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同志遗像 新华社发
　　新华网北京7月15日电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十二届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届、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万里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日12时5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
　　万里同志1916年12月出生于山东省东平县，青少年时代就接受进步思想，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活动。193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10月，根据中共山东省委指示，万里同志组织筹建中共东平县工委，后历任冀鲁豫边区运西地委副书记、书记，为冀鲁豫地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解放战争时期，万里同志担任中共冀鲁豫区委委员、秘书长，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主任，参与领导冀鲁豫区人民群众积极参军参战、组织生产、支援前线，为支援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实现解放战争的伟大战略转折作出了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万里同志先后担任建筑工程部副部长，城市建设总局局长，城市建设部部长、党组书记，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副市长。在北京市工作期间，协助周恩来总理负责国庆10周年献礼工程建设，仅用不到一年时间，就圆满完成人民大会堂等北京“十大建筑工程”建设任务，创造了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迹。1971年3月，万里同志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市革委会工交城建组副组长。“文化大革命”中，万里同志受到严重迫害，被监护审查。1973年5月，万里同志解除劳动改造，恢复工作，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北京市革委会委员、副主任。他提出一定要把首都规划好、建设好、管理好，并敏锐地提出了保护环境、治理污染的主张和措施。1975年1月，万里同志任铁道部部长，后任铁道部党的临时领导小组组长。他坚决支持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实行全面整顿、把铁路系统作为整顿突破口的主张，认真贯彻落实整顿的方针，扭转了铁路系统的混乱局面。“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万里同志于1977年2月任轻工业部第一副部长。同年6月，万里同志调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兼安徽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安徽省革委会主任。他以非凡的政治胆识，大力支持、推广肥西县“包产到户”和凤阳县小岗村“包干到户”的做法，积极推动全省农业管理体制变革，为开辟中国农村改革的新道路作出了重要贡献。万里同志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先锋，他领导的安徽农村改革，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经济体制的一次重大突破，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一次艰辛和成功的探索。1980年2月，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万里同志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同年3月，兼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4月，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他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冲破“左”的思想束缚，科学总结农业学大寨的经验教训，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动农村改革全面深入发展。他提出改革农村生产经营体制，发展商品生产，肯定“包干到户”是党领导下的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运用。1988年4月，在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万里同志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同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他强调要根据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提出要把“保证和促进改革”作为人大的首要职责，把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作为人大的中心任务。他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强调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方面，主张通过改革一步一步使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走向制度化、法律化。他高度重视立法工作，强调要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需要加强立法工作，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他高度重视人大监督工作，提出要把对法律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同制定法律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明确执法检查是人大履行监督职责的重要形式，对促进法律的实施起到了积极作用。他坚决维护党和国家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强调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1992年10月，根据党的十四大重大决策精神和我国改革开放发展进程，万里同志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主张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等载入宪法。他亲自主持宪法修改小组工作，领导起草了宪法修正案草案，并于1993年3月由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1993年3月，万里同志不再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领导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仍然关心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坚决拥护支持党中央的领导，积极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万里同志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共产主义事业。他刻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充满信心。他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定不移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万里同志一生坚持真理，坚持正义，坚持原则，顾全大局，遵守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对改进作风、坚决惩治腐败坚定支持。万里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是追求真理、追求进步、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他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的逝世，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万里同志永垂不朽！
　　全国人大原委员长万里同志。
　　记者从万里之子万伯翱先生处了解到，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同志，于7月15日12点55分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
　　中国政府网的简历显示，万里1916年12月生于山东东平。1936年，万里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东平县工委书记，泰西地委宣传部、组织部部长。1940年后，万里任中共鲁西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冀鲁豫二、七、八地委书记，1947年后任中共冀鲁豫区委委员、秘书长，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财委副主任、经济部部长、建设局局长。
　　建国后，万里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副部长、部长。1950年6月至1954年9月，万里任西南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
　　此后万里曾长期在建设部门任职。1952年11月，万里任中央人民政府建筑工程部副部长。1954年至1955年4月，万里任国务院建筑工程部副部长。1955年4月，转任国务院城市建设总局局长。1956年5月至1958年2月，万里担任城市建设部部长。
　　从上世纪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中期，万里在北京市工作。1958年3月至1966年10月，万里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其中1958年8月至1966年6月任北京市副市长。1959年9月至1977年11月，万里任北京第二至四届政协副主席。
　　1973年5月，万里担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直至1975年1月被任命为铁道部部长，轻工业部第一副部长。
　　1977年6月，万里调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并于1978年1月至1979年12月担任安徽省革委会主任。
　　1980年4月万里调任任国务院副总理。1980年8月至1982年5月，万里兼任国家农委主任，1980年9月，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万里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82年后，万里兼任中央绿化委员会主委，国务院退伍军人和军队离休退休干部安置领导小组组长，中央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委员会主任，全国农业区划委员会主任，中国网球协会名誉主席，同年当选为中共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1984年，万里当选为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名誉会长。1986年当选为中华文学基金会名誉会长。1987年当选为中共第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88年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1990年任中国绿化基金会名誉主席。1993年4月当选为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名誉理事长。1995年任第三届中国绿化基金会名誉主席。还曾任中国桥牌协会名誉主席，第十一届亚运会名誉主席。中共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
　　1986年荣获“奥林匹克勋章”金奖。1993年6月被世界桥联和北美桥联授予主席最高荣誉奖和世界冠军金牌奖。1994年1月被美国马里兰大学授予公共服务荣誉博士学位，同年10月7日被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授予人文学荣誉博士学位。还曾被加拿大里加纳大学授予法学荣誉博士学位。
　　原文链接：&
　　“没有万里的勇气和头脑，就没有后来划时代的农村改革。邓小平说，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又从安徽开始。这一起点，和万里紧密相连。”吴象评价说。吴象曾任安徽省委副秘书长，协助万里在安徽推动改革。
　　壮士暮年的万里，已走过千山万水。
　　原标题：“改革闯将”万里
　　本文刊发于日人民日报
　　《水浒传》曾使山东东平州名扬天下，梁山泊即是现在的东平湖，而东平湖就是著名改革元老万里的诞生地。
　　熟悉万里的老同志都这样说，万里这个人思维敏锐、观念开放、敢想敢干，他的改革意识，在党内是有目共睹的。
　　作为邓小平的“四大金刚”之一，万里当之无愧。
　　暮年的万里，虽然已无当年战场上的英姿，但却喜欢打网球和桥牌。和万里接触较多的老同志说，现在仍能偶尔看到网球场上万里老人的身影，“但万里的身体已经不允许他在网球场上疾步如飞了，更多的时候他只是在场边看别人打。”
　　78岁的《农民日报》前总编辑张广友透露，万里90岁生日时，对自己的健康很自信，曾跟他说过，“我非常高兴，我不会死于癌症。”
　　邓小平得力干将
　　对于做官来说，万里的官场生涯可谓是步步高升、平步青云。
　　1936年万里加入中共后，便长期追随邓小平，成为邓的得力干将，并和邓小平等人一起，共同开创了1980年代以来中国改革的崭新局面。
　　虽然解放后官越做越大，但他一生都没有忘记自己是个贫民的儿子。
　　时任原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安徽省委副秘书长，协助万里在安徽推动改革的吴象这样回忆，万里主政安徽时就几次说过：“我们是靠农村起家的，农民是我们的父母，(不能)进了城就忘了娘了！”吴象说，万里和别的干部不一样，他从来没忘记这一点。青年时代，万里就以读书为掩护，组织学生运动，反抗日本侵略者，很快就显露才华，20岁出头就当上地委书记，位列“冀鲁豫三大才子”。
　　1949年，万里随刘邓大军南下，迅速有效地给刘邓大军组织筹备了大量军需，得到了邓小平的赏识。因之，万里一生都将邓小平当作亲密战友。解放后，万里随邓小平一起到重庆西南局工作。 　　万伯翱回忆说，父亲跟邓小平一起工作使他获益匪浅，学到很多东西：果断、坚定、看事物的尖锐、处理事务的水平，一生教益无穷。
　　“文革”时，万里和很多老干部一样都被打倒。
　　“文革”后期，邓小平复出，开始主持中央工作，万里受命于危难之际，出任铁道部部长。他的改革思想，就是在这个时期确立的。据铁路系统老职工回忆，“安全正点、四通八达、多装快跑”等当时万里制定的改革方针现在仍未过时，为以后农业改革奠定了基础。民间有“安全正点万里行”之说，既指火车万里行，也指万里这个人行。
　　当时官场即有“四大金刚”之说，其中就包括铁道部的万里。当时老百姓说，邓小平的“四大金刚”可真能干，“四人帮”批判邓小平时也说“四大金刚”。本来是贬义词，但到了老百姓那里，这就成了一种褒扬了。
　　农村改革发轫
　　万里的名字与中国的改革密切相关。
　　而中国的改革，则与安徽有关。
　　而安徽为什么走在改革前列？主要是因安徽的落后和特殊而产生的。
　　“四人帮”粉碎后，中国各地都掀起了对“四人帮”及其余党的清查运动。而在安徽，当时的省委负责人却以“安徽特殊论”为由，始终对此没有动作，冤假错案得不到平反，干部群众怨声载道。1977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4次开会，讨论安徽的问题。
　　迫于形势，中央不得不撤换干部，以此强力推进安徽问题的解决。于是，万里走马上任。
　　到安徽的第一个月，万里就大刀阔斧地解决了“四人帮”遗留的组织问题，再次验证了邓小平的眼光。
　　万里喜欢调研和行走，主政安徽之后的第一个月，即行走达“万里”。他的名字就是他本人行动的体现。
　　安徽是一个农业大省。万里坦承自己不了解农业，于是，他带着司机、秘书，和一两个记者朋友搞调查。当时有媒体形容万里，从皖南、皖东到皖北，这一走陆续就是三四个月，从夏日炎炎走到了白雪纷纷。
　　直到现在，安徽民间都还盛传一个故事：万里到了安徽后，对安徽的穷大吃一惊。他去山区看望农民，可老百姓不出来见他，因为没裤子穿，家里孩子藏在地锅里头取暖，春节农民吃不了饺子。万里说，当年杨白劳还借二斤白面，到集上扯二尺红头绳过个年呢，他马上命令农业部门开仓，给每户农民5斤面过年。
　　万里“越看越听越问心情越沉重，越认定非另找出路不可”。 后来，作为万里农村改革重要助手的吴象说：“正是安徽农村极度贫困的现状，让万里选择了一条铤而走险的路。”
　　被万里借调来协助自己工作的原农民日报总编辑张广友回忆说，万里调研，从来都是轻车简从，到哪都是他们两人，把车一停，自己就下去走。公社干部照着稿子念，万里把稿子一夺，不听他们形式主义的那一套，自己到农民家里去看。县长说别让万里同志到处乱跑，让我们带吧。万里说即便到地主家又有什么可怕的，看看他们的生活也好啊。
　　三个月调查研究的结果，就是起草了一个后来震惊全国的省委农村工作六条(草案)，简称“省委六条”。“六条”强调，农村一切工作要以生产为中心，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允许农民搞正当的家庭副业，产品可以拿到集市上出售，等等。
　　很显然，安徽“省委六条”与刚刚下发的“中央49号文件”精神完全背道而驰！安徽“省委六条”，彻底否定了此前“阶级斗争为纲”的发展方向。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看到后，非常生气地说：这六条，条条都是冲着大寨来的！
　　很快，陈永贵就组织大寨联合报道组对安徽的“省委六条”开始了强力反击。
　　金寨与大寨的交锋
　　万里在安徽主导的农村改革，其中就包括安徽的金寨，而这个金寨与凤阳，走的恰恰就是反山西大寨的路子。
　　金寨与大寨，构成了中国农村变革史上一个对立的两极。
　　山西的大寨与黑龙江的大庆，是当时中国农业和工业树立的两个典型，而万里又在安徽搞出了一个凤阳与金寨，当时的人们都说：这无疑是与中央对着干。
　　日~26日，国务院召开第三次全国农业学大寨机械化会议，要求省委一把手参加。万里拒绝了。他让省委第三书记赵守一替他去。临走前，万里嘱咐说：“你去了只听只看，不发言不吭气。大寨这一套，安徽的农民不拥护，我们不能学，也学不起。当然，我们也不能公开反对，回来后也不必传达。”
　　万里的这一举动，显然引发了陈永贵等中央保守派的极大不满。正面交锋由此开始。
　　1978年3月，万里亲自在《红旗》杂志撰文，题目是《认真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新华社随即向全国转发。并鼓动记者写文章为落实生产队自主权鼓与呼，而与此同时，陈永贵的动作远比万里要声势浩大得多。
　　春节过后，陈永贵组织驻昔阳、大寨的各新闻单位人员，针对当前新闻宣传上的消极和错误的舆论，写文章进行反击。
　　据回忆，当时，在大寨有一个极为特别的新闻组织，就是中央、省地级通讯社、报社、电台驻大寨昔阳的记者联合组织起来的“驻大寨联合记者组”，“不管你是哪一级、哪一家新闻单位，都用这个名义采访、写稿子。”
　　但记者们大致了解这件事情的背景，知道这是冲着安徽的万里去的，都感到有点为难。大家议了议，最后决定，只讲大寨、昔阳经验好，不去讲人家的不对，不交锋，不骂人。
　　但后来陆续发出的文章，依然可以嗅到浓烈的火药味。
　　日，《山西日报》将新华社记者冯东书的一篇内参修改后，以《昔阳调动农民社会主义积极性的经验好》的标题发表，文章不点名地把安徽省委和万里一块进行了一次大批判。
　　万里后来回应说：“既然《人民日报》领导说我们可以写文章。他们不点名地批评我们，我们也可以不点名批评他们，各说各的，摆事实讲道理嘛。”
　　在万里的强力推动下，包产到户于1978年底在安徽最穷的凤阳县小岗村正式实施。
　　由于反对声浪巨大，万里再一次受到批斗，但他泰然处之。他的态度是，只要群众能吃饱饭，挨批斗就挨批斗吧。最终邓小平的表态才力排众议，帮助万里完成了改革。
　　万里在工作
　　万里晚年在网球场上
　　“没有万里的勇气和头脑，就没有后来划时代的农村改革。邓小平说，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又从安徽开始。这一起点，和万里紧密相连。”吴象评价说。吴象曾任安徽省委副秘书长，协助万里在安徽推动改革。
　　壮士暮年的万里，已走过千山万水。
　　农民的儿子
　　吴象：万里在安徽当省委书记搞农村改革时几次说：“我们是靠农村起家的，农民是我们的父母，不能进了城就忘了娘了！”
　　万里的儿子万伯翱：去安徽前，老爷子不怎么管农业工作。但他的出身决定了他对农民有一种天然的感情。虽然没种过地，但他出生在泰山脚下城郊的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我爷爷穷得出去当兵了，在阎锡山部下，临汾战役打日本的时候牺牲了。当时万里还在曲阜师范学校读书。让一个不成年的孩子给父亲收尸，太惨了，但塑造出他坚强独立、知道珍惜、充满民族仇恨的性格。青年时代，他就组织学生运动，反抗日本侵略者，20岁出头就当上地委书记，位列“冀鲁豫的三大才子”。1949年我父亲随刘邓大军南下，迅速得力地给刘邓大军组织筹备了大量军需，得到了邓小平的赏识。老爷子说跟邓小平一起工作学到很多东西――果断、坚定、看事物的尖锐、处理事务的水平，一生教益无穷。
　　1952年年底，万里调任中央人民政府建筑工程部副部长，1958年，他主持修建了人民大会堂。
　　万伯翱：修建人民大会堂周总理任总指挥，但他主持国务院工作，实在太忙，大量的具体工作就由万里承担。
　　1962年，18岁的万伯翱高中毕业，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的万里送他下乡劳动锻炼。临行前，万里郑重其事地对儿子说：“我来自工农，你又回到工农。我从此就有了一个农民的儿子，这样我与农民的关系就更密切了。”
　　邓小平的“四大金刚”
　　“文革”时，万里和很多领导干部一样都被打倒。
　　万伯翱：文化大革命，老爷子那么耿直的性格，从来没说过软话。有一次对我开玩笑说，老大（万伯翱是万里长子），你也是工农兵啊，你也批判一下我们的资产阶级思想。
　　“文革”后期，邓小平开始主持中央工作，万里受命于危难，出任铁道部部长。在他努力之下，我国铁路运输开始向着“四通八达、多装快跑、安全正点”的方向迈了一大步。
　　吴象：当时的说法 “安全正点万里行”，既指火车万里行，也指万里这个人行。
　　然而1976年，万里再度被打倒，刚刚理出头绪和稍有起色的国防、能源、交通、教育等又陷入一片茫然和混乱。
　　万伯翱：就连奶奶也问我,“你爸爸领导铁道部，使车辆安全、正点到达，也不对吗？”我只好回答,“有人说这是资本主义，他们说宁要‘社会主义的误点’，也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
　　彼时，“四人帮”控制着宣传舆论大权，指使新华社派记者到国务院一些所谓“右倾翻案风”严重的单位――铁道部、教育部等部委“蹲点”，列席党组会议。其目的是利用记者写内参，反映这些单位领导的问题，为篡夺这些单位的领导权提供“炮弹”。这正是邓小平重用的“改革派”的几个部委，这些改革派，最出名的是“四大金刚”。
　　万伯翱：“四大金刚”排第一的是科学院的胡耀邦，然后是教育部的周荣鑫、七机部的张爱萍和铁道部的万里，当时老百姓说，邓小平的“四大金刚”可真能干。
　　当时的新华社记者张广友被派到铁道部“蹲点”。
　　张广友：万里知道我的任务是给“四人帮”提供“炮弹”，但他开诚布公地告知我铁道部的情况，与我谈心，也是在那个时候我们了解到彼此的正直。他在部领导小组会上检讨，我说你明明是违心的检讨，我怎么写（报道）。他说不检讨不行，很多违心的事情不能不做，党的组织原则四句话，你背最后一句话：全党服从中央。你可以保留意见，但必须听中央的。这是组织原则。
　　安徽改革岁月
　　1977年夏，被解放出来的万里被分配到湖北省工作。临行前他去看望邓小平，邓小平这时处于半解放状态，已经可以自由行动，尚未公开露面。听万里说要去湖北，他迟疑了一下说：“你不要着急走，再等一两天。”邓去向当时中央的领导人建议，安徽这个“老大难”要有个得力的干部去。于是，万里就转而去了安徽。
　　吴象：万里一到任就以省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省军区第一政委的名义，发布一道命令：支左任务（“文革”中人民解放军支持当时被称为左派群众组织的行动）已胜利完成，全省各地各机关三日内欢送军代表回军营，要敲锣打鼓，不得留难，有什么意见可以提交省委，统一转送军区处理。
　　这一斩乱麻的快刀扭转了纠缠不休的派系纠纷，迅速恢复了正常秩序。此后，万里多次深入基层作调查研究。
　　万伯翱：我父亲到了安徽后，对穷的程度还是大吃一惊。去山区看望农民，可老百姓不出来见书记，因为没裤子，家里孩子藏在地锅里头取暖，春节农民吃不了饺子。老爷子说，当年杨白劳还借二斤白面，到集上扯二尺红头绳过个年呢。他马上命令农业部门开仓，给每户农民5斤面过年。
　　1977年9月，应万里邀请，张广友被借调到安徽省委协助万里进行调研，列席省委常委会，并参与新华社安徽分社的领导工作。
　　张广友：他调研从来都是轻车简从，到哪都是我们两人，把车一停，自己就下去走。公社干部照着稿子念，万里把稿子一夺，不听他们形式主义的那一套，自己到农民家里去看。县长说你别让万里同志到处乱跑，让我们带吧。万里说即便到地主家又有什么可怕的，看看他们的生活也好啊。
　　3个月调查研究的结果，是起草了一个省委农村工作六条（草案），简称“省委六条”。
　　吴象：许多农民特别是干部开头疑惑很大：“省委六条”说“以生产为中心”、“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那“纲”还要不要呢？不是“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吗？反响最大、争议也最多的是关于联产计酬的问题。“省委六条”吸收有些地方群众的创造，允许生产队下分作业组，以组包产，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简称“联产计酬”。
　　广大农民认为“大锅饭”变小了，手脚也松了绑，特别高兴。而一些思想保守的领导干部和多吃多占的基层干部则强烈反对。
　　万伯翱：要不是对农民感情深，他绝对不会冒这个风险。1977年中央还在说 “农业学大寨”，老爷子一看现在还是百年不遇的大旱饥荒，农民没饭吃，这个大寨我学不起啊。小岗村的事出来后，我爸爸跟我妈妈说准备再次被打倒，乌纱帽不要了。可奇迹出现了，百年大旱之后第二年出现了丰收。农民利益和力量的结合，效果巨大。
　　万里坦然处之，只要群众吃饱饭，挨批斗就挨批斗吧。安徽被斗了两年多，斗得不可开交，最终是邓小平的表态才力排众议，帮助万里完成了改革。
　　张广友：最初不是邓小平让万里去安徽搞包产到户的。这是别人的误解。邓小平曾说了一句话，大意是：这么大事情，之前没打招呼，我不好表态。
　　万伯翱：邓小平一开始没表态，让你先干起来，有点后来摸着石头过河的意思。当时明确支持的是陈云。陈云对万里说，你的做法我很赞同，我举双手赞同。
　　1979年初安徽召开省委工作会议，研究如何使已见成效的改革得到巩固，继续发展。就在这个会上，凤阳县委书记、严格为小岗保密的陈庭元，才第一次向省委坦白交待小岗村包干到户的秘密，把一份书面材料交给了万里。
　　吴象：当时他站在那里，也不说话，看小岗村的材料。几天后刚散会就亲自踏着残雪到小岗去看。小岗人兴高采烈把花生往万里棉军大衣口袋里塞，万里不要，一位老太太笑着说：“往年想给也没有！”小岗人要求让他们试上3年，万里回答：“我批准你们试5年！”小岗人说：“有人打官司要告我们。”万里回答：“这个官司我包打了！”
　　在万里的强力推进下，小岗村的大包干经验一夜之间在安徽全境推广，民谣有云“要吃米，找万里”。后来，这个小村庄成了中国改革的一个符号。
　　坚持改革，坚持民主法制
　　由于当时国家农委主要负责人不大赞成农村搞包产到户，中共中央于1980年3月调万里同志任国家农委主任，全面主持农村改革。随后，万里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万伯翱：戏剧性的变化，中央让老爷子成了农委主任、副总理了，当时反对他的部门和人被他取代了。他认为在铁道部和安徽经历的是一生中两次最惊心动魄的斗争，他跟我说过，老大，你不是喜欢写剧本嘛，这就是一出戏啊。
　　1988年4月，万里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他提出：本届人大必须把保证改革和促进改革作为自己的首要职责，把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
　　上世纪80年代初万里就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中国改革的两大主题，要围绕这两个改革的主题推进我们的民主法制建设和各项工作。日，万里发表《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的讲话。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后来撰文说：这篇讲话不啻于一声惊雷，振聋发聩，在党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强烈反响。
　　万里指出，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在我国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这既有传统价值观方面的障碍，同时也从一个重要的侧面反映了我国政治体制方面存在的问题。我国政治体制上的一个重要弊病，就是领导权力过分集中，决策制度不健全。
　　与此同时，万里一直努力为坚持改革开放的干部保驾护航。
　　万伯翱：当时有人否定广东改革开放，老爷子很生气：你们把广东人民改革开放的成果放到哪去了？我听过老爷子说，特区的事就是要特办。老爷子每次接见梁广大、梁湘等人都非常高兴，评价他们是改革开放闯将，是勇敢的人。他不希望自己当什么领袖人物，他是个杀出一条血路的实干家，是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家。2002年春节老爷子最后一次去广东，有点英雄暮年的意味，他说我来跟广东人民告别。整个春节只专程看望了两个人，一个是习仲勋，当时习伯伯已经病得很严重了，过春节早早穿好了红色的衣服，白色的衬衫，等待着父亲，他们激动地拥抱了。老爷子说他来看他的老伙计了，一定要保重身体。习仲勋纠正他，什么老伙计，老战友了！两人谈笑甚欢。另外一个就是在李长春的陪同下去看了任仲夷，他们也是老相识了。
　　万伯翱印象最深的是在深圳，他陪父亲去莲花山，对着邓小平的高大青铜雕像，白发苍苍的父亲在冷风中深深地鞠了一躬。“我从未见他对什么人这么敬仰和深情怀念。”万伯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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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刊发于日《楚天都市报》
　　荆楚网消息(楚天都市报)
　　本报记者王正旺通讯员魏明星采访整理
　　中国的改革始于农村，而在农村改革中有两件最著名的标志性事件，一是安徽凤阳县小岗村18个农民订立生死契约搞分田到户，另一个是超卖万斤粮求购自行车的湖北应城农民杨小运。
　　16日，全省改革开放三十年巡礼采访团首站抵达孝感，话筒、闪光灯、摄像机再次对准了杨小运。“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一句话，天翻地覆！我既是改革的参与者,更是改革的受益者。”他以这样的开场白讲述他的人生轨迹。
　　买了收音机和手表独缺一辆自行车
　　1976年，我19岁，当上了生产队队长，没日没夜地做，可连续3年，农业生产还是上不去，每年春节后家家户户缺粮，有时等不到麦子黄，割回去连麸皮一起吃光。
　　生产上不去，我认为问题出在搞集体活，大家出工不出力。到1979年底，我就想把田分到户，可当时又没有政策。
　　很快，我的这个想法被杨河公社党委书记夏华树知道了，他找到我说，田不能分到户，但同意我根据生产队的情况作适当修改。
　　1979年10月秋播时，我放弃了分田到户的打算，把田分到三个小组。1980年夏收时，我们生产队一下就完成了全年的粮食任务，群众当年有了饭吃。那年我家分了2000多斤谷。当时，晚粳每100斤可以卖18块多。有了收入，我买了一台收音机。
　　我的信心更足了。这年10月秋播时，我找自家伯爷杨德学和人称秀才的杨春发一起商量分田到户，并告诉他们，经请示公社党委书记夏华树，他同意我私下搞，试一下，不要公开。他们二人一听，也同意了。随后，我们着手拟定了方案，田地按劳力分。
　　这年底，我又添置了一块上海手表，花100元在县城买的。那个时代的“三大件”，我齐了两件，独缺一辆自行车。
　　1981年8月，我们生产队24户人家用夏粮（小麦）和早稻完成了全年8万斤的订购任务，剩下的口粮也足够吃到过年。另外，还有110多亩中稻，近140亩晚稻待收。县委办公室的褚望绥科长和丁济平来调查后，非常高兴。我说我家还可以向国家超卖1万多斤粮食。他便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说：只想县里能供应一辆上海永久牌自行车指标给我。我以为县里的领导难道还买不到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后来我才晓得，实际上他们也买不到。其实当时我只是随便说说而已，并没有完全当真。
　　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回县城不久，《孝感报》报道了我卖粮求购自行车的事，一下子成了孝感和全国的热点新闻。
　　9月20日，我卖了10380斤稻谷。27日，公社通知我去开会，奖售给我一辆永久牌自行车，价钱是169元。那天，采访我的记者要我骑上自行车兜一圈，可是我一骑就歪倒，引来大伙阵阵笑声。
　　这年11月，我参加了全国新长征青年突击手表彰大会，1983年3月当选湖北省特等劳动模范，6月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万里委员长一席话激起我心中求学梦
　　1983年6月,我在北京开人代会时，参加了一个农民代表座谈会，万里委员长问我多大年纪，我回答说：26岁，初中毕业。万里说：做好一个农民，还是要多读书，多学知识。我有些紧张地说：我底子薄,担心跟不上。
　　1984年10月，我开始任大堰村党支部书记。那几年，全国鼓励致富，提倡“万元户”，我种了30亩地，一年下来，满打满算也只能挣五六千元。几年的摸爬滚打，深知知识的重要性，我决定去读大学，出来闯一闯。
　　1987年，全国人大代表届满前，我找同是湖北代表的华中农业大学的陈华奎校长。他建议我到武汉大学去读成人教育大专班。
　　随后，我找到副省长梁淑芬，梁副省长当时主管教育，她有些为难。一是我不够资格参加考试；二是即使我够资格考试也很难考上。于是，她向省教委的孙德华主任写了一封信，让我带着信直接去找他。
　　我当时认为这条路不一定走得通，就直接去找武大经济学家李崇怀教授，他对我说：“我回去直接找刘道玉校长，向他介绍一下你的情况，看看他有什么办法。”
　　这年5月，省人代会召开，我再次找到李教授，他告诉我，刘校长答应予以考虑，并希望和我当面谈一下。
　　当晚，我和李教授找到刘校长家里。刘校长说，考虑到我的特殊情况，学校已向国家教委打报告，申请破格录取，还说这是武汉大学有史以来的第一例。
　　至此，我读书的事终于有了着落。
　　珞珈山下求学两载招聘转干进城安家
　　1987年9月，我顺利地踏入武汉大学，就读于经管学院经管专业，住在枫园四舍107室。学校对我特别照顾，当时是四个人或六个人住一间寝室，唯独我一个人住一间寝室。
　　那一年我30岁，女儿刚3岁，儿子还不到一岁。班上50多名同学，我的年纪属中等偏上。读书期间，我真正做到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每年只在寒暑假和国庆节回家。但由于基础差，底子薄，学习上非常吃力，但我没有气馁，天天扎在书堆里。
　　功夫不负有心人，1989年7月，我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拿到了梦寐以求的大学毕业证。回应城后，我被招聘为国家干部，先后在巡检管理区、杨河镇等地工作，2002年12月起至今任应城市农办副主任、工会主席。也是这一年，我花12万多元在应城买了一套166平方米的房子，一家4口住进了城里。
　　回想我成长进步的历程，没有改革开放，就不可能有我的今天，对此，我感到很满意。
　　经典湖北极目楚天舒
　　原标题：万里委员长离任的时刻
　　本文刊发于日《人民日报》
　　日上午9时40分，人民大会堂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厅里，满头银发，身穿藏青色中山装的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坐到了主席台正中的国徽前，主持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的第一次会议。
　　过去五年间，言辞质朴的万里曾坐在这里主持了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三十多次会议，审议国家大事。他的同事――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的组成人员，今天和他一起，像往常一样坐到了各自的位置上。会场上坐着刚当选的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成员。大厅里华灯璀璨，万里脸上漾着微笑，亲切地向大家宣布：
　　“根据全国人大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我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组成人员参加今天的会议，就是一项任务：提出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的建议人选，请主席团会议推选。”
　　接着，工作人员宣读了名单草案。
　　“大家对名单草案有什么意见？”万里问。“没有意见，请付表决。”
　　当宣布乔石、胡锦涛、田纪云和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汉斌、倪志福、陈慕华、费孝通、孙起孟、雷洁琼等9人当选为主席团常务主席时，全场报以热烈掌声。
　　这时是9点58分。万里说：“我的任务已经完成。我预祝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圆满成功！现在，请常务主席主持主席团会议。我就告退了。”
　　新当选的主席团常务主席乔石站起身，在热烈的掌声中同比他年长8岁的万里紧紧拥抱。
　　随后，万里同在主席台就座的其他几位主席团常务主席一一握手，又转身向全场挥手告别。在人们的亲切注视下，他缓步退出了会议厅。
　　在七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任职期间，万里和他的同事们在这间会议厅里，履行宪法赋予的职责，审议制定并通过颁布了86部法律和关于法律问题的决定，听取和审议了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39个工作汇报，把自己辛勤的工作，留在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历史上。
　　万里晚年在网球场上
　　万里长子回忆 “父亲退休后有三条戒律”
　　1962年秋日的一个傍晚，北京东城区演乐胡同一个小四合院，万里的家中，聚齐了全家老小八口人。气氛显得颇为严肃，每个人都沉着脸，万里七十多岁的老母亲还时不时发出抽泣声。
　　万里打破了沉寂。他看向儿子，说：“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并不是不爱你。爱自己的孩子看怎么个爱法，是娇生惯养，把他放在暖房里头，还是让他到风雨中去锻炼，去吃苦？我还是决定送你到农业第一线去锻炼！”
　　这一年，万里18岁的长子万伯翱刚刚高中毕业，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北京市第一副市长的万里，决定送他下乡锻炼，遭到全家人的反对。万里特别召开家庭会议，将全家老老小小召集起来，给他们做思想工作。
　　40年过去了，如今的万伯翱已年过六旬，回忆当时的情景，每一个细节他都记忆犹新。他说，父亲之所以作出这个决定，一个深层的原因，是他对农民、对农村有一种天然的感情。“父亲还认为，年轻一代必须要到风雨中和艰苦的环境中去锻炼。”
　　万里打桥牌，刘华清（右）观战
　　对农民有一种天然的情感
　　对万伯翱的采访，就是从这段回忆开始的。“父亲没有想到，这一次家庭会议，这一个决定，改变了我的一生。我当了10年知青。一生最珍贵的阶段，都是在农场度过的。”万伯翱说，一直到他长大后，才真正理解父亲万里的性格。“父亲以身作则，一心为公，而且对下一代言传身教。他一生常常说的就是‘农民是我们的父母，不能进了城就忘了娘’。”
　　“父亲1916年出生在山东东平、泰山脚下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这里曾因《水浒传》名扬天下。当时，爷爷因为家里穷去当了兵，是阎锡山的部下，在临汾战役打日本时牺牲。父亲正在曲阜师范学校读书，突然有一天，有人通知他这个还没成年的孩子去收尸，父亲深受刺激。这些特殊的经历，也塑造了父亲坚强独立的性格。”万伯翱说。
　　万里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青年时代，他就以读书为掩护，组织学生运动，反抗日本侵略者，20岁出头就当上了地委书记，成为“冀鲁豫的三大才子之一”。万伯翱说，解放后，虽然父亲的官职越来越高，但他一生都忘不了自己是贫民的儿子。
　　上世纪60年代初，中国刚刚走出3年自然灾害，处于经济恢复期。国家号召大办农业，万里响应国家号召，将长子万伯翱送往河南省黄泛区农场劳动锻炼。万伯翱成为首都干部子弟下乡支援农村建设的第一人。当时的 《中国青年报》在头版头条对此事进行了报道。
　　“父亲决定的事情，没有人能改变。奶奶最终也只能冲父亲喊一句：‘把你的皮大衣给他带上！别把他冻坏了！”万伯翱感慨，即便是这个要求，父亲也没答应。父亲笑着对老母亲说：“不能给。一毛钱也不要给他。你知道，就是要让他自力更生。不过，这个月的伙食费可以带着。”沉思片刻，他又说：“钱是不能给的。但是要看书和报，可以给。爸爸大力支持！”
　　万里又郑重地对万伯翱提出要求：“不要总想着回来，你要想逃跑是不行的，除非你逃到海外去，我管不着；否则你就算逃跑回到这个家的门口，我也不会让你进的！”
　　万伯翱见父亲把话说得这么绝，把路堵得这么死，也横下一条心，“死心塌地地听父亲安排，就这么去干给他看看！”临走时，从不题字的万里在厚厚的笔记本上，为儿子写了两行字：“一遇动摇，立即坚持。”万伯翱就这样背着父母亲在战争时代用过的行李卷、两本书，怀揣着第一个月的15元钱伙食费，上路了。
　　万伯翱说：“我走后弟妹来信说，奶奶和妈妈时常流泪，尤其是和我同年级又同居一室的二弟，常看着我睡过的空床位默默流泪不止。家人不知道我在那遥远艰苦的地方独自一人如何生活。”
　　自从万伯翱去了农场，从1962年到1966年，万里共给他写了十七八封信，是给5个子女中写信最多的。“父亲开始是担心我动摇，担心我当逃兵，因为那时的艰苦谁都知道。但后来他在信中更多的是关心当地农民的情况，每次写信必问农民的生产和生活。”
　　1983年，邓小平（右一）、胡耀邦（左一）、万里（中）等到十三陵参加植树劳动。
　　邓小平是父亲最尊敬的领导和战友
　　原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曾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一书中写道：“1981年，我一到国务院就在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万里的直接领导下工作，直到他1988年离开国务院去人大常委会任委员长。在长期的共同工作特别是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对万里同志有了较深刻的了解，也与万里同志结下深厚的友谊。”“万里同志是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如果说小平同志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话，那么，他就是高级工程师之一。”
　　谈起父亲和邓小平的情感，万伯翱告诉记者：“父亲从入党开始，便长期追随邓小平，成为邓的得力干将。父亲跟邓小平一起工作学到了很多东西：果断、坚定、看事物的敏锐眼光、处理事务的辩证方法等等；而邓小平之所以信任父亲，也因为危急时刻，父亲都能够扛得住，出色完成任务。”
　　1949年，万里随刘邓大军南下，迅速有效地给刘邓大军组织筹备了大量军需。新中国成立后，万里一直跟着周恩来、邓小平搞经济建设。邓小平任政务院副总理，万里当第一任城建部长，1958年组织搞“首都十大建筑”；邓小平“三下三上”，有两次是万里与他风雨同舟同下同上的。
　　“文革”时，万里因为性格耿直，从不服软，和很多领导干部一样被打倒。“文革”后期，邓小平开始主持中央工作，万里受命于危难之中，四届人大后出任铁道部部长。万里面对遭受“文革”严重破坏的铁路运输事业，在邓小平的亲自领导下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短短3个多月，所有站段的运输堵塞问题基本解决。万伯翱说：“我听铁道部领导讲，父亲在任时制定的方针‘安全正点、四通八达、多装快跑’一直没有过时，为以后铁道部的改革奠定了基础。”
　　然而，1976年，万里再度被打倒，那时“四人帮”正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高潮。刚刚理出头绪和稍有起色的国防、能源、交通、教育等又陷入一片茫然和混乱。“四人帮”控制着宣传舆论大权，指使新华社记者到一些所谓“右倾翻案风”严重的单位――铁道部、教育部、科学院等部委“蹲点”，列席党组会议。这几处，正是邓小平重用的“改革派”所在的部委。在这些改革派中，最出名的是“四大金刚”。
　　万伯翱说：“‘四大金刚’排第一的是科学院的胡耀邦，然后是教育部的周荣鑫、国防科工委的张爱萍和铁道部的万里。‘四大金刚’本来是贬义词，但到了老百姓那里，就成了一种褒扬了。当时老百姓纷纷评价，邓小平的‘四大金刚’可真能干。”
　　粉碎“四人帮”后，万里被解放出来，1977年夏，被分配到湖北省工作。临行前，他去看望邓小平，向老首长辞行。邓小平这时处于半解放状态，可以自由行动，但尚未公开露面。他听万里说要去湖北，迟疑了一下说：“你不要着急走，再等一两天。”邓小平向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建议，安徽这个“老大难”要有个得力的干部去。于是，万里就转而去了安徽。
　　1991年12月，祖孙三代在中南海家中欢聚，共庆万里75岁寿辰。
　　“要吃米，找万里”
　　邓小平曾说，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的改革又从安徽开始。而这一点，和万里紧密相连。1977年6月，万里被任命为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开始主政安徽。他一头扎进基层，半年走了3000里路。万伯翱说：“父亲到了基层，对当地穷的程度大吃一惊，他看到农民没裤子穿，孩子都藏在地锅里取暖，临近年关，却为没有一两白面，吃不上饺子而发愁。父亲讲，《白毛女》里的杨白劳穷成那样，过年了也要给喜儿扎根红头绳，也要吃顿饺子呀！他马上命令农业部门开仓放粮，给每户农民5斤面过年。”
　　万里调研从来都是轻车简从，身边只有一两个工作人员，车一停，自己就下去走。公社干部照着稿子念，万里一把夺过稿子，不听他们讲形式主义那一套，自己直接到农民家里去看。3个月后，安徽省委出台了农村工作六条(草案)，简称“省委六条”。
　　许多农民特别是干部开始疑惑很大：六条说“以生产为中心”、“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那么，“阶级斗争”这个“纲”还要不要呢？不是“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吗？反响最大、争议也最多的是关于联产计酬的问题。“省委六条”吸收有些地方群众的创造，允许生产队下分作业组，以组包产，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广大农民认为“大锅饭”变小了，手脚也松了绑，对此特别高兴。而一些思想保守的领导干部和想多吃多占的基层干部则强烈反对。
　　万伯翱说：“要不是对农民感情深，父亲绝不会冒这个风险。1977年还在提倡‘农业学大寨’，父亲却想，现在是百年不遇的大旱饥荒，农民没饭吃，这个大寨学不起啊。他对‘农业学大寨’的会议淡然处之，对极‘左’的形式主义那一套深恶痛绝。”会议要求各省第一书记参加，但万里就是不去，叫下属去，万里还交代：“你去只带着耳朵，什么话也不要讲，回来也不要传达，回来就抗灾、救命。”
　　不久，全国各地对安徽的批评声此起彼伏，有人说：“干部不是挂羊头卖狗肉，不是嘴上说社会主义，实际干资本主义，不管什么积极性都去鼓励，都去提倡”。也有人告诉万里，一场大论战就要开始了，来势很凶，你可要小心点儿！“当时真的是谈‘包’色变，群众拿着报纸来找父亲，问他还坚不坚持包产到户。父亲坦然处之，只要群众吃饱饭，挨批斗就挨批斗吧。安徽被斗了两年多，斗得不可开交，最终是邓小平力排众议，才帮助父亲完成了改革。”万伯翱回忆，“当时父亲还跟母亲说，做好准备再次被打倒，乌纱帽不要了。可奇迹出现了，百年大旱之后第二年出现了丰收。小岗村农民利益和力量的结合，效果巨大。”
　　在万里的强力推进下，小岗村的大包干经验一夜之间在安徽全境遍地推广，有民谣称“要吃米，找万里”。后来，这个曾经微不足道的小村庄成了中国农业改革开放的一个符号。现在被称为“农业改革开放第一村”。
　　1980年3月，中共中央调万里任国家农委主任，全面主持农村改革。随后，万里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常务副总理。
　　万伯翱感叹：“这真是戏剧性的变化。父亲认为在铁道部和安徽的经历，是他一生中两次最惊心动魄的斗争。他跟我说，老大，你不是喜欢写剧本吗，这就是一出好戏啊。”
　　不问事、不管事、不惹事
　　日，万里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岗位上退了下来，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在中央领导人中，万里算是较为长寿的。万里年近90岁时，读书、看报还不戴老花镜；走路很快，不用拐杖，也不用人搀扶；和别人谈话，思维敏捷，一语中的。
　　万伯翱说，父亲的养生秘诀是：三打、两看、一接见，即打桥牌、打网球、打高尔夫球，看文件、看报纸和接见客人。每个双休日，5个儿女再加上他们的孩子，都会聚集到中南海“含和堂”的四合院里，老老少少，欢聚一堂，叙说各自的所见所闻。此时，是万里最快乐的时候。
　　万伯翱回忆，父亲不止一次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对我来说，不问事、不管事、不惹事，就是对当权责任领导的有力支持。”因此，万里给自己作了三条具体规定：不参加剪彩、奠基等公务活动；不再担任名誉职务；不写序言不题词。
　　1993年9月，第七届全国运动会在北京隆重开幕，大会组委会一如既往地给万里送去了主席台上的票和请柬，但他没有出席。万伯翱说：“后来电视上没有父亲的画面，还引来很多猜测，以为父亲身体不好等等。其实那天，他和一些朋友去北京平谷县农村了。”此后不久，《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举行首发式，按说万里应该出席，但他又没有到场。日，首都举行隆重集会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万里也没出席……“这些锦上添花的事，没有父亲也照常进行啊！也省得人家不好排座次。”
　　万伯翱介绍，父亲退休后生活很有规律，每天午饭后要睡上一觉，一般两点钟起床去参加体育活动。每周打三四次桥牌，两次网球，偶尔打一次高尔夫球。万里的桥牌水平比较高，牌友也多，老的少的都有。万里说，他下来之后，什么职务也不干了，唯独桥牌和网球协会名誉会长，他还愿意当。
　　万伯翱还记得，2002年春节，他陪父亲最后一次去了广东，有点太阳西下、英雄暮年的意味。万里说他要跟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人民告别一下，之后真的就没再去过广东。“整个春节在广东父亲只专程看望了两个人，一个是习仲勋，当时习伯伯已经病得很严重了，过春节他早早穿好了红色的衣服，白色的衬衫，等着父亲，他们激动地拥抱。父亲说他来看他的老伙计了，习仲勋纠正他，什么老伙计，是老战友！两人谈笑甚欢。另外一个就是专门在李长春同志的陪同下，去看望了另一位改革开放的大将任仲夷，他们也是老相识了。”
　　这次广东之行，万伯翱印象最深的是在深圳，他和弟妹及当地领导陪万里去莲花山。对着邓小平的高大青铜雕像，白发苍苍的万里手持鲜花在冷风中深深地三鞠躬。“我从未见父亲对什么人这么敬仰和深情怀念。”万伯翱说，在他看来，父亲并不希望自己当什么领袖人物，“他只是个杀出一条血路的实干家。”
新华网沈阳７月１５日电（记者王天德、马令）【老兵档案】刘长俊，１９２６年出生在辽宁省宽甸县，１９４５年加入八路军。新中国成立后，转业到通化矿务局工作，１９８６年离休。
谁能想到，一个年近９０岁高龄的老兵竟可默记下当年军中盛传的３５首战歌，且吟唱有律，曲调激昂。
在吉林省白山市浑江区新建街道园林社区，老兵刘长俊的家中，他将自己一笔一画记下的歌本拿给记者看，“我余生只有一个梦想，希望当年那些战斗歌曲永远流传下去。”
“很多年，没有听到有人唱过那些歌曲了，可能有不少都已经失传了。”这几年来，刘长俊凭借记忆默写下当年的战斗歌曲，可让他抱憾的是，由于年代久远，有的歌词和调子都记得不够准确了，只能以民间曲调补上。
１９２６年，刘长俊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冬天穿不上棉裤，有几年晚上都是盖麻袋片睡觉。
家中兄弟姐妹众多的刘长俊，１５岁来到奉天打工，在日本人的一个铁工厂当工人。由于日本老板对中国工人非常苛刻，他和工友王树恩在１９４４年辗转到河北昌黎谋生。
在昌黎，刘长俊受王树恩共产党父亲的影响，和王树恩一起给八路军放哨、送信，又一起参加了八路军。后来，因为字写得好，他被选为文书，当上了文化干事。
“那时，几乎每打一仗，我们都要创作一首战歌，打仗前后都要唱，有时冲锋也唱，隆隆的枪炮声就是最好的伴奏！”刘长俊忘不了，有的战友歌没唱完就倒下了，有时在队伍中唱起歌，有一大半就掉眼泪了。“为啥？想战友了，教你唱歌的那个老兵，转眼就可能再也见不到了……”
“和日本鬼子打仗，离不开群众的支持，我们就常唱《军民鱼水情》《群众是我们的靠山》等歌曲，老百姓一听就明白了，咱们是人民子弟兵！”说着，刘长俊就哼了起来，“八路军和老百姓，咱们永远在一起，咱们是受苦受难一家人……”
新中国成立之后，时任某部指导员的刘长俊转业到通化矿务局工作，１９８６年在科长岗位上离休。
这些年，他很少对人说起自己当年的英勇，却在单位活动等场合主动演唱那些已让人有些陌生的战斗歌曲。
如今，刘长俊依然精神矍铄，经常应邀到政府单位、学校、部队和企业去教大家唱战歌、讲战斗故事。
采访当天，因为刚刚参加社区活动而嗓子有些沙哑的他，坚持要让记者听一听那些战歌，拦不住地一连唱了《八路好，八路强》《８?１５不能忘》等歌曲。
“我希望别让那些鲜血写就的战歌失传。”分别时，刘长俊一个劲儿地叮嘱记者“好好呼吁呼吁”。
　　原标题：万里长子回忆父亲：退休后不问事不管事不惹事
　　本文刊发于日《环球人物》
　　万里长子回忆“父亲退休后有三条戒律”
　　1962年秋日的一个傍晚，北京东城区演乐胡同一个小四合院，万里的家中，聚齐了全家老小八口人。气氛显得颇为严肃，每个人都沉着脸，万里七十多岁的老母亲还时不时发出抽泣声。
　　万里打破了沉寂。他看向儿子，说：“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并不是不爱你。爱自己的孩子看怎么个爱法，是娇生惯养，把他放在暖房里头，还是让他到风雨中去锻炼，去吃苦？我还是决定送你到农业第一线去锻炼！”
　　这一年，万里18岁的长子万伯翱刚刚高中毕业，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北京市第一副市长的万里，决定送他下乡锻炼，遭到全家人的反对。万里特别召开家庭会议，将全家老老小小召集起来，给他们做思想工作。
　　40年过去了，如今的万伯翱已年过六旬，回忆当时的情景，每一个细节他都记忆犹新。他说，父亲之所以作出这个决定，一个深层的原因，是他对农民、对农村有一种天然的感情。“父亲还认为，年轻一代必须要到风雨中和艰苦的环境中去锻炼。”
　　对农民有一种天然的情感
　　对万伯翱的采访，就是从这段回忆开始的。“父亲没有想到，这一次家庭会议，这一个决定，改变了我的一生。我当了10年知青。一生最珍贵的阶段，都是在农场度过的。”万伯翱说，一直到他长大后，才真正理解父亲万里的性格。“父亲以身作则，一心为公，而且对下一代言传身教。他一生常常说的就是‘农民是我们的父母，不能进了城就忘了娘’。”
　　“父亲1916年出生在山东东平、泰山脚下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这里曾因《水浒传》名扬天下。当时，爷爷因为家里穷去当了兵，是阎锡山的部下，在临汾战役打日本时牺牲。父亲正在曲阜师范学校读书，突然有一天，有人通知他这个还没成年的孩子去收尸，父亲深受刺激。这些特殊的经历，也塑造了父亲坚强独立的性格。”万伯翱说。
　　万里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青年时代，他就以读书为掩护，组织学生运动，反抗日本侵略者，20岁出头就当上了地委书记，成为“冀鲁豫的三大才子之一”。万伯翱说，解放后，虽然父亲的官职越来越高，但他一生都忘不了自己是贫民的儿子。
　　上世纪60年代初，中国刚刚走出3年自然灾害，处于经济恢复期。国家号召大办农业，万里响应国家号召，将长子万伯翱送往河南省黄泛区农场劳动锻炼。万伯翱成为首都干部子弟下乡支援农村建设的第一人。当时的《中国青年报》在头版头条对此事进行了报道。
　　“父亲决定的事情，没有人能改变。奶奶最终也只能冲父亲喊一句：‘把你的皮大衣给他带上！别把他冻坏了！”万伯翱感慨，即便是这个要求，父亲也没答应。父亲笑着对老母亲说：“不能给。一毛钱也不要给他。你知道，就是要让他自力更生。不过，这个月的伙食费可以带着。”沉思片刻，他又说：“钱是不能给的。但是要看书和报，可以给。爸爸大力支持！”
　　万里又郑重地对万伯翱提出要求：“不要总想着回来，你要想逃跑是不行的，除非你逃到海外去，我管不着；否则你就算逃跑回到这个家的门口，我也不会让你进的！”
　　万伯翱见父亲把话说得这么绝，把路堵得这么死，也横下一条心，“死心塌地地听父亲安排，就这么去干给他看看！”临走时，从不题字的万里在厚厚的笔记本上，为儿子写了两行字：“一遇动摇，立即坚持。”万伯翱就这样背着父母亲在战争时代用过的行李卷、两本书，怀揣着第一个月的15元钱伙食费，上路了。
　　万伯翱说：“我走后弟妹来信说，奶奶和妈妈时常流泪，尤其是和我同年级又同居一室的二弟，常看着我睡过的空床位默默流泪不止。家人不知道我在那遥远艰苦的地方独自一人如何生活。”
　　自从万伯翱去了农场，从1962年到1966年，万里共给他写了十七八封信，是给5个子女中写信最多的。“父亲开始是担心我动摇，担心我当逃兵，因为那时的艰苦谁都知道。但后来他在信中更多的是关心当地农民的情况，每次写信必问农民的生产和生活。”
　　邓小平是父亲最尊敬的领导和战友
　　原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曾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一书中写道：“1981年，我一到国务院就在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万里的直接领导下工作，直到他1988年离开国务院去人大常委会任委员长。在长期的共同工作特别是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对万里同志有了较深刻的了解，也与万里同志结下深厚的友谊。”“万里同志是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如果说小平同志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话，那么，他就是高级工程师之一。”
　　谈起父亲和邓小平的情感，万伯翱告诉记者：“父亲从入党开始，便长期追随邓小平，成为邓的得力干将。父亲跟邓小平一起工作学到了很多东西：果断、坚定、看事物的敏锐眼光、处理事务的辩证方法等等；而邓小平之所以信任父亲，也因为危急时刻，父亲都能够扛得住，出色完成任务。”
　　1949年，万里随刘邓大军南下，迅速有效地给刘邓大军组织筹备了大量军需。新中国成立后，万里一直跟着周恩来、邓小平搞经济建设。邓小平任政务院副总理，万里当第一任城建部长，1958年组织搞“首都十大建筑”；邓小平“三下三上”，有两次是万里与他风雨同舟同下同上的。
　　“文革”时，万里因为性格耿直，从不服软，和很多领导干部一样被打倒。“文革”后期，邓小平开始主持中央工作，万里受命于危难之中，四届人大后出任铁道部部长。万里面对遭受“文革”严重破坏的铁路运输事业，在邓小平的亲自领导下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短短3个多月，所有站段的运输堵塞问题基本解决。万伯翱说：“我听铁道部领导讲，父亲在任时制定的方针‘安全正点、四通八达、多装快跑’一直没有过时，为以后铁道部的改革奠定了基础。”
　　然而，1976年，万里再度被打倒，那时“四人帮”正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高潮。刚刚理出头绪和稍有起色的国防、能源、交通、教育等又陷入一片茫然和混乱。“四人帮”控制着宣传舆论大权，指使新华社记者到一些所谓“右倾翻案风”严重的单位铁道部、教育部、科学院等部委“蹲点”，列席党组会议。这几处，正是邓小平重用的“改革派”所在的部委。在这些改革派中，最出名的是“四大金刚”。
　　万伯翱说：“‘四大金刚’排第一的是科学院的胡耀邦，然后是教育部的周荣鑫、国防科工委的张爱萍和铁道部的万里。‘四大金刚’本来是贬义词，但到了老百姓那里，就成了一种褒扬了。当时老百姓纷纷评价，邓小平的‘四大金刚’可真能干。”
　　粉碎“四人帮”后，万里被解放出来，1977年夏，被分配到湖北省工作。临行前，他去看望邓小平，向老首长辞行。邓小平这时处于半解放状态，可以自由行动，但尚未公开露面。他听万里说要去湖北，迟疑了一下说：“你不要着急走，再等一两天。”邓小平向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建议，安徽这个“老大难”要有个得力的干部去。于是，万里就转而去了安徽。
　　1991年12月，祖孙三代在中南海家中欢聚，共庆万里75岁寿辰。
　　“要吃米，找万里”
　　邓小平曾说，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的改革又从安徽开始。而这一点，和万里紧密相连。1977年6月，万里被任命为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开始主政安徽。他一头扎进基层，半年走了3000里路。万伯翱说：“父亲到了基层，对当地穷的程度大吃一惊，他看到农民没裤子穿，孩子都藏在地锅里取暖，临近年关，却为没有一两白面，吃不上饺子而发愁。父亲讲，《白毛女》里的杨白劳穷成那样，过年了也要给喜儿扎根红头绳，也要吃顿饺子呀！他马上命令农业部门开仓放粮，给每户农民5斤面过年。”
　　万里调研从来都是轻车简从，身边只有一两个工作人员，车一停，自己就下去走。公社干部照着稿子念，万里一把夺过稿子，不听他们讲形式主义那一套，自己直接到农民家里去看。3个月后，安徽省委出台了农村工作六条(草案)，简称“省委六条”。
　　许多农民特别是干部开始疑惑很大：六条说“以生产为中心”、“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那么，“阶级斗争”这个“纲”还要不要呢？不是“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吗？反响最大、争议也最多的是关于联产计酬的问题。“省委六条”吸收有些地方群众的创造，允许生产队下分作业组，以组包产，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广大农民认为“大锅饭”变小了，手脚也松了绑，对此特别高兴。而一些思想保守的领导干部和想多吃多占的基层干部则强烈反对。
　　万伯翱说：“要不是对农民感情深，父亲绝不会冒这个风险。1977年还在提倡‘农业学大寨’，父亲却想，现在是百年不遇的大旱饥荒，农民没饭吃，这个大寨学不起啊。他对‘农业学大寨’的会议淡然处之，对极‘左’的形式主义那一套深恶痛绝。”会议要求各省第一书记参加，但万里就是不去，叫下属去，万里还交代：“你去只带着耳朵，什么话也不要讲，回来也不要传达，回来就抗灾、救命。”
　　不久，全国各地对安徽的批评声此起彼伏，有人说：“干部不是挂羊头卖狗肉，不是嘴上说社会主义，实际干资本主义，不管什么积极性都去鼓励，都去提倡”。也有人告诉万里，一场大论战就要开始了，来势很凶，你可要小心点儿！“当时真的是谈‘包’色变，群众拿着报纸来找父亲，问他还坚不坚持包产到户。父亲坦然处之，只要群众吃饱饭，挨批斗就挨批斗吧。安徽被斗了两年多，斗得不可开交，最终是邓小平力排众议，才帮助父亲完成了改革。”万伯翱回忆，“当时父亲还跟母亲说，做好准备再次被打倒，乌纱帽不要了。可奇迹出现了，百年大旱之后第二年出现了丰收。小岗村农民利益和力量的结合，效果巨大。”
　　在万里的强力推进下，小岗村的大包干经验一夜之间在安徽全境遍地推广，有民谣称“要吃米，找万里”。后来，这个曾经微不足道的小村庄成了中国农业改革开放的一个符号。现在被称为“农业改革开放第一村”。
　　1980年3月，中共中央调万里任国家农委主任，全面主持农村改革。随后，万里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常务副总理。
　　万伯翱感叹：“这真是戏剧性的变化。父亲认为在铁道部和安徽的经历，是他一生中两次最惊心动魄的斗争。他跟我说，老大，你不是喜欢写剧本吗，这就是一出好戏啊。”
　　不问事、不管事、不惹事
　　日，万里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岗位上退了下来，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在中央领导人中，万里算是较为长寿的。万里年近90岁时，读书、看报还不戴老花镜；走路很快，不用拐杖，也不用人搀扶；和别人谈话，思维敏捷，一语中的。
　　万伯翱说，父亲的养生秘诀是：三打、两看、一接见，即打桥牌、打网球、打高尔夫球，看文件、看报纸和接见客人。每个双休日，5个儿女再加上他们的孩子，都会聚集到中南海“含和堂”的四合院里，老老少少，欢聚一堂，叙说各自的所见所闻。此时，是万里最快乐的时候。
　　万伯翱回忆，父亲不止一次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对我来说，不问事、不管事、不惹事，就是对当权责任领导的有力支持。”因此，万里给自己作了三条具体规定：不参加剪彩、奠基等公务活动；不再担任名誉职务；不写序言不题词。
　　1993年9月，第七届全国运动会在北京隆重开幕，大会组委会一如既往地给万里送去了主席台上的票和请柬，但他没有出席。万伯翱说：“后来电视上没有父亲的画面，还引来很多猜测，以为父亲身体不好等等。其实那天，他和一些朋友去北京平谷县农村了。”
　　此后不久，《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举行首发式，按说万里应该出席，但他又没有到场。日，首都举行隆重集会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万里也没出席……“这些锦上添花的事，没有父亲也照常进行啊！也省得人家不好排座次。”
　　万伯翱介绍，父亲退休后生活很有规律，每天午饭后要睡上一觉，一般两点钟起床去参加体育活动。每周打三四次桥牌，两次网球，偶尔打一次高尔夫球。万里的桥牌水平比较高，牌友也多，老的少的都有。万里说，他下来之后，什么职务也不干了，唯独桥牌和网球协会名誉会长，他还愿意当。
　　万伯翱还记得，2002年春节，他陪父亲最后一次去了广东，有点太阳西下、英雄暮年的意味。万里说他要跟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人民告别一下，之后真的就没再去过广东。
　　“整个春节在广东父亲只专程看望了两个人，一个是习仲勋，当时习伯伯已经病得很严重了，过春节他早早穿好了红色的衣服，白色的衬衫，等着父亲，
　　他们激动地拥抱。父亲说他来看他的老伙计了，习仲勋纠正他，什么老伙计，是老战友！两人谈笑甚欢。另外一个就是专门在李长春同志的陪同下，去看望了另一位改革开放的大将任仲夷，他们也是老相识了。”
　　这次广东之行，万伯翱印象最深的是在深圳，他和弟妹及当地领导陪万里去莲花山。对着邓小平的高大青铜雕像，白发苍苍的万里手持鲜花在冷风中深深地三鞠躬。“我从未见父亲对什么人这么敬仰和深情怀念。”万伯翱说，在他看来，父亲并不希望自己当什么领袖人物，“他只是个杀出一条血路的实干家。
　　万里家风万里扬
　　万里（中）在奥运会网球赛后与子女们合影
　　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不仅是一个对自己严格要求的人，而且对其子女、身边工作人员的要求也极为严格。尽管儿女们早已成家立业，老大、老二、老三已退休，但他对子女们的两个基本要求丝毫没有改变：“一是要忠诚于党和人民的事业，二是要自立自强。”虽是94岁高龄，但每当子女们前来看望他时，他总还要不断地重复这两句话，并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不时为这两句话注入一些新的内容。在他看来，只有党和人民的事业才是伟大、神圣的事业，也是共产党人的毕生追求。在他的严厉要求下，子女们无不遵循其“家训”，在极为平常的工作岗位上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言教　送子下乡务农
　　1962年9月，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副市长的万里，将18岁的长子万伯翱送到了河南省西华县黄泛区农场，和众多知青一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万伯翱在这里一干就是整整10年。
　　围绕万伯翱下乡的问题，家里还举行了一个家庭会议，专门请来了年近八旬的奶奶，尽管在会上，奶奶一直不赞同，妈妈也流下了眼泪，但万里却说，自己的孩子，不是我不爱，爱孩子，要看怎么一个爱法，怎么对待。长期生活在暖房里是一种爱，放在农村去锻炼也是一种爱，为此，我决定让老大到最艰苦的农村去，到农业第一线去，到生活的激流中去。
　　奶奶和弟妹们都哭了，奶奶说给他多带点钱和生活上用的东西。万里说，不要，什么也不要给他带，一毛钱也不要给他，就是要他自力更生。今后家里不会给他寄钱。
　　万伯翱出发时，妈妈边涛给他带了三样东西――一件是万里在抗日战争时期部队发的一床缝了又缝、补了又补的旧被子，一件是万里穿了多年的灰棉袄。而万里则送给万伯翱两本书和一个笔记本。一本是《论共产党员修养》，一本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从不爱题字的万里在笔记本的扉页上写着：“一遇困难、立即坚持。”就这样万伯翱带着父母亲的嘱托和牵挂，怀揣当月15元钱的伙食费，在警卫员的陪同下来到了河南省西华县黄泛区农场。
　　位于豫东平原的黄泛区农场，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刚去的时候住的是草屋，睡的是50多人的大通铺。用水要步行一里多路到井里一桶一桶地打。没有电灯，他用自制的煤油灯照明。在集体食堂吃饭，每天不是红薯加咸汤就是高粱花卷馍。惟一“奢侈”的物品是一台日产六极管半导体收音机，这是下乡时廖承志伯伯送给他的纪念品。他休息时听听新闻，有时也听听戏剧。他牢记临行前父亲的叮嘱，严格要求自己，不吸烟，不酗酒。他穿的衣服全是旧的，衣服烂了，自己学着缝补；平时不打扑克，不下象棋，每天晚上不顾一天劳动的疲劳，坚持在煤油灯下读书，写劳动日记；当时没有桌子，他就趴在床上去写。
　　1963年的春节，是他下乡后的第一个春节，万伯翱给母亲写信，希望回北京过年。万里在回信中说：“为了你更好地进步，更好地锻炼，你还是不回北京过年的好，你要在农场与工人们一块过。因为你刚去半年多就请假回来探亲，这不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过春节会很有意义。郑板桥有一首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此名言应作为你坚定革命立场的警句。同时寄去《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等书籍，望在春节空闲中，认真地阅读，并做好笔记。”
　　万伯翱接到父亲来信后，很失望、很沮丧，在他看来，父亲也太严格了，太不合乎情理了。在听从父亲的教导后，万伯翱愉快地留在农场。支部书记、大队长邀请万伯翱到他们家过节，就这样万伯翱分别在书记、大队长家过节后参加了拥军优属和农场组织的职工球赛，在阅读父亲邮来的书籍中度过了下乡后的第一个有意义的春节。
　　在万伯翱的记忆里，农场劳动着实非常劳累。白天下地干一天活，晚上还要看护果园。最苦最累的莫过于给果树打药，盛夏气温通常高达38摄氏度，职工们要在“蒸笼”似的果园密林中，穿着厚厚的劳动布工作服，头戴草帽，脸上再捂上厚厚的大口罩，裸露的皮肤上还要涂上一层能防农药侵袭的肥皂水，双手使劲地举着一丈多长、绑有铜喷头竹竿的橡胶皮管，跟着拖拉机作业。许多老职工都受不了，但万伯翱硬是挺过来了，每年要打十多遍药，几乎每次他都主动要求参加，从未因故请过假，旷过工。
　　由于他在农场始终牢记万里的话，埋头干活，日，《中国青年报》头版头条以“市委书记的儿子参加农业劳动”为标题发表文章，报道了万伯翱在父亲的鼓励下，下乡锻炼的经历。此后不久，周恩来在首都应届中学毕业生代表大会上，还把万伯翱称为干部子弟下乡的典型。上海人民教育出版社随即出版了《知青日记选》，精选了他的18篇劳动日记。全国一些报纸都先后报道了万伯翱的先进事迹。一时间，万伯翱成了万众瞩目的小“名人”，被有关部门树为全国知识青年的先进典型。
　　给他写信的知青、同龄人也多了起来。一度他回信都付不起邮票钱了，农场会计见此说，你给那些要求进步的知青复信是经过党委批准的，不用你再买邮票了，就放到我这儿和公家的信一起发吧。谁知，当万伯翱在家信中提到此事时，万里回信告诫他说:“这不行，这太特殊了，8分钱的便宜不能占，还是应当由你自己来付这个邮费。”
　　看到儿子的成长，万里非常高兴，1965年3月万里给万伯翱写了一封长信，赞扬他下乡后受到了锻炼，并再三叮嘱儿子：要学习好毛主席、刘主席著作，这是政治思想的“基本功”。一个人要真正提高政治水平，不学好这些书是不行的，而且一定要认真学，仔细读。万里挑选了一部分书寄给万伯翱，希望他能认真研读。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万里被当作“刘邓司令部的黑干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万伯翱也因此受到株连，被斥为 “农场黑党委的掌上明珠”、“黑帮子弟”。由于他诚实，在工作中积极肯干，在长期的劳动和生活中和当地的工人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在那个株连九族的时代，万伯翱没有受到太多的批判。
　　在万里的严格教导下，万伯翱坚信自己的路是正确的，对下乡务农无怨无悔，以豁达的态度直面挫折，最终，他以一颗真诚的心赢得了全场职工的信任。1972年春，在万里已被定为“敌我矛盾，内部处理”的情况下，万伯翱被全场职工和农场党组织一致推荐，进入河南大学外语系。
　　万伯翱在黄泛区园艺场劳动的10年，是万里较为担心的10年，在这10间，万里先后给万伯翱去过14封信，这在万里所写书信的记载中是最多的，至今万伯翱还保存着那些信件。40年后，万伯翱在接受凤凰卫视《口述历史》记者采访谈到这一切的时候说，父亲和他那一代人一样，在他们心里，孩子既是自己的，也是国家的，党的。只要党和国家需要，可以做任何牺牲。
　　1969年，万里又把小儿子万晓武送到了中苏边境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时珍宝岛刚刚发生武装冲突，边境形势较为紧张。许多朋友劝说万里缓一缓，但万里谢绝了朋友的好意。出发那天，万里把万晓武送到大门口，掏出20块钱递给万晓武说：“这钱你带上，穷家富路嘛。”
　　身教　实行“三不主义”
　　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万里，这位从政近60年的我党和国家高级领导干部，开始了他的离休生活。
　　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万里，对自己的要求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问事、不管事、不惹事”，以此作为对在位领导干部工作的支持。对此，万里在实践中给自己作了三条具体规定：不参加剪彩、奠基等公务活动；不再担任名誉职务；不写序言不题词。离休以来，他遵守自己规定的“三不主义”，过着“一动一静”的离休生活。
　　万里说，尽管他们对我都还很尊重，许多重要活动都还请我去参加，但我考虑再三，基本上都没去。我认为不去比去好。去了坐在哪里？讲不讲话？讲什么话?许多情况不了解，讲了人家听不听？这些都是问题。而且去了也不见得起到多大作用。与其如此，还不如能不参加的就不参加，能不出席的就不出席。当然，“不问事，不管事，不惹事”，并不是不关心党和国家大事。如果我真正有什么意见，该说的时候，我想我还会说的。
　　1994年国庆节，是新中国成立45周年庆典。北京准备举办大型焰火晚会，中央邀请万里在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万里说：“天安门城楼我就不上了，不过焰火还是要看，我就到人民大会堂看吧。”焰火观看完后，万里提出再看看人民大会堂。子女扶着老爷子在楼道内走了一圈又一圈。做子女的明白老人的心境。这座建筑是由万里在北京市委工作期间负责建造起来的。
　　万里退出政坛后，在生活上并没有感到枯燥。他的生活特别有规律，每天中午饭后要睡上一觉，起来之后去参加体育活动。每周打三四次桥牌，两次网球，偶尔打一次高尔夫球。吃饭一日三餐，比较素淡，有时喝点茅台酒和啤酒。他在饮食上不挑剔，比较喜欢吃狗肉、羊肉类的肉食。晚饭后看电视，除了新闻外他比较喜欢京戏。
　　万里每天仍在坚持多年形成的习惯，首先是阅读当天送来的各种报刊和文件。万里的听力不好，但视力很好，看东西不戴眼镜，有时一看就是几个小时。他的记忆力和分析问题的能力，依然不减当年。他说，我现在下去的时间少了，接触实际少了，我的主要信息来源，一是国内报刊的公开报道；二是港台海外报刊；三是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大量参考材料；四是中央和一些部门的文件；五是同一些领导和朋友交谈中了解的情况。长子万伯翱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书刊是万里一生的好伴侣，常常手不释卷。当毛主席批注的新版《二十四史》发行后，他极想一睹为快。他说：‘我在秘书那儿还有点儿钱，有好几千块吧？快去买一套吧！’可秘书联系后回来说，人家照顾首长，只收成本价，也得13.5万元（市场价15万元），老人家一听只摇摇头。是啊，他的工资除了生活必需外，几年加起来也不够这个数啊！后来，我们几个儿女集资给他买了一套，父亲如愿以偿，从此，一有空儿就细细翻阅起来。”
　　已是10年未离开中南海的他，每当外省市的领导，特别是老家山东省的领导请他去看一看新气象时，他总是摇头说：“我们下去要给人家添多少麻烦，还是别去了。” 夫人边涛去世后，孩子们怕他郁闷伤心，也经常劝他外出走走，散散心，他仍觉得那样太麻烦别人了，还是不去的好。就连每周到先农坛体育场去打网球，按照警卫规定，每次外出时可要求警卫和交管部门腾出专用道路，快速通行。但他却从不允许秘书或家人这样做，他说，北京的交通这么拥堵，不能再添乱。这样一来，他外出时也就经常被堵在路上，有时一堵就是一个多小时。
　　万里一生淡泊名利，在位期间面对朋友题字的请求，他总是笑着说，这样的事你们还是请书法家合适。万里惟一的女儿万叔鹏对笔者说：“我们刚到美国时生活很艰苦，生活的压力相当大，就在这种困难的时候，美国的一所大学找到我，他们提出，想请万里为学校题个词，他们愿意出4万美元的酬金。但我知道爸爸不会题字，所以我当面就拒绝了。4万美元呀，多大的数啊！当时正是我们最穷的时候，但我不后悔，万里不允许这样做。”
　　万里不仅喜欢文学，时常作一些小诗，而且他也很喜欢字画，当代大画家像李苦禅、蒋兆和、李可染的住房问题，都是他在位时协调有关部门帮助解决的，但他从未向他们伸手要过一幅作品。20世纪60年代，万里屋里悬挂的还是水刻木印的仿制徐悲鸿和齐白石的作品。
　　禁令　不准打我的旗号
　　在次子万仲翔心目中，父亲做事很极端，不留余地，太无私，甚至让他们这些做子女的感到有些绝情，这是他们那个时代为革命理想而献身者共有的特点。
　　万仲翔回忆说，我们家曾在东城区演乐胡同的一个四合院里住过，一天，单位为万里住的北屋装上了窗帘，南屋没有装。奶奶发现后大怒，怒斥万里：“万里，我不是人啊，你那屋装了窗帘，为什么不给我这屋装？”万里说：“工作人员说给你也装上，我怕公家花钱太多了，现在国家有困难，就给他们说你那屋就别装了。”奶奶又说：“那你没有津贴呀，你用津贴给我买嘛。”万里无言以对，连声允诺。后来万里用自己的工资为奶奶的屋安上了窗帘。
　　万里的父亲在抗日战争中以身殉国，当时母亲还不到40岁，一个不识字的小脚贫民女人带着3个孩子，日子过得可想而知。在万里的眼里，母亲的身影永远是在劳作、忙碌。那时，母亲最大的理想就是让万里能够读书，将来穿上一件长衫，当一个小学教书先生。初中毕业后，万里以优异的成绩如愿考上山东曲阜省立第二师范学院，一方面师范学院是培养教书先生的，可以满足母亲的愿望，另一方面学校除了能管吃管住，每月还能发5块钱的生活费，这样他就不用母亲再供养了。
　　在万里的心目中，母亲乐观、坚毅的态度对他影响很大，他崇拜母亲，敬仰母亲吃苦耐劳的品性，这种挚爱甚至影响到他的决策和观点。20世纪80年代初期，万里就经常对国家体委的领导讲：“你们要重视对女足的培养，中国妇女很能吃苦，我看女足冲出亚洲的希望比男足大。”事后有人说，万里料事很准。
　　解放后，万里就把母亲接到自己身边。万里交代孩子们，好吃的要先给奶奶吃，好用的要先给奶奶用。万里每次外出回家都要先到母亲那看看，坐在她身边，听她用家乡话讲这讲那，或随声附和，或开心一笑。
　　万仲翔说：“有一件小事使我永远不能忘怀。解放后，我们全家和几位领导住在重庆市市区一幢庄园式建筑物中。阳台上有些鹅卵石堆放在角落。我们这群从农村根据地来的孩子一时兴奋好奇，竟然向楼下的墙外投起石子来了，比赛看谁投得远，正投得起劲时，突然楼下传来哭声。这下闯大祸了。一群路人和家长带着头破血流的孩子找上门了。父亲正好在家，马上接待群众赔礼道歉，立即派人用车送头破的孩子去医院医治，然后回屋找我们问罪。我们躲在奶奶屋中啼哭，父亲破门而入大怒说：“你们仗势欺人，欺压老百姓，那还了得，那不成了国民党了。”父亲想重拳出击，被奶奶拦下了。
　　晚上吃饭时，我从楼上奶奶屋子出来，准备下楼，手中拿着一根奶奶哄我不哭的甘蔗，正碰见父亲在楼下等着，他横眉冷对朝我走来，我吓得面色如土，以为父亲要打我，只见父亲飞起一脚，踢断了我手中的甘蔗。从此我们再也不去那个阳台玩了。这是我一生中惟一一次经历的父亲发火事件，从此懂得了不能仗势欺人。父亲、母亲都是老师出身，平时不讲粗话，也没动手打过我们。”
　　万里的妹妹万云，从小在根据地长大，15岁就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大军进入大西南后，被党团组织选中派往苏联列宁格勒团校学习深造，以优异成绩毕业后被分配到团中央做组织工作。1953年，万云到团中央上班不久，时任中央建工部副部长的万里就找她谈话，认为她在机关工作高高在上不好，应该到工农中去，和工农相结合，更有利于自己的思想改造。万里硬是让她离开团中央，将其调入北京国棉二厂的工会。万云毫无怨言地投入到国棉二厂的各项工作中，获得了领导和工人的一致好评。先是当上了厂工会主席，后又担任厂党委书记。“文革”中因万里的问题被江青点名，造反派将她斗得死去活来。
　　万里被解放后，万云也相继解放，恢复了工作。在工作中吃苦耐劳，任劳任怨。北京纺织局的领导向万里征求意见，准备提升万云为纺织局副局长。万里听后马上一口回绝，说：“万云不够格，比她优秀的人多得是，还是先提拔别人吧，万云需要继续锻炼。”万里的一句话中断了万云的职务晋升。又经过多年努力，组织上没有征求万里的意见，万云才被提拔，当上副局长，临退休也不过是个局级干部。当年万云在苏联列宁格勒团校的同学有的当上了国家副总理，其余的也都当上部级、副部级干部。
　　无独有偶，就在万里刚担任副总理期间，为解决长子万伯翱妻子韩进川的进京问题，有热心人帮助将她从郑州铁路局调到北京铁路局工作。当调令即将发出时，万里听铁道部的一位领导汇报工作时提到此事，马上斩钉截铁地说：“在郑州铁路局工作不是很好吗？为什么都要往北京调？都来北京，郑州的工作由谁来做？夫妇分居两地的又不是只有他们，先解决别人的困难吧。”就这样，他的一句话就吹掉了韩进川进京的梦想。后来韩进川自己考入深圳大学，毕业后直接分配到在深圳工作，户口也落在那里，至今也没有进京。
　　在老百姓的想象中，万里被打倒时，其家人也跟着他吃了不少的苦头，现在万里已荣升副总理了，其家人也应该享受一下待遇，谁知，万里对他们的要求比过去更严厉。不仅规定了他们前往中南海的看望时间，而且还规定无论何时、无论何人，都不允许打着他的旗号办私事，特别是个人职务晋升、工作调动，具体细节还有不准用他的红色电话机打电话，不准公车私用等。
　　自万里当了副总理后对家庭的禁令就更多了。不过也有破例的情况。林彪集团成员邱会作的儿子邱鲁光，在部队表现不错，因邱会作出了问题，部队马上让他复员。但北京方面不敢接受，导致邱鲁光无法上户口，更无法安排工作。邱鲁光找到万仲翔诉说他的困境，并将写给万里的信让万仲翔转交。万仲翔斗胆冲破禁令向万里反映了情况，并递上求援信。没想到万里看完信后很快就批示让下面解决，还说：“父亲就是父亲，儿子就是儿子，共产党哪能搞‘株连’那一套。”有关部门接到万里批示后，很快就为邱鲁光办理了入京户口手续并安排了适当工作。（曾祥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