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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语录专题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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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　
酋长话语甘愿做奴隶的人就应该被奴役！—— 尼采　　　　　　　　　　　　　　　一 写这篇短文的时候，心绪特别繁杂，老走神，磨蹭了许久下不了笔。但是，一想起谢泳，一想起他的自由知识分子们的命运，一想起他的西南联大，一想起储安平与《观察》，大脑中就浮现出一幕幕悲壮的画面，似有千 言万语，不吐不快。　　谢泳的文章是平稳舒缓的，但在平缓的背后却隐藏着深厚的思想功底 和个人风格，在现代随笔新三家（摩罗语：林贤治、谢泳、余杰）中确实自 成一派，怪不得那么多出版社的漂亮女编辑在寻找谢泳，巨大的感性魅力和 理性力量催人深思。谢泳不是最卓越的，但却是惟一的。他从故纸堆中淘出那么多学人的倜傥丰采和悲惨命运，然后信手写成学术随笔，展现给我们——胡适、冯友兰、张东荪、金岳霖、傅斯年、梁思成、王瑶、舒芜等上百位 自由知识分子都被他画了素描，他们的伟大与卑微跃然纸上。他说：“说到 过去的教授，我们年轻的一辈真有说不出的感慨，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 经照古人。都是教授，前后却大不相同。我曾和作家钟道新说，过去的教授是手工生产的，少，也就值钱，今日的教授是机器生产的，多，也就贬值了。你 想，一个社会无论什么人都敢以教授自居，那自然什么人也就敢随意嘲弄教 授了。这当然还是就教授的数量而言，就学术水平而言，今日的教授更应当 感到面红耳赤心有愧才对。今日的教授已不再是学衔、学问的标志，而是工资的一个级别，一个分配住房的资格，再加上一个享受公费医疗的待遇而已??一想到今日的有些教授为了一百块政府津贴，撕破面皮，打得不可开 交，真让人感慨不已呵??”一刀见血，不愧为“太原剑客”。当今时代，“知识分子”是一个被用滥了的词。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第 1467 页的解释，知识分子是指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 如科学工作者，教师、医生、记者、工程师等。而在普、通人的心目中，有 文化的人就成了知识分子。而至于他们的知识有多有少，是真是假，有用无 用，正动反动，有害有益，人们往往是忽视的。　　对此定义，我早就持怀疑态度：一般文化人是知识分子，大教授也是 知识分子；喜鹊是知识分子，乌鸦也是知识分子；顾准、王元化是知识分子， 郭沫若、柯云路也是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岂不太模糊了吗？后来，我在外国 人的书中找到了答案。外国人的知识分子定义有三层含义：一，社会的良心； 二，智慧的传播者；三，对真理与神圣的亵渎与怀疑者。这使我恍然大悟， 如果按外国人的标准，中国知识分子的数量是极其有限的（有人也有不同意 见，认为中国不是没有真正的知识分子，而是历朝历代都被统治者杀光了）。 对此，我向隐者徐无鬼先生做了专门的请教，并达成了共识。我们将现在“知 识分子”的内容升级为两个概念，即知识分子和智识分子。知识分子的第一　　层就是我们词典里的解释，即不管是大学生还是教授，不管是不是社会的良 心，统称为知识分子。第二层是苛刻的，就是智识分子，智即智慧，识即识见、思想。智识分子应该是外国人心目中的知识分子，应该具有独立、民主、批判、创造的 特点。若按此观点，恐怕谢泳书中的知识分子也要分化为两个阵营。　　我同谢泳的第一次相晤，是在 10 月份的一个夜晚。其时，他从太原刚 到北京，我则从呼和浩特出发专门赴约，同宴的有余杰、摩罗、李可、冯晓哲诸君，虽然外面秋风萧瑟，而我们的内心却燃烧着火一般的激情。谢泳剃着普通的小平头，谈笑风生，一如他的文章般稳健和蔼，仿佛一杯陈年的酒， 愈饮愈醇，足可抵挡俗世的浮躁。二　　《哲人的蠢话——一个隐者的残稿》，作者系徐无鬼先生，真名不具， 是一匹老黑马，于 1990 年后辞职归隐田园，悠然见南山。通过《火与冰》、《铁屋中的呐喊》、《耻辱者手记》和《47 楼 207》为红娘，我们两见如故。 辩论，唱歌，弹钢琴，在后花园打乒乓球，吃自己庄园种的 24 种纯天然蔬菜，在“黑马圈”喝自己酿的米酒，拜访草原活佛，听张浩崔小莉读余杰的文章??是我每一次回“草原部落”和“草原部落”每一匹黑马到内蒙的必 修课。人生苦多，此乐何极！徐无鬼是一狂徒，不仅狂饮，而且最擅长酒后狂骂，骂独裁者，骂“文革”，骂卑鄙小人，骂贪污犯??无所不骂、淋漓尽致份他自己说，这一优 秀品格是从于北辰先生身上偷偷学到的。于老是内蒙古大学的第一任校长， 是胡耀邦的同事，四川大学的高材生，20 多岁就当县级干部，现任某中央 领导在延安上幼儿园小班时，他教大班。他从 1949 年就写文章《革命是为了穷吗？》，60 年代就开始骂江青??一直骂到现在 85 岁了，仍然精神矍 铄。一次，当我向于老请教长寿秘诀时，他朗声大笑：“有什么秘诀，无非 是想骂谁就骂谁！”在这一导师的言传声教下，徐无鬼从内蒙骂到北京，又： 从北京骂回内蒙，骂技日甚，路见不平一声吼，该破口时就破口，最后见被 骂者不可救药，帐然隐居田园。在前不久的一次沙龙中，一名记者为“文革” 唱赞歌，争执不下，徐无鬼大怒，拍案而起，拂袖而去，让人好不尴尬。　　关于徐无鬼的逸事掌故多如牛毛，只讲两则。其一，徐先生上哲学课 总闭着眼睛，不看讲稿，也不看学生，完全是一副物就两忘的境界。一日， 讲到动情处，先生老泪纵横，一只手从左衣袋里掏出手绢往脸上擦，学生仔 细一看，原来是一只袜子，顿时引起哄笑。先生知道掏错了，气定神闲地从 右衣兜里掏出手绢，又往脸上抹，学生一看，是另一只袜子。足见徐先生的 记忆力不好。一般若无人陪同或接送，徐先生独自是回不了家的，要么会走 错家门，他不止一次地走到曾经陪同一个老朋友只去过一次的情人的家里， 结果却叫不开门。其二，本地省政府的某一高官去拜访他，徐先生派妻把客 人的奥迪坐骑挡在柴扉之外，告诉对方，他正在与人谈话。客人惊问：“与 什么更加重要的人物谈话而不见我们？”妻告曰：“苏格拉底！”徐先生的好 朋友除了苏格拉底外，还有索尔仁尼琴，他亲切地称之为“索兄”。一入他 的书屋，索兄目光如炬，让客人不敢仰视。徐先生虽然表面潇洒若陶渊明，但内心却无比的痛苦。其一，他认为，嘴有三项功能，吃饭接吻发议论，而今却只有两项功能，非常痛苦；其二， 他认为，人有三大痛苦，无侣无朋无类，而今只有伴侣、朋友，却很少同道， 所以也让人痛苦。其三，佛经中将人的痛苦分为四类：生、老、病、死，他 认为这四类不全，应该是“生、老、病、死、思”五苦，思想的痛苦是最深 层的痛苦。所以，他才拉来雅斯贝尔斯、伏尔泰、索兄、尼采等朋友对话， 聊以慰藉他那颗孤独的心。他经常说的格言有三句，一为“人的全部尊严就 在于思想”（帕斯卡尔）；二为“在瞎子的王国里，独眼龙便是国王”（西方 谚语）；三为“我用一句格言就能戳穿一个大人物，就像一支大头针钉在蝴 蝶上一样”（伏尔泰）。正因如此，他常常夜半从梦中醒来，长叹不息，他说： 小时候，母亲用最亲切最温柔的催眠曲对我唱： “睡吧，睡吧，我亲爱的宝贝??” 我便甜美地进入那仙幻之境。　　现在，我长大了，长老了，睡不着了，谁能令我回到儿时的梦境？我 睁着漆黑的眼，望着漆黑的夜，做着漆黑的梦，发出漆黑的呼喊??三　　不知不觉，又到了年底，一切欣喜悲伤都浓缩在这一套薄薄的“黑马 文丛”中。这是一套思考中国母亲的启蒙读物，这是一套青年智识分子展望 未来的登台宣言，也是一个孤独的牧马人和一群黑马艰苦拼搏的故事。　　不得不申明的一点是，前些日子在徐无鬼阴山别墅“黑马圈”的落成 典礼仪式上，我已宣布，黑马只选 10 匹，该封圈了。但有许多朋友坚决反对，几经斟酌，虽然再不推出“黑马”，但推出三部“黑马文章”集，作为 收尾之作，以飨读者。其一，《审视中学语文课本》（暂名），对中学语文课 本进行全方位审视和批判；其二，《大型学术刊物〈方法〉杂志精华本》（暂 名）；其三，《第四种权力——中国新闻自由的焦点访谈》。此外，还推出“草原部落智识分子论坛”，即《顾准选集》、《孙悦生遗稿》和《钱理群文集》，作为 1999 年的见面礼。希望读者能够接纳。 作为一名智识分子，作为一名出版家，上帝赋予我的使命，就是用民间的思维去关注苦难深重的祖国母亲，并用思想的光辉去唤醒那些麻木的灵魂。呵，我的 1999，究竟是喜还是忧？ 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贺雄飞1998 年岁末于草原部落晚年冯友兰　　一直没有读到冯友兰先生的最后遗著《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只 从有关冯先生的传记和年谱中得到一些粗浅的了解，冯先生晚年写了一本不 能出版的书，这不容易。1991 年 3 月下旬，张毕来、丁石孙等 7 名政协委员向政协七届四次会议提出提案，呼吁出版《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宗璞为此还给有关领导 写过信，但最终不了了之。人世苍茫，想到当年冯友兰先生的无奈选择，再 看今日冯先生的执著，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冯先生如果没有晚年这部 书，也许我们不会更深地理解冯先生。或者说句大不敬的话，要是冯先生不 得长寿，那不知会有多少误解留存世间。冯先生虽有无奈的时候，但他也终 有不需要应付，不需要为谁服务的时候。冯先生早年是独立的，这种独立曾 一度消失，但最终冯友兰又独立了，尽管这已到了他生命的终点，一个人到 了这步天地才“海阔天空我自飞”，让人觉得多么沉重。在《新编》第七册 的“自序”中，冯先生说：“在写八十一章的时候，我确是照我所见到的写 的。并且对朋友们说：‘如果有人不以为然，因之不能出版，吾其为王船山 矣。’船山在深山中著书达数百卷，没有人为他出版，几百年以后，终于出 版了，此所谓‘文章自有命，不仗史笔垂’。”（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 编》）冯先生“文革”中的失误，有其性格的原因，但更多的是时代的关系。 冯先生作为一个读书人，在那样的环境下，做一些违心的事，常常不得已而 为之。　　冯先生性格中的弱点，西南联大时有一件小事可见。钱穆在《八十忆 双亲·师友杂忆》一书中说：“一日，有两学生赴延安，诸生集会欢迎。择 露天一场地举行，邀芝生与余赴会演讲，以资鼓励。芝生先发言，对赴延安 两生倍加奖许。余继之，力劝在校诸生需安心读书。不啻语语针对芝生而发。 谓青年为国栋梁，乃指此后言非指当前言。若非诸生努力读书，能求上进， 岂今日诸生便即为国家之栋梁乎。今日国家困难万状，中央政府又自武汉退 出，国家需才担任艰巨，标准当更提高。目前前线有人，不待在学青年去参 加。况延安亦仍在后方，非前线。诸生去此取彼，其意何在。散会后，余归 室。芝生即来，谓君劝请生留校安心读书，其言则是。但不该对赴延安两生 加以责备。余谓，如君奖许两生赴延安，又焉得劝诸生留校读书。有此两条 路，摆在前面，此是则彼非，彼是则此非。如君两可之见，岂不仍待诸生之 选择。余决不以为然。两人力辩。芝生终于不欢而去。然芝生以后仍携其新 成未刊稿来盼余批评，此亦难得。”冯先生比之钱穆，用今天的话，比较活 络。　　冯先生又是懦弱的，这种懦弱，不全在自己，更在自己之外的某种压 力。这也有一例可举。1951 年，冯先生随中国文化代表团赴印度访问。在 德里大学见到他在西南联大的好友、当年的训导主任查良钊，不但没有说话， 而且立刻回避。后来查良钊在《忆一位失去自由的教授》一文中回忆了此事。 当时他怕冯友兰有不便之处，便提前写了个便条给他。说：“芝生兄，今天 何幸在此德里大学相遇，恰值西南联大第十四周年纪念日，盼望吾兄归去后 向我们共同的老朋友和当年同事们代我致意。弟，良钊，11 月 1 日。”可当 冯友兰见到查良钊时，他们几个没和任何一个人打招呼，就匆匆离开了会场， 让当时所有在座的客人感到十分吃惊。当时负责会议的人说：“这像我们东 方人的礼俗和习惯吗？’我真不懂。”因为查良钊在 1949 年前先到印度访问， 后未回大陆，而去了台湾。　　当时在国际场合，有纪律规定，不能和台湾方面的人同时出现在一个 场合，可见一个时代的精神氛围。《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提到此次出访。 当时印度德里大学要授予冯先生名誉博土学位，冯为接受与否，曾请示了外 交部。当普拉沙德总统介绍冯先生的学术贡献时，曾提及两卷本的《中国哲　　学史》及“贞元六书”，外交部得知后当即致电代表团，谓此介绍有问题， 先生应于适当时机予以更正。所以随后在加尔各答访问并讲演时，冯先生讲 的是“新中国的哲学”，并应外交部的要求说：“中国革命成功，我认识到我 过去的著作都是没有价值的。”这是 50 年代初冯友兰先生的经历，想来不会 不在他的心上投下阴影。　“文革”初期，冯先生本来也是有罪之人，只是由于毛泽东在一次会议 上随口说到：“北京大学有一个冯友兰，是讲唯心主义哲学的，我们只懂得 唯物主义，不懂得唯心主义，如果要想知道一点唯心主义，还得去找他。翦 伯赞是讲帝王将相的，我们要知道一点帝王将相的事，也得去找他。这些人 都是有用的，对于知识分子，要尊重他们的人格”（《三松堂全集》第一卷）。 在一言九鼎的岁月里，随口提到的冯友兰和翦伯赞，都因了这句话而改变了 命运。虽然翦伯赞不久后自杀了，但据说在他死后身上发现一张纸条，上面 写着“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是感激抑或讽刺？　　有了这样的经历，谁能不怕呢？冯先生死后，港台一些学者已放弃了 对他“文革”中表现的苛评，倾向于认为冯先生的一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 剧。季羡林挽冯先生说是大节不亏，晚节善终，当是知人之论，晚年费孝通费孝通先生今年已是 85 岁高龄了。在昆明举行的纪念“一二·一”运动 50 周年的纪念活动中，我看见了他。他的精神很好，先在纪念大会上讲 了话，又亲自给“一二·一”死难烈士送了花圈。隔着层层人群，望着这位 虽已年迈，但仍思维敏捷的老人，我想到了他的青壮年时期，想到他的许多 同辈朋友，心里默默地为费孝通先生祝福。在他同时代的朋友中，他是极少 数幸存下来的人之一，作为一种象征，他能让今天年轻一代感受到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和坎坷人生。　　我曾在一篇研究《观察》撰稿人的论文中，将储安平、费孝通、钱钟 书作为那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三种类型。对于费孝通先生，我当时评价 他时心中有一种复杂的感情，由于我一直将他早年的朋友储安平作为一种理 想知识分子的类型，所以在费孝通先生的晚年选择上，一直存有疑虑，而未能表示出理解。特别是对他内心的无奈，我是在读了他的杂文选集《逝者如斯》后，才若有所悟的。对像费孝通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年轻一辈如果不 走近他的内心世界也许很难理解他。他的晚年，或者说他的后半生，一直生 活在两个世界里，一个是政治家（想不出其他更好的称呼）的世界，这一面 为人所知，另一个则是社会学家的世界。前者是公众的，而后者是个人的，理解晚年费孝通，非走入费孝通的个人世界不可。我接触费孝通先生的著作，在 80 年代中期。那时三联重刊了他的旧著《乡土中国》、《美国与美国人》， 当时不仅对费孝通先生的学术感兴趣，而且喜欢他的文章。费先生的文章写 得极其漂亮，这大概也是他同辈朋友的共同特征。　　后来我选择了储安平和《观察》作为研究题目，因为知道费孝通先生 是储安平的朋友，所以特别留意读他的著作，希望能从中发现那个时代的精神特征。做完《观察》研究之后，我又选择了西南联大为课题，这样就更多地接触到了有关费孝通先生的材料。 我先说几句学术界对《观察》周刊的评价。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中说：“主要的中文时事评论期刊是上海出版的《观察》周刊，由于该刊可靠的军事联系，也被认为是这个时期有关战争发展的少数可利用的 资料来源之一。”汪荣祖在《二十一世纪》上撰文指出“更具自由主义色彩 的是储安平的《观察》集团”。“储安平及其《观察》尤为自由派批评的重镇， 比之当年的《新月》，批评更为广泛，更为尖锐，自由主义的旗帜也更鲜明，又是一场自由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斗争。”　　余英时对《观察》的评价更高：“当时对知识分子影响较大的刊物大概 要算《观察》杂志。《观察》的基本立场是西方自由主义，大体上可以看作 五四主流思潮的延续。这四五年，部分由于政治形势变化得太快，青年一代 知识分子的思想激进化也大有一日千里之势。《观察》的温和稳健立场，包括其中费边社会主义的倾向，并未能缓和激进化的历程。不过《观察》所揭橥的民主、自由、宪法等观念还是为日后知识分子留下了思想的种子”（《钱 穆与中国文化》）。　　由于储安平 1957 年的遭遇，《观察》也极少为人提起。在储安平同时 代的朋友中，很少有人为他专门写回忆文章，我印象中 80 年代只有他的学生张啸虎在《读书》上写过一篇。90 年代中期，经我手在山西的《黄河》杂志上发表了冯英子的《回忆储安平先生》和王火的《回忆储安平教授》两 文，算是集中的怀念文字。费孝通先生没有专门写过怀念储安平的文章，但 他在许多文章中表达了对当年《观察》周刊的深情，也多次流露了对亡友储 安平的怀念，我就是在这些片断的回忆中，走进晚年费孝通先生的另一世界的。　　我感到他还是一个敢说话的人，在内心深处，他对自由主义理想依然 保持着深深的眷恋，在许多属于个人的散文随感中，随处可见他的这种情感。 在《怀〈文汇报〉女将》一文中，他说：“当时知识分子喜读的《观察》，一 度以《南京通讯》而畅销海外。”在《我和〈新观察〉》中，他对《观察》有很高的评价：“《观察》是日本投降后到解放这一段内战时期知识分子的论坛。知识分子就是好议论，议论需要讲台和刊物。《观察》及时提供了论坛， 一时风行全国。现在五六十岁的知识分子很少不曾是《观察》的读者。当时我年华方茂，刚身受反动势力的迫害，岂肯默尔而息，于是仰首申眉、振笔疾书，几乎每期《观察》都有我署名或不署名的文章。在我说是 件快事，对《观察》来说多一个快手。我们之间的文字因缘就这样结了下来。” 他在 1987 年为《山水·人物》所写的自序中，非常明确地说：这本书的出 版“算是我对一位老朋友的纪念。他是解放前创办《观察》周刊的储安平先生”。他在文章的最后借回忆自己少年时期的一篇文章，发出如下感慨；“我 并不想附会说，这是这一代知识分子命运的预兆：空留缎带在人间。我不明 白一个 14 岁的孩子怎么会有这种感觉，又何其适合于用来纪念我死得不明 不白的亡友储安平呢？”　　怀念储安平，怀念《观察》，或许可以说是怀念自己青壮年时期的理想。 费先生这一代知识分子，有很好的中西文化背景，自然也有很强的自由民主 观念。但岁月无情，历史难测，1957 年不仅埋葬了这一代知识分子的肉体， 而且将崇高的信念也埋藏进幸存者的内心世界了。费孝通先生晚年已不愿多 谈这些，但从他的散文，或者专业论文中，我们又时时能感受这种信念的强　　烈。他在《八十自语》中说自己晚年的选择“志在富民”，但“‘志在富民’ 是不够的，还有一个富了怎么办的问题。我是看到这个问题的，但是究竟已 跨过了老年界线，留着这问题给后来者去多考虑考虑，作出较好的答案吧。” 这是一个历经坎坷的知识分子对未来含蓄的期望，我们能感受到支持这种期 望的信念是他年轻时的理想，最后我还想说一点，收在《逝者如斯》中的《红场小记》、《孔林片思》、《〈史记〉的书生私见》是 90 年代以后费孝通先生的少数几篇随感，但从中 却透露出费孝通先生的晚年心境，他在后记中说：“我写下这些感受并不是 想叫后代望而生羡，而是盼望这样的时代，不会一去不返。应当相信更好的 时代是在今后。让我再强调一句，我的大学时代，甚至其后在十分艰苦的抗战时代，确确实实是靠了那么一批无私奉献于学术和教育的老师们，才使兢 兢业业的学风没有中断。我希望我这本集中多少能传达一些当时那种使人神 往的气氛。”这本《逝者如斯》，用费先生自己的话说是“自传的副本”，我 的感觉是晚年费孝通在精神上还生活在他过去的时代里，这是让今日年轻人 羡慕的，他曾有过值得留恋的东西，而我们呢？寂寞钱端升　　说寂寞钱端升，或许有些不确切。作为政治学著名学者，钱先生 1949 年以后在他同时代的人中，遭遇并不是最惨的。他是许多届的政协委员，还 做过北京市政协的副主席。　　虽然他没有逃过 1957 年的厄运，但在同时代朋友中，还算是较为平静 的。说他寂寞，不是指这些俗世的浮名，而是说内心。我读过一点钱先生早 年的文章，尤其是他在 40 年代写的许多东西，感到那是一个充满朝气，思 维活跃，见识不凡的学者在说自己的话。钱先生后半生几乎没有什么著作， 文章也极少，这些或许说明不了什么，但他内心装着的寂寞却在岁月的流逝 中越来越满。　　钱先生 1900 年出生，19 岁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学校，1924 年 获美国哈佛大学的哲学博士，25 岁就做了清华大学的教授。钱先生的专业 是政治学。1934 年钱先生还在天津的《益世报》接替罗隆基做过一段时间 的主笔，是很能写文章的。1991 年北京师范学院出版了《钱端升学术论著 自选集》，书尾附一份 12 页的钱先生主要著作目录表，1949 年以后的东西 不到半页，其中只有 80 年代初出版的一本《政治学与政治科学》。作为世纪 的同龄人，钱先生在他的后半生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东西，想来他是寂寞的。 他在一篇自述中说过：“至于我一生，经历了不同的时代，走过了曲折的道 路，功过是非如何，窃以为还是留待来者评说为好。”似乎有沉痛的东西在 其中。汪子嵩先生在《政治学家的天真》一文中说他“从现实政治角度看， 他的许多见解不免天真，但从高瞻远瞩的政治科学的角度看，我想，钱先生 给我们留下了一项很有精神价值的财富”。汪先生的话虽然委婉，当是的论。 其实这正是钱先生作为政治学家的价值所在，他要是不“天真”，就是政治 家，而不是政治学家了。政治家是讲现实的，而政治学家则必须“天真”， 不然谁给我们许多理想呢？钱先生 30 岁的时候写过《法国的政治组织》，34　　岁写了《德国的政府》、《法国的政府》，40 岁时主编了《民国政制史》，他 要不“天真”早干别的去了。钱先生说他这一生“主要以教书为业，也以教 书为主。但我一直是关心国内外政治的。我尝写过不少政治性的文章??也 参与了一些政治性会议”。抗战爆发后，南京政府派胡适、钱端升、张忠绂 去美、法、英等国宣传抗日，争取各方援助，虽是书生，但在危难之际，也 有一腔热血。张忠绂在《迷惘集》中回忆说：“到了美国，适之要端升和我 每月拿九百元的薪金作为国内家中用度，此外个人在美费用实报实销不用记 帐。　　他自己不准备拿月薪，端升和我也都谢绝领月薪。”那时这些读书人也 真是“天真”。　　钱先生要是想做官，机会多得很。《胡适来往书信选》中有一封钱先生 致胡适的信，说他和陈布雷见蒋介石的情况。钱先生告诉蒋介石他将回北大继周炳琳做法学院院长，蒋说这样很好。“但自蒋处出来时，布雷大感其窘，盖布雷曾受人之托，欲另为我设法者也。”陈布雷何许人也，弄个官当不难， 但钱先生还是想回学校教书。在另一封给胡适的信中就说：“弟既蓄志教书， 自不能不想法求工作、以求有前进之可能。”整个 40 年代钱先生先服务于西 南联大，之后又回北大，直到 1952 年院系调整才离开。这期间钱先生曾在1947 年到 1948 年间在哈佛做客座教授，期满后谢绝了留在美国的邀请回到祖国来，初期还很有心劲，1950 年应储安平邀请，给刚刚复刊的《观察》 周刊写了一篇长文《统一战线·人民政权·共同纲领》，以政治学家的身份 阐发新中国的政治设想，以后便不多写了。1950 年，钱先生 50 岁，多好的 年龄啊。钱先生在西南联大除教书外，还编刊物，编《今日评论》。在当时的《当代评论》、《民主周刊》、《观察》周刊上大量发表与现实政治关系密切的各种 专论。他对国家的未来有一套完整的设想。我查阅《当代评论》时见到他写 过这样一组连载文章，无法抄引原文，但看一下题目也能见出钱先生的风采：《国家今后的工作与责任》、《一党与多党》、《我们需要的政治制度》、《论自 由》、《我们需要的经济制度》、《我们需要的教育政策》、《青年的思想》。对这些文章阐释的思想可以见仁见智，但看得出这是一个政治学家在独立地思 考，严肃地追求。政治学是科学，钱先生早年选择了它，后半生却没能再像 他青壮年时那样敢想敢说，对一个终身治政治学的学者来说，他的内心能不 寂寞吗？政治学是科学，但却是危险的科学。钱先生是寂寞的，当年清华出身后来留美的一批政治学者哪个不寂寞呢？罗隆基、王造时、彭文应等等，都在寂寞中走完了自己的一生，和他们比起来，钱先生还算是不寂寞的。安福三才子　　研究中国现代史，无论如何绕不开清华大学。因为在中国现代史上， 有相当多的人物是从这里出来。早年清华是留美预备学校，一个孩子在这里 经过 8 年的培训，然后放洋，再回来时，他们会有怎样的变化，大概有一个 基本的样式，一个人早年的教育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他一生的选择。　　　　1995 年 4 月 30 日，我第一次来到清华，观察每年一度的校庆活动，我 特别留意那些早年毕业于清华的人，可遗憾的是他们已经很少了。再看年轻 一代，大部分是 50 年代的清华学子，与他们的前辈相比，已经多了新的色 彩，但不管怎样，在热烈的气氛中，看到清华人的风采，我就想，一个国家 的现代化进程，往往与她的大学教育是同步的，没有清华，没有北大，很难 想像，一个国家现代化的步伐会是怎样的。　　清华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也许就是一部中国现代史的缩影。清华在 50 年代初成了一所工科院校，这不仅是清华的损失，也是一个民族的损失，早 年清华，作为一所综合性的现代大学，在 30 年代已经很成功，以后实际是 如何发展的问题，但想不到她的半壁江山很快会失掉。　　关注清华是由于做西南联大研究，更是由于这里早年蓬勃的朝气。但 在对清华的关注中，我不大留意这里有多少得意的官员，而关心的是有多少 失意的人，也许这些人身上更多地凝聚了一个民族的苦难。我想到了安福三 才子的命运。　　安福是江西的一个偏僻小县，但在本世纪初，不到几年的时间里，却 有三位少年，由这里走进了千里之外的清华园，他们是罗隆基、王造时、彭 文应。三个同乡，三个少年，谁也想不到他们后来的命运会是一种什么结局。 他们三人中，罗隆基最大，彭文应最小。当年是罗隆基这位学长，将王造时 和彭文应从遥远的安福第一次带进清华园的，而且二人的事业完全相同。罗 隆基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王造时是威斯康星大学的政治学博士，彭 文应是威斯康星大学的政治学硕士。三位安福才子，也许是命运的安排，也 许是偶然的巧合，1957 年全部成了右派，而且罗隆基、彭文应是全国五个 未获平反的右派中的两位，三个人都在“文革”中凄惨离世，想来真是令人 心酸。　　安福二才子，由清华放洋后，再回到国内都对政治表现出特殊的热情， 但三位才子，又对做官无太大兴趣，一心想把自己在美国学到的一整套完整 的关于民主和宪政的思想带给这个古老的民族，在三四十年代，尤其是罗隆 基和王造时靠自己手中的笔，不知写下多少介绍西方民主思想的文章，又不 知把多少精力直接投入到现实政治中去。罗隆基曾作为民盟的主要负责人， 参预了 40 年代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很多政治活动，而作为著名七君子之一 的王造时，和罗隆基有一样的政治热情，还有彭文应也是如此。在历史的关 键时刻，三位安福才子可说都是“书生论政”的典型。近年都说清华出大官 而不出大学者，我想与清华割断传统有关系。遥想当年，清华是先有大学者， 然后有大官的，基本走的是文人参政的道路。安福三才子，对政治都有热情， 但非空言政治，三人都可以说是中国杰出的政治学家、法学家，而他们靠学 术的力量，再去投身现实政治，自然比别人要高出一筹。早年清华的传统虽 然不完全鄙视学者从政，但还是将做学问看得比做官更让人尊敬。安福三才 子中，要说做官，大概都谈不上，罗隆基和王造时只做过国民参政会的参政 员，而彭文应则一直以教书为生。罗隆基在政治上确有一套想法，但他和他 的两位小弟兄一样，还是以实现民主宪政为自己的终身理想的。而这种理想， 是早年清华给予他们的，清华早年不仅贡献了许多第一流的科学家，还有许 多思想家，而清华后来的衰落不是在技术上，是在思想上。早年清华的学生， 对科学有热情，对民主也关心，清华是真正有“五四”精神的独立家园。安福三才子，在 40 年代都达到了他们人生最辉煌的时期，无论是学问，还是社会声望，他们没有与旧政权共进退，都满腔热情地投入新的环境中， 然而命运又几乎同时出现逆转，都没有逃过反右和“文革”这两大劫难。今 日清华人，应该记住安福三才子的经历，不忘他们未尽的历史使命，推动一 个民族现代化进程不仅需要科学，也需要民主。　　安福三才子未尽的理想，何日才能实现呢？唉，安福三才子，愿你们 在九泉之下能够安息。天凉好个冬　　最初读到季羡林先生《我的心是一面镜子》时，心里就有一种触动， 当时就想，年轻人写不出这样的文章，中年人（60 岁左右）也不行。前几 日看到《收获》杂志上有许明先生谈季羡老的文章，也说这文章好，我很欣 慰，觉得自己没走眼。那几日我正在整理有关储安平和《观察》周刊的资料， 因了季羡老的那篇文章，我从这些资料中检出一些有关季羡老的，写成一则 短文：《季羡林与学生运动》，写成后投寄给一家报纸，终于没登出来。季羡 老是 1911 年生人，，比储安平小两岁。40 年代中期，储安平在上海办《观 察》的时候，季羡老是封面底下列名的 78 位“撰稿人”之一。给《观察》 写过一些文章，其中有一篇《论现行的留学政策》，是批评当时的留学政策 的，这样的文章，季羡老后来也没再写过。《观察》1950 年复刊时，季羡老 写过一篇《把学术还给人民大众》，是在新时潮影响下写的。我写《季羡林 与学生运动》，是由他在 40 年代学生运动中的立场而发的感慨。季羡老与储 安平是朋友。30 年代中期，储安平编过一本名为《文学时代》的文艺月刊， 当时季羡老正准备去德国留学，后来给这本刊物写了《表的喜剧》。储安平 在发表这篇文章的同时，将季羡老写给他的两封信，也在《编辑后记》中发 表了，当时季羡老已在德国。储安平说：“我们得恳切地感谢季羡林先生的 盛意，他在那样遥远的地方，竞然没有忘了我们这一个稚嫩的刊物，我们在 筹备本刊出版的时候，正是他在筹备去国外的时候。??他临走时候说，他 到了德国，第一篇文章就给我们，我们真得敬佩这样一位守诺的朋友。”季 羡老的这两封信是很好的散文，可惜由于是夹在“编辑后记”中发表的，很 少为人注意了。文中有两句话给我印象极深：“俄国人民是好人民个个都有 朝气。政府却是个怪政府??使你没有自由。”半个世纪前就有这样的印象，后来苏联的变化，在季羡老，想来是不突然的。　　今天季羡老已经走过了 85 年的人生路，但他没有像我们一些中年人一 样，沾沾自喜于一点所谓的文学业绩，季羡老说：“我现在怎样来评价镜子 里照出来我的一生呢？呜呼！概难言矣！概难言矣！‘却道天凉好个秋’，我 效法这一句词，说上一句：天凉好个冬。”比起“天暖好个春”的感觉，季羡老一个“冬”字透出了多少悲凉！普及吴祖光前几年，好像是舒展先生吧，针对国人对钱钟书的缺少了解，曾呼吁过“普及钱钟书”，但钱钟书先生是大学问家，要真正走到民间既不容易， 似也无什么必要。钱先生曾说过，学问只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之事， 可见他也从没想过要让更多的人知道。　　当然舒展先生的呼吁自有他的道理，我是完全赞成的。我忽然想起多 年前的这个呼吁，是由吴祖光先生与国贸的事引起的，套用舒展先生的话，我觉得今天应该普及吴祖光。 此话怎讲？　　吴祖光先生是国内知名的戏剧家，但吴先生的另一面，知道的人就不 一定多了，那就是吴先生首先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1957 年，吴先生是敢说真话的人，自然命运也就坎坷。近十几年来，按说经过苦难的吴先生应该学会应付我们面临的这个世界了，但吴先生不学，也不屑于学，一直保 持了知识分子天然的对社会进步承担的责任。近来，我听有人说到吴先生与 国贸的事，多数人对吴先生的行为是既同情又责备的，他们认为吴先生那么 大年纪了，自己又不是没事干，何必管闲事呢？最后归为这是吴先生性格的悲剧。对此，我是很不以为然的。吴先生令人肃然起敬的一面，正是他那种对正义、对公道的被人漠视敢于挺身而出的知识分子品格，可以想见，如果 今天知名的知识分子，都能像吴先生那样，敢于路见不平，以言相助，那又 是一种什么情形？撇开具体的事情不谈，在今天这样的环境里，谁要责备吴 先生的行为，我真怀疑他的良心哪里去了！我是敬重吴先生的，吴先生的不妥协，绝不是一般的固执，而是理性支配下的对公道的维护。我呼吁普及吴祖光，就是要让中国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来学吴先生身上这种爱管闲事时性 格，让更多的知识分子知道什么才是自己应该做的，都去做老好人，那谁来 主持公道？如果吴先生身上的正气都得不到保护，那是知识分子的失职，我 有时甚至偏激地希望吴先生和国贸的事能成为中国的“德雷福斯”案件。一想到这我就特别希望我们的作家、教授能都像作家左拉那样。陈寅恪与周扬　　1949 年后，陈寅恪居广州，任岭南大学中文、历史两系教授。当时， 党内凡文人气重的领导到穗后，一般都要看望陈寅恪先生，如陈毅、胡乔木、 周扬等。陈寅恪先生为一纯粹学人，对于领导的关怀一般都以礼相待，绝无 攀缘之意。1959 年他与周扬发生过一次冲突。　　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中引 1961 年 9 月 3 日《雨僧日记》云：“解 放后寅恪兄壁立千仞之态度，人民政府先后派汪筏、章士钊、陈毅等来见， 劝请移京居住，寅恪不从，且痛斥周扬（周在小组谈话中，自责，谓不应激 怒寅恪先生云云）。”’周扬何以激怒陈寅恪先生？1962 年周杨在大连创作座谈会的讲话中曾谈及。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曾引述。周扬说：“1959 年我去拜访他，他问，周先生，新华社你管不管，我说有点关系。他说 1958 年几月几 日，新华社广播了新闻，大学生教学比老师还好，只隔了半年，为什么又说 学生向老师学习，如何前后矛盾如此。我被突然袭击了一下，我说新事物要 实验，总要实验几次，革命、社会主义也是个实验。买双鞋，要实验那么几 次。他不太满意，说实验是可以，但是尺寸不要差得太远，但差一点是可能 的??”　　周扬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吴宓的日记中说他曾“自责”，可见当时没能 说服陈寅恪先生。　　由陈寅恪和周扬的这点关系，我想到了陈寅恪先生的道德观。陈寅恪 先生作为中西文化养育大的一代学人，在为人处事、为学为文，特别是时势 变迁、道德混杂之时，能以极清醒的判断，持一认定之道德标准而行事，绝 不以享受欢乐，富华荣显而稍有改变，这是何等的气节。陈寅恪先生认为，一个人在为人行事上不能持有双重道德标准，而以两种或多种标准为自己行为的不一互做辩解，他在《元白诗笺证稿》一书中对此有极深刻的分析。他 说：“纵览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 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诚亦事实 之无可如何者。虽然，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痛苦，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 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 境而已。”陈寅恪先生的这种观念很早即形成，吴宓 1961 年秋在广州谒陈寅 恪后，知陈寅恪盛赞黄浚《大觉寺杏林》诗中的“绝艳似怜前度意，繁枝犹待后游人”之句，并在读书笔记中对陈寅恪盛赞此句做了自己的理解。他说：“至论三、四两句何以佳，宓以己意为解之如下：绝艳指少数特殊天才，多 情多感，而性皆保守，怀古笃旧，故特对前度之客留情；繁枝则是多数普通 庸俗之人，但知随时顺世，求生谋利，国家社会文化道德虽经千变万灭，彼 皆毫无顾恋，准备在新时代新习俗中，祈求滔滔过往之千百游客观众之来折取施恩而已。”吴宓的解释与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中的那段话是一致的，他对陈寅恪的评价是；“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张毫未改变，即仍遵守昔年‘中 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中国文化本位论）。在我辈个人如寅恪者，决不 从时俗为转移。”陈寅恪先生 1949 年后的辞不赴京及“著书唯剩颂红妆”等 行为，绝不是一时迂执，而是在固定价值观念支配下的清醒选择。张东荪这个人　　90 年代初期，我在看《观察》资料的时候，开始注意张东荪这个人。 给《观察》写文章的人当中，张东荪是最勤的一个，我曾做过一个统计，他 写了 14 篇文章。储安平编《观察》的时候，作者多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许多人是他的前辈和同学。张东荪曾做过私立光华大学的文学院院长，而储 安平是这个学校政治系毕业的，可以说有师生之谊。张东荪这个人后来不怎么听说了，在专业领域，他是被否定的人物，对一般人来说，这个人就更陌生了，但张在 1949 年以前，却是非常有名的 人物。30 年代由北平人文书店出版的郭湛波撰的《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 对张东荪的评价极高，认为近五十年间“输入西洋哲学，方面最广，影响最 大，那就算张东荪先生了”。还说张东荪“先生性豪爽，而爱才尤切，对于 青年之栽培不遗余力”。但这是旧时代的张东荪，新时代里，他已是被遗忘 的人物，青年人早已不知他是何许人也。　　张东荪的被重新发现，也只是近两三年来的事，比较集中的大概是在 上海。复旦大学的张汝伦先生曾在《读书》上介绍张的哲学思想，算是近年 国内比较早的注意张的思想的人，还有复旦的吴孝武先生，他以张的哲学思 想为自己硕士论文的研究对象，他的研究成果己发表在《中国文化》上，并 引起许多人注意。还有张耀南先生编辑了一本张东荪的文选，并且出版了。 这些都是已问世的成果。另外在民间，据我所知，戴晴正推备写张的传记， 湖北荆沙市程朝富先生更是倾其精力和钱财，收集张的专著和文章，准备为 其编撰文集。张的被重新发现，首先是许多学界人注意到他思想的价值，还 有就是他后半生的坎坷命运。金岳霖晚年回忆录中有一节“张东荪玩政治”， 对张一生的活动颇有微词，张汝伦先生对此曾有过批评（均见《东方》杂志）。 金岳霖先生是张的同代人，而且共过事，彼此有看法是情理中事。金先生晚 年高寿，说起旧时代的人和事，自然随便得很。但说张“玩政治”是言重了， 虽然他说：“这里所谓的‘政治’和我们现在所了解的政治完全是两回事。” 但听惯了“玩政治”的人，还是容易误解，其实张东荪和金岳霖一样，都是 真正的读书人，所不同处是关心政治的方式有异，比较起来，金先生的关心 政治多西方色彩（专业和政治分得清），而张东荪则更近于中国传统文人。　　40 年代末，张东荪的好友名报人俞颂华作《论张东荪》一文，盛赞张 是一位和平主义者。张自己也多次说过，“至于我自己早已自知是不适于党派生活的人”（《俞颂华文集》1991 年商务版）。俞颂华在文中还说张东荪“他目前参加 政治活动，发表政论，完全出于他对中国对世界的一种责任感。照我看来， 他的个性，的确不适于党派生活，在政治上他也确无丝毫野心与任何企图”。 俞颂华是张东荪旧友，他 40 年代深论张的个性与为人，是可信的。他说；“一言以蔽之，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学者，不是一个党人，也不是一个政治家。 如果有人期待他做一个党人或党魁，在政治舞台上立功，那就不是他的知己； 我们只能期待他在立德与立言方面有不断的贡献。人不是万能的，各有短处 与长处。他能立德立言，并且在这一方面已经有了成就，所以他始终能站在 时代前锋，为青年学子所敬爱的导师。至于他参加政治，至多也只能在立德 的方面示范，若使要他在政治上，尤其是在今日中国的政治上立赫赫之功， 那是决不可能的。”（《俞颂华文集》）俞颂华毕竟了解他的老友。张东荪后来 的命运，也说明他与政治，尤其是中国的政治是陌生的。张东荪事件是很难 细说的，吴孝武先生在他的长篇论文《张东荪与民主主义思潮》的一个注解 中详述了张的遭遇（见《中国文化》第 10 期 210 页），但吴先生没有提到千 家驹先生《七十年的经历》一书。该书专列一节“记张东荪案件”，叙述甚 详。千家驹先生说“我曾受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托，整理张东荪的叛国材料， 并起草民盟开除他的报告书，因此得以见到全部的档案材料和张东荪的亲笔 信件，故对该案经过知道得比较清楚”（该书 214 页，香港镜报文化企业有 限公司版）。张东荪晚年很苦闷，这苦闷，40 年代末，俞颂华就说过，后来日甚。1960 年叶笃义向党交心时写的关于张东荪的材料中也透露出这种苦 闷，叶是张东荪在燕京大学执教时的学生。他说：“同年 7 月党的 30 周年大 庆的时候，大家都欢欣鼓舞地在报上发表一些回忆庆祝文章。张东荪解放后 从来没有发表过一篇文章，我劝他在这个机会写一篇。他还是不写，他说他 要保持他的‘沉默自由’。??我再三相劝，他才勉强在《光明日报》上发 表了四句七言打油诗来搪塞”（《文史资料选辑》增刊第二辑历页，1987 年 中国文史版）。张东荪的同辈读书人中，如冯友兰、金岳霖都曾试图放弃自 己的观点来适应新的环境，和他们比起来，张东荪是固执的。张在过去是很 能写文章的，《观察》时期，已是 60 岁的人了，但文章还写得冲劲十足。《观 察》在 40 年代末曾有过一次关于“自由主义往何处去的”争论。在这次争 论中，张东荪写了许多文章，他的观念也是独特的。首先张认为政治上的自 由主义在 20 世纪的今天已成为过去。张东荪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与他对 整个资本主义的历史评价有关。在 40 年代，张东荪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的评 价是首先看到了它没落的一面，他认为“全世界的资本主义正要推车撞壁之 时”，张东荪当时过于看重资本主义国内的贫富不均，对外的愈趋于侵略。 他在自由与平等之外，引进了生产的概念，这可能与张东荪早年对马克思主 义的理解有关。在文章中，张东荪特别推祟苏联的计划经济，并说；“计划 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救命汤。”“用计划经济以增加生产遂使社会主义站得住， 这乃是苏联对于人类的一个无上贡献。”可能是有感于经济的落后，40 年代 的自由主义者当中，在经济上许多人是推祟苏联的，至少是肯定其在经济上 的成功。这种错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他们对于社会主义的某些幻想。 张东荪在他的文章中有将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上的自由主义割裂开来的 倾向，他或许已经隐隐约约感到“社会国有计划性而有些呆板，则我们尚留 一个绝对活泼的田地在其旁”。这个绝对活泼的田地即是张所主张的“文化 上的自由主义”，他认为：“社会的计划性只为了生产，总是有时间性的；一 个计划完成以后必须增加。所以社会的一时固定是一种不得已的事，亦并无 绝对的可怕。　　但却必须在固定中留有一个变化的活力可以发生的余地。这就是文化 方面的绝对自由。我主张在这一方面使养成良好的自由传统充分培养个人主义的良好习惯，此即我所谓补习中学功课是也。本来西方也是自由主义的根底本在于文 化。文化上没有自由主义，在政治上绝无法建立自由主义。中国今后在文化 上依然要抱着这个自由精神的大统。文化上的自由存在一天，即是种子未断， 将来总可发芽。”　　在这场关于自由主义往何处去的讨论中，张东荪能敏感地将偏重于自 由主义精神在政治方面的价值引申到文化上来确是非常有见地的。在文化上 的自由一面，张东荪似乎有些理想化了。他以为计划的社会与文化的自由可 以并存且互不妨碍，这未免有点天真，中国 1949 年以后的历史证明，计划 的社会除了导致文化上的专制以外，实在不可能使自由的精神得以发展。　　在这场关于“自由主义往何处去”的讨论中，《观察》发表的最后一篇 文章是张东荪写的《知识分子与文化的自由》。张东荪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前， 曾在《展望》周刊上写过一篇《告知识分子》的文章，《观察》也曾转载过。 张东荪主张，知识分子在今天的大转变局势下不必害怕。他以一个纯粹知识 分子善良的愿望推测未来，料定将来无论有何种政治上经济上的大改变，而　　知识分子自有其始终不变的重要地位，但看知识分子是否了解自身的使命。 倘若知识分子真能了解自身的时代使命，不但不必害怕被人清算，而且还能 造成比今天更好的光明前途。　　当时相当一批大学教授有一种忧虑，他们恐惧将来的变化会使学术自 由与思想自由完全失掉。张东荪认为这是一种误会，一种杞忧。张东荪认为 一些知识分子只把学术作为谋生的手段，“而没有把自己的灵魂与学术打成 一片”。具体到当时的现实是张东荪察觉到知识分子有分化的趋势，他们已 没有抗战和政协时期的凝聚力了。所以张东荪特别强调文化上的自由主义， 即保持学术和思想的自由。张东荪对中国知识分子在西方文化影响下形成的 精神有深刻的理解，他的理解今天依然具有启发作用。他说，“中国接受西 方文化虽只短短将近 50 年，然而却居然在思想界文化界中养成一种所谓： LIBERALMIND。此字可译为‘自由胸怀的陶养’，乃是一种态度，或风格，即 治学、观物，与对人的态度或性情，亦可说一种精神。”张东荪认为这种精 神不是随便可以得到的，是积若干学养后方可达到的。他觉得当时中国文化 界已有这样的风度，怀疑的精神和批评的态度，在当时接受西方文化的人们 中已经萌芽。“为时虽然不太长，幸而对于这个精神却已植了一些根基。虽 然有待于将来的更发扬光大，却不能不说已经有了萌芽。为了将来发展科学， 为了中国在世界文化有所贡献，这一些萌芽是必须保全下去，千万摧残不得 的。”张东荪是一个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人物，他说：“我个人对于中国学术 自由的前途不是悲观的。因为我始终相信人类的知识一经开放，便无法退回 到蒙蔽的状态。中国在这数十年中既已养成这样的自由思想的风气，谁也无 法再压倒下去。所以我们的任务还是如何把它发扬光大，总要比现在更自由 些。对自由风气的不能保全，却不必担忧。　　我个人在生活方面虽愿意在计划社会中作一个合乎计划的成员，但在 思想方面却依然嗜自由不啻生命。”在这场讨论中，张东荪的观点是很耐人 寻味的，作为知识分子，由于自己所受的教育，他对计划的社会抱有理想的 色彩，但这种信仰并没有妨碍他对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执著追求，虽然他 与许多自由主义分子有分歧，但在追求文化上的自由方面，他是不遗余力的。　　1973 年，张东荪离开了这个世界。此前，由于受其连累，他的次子中 科院学部委员、著名物理学家张宗隧，三子社会学家张宗炎，已先后自杀。1949 年后张没有写什么东西，张东荪的长孙张饴慈在致程朝富的信中说，他曾写过自传和许多诗，但在“文革”抄家前烧掉了，仅留下 70 多首旧体 诗。一代哲人，就这样走完他的人生路程，他是 1886 年生人，1973 年该是87 岁，自然年龄是高寿了，但作为哲学家的张东荪在 1949 年就死了，那时 他也不过 63 岁。吴晗的悲剧　　在当年西南联大的教授中，闻一多和吴晗的命运特别耐人寻味。闻一 多人们说得很多了，这里我想说吴晗。说到吴晗，人们自然会想到他与《海瑞罢官》的联系，想到他和“三家村”的命运。 看过许多这方面的资料，深为他的悲惨遭遇而痛心。但痛心之余，我又常常往别处想，他的悲剧命运固然是时代造成的，但同时又是悲剧承受者个人的某些弱点，使悲剧成为这样，而不是那样。 我眼下正在做一个关于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课题，吴晗的命运常常使我陷入困惑，有时我实在不明白，像吴晗这样的读书人，怎么会 一下子把自己的独立性全部交出去，变成一个特殊的文人。在 1957 年的事件中，面对自己多年的朋友和前辈，他过去的读书人形象很快消失了。吴晗不像傅雷，虽然都是读书人，都曾有过努力放弃过去来适应新环境的追求， 但吴晗比傅雷走得远，傅雷是绝望了，而吴晗是在希望中死去的，这是他更 深的悲剧。　　吴晗出身贫苦，在早年的读书生活中，以自己的才华和勤奋，进入中 国的最高学府。　　在他前半生的学者生涯中，影响他最深的是胡适。吴晗在中国公学读 书的时候，曾给胡适写信，希望得到他的指点。他因《胡应麟年谱》一稿， 得到胡适的赏识，被推荐到清华读书。后来又受胡适的启发，专攻明史，终 于卓有所成。胡适对青年吴晗的评价是：“功力判断都不弱”，在给翁文灏（时任清华代理校长）和张子高（时任清华教务长）的转学推荐信中，还说吴晗：“中国旧文学的根底很好。”以胡适当时的名望，对吴晗这样的评价，确实 是极高的。青年吴晗和他同时代许多人一样，是走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路，1950 年他在一份自传中也说自己：“受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的思想影响都很大，??治学的方法，以至立场基本上是胡适的弟子。”（见苏双碧主编《吴 晗自传书信文集》）但吴晗在 40 年代初，思想开始变化。一个人的思想突然 发生变化，有直接的现实原因，也有特殊的历史机遇。吴晗是 1909 年生人，40 年代初也不过 30 多岁，还在多变的年龄中。另外，在吴晗的思想变化中， 当时中共南方局在昆明的地下负责人华冈的影响也很重要。这一点，吴晗的 变化和闻一多有点类似，在当时的现实条件下，如果我们先不说他们两人的 个性，闻一多和吴晗的直接生活处境，在同时代大学教授中，是相对艰难的， 这也是他们对现实比其他人更不满的直接原因。具体到吴晗，他是工读出身， 用今天的话说，不是按部就班考入清华的，而是靠自己的才华，因已有的学 术成就才进入的，这种情况在心理上可能受到一些压抑。还有就是吴晗是没 有留过洋的。当年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也是考虑到以吴晗这样的资历，在清 华当教授不是太容易，才聘他到云大当教授的，吴晗也很痛快地答应了。吴 晗在他同时代的朋友中后来是介入政治较深的，也是官做得比较大的，以学 者和文人身份做到副市长的，这在吴晗的朋友中几乎没有，虽然这并非他的 愿望，但一进入这样的环境，也就由不得自己了。他多次给周恩来、彭真写 信，要求回清华执教，但终于未能如愿，只好下决心做行政工作。　　苏双碧、王宏志在《吴晗传》中说过：“从 40 年代开始，吴晗的许多 著作是古为今用的。”这是吴晗悲剧的深层原因。作为历史学家，吴晗在 40 年代的古为今用尚有可取处，因为他的古为今用，是自己从直接的现实生活 中感受到一些东西，是自己真实的生活体验，但到了 50 年代末期，他的古 为今用就把自己推向了绝境。吴晗和《海瑞罢官》的关系，就这样开始了。1959 年 4 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会议。会上毛泽东对干部中不敢讲真话的作风提出了批评。有一次毛泽东看湘剧《生死牌》，由此想到了海瑞。毛泽东要宣传海瑞刚正不阿的精神，要找几个历史学家写写海瑞的文章，胡 乔木将毛泽东的这个意思给吴晗讲了，吴晗很快就写成了《海瑞骂皇帝》。 毛泽东 4 月有写写海瑞的意思，吴晗 6 月 16 日就在《人民日报》上发了这 篇文章，紧接着又写了《海瑞》、《清官海瑞》、《海瑞的故事》、《论海瑞》直 到《海瑞罢官》。《论海瑞》一文的开头就由“生死牌”说起。　　吴晗是一介书生，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的独立性没有了。吴晗写 海瑞，固然与他的专业有关，但似乎也犯不上为写而写，一个读书人，如果 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做文章，早晚要出事。吴晗的失误，在于他太迷信了， 太听话了，他要按别人的意图写，把自己的独立性丢了。庐山会议之后，吴 晗把自己这篇《论海瑞》的文章送给一位参加会议的领导看，这位领导把毛 泽东说的是提倡真海瑞，不是假海瑞；是提倡左派海瑞，不是提倡右派海瑞 的意思给吴晗说了。吴晗在发表这篇文章前就加了一段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分 子假冒海瑞的文字。但结果吴晗还是没能逃出那场悲剧。　　作为正直的知识分子，吴晗有过失误，有过政治迷失，但良心还在。50 年代批胡适的时候，多少胡适留在大陆的朋友都写了文章，而吴晗没有，这 亦难得。吴晗是有才华的明史专家，但由于失去了独立性（且不论这独立性 是怎样失去的），最终酿成了悲剧。吴晗是令人尊敬的学者，但我们越是尊敬他，越觉得应从他的悲剧中吸取点什么。过去的教授　　1995 年 3 月间，邵燕祥先生来太原参加一个会议，我前去拜访。记得 邵先生曾和我说过，他们年轻的时候，极少谈起十年以前的事情，邵先生说 不知这是什么缘故。回到家后，我一直没忘邵先生的话，想来想去是过去比 现在有值得回忆的东西吧。今天的年轻人，的确容易怀旧，这可能是对现实 的另一种评价，也可能是一种对未来的无望，过去的事总能唤起他们的另一 种情感。　　我是本世纪 60 年代以后出生的人，曾经对现实投注了极大的热情，但 每每失望。我有一段时间将自己的学术兴趣倾注于当代报告文学的研究，但 很快我就发现，我所了解的当代报告文学作家与我理想中的那些知识分子是 很不同的。在这样的判断下，我终于放弃了研究报告文学，甚至放弃了对当 代文学的研究，就我个人的学术能力和兴趣而言，我是想从事一切有关当代 作家的研究，但那些研究对象所具有的品格和作品的内涵，总让我提不起精 神来。无奈之下，我才选择了研究储安平和《观察》周刊。正是在回到过去 的知识分子中，我才发现今日所谓的大学教授、作家、诗人，太不是那么一 回事了，无论从哪一方面看，今日的不少教授、作家、诗人都远赶不上他们 的前辈，就精神气质和学术水平而言，他们的前辈总有值得学习的地方。我 最初留意《观察》周刊时，就是因为印在《观察》封面下方的“撰稿人”中 几乎都是教授，再看他们的言论，无论左右还是中间，都极有个性，都有一 股“士”气。当时我就想，在那个时代生活的知识分子，就其精神状态而言，　　可能是一个高峰，从此以后，极少有知识分子再能像他们那样生活，那样敢 说话，敢主持公道。当《观察》研究做完以后，我选择了西南联大，我想进 一步了解那一批大学教授的精神状态，我想从故纸堆中重温他们州日梦。　　对于大学教授，我一直认为他们是知识分子群体中的最主要力量。做 为文化的承载者，他们不仅具有专业知识，同时在精神品格和文化传统方面， 都是民族的楷模，很难想象，在一个大学教授普遍丧失了为社会正义鼓与呼 的环境里，人们的精神状态会是怎样一回事。道理其实极简单，如果在一个 社会里，大学教授不能主持公道，那么我们还有什么依靠呢！靠官员、商人、 工人、农民来主持公道吗！显然不可能。　　今日的大学教授和普通人一样，也被固定在单位里，一切都依赖单位， 所以他们的精神状态不佳，也不能全怪他们，这是时代的普遍精神。我研究 西南联大的教授时，最留意大学教授的自由流动问题，我觉得这是使旧日大 学教授的生存状况和精神状态始终保持最佳的一个基本前提。　　所谓自由流动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我把它理解成大学教授的主动 选择。它包括：一迁徒的自由（在国内外自由选择居住地的权利），二择业 的自由（在国内外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这两种选择完全以个人意志为转 移，不受任何限制。从历史资料看，大学教授的这两种权利，在过去是得到 实现的。我统计过北大、清华、南开、北师大 1949 年前 100 位教授的自由 流动情况，他们当中自由流动三次为一般规律，多的有流动四五次的，而流 动的时间一般在三四年之间。最终落脚在一个自已比较理想的大学内。　　自由流动只是大学教授的一个普通权利，这种权利并非大学教授所独 有。所以强调这种权利对大学教授的重要性，是因为他们在谋生之外，有天 然的关怀社会的责任，要主持公道，要批评政府，要通过写文章办报纸来伸 张正义，这些特征决定了教授是一个主体性极强的群体，也同时决定了他们 的生存环境相对有多变性，他们比其他阶层要难于在一个固定的环境中长期 呆下去，这时如果没有自由流动的权利，对教授来说，实在太痛苦了。你想， 当一个教授本来不满足于自己的工作环境，又厌恶自己的顶头上司，可他又 无法摆脱这样的环境，那么他们的才华只会日益枯萎。大学教授是个性极强 的群体，他们不是为混一碗饭吃就可以任意在一个单位中呆下去的，这时候 自由流动就成为他们最重要的生存方式。他们作为有教养的人，常常不会在 矛盾激化的情况下才离开，而是稍感不适，即主动选择。1926 年，鲁迅辞 去厦门大学的教职而改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长，可第二年 3 月，中 大文学院院长傅斯年聘请顾颉刚来中大，而顾与鲁有积怨，所以鲁迅很快就 离开了，以鲁迅的性格，如果没有自由流动的权利，既应了中大的教职，又 不能随意离开，那他非气死不可。但因为有这个权利，各人都可做主动选择， 鲁迅不走，顾颉刚要么不来，要么来了也会走的，合则聚，不合则散，自由 流动最符合人性的活动规律。当年的大学教授终身只服务于一所大学时情况 很少。　　自由流动是大学教授的命根子。它的实现依赖于整个社会的运行机制。 还有一个教授的经济地位，就经济地位而言，今日的教授绝不可和旧日的教 授同日而语。我说一个梅贻琦执掌清华后的例子。梅贻琦掌管清华后规定： 教授的收入为 300 至 400 元，最高可达 500 元，同时每位教授还可以有一幢 新住宅；讲师的工资为 120 至 200 元；助教为 80 至 140 元；一般职员 30 至100 元；工人 9 至 25 元。我们可以发现各个级别之间的差距，教授的收入是一般工人的 20 倍。从管理学的角度看，这种差距是有道理的，就如一个 家庭，主妇的收入不超过保姆的 10 倍以上，她很难管理好这个保姆。想到 今日的教授，想到他们的经济地位，再想他们的精神状态，也自有他们的苦 楚。　　有钱，有自由流动的便利，也就有了一个良好的精神状态。张东荪当 年在上海光华大学做教授的时候，当时有一个惯例，每次校务会议开会时， 主席都要恭读总理遗嘱，张东荪听了就说：“下次再读遗嘱，我就不来了。” 遂夺门而去，这在当时是何等犯忌的事。西南联大时，国民党为了拉拢教授， 要求负有一定行政职务的教授都入党，当时任法商学院院长的陈序经听了就 说：“扯淡，我就不入。”也没人敢把他怎样。　　抗战期间，张奚若曾做过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他在参政会上多次对 国民党的腐败和独裁提出尖锐的批评，有一次担任会议主席的蒋介石听得不 高兴，打断了张先生的话。　　张盛怒之下拂袖离开会场，返回昆明。下次参政会开会时，张先生收 到邀请信和路费后立即给参政会秘书处回电：“无政可参，路费退回。”1946 年初，在旧政协开会前夕，张奚若应联大学生会的邀请做过一次演讲，开讲 之前，他就说：“假如我有机会看到蒋先生，我一定对他说，请他下野。这 是客气话。说得不客气点，便是请他滚蛋。”旧日的大学教授就是这样说话， 说有性格的话，可以想见他们的社会地位，也可以想见他们的精神状态。后 来这些旧社会过来的大学教授都不太爱说话了，新一代的教授也再难有显示 个性的时候。过去的大学教授凡遇不合理的规定，都要说话，都要在报纸上 写文章或者连署宣言，批评不合理的规定。1942 年 5 月 17 日《大公报》“星 期论文”联名发表了西南联大伍启元、李树青、沈来秋、林良桐、张德昌、 费孝通、杨西孟、鲍觉民、戴世光的文章《我们对当前物价问题的意见》。 他们作为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所以联名对物价问题发表意见，是因为当时“由 于物价的剧烈变动，整个后方的社会经济都作畸形发展，其影响所及，甚至 道德人心也有败坏的趋势”。他们认为：“此项关系重大的问题，若不及时彻 底解决，待其影响已成，恶象环生，将来纵有更大的决心与加倍的努力，亦 将失之过晚，追悔无及。”还是这批教授，在 40 年代中期以后，经常联名发 表这类文章，畅谈自己对各种社会经济问题的看法。　　说到过去的教授，我们年轻的一辈真有说不出的感慨，今人不见古时 月，今月曾经照古人。都是教授，前后却大不相同。我曾和作家钟道新说， 过去的教授是手工生产的，少，也就值钱，今日的教授是机器生产的，多， 也就贬值了。你想，一个社会无论什么人都敢以教授自居，那自然什么人也 就敢随意嘲弄教授了。这当然还是就教授的数量而言，就学术水平而言，今 日的教授更应当感到面红耳赤心有愧才对。今日的教授已不再是学衔、学问 的标志，而是工资的一个级别，一个分配住房的资格，再加上一个享受公费 医疗的待遇而已。　　过去的教授也不光是敢说话，还有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其道德水准也 让人肃然起敬。　　1941 年，国难当头，国家经济异常困难，当时教育部规定凡担任行政 工作的教授每人发给一笔“特别办公费”，但西南联大的各院负责人不愿因此而引起广大教授的不满，联名上书校方指出：“抗战以来，从事教育者无不艰苦备尝??十儒九丐，薪水尤低于舆台，??故虽啼饥呼寒，而不致因不均而滋怨。”表示拒绝领受这项特别“补助”。想到今日的有些教授为了一 百块政府津贴，撕破面皮，打得不可开交，真让人感慨不已啊??遥想教授当年　　1994 年春天，我往上海徐家汇藏书楼，看三四十年代的旧期刊。一日 与时在《文汇读书周报》做编辑的陆灏兄闲聊，我说做完《观察》研究这个 题目后，想搞西南联大研究。陆灏兄说，前几年他就有一个想法，想找几个 朋友就无锡国专、清华国学研究院、林家（徽因）客厅和西南联大，各写一 本，从中大致可以见出中国知识分子的风貌。陆灏兄的话给我印象极深。《观 察》研究脱手后，我即开始收集有关西南联大的资料，也访问了一些当年的 学生。当我试图进入这个研究领域时，我先想弄清楚是什么东西使西南联大 至今充满魅力。关于联大的风格，联大的学风，我们已有许多抽象的概括， 但那些概括好像总欠点什么。我读的资料越多，访问的人越多，越感觉联大 精神是难以概述的。有时觉得还是当年在联大读过书的那些人的描述更让人 神往。无锡国专、清华国学研究院、林家客厅和西南联大，虽然各自独立， 但相互之间又有联系，在这四个场所活动的人彼此有联系，而这四个地方在 精神上是相同的。我说不清是一种什么情绪使今日年轻一辈的读书人，一提 到这些地方无不肃然起敬。余英时先生曾说过，中国的学术规范在抗战前已 经形成，后来中断了，再也没有恢复起来，年轻学人的向后看，恐怕与眼下 的现实是相关的。旧日的风采只能从老一代学人的回忆中体味，那是一种早 已逝去的时光，经历过的人尚能回忆，而我们只能在老人的怀旧中叹息了。　　《学术集林》卷一中有姜亮夫先生回忆清华国学研究院的长文。他是 这样说的：“在清华这个环境当中，你要讲不正当的话，找一个人讲肮脏话 是不可能的。先生同先生、学生同先生、学生同学牛，碰见了都是讲，某个 杂志上有某篇文章，看过了没有？如都看过两人就讨论起来，如一方没有看 过，看过的就说这篇文章有什么好处，建议对方去看。”我不知今日我们见 面常说的是什么，但谈学问总让人感到有点那个，是什么东西使我们变成这 样呢？　　我还读到过郑敏先生的一篇文章《忆冯友兰先生》，她是 1939 年入西 南联大哲学系读书的，半个多世纪后，郑敏先生这样回忆：“一位留有长髯 的长者，穿着灰蓝色的长袍，走在昆明西南联大校舍的土径上，两侧都是一 排排铁皮顶，有窗无玻璃的平房，时间约在 1942 年。??正在这时，从垂 直的另一条小径走来一位身材高高的，戴着一副墨镜，将风衣搭在肩上，穿 着西裤衬衫的学者。只听那位学者问道：‘芝生到什么境界了？’于是两位 教授大笑，擦身而过，各自去上课了。”这是郑敏先生笔下的冯友兰和金岳 霖。　　郑敏先生说，当时“每位教授走在那狭小的昆明石板小径上，都像是 沉浸在自己的学术思考中”。这就是西南联大，这就是当时教授的精神状态。 从这里走出了杨振宁、李政道两个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走出了一批大师， 还有思想家。殷海光，这位 1938 年入西南联大，后又进入清华研究院的学 者，当年曾受到过金岳霖先生的常识。去台以后，成为自由主义的一代学人。　　他回顾自己的一生，除了受“五四”的影响外，就是西南联大的薰育。他在 给林毓生的信中说：“在这样的氛围里，我忽然碰见业师金岳霖先生。真像浓雾里看见太阳！这对我一辈子在思想上的影响太具决定作用了。他不仅是一位教逻辑和英国经验论的教授而已，并且是一位道德感极强烈的 知识分子。昆明七年的教诲，严峻的论断，以及道德意识的呼吸，现在回想 起来实在铸造了我的性格和思想生命。??论他本人，他是那么质实、谨严、 和易，幽默、格调高，从来不拿恭维话送人情，在是非真妄之际一点也不含糊。”殷海光是金岳霖的弟子，余英时是钱穆的弟子，而钱穆当年也曾在西南联大呆过一段。殷海光、余英时后来都成为港台乃至国际有影响的知名学 者，从他们身上不难看出西南联大风格的影响。可惜我们内地的学人没多少 得真传的，想来真是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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