聆听《庄子》的心声(内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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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逸读《庄子》摘抄
第一章& 庄子的人和书
在光绪二十年，当郭庆藩把自己辛苦编纂而成的《庄子集释》委托王先谦作序的时候，后者却令人惊讶地没有给出任何一句好评。当然，王先谦的牢骚主要发在庄子本人身上，倒不是对郭庆藩有什么意见——如果有的话，也只是暗示他说： “对《庄子》这种书没必要下太大的工夫。”
对儒家而言，学术就是要经世致用。庄子这种不实用的哲学，就没意义。
近乎同时代的古希腊哲学家表露出了更加夸张的想象力，设想着有无数个彼此孤立的世界循序出现或者同时存在。德谟克利特甚至很具体地描述过，说有些世界没有太阳和月亮，还有些世界的太阳和月亮比我们世界的更大，另有些世界缀满了无数的太阳和月亮。这些观念成为了当时哲学家们乐于争论的一个话题，反方如柏拉图甚至斥之为渎神行为。
比之这些古希腊哲学家如此超脱的趣味，中国先秦的诸子百家显然实际得多，东西方思想世界的超越性与实用性之别在雅斯贝尔斯所谓的轴心时代就已经确立下来了。
问题就出在时代背景上。从春秋以至战国，社会越来越乱。庄子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发出自己那一家之言的，而正如王先谦说的，如果换到一个好时候，他也未必如此了。
其实在这个时代里，知识分子明明可以混得很好。战国年间，百家争鸣，有思想、有学问的人受到了空前的重视，尤其是那些学派领袖、一代宗师，更是威风得不得了。儒家在孔子死后，弟子们开始分帮结派，各谋一派大好前程，像子夏这样的重要弟子可以被魏文侯尊为老师；再到后来，就连私淑孔子的孟子，这位颇有学究气的、爱理想而不爱钱财的人物，尽管一辈子处处碰壁，但社会地位和收入水平都是精英级中的精英级，甚至连他的学生都有看不惯的，一名叫做彭更的弟子就这么问过他：“老师，您这一出门，几十辆车浩浩荡荡的，跟随您的人足有好几百，吃完这国吃那国，是不是有点过分呢？”（《孟子?滕文公下》）
不但因讲究繁文缛节而被人诟病的儒家这么风光，就连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墨家也很风光。虽然墨家组织内部厉行苦行主义，但墨家弟子同样是各国诸侯高薪延揽的人才。更有甚者的是，当时有远见的国君可以拿出千金买马骨的精神，就算你没多大学问，没多大本事，一样有机会得到不错的待遇，而且还可以堂而皇之地不做事。
所以我们看那些争鸣不休的百家学者，尽是些有钱、有地位的人，甚至连国君都要对他们执弟子之礼。这还不说，就算国君做到了这个份上，学者们还是可以横挑鼻子竖挑眼，国君却不能发作。这是整个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受到最高礼遇的时代，但庄子跟他们不一样，虽然也有一肚子学问，却甘心做一名隐士。换句话说，他始终都是弱势群体中的一员。
满腹经纶的庄子不愿意像其他学者一样奔走于诸侯的门庭，享受着优渥的待遇，他觉得这个世界太危险了，太污浊了，他也觉得这个人生太不可预料了，今天的座上宾可能就是明天的刀下鬼，所以他要和世界保持距离。而为此付出的代价，一个显而易见的代价，自然就是贫穷。
我们因此会赞叹庄子是一位高洁之士，但试想一下，如果我们身边就生活着这样一个人，我们一般会用“愤世嫉俗”这个词来形容他。
及至宋代，程颐和朱熹这两大儒宗对庄子都很不满。程颐采取了一个很有个人风格的决绝态度：一生不读《庄子》，（《困学纪闻》卷10）朱熹看上去则要豁达一点，有时还能说说庄子见识比较高超，气度比较豪迈什么的，但他对庄子的那些“伤风败俗”之言极为愤慨——比如《庄子·内篇·养生主》说“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字面看上去比较好理解，是说做好事要注意别给自己招来名声，做坏事也要注意别给自己惹上官司，这才是保全性命之道。这话的言下之意似乎是说，只要不惹上官司，坏事尽管放手去做。
这时候的庄子看上去一点也不“逍遥”，一点也不“虚静、恬淡、寂寞、无为”，为了自己这条小命，倒还真算计得很精。若是说到义理，庄子才不管什么义理呢，在他看来，这世上的好人和坏蛋都是一回事，君子和小人都是一回事，就像两个放牛娃，一个因为读书而弄丢了牛，一个因为赌博而弄丢了牛，虽然理由不同，但还不是都把牛弄丢了么。伯夷死于名，盗跖死于利，还不都是一样的残生伤性，为什么世人偏偏把他们分出君子和小人呢？（《庄子·外篇·骈拇》）
前人说《庄子》败坏世道人心，这就是一例。我们还是得回过头去考虑庄子当时的社会背景：那是战国乱世，是群雄争霸的时候，你打我来我打他，分不清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反正好人也招兵买马去外国杀人，坏人也招兵买马去外国杀人，只有众暴寡，强凌弱，寡的欺负更寡的，弱的欺负更弱的，没有谁是干净的，就算有干净的，那八成也是装的。
关于庄子的生平，《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有两段寥寥的记载，这几乎是我们唯一的材料了。
庄子是宋国蒙地的人，名叫庄周，曾经在老家做过漆园的小吏，与梁惠王、齐宣王是同时代的人。
他对世俗所谓的正邪善恶很没原则，却对做官还是不做官太有原则。或许他太厌恶这个世界了，所以只想远远地和它保持距离，做一个冷眼旁观者，绝不让自己陷溺其中。
我们知道孔门向来有“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之说，《史记》还专门有《仲尼弟子列传》，其他如墨家弟子也有很大的声势，但庄子的弟子到底有谁，我们连一个名字都叫不出来。《庄子·外篇·山木》讲庄子见到螳螂捕蝉而黄雀在后，于是一连多日闷闷不乐，“蔺且从而问之”，唐代的庄子注释家成玄英说这位蔺且就是庄子的弟子，姓蔺名且，但他没给出任何证据，也不知道是望文生义还是什么，或者所谓蔺且也只是一个虚构的人名罢了，这也正是《庄子》的一贯风格。
看来庄子虽然主张逃名，自己却（也许是无可奈何地）得享大名，而他的追随者们却真真正正地实现了逃名的理想，以至于除了一个可疑的蔺且之外，我们竟然连一个实实在在的人物也寻找不到。再者，这些追随者们，无论是以声闻还是以缘觉（套用佛教术语），看来也没有一位社会贤达，以至于庄子一派在当时竟致有点默默无闻。比如，和他同时代的孟子热衷于反对异端邪说，但根本没提庄子，《吕氏春秋》、《尸子》点评百家，也偏偏漏掉了庄子，所以朱熹甚至认为庄子没什么追随者，只是在一个远离人烟的地方自说自话罢了。
葛瑞汉（A. C. Graham）对比老子与庄子的差异，说“《庄子》是一部古代著作集，为了偏爱私人生活而不是政坛官场的社会的局外人所著。《老子》虽然也吸引了同一读者群，但它却表现为另一种有关统治术的指南”，并且称《庄子》是“反政治的”，而《老子》是“政治的”。这一论断尽管忽略了《庄子》大段的政论性文字，但也道出了七八分的事实。
内篇一般被认为是庄子本人的作品，尽管其中也明显羼杂着别人的笔墨。
《史记》本传说庄子著书十几万字，而我们看到的《庄子》还不足7万字；《汉书·艺文志》说《庄子》共52篇，而我们看到的只有33篇，即内7篇、外15篇，杂11篇，这个三部曲式的划分是郭象做的，但很可能是从俗为之。消失的那些篇章与文字一般认为也是被郭象删掉的，现在已经恢复不了多少了。
郭象的理由是什么呢？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说52篇本的《庄子》有很多荒诞的内容，有像《山海经》的，有像占梦书的，所以注释者们常会按照自己的意思来作删订，只有《庄子》内篇各家的注本都一样。在所有的注本当中，以郭象所注最合《庄子》的本旨，所以才被世人所重。
被世人所重的结果就是：最终只有郭象的删定本流传了下来，其他版本一概散佚无存。
陆德明所谓《山海经》、占梦书云云，应当就是郭象的原话，出处就是郭象为自己的《庄子注》所作的跋语。这篇跋语在中国已经失传，后来是在日本发现的，抄录于镰仓幕府时期（大约相当于中国元代）的高山寺古抄本《庄子》的末尾。郭象在这篇跋语中理直气壮地谈到：庄子闳才命世，有许多英文伟词，正言若反，而有些低水平的人领会不了庄子的境界，妄自增窜庄子的文章，搞出不少貌似深刻实则鄙俗的文字，足足占了全书的三成，这只能给后来的学人增添烦恼，所以我才把它们都删了。
所以，现在许多人一提起清朝对图书的禁毁和删改就怒不可遏，殊不知这般的主张与行动不但古已有之，而且绵延不绝，既有政府行为，也有个人行为，只不过规模没那么大罢了。
虽然汉人见过的52篇本《庄子》已经失传，但学者们总会想尽办法去寻找维纳斯的断臂。南宋王应麟从《后汉书》注、《世说新语》注、《文选》注、《艺文类聚》、《太平御览》搜集了《庄子》佚文39条（《困学纪闻》卷10），近人有马叙伦、王叔岷做了更加细致的工作，尤以后者辑录佚文178条，其中既有《山海经》、占梦书一类的话，也有“生乃徭役，死乃休息也”这样很有庄子之风的至理名言，还有一些很鸡汤的小故事。
其中有一则小故事一定会成为当今鸡汤主义者的最爱，是说魏国有一个叫东门吴的人，儿子死了却不难过。相国非常不解：“您对儿子的爱堪称天下第一，但如今儿子死了，您却一点都不难过，这是为什么呢？”东门吴说：“以前我没有儿子的时候没觉得难过，如今儿子死了，岂不是和当初没儿子的时候一样么，我有什么可难过的！”
所以说读《庄子》可以使人安心，不要说通读全篇，单单这一个疑似佚文的小故事就足以解决所有人的所有难题了：如果连这等丧子之痛也能无动于衷的话，天下间还有什么事情能够困扰你的心呢？
《庄子》的说理并不仅仅靠着这样一个简单的故事。可以想见的是，如果你遇到了什么看不开的事情，庄子的确会用这种故事来开导你，但比知心大姐和鸡汤主义者们深刻的是，他还会非常缜密地把这些道理论证出来。
第二章& 寓言之书——《庄子》的读法
以巵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
用自然随意之言来推说，引用前代哲人的话来加强真实性，用寓言来广泛地陈说道理。
《庄子·杂篇·寓言》：
寓言占了十分之九，重言占了十分之七，巵言层出不穷，自然而然而已。所谓寓言，是假托外人来发言。就像父亲不会亲自为儿子说媒，只有拜托别人来夸儿子的优点才更容易取信于人。我用这种方式来写作实在是不得已的，大众心理就是这样，我必须顺着来。所谓重言，是德高望重的长者的发言。他们的话很有权威性，足以制止争论，说服别人。所谓巵言，就是无心之言，是没有主观成见的言论，汪洋纵恣，曼衍无涯，海阔天空，东拉西扯。
有一个最要紧的意思是大家没什么争议的，那就是《庄子》一书处处以寓言说理——既不像《老子》爱用格言体和类比法，也不像《论语》那样搞成个语录汇编，更不像《孟子》那样大段记述导师的亲身经历，还不像《墨子》那样斤斤于抽象的思辨。《庄子》总是会编排出一些稀奇古怪的人物和天方夜谭的故事，真伪莫辨，扑朔迷离，但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小故事背后的大道理。
从文体发展的脉络上看，寓言这一文体肇始于先秦，以庄子为大宗，是说理的利器，发展到后世遂分为笑话和小说两途，也就是说，无论我们读《笑林广记》还是《红楼梦》，其远祖都是先秦寓言，而先秦寓言的最高成就恰恰就是《庄子》。
一般认为《庄子》贬孔子而尊老子，事实上《庄子》里边也有对老子不太恭敬的话，而且出现在内篇，即《养生主》的一段故事：
老聃死，秦失吊之，三号而出。
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
曰：“然。”
“然则吊焉若此，可乎？”
曰：“然。始也吾以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吊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会之，必有不蕲言而言，不蕲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谓之遁天之刑。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古者谓是帝之悬解。”
《庄子》在唐代最著名的注释家成玄英却是一名道士，受封西华法师，是道教阵营里的高知，所以他对老子之死就作了很长的一段注释，大意是说老子就是太上老君，从史料来看，他在周平王的时候骑牛离开周都，西出流沙无故人，就这么不知所终，而庄子这里说他死了，只是为了说明死生之理浑然为一的道理罢了。这应该就是庄子编的寓言，毕竟太上老君身为大道之祖，天地万物之宗，哪里会有生有死呢。再说太上老君的降生、传道、升天，在许多经籍里都有完备的记载。
这个故事似乎表达了对老子的一定程度的贬抑。也就是说，庄子借着秦失之口批评老子离真正的得道还有一段距离，否则的话，那些人也不会哭得那么伤心。
普通人恐怕还难以理解这个道理，只会觉得人们之所以哭得那么伤心，是因为老子德高望重、造福一方，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深厚爱戴。但在庄子那里，这恰恰反映出老子还没有得道，所以是值得批评的。庄子的见解，常常与世道人情相反。
当然，得道之人不一定非得过着与世隔绝的隐居生活，他也完全可以和我们大家生活在一起，只不过（用《老子》的话说）“和其光，同其尘”，就像一滴水投进了大海，没有人会感觉到他的存在。所以郭象给出了一个合情合理的解释：老子一定是给了当地人什么好处，没有循道而行，这才“遭到了”人民群众的爱戴。
举了以上这些例子，无非要说明读《庄子》要用一种特殊的方法，也就是把寓言当做寓言来读，要明白情节和角色都只是《庄子》阐明道理的工具，得鱼即可忘筌，得意即可忘形，不要胶着在情节和角色上边。而即便在对道理的阐明上，寓言的特点也是攻其一点而不及其余，一旦读者及了其余，就会困惑于《庄子》为什么到处都在自相矛盾（当然，《庄子》也确有真正自相矛盾的地方）。
第三章&& 《庄子》关键词之一：逍遥
何谓逍遥，最朴素的解释就在《庄子·外篇·天运》给出的定义：“逍遥，无为也”，遗憾的是，问题远没有这么简单。
逍遥，即便不是《庄子》最核心的概念，至少也是几大核心概念之一，并且是我等凡夫俗子最向往的一个境界。
我们看看历史就可以知道，在凯歌高奏、狂飙突进的时候，人们很难想到庄子，只有在遭受了挫折而又无可奈何的时候，才会去庄子那里找一点心理平衡。
有人一定会提出质疑：在魏晋玄学时代，《庄子》风靡一时，难道也是这个情况吗？——所谓《庄子》风靡一时，是在上流社会风靡一时，那些热衷于谈玄论道的人正像前文所述，本身已经有了很稳定的高官厚禄，《庄子》对他们来说，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高雅的、彰显贵族品位的文化休闲。
《逍遥游》是一篇极漂亮的文章，漂亮得甚至影响阅读，就像康德在读《爱弥儿》的时候，说读卢梭的书他得读好几遍，因为在初读时文笔的优美妨害了他去注意内容。的确，不仅《逍遥游》，在整部《庄子》对后世的影响中，文学性都是超过哲学性的，这甚至反映在译本当中，譬如Victor H. Mair把《庄子》译向英语世界，在序言里坦承自己主要是把《庄子》当做一部文学作品而非哲学作品来译的。另一位《庄子》的英译者，美国汉学家Burton Watson径称《庄子》是古代中国最伟大的诗篇之一。
现在要问一个问题：庄子在做出事实陈述（尽管这是寓言）之外，在多大程度上还做了价值判断？换句话说，你是不是觉得他在推崇大鹏鸟，看不上小鸟和蝉？是不是贬低了小虫子和彭祖，推崇了灵龟和大椿？所谓“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仅仅是说前者无法理解后者（对事实的陈述），还是在说前者比不上后者（对价值的判断）？
越熟悉《庄子》，就越难理解《逍遥游》，甚至只要紧接着读完《齐物论》就会对《逍遥游》产生困惑。研究者们为了弥合《庄子》思想的一贯性，很自然地就用《齐物论》的观点来解释《逍遥游》，从郭象、成玄英以来，这是一个悠久的传统。我们看看冯友兰先生的理解：“《逍遥游》里讲了一个大鸟和小鸟的故事。两只鸟的能力完全不一样。大鸟能飞九万里，小鸟从这棵树飞不到那棵树。可是只要它们都做到了它们能做的，爱做的，它们都同样的幸福。”（《中国哲学简史》）
小鸟咫尺翱翔，无睹大道之极，但仅仅如此吗？鲲化为鹏的故事太过瑰丽，以至于以辞害意，给后人带来了太多励志的感染力，譬如归有光“东海有大鹏，扶摇负青天。可怜蜩与鸠，相笑榆枋间”（《读史》之二），一派不甘平淡而志在建功立业的气势，伟则伟矣，哲学的内涵却荡然无存了。
从学理上看，这里边还有一个必须辨明的问题：无论小的、大的还是更大的，都有所依恃，即“有待”，更高一层的境界就不以大小来区别了，而是以有待和无待来区别，终极的境界不是“最大”，而是“无待”，即无所依恃。
有待和无待是《逍遥游》里的一对重要概念，有待则不能逍遥，无待才能逍遥。道理看上去很简单，大鹏虽然能从北海遨游到南海，但一定要等六月的海风，没有足够大的风力它就飞不起来；宋荣子对世俗的名利是无待的，精神独往独来，自由自在，但他好歹还要走路，脚必须依恃大地才迈得开步子；列子更高一层，对世俗是无待的，就连出门也无待于大地，但是，他毕竟还要有待于风，没风的时候他就没法御风而行。
终极的无待是怎样的呢？是“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这里何谓“六气”，有人说是天地四时，有人说是阴阳风雨晦明，但都是猜，搞不清楚庄子的本意，好在这句话的大意还是比较清楚的，强调的是顺应自然的规律。再联系“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给出的通往逍遥的方案就大体明朗了，即顺应自然的规律，抛弃主观的成见和执着，不建功，不求名，与时俯仰，随波逐流。
我们常人会觉得为人处事不妨外圆内方，但庄子不要内方，要的是内圆外圆，全是圆的。如果心里有了判断是非对错的标准，还怎么“至人无己”呢？
常见有人以《庄子·外篇·知北游》的“外化而内不化”当做人生格言，觉得做人要外圆内方，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但这实在是望文生义之见，只不过这种见地由来已久，早在《淮南子》就把《庄子》世俗化和政治化了，《淮南子·人间》讲“得道之士，外化而内不化”，外化以从俗，内不化以全身，如果一个人内心有固定不变的操守，外表能屈能伸，与世俯仰，那么做什么也不会有危险。人们之所以尊崇圣人，因为圣人像龙那样变化无穷。——这倒是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中国人对龙的崇拜，龙的精神似乎就是一种内方外圆、变化无穷的精神，只不过一经俗人效仿，外圆容易学，内方则往往不足。
以庄子看庄子，要说抛弃主观成见，我们觉得这很正确，但很少有人深入地去想一想所谓主观成见都包括了什么。如果想通了，我们或许就不愿意抛弃主观成见了。
这些主观成见也就是我们心中的是非美丑的准绳，也就是我们的道德标准，而道德标准不是“自然”赋予我们的，而是“社会”赋予我们的。而庄子恰恰要的是自然，反的是社会。
心中有了是非，就是有了成见，就是“有己”，而庄子推崇的至人境界是“无己”。因为有了是非也就有了牵绊，有了牵绊也就无法逍遥。
如果遵从鸡汤国学的常规套路，我现在应该总结一下“庄子的思想给我们现代人的启发是……”这个启发很简单，就是教我们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不管来的是国军还是皇军，我们都能心平气和，宠辱不惊。
这绝不是我在危言耸听或者存心揶揄那些人生导师们，事实上，《庄子》后文确有大段篇幅就是直截了当地教人怎么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所以我还想重申一遍本文第一章的重点：《庄子》是乱世之书，过激之辞，如果我们不顾这个背景就生搬硬套大谈实用性的话，岂不是恰恰应了那个东施效颦和猴子穿周公之服的故事？
在庄子看来，无是无非、无善无恶，这是一种自然状态，回复到自然的状态，顺应着自然的规律，便可以得到逍遥。
《庄子》后文不断重复着这一描述，比如《庄子·内篇·齐物论》形容“至人”的神奇，说山火热不到他，严寒冷不到他，雷霆怒号也不会使他受伤，惊涛骇浪也不会使他惊惧，他乘着云气，骑着日月，遨游于四海之外。
庄子对至人、神人、圣人、真人的区分并不很明确，一段用在至人身上的描述同样也可以用在神人身上，看来他们都是同样的人，只不过名号不同罢了。再如《庄子·内篇·大宗师》形容古代的真人，说他们登高不惧，下水不湿，入火不热，简直就是赴汤蹈火如履平地了，如是者不可谓不逍遥。
《庄子·外篇·秋水》描写北海若教育河伯，说有极高修养的人之所以能够水火不侵、禽兽不伤，并不是写实，而是形容他们有敏锐的眼光可以辨别处境的安危，有平和的心境可以应对好运和厄运，他们的一进一退都小心谨慎，所以才能免于伤害。
问题的关键不过是“谨于去就”4个字，这真是彻头彻尾的唯物主义的解释，一定会击碎很多人心中美丽的憧憬。但雪上还有加霜的必要——在《庄子?外篇·达生》里，列子向关尹问出了这个横亘在我们心中的问题：“所谓至人，水里也行得，火里也行得，他们是怎么才达到这般修为的？”关尹说：“人家不是靠智巧和勇敢，而是懂得保守纯和之气。”关尹又说了很多玄虚的内容，对我们的理解很难有什么实质性的帮助，但他最后作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喝醉了酒的人从车上掉下来，虽然会受伤，但不会摔死。同样都是人，为什么喝醉的人反而没有清醒的人摔得重呢，这是因为他的精神凝聚，乘车也不知道，摔下来也不知道，死生惊惧根本烦扰不到他。一个人得全于酒尚且如此，何况得全于天呢！”
《庄子?外篇·田子方》拟了一段孔子的议论，说古时候的真人穿越大山而不受阻碍，踏入深渊而不被淹没，处在卑微的境地而不倦怠。——这本该给我们一些鼓舞，但遗憾的是，这里说的并不是真人的身体，而是他的“神”。这就好比得道高人之所以酷暑时节可以不吹空调，并不是因为他们修炼成了金刚不坏、寒暑不侵之体，只不过“心静自然凉”罢了。
是取朴素之解还是华丽之解，这主要就看一个人属于道教还是儒家了，道教以此修仙，儒家以此处世。
抛开立场不谈，细心的读者会注意到一个问题：《逍遥游》、《齐物论》、《大宗师》，这三篇极尽渲染所谓乘云气，御飞龙，遨游在四海之外的都属内篇，而《秋水》、《达生》、《田子方》，这三篇给出合乎人情的朴素解释的都属外篇，这是否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内篇基本看作庄子本人的著作，而把外篇基本认作庄子后学的著作的话，是否说明庄子原来真的相信那些神通广大的奇人异事，而庄子的后学难以接受这些怪力乱神，又不便直接反对他们的前辈祖师，所以才致力于使内篇的玄虚描写“合理化”呢？
当然，另外一种可能是，《秋水》、《达生》、《田子方》三篇也出自庄子本人的手笔，只不过相对内篇晚出而已，是庄子在讲了那些水火不侵的奇人异事之后遇到了质疑，这才继续撰述以作出详细的解释。或者，即便这三篇就是出自后学之手，但他们只不过是道出了老师未曾记录下来的意见罢了。
不过，对于那些缺乏考据兴趣的读者来书，这倒不是什么很要紧的问题，重要的是，这种朴素的唯物主义的解释真的成立吗？醉酒的例子倒还算说得通，但“谨于去就”难道也可以吗？所谓“谨于去就”，着了一个谨小慎微的“谨”字，也就是教人瞻前顾后、三思而行，难道这样也叫逍遥吗？
这正反映出《庄子》的一个特点：虽然讲起话来经常玄而又玄、不近人情、天马行空、云山雾罩，但任何人毕竟都不是生活在真空里的，所以一不小心就会把话说回现实，这就免不了要生出一些自相矛盾的地方。
庄子难道真的就没有给我们提供一个实实在在的通向逍遥之境的方案吗？
这个方案其实是有的，而且非常的简单明了，简单到只有两个字——每个人都能读懂并心领神会的两个字：去死！
正所谓大道至简，“去死”就是这样一种简单而深刻的思想，奥妙而隐秘，长久以来都被人们有意无意地忽略掉了。
何谓真人？古之真人，……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热，是知之能登假于道者也若此。（《庄子·内篇·大宗师》）
这个词也出现在《庄子·内篇·德充符》里，孔子赞美一位叫做王骀的圣人，说他“彼且择日而登假”，陈鼓应注“登假”为“升于高远，形容超尘绝俗的精神”。（《庄子今注今译》，p148）
追本溯源的话，“登假”其实是一个专有名词，本义是火葬。《墨子·节葬下》讲秦国的西边有一个仪渠国，父母死后，儿子要堆积柴薪来火葬，烟气上升，谓之“登遐”。所谓登遐，即登假、登霞，后来儒家用这个词来讳称帝王之死。闻一多专门做过考证，结论说：“火葬的意义是灵魂因乘火上天而得永生，故古书所载火葬俗流行的地方，也是‘不死’传说发生的地方。”（《神仙考》）
这时再看庄子所谓的“登假于道”，我们便会有新的一层体会了。至于“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很可能就是灵魂乘着火葬的烟气升到了高空，自然登高不惧，下水不湿，入火不热，在摆脱了形体的束缚之后终于在天地之间一任逍遥了。
我们会在《庄子·内篇·大宗师》里找到线索，其中讲述道的神奇，说傅说得道之后便有能力辅佐商王武丁治理天下，死后乘着东维星，骑着箕尾星，与众星同列。——对于这段内容，许多学者认为纯属神话，是后人添加的内容，但我们不妨关注一下紧承这段话的一句佚文：“其生无父母，死登遐，三年而形遁，此言神之无能名者也。”虽然“其生无父母”不易理解，但我们至少知道这里讲的很像是道士们所谓的尸解升仙。
王骀的登假看来怕是升仙去也，古之真人的登假则是智识登假到了道了境界，取的是登假的引申义。这让我们很矛盾，智识上达于道又能如何呢，如果连御风而行的列子都属于未臻逍遥之境的有待，我们有待于吃，有待于穿，有待于房，连列子都比不上呢，何谈无待。还是学王骀那样“择日而登假”，嘱咐儿孙把自己火葬了吧。
庄子的死亡哲学：
要是连命也保不住了，那又该怎么办呢？——庄子连这也有办法：一死生、齐彭殇，生如寄、死如归，焉知死了不是比活着更好的事情呢？况且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生命是会转化的，循环流转，永无终结。换成一句大白话来说：只要想得开，就能不怕死。
予恶乎知说生之非惑邪！予恶乎知恶死之非弱丧而不知归者邪！丽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晋国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于王所，与王同筐床，食刍豢，而后悔其
泣也。予恶乎知夫融会贯通者不悔其始之蕲生乎！梦饮酒者，旦而哭泣；梦哭泣者，旦而出田猎。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梦之中又占其梦焉，觉而后知其梦也。且
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而愚者以为觉，窃窃然知之。
我为什么认为，并曾经说过，生命的起源，并不是蛊惑邪说！我为什么还认为，人之所以害怕死亡，就像自幼流落他乡而不知回家！
这里讲一个故事：美女丽姬，艾氏分封诸侯之女。晋国征伐丽戎时把她俘获，她当时寻死，哭得泪水浸透衣衫。等把她带进王宫宠为贵妇人，与晋王同床共枕，美味
珍馐，她后悔当时不该哭着寻死了。她求死又生，后悔不该寻死。我哪里能知道，现在生活着的人，不后悔当时不该去求生呢？梦里饮酒的人，白天往往会有伤心事而哭泣; 梦里哭泣的，白天会娱乐去狩猎。生活中的人当在做梦时，并不知是梦。当在睡梦中应兆了生活中的吉凶时，清醒来才知是一场梦。也就是说，人在大彻大悟之后，方知人生是一场大梦。而愚昧者自以为清醒，好像世上的神秘都知道。
生乃徭役，死乃休息也。
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患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脚踏在地上的地方虽然只是很小的一块，但如果不依恃那些没踩到的广大土地就没法走路；人知道的东西虽然很少，但可以依恃那些不知道的东西来认识天道。
惠子谓庄子曰：“子言无用。”
庄子曰：“知无用而始可与言用矣。夫地非不广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则厕足而垫之致黄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无用。”
庄子曰：“然则无用之为用也亦明矣。”（《庄子·杂篇·外物》）
惠子批评庄子的言论没有用处，庄子辩解说：“知道了无用才能谈有用。天地是如此的广大，而人所占用的不过是一小块容足之地罢了，但如果只保留你的这一小块立足之地，把其他地方都挖空，你站的这一小块地方还有用吗？”惠子回答说：“没用。”庄子说：“这不就是无用的用处吗？”
根据这个道理，鹪鹩巢于深林，虽然不过一枝，但绝对不能只有这一枝；偃鼠饮河，虽然不过满腹，但需要的水绝对要比满腹的那点多得多才行。人虽然一顿只能吃一斤，但需要的远远不止一斤；虽然只能睡一张床，但需要的远远不止一张床的空间。这个道理《庄子》竟然讲到了，这也正是《老子》所谓的“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的一隅。就算对这样的“无”不拥有私人产权，至少也要有一定的使用或支配的权利。
中山公子牟谓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奈何？”
瞻子曰：“重生。重生则利轻。”
中山公子牟曰：“虽知之，未能自胜也。”
瞻子曰：“不能自胜则从，神无恶乎？不能自胜而强不从者，此之谓重伤。重伤之人，无寿类矣。”
魏牟，万乘之公子也，其隐岩穴也，难为于布衣之士；虽未至乎道，可谓有其意矣！（《庄子·杂篇·让王》）
大意是说，公子牟是魏国的王子，身世显赫，但有心追求颜回那种境界。他向瞻子请教说：“我虽然隐居在偏远的地方，心里却总是惦记着宫廷里荣华富贵的生活，这可怎么办呢？”瞻子说：“你要重视生命，重视生命自然就会轻视荣华富贵。”公子牟说：“道理我都懂，但我就是把握不住自己那颗向往荣华富贵的心。”瞻子说：“向欲念妥协虽然不好，但勉为其难也不好，那等于受到了两重伤害，这样的人活不长。”评语说：公子牟是大国的显贵，要过隐居岩穴的生活当然比平民百姓困难得多。他虽然不能臻于道的境界，好歹也算有这份心意了。
看来《庄子》这部书虽然满是过激之辞，但也有如此人性化的一面，对人性的弱点虽然无可奈何，但也给予了同情的理解。
还有一则故事，是说韩国和魏国争夺土地，韩昭僖侯大感烦恼，子华子劝慰他说：“如果有这样一份契约，拿到它就可以得到天下，但左手去拿就会被砍掉左手，右手去拿就会被砍掉右手，您愿意去拿吗？”韩昭僖侯说：“我不愿意。”子华子说：“很好。既然自己的一只手都比天下重要，而一只手当然不如整个身体重要，一个韩国当然也不如整个天下重要，您又何必为小小一个韩国而愁坏了身体呢？”韩昭僖侯恍然大悟：“来劝我的人很多，只有您的话说到了点子上。”（《庄子·杂篇·让王》）
我想，这段文字的作者（无论是不是庄子本人）看来没有真正受过穷。对于很多人来说，用一只手来换取天下未必就不值得，子华子如果拿这套说辞去对那些卖肾、卖身的人讲，说不定会被暴打一顿。但韩昭僖侯身为一国之君，觉悟也许比弱势群体更高吧。
我们来看看《庄子·外篇·田子方》的一段故事：
故事是说，楚王和凡国的国君会面，没过一会儿，楚王身边的人来报告说：“凡国亡国了！”一连报告了三次，但凡君一点都不上心，最后说道：“我的国家虽然灭亡了，但我不是还好好活着么。如果凡国的灭亡不足以丧失我的存在，那么楚国的存在也不足以保全它的存在。这样看来，凡国并不曾灭亡，楚国也并不曾存在。”
我们不得不感叹，凡君真是太心宽了！如果不在神仙世界而在现实世界里寻找逍遥的典型，恐怕莫过于此了吧。而或许令人欣慰的是，按照庄子和老子的观点，也只有这样爱自己的身体胜过爱自己的国家的人，才最适合去做国家的统治者。
可能会有意志坚定的人，认为做人应该知行合一，既然想开了，就要以许由为榜样，以公子牟为教训，毅然决然地舍弃荣华富贵，找一片山林去隐居。——如果我们真遇到这样的人，一定要用最热情洋溢的言辞来赞美他的勇气，然后，把《庄子·外篇·缮性》的这一段指给他看：
上古之人生活在混沌之中，淡然而无所求。那个时候，阴阳和谐，鬼神不来骚扰人世，四季正常流转，万物不受伤害，生物不会夭折，人的智力无处可用，这就是所谓的“至一”，无所作为而顺应自然。
后来世道变坏了，到了燧人氏和伏羲氏治理天下的时候，只能顺应民心而已，却无法返回至一之境。后来世道更坏，神农和黄帝治理天下，连顺应民心都做不到了，只能维持天下的安定罢了。等到唐尧和虞舜的时候，大兴教化，重视文饰和学问，曾经的淳朴便被彻底地破坏掉了，人的心眼也越来越多，迷乱的民众再也无法回到本初的自然状态了。在这样的世界里，得道高人就算不隐居在山林里，他的德行也好像被山林遮蔽了一样。
所以说，隐士并不是自己愿意去隐居的。古代所谓的隐士，并不是躲着不见人，并不是闭着嘴不表态，也不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而是“时命大谬”，没赶上好时候。如果遇到合适的时机而大行于天下，他们就会返回“一”的境界而不显露行迹；如果时机不合适，处处碰壁，就潜藏而等待，这就是存身之道。
所以说《庄子》是乱世之书、过激之辞。隐居，只是不得已的选择；隐居，也是在等待机会。
庄子“深根宁极而待”，在山野岩穴之间等待着属于自己的时机。但是，如果我们足够细心的话，就会发现一个令人欲哭无泪的问题：绕了一大圈，这不还是“有待”么？
古代那些信奉老庄哲学的知识分子们常常给我们留下一个散淡官场、寄情山水的刻板印象。逍遥游于山水之间似乎是一种令人仰慕的高士风范，那么山水对于人心来说，在庄子的视野内，究竟有怎样的意义呢？——也许不像我们想像得那么积极：
就薮泽，处闲旷，钓鱼闲处，无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闲暇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无仁义而修，无功名而治，无江海而闲，不道引而寿，无不忘也，无不有也。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此天地之道，圣人之德也。（《庄子·外篇·刻意》）
在这段文字里，那些优哉游哉的闲人逸士反而是庄子批评的对象，而他推崇的天地之道、圣人之德是“无江海而闲”。也就是说，闲与不闲是取决于内心，而不取决于外部环境的。
第四章& 《庄子》关键词之二：齐物
劳神明为一而不知其同也，谓之朝三。何谓朝三？狙公赋芧，曰：“朝三而暮四，”众狙皆怒。曰：“然则朝四而暮三，”众狙皆悦。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亦因是也。（《庄子·内篇·齐物论》）
大意是说，人们殚精竭虑地思考、辩论，想论断出一个是非对错，却不知道是非对错本来都是一回事，这种现象就叫做“朝三”。所谓“朝三”，来自这样一则故事：有一个人用栗子喂养猴子，对猴子公布伙食标准说：“早晨三个栗子，晚上四个栗子。”但猴子很生气，不答应，这人只好改口说：“那就早晨四个，晚上三个吧。”猴子们这才高兴起来。我们看到，无论是朝三暮四还是朝四暮三，其实都是一样的，猴子却一时以喜，一时以怒。
世界上所有的事情既都是“彼”，也都是“此”；既都是“是”，也都是“非”，这就看你站在哪个角度了。彼就是此，此也是彼；是就是非，非也是是，各有各的道理。如果我们在认识上抛弃是非彼此之见，这就会合于道的枢纽，就像处在一只圆环的中心一样，悠然顺应那是非彼此的无穷变幻。一切事物都有“是”的一面，所以从道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小草还是大树，无论是丑八怪还是西施，都是一回事。万事万物有所分则必有所成，有所成则必有所毁，而从整体来看，就没有什么成与毁，整体始终是那个整体。
庄子这些话果然“大有径庭，不近人情”。
无论如何，至少我们知道荀子那种最易被人接受的朴素的是非观不再那么站得住脚了：“是是非非谓之知，非是是非谓之愚”（《荀子·修身》）。庄子会问：你怎么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你怎么知道你自以为正确的就不是错误的呢？所以，看问题不要偏执于一端，要站在道的枢纽上来看。
那么，具体应该怎么以“道的枢纽”（道枢）的眼光来看问题呢？Chenyang Li用庖丁解牛的例子做过分析，说牛既是一只“全牛”，也可以在“目无全牛”的眼光下被看成是一些骨头和一些肉，或者看成一堆基本粒子的组合，也就是说，当我们看这头牛既是“这”、也是“那”的时候，我们就站在道的枢纽上了。
影响更加深远的是，庄子的这段话为普天下的和事佬们提供了一句名言，即“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并教会我们不可局限于一时一地来看问题，而要上升到一个更高的视角。只有在这个更高的视角上，我们才能看清楚万事万物的分与成、成与毁。
按照《齐物论》的意思，“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无所谓谁对谁错。这就有了两个看问题的视角，一是调换角度来看，二是从更高、更广的视角来看。以前者论，“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庄子·内篇·德充符》），从相异的一面来看，肝和胆都能像楚国和越国那样敌对；从相同的一面来看，万物都是一体的。以后者论，宇宙始终都是这个宇宙，无论是一种东西分解成各种不同的东西，还是质量与能量的转换，总量却既没增加，也没减少。
而从价值判断的角度来说，基本属于同一时代的赫拉克利特为庄子做过这样一个注脚：“对于神来说，所有事物都是善的；而在人类眼里，事物却有些是善，有些是恶。对于神来说，所有事情都是对的；而在人类眼里，事情有些是对的，有些是错的。”即便对无神论者来说，这话也道出了一条真理：苍蝇一点都不邪恶，它之所以显得邪恶只是因为我们厌恶它，就连“敬畏大自然”的那些环保主义者们对苍蝇显然也缺乏足够的敬意。
但问题出现了：如果依循《庄子·外篇·马蹄》的意思，显然是在区别着是非对错的，即认为原生态是对的，人为加工是错的。树木残损了才有酒器，酒器之成即原木之毁；璞玉残损了才有珪璋，珪璋之成即璞玉之毁。同样，道德废弛才有了仁义，仁义之成即道德之毁；天性残损了才有礼乐，礼乐之成即天性之毁。《马蹄》宣扬一种合乎自然天性的淳朴生活，批判那种“有为”之治。——我们知道，这也是《庄子》的一大核心思想，但当我们转换到《齐物论》的视角下，“无物不然，无物不可”，淳朴天然有淳朴天然的道理，仁义礼乐也有仁义礼乐的道理，无所谓谁是谁非，谁好谁坏，反正“道通为一”。
这个矛盾怎么解决呢？最经典的办法就是无视矛盾，各取所需。于是，有人发挥了《马蹄》的意见，说儒家经典虽然都是学问中的极品，但反映的都是衰世，不如用上古盛世的经验来指导当今的政治（《淮南子·汜论》），这话隐含的前提是：所谓是非，分为“真是非”和“一是一非”，前者要么放之四海而皆是，要么放之四海而皆非，后者则是一时一地的是非（《淮南子·齐俗》）；也有人取了无是无非的人生观，以至于胡适这样批评道：两个矮子比高，我说我比你高半寸，你说你比我高半寸，争论不休。庄子过来排解说：“你们两位别争了，我刚才从埃菲尔铁塔看下来，觉得你们两位的高矮实在也没什么分别，何必多争，不如算作一样高吧。”
有一个问题很让人头疼：既然把一切是非同异的区别都看破，那么庄子自己的这番话要不要也被一起看破呢？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说这世上无所谓是非对错，别人一定会反诘说：“你自己这句话是对还是错呢？”
庄子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在《齐物论》里为自己做了一些语义不甚明确的辩护：
我也在这里发了不少议论，不知道我这些议论和其他人的议论属于同类还是不同类呢？不管是不是同类，既然都是发言，那就是同一类了，那么我的这些话和其他论者的话也就没有什么分别了。虽然如此，但我还是想解释一下。
宇宙有一个开始，当然还有一个开始了这个开始的开始，追溯下去的话，肯定还有一个更早的开始。宇宙最初有它的“有”，有它的“无”，当然还会有未曾有“无”的“无”，追溯下去的话，当然还会有一个未曾有这个未曾有“无”的“无”。忽然之间出现了“有”和“无”，却不知道这个“有”果真是“有”吗，这个“无”果真是“无”吗？
天下没有比秋毫之末更大的东西，而泰山却是小的；没有比夭折的婴儿更长寿的人，而彭祖却算是短命的。天地和我并存，万物和我一体。既然都是一体，还需要言论吗？可既然已经把“合为一体”说了出来，难道还算没有言论吗？万物一体，这是“一”，我对万物一体的表达，这也是“一”，加起来就是“二”，这个“二”加上前边的任何一个“一”就会是“三”，继续加下去的话，会是无穷无尽的。这样看来，从无到有便已经生出了三个名称，何况是从有到有呢？不必再计算下去了，无心而因任自然也就是了。
道是没有边界的，语言是没有定说的，而为了争论是非，凭空划出了许多边界，比如有左，有右，有伦，有义，有分，有辩，有竞，有争。而在圣人的眼里，对天地以外的事情存而不论，对天地以内的事情论而不辩，对先王治世的记载议而不辩。凡是争辩，必定是因为争辩者的目光太局限了，不能看到全体。
庄子显然认识到了，相对主义是一种无法自洽的理论，而这恰恰就是自己的阿喀琉斯之踵。
宇宙有没有一个开始呢？如果有的话，当然还会有一个开始的开始，当然也有一个开始的开始的开始，如此以至无穷，但既然是如此以至无穷，如何能说宇宙有一个开始呢？换成我们熟悉的逻辑表达，这也就是在追溯所谓第一因的问题。在老子的哲学里，道或许无终，但至少有始，是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老子》通行本第42，52章），庄子则认为道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无始无终的。Vincent Shen认为这是一次真正的哲学进步。
尽管对这两种观点我们都无从检验，但庄子的意见更加合理一些。用罗素的话说：“‘初因’论证依据的是一切序列必有首项这个假定，而这个假定是不对的；例如，真分数序列没有首项。”（《西方哲学史》，下册，p114）
1+1=2的问题也很有趣。我们知道1个苹果+1个苹果=2个苹果，但庄子的算法是：1个苹果+1个对这个苹果的指称=2，作为这个算式答案的2+1个苹果=3，如此反复相加以至无穷。
在我们一般人看来，这就是彻头彻尾的诡辩，但在哲学家看来，这却是一种相当深刻的见解。
冯友兰以为庄子的这番话是针对名家而发的，具体的对象就是惠施的一个著名命题，叫做“至大无外，谓之大一”。“他用这些话描写‘大一’，确实描写得很好，他殊不知正由于‘大一’无外，所以它是不可思议、不可言说的。因为任何事物，只要可以思议、可以言说，就一定有外，这个思议、这个言说就在它本身以外。道家则不然，认识到‘一’是不可思议、不可言说的。因而他们对于‘一’有真正的理解，比名家前进了一大步。《齐物论》里还说：‘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则是之异乎不是也亦无辩。然若果然也，则然之异乎不然也亦无辩。……忘年忘义，振于无竟，故寓诸无竟。’‘无竟’是得道的人所住之境。这样的人不仅有对于‘一’的知识，而且已经实际体验到‘一’。这种体验就是住于‘无竟’的经验。他已经忘了事物的一切区别，甚至忘了他自己生活中的一切区别。他的经验中只有浑沌的‘一’，他就生活在其中。”（《中国哲学简史》）
首先，仅在人类世界里，是否存在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观念呢？——中国人很容易回答这个问题，“天不变，道亦不变”，这是传统上的主流看法，而在西方世界，围绕着这个问题可谓烽烟四起，千年不绝，先验论与经验论各擅胜场：前者是发源于柏拉图而大成于莱布尼茨的“天赋观念”说，后者是肇始于亚里士多德而以洛克为顶峰的经验主义“白板说”，是否存在某些被“普遍同意”的东西正是两派争论的焦点。
正方认为，诸如“凡存在者存在”，“一种东西不能同时存在而又不存在”，这是为全人类所公认的，可见人是存在“天赋观念”的。
反方针锋相对，譬如洛克提出：“这两条原则在一切原则中，我想，算是最有权利配称为天赋原则的，而且它们都被人确认为是普遍承认了的公理，因此，任何人只要来怀疑它们，确乎要被人认为是奇怪的。不过我敢冒昧地说，这些命题不但不曾得到普遍的同意，而且人类大部分根本就不知道这回事。”（《人类理解论》，p7）
这问题就见仁见智好了，不过，如果你站在了先验论一方，也就站在了庄子的对立面上。但是，即便是最彻底的英国经验主义者，恐怕也不能完全接受庄子的这些道理，因为经验主义毕竟还在人类的范围里讨论问题，庄子的视域却早已经跨越物种之别了。
但庄子也许会说：所谓物种，不过是我们人为划分出来的罢了，如果换一个划分标准的话，人类和泥鳅也完全可以是一个物种呀。——这也许真是一个深刻的哲学问题，如果泥鳅哪天能够和人类做出有效的思想沟通，我们真应该认真听听它们的意见。
绝大多数的人都会站在人本位的立场上，赞同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的那个著名命题：“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也会赞同康德所谓的“人为自然立法”，但庄子一定会反驳这两位西哲：“我们为什么一定站在人本位的立场呢，难道仅仅因为我们自己是人吗？即便我们受限于自身禀赋（生而为人）而无法真正站在猪本位的立场，为什么我们就不可以给猪本位立场留下一片模糊的疆域呢？”
我们若抛开对修辞与机智的审美趣味，在思想史的脉络里梳理一下人和猪的关系问题，会发现这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哲学问题，佛家和儒家后来分别在这个问题上发展出自己很精深的理论，即便没有确凿证据证明他们都是得自于庄子的启发，他们至少也与庄子暗合，并把庄子提出的课题深化、细化下去了。
谈到佛家语境下的人猪关系，我们马上就能想到人转生为猪，猪转生为人。但这是一种所谓的方便法，完全违背核心义理，只是方便老百姓接受而已。而在佛门的精英阵营里，这个问题则在根本上是一个佛性论的问题，曾经引起过一系列波澜壮阔、绵延不绝的大讨论。
众生都能成佛吗？在现代人看来，这不过是一个佛教常识，但这个常识实在来之不易。以佛性论来看，成佛的潜力与内在的佛性有关。而佛性在印度佛教里虽然是个小问题，在中国佛教里却是个大问题。
佛性是大乘佛教的一个概念，细说起来无比复杂，简略来说就是成佛的慧根。那么，是不是每个人都有成佛的慧根呢？这很难说。传统理论认为有所谓“一阐提”，说这种人是断了慧根的，没可能成佛——这大约就相当于佛教里的血统论。
但是，晋代的竺道生精研《涅槃经》，从经中“众生都可以成佛”的道理而推论说：一阐提也有佛性，也可以成佛。竺道生这个异端邪说激怒了佛教界，于是公议把竺道生赶出了僧团，逐出了京城。后来竺道生辗转落脚在苏州虎丘，仍然固执己见，拒不低头。传说他向虎丘的石头说法，说到一阐提可以成佛的时候，连石头都点头称赞，这便留下了一个“顽石点头”的掌故。后来，《涅槃经》出了更为完整的译本，经文里明明写着一阐提可以成佛，竺道生也就从异端分子变回一位正信的佛教徒了。
《金刚经》里，佛陀明确地告诉过须菩提：“不论是胎生的、卵生的、湿生的、化生的，只有是有生命的，我全让它们成佛。”
而在儒家的理性一脉上，这个问题从孟子朦胧发轫，经张载、程颢的发挥，至王阳明而大成。王阳明讨论这个问题，是从作为“四书”之首的《大学》发端的。何谓大学，王阳明认为大学就是“大人之学”，何谓大人，就是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人。我们从这里俨然看到了庄子，而接下来我们还会看到和方才佛性论极为近似的内容。
王阳明说，大人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视天下如同一家，视所有的中国人都像一个人。如果分出你我他来，那就是小人之心了。其实大人之心和小人之心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很自然地就会生出这种整体性的眼光。就算是小人，看到陌生的小孩子掉进井里，也一定会生出同情心来，可见其心中之仁和这个小孩子是一体的。小孩子毕竟是人，但小人看见小鸟、小动物哀鸣颤抖，也会生出不忍之心，可见其心中之仁与鸟兽也是一体的。鸟兽毕竟是有知觉的，但小人看见草木摧折也会生出怜悯之情，可见其心中之仁与草木也是一体的。草木毕竟有生命，但小人看见瓦石损毁也难免生出顾惜之情，可见其心中之仁与瓦石也是一体的，这就是所谓“一体之仁”。“一体之仁”就算在小人的心里也一定存在着，它根植于“天命之性”，自然明白，不使泯灭，这就是所谓“明德”。（《大学问》）
也有学生本着常识来请教王阳明，说既然您爱讲万物一体，那么杀猪孝敬父母应不应该呢？——我们期待已久的猪终于在关键时刻露面了，王阳明的回答是：好比有人打我的头，我下意识地就会抬手去挡，头和手都是我身体的一部分，但我这不就是重头而轻手了吗？重父母而轻猪羊，这是一样的道理呀。
的确，万物一体很容易推论出墨家兼爱的结论，所以这是儒家一再辩驳的，万物纵然一体，但也有亲疏贵贱之分。——这一点既区别于墨家，也区别于庄子，更合乎人之常情，所以庄子的“万物一府，死生同状”在实践上的成绩远不如在字面上那么漂亮。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庄子的这番论调不是在实践上，而是在美学上得到了最广泛的认同。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著名的濠上观鱼的故事。
稍微受过一点逻辑训练的人一下子就会看得出来，惠子不愧以善辩著名，发言的逻辑性很强，而庄子最后的解释显然就是诡辩，尤其最后那句“我是在濠水的桥上知道的”分明在偷换概念，惠子问的是How，庄子答的却是Where。
庄子的这种答对方式后来被禅宗学去了，本来印度佛教是很讲逻辑、很讲道理的，譬如在《弥兰陀王问经》里，龙军大师向弥兰陀王讲解佛法，在讲到涅槃的时候，后者问道：“你既然没有涅槃，怎么知道涅槃的快乐？”龙军大师便老老实实地做了一番推理。这事如果换到禅宗后学身上，答案一般会是一句“庭前柏树子”什么的，或者干脆把弥兰陀王棒喝一顿。
或许庄子也对，惠子也对，这并不是和稀泥，而是因为，他们只是站在不同的世界里道出了各自的真理。惠子所在的世界是世俗的知识世界，把物与我分得很清，借助逻辑工具辨析是非对错；庄子的世界我们则要到《齐物论》里去看，物与我的界限消弭了，万事万物齐同为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变为我，我变为你，庄周梦为蝴蝶，蝴蝶梦为庄周，这是一种真正的天人合一的状态，鱼就是我，我就是鱼，我当然可以感受到鱼的快乐……
如果用美学的朴素道理来讲，庄子之所以能够体会到游鱼之乐，有两个因素在发生作用，一是移情作用。二是内模仿作用，庄子看到鱼儿在水里游得那么轻盈，自己也不由自主地受了影响，就像我们在看体育比赛的时候，身体也会随着运动员的姿势一起用力一样，或者当我们站在一座高山的山脚下抬头仰望时，身体也会不由自主地随着山势而耸起，而这种身体的微妙运动也会影响到情绪。
如果再说得玄妙一些，现代的研究者们作过不少的调查和实验，认为庄子的这种境界可以通过打坐冥想来获得。于是在心灵的澄明之境里，主观与客观不再是对立的了。如果用叔本华的美学语言来说，庄子进入了“直观”的状态，审美主体自失于审美客体。同样在看着濠水的游鱼，惠子在一个功利型、实用型的世界里，庄子却已经超然物外，进入一个审美的世界了。
庄子这回说的话并没有什么诡辩的色彩，而是道出了每一个做过梦的正常人或多或少都曾疑惑过的问题。梦中的感受是如此的真切，往往只有在醒来之后我们才知道那只是一个梦境，于是问题便顺理成章地出现了：我们的人生会不会也是一场不曾觉醒的大梦呢？
以今天的知识来看庄子的疑问，我们会循着两条高度相关的道路来走：一，我们的感官在多大程度上是可靠的；二，梦究竟是怎么回事？
第一个问题意味着，我们的感官会不会欺骗我们？黑格尔做过一个著名的论断，说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出现过真正的哲学。的确，我们从先哲那里看到的大多是政治学和伦理学，而庄子的这个问题却是货真价实的哲学问题。也正因为它太哲学了，在以实用主义为主流的中国历史上居然找不到几位钟子期式的听众。如果让庄子生活到同时代的希腊，他可以很轻松地呼朋唤友，从普罗泰戈拉到皮浪和阿塞西劳斯，而届时唯一令人遗憾的情形或许是，庄子几乎所有怀疑主义的论调都不复是原创性的观点了。
的确，既然是梦是真恍惚莫辨，贪生怕死是不是盲目了一些呢？——确乎有人不自觉地实践过庄子的想法：佛教发展出灵魂转世、善恶有报的观念，《未曾有因缘经》说：“善人死者，福应升天，受五欲乐；恶人死者，应入地狱，受无量苦。善人乐死，如囚出狱；恶人畏死，如囚入狱。”既然善人死后会升天享福，善人对死亡当然会充满期待，好像囚犯急着出狱一样盼着早死。
基督教也有同样的例子，早期基督徒经常被罗马人投进斗兽场里喂狮子，令我们普通人难以置信的是，许多基督徒甚至在渴求着这样的结局，因为如此一来，他们就可以摆脱人世间的苦恼，永远地到天国享福去了。他们渴望早升天国，而教义又禁止自杀，那么，还有什么比殉道而死更令人期待的事情呢？
庄子又来给我们泼冷水了，他认为我们这样讨论毫无意义：
假如我和你辩论，就算你赢了我，你真就对吗，我真就错吗？如果赢的是我，我真就对吗，你真就错吗？是我们两个必然有一个对，有一个错吗，还是我们都对或者都错吗？是人就有偏见，我们请谁来裁定是非呢？请观点和你一致的人来裁定吗？可他既然已经观点和你一致，怎么裁定呢？请观点和我一致的人来裁定吗？可他既然已经和我观点一致，又怎么裁定呢？请观点与你我都不同的人来裁定吗？可他既然观点和你我都不同，怎么裁定呢？请观点和你我都相同的人来裁定吗？可他既然观点和你我都相同，又怎么裁定呢？既然如此，无论是你，是我，还是其他什么人，都不可能来裁定是非对错，我们能怎么办呢？
尤其是墨家，显然不会赞同庄子这种无是无非的态度。墨家举了一个例子：一只动物，甲说是牛，乙说不是牛，矛盾命题不能同真，所以（即便我们不知道正确答案，也能判断）两个命题至少有一个是错的。（《墨子·经上》）
但是，庄子显然不会把这些解决方案放在眼里，他的大前提与众不同，逻辑规范也常常与旁人迥异。他自己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得其环中，以应无穷”，认为这样就可以“寓诸无竟”。
也就是说，是非问题对于一般人来说就像一枚硬币，有正面则必有反面，有反面也必有正面，你要么站在正面，要么站在反面；或者像是一根棍子，有此端则必有彼端，有彼端则必有此端，你要么拿着此端，要么拿着彼端；而对庄子来说，一切问题都散落在一个车轮上，而他自己恰恰站在车轴的位置，车轮不管怎么转，不管走到哪儿，庄子永远都在车轴上安然应对周围的一切，这里没有正反，也没有彼此。
所以儒家对庄子的这般论调深恶痛绝，譬如王夫之，讲老聃、杨朱、庄周倡其首，王衍、谢鲲和其后，说什么名义皆前识，是非一天籁，于是君可弑，国可亡，民可涂炭，一切都不影响我的悠然自得，这种思想比洪水猛兽更可怕。
第五章& 《庄子》关键词之三：物化
到底是蝴蝶梦为庄周呢，还是庄周梦为蝴蝶，何者是真，何者是梦？庄周和蝴蝶分明是两回事呀。这，就叫做物化。
笛卡尔曾经认为“我思故我在”是一则连最狂妄的怀疑论者也无法推翻的真理，不知道他会如何解释庄周梦蝶的故事。庄子显然意识到自身的存在，只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作为一只蝴蝶而存在，还是作为庄周而存在，或者“我”的存在只是其他什么人或什么东西的一个梦罢了。在庄子那里，“我思”不足以证明“我在”，这就是理性主义与神秘主义的区别所在吧？
神秘主义重视“合一”的体验，化蝶正是这样的一个故事，但墨家学者肯定不以为然，他们和庄子的哲学途径恰恰相反，庄子要消弭分别，墨家则要明辨分别，所以《墨子·经上》给梦下定义，说“梦，卧而以为然也”，认为梦只是睡眠当中产生的误以为正确的知觉。
庄子也曾对梦幻给出过相当朴素的看法，说梦是阳气之精，随心中的喜怒而发。（《庄子》佚文）但在《齐物论》里，庄子的意见却要复杂得多，也耐人寻味得多。的确，化蝶的故事很简单，也很优美，但庄子到底要表达什么呢？考虑到这个故事出现在《齐物论》的结尾，似是在说庄周与蝴蝶既恍然莫辨，又可以互相转化，那么这世界上的是非对错岂不也是如此这般的么？
梦境带给了庄子太多的思索，以至于他的哲学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基于这种思索的，梦的主题在《庄子》后文里也不断地重现。《庄子·内篇·大宗师》有一段孔子与颜回的对话，对梦蝶的故事恰恰有着辅助说明之功：
颜回请教孔子： “孟孙才以善于处理丧事而闻名鲁国，但我看他丧母之后哭泣不见眼泪，心中不见悲戚，居丧不见哀痛，这不是名不副实么？”孔子答道： “孟孙才对丧礼的领悟已经到了极致，比那些只晓得繁文缛节的人强多了。丧事本该从简，只是在现实当中做不到罢了，孟孙才已经尽量从简了。他不知道生命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死亡是怎么回事，既不贪生，也不怕死，只是顺任自然，如果死而物化，那就随便自己变成什么东西好了。变化总是不可知的，你我是否只是梦中的角色呢，这也是不可知的。孟孙才认为人死之后，形体虽有变化，心神却不会损伤，精神也不会死亡，所以并不怎么伤心，人家哭他就跟着哭，仅此而已。世人似乎都知道自己是谁，但这真能确定吗？譬如你梦到自己是鸟，在天空翱翔；梦到自己是鱼，在水底嬉戏，你真的知道自己是谁吗?现在谈话的你我到底是醒着呢，还是正在酣然的梦中呢？”
庄子的这个故事对我们理解“物化”的概念很有帮助，如果我们再求助于下一个故事，眉目就会更加清晰了。——《庄子·外篇·至乐》讲了一段今天看来实在匪夷所思的进化现象，大意是说，有一种极小的生物叫做几，入水就会变成继草，在潮湿的土壤里就会长成青苔，若是生在高地上，就会长成车前草。车前草在粪土里会变成乌足草，乌足草的根会变成蝎子，叶子则变成蝴蝶。蝴蝶会变成一种叫做鸲掇的虫子，生在灶台底下，鸲掇在千日之后会变成鸟，叫做乾余骨。乾余骨的唾沫变成虫子，叫做斯弥。斯弥变成食醯，然后会从食醯当中生出一种小虫，叫做颐辂。黄觐生于九猷虫，瞀芮生于萤火虫，羊奚和久不生笋的竹子结合会生出青宁，青宁生程，程生马，马生人，人又变回到几。万物都是从几演化出来的，最后也都会回到几的状态。
《庄子·杂篇·寓言》也讲到这个问题：
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是谓天均。天均者，天倪也。(《庄子·杂篇·寓言》)
大意是说万物都是“种”，以不同的形体相承接、转化，首尾如环，莫得端倪。
这是两千多年的古人对世界的一种朴素思考。知道哪种东西能够变成另外一种什么东西，这被看做相当高级的知识。古代的知识分子们很把这种知识当一回事，《墨子·经上》也讲过蛙能变成鹑，《淮南子·齐俗》认为这种不同物种之间的神秘转化只有圣人才晓得。汉代易学大师京房的《易传》里更没少这种记载，还在“天人感应”的学术时尚里把特殊的变化解释出了特定的征兆，比如庄子讲到的“马生人”在京房那里就是“上无天子，诸侯相伐”的征兆。即便是《礼记》这样的儒家经典也有同类的记载，而到了谭峭的《化书》，更把这类知识讲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了。
《庄子》佚文也多次讲过这种转化的知识，譬如朽瓜化为鱼，田鼠化为鹑，鱼卵化为虫，血化为嶙等等，这大约就是郭象觉得“或类《山海经》”而删去的。
不过，庄子在当时所在意的并不是这些具体的知识，而是其背后那个抽象的规律。的确，庄子更深刻的地方就在于他看到的不仅仅是局部，而是整体。有了这个整体的眼光，一个个局部的神秘知识也就连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了。
这理论颇有几分进化论的味道，以至于胡适在他1919年出版的成名作《中国哲学史大纲》(1930年更名为《中国古代哲学史》)里当真跨过了训诂的限度，用进化论来做解释了：&
…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这十一个字竟是一篇‘物种由来’。他说万物本来同是一类，后来才渐渐地变成各种‘不同形’的物类。却又并不是一起首就同时变成了各种物类。这些物类都是一代一代地进化出来的，所以说‘以不同形相禅’。
进化论长久以来都被很多人视为对人类自尊的一种侮辱，但庄子的这番侮辱实在比达尔文更甚：从猿到人看上去好歹还算是一个上升的进化过程，而从几到人，再从人到几，进化完了居然还会退化回去，构成了一个封闭的循环系统。这也许会引起我们对微生物的怜悯之心，因为我们自己不知道哪天也会变成微生物的。
在庄子看来，人之所以成为人，并非出于造物主的特殊安排，只不过是一种偶然罢了，没什么值得骄傲的。人和蝴蝶、虫子、老鼠等等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所以《庄子·内篇·大宗师》讲到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谈论生死问题的故事，他们认为生死存亡浑然一体，就算身体生了重病，有了严重的残疾，也无所谓。如果左臂变成了鸡，就用它来报晓；如果右臂变成了弹弓，就拿它打斑鸠吃。生为适时，死为顺应，安时而处顺，就不会受到哀乐情绪的侵扰。
后来，子来病得快要死了，妻子围着他哭泣，子犁却让子来的妻子走开，不要惊动这个将要变化的人。然后他又对子来说：& “了不起啊，不知道造物主这回要把你变成什么东西呢，要把你送到哪里去呢？会把你变成老鼠的肝脏吗，还是把你变成虫子的臂膀呢？”
尸体分解的情景对古人来说必然不会陌生，其中的道理也是显而易见的，只不过看在不同人的眼里，便被总结出了不同的道理。孟子从中看到了孝子应当厚葬父母，不能任由父母的尸体被野兽吃，被虫子咬(《孟子·滕文公上》)，庄子却从中看到了生命的转变与循环，看到了他所谓的“物化”。
鸡汤主义者常常拿《庄子》大讲养生之道，他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庄子这种抛弃了人本位的“彻底的”因任自然、齐同万物的一面。显然在庄子看来，生了病是不必吃药的，就算生了肿瘤，你也可以把它当成一只可爱的皮球来玩耍和欣赏。——《庄子·外篇·至乐》描写滑介叔的左臂突然长了一个瘤子，支离叔问他是不是嫌恶它，滑介叔说不嫌恶，身体只不过是尘垢暂时的聚合，死生好比昼夜的轮转，我和你一起观察万物的变化，而变化降临到了我自己的身上，我有什么可嫌恶的呢？
庄子正是想通了一个万物循环的体系，才有了“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这样的豪言壮语，齐物之论与无知之知等等概念才有了很好的理论依据。
有了这个万物循环的体系，我们不但对于“齐物论”，就连对于“逍遥游”的理解也能更深一层了。所谓“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在无数次的物化当中，生命的延续是无穷的，所谓此分彼成，此成彼毁，人死了有老鼠生，有虫子生，老鼠和虫子死了，又有其他什么东西生，生生不息以至无穷。形体虽然变化无穷，构成形体的物质却从来不曾消亡。
《知北游》的一段议论：
生是死的同类，死是生的开始，谁知道初始的端倪呢！人之生，是气的凝聚，气聚则生，气散则死。如果死生相延续，我又有什么担忧的呢？所以说万物都是一体，人们把自己称美的东西视为神奇，把厌恶的东西视为臭腐，臭腐又转化为神奇，神奇又转化为臭腐。所以说天下以一气相贯通，所以圣人以“一”为贵。
这段文字就是“化腐朽为神奇”的出处。气聚则生、气散则死的观念让后世的思想者们很费周章，如果仅从朴素的唯物主义立场来说，把气看成基本粒子，这倒是说得通的。不过，这么一讲的话，就有了西方立场的嫌疑。在西方传统里，宇宙万物是由一些“有形的”基本元素构成的，而在中国传统里，构成宇宙万物的“气”却是无形的。幸好我们可以借助于现代物理学来帮助理解：尽管“气”不完全等同于“能量”，但只要我们能够理解质能转化的话，应当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无形而动态的“气”可以是构成宇宙万物的基本元素。
这真是一种彻底的豁达，是对“齐物论”的进一步发挥。这种境界，恰恰说明了庄子所谓的“一”。可惜我们只能从哲学意义上欣赏之，至少在当今的社会里，我们还不能把别人的钞票和自己的钱包视之为一，也不能把别人的妻子和自己当做“万物一府”。
从这个“一”可以生发出一些骇人听闻的道理，《知北游》下文讲孔子向老聃问道，老聃说，从本源来看，生命只是气的聚合物而已，虽然有长寿的，有短命的，但相差能有几何呢？人的一生不过顷刻之间，哪还值得分辨圣王与暴君的是非呢？“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
这让我们想起圣奥古斯丁对人间暴政的看法：人间最好国家与最坏国家的差距，比之人间最好国家与天国的差距，实在是微不足道的。那么在这样的观念下，人们一方面会对天国燃起更高的热情，一方面也会对人间的暴政给以更多的包容与宽宥，这也许不失为一种创建和谐的方式。
夫藏舟于壑，藏山于泽，谓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负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犹有所遁。若夫藏天下于天下而不得所遁，是恒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犹喜之。若人之形者，万化而未始有极也，其为乐可胜计邪!……(《庄子·内篇·大宗师》)
把小船藏在山谷里，把渔网藏在大泽里，藏得算是很妥帖了，但半夜时分有力气的人把它们背走了，昏昧的人还丝毫没有察觉。把小东西藏在大东西里，这虽然没错，但还是难免丢失，只有藏天下于天下之中就丢不了什么了。人们获得了形体就很开心，如果他们知道人的形体会千变万化而没有终结，不知会开心成什么样子呢。
庄子这种境界非常令人向往。
第六章& 《庄子》关键词之四：无知
公元1世纪，圣保罗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征引《旧约》经文说：“我要毁掉智慧人的智慧，废掉聪明人的聪明。”(《新约·哥林多前书》1：19，新汉语译本)
这真是一个普世性的问题，在我们老庄的哲学里，有一种“玄而又玄”并不逊色于“奇妙又奇妙的事”，人的心机愈重，智识愈丰，也就会离道愈远。“知”是属人的，& “愚”是属道的。在这个问题上，东西方语境的差异主要仅在于对人格神的承认与否，而两种近似的反智主义思潮从此在不同的历史上发挥出各自的影响，直至今日。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庄子·内篇·养生主》)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每一个念过小学的人都背得这句话，但小学教科书上从来不教这句话的下文：& “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生命有限，知识无限，以有限的生命追求无限的知识，这是很危险的事，危险了还要去求知，这就更危险了。
“殆”可以训为危险，也可以训为疲惫，无论如何，求知都是要不得的。再接下来就是前文已经讨论过的那两句“臭名昭著”的话：& “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至于“缘督以为经”是什么意思，至今争议极大，有人说是顺应自然之理，也有人说是奇经八脉之类的，我以为是遵循中道的意思。总之，只要我们不以有涯之生追求无涯之知，做好事别得好名，做坏事别被判刑，遵循中道，就可以全生保身，尽享天年。——这一段正是《养生主》的开篇，提纲挈领，点明养生之旨。
道家重视养生，有许多呼吸吐纳、行气导引之类的具体技术，但庄子对这些技术活儿并不以为然。《庄子·外篇·刻意》开篇就列举了社会上的各色人等人，——加以贬损，其中就有所谓操练养生术的人，庄子认为他们不过是想获得长寿，是所谓“养形之人”，对自己的身体太看重了，而天地之道、圣人之德是不借助这些养生术就能自然长寿的。
当然，庄子所谓的养生不是我们世俗意义上的养生，世俗的养生是贪生怕死，希望自己能够健康长寿，庄子则是无所谓寿天生死，得再大的病也不当回事。——问题出现了：这不是和方才说的“不借助这些养生术就能自然长寿”相矛盾吗？
是的，庄子确实有这个矛盾，一方面说得道之人火烧不死、水淹不死，一方面却不得不承认他们其实也有生老病死，道修得再好，还有一个“命”是抗拒不了的。不过这是下文的内容，现在我们还是把重点集中到无知上来。
对庄子而言，保持无知首先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养生之道：
学者，学其所不能学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辩者，辩其所不能辩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即是者，天钧败之。(《庄子·杂篇·庚桑楚》)
大意是说，学习的人，是在学他所不能学的；实行的人，是在行他所不能行的；辩论的人，是在辩他所不能辩的。知识的探索要止于不能知的地带，这就是认知的极致了，如果不这样做，就会损害天性。
《庄子·外篇·天道》的轮扁的故事，我在《老子哲学辨正》里讲过，轮扁认为书籍不过是“古人之糟魄”，这思想也算有些影响力，东汉仲长统以诗言志，豪情万丈地说：& “百虑何为，至要在我。寄愁天上，埋忧地下。叛散五经，灭弃风雅。百家杂碎，请用从火。”(《后汉书·仲长统传》)
大意是说，统治者好知而无道，天下就会大乱。这个道理很容易推知：弓箭、鸟网之类的智巧多了，鸟的生活就被搅乱了；钩饵、竹篓之类的智巧多了，鱼的生活就被搅乱了；木栅、兽网之类的智巧多了，野兽的生活就被搅乱了；离坚白、合同异的智巧多了，世俗就会迷惑于这些智者的辩论。所以天下每每大乱，罪魁祸首就是好知。所以天下人都去追求自己所不知的，而不去追求自己所已知的；都去非难自己认为不好的，却不知道非难一下自己认为好的，所以社会才乱了。自然秩序被打乱了，连小虫子都丧失了天性，好知的灾害实在太大了！自从三代以后都是这样的，舍弃了淳朴的百姓，喜欢奸佞的小人，舍弃了恬淡无为，喜欢谆谆教导，这些刻意的教化已经扰乱天下了。
谆谆教诲为什么会扰乱天下呢？《庄子·杂篇·则阳》提供了另一个层面的参考： “力不足则伪，知不足则欺，财不足则盗”，统治者太苛求于百姓，百姓智穷力竭，便只能以虚伪应付了。
我们不妨把社会想象成一面湖水，越用力使之平静，它反而越不平静，若不扰动，它自然就会平静下来，这就是《淮南子·缪称》所发挥的老庄思想： “勿惊勿骇，万物将自理；勿挠勿撄，万物将自清。”这就意味着，无甚作为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丰功伟绩的政府反而是不可取的。
《庄子·杂篇·徐无鬼》讲黄帝和一众贤明的手下迷了路，一名牧马的小童给他们指点了方向，继而黄帝向小童请教治国之道，小童说治理天下的道理就像牧马的道理一样，只有一条，即“去其害马者而已矣”。在今天看来，这实在是一种很高明的见识，意味着政府应该是一种“消极政府”，听任社会自由发展，仅仅除弊去害而已，而不是一种“积极政府”，带领社会追求一些伟大的目标。
于是， “在政治活动中，人们是在一个无边无底的大海上航行；既没有港口躲避，也没有海底抛锚，既没有出发地，也没有目的地，他们所做的事情就是平稳地漂浮。大海既是朋友，又是敌人，航海技术就在于利用传统行为样式的资源化敌为友。”——这应该是奥克肖特被引述最多的一段话了，在他的眼里，政府最重要的职能（如果不是唯一职能的话）就是保障这只船不会沉没，至于船要驶向何方，这是完全不需要操心和计划的。
知识提高了生产力，生产力的提高干扰了大自然原有的生态平衡，即便在人类社会内部，这也会加速社会的贫富差距，从而动摇社会的稳定，这已是我们今天的常识了。
但我们不能因此而轻忽《庄子》的这段内容，因为它对统治者与老百姓之关系的类比非常耐人寻味：箭手和鸟儿，渔夫和鱼儿，猎户和野兽。也就是说，统治者好知，用高级的知识发明了盘剥百姓的利器，扰乱了百姓原本淳朴的生活，毁灭了他们原本纯良的天性。
另外，庄子甚而还在这里触及了一个相当后现代的问题，即知识到底是不是中性的，是不是价值无涉的？
在我们的常识里，知识是一把双刃剑，可以为善，也可以作恶，但它本身仅仅是一件工具。如果你被这把剑刺伤了，你不会怨恨这把剑本身，而会去怨恨使用这把剑的剑客。(这恰好涉及庄子的另一个主张，即要人做剑而不是做剑客，这一点留待下文再做讨论。)
但问题是，知识必须经由人才能被体现出来，而既然是经由人的体现，就不可避免地带了人的立场。
知识会拉大人与人之间的差距，而随着认知水平的提高，掌握了高级知识的人会对那些没有掌握这些知识的人形成越来越强大的控制力量，此即培根的名言所谓“知识就是力量”。
只有庄子这样爱读书、爱思考，并且冷眼旁观的人才痛心地觉察到那些看上去是教人学好的知识也被权贵们当做钳制天下人心的优雅的刑具了。
似乎在庄子看来，永远是最有权力的人掌握了最先进的知识，而无论何种知识(无论是教人好的还是教人坏的)到了他们手里，都无一例外地变成同一种东西，即维护自身权力的工具。我们可以顺理成章地推论下去：如果权力结构不变，那么知识越发达，对老百姓就越是不利。与其如此，不如弃知，于是就有了《庄子》最有名的一段话：
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虽重圣人而治天下，则是重利盗跖也。为之斗斛以量之，则并与斗斛而窃之；为之权衡以称之，则并与权衡而窃之；为之符玺以信之，则并与符玺而窃之；为之仁义以矫之，则并与仁义而窃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则是非窃仁义圣知邪？故逐于大盗，揭诸侯，窃仁义并斗斛权衡符玺之利者，虽有轩冕之赏弗能劝，斧钺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盗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圣人之过也。(《庄子·外篇·胜箧》)
大意是说，只要圣人不死，大盗就不会消失。借重圣人本是为了治理天下，却反而是大盗得益最多。制造斗斛来量，却连斗斛也窃取了；制造权衡来称，却连权衡也窃取了；制造印章来取信，却连印章也窃取了；推行仁义来矫正社会，却连仁义也窃取了。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仁义存于诸侯之门，这不就是盗窃了仁义圣知吗？所以那些追随大盗与诸侯并窃取了斗斛、权衡、印章与仁义的人，重赏无法劝阻他们，重刑无法威慑他们。使大盗获利而不可禁止，这都是圣人的过错呀。
儒家看到了礼崩乐坏，想要恢复周人传统中约束着世道人心的礼制，庄子却看到了事情的另外一面。正是“盗悲老氏折横斗，马谢庄生脱辔衔”(袁宏道《放言效白》)，《庄子·外篇·在宥》讲治理天下的关键就在于“无撄人心”，即不要扰乱人心。当初黄帝用仁义扰乱人心，此后每况愈下，贤者隐居于山林，君主忧惧于庙堂。当今之世，刑狱连绵，死人遍地，儒家和墨家居然还在枷锁之间鼓吹自己的学说。实在太无耻了。我怎么知道圣智不是镣铐的楔木，仁义不是枷锁的孔枘呢？我怎么知道曾参、史鱼这样的贤人不是夏桀、盗跖这样的大盗的先导呢？所以说“绝圣弃智而天下大治”。
由此时的善预见将来的恶，这是一种非凡的洞察力。
庄子意识到知识是把双刃剑，可以为善，也可以作恶，只是天下善人少而恶人多，所以知识也相应地跟着善人为善的少，跟着恶人为恶的多。既然善人少而恶人多的局面改变不了，绝圣弃智应该就是退而求其次的良方了。
今天一般人都会质疑庄子的前提：凭什么说天下善人少而恶人多呢？但在古人而言，这的确是许多时代的共识。对于潜心于老庄义理的人，既然“天地不仁”，生养万物而不存偏私，为什么会造成善人少而恶人多的局面呢，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晋人殷浩曾经这么问过，问得满座哑口无言，只有刘恢答道：& “好比水倾泻在地上，自然纵横流浸，很难形成正方或正圆。”举座叹服，以为至理名言。(《世说新语·文学》)
在庄子眼里，文明就是罪恶之渊薮，顺理成章的是，高薪养廉是没用的，严刑峻法也是没用的，或许是因为做大盗利益太丰而风险太小吧。于是庄子追随老子提出了自家的解决方案：把那些斗斛、权衡、印章一并废弃，乃至于绝圣弃知。
庄子的这一理论应当能在困扰于科学文明之发展的近现代社会找到许多知音，譬如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看上去就很像是得益于庄子的教导。卢梭把这篇论文寄给过伏尔泰，于是，伏尔泰在1755年写给卢梭的回信恰恰也有几分适于拿来回答庄子：& “我收到了你的反人类的新书，谢谢你。在使我们都变得愚蠢的计划上面运用这般聪明伶巧，还是从未有过的事。读尊著，人一心想望四脚走路。但是，由于我已经把那种习惯丢了六十多年，我很不幸，感到不可能再把它拣回来了。而且我也不能从事探索加拿大的蛮人的工作，因为我遭罹的种种疾患让我必需一位欧洲外科医生；因为在那些地带正打着仗；而且因为我们的行为的榜样已经使蛮人坏得和我们自己不相上下了。”
但和卢梭不同的是，我们很难确定庄子的这些看似极端的社会主张是否只是一些激愤之语，如陆西星的点评所谓“重生圣人是重利盗跖也，盖极厌世俗之愤词”。而对那些真诚地信仰庄子的人来说，按图索骥的代价实在太高，操作难度也实在惊人，所以那些主张一直未被认真地付诸实行过。在政治领域里甚至相反，譬如在谭嗣同的眼里，两千年来的中国政治都不过是秦政的延续，“皆大盗也”，(《仁学》)尤其反讽的是，老庄所谓绝圣弃知的解决方案后来居然也变成了一种“圣知”，被大盗们窃为己用，用禁毁图书和钳制言论的手段来“绝圣弃知”，使人民“朴鄙”而“不争”，这应该是老子和庄子始料未及的吧。
但这也正应了老庄的内在逻辑：绝圣弃智是正确的，而一旦标榜绝圣弃智。结果就会很糟糕了。这就像敦厚朴实的人一定是庄子喜欢的，但如果标榜敦厚朴实，其后果一定就是庄子不喜欢的。
当然，在庄子那里， “绝圣弃知”或许更多地表达了一种愤世嫉俗的情绪，倒未必真是一种严肃的社会主张。而这类或多或少地带有愤世嫉俗情绪的言辞更多地体现在《庄子》的外篇和杂篇，这或许说明这些庄子后学的心态不够平和，或许也说明了那时候的社会局面更加动荡不安了。在内篇当中，关于“知止其所不知”的议论要温和得多，关注的角度也更加哲学化。
“知止其所不知”，这大约意味着只要不去以有涯随无涯，基本的一点知识还是要得的。
谈论“无知”要冒一定的风险，因为能认识到自己无知的人并不太多。要清醒地认识自己的无知，理性必须足够强大，或者要有极高的艺术天分，所以寂寞的庄子在他的时代里只能(如果确实可能的话)到希腊的世界里去寻觅知音了。
比如普罗泰戈拉写过一部《论神》，在书的开头道出了和庄子极其近似的困惑：我们没办法确认神到底存不存在，因为有许多事情妨碍了我们的认知，比如问题的晦涩与人生的短促。——这等言辞实在亵渎神灵，所以《论神》有幸成为历史上第一本被当局焚毁的哲学著作，作者本人则不幸地遭到放逐，中途“恶贯满盈”地淹死在了海里。
思想的殉道者总是前仆后继的，在坦诚自己无知的这一点上，没有人比苏格拉底更有名了，也没有人为此遭受过比他更大的伤害，可见这不是—件讨喜的事。
恕我未经查证，仅凭经验推测，一个人的自恋程度一般会和他的感性程度成正比，和理性程度成反比。而《庄子》这部书虽然文辞瑰丽，极富文学色彩，但理性程度之高是让人相当惊叹的。孔子会说“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孟子会说“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说好听点，这叫强烈的使命感，说难听点，这就叫自恋，这就是自恋的人所表现出来的典型的陶醉感。
庄子太理性，太冷静，罕用心理学所谓的自我强化(self enhancement)来麻痹并激励自己，所以他总在怀疑，总在发问，总是不给出确切的结论，他小心翼翼地怀疑各种具体的知识，进而怀疑我们借以获取知识的媒介，怀疑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能力本身。也就是说，他的关注点已经不再局限于具体的知识内容了，而是扩展到了认知论的层面，坦然地承认无知，然后发现了无知比知更大的价值。
庄子对无知的认识，首先是基于对因果关系的认识。
大意是说，影子的影子问影子：& “你一会儿坐着，一会儿起来，一会儿束发，一会儿披发，你怎么就没有个主心骨呢？”影子回答说：“我是因为有待才会这样的吧。我所待的东西也有它自己的所待，有光的时候我就出现，没光的时候我就消隐。我是谁的影子就跟着谁一起活动，这有什么可问的呢！”
这很容易让我们想起佛教的缘起法。释迦牟尼也是轴心时代的名人，他所悟出的道理，亦即使佛教区别于当时印度各大教派的核心理论，就是这个缘起法。通俗并简化地讲，就是发现了这个世界的基本规律就是因果律，既没有无因之果，也没有无果之因，万事万物都陷在这个因果的链条里挣脱不出。所谓陷在因果律里，也就意味着人生是不由自主的。不由自主而想自主，陷在因果律里而想跳出因果律，这才有了真如实相、寂静涅槊等等理论。
庄子虽然没有用论说的形式把这个问题阐释清楚，却以这样一则寓言把它形象地表达出来了。因果律的问题无论在哲学上还是在神学上都是一个老大难问题，不承认因果律当然会很麻烦，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承认了因果律一样会很麻烦。
首先是第一因的问题：有没有第一因，第一因是什么，没法解决；其次是承认了因果律就等于承认了宿命论，也就等于否定了自由意志，否定了自由意志也就意味着我们不该为自己的一切所作所为负责；但承认自由意志的话。就有把人置于上帝之上的嫌疑。——这是哲学与神学史上纠结甚久的一大经典难题，相关论述俯拾皆是，譬如中世纪圣奥古斯丁和裴拉鸠斯的论战就是围绕着这个问题的，主张人可以根据自由意志做出道德决定的裴拉鸠斯被判为异端，他和他的追随者们从此失去了上天堂的资格。
饶有趣味的是，这场论战如果放在今天，许多基督徒一定会站在裴拉鸠斯的一边反对圣奥古斯丁，殊不知“预定论”是神学里源远流长的一套理论，源头之一如《新约·罗马书》里圣保罗的一段教诲：“被塑造的怎可对塑造它的说：‘你为什么把我造成这个样子呢？’陶匠难道没有权用同一团泥造一个用途尊贵的器皿，又另造一个用途卑贱的器皿吗？”(新汉语译本《罗马书》9：20)
这一基本神学教义经过圣奥古斯丁的发展，后来又被路德和加尔文带进了新教各派。
恰巧庄子也做过同样的比喻——就在鼠肝和虫臂的那个故事里，奄奄一息的子来豁达地说：
“譬如一位铁匠正在打铁，铁块突然从炉子里跳出来，要求铁匠一定把自己铸造成干将、莫邪这样的宝剑，那么铁匠一定会认为这是一块不祥之铁。人也是一样，偶然得了人形，就喊着‘我是人！我是人！’造物主一定会认为这是不祥之人的。现在我就把天地当做大熔炉，把造化当做大铁匠，随他把我变成什么样吧。”(《庄子·内篇·养生主》)
庄子当然还没想到这么深，但毕竟已经从因果律上看到了人类认知能力的局限：我们就像影子和影子的影子一样，追溯不到事情真正的原因。既然承认这个事实，就要有相应的解决方案：
仲尼日：“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规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于灵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于兑。使日夜无隙，而与物为春。是接而生时于心者也。是之谓才全。”(《庄子·内篇·德充符》)
这是庄子借孔子之口讲述何谓“才全”，大意是说，死生存亡，穷达贫富，是非毁誉，饥渴寒暑，这些都是事物的变化，命运的流转。好比昼夜的交替，人的智力不能够明了它的起因。所以我们不要让这些超越认知能力的东西扰乱我们平和的心灵，就顺任它们的自然流转好了。
昼夜交替，这是最平常的现象，但要搞清其中的所以然却很不容易。《庄子·杂篇·则阳》也讲到这个问题．说鸡鸣狗吠是很平常的，但最有智慧的人也说不清鸡之所以鸣、狗之所以吠的原因，更猜不透它们下一步会有什么动作。——当然，现代心理学的行为主义者们肯定不会赞同这个说法，但在庄子当时，意识到如此简单的现象竟然无从解答，这也算是难能可贵了。
在庄子看来，何必谈天塌地陷这种问题，我们就连鸡鸣狗吠都解释不了——也就是说，作为一位古代的知识分子，庄子显然认为当时所有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都不能被理性毫无保留地接受，于是普罗大众和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区别就在这里充分体现出来了：大众不愿意接受存疑的答案，只愿意接受确定的答案，而无论这个确定的答案是否站得住脚；知识分子却不能容忍站不住脚的答案，宁可信者存信、疑者存疑——这是一种不自然的状态，所以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