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志刚（中央电视台主持人）_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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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电视台主持人）
崔志刚，1990年毕业于运输工程系，工学学士，在校期间曾任系体育部长、系学生会副主席、系学生会主席，校田径代表队运动员，在校运动会和四川省高校运动会上多次获得奖牌；连续三年担任学校元旦联欢晚会主持人，并且经常参加学校各种文艺活动。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盛大阅兵式上，崔志刚和海霞一起担任阅兵解说。[1]
崔志刚早年经历
崔志刚在校期间曾任系体育部长、系学生会副主席、系学生会主席，校田径代表队运动员，在校运动会和四川省高校运动会选手中脱颖而出，挺进前十名，调入中央电视台
1995年 参与筹备《》，编导主持谈话节目雏形《》。
1996年 社教中心专题部《》编导，拍摄《北京西部的冰上传奇》、《残与创》、《》等记录片片十多部，导演《“五一”劳动法晚会》。
年，参与创办中央电视台最早的法制栏目《》，从记者、主持人一直到主编、制片人，7年时间兢兢业业，制作、主持节目300多期。编导主持的《云南红塔原董事长褚时健贪污案》、《三菱帕杰罗质量案》、《何阳诈骗案》、《湛江走私案》、《齐鲁严打第一案》、《青海藏羚羊案》、《北京玉泉营大火案》、《“老干妈”商标纠纷案》、《深圳海关骗税案》、《周立太民工索赔案》、《李华伟惊情十五年冤狱案》等有影响的节目在社会上引起过较大的反响。1999年开始负责栏目管理，期间栏目和个人多次获得各种奖项(2次、社教节目奖2次、法制节目学会奖12次、播音与主持奖1次、金剑奖主持人奖2次、神农奖2次、金盾及金鼎奖等)，并且带领栏目创下最高收视率全台排名第6、全台综合评价排名第10、日常平均排名第15的优异成绩。
2003年7月 新闻频道日播法制类栏目《》主持人，主持过《刘晓庆税案》、《刘涌黑社会案》、《重庆井喷案》、《马家爵杀人案》、《吉林中百商厦大火案》、《衡阳火灾纪实》、《非典抢劫第一案》等重头节目，以及《“我最喜爱的十大人民警察”颁奖典礼》等特别节目。
崔志刚演艺经历
崔志刚从事电视工作十二年来，基本已将国内所有的法制新闻专业奖项尽收囊中：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好新闻奖一等奖，中国新闻奖播音与主持作品奖一等奖、社教栏目奖一等奖，司法部法制好新闻金剑奖主持人奖一等奖，金鼎奖一等奖，公安部金盾奖二等奖，以及农业部神农奖一等奖。
这就不难解释，当年他主持的《》，为什么能够在央视老同志栏目评议中获得综合第一名，并在2003年他加盟《》之前，超过《新闻调查》和《》，在全台四百多个栏目中收视率排名第六。 取得这样不俗的成绩，崔志刚却并不是“电视科班”出身，甚至连他的普通话，都是在从老家去四川西南交通大学攻读之后，才开始学习的。但是当年师生们很快发现，围棋和篮球玩得一样好的系学生会主席崔志刚，具有很强的语言天赋：大二时学校的新年晚会，字正腔圆的主持人，居然竟是这个刚进校门时还满口浓重乡音的河北小伙子。
崔志刚梦想的开端
1990年，他毕业被分配到石家庄地方铁路处所属运输段下辖的车站四级班组，他是那里的第一个团员和国家干部，同事都是农民临时工。在那段由清朝光绪八年锻造的钢轨所铺设的清冷铁路线上，他每天的工作，就是负责扳两回道岔。
有梦燃烧的崔志刚上路了，他走出小站，考取了筹建中的石家庄市经济广播电台，在每晚11点30分到次日凌晨1点，主持一档直播的接听听众热线进行情感交流的谈心节目。他温暖宽厚的声音、深入心灵的沟通不仅迅速赢得了听众的青睐，而且时任河北省委主要领导在他被评为“最受欢迎的节目主持人”时，出人意料地赞誉他，“如果领导干部都能像崔志刚这样做思想工作的话，就什么工作都能做好了。”
他热爱这份工作，近两年的直播，只请过3天假。但他不断完善自我、拓展事业的热望，推动他再次为了追求启程。
崔志刚人生转折
1993年，央视通过《》，面向全国公开招考主持人，崔志刚决定闯荡北京。作为在一千多名选手中，往复拼杀挺进最后复赛的20名佼佼者里惟一毫无电视从业经验的“新兵蛋子”，崔志刚最终以前十名的成绩被央视录用，运气好的成分恐怕很少，奇迹因实力而生。
崔志刚现况
十多年过去了，和他同批入台的战友比如《新闻30分》主持人、《》主持人、《戏曲大舞台》主持人，已各有成就，他们往往亲切地称呼他为老
崔或者崔老，使法制新闻中的崔志刚看起来更加老成持重。其实“崔老”有颗。夏天他一身宽大舒适的T恤和短裤，秋天一套别致松软的美军作战服，即使在《》的录影棚里，镜头中挺括的西服领带之外，也还是一条蓝中泛白的牛仔裤。再配上大头皮鞋和心爱的老伙计——切诺基，不到四十的崔志刚就是自然天成、休闲一派。这或许是素以时尚和反潮流著称的《》2004年度新锐榜，居然会将《》作为年度五大新锐电视节目张榜公布的原因之一。但崔志刚对《》形象的珍爱与呵护却让记者感动，由于他一再坚持一定要在《》录影棚中拍摄他的工作照，记者与他的棚中约定就因为两人时间的不合拍而从夏天约到秋天，从秋约到冬。当记者终于在空旷的录影棚中燃灯的一角，默默旁观他与摄像、灯光、编导、化妆师微笑忙碌、默契配合，又一次倾情投入去关注法治与民生的时候，记者突然觉得，他们是一群在路上的守望者，不停奔波，为了生活中不灭的希望、良心与真爱。
崔志刚出书
《》主持人推出新书崔志刚解密富豪命案
央视《》主持人推出新书强调“没有猎奇”只有“沉重的思考”
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崔志刚最近推出新书《》。在这本书中，他对节目中涉及的十起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富豪命案进行了深度解析和思考。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他表示，存在猎奇心理的读者未必在书里能找到感兴趣的内容，因为书中更多的是他沉重的思考。他强调，如果这本书仅仅是节目的延伸，就没有出版的必要了，“这正是我和其他主持人出书的不同，我的书是同类书中的另类。”
崔志刚缘起
许多命案皆与财富有关
作为中央电视台《》栏目主持人，崔志刚可以说是“见多识广”，报道评述过多个有影响的法治案件和重大事件。在这本书中，他从节目中涉及的十起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富豪命案谈起，比如百万富翁绑架杀死千万富翁命案、奔驰母女口角之争命案、兰州市亿万富豪自寻死路命案等，深度解析和思考了人与财富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为人处世的新主张和新观点。
谈起这本书的写作由头，他表示，“我接触到了许多夺人性命的刑事案件，在这其中与当下所谓财富、成功等等相牵连的命案占到相当比例。这些案件有的属于谋财害命，有的出于对财富的嫉恨，不论怎样的情状，一句话，皆因财富而起。”
在崔志刚看来，财富本身无罪，但过分强调金钱财富，必然导致精神世界的失衡。“我这本书不是给富人看的，财富已经深入地影响到普通人的生活。看看周围的世界，似乎金钱的多少成为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渴望成功的人是否能在浮躁的环境中保持清醒认识，追求财富的人是否注重内在的精神世界？我更希望那些向往财富，或事业刚刚起步的普通人通过这本书有所领悟。”
崔志刚声明
“我跟其他主持人的书不同”
主持人出书之风越刮越热，但崔志刚表示，自己写这本书跟当下流行的主持人的书有很大不同。“第一，我没有像很多主持人那样在书讲述自己的经历，自己的故事。我也知道，如果写这类内容的作品多少会有些卖点，但我目前还没有写自己的想法和欲望。第二，很多主持人写的书就是节目的延伸，无非你能在他的书中多了解一些台前幕后的事情，但我这本书脱离开了电视。我一向认为做电视就是做电视，写书就是写书，这两件事情还是应该有区别的。”他认为“文以载道”，作为写书当作者和在电视上做主持是两个概念，是两个不同的行当，写书就必须是要有文字功底，要有对世象的解析能力，要有对文化延续的责任心。
也正因此，这本书不同于很多大案纪实，“出大案纪实的书很容易，我们的节目每天都在做这样的内容。但那是我节目的内容，不是书的内容。再大的案子如果没有对读者产生教育意义，你怎样讲述意义都不大。所以存在猎奇心理的读者未必在书里找到感兴趣的内容，因为书中更多的是我在节目外的一些沉重思考。”
崔志刚人生态度
更看重《慎行七戒律》
崔志刚更看重的是这本书第二部分——《慎行七戒律》。这一内容中，包括《不要搭理鸟人》、《最简单方式解决》、《自己划算即可》、《不要欺人》等七篇内容。乍一看，这些内容与他的工作无关，但他说：“这些与法律无关，但能解决法律解决不了的问题。”
因此，他表示无论是这本书，还是以后要继续创作的新书，他的目的是帮读者用内心的力量解决问题，“用法律是最简单的办法，但法律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而且有的还没到要用法律解决的程度。对这些问题，如果我们自身调节好了，可以规避很多风险和问题。”
信报记者赵明宇
中央电视台《》栏目主持人、主任级播音员，中国行为法学会理事。曾担任老牌法制栏目《社会经纬》制片人、主持人。报道评述过多个有影响的法治案件和重大事件，主持节目舒张有致、游刃有余，权威大气，观众评价其主持风格：“不用说话，也能折射出法律的尊严”。
获奖情况 红楼到底有没有梦？ ―――央视主播崔志刚推出《》 一部《》里有没有暗藏的密电码？谁是推动《》研究的“暗手”？绵延二百多年的“《红楼梦》研究”到底有没有搞清楚什么东西？“考证派”、“索隐派”、“探佚派”的由来和区分是什么？《红楼梦》研究欲走向何方？ 在眼下新版《红楼梦》电视剧热播之际，人们对“红楼”的关注也再度升温，这部在中国历史上经久不衰的经典名著所受到的“尊崇”待遇令其它的作品只能自叹弗如！ 与《红楼梦》相关的书籍从原著到研究作品又重新占据了图书出版的显著位置，在诸多与“红楼”相关联的出版物中，书卷气十足的央视主持人崔志刚所著的《红楼止梦》，作为一本研究“红楼研究”的作品，其独出心裁的立意吸引了众多“红楼”迷们的目光。 作为资深媒体人，崔志刚借助其理工科背景和新闻从业理论及实践经验，第一个从逻辑、法理、传播的角度，对纷繁复杂的“《》研究”进行评析解读，在客观肯定“《》研究”现阶段成果的前提下，详加解剖出现于公众视野里的各种“奇说怪论”，理智而严肃的系统提出应该阶段性停止“《》研究”的独家观点，倡导把“《》研究”转向与时代契合的步调上来。作者文笔犀利，论证有据，同时不失风趣，可读性极强，此书不但是一本关于“《》研究”的研究性作品，更是一本对于诸多“《》研究”爱好者们来说不可多得的入门读物。 此书可谓第一个叫停“《红楼梦》研究”的理智声音！第一篇冷静思考“《》研究”意义何在的理性文章！第一本关于“《》”研究的系统归纳之作！第一部从法理学和逻辑学角度评析“《红楼梦》研究”的严肃作品！同时又是“《红楼梦》研究”爱好者的第一本通俗版入门导读！ 推荐语： 央视著名主持人：崔志刚在这本书中，是警察，是法官，是红粉，是学者，是学生也是质疑者，也因此，是让我重新认识并更加尊敬的同行。 著名传媒学者常务副院长教授：假语村言，红楼一梦。无限想像，有限求证。勿违逻辑，方止纷争。 《货币战争》作者 环球财经研究院院长：巧合的是，我与作者，也是红楼爱好者，从初一读到大一完整读过17遍，但看过此书仍是大吃一惊，没想到一本《》竟衍生出如此众多的“梦红楼”流派。我非常认同作者的核心论点：这是一部伟大的小说，但仅仅是小说，一点不多，一点不少。的天赋根本无需显赫的家世、耸人的史实、曲折的内幕加以陪衬。他的伟大之处是创造了一个跨越时代的梦境体验，而后人的可叹之处就在于试图在梦境中探索真实，这样的梦断了也罢。 资深媒体评论人公安刑事专家教授：作者是电视主播中不多见的绅士型学者，是一个勤于思考的中国传统文人，他的文字如他的主持一样，透射着的不仅是琴罢焚香的古典儒雅，更有着严密至极的刑事法理逻辑。用解析刑案的推证方法来“解阅”红楼，可谓是第一人! 央视《》总导演：红楼研究制造出的情境已近乎于全民娱乐，而此书旨在说明：即使娱乐，也要讲规则。 （附：《》书中精彩文字节选： “那里一边生孩子，脂老爷子一边在婴儿身上泼墨描红！是不是诡异的紧？” “《》尚在襁褓、脐带还没剪断的时候，就已经被作为研究的标本了，可见其魔力之强，身世之诡异！” “还偶有那些猛地一声跳将起来、喉上一嗓子又隐踪匿迹的无名之辈，从此再无下落，说不得中了哪家子的暗器！” “这场武林大会解散了吧，别再开下去了！红楼之梦到此醒来！都回家洗洗睡去吧！” “洪升前辈是不是《》的作者，套用一句我们台春晚小品中的话：不一定！” “她的身子骨和肌肤血肉的某些部分极被怀疑有拆换组装的可能，也就是说这有可能是一个人造美女，身上有动过手术刀的痕迹！” “但共同点都是在说《》中有着如同《》中那把多出来的一只握着匕首的神秘之手一样，隐藏这一部类似“达芬奇密码”的“红楼梦密码”！” “用尽了各种奇巧手段，想搞清对方手里的底牌，结果发现那只不过是一张不值一提的“小2”而已” “所以愿意扎进鸡窝研究母鸡的母亲和父亲的，就只管研究去吧！我们可是要吃蛋了！” “我们都是唯物的哲学观，一定要有勇气和真诚的态度勇于承认这可能存在的现实：我们苦心求索的那些谜团有可能会成为永久之谜！”） 作者简介：崔志刚，主持人，主任播音员，理事。1995年经全国招考进入前十名调入中央电视台，曾担任老牌法制栏目《》、《》主持人，现任央视多档新闻栏目主播。主持风格凝重、沉稳，多年来对法理的感悟和理解，积累起了丰富而全面的解析世相能力和敏锐的社会洞察力。著有《崔志刚解密财富命案》。 　《王秋林和他的船》 中国广播电视学会法制电视节目委员会节目一等奖
《拾金而昧铸大错》 公安部金盾好新闻奖二等奖
《法官与农民》 公安部金盾好新闻奖二等奖
《检察官方工》金鼎奖一等奖
崔志刚主持活动
《法律在希望的田野上》神农奖一等奖
《谁玷污了白衣天使》 中国新闻奖一等奖
《》 中国播音与主持节目奖一等奖
《》栏目 中国新闻奖一等奖 第7界中国广播电视学会法制电视节目委员会节目一等奖
第5届、第7届法制好新闻金剑奖主持人奖一等奖，第6届金剑奖评委。
崔志刚9.3阅兵解说
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盛大阅兵式上，崔志刚和海霞一起担任阅兵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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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从吾（），字仲好，号少墟，晚明府（今西安人），著名、教育家，著名学者。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与袁可立、高盘龙同科，官至，创办，人称“关西夫子”。冯从吾是明代把和融合的集大成者，并是在西北的领袖。
冯从吾人物生平
[明]（）字仲好，号少墟，人（今）。著名教育家，以鲠直著称。生而纯懿。及长，有志濂、洛之学，受业于。登万历进士，授御史，巡视中城，修刺谒，拒不见。旋抗章言帝失德，帝大怒，欲廷杖之，阁臣力解得免。寻告归，杜门谢客，益深。家居二十五年，又起为尚宝卿。累迁致仕。卒，谥恭定。学者称少墟先生。从吾著有《冯少墟集》二十二卷，又有《元儒考略》、《冯子节要》及《古文辑选》，均《四库总目》并行于世。
冯从吾主要功绩
冯从吾居家从事学术著述的同时，也十分热衷于讲学。为了宣传他的学术观点和政治主张，借用城南门里的宝庆寺（今西安小学）作为讲学场所。 冯从吾的追随者很多，不久，听众竟达几千人，连明王朝的地方官也来听讲。时人评其曰：出则真御史，直声震天下；退则名大儒，书怀一瓣香。
宝庆寺地窄房小，难以做讲学施教长久之地。三十七年（1609），布政使、李天麟等遵从冯从吾的意愿，在宝庆寺东侧小悉（西）园拨地，筹建。
初期占地数十亩，核心建筑为“允执堂”，进出六间，空间宏阔；青瓦红柱，肃穆庄严，是讲学集会之所，其名取自《中庸》“允执厥中”之句。绕堂左右各筑大屋（教室）四楹，东西号房（宿舍）各六楹。堂前辟有半亩方塘，竖亭其中，砌石为桥；堂后置一假山，名曰“小华岳”。又栽槐、松、柏、梅各种名木，一时松风朗月，槐香荷语，“焕然成一大观”。三年后，新任布政使于书院后部又建“斯道中天阁”，以祀孔子，收藏经典。后世经不断修葺扩建，到晚清已具相当规模，成为西北地区最大的一座高等级学府。
关学自张载于北宋初始创，后因朱子学兴起，迄南宋及金元日趋消沉，然至明代，因有吕泾野（木冉）诸君重振之功，关学遂有勃兴，至晚明由冯从吾而总其成，从吾遂为泾野之后关中之第一人。李二曲说：“关学一派，张子开先，泾野接武，至先生（少墟）而集其成，宗风赖以大振。”（《答董郡伯》，载《二曲集》卷17，中华书局1996年版）故研究明代关学，冯从吾之思想是不能绕过的。然“以礼教为本”和崇尚气学的张载关学，其学脉在张载卒后则几经变化，先有诸吕卒业于二程门下，后“关中人士”亦“多及程子之门”；继有朱子学之北传，北方有许鲁斋衍朱子之绪，关中学人如高陵诸儒“与相唱和，皆朱子学也”；至明代，阳明学崛起东南，渭南南元善传其说，此为关中有王学之始。经数十年之传播，“王学特盛”，如吕泾野从学于湛甘泉，切琢于王门弟子邹东廓（守益），足见关中士人多向心学。从吾受学于许孚远（敬艹奄），受其影响既主“格物”，又信“良知”，遂能“统程、朱、陆、王而一之”（以上见《柏景伟小识》，载《关学续编》），走出自己的学术之路。黄宗羲将冯列于“甘泉学案”，但其由张载所开躬行实践、崇尚气节的关学宗风则在从吾身上有着深刻的印迹。从吾所面对的是晚明王学空疏学风日渐泛滥的学术局面，遂能以救时弊为己任，且形成自己独立的学术风格，并开明末西部学术向实学转向之先。
一、“敦本尚实”，斥浮虚以倡实学
明代中叶，心学极盛。然言心学者，浙东一系，以王龙溪为代表，倡先天正心说，力阐良知现成，因其重本体而略工夫，遂渐蹈于“猖狂无忌惮”之浮虚一偏；江右一系，以邹守益、罗洪先等为代表，纠正龙溪之偏，主体用不二，遂以归寂主静之修养功夫补其说。至晚明，王学末流直向猖狂无忌惮一路发展，使朱子格物穷理之学日渐遮蔽。于是有顾宪成、高攀龙等东林一系，反对阳明后学只在先天良知上用力，背离王门笃实功夫的倾向，于是起而调合朱、王，兼重先天良知与后天功夫，以正明末学术之失。冯从吾与东林学派处同一时代、同一学术背景，有着共通的问题意识，于是，他以弘扬“圣学”为己任，自觉地担当起挽救学术之偏的时代责任，成为晚明中国西部“痛惩末世废修言悟，课虚妨实之病”（姜仲文《少虚集序》）的代表。《行实》称其学“一禀孔孟心性为本体，以诚敬为功夫，以万物一体为度量，以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极则”，此一评论可大略标示出冯氏合程朱陆王为一的学术方向和反对“废修言悟，课虚妨实”的实学旨趣。从吾为关中书院所书“允执堂屏”谓：
“纲常伦理要尽道，天地万物要一体，仕止久速要当可，喜怒哀乐要中节，辞受取与要不苟，视听言动要合礼。存此谓之道心，悖此谓之人心。惟精，精此者也；惟一，一此者也。此之谓允执厥中，此之谓尽性至命之实学。”（《行实》）
此段文字所贯穿的对本体与功夫、修与悟、价值与境界、道体与礼法之体用一如、相融不二关系的理解以及“尽性至命”的道德取向，是把握其哲学思想和实学学风之关键。从中可看出他以朱子格物致知之工夫弥补王学末流忽略工夫而纯任本体的致思方向。
从吾如东林学者一样，痛切地指出王学末流堕于猖狂无忌惮之偏，同时也指出其弱于本体而泛论工夫之失，他说：
“近世学者，多驰骛于虚见，而概以规矩准绳为循迹，其弊使人猖狂，自恣流于小人而无忌惮，此关系人心世道……”（卷15，《答逯确斋给事》）
“世之学者，止知本体之一物不容，而不知本体之万物皆备，此所以各堕于虚无之说，而无实地之可据，令人猖狂而自恣也。”（卷12，《关中书院语录》）
“近世学者，病支离者什一，病猖狂者什九”（卷15，《答杨原忠运长》）
从吾认为，当时学者或只重工夫不论本体，而陷于支离；或悬空谈本体不著修养工夫，遂陷于“猖狂”，其源盖“起于本体工夫，辨之不甚清楚”，他强调本体要与工夫合，本体即工夫，工夫即本体，相反，“若论工夫而不合本体，则泛然用功，必失之支离缠绕；论本体而不论工夫，则悬空谈体，必失之捷径猖狂。”（《论学书》，见《明儒学案·甘泉学案》）此说拈出阳明后学纯任本体而忽略工夫之空疏病根，遂将朱子学的“格物穷理”与阳明的“致良知”结合起来，认为“吾儒之学，以至善为本体，以知止为工夫，……必格物而后能知止也。”如果弃格物于不顾，而“别求知止之方，此异端悬空顿悟之学，非吾儒之旨也”（同上）。以朱子“格物”以矫正阳明后学之先天良知说，是晚明学风由虚而返实之动向在从吾身上之体现。高攀龙评价说：“修而不悟者，徇末而迷本；悟而不彻者，认物以为则。故善言工夫者，惟恐言本体者之妨其修；善言本体者，惟恐言工夫者之妨其悟，不知欲修者正须求本体，欲悟者正须求之工夫。无本体无工夫，无工夫无本体也。仲好之《集》，至明至备，至正至中”，此正是从吾“《集》中示人最切者”。（《冯少墟集序》）
当时学风浮虚的又一表现，是不事讲学，或虽讲学却是“讲非学之言”。所谓“非学之言”，即或“谈玄说空”之言，或不能“收心静养”，未能绝“一切声色货利”之言，或“看书作文时务”，不能在“潜心体验”处“发挥道理”之言，或不能绝“奔竞营为之念”，只驰逐功利，而未守“恬澹”之言，或似是而非之言等等，其核心是“非吾儒进德修业之学”（见卷11，《池阳语录》）之言。“非学之言”正是从吾对当时讲学风气的概括。从吾将矫正此一学术风气视为自己的学术责任，他说：“战国时，杨墨之言盈天下，得孟子辞而辟之；从汉至宋，佛老之言盈天下，得程朱辞而辟之；至于今日，非学之言盈天下，倘有辞而辟之如孟子、程朱其人乎？余窃愿为之执鞭。”（卷7，《宝庆语录》）并发出“吾儒之道，何时而明，天下之弊，何时而已”的慨叹！（卷3，《疑思录》）为了不至于“以学术杀天下后世”，从吾认为还应从讲学开始。他曾引吕泾野所说“学不讲不明”，以及邹东廓所谓“学之不讲，圣门所忧”的话来强调讲学的重要性，并指出讲学应“以修德为下手处”（卷6，《学会约》），“格物即是讲学，不可谈玄说空。”（《明儒学案·甘泉学案》之《疑思录》）当时有些学者常讲玄虚，而不尚躬行，有人怀疑讲学能否医治此病，从吾说，“药玄虚之病者，在躬行二字，既学者多讲玄虚，正当讲躬行以药之可也。而反云学不必讲，何哉？”并指出此说是在“左袒玄虚之说而阻人之辨者也。”（卷7，《宝庆语录》）
为了端正学术风气，从吾先从正乡学开始。丙申岁（万历二十四年）秋，从吾与诸君子立会讲学于长安宝庆寺，制订了后来在关中影响深远的《学会约》。翌年十二月(1597)，从吾又主持制订了《关中士夫会约》。值得注意的是，在《学会约》中不仅明确规定了“其言当以纲常伦理为主”的讲学内容，并特别提出了树立“崇真尚简为主，务戒空谭，敦实行”的实学学风的问题。所谓“空谭”，在从吾看来，“谈空论无”者为空谭，虽言但“不躬行”者亦为空谭；好议他人而自己不实行者为空谭，“好对人夸自家”但自己又“不躬行者”亦为空谭。“敦实行”，方可“戒空谭”。所以从吾讲学，总是“以躬行相劝勉”，并发出“呜呼！为学不在多言，顾力行耳”的呼唤。（卷5，《学会约·附答问二则》）从吾强调：“学者须要脚根踏得定，彻头彻尾，才得有成。”（卷11，《池阳语录》）戒虚华，不浮躁，戒空谭，敦实行，是从吾《学会约》中最切实处，他自己亦能以身作则。故王心敬说：“其于一切翰苑浮华徵逐，概谢绝不为。”（《关学续编·少墟先生》）
当时一些学者流于“空谭”而不“实行”，还有一个原因，这就是学问常常不得要领，不能抓住根本，陷于支离。从吾认为这亦与不能“敦本”的学风有关。他认为“本体源头处一不清楚，此所以后来流弊无穷”（卷11，《池阳语录》），所以关键是要追“圣学之本”，探“圣学之源”。他强调“学问之道，全要在本原处透彻，未发处得力。则发皆中节，取之左右，自逢其原，诸凡事为，自是停当；不然，纵事事点检，终有不凑泊处，此吾儒提纲挈领之学”（《明儒学案·甘泉学案五》)。从吾认为此“本”不是别的，应该是理学。时关中有所谓“四绝”的说法，即王端毅之“事功”，杨斛山之“节义”，吕泾野之“理学”，李空同之“文章”。从吾惟认为“理学”为根本，说“夫事功、节义、理学、文章，虽君子所并重，然三者皆其作用，理学则其根本也。根本处得力，其作用自别。”（卷16，《渭滨别言赠毕东郊侍郎》）然理学之“本”又是什么？按从吾的理解，就是“以心性为本体，以学问为功夫”。所以他总是抓住孟子的“善”、《中庸》的“诚”“未发”、程朱的“理”、阳明的“良知”等核心概念，力加琢磨。在从吾看来，“圣贤学问总在心上用功，不然即终日孳孳，属枝叶耳。”（李维贞《辨学录序》）如孟子所说“先立乎其大者”，即应先在本体上用功，不在末事上务求。他说“若丢过此心，不去‘精一’，而徒欲喜怒哀乐中节，视听言动合礼，此真舍本而务末。”（卷12，《关中书院语录》）不可避免要陷入佛老异端“悬空之学”。总之，“敦本”才不至于“务末”，从而方见提纲挈领之功；“尚实”才不至于“悬空”，从而与佛老之玄虚立异，使“吾儒修德之学”见诸实效。可见，从吾虽服膺心学，但与王学末流大为不同。后者“逐末而迷本”，从吾则主体用一如，本末不二。
二、学“有主”、贵“自得”，方能“深造以道”
从吾曾做过侍御史，后辞官在家，闭关九年，足不出户，精思力践。讲学二十余年，终有所悟。他认为“近世学者”所以混佛老与儒于一涂，因“多驰骛于虚见”，陷于“空虚”，坠于“猖狂”，或“逐末而迷本”，陷于“支离”，或以“似是而非”之论乱人之心，或人云亦云等等，其源盖起于本原处不明。而本原不明，又与学无自主、不贵“自得”、不勇于“造道”的虚浮风气有关。反对“空虚”和“支离”，强调“自得”、“造道”，是从吾最用力处。
首先，从吾强调学贵“有主”。他说：“学问功夫全要晓得头脑主意”（卷12，《关中书院语录》）。所谓有“主意”，一是要有“主见”，即在对学术对象全面深入了解并融会贯通基础上，一旦形成某种自认为正确的理解或认识，就要坚持主见，一般不为外在的因素所左右。正如洪翼圣评价从吾《善利图》时说：“学问最患不痛不痒，两头牵制”，而从吾“学问则一切两断，切骨入髓”（卷8，《善利图说序》之《附柬》）；二是要知“本”，“本”不明而徒用功夫，则终无所成，从吾说“学问晓得主意，才好用功夫。……不晓得主意，则功夫亦徒用矣。此空虚之学与支离之学，皆圣道不载也。”（卷12，《关中书院语录》）学“有主”，方可杜心学末流之“空疏”，绝徒用功夫之“支离”；三是学问要明确“宗旨”，抓住核心，如从吾多次告诫诸生，应明吾儒之学“宗旨”，以“心性为本”，而心性之学，又以“诚敬”为本，而最终则归于性体之“至善”。故毕懋康说：“窃观先生学贵有主，不贰以二，不参以三，用贵实践，掺贵敕，不为虚，恢偷纵者所借，托夫有主，则历千变而不惑，实践则究必到而不可欺。”（《冯少墟集序》）相对于张载“学凡数变”、阳明“悔二十年错用其心”来说，从吾确有过人之处。杨鹤在《辨学录序》中说：“先生清明在躬，志气如神，然终日正襟危坐，俨乎若思，应事接物，如执玉如捧盈，此心未尝一刻放下，先生有主之学于是可见。昔横渠学凡数变，阳明亦悔二十年错用其心，先生过人远矣。”
其次，学“有主”，是建立在“自得”和“深于造道”基础上的。强调学“有主”不是要固执己见，而是通过“自得”而“造道”。其实张载学凡数变，阳明悔“二十年错用其心”，也是学术“有主”的另一种表现，若“无主”，则只能人云亦云矣，无所谓修正和悔悟自己。问题在于，从吾始终将“有主”作为自己学术的自觉意识。“自得”是从吾在对孟子思想发挥的基础上，针对当时学风之弊而提出来的。孟子说：“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孟子·离娄下》）此“自得”，是指经过自己深入学习理解所得的独到体悟。从吾认为，如果“厌深造以道、博学详说之功”，是决不能有所“自得”的。“造道”是学术的灵魂，“自得”是学术的境界，“学不到自得，终是支离，终不能取之左右逢其原。”（卷12，《关中书院语录》）关于“自得”、“有主”与“造道”的关系，从吾说：“学问功夫全要晓得头脑主意，深造以道，主意全为自得。博学详说，主意全为反约。博学详说，正是解深造以道，反约正是解自得，以自得为主意，以深造以道为功夫，以左右逢源为自得之妙，此孟子生平学问大得力处。”（卷12，《关中书院语录》）即“深造以道”要在“博学详说”基础上“反约”，而“反约”才会有“自得”，“自得”方可有“主意”，故曰“主意全在自得”。亦即有“自得”之处，方达“造道”之时。从吾所以能自成一家，在于他能处理好博与约的关系，所以才能在许多问题上有“自得”之处。他对一些人不能“详博”而动辄要“自成一家”的浮躁风气提出了批评，并说“论学譬如为文，必融会贯通乎百家，然后能自成一家。若只守定一家，恐孤陋不能成家矣。”（卷七，《宝庆语录》）然博学还须反约。从吾对历史上儒学家思想的理解，皆能由博而约，抓住要领，如他认为孔门标一“仁”字，孟子标以“仁义”，曾子标以“慎独”，子思标以“未发”，宋代诸儒标“天理”二字，朱熹标“主敬穷理”，阳明标“致良知”等等，但从道体来说，这些都是相通的：“论道体，则千古之门户无二论”（参见卷7，《宝庆语录》），直将儒家一以贯之的道体一语道破，没有博学反约之功是难以达到的。因其由“自得”而学“有主”，故其讲学“不立异，亦不蹈常，不事玄虚，亦不涉卑近，要以抒所自得，敷明宗旨，说详反约”（卷8，《善利图说》）。例如，他推崇阳明“致良知”说，乃出于“自得”，他又批评阳明“无善无恶性之体”，也是出于“自得”。他指出，“致良知”一说肯定了本体之“至善”，而“无善无恶”之说则从本体上否定“善”，二者相矛盾。“既知知恶是良知，可见有善无恶是心之体。今曰‘无善无恶心之体’，亦可曰‘无良无不良，心之体’邪？”（卷16，《杂著·别李子高言》）
辨“无善无恶”心体之非，是当时学界的热门话题，东林顾宪成、高攀龙曾拒之不遗余力。从吾所辨，抓其性体“至善”这一核心立论，决非人云亦云。他在时儒热烈讨论的“先天”与“后天”、“未发”与“已发”以及孔门“从心所欲不逾矩”等诸多理论问题上，皆有自得之处，特别是其所著《善利图说》，以善、利分殊圣凡，乃发前人所未发。盖因其学有自得，其讲学多“率出己意”，故颇为诸生推崇，认为是横渠、泾野诸夫子之后“一人而已”（崔凤翥《恭定冯少墟先生传》）。
三、崇正辟邪，力变风气
对于学问，不为异端邪说所迫挟，敢于坚持正义正见，是每一位学者应有的学术良心；面对不良的学风、士风、乡风，敢于抵御与抗争，是每一位学者应有的道德责任。可以说，在这方面从吾勘为晚明关中之楷模，极有功于“圣学”。故《行实》谓：“崇正辟邪，秦风丕变，海内道学一振”。
“崇正辟邪”是从吾在道德责任心趋使下认定的学术态度。他在为自己所作的《自赞》中，明确表白“佛老是距，邹鲁吾师。”可见，其所崇之“正”，其核心是“以心性为本体，以诚敬为功夫”的“孔曾思孟、周程张朱”之儒学。所辟之“邪”，有“二氏”异端之说，有时儒“沦于空谈说寂”之“流弊”，有学界不端之风气等，“其于岩端是非之界，则辨之不遗余力。”（王心敬：《关学续编·少墟冯先生》）然此并非从吾“好辨”，实出于“不得已”。在当时“淫辞邪说，荧惑天下”的情况下，从吾“欲正人心”，必须“就其蔽锢关切之所在而剖决挽回之”（李维贞《辨学录序》）。其所著《辨学录》，所辨多为儒学与释道之异，其目的在于明“吾儒之正传”，故能对“凡世儒所易惑处，辄为道破”，更不至于使“佛氏之流弊”以“塞其源”（涂宗睿《辨学录序》）。值得注意的是，“力辟二氏”虽然是自张载以来宋代关学乃至理学学者的共同所向，然张载所破斥者乃佛氏“以心法起灭天地”、“以山河大地为见病”之“虚无”说，以确立“太虚即气”的宇宙本体论。从吾所距斥者，则是佛氏的心性论。他认为，当时人心种种之迷惑，“皆起于学之不明，学之不明，起于心性之不明”。王阳明认为儒与“二氏”并无“二见”，“二氏之用皆我之用”，“圣人与天地民物同体，儒佛老庄皆吾之用。”（《年谱》，载《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289页）遂在心性问题上，认为禅之“明心见性”与儒之“尽性至命”相通。其后学如王龙溪则径任先天本体，而略于后天省察克己之功，使王学日渐流于空疏，这也许是从吾于晚明力辨佛儒的重要原因之一。他多处提到阳明谓“释氏与吾儒只是毫厘之隔”，他则独辨其宗旨决然不同，如说“吾儒之学以理为宗，佛氏之学，以了生死为宗”；儒之“尽心知性”与释氏“明心见性”，二者“若相同而实相远”（杨鹤《辨学录序》），释氏之蔽正在于未明“善”之本源为“理”；“吾儒”所谓“直指人心”，是指的“惟微”之“道心”，佛所谓“直指人心”指的是“惟危”的“人心”；“吾儒”所谓“见性”，是见本体之“善”性，佛氏所谓“见性”，见的是“气质之性”。此说虽不一定正确，但其目的是明确的，即要通过辨佛、儒之异，来探寻王学末流空疏学风之思想根源。他多次论本体与功夫相即不离，批评时儒“空虚之学”，显然有学风上的针对性。
“崇俭德以敦素风”，也是从吾所致力的重要方面，故他尝把讲学与端正士风民俗联系起来，多为秦地士风之日下而慨叹。其与学风相关的乡风之最典型者，如相互“争讥”、“诋毁”，不能“成人之美”；“怕人责备”，是非不分，不能坚持正义；喜议论他人之非；讨论学术，或自以为是，或自足自满，或不能“虚己下人”，“过于激辨”等等。对于秦人不能成人之美之俗，从吾深有感触，他说：“世间最有功德事，莫大于成人之美。南人每见人行一好事，大家必称赞之，羽翼之务底于成。秦俗则争讥笑之诋毁之务，底于败，如此则师复受其益，而弟子多受其损。”师弟之间，要相互尊重，成人之美，而不要相互诋毁，否则只能两败俱伤。从吾还举一例来说明：“王阳明、吕泾野皆我明之真儒也。阳明门人几半海内，而泾野则否。虽于二公无损，却于关辅无光。”（《续集》卷二，《正俗俗言》）冯公深为秦地此种士风之弊所患，遂在《关中士夫会约》中规定，“彼此争构，吾辈所无傥。万一有之，大家务要尽心劝和，勿令因小忿以伤大体。”并希望大家“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以形成良好的士风乡俗。从吾特别厌恶士人中的乡愿之气，如对于“敬”、“肆”之是非不敢坚持，就是一例：“秦俗明知敬之是，而百方嫉忌之，百方吹求之，使敬者必至于无所容。明知肆之非，而百方狎溺之，百方左袒之，使肆者益，至于无忌惮……”（卷2，《正俗俗言》）不敢坚持真理和正义，是非不分，造成的结果只能是敬者“无所容”，肆者“无忌惮”，风气每况愈下，此风“秦俗尤甚”。在对待学界友人的过失上，从吾又能采取宽容的态度，他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如对待君子、小人的态度和方法，主张要因不同情况而异：“论交与，当亲君子而远小人；论度量，当敬君子而容小人；论学术，当法君子而化小人。”（卷11，《池阳语录》）他最反对不负责任的背后议论：“余每见朋友中背后多议人过失，当面反不肯尽言”，他认为“此非独朋友之过，或亦彼此，未尝开心见诚”。于是他在《学会约》中，以“过失相规”四字相约。对于论辩，从吾强调“务要平心易气，虚己下人。即有不合，亦当再加详玩，不可自以为是，过于激辨。”而“以自是为自信，主意一定，无复商量”，此“近世学者多坐此病”，从吾告诫“吾辈当共戒之”。（《学会约》）正如陈继儒所说：“凡向来讲学之流弊，士大夫积习之膏盲，悉从公道眼觑破，亲手拈出病根，已净然后与之梁肉。”（《冯少墟先生集叙》）
此外，提倡“崇真尚简”也是从吾力变风气的一个重要方面。《学会约》规定“会中一切交际，俱当谢绝，此正崇真尚简处”，即要求学者正常的交往应该是纯真的、朴实的而非饰伪造作的，此即“崇真”；杜绝种种奢靡之举和交往中的种种繁冗礼俗，此即“尚简”。所订《关中士夫会约》中所列诸条，多是对交往之礼节加以限定或重审，其中大都朴实无华，切实可行。其字里行间流露着从吾对那种非出于自然真情的饰伪、矫柔造作之风的切肤之痛。该《约》后来“传之四海，慕为盛举”，故此《约》出十余年后，周司农在《关中会约述》一文中评论说，此约“皆萃涣之良箴，而协德之宝训也。盖崇俭德以敦素风，酌往来以通交际，严称谓以尊古谊，绝告讦以警薄俗，周穷约以厚廉靖，教后裔以慰先德。敦本尚实之念，维风善俗之规，溢于言表。”“崇俭敦素”、“敦本尚实”、“维风善俗”，为从吾针对晚明虚浮风气所提出的补偏救弊之方，也是其所倡实学学风的重要体现。
四、践履严明，不易节操
躬行实践，崇尚气节，是关学的宗风。刘学智：《躬行礼教，崇尚气节 ——从关中三李谈起》 ，载《陕西师大继续教育学报》2001年第1期。冯从吾承继张载关学躬行实践、经世致用之传统，“以出处辞受一介不易为风节”。从吾尝谓“为学不在多言，顾力行如何耳”（《学会约·附答问二则》），如果“能言而行不逮，此正学之所禁也。”（卷十四，《讲学说》）其所说“躬行”，既指对国计民生要关切，又指道德践履要笃实，同时包括做人要有不易之节操，从中可看出从吾的精神气质和人格境界。
从吾“生平所学，惟毋自欺，实践妙悟，卓有深识。诚不忍人心世道之江河，慨然以兴起挽回为己任。”（《行实》）他曾借批评杨朱“无君”、“为我”，说：“丢过亲与民物而只为我，视天下国家大事与我不相干，成何世界？故曰‘无君’。”（《善利图说》）从吾亦以自己的行动实践了这一宗旨。明神宗时，朝讲浸废，“酒后数毙左右给侍”，从吾乃斋心草疏以谏，其中有“困曲蘖而欢饮长夜，娱窈窕而宴眠终日”等语，神宗震怒，传旨廷杖。恰逢长秋节，为辅臣救免。此事使从吾声震天下。（参见《关学续编》卷1，《少墟冯先生》）从吾目睹熹宗即位后之时局：“内则旱荒盗贼，连绵纠结”，士大人却“日惟植利结党为汲汲”；“外则辽左危急，祸且剥床及肤”，将帅则或弃城而遁，或“各自结党，互相排陷，不知和衷共济之道”。于是毅然“挺身而出，冀以直道大义挽回其间”。凡遇可说话的机会，他都能“明目张胆，纠弹不避，以一身彰宇宙之公道”（同上），为了国家，不顾个人安危，真是光明磊落，大义凛然！在当时情况下，虽然他的呼唤是微弱的，但从吾仍在做不懈地努力，如曾与邹南皋、钟龙源等讲学城隍庙，“欲借此联络正人同志济国也。”（同上）当有人怀疑其讲学能否济国之时，从吾怆然说：“正以国家多事，士大夫不知死，抱头鼠窜者踵相接。宜唤起亲上死长之心，讲学何可置也。”（《行实》）故邹南皋谓“冯子以学行其道者也。”（同上书）从从吾身上，我们不难看出一脉相承之关学躬行实践、经世致用的实学传统和学风，亦可窥见从吾坚持正义、刚直不阿之节操。正如从吾自己所说：“学者须是有一介不苟的节操，才得有万仞壁立的气象。”（卷三，《疑思录》）陈继儒评价说：从吾“终日讲学，而若未尝讲学；终日聚徒，而若未尝聚徒。不分门别户，不插标树羽，不走时局，不握朝权，不招射的，逍遥环墙之中，超然免于言论之外，非践履严明，涵养精洁，何以有此！”（首卷，《冯少墟先生集叙》）确实，没有严明的道德节操，没有“精洁”的涵养功夫，是诚难达此学术境界的。总之，从冯从吾的学术之路，可以窥见晚明关学的实学特征以及中国学术向实学转化的动向。
冯从吾治学观点
冯从吾继承了所提倡的“学则多疑”的观点，而且根据自己的治学经验，提出了“学、行、疑、思、恒”五字结合的治学方法。
首先，他强调“学”与“行”应紧密结合。他说，天下之事，未有不学而能行者；同时又说，讲学原为躬行。他要求学生戒空谈，敦实行，只有后躬实行，切实专做，才是真学问。他还以学射箭为例，深入浅出地阐述了学行合一的关系。他说：“学射者不操弓矢而谈射，非惟不能射，其所谈必无当。”
其次，他认为在学习中“疑”与“思”是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思就是思考、钻研，动脑子去想；疑就是疑问，即在学习中要提出问题，提示矛盾。他说：“思而疑，疑而思，辩之必欲其明，讲之必欲其透也。”意思是，思和疑是一个互为循环往复的学习提高过程，通过独立思考，认真辨析和讨论，知识就会融会贯通，疑惑释明；用语言表达出来，就一定会更加透彻、严谨。他认为“只要一息尚存，此疑不懈，九天九地何处不入。”意思是对待疑难的问题，一定要肯于吃苦，勤奋钻研，不攀登到知识的高峰决不罢休。
再次，他强调学习必须有恒心，要孜孜不倦地坚持下去。只有如此，才能有所作为。
这五字结合的治学方法，符合人们治学的基本规律，至今仍可以作为我们读书学习的借鉴。
在几十年的教育活动中，冯从吾特别注意为师之道。他十分热爱作教师讲学这一职业，为官也讲，不作官也讲，走到那讲到那。“学之当讲，犹饥之当食，寒之当衣。”他把讲学看作穿衣吃饭一样，是他生命中不可缺少的精神支柱。作为教师，又非常注意陶冶情操，为人师表。他虽曾做过高官，但始终生活俭朴。当他七十寿诞时，学生们准备为他热热闹闹地庆贺一番，他说：“国家正值多事之秋，我们怎能安然欢娱呢？”劝告学生不宜辅张办事。
冯从吾于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在宝庆寺讲学时，特意撰写仅108字的一篇短文名曰《谕俗》，全文是：“千讲万讲不过要大家做好人，存好心，行好事，三句尽之矣。因录旧对一联：‘做个好人，心正、身安，魂梦稳；行些善事，天知、地鉴，鬼神钦。’丙申秋，余偕诸同志讲学于宝庆寺，旬日一举，越数会，凡农、工、商、贾中有志向者咸来听讲，且先问所讲何事？余惧夫会约（指《宝庆寺学会约》）之难以解也，漫书此以示。”
这是400多年来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文化宝库中最通俗而又最杰出的典籍之一。是冯从吾继承弘扬“”道统，献身教育事业，孜孜不倦以“提醒人心为己任”的讲学宗旨和纲领；也是冯从吾对我国两千余年来古圣先贤讲经如何做人的目的，以最通俗语言文字进行的总结和概括。正如他在文章开首所写的那样：“千讲万讲不过要大家做好人，存好心，行好事，三句尽之矣。”这是多么直截了当简明扼要地讲经论道的语言，不仅避免了千百年来学者们引经据典，反复考证教条式的繁琐讲学的弊端，使受业“士子”立即得到修身治学的要领，而且更重要的是使农、工、商、贾，一听就懂，心领神会“咸来听讲”。还可以说是我国几千年来教育史上有关教学改革最佳最早经验总结的典范。很值得我们今天各级各类学校向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借鉴。冯从吾曾向世人宣称“开天辟地在此讲学、旋转乾坤在此讲学、致君泽民在此讲学、拨乱反正在此讲学、扶正变邪在此讲学”，“在此”二字不是指讲学的地方，而是讲学的内容，即《谕俗》开首的“做好人，存好心，行好事”三句话的教育思想的进一步具体阐述。
冯从吾主持的办得闻名遐迩，他的思想对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当时，的爪牙遍布全国。据《通志·艺文志》载：“天下皆建生祠（），惟陕西独无。”就是由于知识界坚持了冯从吾所教育的不与小人同流合污的高尚品德的结果。天启六年（1626年）十二月，朝廷竟下令捣毁了，把冯从吾尊崇的孔子塑像掷于城墙南隅。冯从吾目睹自己倾注了毕生心血的书院成为一片废墟，悲恨切肤，于天启七年（1627年）二月饮恨长逝。
冯从吾轶事典故
铁骨铮铮 冒死直谏
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正月的一天，京城皇宫内张灯结彩，笙歌喧天，王公大臣竞相揖拜，赞辞颂诗不绝于耳，为当朝皇帝的生母———仁圣隆重庆贺生日。这时，自然欢喜不尽。可是，一份题为《请修朝政疏》的书奏，顿使他大发雷霆。他立即传旨：对上疏者冯从吾“廷杖”。廷杖是惩罚官吏的一种酷刑，即在朝廷上当众用棍棒殴打被脱了衣裳的大臣。原来，这份奏疏非但没有一字向祝颂万寿，反而全篇矛头直指皇帝。正当杀气腾腾的武士持棒上殿，准备动手打的时候，大臣等人出面向极力恳请，联名举保。姑念太后寿辰，给了面子，上疏者才幸免于难。
孜孜育才 弟子五千
冯从吾历尽艰难曲折，惟对教书育人乐此不疲，孜孜不倦。他说讲学可以“发蓓击蒙，移风易俗”。这就是说，他把教育看成改造社会、发人才智、净化世风的重要途径。他还认为，国家正处在危难之中，更需要讲学，以唤起人心，才能有效地抵御外侮，安定天下。这说明他讲学还有重要的政治目的，就是为了与之流继续进行斗争。为了达到讲学的目的，弘扬教化，于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以后，他主持了，使这个书院成为正直人士评论国是、反对之辈的讲坛和学术活动中心，成为具有相当规模的著名学府，先后培养五千人之多。于是他声名大震，被人们誉为“关西夫子”。
由于冯从吾特别重视教育的社会政治功能，因而他很强调德育。他说“讲学就是讲德。”他在给学生讲课时，对古代直臣仁人的骨气节操，常表示钦佩不已。教育学生学知识，首先应学会做人，做堂堂正正、品格高尚的人。将聪明用于正路，愈聪明愈好，而学业更会有成就；否则将聪明用于邪路，则愈聪明愈坏，其学业会助长恶行。他之所以这样强调品德情操，是由于品德情操是原则问题，来不得半点含糊。他认为只有秉公持正，一心为国，才称得上君子。他视朝中阉宦权奸为小人，自己宁可高官不做，厚禄不取，也决不与那些小人同流合污。所以他常教育学生要分清君子和小人，要分清大是大非；否则，“若要立中间，终为路人”，自己终将误入岐途。
他还特别强调，做一个高尚的人，就要处理好个人和国家的关系，一切都要从国家的利益着想，个人利害得失、祸福荣辱统统算不了什么。他要求学生“无驰于功名”。不要追求个人的名和利。冯从吾这样教诲学生，他自己首先身体力行。无论在朝在野，施教育人不遗余力；一直用的人品节操给学生树立了榜样。他在七十寿辰时，写了一首诗《七十自寿》：“太华有青松，商山有紫芝。物且耐岁寒，人肯为时移？点检生平事，一步未敢亏。”这首诗就是他最好的人格写照。
冯从吾明史记载
冯从吾，字仲好，人。万历十七年进士。改庶吉士，授御史。巡视中城，阉人修刺谒，拒却之。礼科胡汝宁倾邪狡猾，累劾不去。从吾发其奸，遂调外。时当大计，从吾严逻侦，苞苴绝迹。
二十年正月，抗章言：“陛下郊庙不亲，朝讲不御，章奏留中不发。试观戊子以前，四裔效顺，海不扬波；己丑以后，南倭告警，北寇渝盟，天变人妖，叠出累告。励精之效如彼，怠斁之患如此。近颂敕谕，谓圣体违和，欲借此自掩，不知鼓钟于宫，声闻于外。陛下每夕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怒。左右一言稍违，辄毙杖下，外庭无不知者。天下后世，其可欺乎！愿陛下勿以天变为不足畏，勿以人言为不足恤，勿以目前晏安为可恃，勿以将来危乱为可忽，宗社幸甚。”帝大怒，欲廷杖之。会仁圣太后寿辰，阁臣力解得免。寻告归，起巡长芦盐政。洁己惠商，奸宄敛迹。既还朝，适帝以军政大黜两京言官。从吾亦削籍，犹以前疏故也。
从吾生而纯悫，长志濂、洛之学，受业许孚远。罢官归，杜门谢客，取先正格言，体验身心，益邃。家居二十五年。光宗践阼，起尚宝卿，进太仆少卿，并以兄丧未赴。俄改大理。
天启二年擢左佥都御史。甫两月，进左副都御史。廷议“三安”，从吾言：“以至尊尝试，而许其引疾，当国何心！至梃击之狱，与发奸诸臣为难者，即奸人也。”由是群小恶之。
已，与共建首善书院，集同志讲学其中，遂疏诋之。从吾言：“宋之不竞，以禁讲学故，非以讲学故也。我二祖表章《六经》，天子经筵，皇太子出阁，皆讲学也。臣子以此望君，而己则不为，可乎？先臣守仁，当兵事倥偬，不废讲学，卒成大功。此臣等所以不恤毁誉，而为此也。”因再称疾求罢，帝温诏慰留。而、郭兴治复相继诋元标甚力。从吾又上言：“臣壮岁登朝，即与、、陶望龄辈立讲学会，自臣告归乃废。京师讲学，昔已有之，何至今日遂为诟厉？”因再疏引归。
四年春，起南京，累辞未上，召拜。会、相继去国，连疏力辞，予致仕。明年秋，魏忠贤党张讷疏诋从吾，削籍。乡人素衔从吾，及为吏部，使抚陕，捃摭百方，无所得。乃毁书院，曳先圣像，掷之城隅。从吾不胜愤悒，得疾卒。崇祯初，复官，赠，谥恭定。
冯从吾晚年结局
冯从吾大半生是在讲学度过的。继位后（1621），冯从吾一度出任、左，官拜。但以为首的集团权倾朝野，冯不屑与其交往。天启五年（1625）八月，的在陕党羽为迎合魏禁灭东林书院的旨意，派人捣毁，并将中天阁内供奉的先圣塑像拖出“掷之城隅”。冯从吾见自己呕心沥血经营多年的书院毁于一旦，悲愤成疾，第二年便去世了，终年72岁。
冯从吾墓葬地址
位于陕西省太白路，原墓封土高约3米，已于20世纪70年代平毁。现存石华表、马、仲翁各1对，石狮2对，均已残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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