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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桂林之前，曾打算绕道黄果树瀑布一游。到南宁看朋友时，他建议我们到德天看跨国大瀑布，然后再决定是否去黄果树。按照朋友指点，在网上报了南宁散团两日游，德天瀑布+明仕竹排+通灵大峡谷三个景点250元钱，含吃住和门票感觉不太贵。28日早上，朋友送我们到旅行社集合地点集中，7点钟乘旅行大巴出发，在路上颠簸了几个小时后，先到明仕竹排游览青山碧水，再抵达崇左硕龙德天大瀑布游览。
德天大瀑布其实是个瀑布群，位于中越界河--归春河上游，导游说这条河原来叫归顺河，中越边民有通婚，犹如邻居一般往来。德天瀑布与越方的板约瀑布比邻，位居亚洲第一、世界第四，年均水流量约为贵州黄果树瀑布的三倍。6分月水量很大，瀑布气势磅礴、蔚为壮观。导游带我们进入景区，在观景台拍照后沿石阶来到河边码头乘上竹排，开始游览瀑布。
竹排先是横跨边境中线，沿越方一侧水域逆行，接近德天瀑布后再回到我方一侧，相当于不用护照出了趟国门。河对岸散落着一些简易棚，也有不少越南游客，有的坐在树下乘凉，有的在板约瀑布下游览。当我们乘坐的竹排到达边界中线时，越方商贩的小竹排便靠上来，向游客们兜售货物，我国游客好像更喜欢他们的法式香水。商贩们的汉语普通话说的很标准，也很会讨价还价，但除了生意用语，日常用于似乎听不懂。
接近瀑布下方后，瀑布溅起的水雾犹如下雨，不一会儿就打湿了衣服，游客只好躲进竹排棚内。在瀑布码头下竹排，爬上蜿蜒石阶，在二、三级观景台拍照后，然沿着山半腰观光大道，左行约1公里就是53号界碑。两国边民在此设点摆摊，各自兜售自己的旅游产品。看完53号界碑后，乘电瓶车或步行返回景区大门结束游览。
游览德天瀑布，领略边陲风情，虽然一身汗水，但却不虚此行。
景区大门上书“德天瀑布”四字，左侧为游客观光入口，右侧为游客出口。
越南一侧的板约瀑布与商贩竹排。
中国游客乘竹排沿边界中线越方一侧水域逆行。
由于逆水而行，每个竹排都有两到三人撑杆，但仍很费力。
一对越南情侣游览瀑布后，通过简易桥返回本国岸边。
在德天瀑布和板约瀑布之间空地上休息的越南游客。
越南承载游客的竹排，要比我国边民的游客竹排小一些。
在界河中线拍摄的德天大瀑布画面。
以下是在界河中线中方一侧拍摄的瀑布画面
当地小孩在瀑布一侧水域戏水玩耍。
在瀑布下方码头附近兜售的竹排商贩。
在二级观景台上游览拍摄。
上面几幅图片是在三级观景台拍摄的瀑布画面。
在三级观景点游览拍照的游客。
中越53号界碑，在“中国广西界”五个歪歪扭扭的大字中有一个错字，您知道是哪个字吗？
在53号界碑越方一侧摆摊设点的越南边民。以下是在观光大道上不同角度拍摄的瀑布画面。
主笔_季天琴重庆、北京、大连、合肥、上海报道
　　原标题：东窗事发
　　王立军突然出走美领馆，令举世震惊，其后顺势牵引而出的一桩涉及英国人尼尔·伍德的谋杀案，更是将薄谷开来乃至她的家庭推入谷底，重庆形势自此急转直下。作为打黑红人，王立军此惊世之举背后有着怎样的考量？
　　《南都周刊》报道，日凌晨5点，《南方周末》记者褚朝新与原重庆市副市长、公安局长王立军单线联系的号码上收到了一条短信，大意是英国人尼尔·伍德在渝被害，其破案剑指薄谷开来（以下简称“谷”），于是王被休假、入美领馆。这既是2月6日王立军出走美领馆后，外界首次听到其消息，也是关于尼尔·伍德案的最早信息。
　　半年后，薄谷开来、王立军先后接受审判。日，薄谷开来因犯故意杀人罪，一审被判死缓。9月24日，王立军因徇私枉法、滥用职权、叛逃、受贿，数罪并罚，共获刑15年。
　　《重庆日报》11月6日报道称，王立军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除上述问题外，王还存在收受他人贵重物品、利用职权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关系等严重违纪问题。
　　按照前述判决所示，尼尔·伍德之死，薄谷开来（以下简称谷）是主犯，重庆市委办公厅工作人员张晓军系从犯，重庆市局副局长郭维国以及李阳、王鹏飞、王智等四个高级警官负有包庇之责。《南都周刊》记者获悉的资料显示，在尼尔·伍德案的策划实施中，原大连实德总裁徐明起到了重要作用，亦可见到王立军的影子。
　　谷徐王三人之间，彼此关系密切。谷、王之间，徐明既是两人的钱袋，又充当了牵线认识的中间人。
　　徐和王的交情始于2006年，“朋友找王办事，他当场就办了，此后我们很熟”。检方指控，徐明也曾出资人民币285万余元为王立军在北京购置两套住房，并以其岳父名义办理了购房手续。
　　2007年底，时任辽宁锦州市公安局局长的王立军经徐明介绍，与薄谷开来结识。当年，谷身体不适，医生发现在其服用的虫草胶囊中混合了铅、汞。谷指控有人投毒。谷身边的工作人员称此为12.06案。徐明推荐王立军办理此案。
　　“后来处理了谷的司机，谷比较满意，后王立军调到重庆。”徐称。
　　2008年6月，王立军调任重庆市公安局长副局长，颇受当时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重视。日起，王立军一周内在市局召开三次会议，学习薄的讲话。王称，熙来书记要求给他压担子，他本人备感压力。他还提到，时任市局局长、党委书记刘光磊“两次跟我谈到担子侧重移位的事”。
　　此后三年，王立军仕途通畅，从重庆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一路飙升至副省级的重庆市副市长，不仅成为薄治理重庆倚重的手下，也是薄谷家庭内务的重要帮手。
　　薄谷开来供述，自12.06案后，她和王立军关系良好，“王立军担任了我医疗组的组长，工作之外对我也很尽心，我对他相当依赖，瓜瓜（薄谷开来之子）在美国的安保也是他负责。”因此，当认为尼尔威胁到其子的安全时，谷连续两次向王紧急报案。
　　尼尔·伍德和薄谷开来及其子的经济纠纷，由来已久。日，尼尔·伍德致信薄瓜瓜，索要1400万英镑的报酬。此前，尼尔曾参与重庆江北区的某土地项目，该项目后搁浅。薄瓜瓜回信拒绝，随后双方多次交涉未果。
　　日，尼尔再次致信薄瓜瓜，称“如果你言行不一，你将会自食其果。我对你还未完全放弃”。薄瓜瓜回复称，会据此采取措施。尼尔再次致信薄，称“如果现在还不是解决的时候，我们先把这个问题放一放吧。”
　　对尼尔的邮件，各人的解读不同。谷报案称，尼尔会“像当年毁掉圆明园一样毁掉薄瓜瓜”。在接到报案材料后，王立军安排副局长郭维国检查薄瓜瓜和尼尔的往来邮件。郭安排网安总队排查，认为事情并非谷说的那么严重，“没有恐吓信息”。
　　《南都周刊》记者获得的材料显示，11月11日，徐明前往重庆市委3号楼拜访薄谷开来，3号楼是薄家住地。谷向徐抱怨王立军办事不力。
　　在听到谷的抱怨后，徐明受托前去王立军处斡旋此事。王立军对徐明称尼尔·伍德是外国人，不好控制。徐借口称，“听说尼尔吸毒、贩毒”。
　　徐供述，自己话音未落，王立军说“这就好办了。”
　　《南都周刊》记者获悉，11月12日，王立军让徐明安排人致电重庆110，举报尼尔·伍德为西南贩毒网重要头目，并按王立军的要求，向王立军手机上发送了举报短信。当天，张晓军以薄谷开来的名义邀请尼尔至渝。
　　薄谷开来称，日，王立军来到3号楼，和她一起拆装封在红蜡烛里的毒药，中途她手疼，王还查找了氰化物的解毒方法，用高锰酸钾溶液给她泡手。
　　日11点35分，张晓军偕尼尔·伍德乘坐CZ8129航班头等舱，由京赴渝。王立军安排郭维国对尼尔进行监控，郭将监控手续放在12·06案中。郭介绍，这样做是为了方便操作，因为“这个案子是薄谷开来家里的事，到现在还没结束。”
　　如果说徐明是谷、王关系的牵线人，那么郭则是谷、王关系的见证人。
　　郭原为锦州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支队长，作为王立军的下属，曾协助王处理谷家的12.06案。2008年11月由锦州调任重庆市江北区委政法委副书记，历任江北区公安分局调研员、沙坪坝区公安分局常务副局长、局长等职，2011年1月，升任重庆市局副局长。
　　材料显示，薄谷开来称，在郭维国的任命上，她曾向原重庆市委组织部主要领导打过招呼，郭对她比较感恩，她也认为郭很不错，但只能保持和郭的距离，“因为王立军不希望其他人跟我们走近”。
　　对郭维国，王立军既利用又防备。薄谷开来称，王立军曾告诉她不要跟郭多说，因为此人“不可信”。平时，王又通过郭向其他东北籍干部如原重庆市公安局刑警总队长李阳、原技侦总队长王鹏飞、原沙坪坝区公安分局常务副局长王智等人安排工作、发号施令。
　　11月13日，郭维国安排王鹏飞对尼尔进行监控。薄谷开来供述，当天下午，王立军来到3号楼，告知其在飞机出口处对尼尔的监控情况，称一切都在他掌控当中。
　　据新华社报道，王立军在庭审时表示，为了不得罪薄谷开来，他回避了尼尔·伍德案。谷的供述却称，王在此案中推波助澜。
　　谷称，当晚8时许，王立军再次来到3号楼，“当晚我身体不舒服，他问我怎么还没去，我表示不想去，王立军说那不行”。材料显示，谷当场还写了一封信，称尼尔·伍德精神不正常，请求公安对她远距离保护。信的原件给了王立军，谷自己复印了一份。
　　“出门前，王立军还让我吃了一碗面。”谷称。
　　勤务人员王昊回忆，11月13日晚上，王立军来到3号楼，直接进了谷的卧室，中途还让他送了一碗面进去。
　　张晓军回忆，当晚王立军在谷的房间里呆了20多分钟，随后喊勤务人员“备车，瓜妈要见客人”。“瓜妈”是王对谷的特有称呼。
　　为了伪造尼尔·伍德吸毒、贩毒的现场，日，薄谷开来让张晓军带上一个棕色的VC瓶，里面装有冰毒、摇头丸等毒品。
　　新华社报道称，当晚21时许，薄谷开来、张晓军携带毒药和毒品，以及酒、茶等物来到尼尔·伍德入住的南山丽景酒店。谷与尼尔·伍德一起饮酒、喝茶。趁其醉酒呕吐后要喝水之机，谷将事先准备的毒药用酱油壶倒入伍德口中，致其死亡。
　　资料显示，当晚离开酒店后，薄谷开来通过勤务人员的手机致电王立军，后者未接电话。谷随后致电郭维国，问他“鬼子呢？”“鬼子”为薄谷开来用来称呼王的外号。郭维国随后去王的办公室，说谷在找他，王立军不耐烦地看看手机，说“知道了”。
　　“我感觉，王立军当时是故意不接电话”，郭称。
　　谷供述，当晚回到3号楼后，她用“红机” （保密电话）和王立军通话，简略告知了投毒过程。次日中午，王来到3号楼，谷详细告知。王对此进行了秘密录音。
　　据新华社报道，谷称，当天王立军“让我把案件的记忆抹去。我讲我有点担心，他讲过一两个星期就好了。”
　　这是一起张扬的谋杀案。郭维国供述，薄谷开来事后跟他提起，人是她杀的。徐明称，谷也曾告诉他，尼尔是间谍，她是为民除害，是英雄，跟圣女贞德一样。
　　谷向徐透露，当晚她上身穿紧身衣，下穿有裤兜的裤子，大腿小腿都有口袋，毒药、茶叶都放在兜里，尼尔喝多后，她把毒药下到茶里，本来一滴就够了，她多下了几滴。
　　薄谷开来、王立军一度关系非常密切。资料显示，日，身着红风衣、黑裙、黑色长靴的薄谷开来携其母范承秀，牵着宠物狗，莅临重庆市局，王立军作陪。当天，谷不仅参观了打黑展，还在王的办公室里把玩了微缩骷髅模型，亲手为王制作桌上装饰品。当年8月20日，谷开来到重庆街头探望执勤的王立军，并送水慰问。
　　鲜为人知的是，谷王两人都有多重身份。2009年1月，市民“乌恩”由辽宁锦州7711部队因退伍、转业迁入重庆。证件照显示，“乌恩”实为王立军。该张身份证由渝北分局签发，属黄泥磅派出所管辖。重庆市局即位处黄泥磅。《南都周刊》记者查实，两张分别署名为王立军和乌恩的身份证，年龄并不相同；当年6月，市民“开来”从北京东城区迁入重庆，迁入理由同为退伍转业，户籍地址也是黄泥磅派出所。“开来”和北京市民“薄谷开来”显示为同一人。《南都周刊》记者查实，这两张身份证年龄都是日出生，而据新华社报道，薄谷开来的真实年龄为日出生。
　　在重庆市局的一次打黑文学创作研讨会上，谷又变身为将军。日，谷身穿军装、佩戴专业技术松枝叶领花、陆军胸章、副军级级别章，参与座谈会，而座位上的名牌又显示为“开来律师”。除王立军外，参会者有重庆作家协会主席黄济人以及来自东北的作家等人。
　　他们的外号，也能体现各自在圈子内的地位和关系。薄谷开来母子昵称王立军为““鬼子”，李阳、王鹏飞、王智称王立军为“老师”。对谷的称呼则各不相同：王立军称谷为“瓜妈”；郭维国称她为“律师”；3号楼的工作人员称谷为“五哥”，因谷在家排行第五；日晚上薄谷开来举行的晚宴上，喝高了之后，称王立军为“老师”的李阳、王智等人既称谷“师母”，又叫她“大姐”。
　　在薄谷开来看来，她和王的关系，月份出现了罅隙。谷称，自2011年5月王立军当选为重庆市副市长后，想进市委常委没能如愿，“有一次，王立军让他的女儿跟我说，当副市长不如当市委常委，他本人也在场”。
　　“还有一次，王立军在3号楼告诉我，他能不能进市委常委，就是薄熙来一句话。晚上薄回来我跟薄说了。薄很生气。”谷称。
　　据新华社报道，当年8月12日，薄谷开来之子薄瓜瓜有事想见王立军，王立军谎称自己在万州，结果薄瓜瓜在夜赴万州的路上差点出车祸，谷因此对王立军很生气。
　　但这些小插曲，并未影响谷在尼尔·伍德一案上对王立军的信任和倚重。日，尼尔·伍德被发现死亡后，王立军指派郭维国负责此案。郭召集李阳、王鹏飞、王智到现场。郭称，“我们都是王立军圈子里的人”。11月16日，郭维国等人做出尼尔·伍德系酒后猝死的结论，王立军未提出异议，并同意隐匿谷到过现场的证据。11月17日，王立军将王鹏飞、王智提取的酒店监控录像硬盘交给薄谷开来。
　　“11月18日，王又到3号楼，说他随时监控这个事。”谷供述称，当晚尼尔·伍德火化后，王立军用红机电话打给她，说了8个字“化作青烟，驾鹤西去”。
　　到了2011年12月份，重庆市局气氛稍显怪异，有比较敏感的警员预感可能会有事发生。日晚10点，王立军紧急召集市局党委扩大会议，名曰“研究廉政建设”。会上他首先清理了自己名下的车。他通知警保部，北京那辆武警牌照的车要从自己名下移出，供班子成员共同使用，“凡市局领导到北京都要用那台车”。
　　对于在重庆由其使用的几辆奔驰、别克商务车，王称，这些车不能归于个人。他把每辆车都指定给了其他党委成员。
　　他还在会上解释了研究基金的事。重庆恒德集团总裁王秉文在重庆万科悦府小区购置了三层别墅，捐赠给王立军建设“国际法医人类个体识别技术学会中心”。王秉文为山西煤老板，2009年在重庆茶园新城投资65亿人民币，开发工业地产。
　　王称，这个价值一千多万的捐赠虽是冲着他个人而来，但“必须交给国家，必须交给社会”。他要求，这些事形成会议纪要，在组织部、纪委要有记载。
　　据郭维国、王智等人的证词，当时王立军面临的形势是，上级部门正在考察他。
　　3天后，日，王立军在京开会，原重庆市委组织部主要领导找王智谈话。王智供述，“我以为是谈王立军提拔的事。但是领导告诉我，我有今天的位置，都是3号院的功劳，让我要忠诚。”
　　当晚，薄谷开来在3号楼宴请李阳、王智、王鹏飞，及原重庆市局经侦总队长李永宁，后者也来自东北。对这场饭局，谷、王双方各陈一词。谷称是受王的请托，代为宴请他的学生。王则认为，这是一场探测口风的鸿门宴。
　　这顿饭，也埋下了谷、王二人矛盾的苗头。
　　12月14日那晚的饭局，颇显离奇。酒后的李阳为了让谷放心，让张晓军去自己办公室搬走碎掉的11·15案笔录和碎纸机。王智和王鹏飞次日在洗脚房醒来，对当晚没什么记忆。谷则打电话给王立军，称他的学生又叫她师母又叫大姐，“还没刑讯逼供呢，全都招供了”。王立军通知郭维国把这几个人带回北京。次日上午，郭维国带着王智、王鹏飞飞赴北京，李阳也于下午赶到，向王立军请罪。王立军责骂了他们的不得体，也提醒他们，“昨晚的酒被下药了”。王鹏飞说手上起了疹子，以佐证王的说法。李阳则认为，当晚喝的茅台，跟平常没什么两样。
　　王立军对李阳尤为生气。李阳供述，王立军骂他表功，问他是不是翅膀硬了想单飞，想单线联系3号楼。
　　郭维国推测：“王立军想通过11·15案控制薄谷开来，达到个人仕途目的。李阳在3号楼的表功透露了案情，破坏了王的计划和步骤。”
　　据新华社报道，王立军认为，应该是12月15日他当着郭维国的面责骂王鹏飞、王智的话传回了重庆，“从12月14日以后，谷开来就跟我变脸了，开始对我防备。”
　　2011年12月底，谷调换、审查了王立军身边4名工作人员。张晓军供述，12月下旬，趁王立军在北京开会，薄谷开来以其贪污腐败为由，带他查抄王的办公室。当天从王的办公室共抄走六十多双皮鞋，七八箱衣服，几十瓶香水，烟酒、补品、手表、金银若干。
　　这些举动，令谷、王的矛盾迅速升级。徐明回忆，日左右，薄谷开来让他到重庆，调解其与王的关系。
　　面对中间人徐明，谷、王的说法再次不一。谷的说辞是，中纪委正在查王，她搜他的办公室，把东西都带到3号楼，是为了保护王。
　　王显然认为找自己麻烦的是谷，中纪委只是她的托词。王向徐明抱怨，谷把他的东西列了清单，跟他女儿说他是第二个文强，说中纪委要办他，还让重庆纪委找他谈话。
　　日，徐明说服王立军去看望住院的薄谷开来。徐明供述，当天，王的情绪还是很大，谷也装睡，不理王。徐明先行退出，留下闹别扭的二人。
　　二人的关系并未因这次见面有任何起色。1月14日左右，王立军要求王智、王鹏飞、李阳各写一封辞职信，要点有三：尼尔·伍德为薄谷开来所杀，无法立案；谷安排他们做不恰当的事情；在3号楼喝酒，怀疑酒里被下药，心生恐惧。
　　王智等人供述，王立军并非要他们真辞职，而是利用他们的辞职来向谷施压。郭维国也按王立军的要求，写了尼尔·伍德案现场勘查存疑报告。报告中称，尼尔·伍德案与首长夫人“K”有关。
　　谷对王也日渐防备。1月23日，大年初一，徐明在重庆。徐称，王立军跟他抱怨薄谷开来竟然通知进3号楼之前要先报车号，“以前王几乎每天都要去3号楼见谷，都是长驱直入，最近居然被挡，他很生气。”谷也告诉徐，王“根本不行”。
　　徐明供述，1月26日左右，王立军给其电话，让他去薄熙来那说说谷飞扬跋扈的情况，替他说说话。徐明认为此举不妥，有挑拨夫妻关系之嫌，予以拒绝。王告诉徐：“你要是去了，就是为了党和民族大义，做了一件大好事，如果不去，就会发生一件惊天动地的爆炸事件，覆水难收。”
　　“我觉得他很嚣张，就去了重庆。”徐称，1月28日，他在3号楼见了薄谷开来夫妇。当晚，他还见了王立军。王向其透露，自己当晚见到了薄熙来，并向其控诉了谷的四大罪状：杀死尼尔·伍德；动用“两劳”人员搜查重庆市委秘书长徐鸣的办公室和家；让王立军抓其四姐谷望宁；让王立军抓薄与前妻的儿子李望知。王告诉薄，这些事情他都压着，办理尼尔案的几个警察要辞职，他也一直维持着。
　　徐明回忆，当晚王兴致不错，说薄表扬了他，临走时还深情地跟他握了手，并说薄对他不错。
　　但事情在一夜之间发生了变化。
　　徐明供述，1月29日上午11点多，他到3号楼见谷，原重庆市委办公厅主任吴文康也在场。谷告诉徐，昨晚王立军向薄邀功，列举了她的四大罪状，1月29日上午，薄把郭维国、王立军都喊去，当场把茶杯都摔了。
　　郭维国供述，1月29日上午9点，他和王立军一起去市委1号楼，“薄骂王，说他陷害薄谷开来，又说他忘恩负义，越说越激动，伸手打了王一耳光，王立军躲闪了下，嘴唇还是出血了。王立军又向薄解释，和薄出去说话。”
　　新华社报道称，郭维国在讯问笔录中称，“打了王立军，导致矛盾就公开化了”。当天下午，王立军召集李阳、王智、王鹏飞，要求重新制作尼尔·伍德案案卷，案卷指向薄谷开来。
　　王立军仍未对自己的仕途感到绝望。王智、王鹏飞等人称，王立军并未将此案上报公安部，他并不是想真正破案，而是为了达到个人目的。
　　郭供述，当天他和王立军返回市局时，他对王称：“这回咱们是打不着狐狸还惹一身骚，还不如真整呢。”王立军答：“能真整吗？这回也达到80%的目的了，还有20%挂起来了。”
　　王立军确实并未放弃与薄、谷修好的努力。他给二人写了一封信。2月1日上午，徐明在3号楼薄谷开来处看到了这封信，信的内容是表忠心，称所有问题都是吴文康的挑拨。
　　日上午9点，王立军在市局15楼的局长办公室会见驻渝某部领导，双方讨论的是一个涉及军地双方的强奸案，王透露，这是他“最后一次局长公务”，因为昨天市委已决定他不再兼任公安局长，而他本人前几天就已经知道这个结果。
　　2月2日中午，重庆市局召开党委会议，宣布王立军不再兼任市局局长、党委书记。原重庆市江津区委书记关海祥代替王立军，担任市局党委书记职务。
　　王立军被撤职当天，王智为表效忠，给薄谷开来写了悔过信。谷供述，“信上说王立军指使他陷害我有7条人命。当天我到市委1号楼去找王立军对质，王打了自己的耳光，辩解不是他指使的。”
　　据重庆市局办公室民警李娜（化名）回忆，2月4日，王立军还未搬离市局，薄谷开来来访，两人在王的办公室密谈了很久。当天中午，谷、王二人在市局14楼政务接待餐厅用餐，在外的服务员听到了谷的哭声。
　　2月2日，不再兼任市局局长的王立军，其副市长一职的分工也被调整，从分管政法领域换到分管教科文卫口。据新华社报道，2月初，王身边另外3名工作人员又被非法审查。王感到自身处境危险，遂产生叛逃的想法。2月6日，王立军以洽谈工作为由，于当日14时31分私自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在美领馆内，王立军称因查办案件人身安全受到威胁，请求美方提供政治避难。后经重庆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劝导，王于2月7日离开美领馆，并向有关部门反映了薄谷开来涉嫌故意杀害尼尔·伍德的问题。
　　8月9日，薄谷开来涉嫌故意杀人案开庭。谷在庭审时表示，尼尔·伍德案给党和国家带来了很大损失，“我应当承担责任，我将永远难以心安”。提到王立军时，她遗憾自己“用人不察”，“这个人实在太卑鄙了”。
　　王立军也认为薄谷开来拖了自己后腿。9月17日，王在成都中院受审时称，“这个案件如果不是牵涉到谷，我肯定会安排多管齐下，早就把这个案件查清了。”
　　在法庭最后陈述时，王立军表示：“对检察机关指控的犯罪，我知罪、认罪、悔罪……对培养关心我的组织、社会各界和亲人，我要在这里真诚地说，‘对不起，真的对不起，让你们失望了’”。　
附另两篇：
王立军确实该挨耳光
&发布在&&&
几个月前，新华社通稿《王立军案件庭审及案情始末》中披露：“日，王立军向当时的重庆市委主要负责人反映薄谷开来在11&15案件中有重大作案嫌疑，29日上午受到其怒斥，并被打了耳光。”当时大家都对此大惑不解，好像任志强还是谁就在微博中提出疑问：为何28日反映情况，却到第二天29日挨了耳光？现在，《南都周刊》的《起底王立军》披露了更详细的案情，这个疑问应当有了答案。
首先声明，本文不论及当事人行为的正义性与否，只从其私德角度进行分析。
王立军和谷之间，如果是主仆关系，则应讲一个“忠”字，如果是朋友关系，则应讲一个“义”字，如果是更进一步的关系，则应讲一个“情”字，可是，王立军未做到忠也未做到义更谈不上情，真可谓不忠不义，无情无义。
谷杀人，王立军完全是同谋共犯，深度参与而且推波助澜。第一，共同准备毒药。“日，王立军来到3号楼，和她一起拆装封在红蜡烛里的毒药，中途她手疼，王还查找了氰化物的解毒方法，用高锰酸钾溶液给她泡手。”第二，安排人员对尼尔进行监控并向谷随时通报监控情况。“11月13日，郭维国安排王鹏飞对尼尔进行监控。薄谷开来供述，当天下午，王立军来到3号楼，告知其在飞机出口处对尼尔的监控情况，称一切都在他掌控当中”。第三，帮助谷下杀人决心，催促谷实施杀人行为。“当晚8时许，王立军再次来到3号楼，“当晚我身体不舒服，他问我怎么还没去，我表示不想去，王立军说那不行”。“
张晓军回忆，当晚王立军在谷的房间里呆了20多分钟，随后喊勤务人员“备车，瓜妈要见客人”。
既然共同做事，就要共同承担。可是王立军却偷偷录音并以此相要挟。
本来，尼尔已经“化作青烟，驾鹤西去”，一切都已过去。可偏偏王立军和谷产生了矛盾。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产生矛盾？第二，矛盾究竟有多大？我认为，王立军在这两个问题上都犯了错误。
第一，产生矛盾的原因在于王立军行事不密。可以确定的是，二人产生矛盾源于三号楼的那次酒宴。在那次酒宴上，王智等人酒后失言。二人之间的关系，是打死也不能说的，岂可轻易告知他人。可偏偏王立军的学生却知道了。日晚上薄谷开来举行的晚宴上，喝高了之后，称王立军为“老师”的李阳、王智等人既称谷“师母”，又叫她“大姐”。谷则打电话给王立军，称他的学生又叫她师母又叫大姐，“还没刑讯逼供呢，全都招供了”。他们是怎么知道的？肯定是王立军平时拿二人关系在他们面前炫耀。
第二，王立军对矛盾的性质做了误判。那次酒宴后，谷做了很多事，包括查抄王的办公室。那么，这个矛盾有多大，也就是说，谷究竟要搞到什么程度？很显然，王立军认为谷要置他于死地。但是，这就是他犯下的最大的错误。“日，徐明说服王立军去看望住院的薄谷开来。徐明供述，当天，王的情绪还是很大，谷也装睡，不理王。徐明先行退出，留下闹别扭的二人”。注意“闹别扭”三个字，这简直是传神之笔。只不过是闹别扭，只不过是女人耍小性子罢了。有人或许会说，这性子耍的也太大了吧？但是，注意，一定要注意，这二人之间除了亲密关系以外，还有一层关系，那就是主仆关系。正是谷有这双重身份，所以耍起性子来岂是普通妇人可比？看过阎连科《为人民服务》的应当记得，当性奴士兵有时忘了身份把自己当成丈夫的时候，那位师长夫人给性奴士兵刷起性子来那个天翻地覆。正是王立军忘了自己的奴才身份，所以将一场闹别扭判断为决裂，从而错误地向薄西来摊牌，结果导致事情的结果即未遂王立军所愿，又出乎谷的预料和掌控。当然，最后谷也意识到这性子耍得太大了，所以在王立军被免职两天后，“２月４日，王立军还未搬离市局，薄谷开来来访，两人在王的办公室密谈了很久。当天中午，谷、王二人在市局14楼政务接待餐厅用餐，在外的服务员听到了谷的哭声。”
现在回到前面那个问题，薄为什么在听汇报后第二天才打王立军耳光？
“徐称，1月28日，他在3号楼见了薄谷开来夫妇。当晚，他还见了王立军。王向其透露，自己当晚见到了薄熙来，并向其控诉了谷的四大罪状：杀死尼尔&伍德；动用“两劳”人员搜查重庆市委秘书长徐鸣的办公室和家；让王立军抓其四姐谷望宁；让王立军抓薄与前妻的儿子李望知。王告诉薄，这些事情他都压着，办理尼尔案的几个警察要辞职，他也一直维持着。徐明回忆，当晚王兴致不错，说薄表扬了他，临走时还深情地跟他握了手，并说薄对他不错”。注意，王立军向薄汇报的意思，是他和手下发现了谷杀人的事，手下压力大要辞职，他一直压着。如果事实却是如此，那忠心可嘉，薄自然感激他，但问题是薄当晚问老婆后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你他妈推波助澜极力怂恿我老婆去杀人，现在却反过来倒打一耙，以此要挟。换作你，你给不给他耳光？
有人说王立军挨了耳光后义不受辱，毅然投奔美领馆。事实是，他毫无骨气，首鼠两端。挨了耳光后，“王立军确实并未放弃与薄、谷修好的努力。他给二人写了一封信。2月1日上午，徐明在3号楼薄谷开来处看到了这封信，信的内容是表忠心，称所有问题都是吴文康的挑拨”。
“王立军被撤职当天，王智为表效忠，给薄谷开来写了悔过信。谷供述，“信上说王立军指使他陷害我有7条人命。当天我到市委1号楼去找王立军对质，王打了自己的耳光，辩解不是他指使的。”他那里来的骨气，嫌薄的耳光不重，竟自己打上了。但此时已晚，做奴却又背主，最后如丧家之犬，投奔美领馆，逃命而已。
当然，薄、谷二人，也不是好主子，至于王智等人，小人而已。总之，重庆这部黑帮剧，其中诸人，皆是“无道之盗”，就从黑道角度看，也毫无审美价值。
王立军标签
　& 王立军出名了。这个也是他人生的目标之一。
　　其实，我们身边有非常多的王立军的胚子，只不过他们现在还没有象王立军那样成功。
　　按我的理解和观察，王立军们大多数是这个样子的。
　　首先，他们出身底层，没有什么显赫的家世可言，和贵族式的官某代相比，要想出人头地，他们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在这个过程中，当狗是必须得，而且还必需当一只凶狗。这样才爬的快，才能讨得主人的赏识。
　　其二，在我们这个社会，出身底层，在官场上是先天的不足，但同时却也是极其强大的动力。王立军们常常有过人的精力，他们的存在意义，就是工作，工作，没有了工作就没有了一切。工作的目标通常不是按规则办事，而是揣摩是按主人的意图。一旦完全理解了主人的意图，他们会不顾一切的冲上去。
　　其三，他们一般没有受过很正规的系统的教育，对中国历史的理解常在在于“胜者王侯败者贼”这个基点上。他们基本上不懂中庸之道，他们当然没有世代老官僚们那样油滑，但是他们的机警和办事能力有常常让他们成功。
　　其四，鉴于其三，他们很在乎自己的那一些不足的地方，如知识面，如家世等等。于是他们就会用一些其他的东西来装扮自己。写字，著文，穿衣，和连篇累牍的英雄事迹都是他们必须要的。但是从内心里，他们从来看不起文化人，从王局在重庆几年换了五十几个秘书的事情中可以看出一斑。
　　其五，他们最喜欢拉帮结伙，同时又最怕同伙把自己的自己出卖，有又怕同伙把自己的独门绝技学到手。王局在重庆就不让自己手下的东北帮和不厚接近，就是这个道理。
　　其六，他们最明显的特征就做事没有任何底线。在奋斗的过程中，谁都可以利用，同时谁都可以出卖。没有什么正义和良知的约束，而在于什么时候和利益的大小。
　　最后一点，他们经常是在成功后又失败，但是你还是不得不承认他们是人才。
&该消息有了新进展：武汉市行政举报中心领导批示查办武汉市新洲区阳逻街计生办李双宝（现年54岁，有妻儿，月薪2千购有楼房2栋）奸淫14.5岁女孩搞超生一案，其结果是官方都被基层官员蒙蔽了，于是官方也蒙骗举报人说什么“查办后没有这回事”。举报人要求曾作过批示的武汉市行政举报中心书面答复举报人与公众，但是官方拒不出示任何书面答复，意在庇护丧尽天良的不法分子腐败官员李双宝。事实上2010年3月，举报人曾向武汉市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举报李双宝奸淫女孩搞超生一案，要求该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传讯其下属李双宝问究竟，——当时该计划生育委员会信访接待室姓杜的男公务员答复举报人说李双宝奸淫的那个女孩“已怀孕7个月，月份大了，月份太大的我们只能让人家生，领导也说月份太大了，只能让她生了”。可见，武汉官方与新洲当局的“查办后没有这回事”之说纯属抵赖与庇护之辞！
中国公众拭目以待武汉当局如何处理计生小官李双宝奸淫女孩搞超生一案，——任你庇护！萨达姆的头颅可断！卡扎菲的政权可翻！重庆文强的狗命可毙！难道新洲小萝卜头李双宝可以变相强奸女孩搞超生？显然抓计划生育的工作人员用变相强奸的方式搞超生实在是很荒唐的。这种利用人民给的权利来打压人民，来进行违法犯罪的行为，不正是胡主席“七一讲话”中指出的那一种最危险的类型吗？
武汉新洲官员以计生为名，不仅收刮民财赫赫不入国库，而且致死致残妇女无数！它们以发展教育为名，不仅卖岗获财万万不入国库，而且致使无数优秀民师失业！它们还卖城镇户口，不仅卖城镇户口获财万万不入国库，而且致使大量富人与超生大户弃村入户（进城）！更有甚者，它们还对获重刑的刑事在监犯人高某“卖岗”而获数十万不入国库，而且致使大量赌徒云集在“释放犯人”
高某的旗下。……如此种种，武汉新洲官员是个什么样？武汉新洲是个什么样？武汉新洲的各类机关是个什么样？一切都明白了！
试想武汉当局某些机关，某些人员，强词夺理什么“强奸”，什么“贪污一亿”，试图“跨境抓捕”什么“诬告者”，其实这只不过是庇护违纪与犯罪嫌疑人的一种拙劣伎俩。难道李双宝当年以威逼利诱而奸淫14岁女孩不是变相强奸吗？这里是说的变相强奸！难道抓计划生育的公职人员用变相强奸的方式搞超生不是很荒唐吗？这里是说的变相强奸导致上司庇护搞超生！所谓“贪污一亿”难道仅指小萝卜头李双宝一人吗？这里是说上司庇护搞出了一幕幕卖岗获财不入国库的金额！！！可见在武汉新洲难道不是有如重庆文强一样的货色么？它们难道还只“贪污一亿”么？难道这就是某官方所谓调查后说的“政府行为”？新洲的这类官员其行为事实能和政府划等号么？能和伟大的共产党划等号么？——铁证在！人民在！法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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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网友<font COLOR="#11-11-16
17:55:44&[举报]
对待人民群众与对待官员用"双重标准",&人民不会答应!!!!&岂能答应???&&为了政府的公信力,&&新洲与其上级赶快真实而诚意的给13亿中国公众和当代世界一个真实的说法!!!!
新浪网友<font COLOR="#11-11-16
17:57:28&[举报]
岂能对待人民群众与对待官员用"双重标准",???&&人民
马上就要儿童节了，翻开照片集，又想起故乡那些留守的孩子们。
说起留守儿童，很多人不会理解。为什么父母会这么狠心，抛下年幼的儿女和年老的父母远走他乡？其实，这都是贫困所造成的。故乡坐落在山区，一人能分得几分田地，注意，是一人几分田……田里产的稻谷仅仅只是口粮，没有办法产出更多的经济收益，除了田地，故乡也没有任何经济产业。所以，为了养活一家老小，壮丁们必须得抛家舍业，去大城市打工挣钱。在大城市里，农民工的收入也很有限，没办法拖家带口地举家迁徙，更没有时间照顾年幼的孩子们。其实说起来，也理解他们的难处，但一看到故乡满是老弱病残，心里马上会无限凄凉。
领居家的阿公阿婆有三个儿子，三个儿子又生下了五个孙儿孙女。儿子和儿媳妇们均外出打工，大孙子因读大学，所以不在家中，阿公阿婆带着另外四个孩子在家中留守。四个孩子，大一点的已上初中，小一点的才刚上幼儿园。阿公阿婆都年近八十，除了照顾孩子，还得做农活，这十几口人的田地，均需要耕种。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阿公阿婆的身体都很孱弱，上次回去的时候，阿婆的面容憔悴、声音沙哑，我基本上听不懂她在说什么。唯一能交流的，就是她那温暖的笑容。她的笑容让我想起小时候，我们经常去她家，吵着要她做好吃的，那时候的她，才五十出头，精神状况都还是挺不错的。这二十多年过去了，那些面容都渐渐老去，留给我们淡淡的忧伤。真希望她能享受到儿女们的清福，只怕这一生，很难了。
一老四少的留守生活。听说我要给他们拍照，阿婆马上换上新衣服出来。照片中的四个孩子，就是阿婆孙儿孙女，平时阿公外出劳作，只有阿婆一个人照顾他们的日常起居。当然，阿婆不可能只在家中照顾他们，也还得劳动。要按辈份来讲，我必须称阿婆为太婆，她比我爷爷的辈份还高一辈，那些孩子都还得叫我侄子。。。。。其中我最喜欢的就是那个最小的男孩，他叫李想。。。其中的那个女孩，我们都叫她狗妹。。。。
孩子们围坐在一起看电视。看看他们生活的环境。。。。。满地狼籍。。。。。。
这是农村女孩的房间。。。狗妹就睡在这间房里，太简陋了。虽然房子是新房，但做好了房子，装修都会没钱进行。。。。我们那儿都这样，外墙都装的白白净净的，房间里就乱七八糟。。。。。。
没有课桌，只有随地找个地方写作业了。。。
成绩还算不错。。。
阿婆在做饭了。。。
孩子们都饿了。。。
乘饭。。。。
一般就是几个人一盘菜，因为那天正好我家杀猪，所以这一天有肉吃，多了一个菜，另外一个菜是干菜，没有任何营养。注意，那碗有肉的菜成了孩子们非常喜欢的。。。。。对于不缺大鱼大肉的我们来说，很难体会孩子们对肉食的向往。。。。。
阿婆给孩子们倒肉汤。。。。
阿婆除了做饭，还得养猪，这是阿婆在老屋里切猪食。。。。
洗衣是阿婆每天必须做的事情，无论春夏秋冬。。。。冬天多冷啊。。。。在小河里洗衣。。。我们那儿都没洗衣机。。。。
阿公在犁田。。。。
阿公在挑秧。。。。。
一起劳作，收谷子。。。。。
阿公阿婆劳作时，孩子们一般都跟在后头。。。。。。
看到我都挺高兴的。。。不过他们和我不熟，我一年也就回去一次。。。。
最后，祝福他们吧！希望他们的生活越来越好，希望农村能快点富起来！希望故乡的人们，都幸福安康。希望漂泊在外的游子们，一定要记得家中的老幼，一定要记得他们生活在贫困中，生活在艰辛里。。。。。
信，还是不信，这是个问题。
　　北京“漂白蘑菇”调查、浙江钱运会案，种种网络热点都正在成为地方政府和新闻媒体公信力的一面镜子。即使有些猜测事后证明不过是一场谣言，但民众当初一边倒的怀疑仍在隐隐透露着一些信息。
　　今天，这种“不相信”的情绪，已然渗透进多数中国人的生活：吃饭不相信食品的安全性，出行不相信铁路行业解决买票难的能力和诚意，上医院不相信医生没有给自己多开药，打官司不相信司法会保持公正……
　　有人说，幸福感源自相信。而当怀疑一切成为整个人群的集体意识，中国人与幸福的距离又该有多远？
　　我们的信任去哪儿了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赵菲菲发自北京
这是一个神奇的国度。
　　我们曾经对一切都充满信任，对领袖、对革命、对资本主义的必将灭亡和共产主义的光明未来……但我们现在却似乎什么都不信不相信地方政府的表态，不相信媒体的报道，不相信身边人尤其，“政府说什么都加以怀疑，这已经成为多数人的习惯”。
　　当怀疑成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亚生：“不管钱先生之死的真相如何，考虑到舆论的偏向，这难道不正揭示了一种危机？如果你是官员，你不应该感到焦虑和担心吗？”
　　不相信其实未见得比相信糟糕，怀疑有时候是一种进步，说明信息渠道多了，社会开放程度增强了。但我们的问题是爱走极端、擅长创造世界之最。所谓中庸之道只是传说，现实是别人干不出来的我们干得出来，别人想不出来的我们也干得出来。一旦相信我们就热血沸腾全国串连亩产十万斤儿子打倒老子老婆跟老公划清界线，不相信则心如死灰躲猫猫欺世码豆腐不吃了国产奶粉不喝了老人家倒地也不扶了。
　　如今，怀疑和警惕已经成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因为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不断发生。住，我们有楼倒倒楼脆脆楼歪歪楼薄薄；吃，我们得小心假烟、假酒、假鸡蛋、假牛奶、地沟油、人造脂肪、美容而成的大米、药水泡大的豆芽、避孕药喂肥的王八、洗衣粉炸出的油条；出门，我们要提防推销的碰瓷的钓鱼（执法）的；上医院，我们担心假药、无照行医、被过度治疗（香港《太阳报》近日称，中国人去年一年输液104亿瓶，相当于人均8瓶）。此外，我们还要面对假票、假证、假中奖、银行诈骗、假老虎、假新闻等等。
　　面对如此世态炎凉只能茫然自问：我们究竟该相信谁？
　　武汉洪山区“钉子户”童贻鸿选择了首都警察。在武汉他被指控扔砖头伤人，因为不信任当地警方，自己花1000多块钱坐飞机到北京朝阳双井派出所自首。而浙江乐清村民钱云会被重型卡车压死一案，乐清警方第一时间发布微博澄清案情，但数万条跟帖绝大部分都抨击警方撒谎，人们不相信钱运会之死的背后没有打击报复。同样，在有媒体爆出八成火锅为“化学锅底”后，中国烹饪协会立即辟谣，但网民并不买账，并“人肉”出协会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乃某知名火锅企业老板的身份。
　　一时之间，“阴谋论”风行中国互联网。有时候，往往越是被官方或专家澄清的，反而越遭遇网民的质疑。英国《卫报》评论说：“人们对此类事件（浙江乐清案）的猜疑显示出当局所面临的信任问题的严重性。在所有国家，阴谋论在网上都很盛行，但在中国有着尤为强大的吸引力。”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亚生也表示：“不管钱先生之死的真相如何，考虑到舆论的偏向，这难道不正揭示了一种危机？如果你是官员，你不应该感到焦虑和担心吗？”
　　信任不再，只剩下笑骂狂欢
　　鲁迅说过：“我们都不太有记性。这也难怪，人生苦痛的事太多了，尤其是在中国。记性好的，大概都被厚重的苦痛压死了；只有记性坏的，适者生存，还能欣然活着。”
　　需要焦虑和担心的或许不只是政府官员。今天的中国，让我们不相信的土壤几乎随处可见且都相当肥沃。
　　“绿豆治百病”的张悟本之所以能大行其道，最初就是被中国中医研究院下属的产业部门聘为养生食疗专家，开讲座，上电视，卖产品，利益共享。当张悟本坐镇的建筑被以“违法建筑”拆除后，其他相关利益方的处境如何却没了下文。作家谢朝平因自费出版纪实文学作品《大迁徙》而遭遇陕西渭南警方赴京拘押，后者在敲开谢朝平租住房前自报家门称“人口普查的”，后来谢被取保候审。
　　怪事多发，就见怪不怪了。每件奇闻都会引来人群的围观和议论，但很快被新奇闻的热闹所取代。我们是能屈能伸知足长乐的民族，吃饱肚子就一团和气。鲁迅说过：“我们都不太有记性。这也难怪，人生苦痛的事太多了，尤其是在中国。记性好的，大概都被厚重的苦痛压死了；只有记性坏的，适者生存，还能欣然活着。”但真相没有弹性，而且刺目，扎手，揪心。
　　纵观中国历史，我们不仅出产残缺的身体太监和小脚女人，也出产残缺的精神奴性。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在1903年的《革命军》中说：中国人无历史，中国之所谓二十四朝之史，实为一部奴隶史。鲁迅在《华盖集》中说，中国的尊孔、学儒、读经、复古，是为知道“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反右、大跃进和文革更是让许多人都学会了说谎，而且把谎言上升到“爱国”的高度。
　　这是一种无奈的选择。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路威认为，有好些事情，因为我们做了某一群体的分子，就非做不可。这和真假对错没有关系。皇帝什么也没穿，但大家都夸他的新衣服漂亮。罪魁固然是别有用心的骗子和愚蠢虚荣的主子，鼓掌叫好的大众也并非无辜。个人相对于体制是渺小的，但体制又由每一个人构成。但是，正如陈凯歌指出的，站起来控诉的多，跪下来忏悔的少。
　　我们活着，而且确实“欣然”。任何可悲可恨的事情都可以用笑骂的形式变成娱乐甚至狂欢只要没发生在自己身上。我们在挖掘黑色幽默方面体现出无穷无尽的聪明才智。比如“蒜你狠”、“豆你玩”、“糖高宗”、“姜你军”和“床前明月光，我爸是李刚”。我们编出《救助老人安全宝典》，我们在《阿凡达》里看到野蛮拆迁，从《让子弹飞》的台词“步子迈大了容易扯着蛋”读出政治隐喻。
　　除了自己，还能相信谁
　　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在一次公检法系统笔试中让18位少先队员来监考，结果抓出25个作弊的。公检法的责任是维持社会正义，他们自己内部的公平却要未成年人来监督。
　　我们活在两个世界。现实中，我们不相信一切陌生人。我们明哲保身，安安稳稳做沉默的大多数；家家都安防盗门，低层住户都装防盗网；我们不敢让小孩自己上下学，学校门口有警察维持治安；我们对陌生人充满警惕，人口普查遭遇入户难。虚拟世界里，网络是那件神奇的衣服，把大家全变成了蜘蛛侠。现实到了网络就完全调了个儿：发言者陷入沉默，沉默者开始发言；权贵默默退后，草民成了主角。
　　所以，一些人说，现在的人很虚伪。这种虚伪甚至渗入我们的教育。百度百科有个词条“伪文章”，指的是不惜通过虚构事实表现真善美的小品文。其煽情和编造手段之虚假严重到令人发指的地步，代表作就是入选小学语文教材的《一面五星红旗》。给儿童爱国主义教育没问题，关键在于以什么方式进行这种教育。当“伪文章”充斥教科书，虚伪就不仅变得可以接受，而且成了准则。
　　从某种角度，许多人的虚伪不是虚伪，而是“务实”，是我们多少年来在理论与实际、语言与行动、书本与生活、理想与现状的巨大反差中总结出来的“智慧”和生存之道。比如，我们从小就被灌输尊老爱幼助人为乐是中国民族的传统美德，但老人当街摔倒我们不扶，因为有“彭宇们”的前车之鉴。这不等于说满大街的老年人都准备讹人，相反，绝大多数人可能都是善良的。但疑虑是一种心魔，一旦迅速传播很难治愈。
　　普遍的强大的疑虑已经成为社会的“精神疾病”。假的我们不信，真的我们也不信。当“77元廉租房”引发的愤怒被证明是一起谣言时，我们也会陷入迷惘：除了自己，到底我们还能相信谁？
　　也许只能信小孩子。北京一名11岁的小学生去年在老师帮助下做了一个简单的食品安全测试，发现他随机选择的14种鲜蘑中有13种经过漂白处理。而北京市政府食品安全办公室进行的调查称，北京市场上销售的蘑菇97％未检出漂白剂，可以安全食用。一个是小学生的随机调查，一个是政府部门的“权威发布”，你该相信谁？对1100多人进行的网络调查显示，绝大部分人相信小学生的检测结果，只有8个人说他们对政府部门的检测有信心。
　　不只普通人相信小孩子，一些地方有关部门也在公开或半公开地表达着自己对于成人的不信任。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2009年7月在全区公检法系统笔试中让当地18位少先队员来监考，结果抓出25个作弊的。公检法的责任是维持社会正义，他们自己内部的公平却要未成年人来监督。
　　“国民不相信运动”症结
　　今天的什么都不信和几十年前的盲信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信任不是单纯的道德问题，而关系到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
　　对陌生人的不信任只是当前“不信任文化”最末端的表现。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不信任砌成中国墙》一文中说，中国没有“柏林墙”，但由高强度的“不信任”砌成的“墙”却存在于社会各个群体和各个角色之间，在政府和人民之间，在穷人和富人之间……不一而足。
　　信任是人与人交往合作的基础。无论夫妻关系还是官民关系，没有信任就只剩下彼此哄骗，自欺欺人。像那个段子形容的：官员们哄百姓开心做做秀，下级哄上级开心做做假，丈夫哄老婆开心做做饭，自己哄自己开心做做梦……哄来哄去的结果就是鲁迅说的比真的做戏还要坏的“普遍的做戏”，也是严复所说的“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作于伪，终于无耻”。
　　纵观近年来的网络热点事件，资深网友黎明如是总结：只要是涉官、涉权的都会出现这个规律：不信不信就是不信。老百姓已经变成了“老不信”。黎明认为，解决这场“国民不相信运动”的办法就是政府退出“经济竞争”，不与民争利，更不夺民之利，不作为纠纷或迷案中的利益方出现。
　　周国平在北京大学做过一篇演讲，题目叫《中国人缺少什么》。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传统的严重弱点是重实用价值而轻精神价值。中国人缺少的不是物质文明，而是精神文明，即真正的灵魂生活和广义的宗教精神，所以没有敬畏之心，没有自律。几十年来的经验证明，财富未必能带来尊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也不成正比。飞奔在致富的道路上，我们更是成了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上帝、马克思、老天爷和十八层地狱都既不能让我们敬，也不能让我们怕。当下的游戏规则就是不要规则，不懂这个道理的就是阿甘，或者唐吉诃德，只能等着被淘汰。最近一项面对上海市民的调查显示，有超过90%的人认为诚实守信会在不同程度上吃亏。
　　但是，中国有句老话，吃亏就是福。西人也说，被骗也比骗人强。历史告诉我们，判断事物的标准往往并不在当下。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实践，更是时间。违背常识的情况无论多么普遍多么强大都不可能长久。今天的什么都不信和几十年前的盲信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信任不是单纯的道德问题，而关系到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
对话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副秘书长：基层政府的公信力正在不断损失
　　一些单位机构做过的调查表明，中央政府的公信力最高，省级次之，地级再次，县级最差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邓亚君发自北京“中国互联网进入全民围观时代”这是2010年岁末，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发布的《2010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中最受关注的一句总结。
　　这意味着，信息分享的背后挺立着4.2亿中国网民大军，他们在虚拟平台上观点交锋、意见发布。与此同时，一方面是社会参与意识的提高，另一方面，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副秘书长单学刚则坦言，政府的话语体系与网民的期望尚有距离，这是“围观”平台上，影响政府公信力建设的主要障碍。
　　“地方政府的话越来越不被相信”
　　《国际先驱导报》：一些突出的热点事件，比如“李刚事件”，会给政府公信力带来多大程度的损害？
　　单学刚：“李刚事件”比较典型，它涉及到中国社会的很多领域。比如“官二代”、交通肇事、学校“朴素”的维稳观、学术诚信等。由于它涉及到社会矛盾的很多领域，所以很受关注。“李刚事件”和“浙江乐清村长之死”可以说是去年最受关注的事件，这些事件给了社会舆论一个宣泄的窗口。网民利用这些事件进行了情绪上的宣泄。
“李刚事件”，对整体“官二代”的形象、官员形象都有负面作用。
　　这一事件留给我们的教训是，应对突发事件，信息透明、公开，不能以维稳的目的去遮蔽，去拖延。网络是社会情绪的宣泄窗口，用传统的维稳观去应对微博背景下的媒体环境，（会）构成很大的矛盾。这个事件还留下一个隐患：事发后出现了几十万造句，比如，“床前明月光、我爸是李刚”；“飞流直下三千尺，不如我爸是李刚”等。很多娱乐化的造句，对政府公信力也好、对官员形象也好，是一个长期的负面效果。“李刚”已经变成了不良官员的代称。
　　Q：你还提到了最近刚发生的“浙江乐清村长之死”事件，我们看到，当地公安机关的信息发布速度是比较快的，当地也第一时间开通了微博，这些方式对政府公信力建设有帮助吗？
　　A：这确实是一种积极态度。我注意到有篇博文写道“我们为何患上"迫害妄想症"？”就是说这件事情可能就是一个普通交通肇事事故，但为什么非要先设定为有迫害嫌疑？这是大家对政府不信任的体现。开通微博、两手准备去调查的态度都是这一事件应对中的亮点，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找出真相，恢复公信力。
　　Q：“迫害妄想症”与2009年相比，有加深吗？
　　A：随着时间的推移，某种程度上可能会有。并且和不同地区、不同行业有关。矛盾的过程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长期以来，因为一些事情没有处理好，矛盾肯定在逐步加深。到某种时间段上，在某个突发事件上就有明显的表现。但也不能根据这一点去判断现在官民关系就一定怎么样。没有科学数字，很难得出一个主观的判断。只能说，随着矛盾的加深，在某种情况下某些问题上可能会被激化。
　　Q：那么根据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的研究，虽然没有科学的数字，但对当下的政府公信力、官民关系有没有一个恰当的判断和表述？
　　A：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基层政府的公信力在不断损失。这点上，有其他一些单位机构做过一个调查，表明中央政府的公信力最高，省级次之，地级再次，县级最差。这反映出老百姓对中央政府还是有一个比较高的评价，但在基层，很多基层政府在日常管理方面水平不高。县市级的政府公信力确实有减弱的迹象。表现为，政府的话越来越不被相信，觉得是在编造。还有对当地公检法机关是否能把问题查清楚的能力存在质疑，不相信官方的结论。
　　Q：除了上榜的网络热点事件，还有哪些监测的案例能印证这个说法？
　　A：比如，去年9月的“湖南凤凰女坠楼事件”，虽然对犯罪者判刑很重（死缓），但是大家还是对此颇有争议，就是因为当地机关一开始遮遮掩掩、透明度不高。还有“宁夏吴忠跨省抓捕王鹏错案”，人们质疑，很多时候，为什么要采取一种极端的方法来抓捕网民呢？可能他自身也存在问题，为了掩饰问题所以采取这种比较极端的方法。
　　负面的案例并不少。特别还有拆迁问题，从唐福珍到江苏东海的父子自焚，到去年宜黄的拆迁事件，通过微博的推动，成为全民“围观”的事件，对当地政府的公信力都是减弱。
　　大家突然都不说的事情，就是一颗“定时炸弹”
　　单学刚和同事的研究发现，随着近年来社会矛盾的加剧，“意见领袖”的价值立场发生明显分化。一部分人对社会的渐进发展失去耐心，趋于激进；另一部分人依然坚定地选择了体制内改革的立场。“如何团结和借重其中理性的声音，抑制其中非理性的声音；如何凝聚"意见领袖"推进改革的基本共识？这些问题，需要政府及相关部门付出更为诚挚和细腻的努力。”他说。
　　Q：政府的话语体系和舆情表达的诉求，主要分歧在哪里？
　　A：观点有分歧也比较正常，因为各自站在各自的立场和出发点上。有些事件是在试图寻找这种交叉点，双方都在向对方立场靠近。比如“躲猫猫”事件后的追责处理。但是有些事件因为地方政府的推诿、拖延，到最后虽然大家都不说了，但是与网民的预期仍有一定差距，那么这些事件我们就称为一颗“定时炸弹”，表面看起来已经过去了，但要是今后又出现了类似的事件或者相关事件，这一事件马上又被提起，而且会变本加厉，有点像挥之不去的阴影。
　　网络舆情表达的诉求主要有两点：第一是真相，网民首先要知道不管是好事坏事，真相是什么，而不是含糊其辞；真相之后就是追究责任，哪个环节出现问题了，谁应该负责？影响政府公信力的主要是真相和责任。当然，真相可能很复杂，也许在第一天不能把真相说清楚，但是要有一个好的态度，对信息积极通报。最近几个案例还不错，比如“跨省追捕王鹏错案”，媒体披露后第三天，当地公安机关最高的两个负责人就被免职了。这与以往相比，已有很显著的提高。
　　Q：舆情监测室每个季度发布“地方政府应对突发事件排行榜”，制定这个榜单有助于缓解地方上的官民对立吗？
　　A：还是有助于的。加强执政能力建设，那么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应对突发事件，而现在应对突发事件，离不开网络新媒体，所以能不能处理好突发事件，能不能处理好突发事件中和新媒体的关系，也是考验地方政府执政能力和执政力度的体现。
　　Q：去年四个季度的榜单变化明显吗？
　　A：从政府应对这个角度上讲，应对的速度和态度是有所提升的。发现问题早，更早地控制事态发展的方向，在信息透明度方面也有所提升，至少事件出来后大家会明白透明、公开的重要性。另外运用新媒体方面也有所提升，比如开通了不少官方微博，设立新闻发言人，和网民进行互动。当然，还有普遍存在的不足。有些情况下，有关部门试图进行好的处理方式，但是对新媒体的特点还不是很了解，所以导致回应的时机、讲话的方式和网民预期有一定差距。
　　Q：一边是突发事件产生的破坏力，另一边是网络问政的建设力，破坏力和建设力现在哪个力度更占优势？
　　A：我觉得一些基层政府公信力的损害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修复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对于基层政府而言，一些具体事件，比如拆迁事件，这个事件到底有没有责任，谁的责任，是可以说清楚的，但是整个社会对强拆的不满，是难以扭转的。所以对基层政府来说，如果能把每个环节都处理好，那么它就是在为扭转全局做贡献。如果大家都能做好，慢慢就能转变过来。目前这个阶段破坏力很严重，就是现在一点点积累起的社会矛盾正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渐暴露，所以也要给大家一点时间去进行良性的互动，去一点点提升公信力。
　　专家视角：重构信任，我们才能获得幸福
　　【访谈对象】周瑞金 著名社会评论家、知名学者
　　【主持人】邓媛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维稳旧思维影响政府公信力
　　《国际先驱导报》：我们看到社会上有很多关于“信任”的话题出现，比如老百姓可能不相信公安机关的某次调查结果。您怎么看？
　　周瑞金：这些案例反映了官民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有深层次的原因。综观农村目前的群体性事件，和土地拆迁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多数是有关的。土地拆迁引起的矛盾，农民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地方政府发生了矛盾，而地方政府又把农民维护自己权利的方式当作影响稳定，于是又从维稳的角度去处理问题，不善于正确处理这种关系，反映了我们维稳的思路比较片面。
　　这两年我们基层政府的公信力在下降，原因有很多，客观的原因、主观的原因，以及在处理老百姓利益问题上的政策有实际的困难。我觉得上级领导起到比较关心的作用时情况会好一些，但是上级领导不出来时，基层政府和老百姓的对立就比较明显，很多事情很难解决。比如，钱云会事件，从目前掌握的证据来看，被谋杀的可能性比较低，但是要说是普通的交通肇事，很多人又难以相信。我认为当地公权力介入时要注意，不要把很多知情人隔离起来。怎么做让老百姓觉得比较公正？这里有方式方法的问题。
　　总体上看，目前爆发的群体性事件，一是涉及到土地和拆迁的农民权利的维护问题；另一个我们的维稳的思维逻辑和农民维权的逻辑发生冲突，显示出什么叫稳定，农民有意见不能当作不稳定，要正确处理，调整维稳的思路。公信力问题涉及到这两个根本问题。
　　Q：提到基层政府的公信力下降有实际的困难，这主要指的是什么？
　　A：具体的困难主要因为和老百姓的关系，基层政府一般处在和老百姓打交道的第一线，和老百姓的冲突会经常发生，小事情也会变成大事情。基层干部也很累、很辛苦，面对的是直接的群众。不像上层领导隔了一层，相对好处理一些，所以基层一般发生和老百姓的矛盾时，特别需要上级领导及时介入。一方面能够指导基层干部如何正确对待，同时也能够全面看到问题所在，能够介入解决一些问题。再回到浙江乐清村长之死这个案例上，村长被碾死事件直接和“征地”有关。建厂的征地补偿够不够？如果存在问题，那么政府要承担责任，上级领导需要缓解村民情绪，指导乡村一级的干部解决问题、维护农民的基本利益。
　　Q：公信力下降，是否到了一个比较危险的阶段？
　　A：从目前来看，我觉得现有的冲突主要是内部矛盾，处理利益关系调整上的问题。群体性事件，争利不争权。大部分是利益引起，维护自己权益。中央提出要善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我们在市场经济继续发展的过程中，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必然部分农村土地涉及到征用，农民被征地后被补偿多少合适，这些问题上需要有法制的规定。
　　现在旧的拆迁法被批评很多，但新的拆迁法迟迟没有出台。这说明问题很复杂。农民维权不仅是土地拆迁，还涉及到陵权、矿权和当地老百姓的关系、环境污染问题等。
　　市场竞争焦虑让人与人疏离
　　Q：除了官民之间的信任，其实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目前也普遍缺乏信任，比如为争房产，亲人之间也能反目成仇；去医院看病，患者不相信医生等。
　　A：公民之间的关系反映了我们面临的社会转型期的一个问题：市场竞争的焦虑。市场竞争引起的焦虑弥漫在这个社会。以前阶级斗争时，通过政治运动来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改革开放后不搞政治运动了，进入市场经济阶段了，个人要有上升的通道需要通过市场竞争来实现。于是，每个人都想争到自己的利益，很短视，别人获得的自己没获得，就会有焦虑感和失落感，容易在眼前利益争夺下，互相不信任。
　　由此出发，又产生弱势群体和强势群体也就是与特殊利益集团的对立情绪，进一步产生仇官、仇富情绪。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加以疏导，要建立文明的精神，道德规范，要从物质主义、享受主义和金钱至上的思想中解脱出来，更多关注人文精神，要有精神的追求，精神的关怀，把公民的精神层面提得更高一些。
　　人际关系在社会转型期间，总会有一个调节的过程。所以这里面需要有一个社会基层的自治，社会的问题交给社会自己治理。公民之间要自我管理、自我提高、自我监督，要形成公民社会的规则。
　　Q：从精神层面上而言，信任缺失的后果是什么？
　　A：现在精神病患者越来越多，人们的信任感低，失落感增多，就是说即使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但是人和人比还是会有失落、幸福感比较低，缺少满足感。人对物质的追求需要满足感，对人与人竞争结果的公平性感到不满。这种情绪是在竞争中人的本性都可能有的。需要我们社会加以引导和疏导，正确的社会管理。政府适当管理，有一个仲裁的机构满足人们对公平的调节。
　　总之，我们需要从法制、建立公民社会等多方面努力，才能重构信任，获得幸福
在没有太多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来到了这种城市，虽然东莞和深圳在地理上距离很近，但在我看来，他们之间就像深圳和香港一样，心理距离很远，完全就是两个世界。
其实之前也偶尔路过东莞，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广深高速两边密密麻麻的火柴盒似的厂房。另外，严格执行ISO9001体系认准的性产业也一直被人诟病。所以，对于东莞，我着实没有什么好感。东莞就像一部毫无创造力的老式摆钟，只是在机械的摇摆，丝毫没有创造力。
虽然人在东莞，但仍会下意识的把他与深圳作比较，毕竟那是自己待了几年的城市。很多东西都是失去之后才发现它的重要，以前心情郁闷的时候，习惯去附近的红树林转转，
现在脑子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是大海在另外一个城市。想坐坐地铁去COCO
PARK去学习
最新的流行时尚，才发现这个城市根本没有地铁可坐。最难以让人忍受的是，初来乍到，
我竟无法让我的胃得到抚慰。租住的附近竟然很少很找到快餐店。来东莞的第一天晚上，放下行李的我们转了一大圈都没有找到一家快餐店，最后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家四川面馆，点了一碗番茄鸡蛋面，我可以淡定而无奈的宣布，这是几年来我吃到的最难吃的一碗面条。那夜的我灰常灰常的郁闷。
这时的我更加怀念下沙的小张烤鱼，还有楼下一家连一家的快餐店。
不过后来同事告诉我，我们这边是一个成熟社区，大部分人都在自家居住，饭当然是在自家弄的，快餐店开在这里估计也很快会倒闭，自己才释怀些。
走在东莞的街头，觉得这是个人烟稀少的城市，路上很少能看到人头攒动的景象，就算是周日中午的街头，路上的人还是稀稀拉拉的。深圳街头急行军似的情形在这里无法看到。另外，我在人们脸上发现了闲适二字。这在深圳是绝对看不到的。我甚至有点担心，不多久之后，我的脸上也同样呈现这样的状态，如果再回深圳，我还能适应深圳节奏吗?
在这边很少有人行天桥，地下通道好像修得不太合理，每天上班要经过的路口有很多人要穿越东莞大道，可是马路旁边却没有地下通道，通道修在前方500米远处，于是大多数人都冒着生命危险去穿越三道交通生死线。穿了几次之后实在后怕，小命要紧还是走地下通道吧。
初来东莞，我以一种挑刺的心态来观察她，发现她身上很多很多的缺点，不过，随着对周围环境的熟悉，我的态度也慢慢发生了变化。
来这边的第一个周末，两位美女同事带我去一家湘菜馆好好的吃了一顿。这顿饭我的总结语是：这是我来东莞吃的第一顿饱饭，后来常常被美女们笑话。
&&很多时候，偏见会影响人对一件事物的判断，但随着了解的加深，很多误会都会消除。
某日清晨，站在7楼阳台，不经意发现对面阳台有人在晨练，有人在晾晒衣服，一只小黑狗
从阳台缝里向外张望，而一楼有户人家竟然在水池里养了几尾锦鲤，我在7楼还能看到它们
在池里游动，我甚至还听到了鸟鸣声，希望这不是我的错觉。
这边小区的一楼每家每户都有一个小花园，很多住户都种上了花花草草，这在寸土寸金的深圳估计是一件奢侈的事情。走在小区的马路上，空气非常的新鲜，路上总会遇到买菜的大妈，还有很多推着婴儿车的年轻妈妈，突然很羡慕他们的生活状态，在这里住着，好像没有之前那么大的压力了，心里轻松了不少。慢慢了解这座城市，慢慢发现他的美好。
希望在接下来的日子我能发现这个城市越来越多有趣的地方。
新年愿望立此存照，监督自己照章执行：
一、成为一名名副其实，优秀的汽车策划人；
二、穿上白马王子的马甲；
三、献血两次，并登记造血干细胞资料；
四、五月前拿到驾照；
五、爬大屿山和游黑沙滩；
六、和佳馨美女海边约会；
七、单反落袋；
八、会弹菊花台；
九、完成我的每周一文，PS貌似可以上得台面；
十、粤语能简单听读；
十一、看完二十部日本电影；
十二、天涯连载进行时；
十三、增肥20斤；
十四、汽车圈认识五到八位朋友；
十五、家人身体健康，平平安安；&
十六，AD课程；
，水鸟把头埋在水里觅食；偶尔抬起头，用长长的嘴捋捋脖颈的羽毛。一条条小鱼顺着水鸟的喉管进入胃中，抬眼远望，看不见远方的故乡；天际边灰茫茫一片，看不见妈妈破旧的鸟巢；听不见爸爸粗犷的鸣叫；倔强的水鸟，当年一人飞向遥远的南方，是因为不想重蹈父辈的轨迹；渴望自由飞翔；有过饥饿，有过彷徨；幸好还有梦想；想要去见全世界所有的同类；这只唐吉诃德似的水鸟；曾被人嘲笑；活着，究竟有什么意义？这是这只水鸟最想明白的问题。如今，他依然在路上。烟波浩渺，望眼欲穿，却也望不见故乡的的芦苇荡。隐约远方传来高吭嘹亮的鸣叫，那是故乡亲人的叮咛。又将起航新的征程，盘旋腾空，回望故乡的村落，转头振翅飞翔，只留下冽风呼啸，云海茫茫。
最近忙于工作，很久都不去碰感情这个话题了，也许是感到爱无力，也许心已累；不过最近所感所想，还是忍不住不吐不快。&
&&&&&&其一是发生在深圳坂田的“拔管杀妻案”于12月9号一审判决,文某被判三年有期徒刑,缓期三年执行。从去年2月南都爆出这条新闻，我就一直在关注，按说文某被释放，回家照顾自己两个可怜的孩子，娘家夫家为孩子的将来着想双方和解是最好的结局了，可是事实并非如此，胡某的遗体依然躺在殡仪馆里，娘家人准备继续起诉医院和夫家，要求追究医院的过失，另外胡母争取自己对胡某遗产的继承权；而夫家则认为娘家是见钱眼开，想乘机讹钱。两边的隔阂越来越深。一个杯具即将转化成另一个杯具，这实在是让人扼腕叹息。其实，这一场法与情的较量没有胜诉方，大人们在互相撕裂感情的时候好像忘了这起悲剧的最大受害者：文某胡某两个可怜的孩子，一个十岁，一个才六岁，我还记得去年的一篇相关报道：胡某的大女儿生日当天，看见窗外一只蝴蝶飞过，便问自己的外婆，是不是妈妈飞回来看自己了。据胡母反映，两个孩子都知道自己的妈妈不在了，爸爸也被抓进去了。两个孩子越来越内向，大女儿一放学就立马回家，因为害怕同学说她是杀人犯的女儿，开家长会的时候，别人都有爸爸妈妈去，而自己的爸爸妈妈却来不了,&
&&&&这些残忍的现实已经证明发生在大人之间的争斗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孩子的健康成长，本身两个小孩失去妈妈已经够可怜了，却还要忍受亲情撕裂的痛苦，这对这两个可怜的小孩太不公平了。再回过头来看这段异地姻缘，一个是优柔寡断的富家子，身家达到几千万，一个是家境一般的工薪家庭出身的女孩子。这两人本身的差距非常大。只不过因为是大学同班同学加上文某少年痴情，两人才走在了一起，而胡某则是一位传统的女性，婚后在家做全职家庭主妇，基本脱离了社会，她生前和外界最后一次通话记录是事发半个月,和曾经认识的一个导游小姐妹互报平安,她在深圳没有任何其他的朋友，心里郁闷的时候不知向谁倾诉，丈夫则因为岗厦拆迁，越来越有钱了。两人的差距越来越大，这注定埋下了悲剧的伏笔。人说七年之痒，这对夫妻在一起都十多年了，文某后来经常夜不归宿。而胡某也曾经跟娘家人报怨怀疑丈夫在外面有人，甚至还说丈夫如果要离婚她就死给他看。所以也难免不让胡某的娘家人产生怀疑。而这些细节也表明，胡某已经意识到两人由于社会地位差距的拉大，自己有可能会被丈夫抛弃，而这个法律系专业毕业的女大学生在她的世界里只剩下丈夫孩子，以及远在武汉的亲人，这些担心焦虑不安情绪的堆集也是她后来发病的重要原因之一。假如她利用自己的法律知识，在外面有自己的事业，有自己的人际圈子，心情郁闷的时候可以和除自己老公之外的人交流，也许她不会走上这条绝路。斯人已去，情何以堪？悲剧已发生，再去追究谁的什么责任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在家这起悲剧中，文某胡某，他们双方的家人其实都有做得不对的的地方，而社会对这种精神和物质上都处于弱势的妇女所采取的帮助为零，我们只会喊口号，这一个点真的事该向港澳的妇女机构学习。其实胡某完全可以学习一下台湾微风集团的少奶奶孙芸芸，她不光是把相夫教子做得很好，还用自己所学知识帮助打理夫家百货事业。其实再追究过多的责任只会更加撕裂两家本以摇摇欲坠的感情，胡家应该放弃对胡某遗产继承权的诉讼，也许我们可以理解胡母是因为女婿对女儿的做法才这样做，但胡母做为一个外人再去争遗产只会让舆论倒戈，所有的财产都应该让这两个可怜的小孩尽量健康平安的长大，而作为外婆，在自己身体条件允许的条件下，帮忙照顾一下两个可怜的孩子，不要在小孩子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仇恨的种子。母爱缺失的小孩子会比较容易造成性格缺失，影响他们正常的生活.而文家虽然有钱有势,也该放下身段,毕竟是文某有错在先,他冲动而残忍的举动让人在感情上难以接受.如果文某真如胡母所说在看守所里写信骂岳母想钱想疯了,那确实是过分了,文某要做的正确的事情是用自己全部的爱来呵护两个缺少母爱的孩子,和岳母达成和解,尽早的让胡某入土为安,是为上策.希望这家人尽早的走过这段灰暗的日子.而一些可能存在的秘密将永远无法揭晓答案.这起案件留给人们太多的思考,爱情,生命,信任,将继续在人们脑海里回荡.&
其二暂且不写，等时机成熟再继续完成。
泪水漫过了男人年轻的面庞，卑微却也震憾。我们总以为自己是参天大树，却也耐不得小小的蚁蝼。流云迷路了，寻不到心房。繁星点点，被人轻易的抹掉。只剩最后的羁绊。扭成麻花的钢丝绳，只剩最后几缕。残阳如血，狰狞的鬼笑，年轻的面庞，似是一种嘲笑。而那朵残云，却不知该往那里飘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