　南洋富商之女廖冰身穿裘皮大衣和旗袍，带着几大箱爱国华侨捐献的珠宝首饰和银元，远涉重洋一路北上。抵达延安后，她“裸捐”了一切，登上草鞋套上军装就跨入战斗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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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今日延安、今日中国的靓丽女孩们，再想想战时延安、战争中国中同样靓丽的女兵们，谁能不为战火中前仆后继、英勇冲锋的“中国之花”、“军中之花”而激动而感伤而唏嘘而一洗心魂？战争让女人走开，不！为了祖国前途和民族命运，她们没有走开，她们决绝前行。苦难与战争像遮天蔽日的风暴，摧折了她们青春中的绿枝花叶，扫荡了她们生命中的蓝天丽日，但她们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创造了自己的花季，那是别一种花季――鲜血迸溅在大地上，滋养出鲜红的花朵，那是带血的花季！
　　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距离今天尽管已经十分遥远，但那个时代的精神不应该遥远。那个时代，中华民族的命运陷入空前的危机和惨烈，而中华民族的精神却抵达空前的壮丽与伟大。
　　聆听那些女战士的故事时，常常让我热泪盈眶的就是战时党和人民唇齿相依、生死与共的血脉关系。解放区广泛传唱的支前小调就是鲜明的写照：“最后一尺布用来做军装/最后一碗饭用来做军粮/最后的老棉被盖在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送儿上战场……”
　　我们采访黎侠时，白发苍苍的老人已经坐在轮椅上了。1936年深冬，日本鬼子的“大清剿”把她所在的抗联小分队逼进牡丹江地区一个偏远而贫穷的小山村。十几名战士和几个伤员悄悄住进一个“堡垒户”李大娘家，大娘其实还不到40岁，丈夫牺牲在战场上，她只身带着11岁的闺女小玉花生活。家里一贫如洗，一点点存粮早就吃光了。战士们连饿了好几天，一个个东倒西歪，走路的力气都没了，小黎侠也病倒了。那是一个大雪天的早晨，大娘说，你们饿着肚子怎么打鬼子啊，俺出门借点儿粮食去。
　　天傍黑时，霜雪满头的李大娘背着沉甸甸的半麻袋玉米面回来了，蒸出两大锅黄澄澄香喷喷的窝头，战士们吃得狼吞虎咽，兴高采烈。不大工夫，一个小战士忽然跑进来报告说，不知为什么，大娘正躲在院子里抹眼泪。战士们这才觉出事情有点不对。队长四下瞅瞅，压低声音吼道，大娘的闺女玉花呢？小玉花怎么没见？战士们一窝蜂涌出房门到处找，没有！队长急火火地问大娘玉花哪去了？大娘终于忍不住，掩面痛哭说，俺把玉花卖了，换了半麻袋苞米面。
　　战士们呆住了。扑通扑通扑通，泪流满面的队长和全体战士，还有病重的小黎侠，齐刷刷跪倒在当院，在漫天大雪中向大娘砰砰磕头不止……
　　不久，黎侠随同抗联队伍转移到林海雪原中。有个女村民丁志清跟她一起上了山。丁志清的丈夫参加抗联后在战斗中牺牲了，为了复仇，她毅然抛下刚刚7岁、4岁和1岁的三个女儿，跟黎侠一起参加了抗联。这三个孩子后来靠乞讨为生，从黑龙江流浪到内蒙古，竟奇迹般地活了下来，新中国成立后通过组织才被找到。
　　黎侠记得，在山里的一个宿营地，一位朝鲜族女战士的孩子病得很重，队长要派人下山给她的孩子找药，她拒绝了，扯住队长的袖子不放，说鬼子正在清剿，下山的同志太危险。入夜，这位女战士要战友和跟着逃难的老百姓都放心睡觉，说她抱着病孩子反正睡不着，就守着火堆替大家放哨吧。第二天早晨，一声悲怆的惊呼把战友和老百姓都喊醒了，大家跳起来一看，只见这位朝鲜族女战士紧紧抱着孩子坐在树下，母子都冻死了。女战士脸色晶莹，嘴角微绽，浑身缀满霜雪，仿佛一尊冰雕……
　　其实，中华大地到处都珍藏着许多这样感天撼地的故事，铭记着党和人民生死与共的鱼水深情。是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同时，今天每位真正的共产党员都应当牢牢记住，没有人民的巨大牺牲和全力支持，就没有今天的共产党！
　　春节前夕，我和雪扬去看望年逾九旬的吕璜，这位当年在延安叱咤风云的女侦察员如今已霜发如雪，坐在轮椅上了。老人又同我们谈起女大，谈起当年。在老人穿透历史的爽朗笑声中，我们仿佛又看到延安那些身着灰蓝军装、足登红绒球草鞋的花季女孩，含笑向今天走来。她们始终年轻着和美丽着。她们永远活在人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