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对于钓鱼岛的手谕原来是假的！！！！
台湾师范大学系的研究生曾韋禎，写文章称：“此張假諭旨，虞正華先生老早在一九九七年十一月號的歷史月刊考證過了，虞文針對此諭的格式及內容做了考證：、太后自己寫的上諭，結尾一定不會有「欽此」二字，有「欽此」二字的，是軍機處寫出來的上諭檔，開頭必定為「內閣奉上諭」或是「內閣奉旨」，依此形式來看，此件上諭格式就錯了。又此上諭的「慈諭」二字理應抬頭，此上諭也沒抬頭，這是極為嚴重的錯誤。在的科舉，不管文章寫得再好，該抬頭的地方沒抬，下場就是直接刷掉，三年後再見。又此諭上的印章文字是「之寶」，在，這種公文的印章一定是滿漢文並列，不可能只蓋漢文印璽。在同時代的隨手登記檔（似於公文收發簿）也無刊載此事，可見此諭根本不存在。最可笑的是，光緒十九年盛宣懷的官職是太常寺少卿，此諭竟寫成「太常寺正卿」，而且也沒有賞賜土地的規矩。”到底这个诏书是真的是假的？====================================================================================================================================================================================================================1972年，当中日关于的归属问题成为敏感话题时，盛家也被卷了进去，这期间还出现了一个自称是盛老四与一人生的女儿。她自称“盛毓真”，并且拿出一张的“手谕”，说是当年患湿气症，进上一种药，名“石芙蓉”，太后用后果真有效，便问是从哪儿采来的。盛答是台湾以东的小岛子“”上所产。于是非常高兴，提笔写下“手谕”，将“赐”给了……这张“手谕”的出现，顿时引起一场轩然大波。的中文报刊及港台地区的新闻媒介，一时沸沸扬扬，连篇累牍地加以报道，记者们到处寻访盛家的后代，盛家几乎所有“毓”字辈的人都被采访过。当然，热闹的中心是“盛毓真”，她声称对于钓鱼岛拥有所有权，因为她说这张“手谕”是她的父亲在临死之前，托人辗转带到交给她的。国内的《参考消息》报于1972年4月也转载了香港报刊的有关报道，于是盛家的故事又与钓鱼岛问题扯到了一起，更增添了一层扑朔迷离的传奇色彩。对于此事，盛家在大陆的子孙也非常起劲。这也很自然，因为大家都有一颗爱国心，按逻辑，既然慈禧太后把钓鱼岛赐给了盛家，那岂不是说明在清末钓鱼岛就已经有了归属吗？既然如此，那么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还用得着说吗？于是，大家把这张“手谕”的复印件传来传去，事情被弄得像真的似的。然而这毕竟是一场骗局，是一般善良的人所无法想象的国际笑话！当初“手谕”面世时，原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先生尚在世。他在50年代曾亲自把800包“盛档”资料从盛公祠接收到上海图书馆。后来，华东师范大学系的教授夏东元先生，为撰写《传》，在顾廷龙馆长的帮助下，成年累月地“泡”在“盛档”资料里。他们当即取得了一致的看法，认为此“手谕” 是假的，主要依据是上面的日期和称呼与盛宣怀当时的头衔不符。“手谕”所载的盛宣怀的头衔是太常寺正卿，时间是十九年(1893年)，比盛宣怀实际被任命的时间早了3年。事实上，盛宣怀是在1896年被任命为太常寺少卿的，而非“正卿”，这就露出了最重要的“马脚”，说明作伪者连盛宣怀的履历还未弄清楚呢！然而鉴于当时的国际舆论，因为此事与该岛的归属问题客观上已扯在了一起，所以顾老和夏老就没有对外发表文章谈自己的看法。尽管大陆学者不吭声，台湾学者却也看出了破绽。一位教授发表文章说，慈禧太后在那个时间早已不用那两枚图章了，那两枚章的款式是慈禧早些年使用的，据此可以判断“手谕”是假的。这么一来，更忙坏了那些新闻媒体的记者，“主攻”对象当然仍是盛家后代。而盛家后代年轻的多，年老的少，一时也莫衷一是，说什么的都有。在东京的盛家毓字辈大哥、二哥(毓邮、毓度)算年纪大的了，也被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他父亲还跟美国人生过孩子，也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什么家传的“慈禧手谕”。对于这位似乎从天上掉下来的“毓真妹妹”，他们是认也不好，不认也不好。因为当时的舆论已造成了一种定式，似乎是承认了她就是承认了钓鱼岛属中国，就是爱国，而不承认就似乎不爱国。在台湾的盛岫云、马芳踪夫妇明知事情是假的，只好采取躲避政策。然而当“盛毓真” 拿出当年“爹爹去世之前给我的一封信”时，他们全明白了：不仅字迹是假的，里面的称呼、内容、落款全都不对头！最大的“马脚”是写信的时间居然在盛老四已去世两年后的1960年，岂不叫人笑掉大牙！他们由此怀疑，持有这样一封假的“爹爹遗嘱”的人，能拿得出真的“慈禧手谕”吗？原来，“盛毓真”名徐逸，本在美国生活，很不得意，后来到了台湾，说是来“寻根”的，找到了盛家的人，并把“慈禧手谕”交给了台湾当局。她说，她的母亲生下她后，嫁给了一个姓徐的，所以她名叫徐逸。在“慈禧手谕”的假象被层层剥去后，舆论界大哗，徐逸慌了手脚，就跑到东京，去做两位老大哥的工作。她对毓邮的太太任芷芳说：“等我把事情(钓鱼岛事)搞定了，我们就都‘发’了，到那时你也不用辛辛苦苦地开饭店了……”这等于是打说亮话了，意思是请你们帮帮忙，帮我把此事弄假成真，将来我们都可以发大财。说此话的时候，天并不怎么冷，徐逸却已经皮大衣裹身了，而那大衣的衬里已破烂不堪，有的地方丝丝缕缕地露在衣外了。一双鞋也不合适，走不多远就脚疼，即便是在百货公司里，她也会把鞋子一甩，赤脚站在大堂里……这些都令盛家人感到很不对“味”。“钓鱼岛事件”后来发展到两军对垒、剑拔弩张的地步，徐逸的“慈禧手谕”无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场骗局真是丢尽了盛家的脸，居然国际舆论也被她骗得团团转。在盛氏家族中，直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人能证明徐逸是盛老四(盛恩颐)的女儿，一切都是由她自己说的。所以不少盛氏子弟认为，她是借着盛家的名望和钓鱼岛问题的争端而蓄谋行骗的坏人。那年初夏我在毓老家中访谈，自然少不了关于“手谕”的话题。毓老说：“假如真有这么张‘手谕’，无论轮到谁头上，也决不会轮到她头上。我在家里是老大，家里大事是从来不瞒我的，况且我从来就没听说有这么回事。关于那张‘手谕’的真伪，我不是学家，所以说不出意见。然而那封所谓的我爹爹写给她的信，确确实实是假的！”值得庆幸的是，徐逸前几年在台湾死了。毓老夫妇说：“她还好死了，如果不死，还不知要闹出多少大笑话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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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皇室收藏肇始于王权诞生，贯穿古代史，被认为是“历代统治者确立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内府收藏最早可追溯到周代，周天子收藏器物之所名曰“天府”“玉府”，青铜重器等国之大用的礼器藏于“天府”，供人欣赏玩好之物归“玉府”收掌。后者的门类日趋庞杂丰富，成为皇室收藏的主流，书画、古籍收藏是其中的重要门类。最早两者并不分家，统称为“典籍图画”，至隋唐时，内府书画收藏发展步入正轨，才与书籍收藏相分离。
皇家收藏往往呈现出某种规律：开国之初统治者继承前代藏品，继而经年向民间搜访购求，而到了王朝末期，内府藏品又多在改朝换代的巨变中或是流散民间，或是毁于战火，这一过程循环往复。帝王个人对艺术的偏爱和造诣，也会促使艺术品收藏的高度集中，清以前的内府收藏，在唐太宗、宋徽宗、元文宗时出现了三次高峰。
明代的皇帝“大都无鉴藏书画的嗜好”，内府“书画收藏详细记载缺失，无法窥见其全貌”，嘉靖以后，还曾将内库珍品出卖给豪强，以补充军饷不足。杨仁恺在《国宝沉浮录》中认为，“由于人为与天灾所造成的灾害，使我国千余年来递藏的作品，逐代锐减，尤以明代的情况最差。”清代统治者身为满族，注重对汉文化的学习吸收，尤其历经康乾盛世，社会安定繁荣，内府的书画、古籍收藏数量也随之急剧增长，“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奠定了今日蔚为大观、恢宏深秀的收藏根基。
继承前朝、民间采买与臣子进贡
清代内府收藏首先是继承明代遗存。明代中后期内府书画大量流出宫外，皇帝多拿书画赏赐或是折俸，宦官权势日大，不乏监守自盗的情况。有民间收藏家针对官方收藏不善，称书画进入内府为“受填宫之罚”。此消彼长，明代民间收藏则十分活跃。尤其是明中期杭州等江南一带，经济富足人文渊薮，民间私人藏家不但具有相当的财力，且鉴藏之学兴盛，名家辈出。比如吴门画派的诸位代表人物，自己就是诗文书画皆擅的大艺术家。当时的法书名画大体上是由北而南播迁，藏富于江南。到了清代，这一趋势发生逆转，由于皇家的致力收求，书画等艺术品又开始由南至北流转。
古籍的状况更是不容乐观。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下令放火烧宫，明故宫中主要用来藏书编书的机构文渊阁，随之悉为灰烬，偌大紫禁城只有武英殿唯一幸存。钱谦益称此次藏书之劫为“自有丧乱以来，载籍之厄，未之有也”。有人检索清宫典籍目录《天禄琳琅》，明代遗留的古代善本仅有42部。康熙朝国力渐强，皇帝就开始数次下诏，访求天下图籍，以充内廷之储。
清宫亦会真金白银购买书画古籍，最早有史记载是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太监奉旨在报国寺“买得王振鹏之画手卷一，此项银十二两⋯⋯”，这是当时购买书画的地点。乾隆时也不时有采买，从御笔的款识来看，王羲之的《袁生帖》、韩幹的《照夜白图》等名作都是买来的。但总的说来这种方式并不多见，贵为一国之君，更多的珍自上贡进献。
进贡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朝贡，二是地方向朝廷进献的常贡、例贡，三是个人向皇帝的进贡，最后这类多是臣工向皇帝进献以表忠心，并无定制，发挥空间比较大。不过虽无明文规定，但也并非人人都有资格进贡。上贡的多是亲王郡王等宗室贵胄；大学士、尚书、地方督抚等文武大员；织造、盐政等为皇帝办贡的特使；退休重臣，宗教领袖等。越级进贡的，如不惩罚，也都是“不令送览”。
每年的元旦、冬至、万寿节这三大节，是臣子们竞相进献的时刻，尤其是皇帝的生日万寿节为甚。1703年3月康熙过生日，“九卿皆进古玉书画为寿，皆蒙纳入内府名画”，时任刑部尚书亦是文坛名士的王士祯，就进献了自家旧藏宋代王诜《烟江叠嶂图》，这幅名作现藏上海市博物馆，堪称该馆的镇馆之宝。
到了乾隆朝时，臣下投其所好，进献书画古玩之风更盛。1752年万寿节，陕甘总督尹继善就向乾隆进贡了名画韩滉的《五牛图》。为了不予人贪婪之意，维护皇帝尊严，皇帝也不是全盘接受贡品，而是象征性地择优收受，大部分予以驳回。乾隆还几次降旨，禁止臣工进献。比如乾隆二十五年（1757年），皇帝翻阅雍正圣谕时读到查嗣庭案。作家金庸的这位先祖，因文字狱身死狱中，罪名是查出的日记中“语多悖逆”，其实是雍正要铲除异党。查嗣庭在日记中还记录了进献砚头瓶、湖笔的小事，乾隆读到此处竟十分忧惧，他认为臣子记述进贡之事，严重损害了皇帝的形象，气愤不已，感叹“人心险薄，何所不至”。为了避免有人“构造浮言”中伤皇帝，他决定不让王公大臣有所进献。
但乾隆往往之后又态度暧昧地接受了某些贡礼，“或遇国家大庆，间有进书画玩器庆祝者，酌留一二，亦以通上下之情而已”。这种欲说还休的态度，结果掀起的是新一轮地方官员的进贡高潮。乾隆年间的侵贪大案，也多与进贡有关，比如高朴、彰宝、王亶望、李侍尧等人。
有人想方设法投其所好，囿于眼力所限，不免混有赝品。一次，在江南充任税关监督的一个内府包衣，弄到一纸米芾字迹，在进献时忐忑地表明自己见识粗鄙，恳求皇上法眼鉴别。乾隆一眼就看出是伪作，于是在折子上用朱笔批了四字：“假的。不要!”
但也有人故意作伪，将皇帝骗得团团转，最有名的就是康熙宠臣高士奇。高士奇生前自编的《江村书画目》是他买进书画的账簿，1924年被学者罗振玉发现。书中不单记录书画价格、真伪、优劣，还将其分为“曰进，曰送，曰无跋藏玩，曰永存秘玩”等九类。所谓“进”即进献康熙之作，大多皆是赝品，不少几可乱真的“苏州片”，价钱低廉，二两至十数两；而诸如“永存秘玩”类的“上上真品”“无上神品”，花费高达数百两购得，自言“何可与人”，而要“子孙永宝”。正如有人所说，高氏有“欺君之罪”，但内廷却无鉴识之才，内府中也难免玉石混杂。
抄家：内廷盛大的文物涌入潮
清内府收藏书画主要来源之一是抄家所得，这也是历代文物流入内廷的一种方式。明代嘉靖时严嵩被抄家，精于鉴古的文徵明次子文嘉去严家查点书画，数量惊人，“晋唐以下名画三千二百零一件，法书一百零一件”。这些名画绝大多数未经钤印也无题识，严家倍受时人讥讽，可见他们完全是当财富聚敛囤积。
清代雍正、乾隆两朝，抄家事件尤多。雍正甚至在1726年发布上谕：“联即位以来，外间流言有谓好抄没人之家产者⋯⋯近闻市井中斗牌名色，有称‘抄家湖’者，公然于赌博游戏之中讥刺朝政，甚属可恶。”乾隆时更是“屡兴大狱，钞没货产，动至数十百万之多，为他代所罕睹。”
浙江巡抚王亶望虚报旱灾，贩粟分银，数额达数百万以上，是当时轰动一时的贪污大案。他被抄家后，乾隆对抄查之书画甚为关心，在浏览王亶望解京书画时，乾隆帝谕曰：“王亶望平日收藏古玩字画最为留心，其从前呈进各件未经赏收者尚较他人为优，乃昨岁查抄王亶望家产内，多系不堪入目之物⋯⋯”皇帝发现此前属意但退回的贡品不在其中，举出“从前查抄高朴家产内，有王亶望所刻米帖墨榻一种，内廷诸臣皆所共见，此种墨榻必有石刻存留，或在任所，或在本籍，乃节次解到及发交崇文门物件并无此项，其私行藏匿显而易见”。于是命大臣阿桂等严查，结果发现闽浙都督兼浙江巡抚陈辉祖，抄查王亶望时抽换过所收缴之字画，其中不乏精品，以及侵吞了其他一些贵重宝物，陈辉祖也因此入狱。
另一个抄家书画数量相当大宗的，是云南布政使钱度骫法案。钱度家共计108件包含了米芾、刘松年、赵孟頫、王蒙、文徵明、唐寅等诸多名家的书画，一朝全部归入内府。查抄的所有物品均开具清单，由皇帝拣选发落，其中皇帝看不上的或是品相不好、价值不高的书画，便同其他物品“估值变价，银交内务府广处司”。
皇家书目《天禄琳琅》中，著录最多的藏书家是纳兰揆叙，共计98部，占到《天禄琳琅》书目后编的六分之一。揆叙是康熙朝权臣纳兰明珠的次子，纳兰性德之弟，他潜心治学，曾任工部侍郎，他的谦牧堂藏书最富，“为满洲世家之冠”。乾隆中叶，和珅当权，垂涎明珠家家藏与宅邸，他向明珠的四世孙、任伊犁领队大臣的承安勒索不成，后罗织罪名，承安在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革职，籍没家产。家藏书画等“有天府所未有者”，揆叙传下的古籍等全部被查抄进宫。当时从山东巡幸回途中的乾隆，下达旨意：“所有字画册页交懋勤殿认看，书籍交武英殿查检，分别呈览等语。”而9年后，“和珅跌到，嘉庆吃饱”，内廷又是一场盛大的文物涌入潮。
清宫自产：画院、翰墨与皇亲
清代内府中除历代珍品书画外，还有不少清代书画作品，所占比重亦不小，其绝大部分由画院画家、内廷词臣供奉。顺康雍三朝(1644年-1735年)的91年中，皇帝身边集中了一批画家，但皇家并未正式设立画院。直到乾隆登基后，于乾隆元年(1736年)专门设画院处和如意馆，在宫廷画院史上出现了双轨制画院。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画院处归并于珐琅处，如意馆实际上担负起画院的职责。
乾隆每年移驾别处时，还会在当地组织一个画院。画师分布各处，有的在紫禁城内作画，有的在或是圆明园为皇室服务，还有些人跟随皇帝来到满洲里的行宫和狩猎场，记录描绘皇帝在各种情景下的英姿伟绩。宫廷画精品《乾隆大阅图》画的就是乾隆四年（1739年）乾隆南苑阅兵的盛景。大阅之前，乾隆特意发话：“俟大阅之日，着海望将画画人金昆带着。”于是宫廷画家金昆参加了大阅礼。不过后来绘制过程中，乾隆发现图中八旗列阵的顺序居然搞错了，万分恼怒，立即降旨停了金昆的俸禄。
在宫廷画院工作的画师报酬比一般画匠要高出很多，清宫画院画家人数众多，产量也颇高。比如宫廷画师张宗苍载于皇家书画精品著录文献《石渠宝笈》的作品达116件。还有一批西方传教士画家也于康熙朝开始陆续进入宫廷，其中最著名的是意大利人郎世宁，《石渠宝笈》中存其画作56件。乾隆一生多达一百五十余次的南巡北狩中，除了接受“路贡”，还会亲自寻觅各种艺术人才。绘制著名的《乾隆南巡图》的画家徐扬，就是1751年乾隆第一次南巡途中发现的绘画奇才，被他带入宫中。康雍乾三代还有相当数量的翰林画家，大都是朝中大臣，其作品较院画家更具文人气息。
除了画家们奉敕之作，皇室成员中也有丹青水墨的高手，他们的画同样被收入内廷。顺治就是一位颇有天分的画家。他画的《渡水牛》一图，王士祯在《北池偶谈》中赞叹其生动传神，“乃赫跃纸上，用指上螺纹印成之，意态生动，笔墨烘染所不能到”。
康熙则在日理万机中，对书法情有独钟，一生之中临池不辍。他最爱明代董其昌的书法，评其为：“天姿迥异，其高秀圆润之致，流行于褚墨间，非诸家所能及也”，使得朝廷大臣莫不跟随模仿，遂成风气。当时宫廷中庋藏董其昌和华亭派作品最为丰富。高士奇私家所藏中也特将董氏作品列为专目，可见一斑。
要论清宫收录作品最多的皇帝，乾隆当仁不让。《秘殿珠林》《石渠宝笈》中著录乾隆书画近2200件，占全部著录作品的1/5强，他是其中收藏作品最多的作者，远远多于其他人。乾隆在19岁时开始学画，“忆余己酉岁偶习绘事，而独爱写花鸟”，学画“始于临摹”，现留存最早的画作是他22岁时画的《三余逸兴图卷》和《九思图卷》，到最晚88岁所作的《戊午岁朝图》，创作时间近70年。乾隆的书法一改其祖康熙学董的风气，主要取法赵孟頫，并崇拜王羲之的书法，尤其推崇《快雪时晴帖》。
清朝100多位皇子当中，也涌现出了一批文坛艺苑的杰出人物。比如康熙第二十一子、慎郡王允禧，绘画功底扎实，在清代画史中被列为“本朝宗藩第一”。乾隆第十一子、成亲王永瑆，以楷书、行书著称于世，与翁方纲、刘墉、铁保并称“乾隆四家”。他们都有精品被收入内府。当然帝后书画也存在普遍的代笔现象，比如慈禧太后流传的画作几乎都是他人捉刀，这些也难用文人画的标准衡量艺术价值。
乾隆好大喜功，推动文化工程
乾隆搜罗传世书画，背后是其强烈的占有欲，不得不罢休。宋权、宋荦父子，曾为清政权巩固出力，北宋范宽《雪山萧寺图》、五代巨然的《溪山林数图》等名作皆来自顺治、康熙的赏赐。父子视为殊荣，相继保藏，他家两代也都是鉴赏名家，购藏大有可观。惟到了乾隆年间，这一家通过献纳或其他方式，名迹先后流入内库。苏州商人归希之，有钱不治产业，也不讲究起居，唯独痴迷书画，鉴赏水平也相当高。他的大批珍品坚决拒绝售予官吏缙绅，乾隆时可能用谕旨或少许代价，就悉数网罗宫中。骗倒康熙的高士奇虽精明绝顶，但他去世后，私藏的珍稀还是免不了被乾隆一网打尽，充入内府。曾为显宦的“真定相国”梁清标、隐退北京的孙承泽、经营盐业致富的安岐，家财万贯有志搜尽天下名画的山东张先山父子，这些大收藏家的宝藏最后均为乾隆括入囊中。
清宫所积累的法书名画日盛―日，几乎民间流传的瑰宝，大都归于内府收有了。“三希堂”与“四美具”的设立有着标志性的意义。乾隆十一年（1746年），皇帝得到王珣的《伯远帖》，将原放在乾清宫的《快雪时晴帖》，置于御书房王献之的《中秋帖》，在养心殿辟专室共聚一堂，将其命名为“三希堂”。他将这3件晋人书迹尊为中国书法的稀世之珍。所谓“四美”，即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和传为北宋李公麟的《潇湘卧游图》《蜀川胜概图》《九歌图》。明代董其昌就称其为“四名卷”，并对此4件巨迹散佚自己只能得其一而叹息不已。乾隆年间，这4件名品相继进入清宫，乾隆认为“千古法宝，不期而会”，不可思议，特在建福宫花园静怡轩辟出专室存放“四美”，名曰“四美具”。清代的民间收藏，在清初异常活跃，但随着乾隆朝法书名画几乎被收罗殆尽，民间的收藏也转向金石碑拓，考据之学风行。
“有清一代的征书活动，以乾隆朝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得书也最多。”1772年，乾隆下诏编纂《四库全书》，向全国征书长达7
年，各地书商纷纷携带大量的古籍典章来京，现在著名的文化街区琉璃厂，就在这一时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乾隆好大喜功，热衷标榜文治武功，编纂《四库全书》《天禄琳琅》《石渠宝笈》等一些巨型文化工程都发端于其治下。《天禄琳琅》《石渠宝笈》分别是对内府藏书、书画的一次大检阅，名字来自中国最早的国家图书馆——汉代未央宫内的天禄阁与石渠阁。
乾隆在1775年命大臣将“天禄琳琅”藏书重加鉴定整理，将图书辑成书目，方便管理利用。于敏中等人奉敕编校成《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共十卷，在目录学、版本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首部官方善本书目诞生。当时“天禄琳琅”藏书共计429部，宋版71部，影宋钞20部，金版1部，元版85部，明版252部，可以说集中了自宋至明五朝典籍的精华。《四库全书》卷帙浩繁，“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天禄琳琅书目》与其旨趣不同，体例上也迥异：视古书如古董，引入书画鉴赏的办法，强调“重在鉴藏”。它是目录学史上第一次详细进行版本描述的目录。
可惜嘉庆二年(1797年)十月二十一日晚，乾清宫、交泰殿失火，殃及毗连的昭仁殿，被称作“琅嬛秘籍，缥缃精品”的专藏尽付一炬。太上皇乾隆已是86岁高龄，惋惜之余，仍决心重建。他诏令将宫中藏书再次检选，汇集善本664部，仍沿用“天禄琳琅”之名。今天人们所能得见的就是这些“天禄继鉴”的书了。
《秘殿珠林》《石渠宝笈》，是继宋徽宗《宣和书谱》《宣和画谱》以后最重要的内府收藏著录书籍。《秘殿珠林》专门收录各类宗教题材的文物，除此之外的一般题材作品则归入《石渠宝笈》。两书各分为初编、续编和三编，参与编修者均为当时精于鉴赏的著名文臣。初编均始自乾隆九年（1744年），到三编成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前后历时70余年，收录作品计12000余件。《宣和画谱》等同类书籍，在规模及体例详备等方面，均无法与之媲美。现一套存于故宫博物院，一套存于台北故宫。
在拍卖场上，凡出自《天禄琳琅》与《石渠宝笈》的古籍善本、法书名画，有如拍场明星，意味着傲人天价的保证。但这也并不代表它们没有错误。以《天禄琳琅书目后编》为例，版本误判比例高达三分之一。当时为了满足乾隆以最快速度重现“天禄琳琅”藏书大观的愿望，编者们从选书到编目，仅用了7个月时间完成，不可谓不仓促，致使疏于考查。另外大臣们进献时免不了吹嘘一番，乾隆又并非全懂，等盖上御印藏入馆中，待编者考定版本时，即使发现有误，也不好撕破进献人的脸面，更不敢触犯圣颜，往往也就将错就错了。
乾隆以后的书画收藏积累明显下降，嘉庆时也只是在籍没湖广总督毕沅家产时，内府才收到一批宋元名迹，此后皇家更是继承余晖了。古籍方面，1958年9月，故宫博物院院长吴仲超响应中央号召，将故宫所藏40万册图书，除保留与宫廷历史和业务研究相关书籍之外，其余复本及书籍23万册，全部无偿拨付北京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其中包括清宫当时现存的全部“天禄琳琅”典籍。如今国家图书馆是中国大陆地区天禄琳琅藏书最多的公藏单位。
启功曾说过：“论起我国古代文物，尤其是古代书画，恐怕要属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最为丰富了。”乾隆朝内府书画的大集中，对后世有着深远影响，最直接的便是构成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书画藏品的基础。北京故宫共藏中国古代书画15万件左右，约占世界公立博物馆所藏中国古代书画的1/4。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书画总计9120件，元以前绘画574件，元以前书法155件。乾隆这位精力过人、不知餍足的艺术收藏者，最终在中国艺术史上留下了抹不去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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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刘迪《清乾隆朝内府书画收藏》、杨仁恺《国宝沉浮录》、珍妮特·埃利奥特、沈大伟《中国皇家收藏传奇》、紫禁城出版社编《故宫收藏与鉴赏》、刘蔷《天禄琳琅研究》等）
乾隆皇帝才是“弹幕”鼻祖 题字盖章数不胜数
弹幕这一玩意儿从液晶屏火到了银幕，可有网友说这一现代科技的产物其实是“乾隆皇帝玩剩下的”。在只有字字画画、瓶瓶罐罐的古时候，乾隆的御笔一挥再挥，不仅紫禁城里的艺术珍品上留下过他的鸿影爪泥，连高墙之外的山水园林都不放过，恨不得签上“爱新觉罗弘历到此一游”。
咱们的乾隆皇帝到底是有文化底子在的，御笔所到之处的题字不尽相同，艺术品是否升值不好说，各地遗存着乾隆真迹的都被圈起来作景点，哪怕只是一小块碑。趵突泉边题“激湍”，卢沟桥头书“卢沟晓月”，万寿山中刻“山川映发，使人应接不暇”……意气风发，越题越长。
香山上乾隆的墨宝就多达55处，分布在石壁、石墩、牌匾上。他下江南的时候看到爷爷康熙帝在“西湖十景”上的题字，便在御碑的背面上书十首诗。“想像银塘积素余，湖光山色又何如。近从赵北桥边过，一例风光入翠舆”吟的是断桥残雪，诗倒是不错，只是看多了就腻味了。古籍上常常能看到这么一句“乾隆皇帝一时兴起题字……”，只是这乾隆帝的“兴味儿”起地也忒频繁了吧，称他“题字狂魔”并不过分，也难怪郭德纲会在相声中笑侃乾隆题字“藏秘排油”了，走哪题哪，见啥题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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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春山居图子明卷》局部，几乎所有的空白处都被乾隆题了字
现如今的人秀自拍、秀美食、秀美景，其中的况味大概乾隆帝能感同身受，“爷秀的是字！”乾隆的字模仿的是赵孟頫，遗憾的是没有学透赵体精华，被嫌为“形似胖昏鸭”。往往这题字旁还得盖个印章，昭告天下这是御览之宝。这枚印章在书画收藏界的名声却不是太好，“像个狗皮膏药一样到处乱盖！”
乾隆的题字和盖章犹如乌云一般遮盖在名画之上，老外都看不下去了。被称为20世纪美术领域马可·波罗的苏立文曾遗憾地在《Symbols of
Eternity》一书中写道：“他的御章遮盖在了一些珍品的真迹上，有时候遮盖范围之广令人咋舌。”可乾隆不管，他只管自己抒怀尽兴，其心性如何可见一斑，不然也不会在奏折中批示出“放你的屁”，或是放任“避暑山庄”中“避”字一错到底，况且周围不乏阿谀奉承之人。
被乾隆“弹”过的字画有王羲之的《快雪时晴贴》、米芾的《蜀素帖》等。最为“面目全非”的是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子明卷》，子明卷是明末文人临摹无用师卷后的高仿品，乾隆初见之便极为宝贝，不仅外出巡视时随身携带，每次观赏更是要题上几句。
这幅画几乎所有的空白处都被他题了字，“面目可怖”，甚至画中的山缝中也是字。前卷押缝处的“以后展玩，亦不复题识矣”是他最后一次所题，在今天看来这幅画上飘满了十足的“弹幕”，边角缝都不放过。网友大呼：“幸亏乾隆没发现那个无用师卷是真迹，不然富春山居图真迹就完蛋了。”我们倒是要感谢乾隆的过度自信，真迹无用师卷的“打脸”，也没让他推翻早前的错误判断，真迹作赝品，赝品视真迹，以至于近代学者在辨认时伤了不少脑筋。
中国清代的乾隆皇帝，在书画中经常使用的印玺，在中收录了172方。的一些古代绘画精品，其中大多数是清乾隆皇帝最珍爱的。乾隆皇帝印玺成为鉴定乾隆皇帝御览、御笔和断代的重要依据。乾隆帝印玺在书画上的钤用与他的、文化修养、文人情趣是紧密相连的，乾隆皇帝自诩文采风流，对历朝书画艺术珍品无不广为搜罗、精心收藏，过目书画之多、收藏之繁，罕有可相匹者。能过他眼的，多在上面“涂鸦”和钤印。中国古典书画艺术，除了那些不被乾隆看好的作品，如果不排除乾隆那些鉴藏印玺的干扰，便难以欣赏，难以让人获得审美的愉悦。从这个角度来说，大规模肇始的收藏、整理工作，既让中国古代书画作品得到了认真的对待、很好的保存，也遭遇了空前的保护性劫难。
清代各朝皇帝的印玺均有印谱，称宝薮。《乾隆宝薮》记录了乾隆印玺1000余方，根据《乾隆宝薮》（线1）统计:
两套从乾隆御制诗文中选出带的《宝典福书》和带寿字的《圆音寿耋》各120方，计480方;其中一套印为进献，一套铜镀金印为金简进献的。另外，还有两套《宝典福书》和《圆音寿耋》各60方，计240方，共有720方未集入《乾隆宝薮》中，所以，乾隆皇帝一生制作印玺有1800余方。故宫现存乾隆皇帝印玺1000余方，、等也有收藏，佚失的有数百方。
（2）材质与钮式
乾隆时代的印玺，玉质印玺的数量多达半数以上，主要有，、、寿山石、、及各种宝石;除此之外，还有木、金、银、铜等20余种材质。
乾隆宝石料套印，16方共装一木匣，分别是:钮连珠文“宝”“长春居士”印，碧玉螭钮“爱竹学心虚”，白玉螭钮“”长方印，椭圆螭钮“”印，青玉兽钮“千潭月印”长方印，粉玛瑙龟钮“”长方印，白玉螭钮“追逐其章”长方印，玛瑙兽钮“齐物”长方印，螭钮“经训”方印，螭钮“大块假我以文章”方印，青金石螭钮“月明满地相思”方印，青玉螭钮“众花胜处松千尺”长方印，白玉螭钮“如如”方印，白玉螭钮“皆文章”长方印，红玛瑙螭钮“半榻”方印，白红玛瑙螭钮“随安室”长方印。雍正十一年（1733年）二月封弘历宝亲王，印应在此后制造。乾隆即位后仍继续使用，说明乾隆皇帝对这套印的喜爱。
根据天秀先生在《乾隆的图章》中所述，乾隆帝经常使用的有500余方。这些印玺均收录于《乾隆宝薮》中。在《乾隆宝薮》中印玺有大、中、小、方、圆之分，乾隆帝经常使用的印章钮式有，盘龙、、螭、凤、龟、麒麟、狮、牛、羊、马、象、虎、鹤、鸳鸯、松、竹、梅、菊、桃、荷花、葡萄、石榴等，另外，还有乾卦、、等，图画类有松亭、楼阁等。如:“乾隆救命之宝”，寿山石螭纽方形玺，四周仿刻纹饰。昌化石随形雕鸳鸯荷花“乾隆宸翰”印，此印通体青黄色，中有血斑，随形雕鸳鸯荷花，使整个印章四面非常紧凑。此印将昌化石的色彩与西湖的美景相结合，篆刻刀工圆润、流畅，是一件很好的工艺品，深得乾隆皇帝的喜爱。明代以前，统称“黄石”，并不为世人所重。清代开始，人们才逐渐认识田黄石，其身价剧增，名扬四海。如:田黄石料的“所宝唯贤”玺，钮，。
乾隆皇帝的许多印文均出自经史典籍，历代诗文中的名篇佳旬，皇帝有感而发的所作诗文。他处处效仿其祖父，乾隆时期篆刻宝玺他当太子时就刻有印章70余方。乾隆前期经常使用的印代表印有:昌化石随形雕鸳鸯荷花方形“乾隆宸翰”玺，阳文篆书“乾隆宸翰”，钤于御笔书画上。宸:原指北极，即，后借指帝王居所;翰:古以羽翰为笔，凡用笔所书者日翰，宸翰专指帝王笔墨之迹。此玺通体青黄色，中有血斑。随形雕鸳鸯荷花，印面四周阴刻诗文三首。乾隆“”玺，此玺为雕山石河流、树木花卉随形方形玺，篆书。出自《尚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乾隆以此言为君治民之法。他认为:为人君者，应“精一”兼执，修行己身。此玺与“乾隆宸翰”玺一起用于御笔书画上。此印巧妙利用昌化石的颜色，随石色彩安排画面，雕刻线条有利，做工细巧。
乾隆帝好大喜功，号称“武功十全”，乾隆自称“文治武功”为人。晚年乾隆印中有“”“八徵耄念之宝”“”等。
“古稀天子之宝”玺，在统治社会天子就是指皇帝，他享有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力。乾隆帝在《古稀说》曰:“古稀之六明二祖为创业之君……其余予所。”乾隆帝借此夸耀自己是古稀全人。他还刻制了“古稀天子之宝”印，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乾隆皇帝七十圣寿时，乾隆帝把自己看成是千古之中唯一年登古稀的英明君主，为此他特撰写《古稀说》，曰:“余以今年登七帙，因用杜甫句刻‘古稀天子之宝’，其次章而即继之曰‘犹日孜孜’，盖予有年，至八旬有六即归政而颐志于宁寿宫，其未归政以前，不敢驰乾惕。犹日孜孜，所以答而励己躬也。”表明乾隆帝虽然自负但不自满。另刻“犹日孜孜”玺，作为“古稀天子之宝”的副章相配使用。
“八微耄念之宝”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乾隆八十圣寿之时制作。同时又镌刻“自强不息”玺作为“八微耄念之宝”的副章，进一步表明了他的用意。“八徵耄念之宝”玺与“自强不息”玺相配使用。“十全老人之宝”的“十全”是指乾隆在位期间，十次远征边疆，全部取得的重大胜利。此玺既是乾隆自己的功勋纪念之物，也是他的自励之玺。“五代堂古稀天子之宝”，其含义是:乾隆皇帝八十圣寿，享受五代同堂的天伦之乐。“”玺，刻于乾隆归政之后。乾隆六十年（1795年）九月初三，在乾隆即位周甲之年，宣布立皇十五子为皇太子，待第二年新正时举行大典。乾隆成为清代唯一的太上皇帝，并刻制了“太上皇帝之宝”玺，但乾隆退位仍，直到嘉庆三年十一月他去世为止。
“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之宝”的“五福”指《尚书·洪范篇》中第九畴之第九“向用五福”，即:一日寿、二日富、三日康宁、四日好德、五日。乾隆帝在74岁时已是五代同堂，但当时并没有题堂，到了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才在紫禁城内增书“五福五代堂”之额，同时刻制了“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之宝”玺。其含义是:颂祝乾隆皇帝八十圣寿，享受五代同堂的天伦之乐。在天禄琳琅等书上钤有“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之宝”“八微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玺。
乾隆皇帝在书画经常使用的印玺在《中国书画家印鉴》中收录了172方，这些印玺有的不在故宫，但从《乾隆宝薮》中，我们得知它们的一些信息，现将有特点的几方归纳如下：
乾隆帝有多方“乾隆御览之宝”，书画上经常钤用的有两方椭圆形“乾隆御览之宝”，一方正方形“乾隆御览之宝”。椭圆形“乾隆御览之宝”，一方为寿山石，尺寸为4.1&3.4cm，在《卷》钤用此印；另外一方为4.2&3.5cm，在《金陵十八景册》中钤用。两方在镌刻上略有不同：在乾字的“乙”、之字，御字、览字的“臣”等多处镌法不同a正方形“乾隆御览之宝”为寿山石，7.9cm见力；经常钤用的还有汉玉“乾隆鉴赏”圆形印，直径2.8cm，；“寿”字，长方形汉上，，4.2&2.5cm。乾隆皇帝即位后镌刻的第一方印玺就是“乾隆御览之宝”，在《乾隆宝薮》中著录。乾隆元年日档案记载，“司库刘山久来说，太监毛团、交出铜宝一方，传旨：着刻‘乾隆御览之宝’，钦此。于日篆得、字样二张，司库刘山久持进交太监毛团呈览。奉旨：着准，钦此。于二月二十日司库刘山久、催总理将刻完字铜宝一方交太监胡世杰、高玉呈进讫。”
宫殿玺：“乾藏宝”，长方印，3.5x2.3cm；“鉴藏宝”，长方印，4&2.8cm；“重华宫鉴藏宝”，长方印，3.6&2.6cm；“御书房鉴藏宝”，椭圆印，4.4&3cm；均为，阳文；四方印为一匣。
乾隆皇帝书画常用两方“宝笈”长力印，尺寸为2.7&2cm；椭圆印2.4&1.2cm，“”2&1.3印为，“秘殿珠林所藏”长方印，尺寸为1.9x2cm，阳文；“秘殿新编”力印，2&2cm，阳文；“珠林重定，方印，2&2cm，阴文，汉玉。圆印“定鉴”，直径2.6厘米，阳文；方印“宝笈重编”，2.3&2.3cm，阴文，为。
故宫现存有两套“精鉴玺…‘宜子孙”印玺。一套为乾隆青玉螭纽“三希堂精鉴玺”（4&2.2cm），阳文；汉玉瓦纽“宜了孙”（2.4X2.4cm），阴文；与“乾隆鉴赏”一起在初、续编上钤用。一套为兽纽嘉庆“三希堂精鉴玺”（4.4&2.3cm）和青玉纽“宜子孙”（方2.9cm）玺，与“嘉庆鉴赏”一起在《石渠宝笈》《秘殿珠林》三编上钤用。嘉庆这套印是仿乾隆印，尺寸稍大，镌刻略有不同。故宫现存“续入”玺，青玉交龙钮，方3.35cm，通高6.1cm，钮8.7cm。乾隆晚期制作了“宁寿宫续入石渠宝笈”玺。
现藏乾隆皇帝“乾隆宸翰”9方，“惟精惟一”4方。“乾隆宸翰”与“惟精惟一”在一起使用有两种：一种是“乾隆宸翰”印阳文在上边，“惟精惟一”阴文古在下边边；二种是“惟精惟一”印阴文粗道在上边，“乾隆宸翰”印阳文在下边。另外，在元代《孤山图卷》（元人仿）有：“乾隆宸翰”印文。乾隆皇帝的田黄石三连印曾经被带出宫，其印文为“乾隆宸翰”“惟精惟一”和“乐天”，1950年归还，现在故宫博物院陈列。
乾隆晚年在书画上常用的有：“五代堂古稀”“古稀”“”“”“太上皇帝”“古希天子”等。
这里要特别说明“古希天子”圆印，在书画中经常钤用，因为乾隆“古稀天子”印有多方，笔者根据此印钤在书画上的尺寸和镌字大小，与《乾隆宝薮》对照；此印直径为4.5cm，汉玉。印谱文下有这样一段文字：“，长二寸，围一寸有分寸五，截为二。一则琢襟（射音），一则就围圆刻宝+宝文日：‘古希天子’，用以抑埴书画。可蝶则做之，觉太粗，中规削半留半，取削者玉质乃全呈留者缛华，原作玉或者用之，日以长受汗气，仍珍磷吐，既思臂病，用不数刻咏何为意，徵怃。乾隆壬寅题。（下镌乾隆连珠小玺）”乾隆为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从文中我们看到在书画中经常钤用“古希天子”圆印，原来是古玉改制而成，一半制成印，一半制成。为乾隆四十七年镌刻，此印为鉴定书画的一个重要依据。 ）
虽然以上印玺有的已经不存在了，但我们从《乾隆宝薮》中依然能够看到乾隆印玺的重要信息，在原印谱中有不同质地、尺寸、几方为一匣的记载，有的还在重要的印谱旁作了注释，为今人鉴定古代书画提供了重要依据。
书画上最早见于唐代法书上，绘品尚未见；宋代书画用印也很少。元末、明初才渐渐多起来，期以后几乎没有不用印的书画了。绘画有落款的大都钤在款题下，亦有用“起首”印的，另在图前后加章，挂轴、则在左右下角加钤“”印，无款的钤在图前、图末、挂轴和钤在左右下角，也有钤在上方空隙处的。书画长卷连接二纸以上，为骑缝印。乾隆帝有些书画上钤用多至一二十方，钤用方法是有规律的。
乾隆对晋唐比较喜欢，用印较多，空白地基本钤满。现存最早的山水画是隋代的《游舂图卷》，开卷有：“太上皇帝之宝”“石渠宝笈”“宁寿宫续人石渠宝笈”“乾隆鉴赏”“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中间有：“乾隆御览之宝”，结尾处有：“古希天子”“寿”“八徵耄念之宝”等印文。
《春山图卷》开卷有：“乾隆御览之宝”“太上皇帝之宝”“乾隆御赏之宝”“石渠宝笈”，中间有：“养心殿精鉴玺”“乾隆鉴赏”“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结尾处有：“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之宝”“古稀天子之宝”“耄念之宝”等。
北宋《行书自书诗词卷》有乾隆“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八征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三方大印竖排排列，还有“乾隆鉴赏”“乾隆宸翰”“”“”“古稀天子”“乾隆御览之宝”“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石渠宝笈”“宝笈重编”等印玺。
《临柳公杈兰亭诗卷》开卷有：“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之宝”“八征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后有：“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长方印）“古希天子”“石渠宝笈”“乾隆御览之宝”“石渠定鉴”“宝笈重编”，后有：“乾隆鉴赏”“重华宫鉴藏宝”“青”“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八征耄念之宝”“研露”“多所欣”等印玺。
乾隆皇帝不仅鉴赏名人字画时钤盖玺印，还亲自绘画和在书画上题字作诗，抒发自己的感情，表达文人情趣。故宫现藏书画中很多都钤有乾隆帝的印玺，乾隆皇帝的《盘山图》很有代表性。其上有乾隆帝34处题跋，诗后均有乾隆钤印。它翔实地记录了乾隆帝印玺的钤用情况：乾隆十年（1745年），乾隆帝在《盘山及行宫总述》后用：“乾隆宸翰”“临池”“”印；乾隆十二年，乾隆帝在《花朝游盘山》后用“乾”“隆”印；存后用“惟精惟一”“乾隆旋翰”；存后用“”“古香”印；在《东竺庵》后用“德充符”“会心不远”印；在后用“机暇怡情”“得佳趣”印；在后用“宸翰”印；在《江山一览阁》后用“絮矩”印；在后用“”“朗润”印；在《盘谷*后用“乾隆宸翰”印；存《盘山夜雨》后“”印；在《古中盘》后用“”印；在《千相寺》后用“古香”印；乾隆十五年，在《天成寺》后用“妙意写清快”印；乾隆十七年，在《西甘涧》后用“聊以观生意”“取意在广求”印；在《古中盘》后用“中心止水静”印；存《云罩寺定光塔》后用“静中观造化”印；乾隆二十年，在后用“古香”“泰卦”印；乾隆二十五年，在《泛写盘山》后用“朗润”印；乾隆二十八年，在《泛写盘山》后用“机暇怡情”“得佳趣”印；乾隆二十九年，在《盘晓景山》后用“比德”印；乾隆三十一年，在《盘谷夜月》后用“比德”印；乾隆三十四年，在《读画楼》后用“比德”“朗润”印；乾隆三十五年，在后用“会心不远”“德充符”印；存《得楷轩》后用“朗润”印；乾隆二十二年，存后用“比德”朗润”印；乾隆三十九年，在《老杏》后用“比德”“朗润”印；乾隆四十年，在后用“会心不远”“德充符”印；乾隆四十七年，在《膳榆》后用“古稀天子”“犹日孜孜”印；乾隆五十年，在《梅杏》后用“比德”印；乾隆五十年，在《读画楼》后用“会心不远”“德充符”印；乾隆五十四年，在《受宜届》后用印；“古稀天子”“犹日孜孜”印；乾隆五十六年，在后用“八征耄念”“自强不息”印；乾隆五十八年，在后用“八征耄念”印。这些题跋和印迹记录了乾隆皇帝从35岁到83岁近50年的历程。在乾隆十二年，这一年乾降皇帝12次作诗题跋，乾隆十七年3次作诗题跋，乾隆三十五年2次作诗或题跋，题跋后均钤不同的印文。
乾隆对古代艺术非常重视，他在位期间对艺术品进行了饮定，编纂了《宁舟举占》等书籍，并将收入书目中的艺术品钤上相应的印玺。如：《石渠宝笈》《秘殿珠林》，乾隆帝还亲自指挥，从书画的删选，到著录文字的审校，乃至书画的、御玺的钤印，都要过问。《石渠宝笈》《秘殿珠林》，是清代宫廷编纂的两部大型书画著作。两书分初编、续编、三编，是乾隆、嘉庆二朝相续将内府所藏书画编纂的著录书。全书的编纂过程，前后长达74年，可称我国古代史上的巨观。每件书画一经编就，除在本幅加盖“乾隆御览之宝”或“嘉庆鉴赏”等五玺或外，并在书中分别注明该件收贮处所，以重典守。尤以《石渠宝笈》初编收录书画的水平最高。
《石渠宝笈》初编以书册、画册、书画合册，书卷、画卷、书画合卷，书轴、画轴、书画台轴为次序，编成登记目录，共44卷，于乾隆年完成。书内将每件作品的尺寸、、印迹，历代家的题咏跋语及御题等全部记录无遗。《石渠宝笈》所载存贮书画地点按、养心殿、重华官、御书房、三希堂、学等贮藏之所序列，每一藏处又按书、画、上下等的序列为目；所收录书画的著录内容，上等书画详明，次等书画简要，所收录书画加钤诸御玺。在该书基夺完成之后，又按照乾隆帝的特别喜好，增添了一些书画，并分贮于三希堂、学、画禅室等处。另列“”一处，附于之后。乾隆和嘉庆时期编纂《石渠宝笈》初编、续编、三编后，凡经着录的古代书画都要钤盖印玺。《石架宝笈》所载存贮书画地点共14处。内府藏书画原来分为四等，后归并为上下两等。《石渠宝笈初编》“凡例”中说明：“书画分贮乾清宫、养心殿、重华宫、御书房四处，俱各用鉴藏玺以别之。又‘石渠宝笈’‘乾隆御览之宝’二玺，册、卷、轴皆同。上等者则益以‘乾隆鉴赏”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三玺。既分贮四处，所编字号仍分部排次，取其便于观览。”按“凡例”的规定，凡收录书画均钤收藏殿所等三玺，上等书画又加钤“乾隆鉴赏”等三玺。即上等书画钤，次等书画钤三玺。从《石渠宝笈初编》着录的书画看，乾隆用印是有规律的。《石渠宝笈》续编、三编的书画钤御玺，少变化。《石渠宝笈续编》著录的书画，不分上下等，除所说的“”外，又加钤了“石渠定鉴”圆印、“宝笈重编”白文方印，并按收藏殿所，加钤“乾清宫精鉴玺”等，共成“八玺”。
鉴藏印记所钤部位也有一定的规律，手卷大都钤在本幅前后下方角上，偶有钤在上边角上的。长卷接缝也往往有鉴藏家骑缝印。此外，前、后贉纸以及绫、绢隔水等处也都可钤印。挂轴、册页等也总钤在本幅左、右下角或兼及上角、裱边上。各代内府鉴藏印所见有成套的，也大都有一定格式。清乾隆内府五玺也有一定规定，大致右上钤“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二印，中上钤“乾隆御览之宝”（椭圆形），左下钤“乾隆鉴赏”（圆形）、“石渠宝笈”二印，这是常见的规格，但有时或增或减，变化亦多。而嘉庆在书画上用“嘉庆鉴赏玺”“珠林三编”“宝笈三编”“西清秘赏”“周甲延禧之宝”。
乾隆帝印有人名、地名、鉴赏，收藏印等，他当太子时用“皇四子印”“弘历图书”“和硕宝亲王宝”“长春居士”；当皇帝后，用“信天主人”“十全老人”等，地名章有“重华宫”“养心殿”“”“”“五福五代堂”“”等。收藏印用“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御书房鉴藏宝”“石渠宝笈所藏”“”等。而闲章多用“勤学好问”“存心养性”等等。乾隆70岁以前钤有“乾”“隆”名章；70岁以后钤用“古稀天子之宝”（阳文）和“犹日孜孜”；用“八征耄念之宝”和“自强不息”；嘉庆元年用“太上皇帝”，次年“归政仍训政”。
康熙皇帝用印在印谱下面一般注明用途，如：“”在手敕上或有关于政事的御制诗文上用。“康熙御笔之宝”凡旧人画幅手卷于空处写“御览”二字，上用“康熙御笔之宝”，画幅在正届中用。手卷或前或后、看空阔处写御览二字加宝。”宣文之宝”用在内府所藏书籍上并赐臣下书籍法帖上。“康熙御览”旧人之字画用康熙御览宝。“万畿馀暇”几暇摹古宜用于御临旧人字帖上居中及前后俱可用。“稽吉右文之章”稽古右文之章随便可用。而乾隆帝印玺在《乾隆宝薮》中没有具体规定和注明，但从故宫藏书画中我们还是能够看出它的使用规律。
关于印玺的钤印部位顺序也并不完全固定，不可能每枚印章都盖得一样清晰，这在清朝宫廷绘画上可以找到很多例子，乾隆印玺质地多为玉质材料，质地坚密，扣出印文饱满、线条轮廓清晰。一股在骑缝处的大印文多为玉质材料，钤盖时用往印上拓匀，再钤于画上；而石质和木质分量轻，为质地稀疏的印材，在钤盖的时候印材吸收了很多印油，钤在上的印文较浅。
故宫博物院的一些古代绘画精品，其中大多数是清乾隆皇帝最珍爱的收藏。通过对这些绘画作品的鉴赏，可深入了解画中的精神及绘画主题和绘画技巧等。乾隆皇帝印玺成为鉴定乾隆皇帝御览、御笔和断代的重要依据。书画印玺和收藏鉴赏印，在印文、印形、印质、印色方面，各时期也有一些变化。尽管现在乾隆皇帝的许多印玺已经佚失，但从现存书画中仍然可以欣赏和读到乾隆皇帝的印迹，领会到他的思想情趣和文化内涵。乾隆帝印玺在书画上的钤用与他的、文化修养、文人情趣是紧密相连的，从他在不同时期、不同书画上用印可以体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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