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鉴藏家 2014年9期（1）
　　时光收藏者 　　大鉴藏家项元汴一辈子经营他的古物王国，闻名天下的“天籁阁”收罗的宝贝据说可以撑起半部中国艺术史。他没有留下一部藏品著录真是艺术史上的憾事。几百年间，当年天籁阁主人摩娑把玩的古物、珍玩，有的散入市井，有的成为皇宫庋藏，也有的安静地躺在博物馆的箱柜或陈列架上，冥冥之中，它们好像都在等待一个神秘的指令，等待着某个月夜响起一阵啸声，它们好拔脚赶往嘉禾城里瓶山脚下灵光坊的项氏旧宅。但它们的旧主人早已经不在，甚至他的骨殖都被人偷走了。 　　民国年间，历史学家陈寅恪的弟子翁同文一头扎进故宫博物院库房，发现项元汴在那些经他收藏的字画上都留有印记，或标上“子京”、“墨林山人”等字号，或用千字文编码。循着这些草蛇灰线，他复原了这份已在这个世界上消失的藏品目录，并由此推算出项氏书画藏品的总数为四千六百余件，也就是说，项元汴以一己之力，集藏的历代名画达故宫博物院的半数。 　　1556年冬天，项家世交、供职南京翰林院的何良俊顶着寒风来到项元汴家，他在天籁阁经眼的历代字画，为我们呈现了项元汴早期庋藏的大致面貌。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年项元汴三十二岁，他的古物王国已基本成形。 　　翰林院孔目何良俊如同进入了一个神奇的时光隧道，跟随他好奇的眼睛，我们会看到过道两侧无数带着铜锈的商周时代的鼎、莹白无瑕的汉代的玉，他开始的惊叹还有着应付主人的客套，但当他转过一堵巨大的大理石屏风，进入天籁阁的心脏，面对着满眼的晋唐巨迹、宋元名画，他张大的嘴巴已久久不能合拢。赵孟?的那幅《江山萧寺》，已让他叹为“精绝”，但看到闻名已久的《鹊华秋色图》时，他已经感到了语言的苍白。怀素《自叙帖》卷、李白《上阳台帖》、顾恺之《女史箴图卷》、韩干《牧马图轴》……那一日走马观花，何良俊的脚步最后停在“米南宫三帖” （即《叔晦帖》、《李太师帖》和《张季时帖》）前，如同滞住了一般，良久，不知是对主人说还是自言自语：“笔墨飞动，神采焕发，米老行书当以此卷为第一。” 　　那天何良俊看得最多的是黄公望、倪瓒、赵孟?、王蒙、吴镇等元代画家的作品。重元贬宋，这也是当时由吴人发端影响到整个鉴赏界的风习。如果何良俊知道他这次看到的只是天籁阁庞大藏品的冰山一角，还有大量唐以前甚至六朝、晋代的法书、古画他未尝经眼，阁主人还藏有米芾的三件画作、苏轼的五件画作、宋徽宗的十五件工笔花鸟秘而不示，他回去一定会大骂项元汴吝啬。 　　从何氏的这次观画可以看出，项元汴是一个颇富历史观念的收藏家，天籁阁主人以宋元文人画家为主体构建他的收藏王国。在这个名家谱系中，赵孟?有如中心坐标，往前追溯，是二王的巍峨身影，往下延伸，则是项元汴至为推崇的吴门画派的文徵明。至于嘉、万年间名噪一时的“浙派”画家，甚至以狂放的画风拥有众多粉丝的徐渭，在天籁阁庞大的藏品影子都找不到。 　　一种古典观念和趣味充斥着这个私人收藏王国。所谓古物之心，乃在一古字，以古为美正是那个时代的主流鉴赏观。对这些作品千方百计的搜罗，一方面体现了项元汴对这些伟大艺术家的歆羡，另一方面，在对这些艺术品进行来历考证、诗文题跋以及向参观者展示的过程中，他也微妙地传达出了自身的一个愿望，那就是他想要藉此获得一种身份认同。 　　在帝制时代的中国，对一个人的才能、地位最大的认同来自于各级考试，很少有人能经得住通过国考以取得功名的诱惑，因为这是通行的迈向社会精英人群的必由之路。然而，这样一个纯然由古物构成的世界，却让项元汴足以抵制住这种诱惑。作为这些古物的主人（他当然明白物比人长久，每一个拥有者其实都只是时间或长或短的仓库保管员的角色），他花费巨资所赎买的，乃是逝去的时间，逝去的荣光。当项元汴在满眼古物的天籁阁里踱步时，他一定是这样想的，由于他连接着宋元、隋唐、魏晋乃至更早时候的文化英雄，连带着自己也加入到文化精英的行列中去了，在功利主义者的眼光看来，这或许正是艺术战胜世俗的一个明证。 　　像何良俊这样有资格登阁的朋友都很看不惯项元汴的一个怪癖，这个人总喜欢跟人谈诗。一有客人提出参观他的宝贝，这个半吊子诗人必拿出一叠诗稿给客人观摩，客人为了登阁看画，不得不顺着他的意，挖空心思赞美他的诗如何如何好，如果把他哄开心了，他就会把所有宝贝拿出来，这让来客们哭笑不得。 　　江南鉴藏小史 　　在项元汴之前，帝国首席收藏家的名头，非无锡人安国莫属。生活于弘治、正德年间的安国是他那个时代富可敌国的人物，人称“安百万”，据说他家在松江府的田产就达二万亩。他所住的无锡胶山南麓，建有一片华美的园子，叫“西林”，落成之日，请到了著名散文家王世贞撰文《西林记》以记其胜，性喜桂花的安国沿着胶山后岗种了整整两里地的桂花树，自号桂坡，把所住精舍自题为“桂坡馆”。 　　安国在他的家乡以慈善家闻名，捐出大把的银子眉头都不皱一下。拥有一个好地主的声名之外，安国还处心积虑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处士”，一个狂热且别出心裁的旅行家。从他留存后世的游记来看，北至蓟门、居庸关，西至庐山、武当，以及浙江的天台、雁荡、普陀，到处都留有他的足迹。此人有一癖好，出去旅行总喜欢带着一大帮清客和画家，所到之处，大小官员迎送宴饮，赋诗赠行，拨给马夫，排场之大俨然贵官，他自己每到一个地方，也喜欢写诗记游。但此人虽好风雅，终究读书不多，文字功底差劲，诗写得尤其拙劣，紧要处难免露出暴发户的毛脚来，以致他敝帚自珍的那本诗集《游吟小稿》被后人讥为“富翁体”。 　　安国出行的另一目的是收罗各地珍玩，钟鼎彝器、古玩玉器、珍本古籍都在他的渔猎之列。像这样一个阔而好古的人，自会有同样雅好此道的官员、士人与之交接，也会吸引不少当世画家和古董商人。安国好古又不泥古，看到好的当代作品，只要对方肯出手，他就毫不犹豫买下，他每次出游归来，总是图籍盈载，收获颇丰。他到苏州，唐寅的老师周东村送他画作《东游图卷》，文徵明赠他手书诗作。到温州，在一个叫赵墨泉的朋友那里看到赵孟?的《七马图》，千方百计要搞到手，不管对方出多高的价。一路再过石门、处州、丽水、缙云，所经眼的也全是苏、黄、米、蔡真迹。桂坡馆藏品中，最让他引以为傲的，是耗费二十年时间搜来的北宋珍拓石鼓文十种，据说为了搞到其中的“后劲书”，他把五十亩良田与人家交换，收齐十种花费已逾万金。 　　除了这些身份――慈善家、大鉴藏家、蹩脚的诗人――之外，安国还有一个铜活字出版家的身份。《梦溪笔谈》之类的科学史读物告诉我们，中国的活字始于宋代，但迄今谁也没有看到过实物。民国四公子之一的袁寒云夸口说他家藏有宋铁盔活字本，方家最后证实，其实也还是明代的铜活字，据见过袁藏真迹的人说，那字体，真有如铁划银钩，锋棱毕现。而说到明代的铜活字，又以弘治年间的华氏兰雪堂和正德、嘉靖年间的安氏桂坡馆出品为最上品。大概是1512年起，安国开始打造他的出版王国，并着手铸造铜活字。安国自己那些游山玩水的流水账，就全都由他自己的书坊用铜活字印制。 　　在后来的读史者眼里，安国和项元汴，这两个递次出现的大收藏家，后者更像是前者的一个人生翻版。他们的上辈都留下了庞大的家业使得他们有雄厚的财力收罗、购置历代珍玩，他们都没有参加过任何一级的国家考试去博取功名，更巧合的是，他们都有六个儿子。这些后代有继续从事收藏的，但论财力和热情都已大大不如他们的父辈。在安国这里更可悲，儿子们把桂坡馆的全部铜活字也拆分为六份分了家，以致这些残缺的字模再也印不出一部完整的书。 　　1534年，安国在无锡西林去世时，项元汴只有十岁，但这并不妨碍他在以后的日子里把自己视作安国的精神传人。当桂坡馆的藏品源源不断流进天籁阁时，项元汴或许会意识到，他们之间并不只仅仅是精神气脉的相通，安国的生命已经无形之中在自己身上得到了延续。面对着这些换了主人的、盖有“明安国玩”、“大明锡山桂坡安国民泰氏书画印”等藏印的安氏旧藏，项元汴心中时常会浮起人生如寄的苍凉之感，恨不能起安国于地下，一起把臂于明窗之下、煮茶披览。 　　仗着雄厚的资金实力，项元汴的早期鉴赏生涯中通常走的是向大藏家后代进购的捷径，在这条清晰可见的递藏链中，江南的风雅得以经年不息地延续。在这些藏品的跋语中，项元汴总是一再强调它们的尊贵出处。 　　项元汴去世时才十二岁的沈德符，在1606年出版的《万历野获编》一书中描绘过一幅脉络清晰的江南鉴藏史简图。沈德符说，自嘉靖末年起，海内承平已久，资产丰厚的士大夫家，造园林、置家班、搜古玩蔚成一时之风气，在这幅跨时半个多世纪、收藏界大拿们一个个如走马灯一般登场的风尘画卷里，沈德符列举了王鏊、史鉴、安国、华云、嵇应科、朱大韶、姚汝循、胡汝嘉等名播江南的鉴赏玩家，他还提到，北京玩风稍逊，主要有严嵩父子、成国公朱希忠兄弟和张居正。严氏以权势劫取，朱氏以财富交易，张居正收藏不多却都精好。这个玩家名单上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嘉靖、万历朝的两个权臣：严嵩和张居正。 　　来自江西分宜的严嵩以贪欲炽盛而著称。此人文才甚佳，擅写一手青词，又善于揣测上意，以此获得热衷长生之道的明朝第十一位皇帝朱厚?的赏识，在嘉靖朝几乎只手遮天。执掌国柄二十年，长袖善舞的严嵩伙同他的儿子严世蕃敛取了大量资产，他的亲信鄢懋卿、胡宗宪、赵文华一班人更是不遗余力替他收罗古玩。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里讲述了严嵩因收进一幅假画而兴起一桩冤狱的故事。 　　话说当时坊间传闻，北宋名家张择端的手卷《清明上河图》落在苏州吴县王鏊家中，远在京城的严嵩极想得到这幅名画，但王鏊身为正德朝的内阁成员，家中并不缺钱，很难以阿堵物打动，于是严嵩命他的门下清客、一个叫汤臣的嘉兴人想办法。汤臣是个书画装裱匠，人称“汤裱褙”，与吴中收藏界素有往来，辗转找到了早年的一个旧识，太仓人王?。王?在离家乡数千里外的蓟辽任总督，且军务繁忙，但既是严太师门下找上门来，也只好勉为其难答应想想办法。可是该想的法子都想了，画还是不能到手，最后只好出高价雇了一个叫黄彪的画家，对照原作临摹了一幅，交给汤臣应付了事。这黄彪也真是个丹青高手，就是经眼古物无数的人也看不出这画假在何处。严嵩以为真迹到手，就藏入内库，家中一有来客就炫耀一番。 　　某日，严府酒会高张，主人又拿出秘藏的这画让众人欣赏。一般的客人即使看出这画有假，怕得罪主人也不敢点破，不巧这日的客人中，有一人与王?曾有过节，当场指出这画是赝本。严嵩大怒，认为是王?有意欺骗他，不久后，蓟辽一带招降的部落反叛，占领了遵化城，又适滦河溃堤，严嵩就以此两事为借口，把王?逮到京城，安上一个失职的罪名给杀了。 　　1562年6月，严氏内阁倒台，顾念此人撰写青词的功劳，朱厚?没有把这个服侍了自己二十多年的老臣赐死，只是逐回江西老家。三年后，严世蕃被举报谋反，经三法司会审后处决，严府所有家产都遭籍没，严嵩和他的几个孙子被废为平民，严嵩费尽心力收罗来的书画古玩全都籍没充入皇家内库。1565年，文徵明的儿子文嘉接到一项特别指令，要他参与对官籍严氏书画的登记造册工作，严嵩在分宜老家、袁州新宅以及省城数处住宅里的名画法帖全部集中点检，费时整整三个月才登记造册完成。据一本叫《天水冰山录》的私家笔记记述，抄没的严氏书画共计有三千多轴。万历初年，因边务吃紧，军费开支严重不足，这些古画、法书都被充作武官岁禄分发下去。武人不识风雅，每一幅古字画，哪怕是唐宋名家名作，也值不了几个银子。袭爵成国公的朱希忠和他的一个兄弟趁机大量抄底吃进，没过几年价钱翻了十几倍。朱希忠去世后，他的儿子把这些钤有“宝善堂”印记的古字画成批送给时任内阁首辅的张居正，终得进封定襄王，就这样，被年轻的万历皇帝尊称为“张先生”的张居正又成了这批古玩的新主人。 　　张居正对艺术品的嗜好一点也不亚于前朝首辅严嵩，相比于严嵩出了名的贪婪，张居正对下属素以悛刻著称，时人有向他敬献宝物的，畏其势焰，必不敢拿赝品来糊弄。所以张居正虽然没有指使亲信到处去搜罗珍玩，所入之途稍狭，但藏品的质量却要远高于严嵩。但在经过无数岁月淘洗的古物面前，一个人再强势、再富有，也不过是个仓库保管员的角色，日，随着张居正在北京任上去世，对之清算的风潮已在慢慢积聚成形，他去世后的一年零九个月，即1584年5 月，这场风暴终于刮向他的家乡湖广江陵，他的家产也难逃清抄一空的厄运。 　　那批从严嵩手上流进皇家内库的古物，在张居正这里短暂停留后又籍没回到宫里。这批藏品，不久后被掌库的宦官陆续偷盗出宫，在市面上低价抛售。得知这一消息，项元汴、韩世能（一位长期在北京为官的苏州人）、王世贞和王世懋兄弟这些江南藏家纷纷北上争购。那时项元汴已步入晚境，他买到的这批字画数量不是太多，但都是精绝之品。 　　这幅收藏史简图的最后，异峰突起的是著名画家董其昌和来自山阴的前吏部官员朱敬循。沈德符告诉我们说，随着1590年前后项元汴、韩世能的相继去世，一个黄金时代谢幕了，此后的舞台上，帝国首席收藏家的竞争就在董和朱之间展开了。董起步稍晚，却名头最响，人称他对鉴赏此道如有“法眼”。朱敬循的路子要猛一些，也野一些，在他巨大的胃口下，古董商争着供货，他家园林都成了古董商人的战场。同时开始粉墨登场的，还有那批以经营盐、米、丝、茶和典当行骤富的徽州商人，但这批生意场上的骄客刚入此行总要吃亏，做冤大头，常常惹得刻薄的书画掮客们发笑。 　　细细的红线 　　李日华还是一个孩子时跟着表叔去同城的项家玩，看到项元汴珍藏的一粒芝麻。芝麻的正面背面都刻有字，据说是南宋旧物，是宫中一个微雕大师的作品。这微观世界里蕴藏着的万千气象给童年时代的李日华打开了一个新奇的世界，成年后他回忆当时的激动心情，说是吃惊得舌头打结，都快说不出话来了。 　　李家门户并不显赫，祖宗留下的只几亩薄田，再说李日华比项元汴小四十岁，李日华得以在考中功名前就与项元汴交往，不可不提他的表叔兼老师周履靖。此人字逸之，号梅颠，是隆、万年间的一个隐士，与项元汴交往甚密，两人经常聚在一起饮酒把盏。李日华年幼时作为表叔的跟班，不但亲见项元汴意趣风发、谈笑风生的潇洒风度，而且经常有机会见到项和他的表叔一起挥毫泼墨。十四岁那年，李日华考入县学，成为廪生，算是正式开始领取一份国家津贴，项元汴还特意画了一幅《玉树图》相赠以示鼓励。李日华日后回忆，项元汴还送过他一支特制的笔，此笔名叫“散卓笔”，系项元汴从制笔工匠那里定制，比寻常的笔要粗大些。 　　成年后的李日华忙于功名，大概从四十岁那年起，李日华因母亲去世从河南西华令的职位上离任，回到嘉兴老家开始了他长达二十余年的闲居生活。开始几年，他闲散地读书、访友，指导儿子功课，帮人鉴定字画和古玩，视自家经济状况也适量购入，从1609年开始，李日华开始写作他著名的《味水轩日记》。李日华后来成为一个出色的鉴赏家和文人画家，他的雅驯、典正文艺观的养成，总有一根细细的红线联系到天籁阁去，也正因为此，他终生都对项元汴保持着尊敬和绵长的怀念。 　　1612年春天，李日华在南京试院前的一家店铺中看到了项元汴当年所绘的一幅扇面，画的是红色宝珠茶花一枝，细雪糁于上，这枝花鲜艳得就像刚采摘下来一般。李日华一下子就想起了多年以前此老的音容笑貌，他感慨说，没想到项老的艺事精工至此！而那时，距项元汴去世已经二十二年了。 　　李日华对项元汴士人气息浓郁的画作――他称之为逸韵――甚为推重，对项氏的书法，他则认为行书有李北海的风格，而在古雅逸宕方面甚至要超过李北海。1616年，李日华在汪珂玉那里看到项元汴早年的一幅《竹渠图》后感慨，自项元汴死后，南方的文人画越来越走入歧途，斯文命脉之断久矣，如此高的赞誉也只能来自他与项元汴的这一份私谊。 　　回乡后的李日华住在嘉兴城东郊外一处叫?里的地方，这里临近河滨，有时他早上醒来，门外就已经停泊了书商或古董商的船。有时他书房的窗没关紧，竟然会跳进一只机灵的松鼠。另外在府城东门一处叫春波里的地方他还有一片产业，租赁给了相熟的朋友。论经济的宽裕他自然比不上老师冯梦祯，可以把养老的别墅修到西湖边的孤山去，但对于艺术人生的经营劲头，他一点不亚于乃师。他在?里的大院里打造了恬致堂、紫桃轩、味水轩、六研斋等多间精舍，还亲自设计建造了一只叫“雪舫”的代步船，船上满载花觚、酒器、书卷这些雅具，春天去西溪探梅，夏初去锡山取烹茶的惠泉水，北上苏州采购花木瓷器及家俱，甚至三年一度的秋天送儿子上省城应乡试，也都是坐自家的船。 　　看花、听鸟、生病、饮茶、观画，凡此种种浮生中的琐屑细节构成了万历三十二年起李日华退居乡间的日常生活肌理，但他和项元汴毕竟是两代人，陪同他度过悠闲的乡居生活的，已是项元汴的子侄一辈了。 　　比李日华小六岁的项德新是项元汴的第三个儿子，少年时代他们一同受业于冯梦祯先生。冯梦祯是万历五年会试第一名，入过翰林，向他习字、学文的人数不胜数，李日华回忆说，他和项德新同学的时候，项德新总是偷偷往冯先生家里跑，比其他同门师兄弟学到了更多东西。项德新在国子监读书的时候，为了巴结冯梦祯，把家藏的一幅陆柬之《兰亭诗卷》真迹送给了冯梦祯。冯先生呵呵笑纳，自跋此卷时掩不住一脸得色，说是：“墨气若新，精彩飞动，大是神物。” 　　冯梦祯得到这卷法书，大为珍视，平时秘不示人，但他的女婿沈凤向他开口索借，他又不能不肯。长相清瘦的沈凤是个标准的浪荡公子哥，于书法、鉴赏却有一份难得的天赋，冯梦祯对这个宝贝女婿真是爱恨交加。冯梦祯住在孤山别墅的时候，沈凤也搬来与他同住，说是侍奉老丈人，实际上是为了节省家居冗食及其他杂费。1552年夏天，在家人的劝说下，沈凤兴冲冲赶往南京应试，不想刚到南京就生病，考试也没参加就送回了家中，不久一命归西。冯梦祯前往长溪沈家吊丧，虽然记挂着沈凤借去的那幅字，却也不忍搜其故箧，忐忑了近一年，他又到长溪沈家，这一回是女婿周年祭，忙前忙后，当晚就在沈家住下。正好有一个沈凤的生前好友前来讨要借去的一幅字，于是冯梦祯得着了一个名正言顺的机会，帮着女儿细细翻检，来客讨要的那幅字没找着，他借给沈凤的那幅《兰亭诗卷》却赫然在目！冯梦祯一点没有掩饰他的喜悦，说：至宝复归，欢喜无量，真是张公饮酒李公醉，得来全不费工夫啊！ 　　重新找回《兰亭诗卷》后，冯梦祯再也不肯把这幅字出借。1605年冯梦祯去世后，这件法书就归了他的儿子冯权奇。冯权奇就是租住李日华府城东门春波里房子的那个朋友，他虽然有个做过翰林的父亲，但也和早死的沈凤一样不喜读书，常常和一些鬻古的、卖假画的混在一起。李日华对他的评价是“性耽幽寂，不习世故”，看来怪脾气是出了名的。冯权奇经常付不起房租，李日华倒也不催，他自己不好意思了，把《兰亭诗卷》折价六十两银子典押在李日华那里。 　　1610年冬天，春波里以及沿街店面房百余间发生一场大火，把李家的一大片房产全都焚为灰烬，而这场大火的罪魁祸首，就是借住此地的冯权奇。火灾发生后的第六天，李日华在日记中道明了此事原委：堂前的一块湫地，本来种有竹子，竹子枯死，冯把它们全部斫去，又凿墙多作圆光，凿得墙上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圆孔，于是偶一不慎，引火入内。李日华出入过冯权奇家中，他说冯家住得实在是“溷亵狼藉”，楼上是十余箱佛经，楼下住着妻妾，火势一起，家人婢子窜作一团，以致烈焰腾空了这些人还傻愣着，好像根本就想不起来还有救火一说。 　　李日华说的“圆光”，应该是奇门遁甲里的一种“圆光术”，类似风水、画像施法的看形术。楼上放佛经，楼下住妻妾，一大家子住得肮脏凌乱不说，还往不该凿洞的封火墙上乱凿洞，这把火还真烧得一点不冤。只是苦了李日华，老父一生拮据积攒下的一整片产业瞬间被烧个滑塌精光，十多年里他都未能恢复元气，直到天启初年，那片房子才又重新盖上。 　　那幅典押在李日华处的《兰亭诗卷》神奇地躲过一劫，用李日华的话来说真是神物呵护，独为灵光之存。以后的十数年间，这幅法书一直保管在李日华的清樾堂里。后来，此卷仍然还给了冯权奇。说起这一节，李日华还兀自愤愤不平，说是被冯权奇强夺而去。当时典资说好是六十两银子，冯权奇竟然只付给他两只冒牌的鼎。后来冯权奇把此帖高价转手给了吴中商贾，就再也没人见过它了。 　　万历四十四年的大火 　　李日华在嘉兴悠闲度日的八年中，比他年长十岁的画家董其昌也正在华亭家中过着同样的闲居生活。虽然两地之间一夜航船可到，但没有记载可以表明，这两个当世最负盛名的大鉴赏家有过任何往来。 　　不往来并不表示看不到对方的存在，大师之间的相互漠视或许是另一种形式的重视，在李日华的心目中，官场和艺坛双臻完美的董其昌可称是他那个时代文人理想生活的一个完美样板。这话他不会当着董其昌的面说，却时时拿董作榜样教导儿子。六十岁那年，不甘寂寞的李日华结束隐居生活，赴京任尚宝司丞一职，在写给弟子石梦飞的一封信中，督促弟子和唯一的儿子李肇亨不可过分沉迷于书画丹青，而应该像当世名士董香光那样，进取功名实利，退享博物清名，要是一个人在仕途上一事无成，即使成为当今的文嘉、陈道复那样的大画家和鉴赏家，终究还是有缺憾的人生。 　　作为紧逼吴门画派而出现的“华亭派”的领衔人物，当世第一的古物鉴赏大师，董其昌自称他小时候的一手字烂得实在不行，后来因为考试时吃了苦头，开始发愤临池，也不得其门，一直到他二十岁那年来到嘉兴，观看了项元汴家藏历代真迹，才省悟到以前实在是狂妄得可笑，在写作《画禅室随笔》自述这段学艺经历时，他对项元汴表示了感谢，感慨说，翰墨小道，其难如是，何况学道乎？ 　　1574年，因为与项元汴的长子项德纯熟识之故，当时还是一个诸生的董其昌来到项家做一个塾师，给项元汴的几个孙子教授时文。浏览了天籁阁藏历代名画，他始知“从前苦心，徒费岁月”。在于1635年为项元汴写下的一篇墓志铭中，时年八十一岁的董其昌回忆了与项家父子的这段交往，他说，项元汴对他很是看顾，情分几同师徒，虽然两人年龄相差三十岁――这一年董其昌二十岁，项元汴五十岁――却趣味相投，都有相见恨晚之意。 　　一直到1589年考中进士去北京翰林院任职前，董其昌都是项家的常客。那时项元汴已入老境，几个子侄也已成年，项家人对他的看画要求总是尽量予以满足。 　　董其昌任职翰林院编修并充任太子讲官的时间并不很长，政治嗅觉敏锐的他一旦发现朝局有风吹草动的迹象，就以养病为由回到了松江老家。大约是在京城的时候，董其昌开始发力梳理早期画史，并推崇“南宗”为文人画的正宗，退隐江南后，带着这些艺术史的新问题他又一次次地登上天籁阁。年轻时初入项家，他不过是一个与主人交情深厚的塾师，此时，赋闲京官加书画名家的双重身份，已使他的名望上升到海内罕匹的地步，他权威性的到访已成为嘉禾城的公共文化事件。 　　董其昌到嘉兴声势最大的一次是在1612年初夏，据主人项鼎铉日记记载，这一天下着大雨，但丝毫没有妨碍陪同接待的地方名流准时到来。董其昌这次主要是来看王羲之的《万岁通天帖》唐摹本。几乎是在意料之中，李日华又没到场。《味水轩日记》所载当天内容与此浑不相关：“上晡时雨，有札山看火鸟，非时而鸣。” 　　看来所谓名士风度者，名头大，脾气更大。 　　无名者汲汲于名，盛名者为名所累，当李日华准备结束二十年的闲居生涯前往京城任职的1616年春天，名满天下的董其昌却在华亭几乎遭受一场没顶之灾。这年三月，上万名愤怒的乡人围住董家宅院放了一把火，不仅董家院内的楼阁亭台一夜之间化为瓦砾，戏鸿堂里董其昌大半辈子辛苦搜罗的法书名帖、宋元刻、包括他自己历年创作的精品，也都灰飞烟灭。 　　这一在当时就被称作“民抄董宦”的群体性事件，其引子可追踪到一个叫钱二的说书人身上。据当时流传甚广的出于一个野史作家的《民抄董宦事实》和另一则民间唱本《黑白传》称，道貌岸然的董一直有着旺盛的性欲，六十多岁了还酷好房中之术，前一年秋天，董其昌看中了诸生陆兆芳家一个叫绿英的使女，于是他儿子董祖常便派家人陈明带人强抢绿英，准备给老子做妾，陆兆芳不允，董的儿子和家奴便把陆家给砸了。说书人钱二所唱的曲本《黑白传》（董其昌号“思白”，暗示与之有关），正是由这一事件改编而成，董家的恶行很快在吴中一带不胫而走，甚至传到了南方诸省。 　　在董其昌看来，说书艺人钱二传唱此曲是对他的体面和威严的有意挑衅，一纸诉状告到官府。官府拘去了钱二，没经什么审讯，钱二就招认说，他传唱的曲本出自华亭城里一个叫范昶的秀才手笔。董闻言大惊，这个叫范昶的嫌犯说来还是他的姻亲哪。在董家私宅，董逼着他的这位姻亲与说书艺人钱二当面对质。范昶竭力辩白这事不是他干的，回去后气得暴病而亡。于是，苦主一大家子到董家理论，谁知还未进董府大门，就被一伙豪仆围住，将轿子打毁，人被扯进董宅堂屋，关起门来将几个妇女摁倒，谩骂侮辱，剥去衣裤毒打猥亵，事毕又涂上满脸泥巴，拉到附近坐化庵中示众。范家儿子范启宋哪咽得下这口气，一纸“剥?捣阴”的讼状将董家告到官府。 　　这一下董家犯了众怒，随即，一份出于无名氏之手的讨董檄文遍贴城中各处，檄文以一种激愤的语调对董其昌进行了道德谴责，号召四乡之民在十日之内捣毁董宅。 　　黑压压的人群围住了董家宅院，看声势不下上万之众。他们大多是本县民众，也有一些专程从金山、青浦、上海赶来。傍晚时分，随着一个指令从人群中隐秘的一处角落发出，愤怒的人群开始向院内冲击。董家仓促雇来的十余个看院的，开始还想动手阻拦，很快就被人流吞噬了。董其昌的两个堂兄弟拿了一叠“辩冤”的帖子在人群中散发，也被如雨的拳头、扇柄和棍棒打回了门内。董家下人紧闭院门，站在墙上向外泼洒粪溺，想驱散人群，但这只能引起更大的愤怒。 　　董家在惴惴不安中过了一夜。第二日一早，骚乱进一步升级，越聚越多的民众骂声如沸，僵持到天色初暗，火终于烧了起来。不一会儿，整个董家院都在火海之中了。几天后，在别有用心者指挥下，民众冲向城中一个叫白龙潭的幽静地方，焚毁了董其昌的另一处专用于读书、作画的居处。1616年春天的这把大火，把董其昌毕生收藏烧个精光，更把他苦心构筑的道德形象烧得荡然无存。 　　当董其昌在1616年春天被一把火烧得焦头烂额之际，相去华亭不远的嘉兴，李日华“终日在花香鸟语间”，依然过着他读书、赏画的闲散生活。他好像一点也不知道，百余里之外的一把大火，烧掉了一位大师的居所，《味水轩日记》里的万历四十四年，看不到松江府华亭县，看不到董其昌，李日华刻意的沉默显得意味深长。 　　素心难问 　　上述这些，都是项元汴死后二十六年的事了。后人回望万历年，江南董家院里的那把火绝对不会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后人时常会提起它，也只是因为那把火不仅让一代书画名家董玄宰斯文扫地，更把一个时代的华美外衣剥落殆尽，露出了粗糙的里子。 　　项元汴一手打造的艺术王国在他去世半个世纪后土崩瓦解。1645年8月的一个清晨，清豫亲王多铎派遣贝勒博洛的一支军队爬上了嘉兴城墙，随后清军疯狂屠城，这场浩劫中，项元汴死后分给六大房的累世珍藏，据说被一个叫汪六水的千夫长掠去，从此散落人间。 　　结束本文的是一个叫薛素素的女子，她曾是熟谙江南鉴藏界掌故、《万历野获编》一书的作者沈德符的侍妾。 　　这女子小字润娘，系隆、万年间名动一时的江南名伎，不仅容颜如花，且能书善画，一手兰竹更是清逸可人。此女还有另一喜好，着男装，骑大马，像个女侠一般呼啸来去，据说她还有一手驰马挟弹的绝技，能以两弹先后发，使后弹击前弹碎于空中，又置弹于地，以左手持弓向后，右手从背上反引其弓以击地下之弹，没有一次失手过。连女人们都喜欢这个颇有侠气的女伎。 　　薛素素与江苏金坛一个叫于褒甫的有过婚约，结识沈德符后，可能是被后者的才华吸引，甘愿以妾事之。得知消息，痛恨沈德符夺人之爱的于褒甫寄来了三首格律整饬、哀不自胜的诗歌，谴责薛美女的薄情。一本叫《云自在龛随笔》的笔记记载了沈、薛合欢之夕出席的嘉宾名单，全都是当时艺术圈大腕级的人物。沈、薛共同生活期间，薛素素的绘画有了很大长进，刚归于沈德符时画的一幅《吹箫仕女图》（今藏南京博物院），是她从良后唯一留存的画作，据说画中央吹箫的女子就是她自己的写真。此画右上题“玉箫堪弄处，人在凤凰楼。薛氏素君戏笔”，钤白文印“沈薛氏”，这沈字，当指沈德符无疑。 　　1612年秋天，李日华的弟子石梦飞给他的老师带来了薛素素手绣的一幅观音像和一卷《般若心经》，一向眼高于顶的李日华评为“精妙之极”，还说那字虽然小如谷菽，却已得着了赵子昂笔法。他感慨说，世人只知道这个女子只会挟弹驰骑，或者涂抹几笔写意兰竹，哪知道才情竟是如此郁勃，真是万万不可小瞧了她。 　　像薛素素这样自负才华与容貌的年轻女子，总是很容易成为文坛大佬们竞相追逐的猎物，被沈德符毫不客气地揭露造假古董骗钱的王?登就是其中一个无耻的垂涎者。此人六岁会写擘窠大字，十岁能诗，说来当年也是一个才子，但才子老去例成流氓――想想看，他竟然比沈德符老四十岁还不止！――此人竟然越老越风流，与女诗人马湘兰、前名伎薛素素等过从甚密，且大献殷勤。他曾送过薛素素、马湘兰每人一方端砚，送给薛素素的那方，据说就是著名的“脂砚”。 　　此砚系万历元年苏州名匠吴万有所造，宽一寸五分许，高一寸九分许，小可盈握，砚质细密，砚身微有胭脂晕及鱼脑纹，砚周边镌有柳枝，这么小巧的玩意儿，简直不是用来磨墨，而是女儿家调胭脂用的了。砚背还有王老诗人自题行草五律一首，包装此砚的珊瑚红漆盒也制作考究，盒上盖内刻细暗花纹薛素素像，右上篆红颜素心四字，左下杜陵内史小方印，看落款竟出自名画家仇英之女仇珠之手。对薛素素这样不甘寂寞的漂亮女人来说，这份精心设计的礼物简直是毒药，那老家伙，懂女人啊！ 　　1716年，一个叫余之儒的广东人打听到时任江宁织造的皇帝红人曹寅有收藏古董的嗜好，为了求官，此人从薛素素后人手中以三间瓦房的代价，买下这方脂砚送给曹寅。曹寅失势被抄，脂砚由曹寅之孙曹天佑秘藏。据说曹雪芹写作《石头记》，曹天佑曾以“脂砚斋”之名点评。 　　曹家彻底败落后，此砚流进了满洲正白旗人端方手里。1911年，端方在直隶总督任上调任川汉粤汉铁路大臣，携带脂砚及《红楼梦》刻本入蜀，当他率湖北新军第八镇第十六协第三十一标及三十二标一部行于绵阳时，被军官刘怡凤所擒杀。端方死后，此砚辗转流落到四川藏砚家方氏之手，此后一度销声匿迹。1953年，一个叫黄笑芸的金石学家在重庆一家旧货摊上，再次发现此砚，按旧货摊老板出价，花二十五元钱买下，后由好友带至北京，张伯驹先生鉴定此砚确系薛素素旧物，花一千二百元高价买下，收藏于自己供职的博物馆，“文革”期间，此砚在由外地展出返京时，神秘失窃，至今不知落在何处。 　　沈德符不是薛素素的最后归宿，有关脂砚主人薛素素的下落，有人说她离开沈家后流落到了荒蛮的四川大山里，有人说她老大嫁作了商人妇。钱谦益则说她中年后成了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嫁过多人都没有善始善终，最后，年老色衰的薛素素归于一个南方富商，“为房老以死”。所谓房老，即指妾之年长色衰者。 　　这个女人曾在她喜欢的一幅兰竹图上这样写，“坐窗一日几回看”，于今美人尘土，却不知她当时看的是闺中闲情，还是浮世的伤怀？脂砚斋到底是谁，残砚又在何处？秘密从来说不尽，唯有素心难问。 　　责任编辑 楚 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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