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黑科技 富士施乐实验室走马观花
【中关村在线办公打印频道原创】Fuji Xerox PARC (Fuji Xerox Palo Alto Research Center) ，这个研究机构大名鼎鼎，位于加利福尼亚的帕洛阿图市(Palo Alto)，1950年至90年代，作为文件管理专家，富士施乐致力于推进更高效的办公；90年代至2000年左右，作为文件管理领域的领导者富士施乐致力于文件服务与沟通，通过解决方案解决客户的经营管理问题、帮助客户创造价值；如今，富士施乐通过转型全新领域，致力于助力通过数字化转型实现全新生态系统。这个鼎鼎大名的实验室与富士施乐日本横滨的研发中心、新加坡的创新中心共同组成了富士施乐技术研发的核心竞争力。
富士施乐PARC实验室的技术研发核心团队
富士施乐高级副总裁、富士施乐帕克(PARC)实验室总裁/CEO Onishi,Yasuaki
施乐理念及富士施乐业务目标是为通过更好的沟通实现人们之间更好的相互理解。
去年，我们曾经去过富士施乐位于横滨的研发中心，同样了解了富士施乐当时最新的研发技术，《沟通未来 走进富士施乐横滨研发中心》，如今，对于富士施乐而言，这个研发中心至今仍发挥着非常重要的技术研发工作，目前 富士施乐帕克实验室主要研发领域包括：智能工作场所（空间）、灵活的工作方式、综合分析，那么在这个古老而神秘的实验室有哪些新技术能曝光出来呢？
我们在位于东京的富士施乐日本总部见到了来着这个研发中心的两项最新的研发成果，都是为了更好的帮助人类实现沟通而研发的，而“沟通”也是富士施乐技术研发的核心方向。
富士施乐技术研发成果一：可穿戴式远程视频沟通系统，可能有朋友会说，有facetime、wechat，还有QQ，都能实现远程沟通，用手机就可以，但是这些应用仅仅是实现了视频和音频的连接，并不能在动态环境中很好的帮助用户进行远程的交流和实时动态画面呈现。
笔者体验富士施乐可穿戴式远程视频系统
富士施乐研发这项技术的目的是要解决现代公司在不同环境中远程沟通困难这个问题，让远程沟通交互更具沉浸感和社交互动性。
富士施乐可穿戴式远程视频系统
富士施乐实验室开发的这套可穿戴的远程沟通系统由两部分部件组成，一部分是穿戴在身上的支架，第二部分是核心的交互系统，由一部智能手机和一个能远程遥控的三轴稳定器组成，由于都是研发实验室里的原型，最终的商业形态可能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笔者还是有幸体验了一下这个实验室里出品的成果，功能和应用场景上是没问题的，由于三轴稳定器，所以视频会显得非常稳定。智能手机用于音频和视频的传输，而三轴的稳定器可以控制手机摄像头的方向，从而获取更有针对性的画面，同时在沟通人移动过程中为摄像头提供稳定流畅的视频画面保证，比如一边走路或跑步一边聊天。
那么问题来了，这样的研发成果适用于什么样的应用场景呢？我们看到富士施乐研发中心将其在博物馆、公园、动物园、商店、学校、会议、老年人和残疾人等场所进行测试，这些测试人员都得到了非常好的反馈和体验，因为在沟通的两端可以事实的进行语音和视频的传输，我把这个研发项目理解为点对点的直播。临场感和交互性都非常好。
FXPAL一直致力于以使用者为中心进行技术研发。未来，我们也将不断完善可穿戴型视频技术，以为使用者带来更加身临其境的视频体验与感受。
富士施乐技术研发成果二：桌面文件管理与远程沟通系统
在现代企业办公中，利用视频会议系统进行沟通协作是非常普及的场景，目前我们常见的是在沟通中进行电子文件的分享，但是如果有纸质文件或者实物资料临时放进来，就需要提前做准备，面对这样的场景，富士施乐开发了一个由4K高清摄像头、投影设备组成的一个桌面文件管理与远程沟通系统，进行实体与数字化的连接。据了解，富士施乐针对如何在工作尤其是远程沟通中更好的管理纸质文件的研发工作已有多年，例如使用者的互动，对捕捉文件区域范围的选择、文件页码的追踪、OCR识别等等。
桌面文件管理与远程沟通系统
采用富士施乐最新研发的桌面文件管理与远程沟通系统，其专用的架空式4K高清摄像头可直接获取并复制纸质文件，使用者就可以在办公或会议桌面进行文件复制、打印机传输等的操作，体验感更好、更方便。
桌面文件管理与远程沟通系统：通过手指触控可以进行操作
富士施乐桌面文件管理与远程沟通系统通过安置在桌面上方的4K高清摄像头和投影装置，将操作界面显示在办公桌或会议桌的桌面上，使用者可在会议或办公桌面像操作数码复合机一样发送扫描文件、打印、翻译、导入文件信息等指令。如当使用者想将一页纸质文件发送给在异地的同事时，只需将纸质文件放置在桌面摄像头下，选择桌面显示的扫描键即可将文件电子化并投影在桌面操作面板上，并发送至远程沟通者的桌面。此外，还可通过选择翻译键，将文件直接转换为所需语种文字但版式和图片不变的文件；或是从电子化的文件中抓取所有图片或人物等所需信息，并汇总显示；当需要打印时，只需在该系统的桌面操作面板上选择打印即可。
桌面文件管理与远程沟通系统：文档即时翻译功能演示
系统包含安置在桌子上方的机械转塔（有动力电机），砖塔内置了一个4K摄像头，摄像头的分辨率为。由于从桌面中心到摄像头的距离是固定的，我们的扫描分辨率可以达到300dpi，这样就可以实现最理想的扫描效果。
而即使是在分辨率足够的情况下，捕捉到的图像也可能会出现几何畸变。为此，我们为图像重建提供了几种方法。除了图像融合流程，我们还开发了图像多帧止动捕捉技术。
经过重建的图像可能还是会存在透视变形，我们也对此进行了修正，以恢复文件页面的前平行视图。我们修正的办法是在沿文字行的两条水平线以及沿垂直段落边缘的两条垂直线组成的源四边形与相应的目标四边形（在正上方捕捉到的长方形）之间找到单应性矩阵。
综述：我们在领略完作为全球最大的文印服务和管理的品牌富士施乐的最新研发的技术应用，不难发现一个共通点，那就是都是为了更好的服务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让信息的传递效率更高、更准确、更具互动性和社交性，这些技术应用本身可能与富士施乐现有的主营业务的关联度没有那么大，但是这些技术可以被看做未来主流应用和市场需求的技术储备，当某一天，办公用户之间的沟通需要更及时更加具有交互性的时候，富士施乐可以把这两项技术应用随意的整合在相应的场景中，我想富士施乐的实验室正在做未雨绸缪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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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搜狐热点孙苏：新阅读时代，我们的纸质图书将来如何处理？
我的图书馆
孙苏：新阅读时代，我们的纸质图书将来如何处理？
随着移动互联网阅读的越来越普及，纸质书消失的话题越来越引起关注。那么，图书真的会消失吗？我们的书将来要放到哪里呢？
作者孙苏近影
《书归何处》
　　说起来，我们家两代人，我和父亲，都是以书为生的人，读书、教书。只是我比父亲还多了两项，编书、写书。曾经的书，让我们赖以为生，但现在的书，成了我的负担。几乎每年放假回老家，都会听到母亲不断地追问：“想好了没？你爸这些书怎么办啊？”说这话时，母亲正望着父亲住过的房间里满架的书。其实这还是父亲藏书中的少部分，更多的书，特别是那些从创刊开始一期不缺的杂志，都被堆在床下的纸箱里，墙上的大柜子里，成年累月，不见阳光，积满灰尘。这些书有的已经几十年无人看顾了，岁月让年轻和新鲜过的书，像老去的人一样，变得苍老黯淡。纸张发脆变黄，字迹模糊。书常常是放坏的，而不是看坏的。父亲在时，我就发现常年不看的书中经常有很小很小的黑虫，原以为它们是灰粒，抚一抚，才发现原来会动。父亲告诉我，这种虫子就是所谓的“蠹”，爱好吃书。所以比喻一个人爱书如命时，常把此人叫作“书蠹”。父亲自己就常以此自喻。比较起老鼠来，蠹对书的伤害还是温文尔雅的。我在父亲放书的柜子里发现过老鼠的杰作，将厚厚的书页啃成扇贝状。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是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是草婴翻译的那个版本，好像还是竖排的吧？四卷本，记不清遭遇这场浩劫的是第几册了。
　　当年的书都是铅印出来的，与当下的胶版印刷质量无法同日而语。那么小的字号，难怪我会看成个高度近视。当年对待书很是漫不经心，吃饭时洒上饭粒，喝水时滴上水，睡觉时搂在被窝里。书就是我生活的一个伴儿，人在哪，书在哪。书的字里行间，充满着人的气息，有些书页上，还有看书时为主人公的命运流下的一滴滴泪珠的痕迹。当下印刷出来的书好像少女，明艳动人；过去那些书好像垂暮老人，风烛残年。母亲催问我书归何处的时候，我也像面对一个老人一样，不知道如何安排它的后事。
　　母亲一世与书为敌。书从她身边夺走了父亲大量的时间，从她手里分走了很多本来可以用于过日子的钱。她曾经把希望寄托在书上，让书在父亲脚下垒起层层台阶，让父亲越走越高。她却忽然发现，飞黄腾达的人往往是一书不读的人。她认为父亲被书害苦了。聪明的父亲被书害傻了。母亲对书的恨是与父亲对书的爱成正比的。特别是父亲已经离世很久了，书还堂而皇之地占据着家里的一个房间，一如既往地分享母亲的生活空间。所以书在我们家，非但是没有任何人打算和我争夺的遗产，甚至对家里人来说，书已经成了全家急欲摆脱的负担，我几次阻止了母亲试图把几乎一期不缺的杂志当作废品卖掉的想法。
　　书归何处？现在成了我家生活中的大难题。
　　父亲的书从父亲离世开始，基本上已经没人再动了。我回老家的时候，只是因为母亲那里没有网络，才无所事事地站在书架前，随意翻翻架上的书。搅动我心的倒不是书，而是不经意间，在一本书的书页中飘落下来一朵干枯的花或一片失去水分只剩筋脉的树叶。父亲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把它们夹在书中的？花叶无语，父亲已逝。也有书中夹着一张购书单据，复写纸留下的蓝色字迹已难以辨认，但从红色的印戳上，依稀可以看出有沈阳北京上海等字样，这是父亲购书的足迹。有时只是半截纸页，写着一二字句，可能是当年父亲看书时随意写下的阅读感触。与很多人不同的是，父亲的书，不是用来收藏而是用来阅读，所以在父亲留下的每一本书中，都能感受到他的气息，沿着书，能寻找到他一生的生活轨迹。被人淡忘了的生活，被书牢牢地记忆着。
　　父亲读书，与父亲做人一样，都是循规蹈矩的。与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父亲有很独到的思想，但行为很本分。所以父亲的藏书中，很大一部分，都是以文学史为标准按图索骥买来的。上大学时老师提到的很多古今中外文学史上的作品，我早已读过，来源就是父亲的藏书。
　　但父亲也有自己的喜爱，比如对鲁迅。举凡有关鲁迅的书，我家几乎全有。鲁迅的著作有全集，有各种单行本，不同时代的版本。我记得有一本鲁迅的《野草》，出版时间似乎和鲁迅写作它的时间差不很远，薄薄的一本，大32的开本，封面是鲁迅亲笔所题，风格如鲁迅一般严峻。书页是毛边的，没有剪裁过。看书的时候，看完一页，用小刀裁开一页。这样的书看起来，平心静气，舒缓自如。看的不只是书，进入的还有一种境界。还有鲁迅的书信集，有关于他的研究集刊，各种回忆录等等。我的大学毕业论文写的就是有关鲁迅的文学批评思想，用的都是家里现成的资料。在这个基础上写成的毕业论文，不得优秀也难。
　　父亲对鲁迅的热爱无以复加。有关鲁迅的书让父亲对鲁迅的了解愈加深入骨髓。“文革”中父亲遭受了许多磨难，“文革”后期组织上对父亲的安慰就是准许他去京沪等地就医，还特别批准一个家属陪同，父亲便带上了我。父亲把这次宝贵的看病机会变成蓄谋已久的寻访鲁迅之旅。从北京开始，到上海，再到绍兴。在北京和上海，一个胡同一个胡同、一条小街一条小街地寻找鲁迅住过的地方，到过的地方。八大胡同、内山书店、北新书局、愚园路……北京上海之大啊，父亲带着我，全是步行走过来的。“文革”后期，哪怕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也是到处一片萧条，人烟冷寂，想寻个知道这些地方的人更难了，父亲硬是自己摸索着把每个地方都找到了。最不用费力气的是在绍兴，无论鲁迅故居还是百草园、三味书屋都近在咫尺。很多人带的还是阿Q头上的帽子，到处可见鲁迅几十年前所写过的闰土的模样。进城的农民手里没有现钱，都是拿着袋里的米在饭店换一碗饭吃，纯朴善良得让人感动。我和父亲在一家饭店里吃完饭，我把装了我们出门在外的身家性命——钱、粮票、单位证明、组织介绍信的包落在了桌子上。我们前脚刚迈出饭店门，后面有一个人用我们听不懂的方言大声喊着，看见我们没有反应，就急得追了出来，怀里紧抱着那个黑色的包——我和父亲吓出了一身冷汗，这个包要是丢了，在那个年代，后果不堪设想。而这个人正是像闰土一样的农民，才用家里的米在饭店换了一碗饭，蹲在饭店角落里吃。
　　父亲的藏书记录的不只是他个人的历史，很多都与中国当代历史有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父亲，风华正茂，书读起来也是过目不忘，所以他敢于写信给翻译界权威人士，直陈其对果戈里小说翻译中的不妥之处。翻译家虚怀若谷，回信表示感谢之余，还赠送父亲自己的翻译新作,让父亲颇为得意——许多年后父亲还翻出这本书将翻译家的亲笔签名指给我看。没想到这偶然间的一次通信带给父亲的却是人生第一场政治灾难。在隔年的反胡风运动中，翻译家因为与胡风的友谊成为胡风反革命集团中的一份子，远在几千里之外的父亲也被牵连进去，成为我们那个偏僻小城里唯一一个自产的胡风分子。好在这个牵连关系实在太勉强，连组织上都觉得过意不去，所以转过年来，在甄别的过程中，父亲又被摘帽平反了——这成了父亲一生相信党的英明的坚定理由。父亲的书中与中国当代历史有关的还有很多。比如《红楼梦》的研究资料，多购于1950年代那场运动发生之时；而评《水浒传》的资料，则与“文革”有关。还有关于李贺、李商隐的诗歌研究，据说毛泽东喜爱二李，父亲也生出了研究他们的兴趣。对龚自珍的关注也始于毛泽东，毛泽东在“文革”后期曾引用过龚自珍《己亥杂诗》中的两句“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引发了父亲对龚自珍的兴趣，搜集了许多龚自珍的研究资料。几十年过去了，在杭州的一条小街，我偶然发现箭头所指为龚自珍故居，心中一酸，如果父亲还在，我一定像当年父亲领我探访鲁迅故居一样带着父亲寻找龚自珍的足迹。
　　“文革”后的父亲离开了他曾经非常向往的文化界，又回到了教育界，以教书育人为生，从事古代文学中的明清小说及戏曲教学，他的藏书从此多了许多这些方面的研究资料。最杂乱无章的买书是在1990年代他离休之后。那也是中国当代出版界最杂乱无章的时候，地摊小说、盗版书、三教九流的出版物、周易研究、周公解梦、养生大全、保健知识、侦探破案、国外畅销书、港台流行书，蜂拥过后的降价打折书……此时的书价也涨得让父亲非常愤怒了，父亲已不会在买书上花大价钱了。曾几何时的父亲，会把除了维持生活必需开支之外的所有钱都用于买书上。如果只是他一个人，他可以少吃饭，不添衣，只买书。母亲经常会提起父亲当年的糗事，没钱买围巾，还想潇洒，就弄了条手巾染成黑色，围在脖子上，很有五四青年的感觉。父亲天生玉树临风，围个手巾，也依然风度不减。后来他有了家，有了我们，有了责任，买书的欲望克制了不少。但还是告诉新华书店的营业员，但凡来了新书，第一时间通知他。所以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父亲最先结识的朋友就是书店营业员。父亲用买盗版书和降价书的方式抵制飞涨的书价。好在父亲是看书人，不是藏书人，所以从来不计版本。父亲此时对书的态度，如同他此时进入的人生境界一样，随心所欲不逾矩了。床上床下，枕边案头，无处不堆满了看似杂乱无章的书。每逢母亲指责他的混乱，父亲还不无得意地引经据典：“古人云看书三境界：枕上、马上、厕上。”为书所累，读了一辈子书的父亲，此时真正是率性而读，进入一种无为而治的自由境界了。无书不读，随意翻翻，可以看完，可以不看完，可以看看这本，可以翻翻另一本。但这种幸福的日子只过了几年，父亲就因为眼睛的缘故看不成书了。
　　父亲与书，说起来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书给了父亲的学识见识让父亲卓尔不群。但书读多了，正应了那句“眼高手低”，反倒让父亲轻易下不得笔，所以父亲一生，文章甚少。年轻时刚开始写，就遇上“文革”。“文革”后到了教育界，发现了中国学术界的怪现象，文章原来可以那么不负责任地制造出来，包括一本本书，不学无术的人都可以著作等身了。这对爱书如命的父亲是极大的打击，让父亲开始对书有了新的认识。父亲不屑与此为伍，更加不轻易动笔了，放弃写书，可能是他表达对书的尊重的另一种方式。
父亲离开我们之后，我曾整理过父亲有限的几篇文章，才发现，父亲的文章真正是独具慧眼，透彻独到，可惜这样的文章太少了。父亲自己也曾开过玩笑，说他是学孔老夫子“述而不作”，这也许是真正的老师风范，但在中国学界，肯定不会是一个成功的人士。时代不再，风范无益。
说起来，我从来没像父亲那样刻意买过书。我的买书行为一直非常节制。从小听母亲抱怨父亲的书这种话听多了，所以心理上总感觉书多了也是个负担。上大学的时候，书刚刚解禁，跟着同学起哄，半夜去排队，买过几次。买书的举动也是对抗政治禁锢的一种时尚行为。我从没像父亲那样因为买书影响生活质量。因为后来工作的单位与书有关，所以单位搞的福利待遇很有意思，通常都是分书。分过成套的书，大辞典之类的书，大英百科全书，因为年轻人多，连安徒生童话全集和格林童话全集这类的书都分过。这种福利在现在的人看起来相当于有病了。分书的福利止于单位班子换届。后来的领导比较务实，不分书，改分菜了。每到周末，拉一大卡车蔬菜到单位院子里，大张旗鼓地分，论堆论捆地分，壮观的情景惹得周边单位的人们无比羡慕，其实也就是几块钱的事。那年头虽然几块钱就可以买一堆菜，但单位分和自己买的感觉不一样，所以这个领导口碑极好，官运也就极佳了。很多时候我买书就是跟风，周围圈子里流行一本书就忍不住买来看看。有一年到北京组稿，听在鲁迅文学院学习的一个同事说起他们都推崇的一本法国小说《永别了，疯妈妈》，起哄就买了，看过之后莫名其妙它为什么会这么流行。还有就是到某地出差常会带几本书回来，那时候逛书店比逛商店多。记得某次到大山深处的偏僻林区一个几乎无人光顾的小书店，竟意外地发现里面有许多少见的书。有《窦存》，北京中国书店出版，为清代胡式钰撰，开篇即有序“君子不窦曷窦为顾窦何常闭人窦不闭天窦……”属于到今天我还看不太懂的一本书。还有一本看不懂也懒得看的是《藝林彚考》，中华书局出版的，清代沈自南撰。内有古代从建筑到服饰，从饮食到称号等知识无奇不有，而且据说还是考据了权威资料所得。二书都是影印本，字迹不免有些模糊。影印本的书还有一册是《玉薹新詠》。
这样一个地方为什么会进这些书，问了之后才知道，原来这里书店管进书的那个人是个发配下来的右派，他进了这些书之后，就平反回老家了，这些书也就永远被搁置在书店架上，无人问津了。我们开始了肆意的挑选。这位进书的先生看来是个《红楼梦》迷，所以架上有许多《后红楼梦》《红楼梦新补》《补红楼梦》之类的书，被我这个“红粉”扫荡一空了。后来把这些书看下来，让我发现鲁迅先生所言“人和人的差别有时比人和类人猿的差别还要大，看了《红楼梦》和《红楼梦》的续书，就知道这话是不错的了”一语，果然无比正确。
从这位先生所进之书，可以想象他的古典文学修养之深，肯定不缺中国文人一箫一剑走天下的古典情怀，所以书店还有许多《剑侠图传全集》之类的书，甚至还有一本《薛涛诗笺》，可见也不乏怜香惜玉之心。其余如《唐集敘録》《白雨齋詞話》《養吉齋叢録》，都是让我这个外行看起来头痛无趣的书，当初把它们从林区书店抢回来，是不忍心让这些贵族少女流落民间的意思，有用没用倒是其次。那是我平生以来最无功利的一次购书经历了。从林区书店的书架顶端搬回来之后，至今一直闲置在我家的书架顶端。这些书现在对我唯一的意义，是一看每本书的价钱，就感觉自己捡了个金元宝。
　　我非常羡慕父亲一生读书。父亲的时代，人们对读书，还可以少些功利目的。想想父亲在我现在这个年龄的时候，还热衷于读书、买书，还饶有兴趣地和别人谈书。而我的读书欲望，在这个没有读书氛围的时代，已未老先衰，像一个失去某种能力的男人，面对三千佳丽，也已经无能为力。我曾经有过的幸福的阅读岁月，已不复存在。
　　现在想起来，最快乐的阅读时光，是小时候什么也不懂的阶段。父亲到老了还回忆他读书的启蒙时代，就是几岁时拿了爷爷给他的几个零钱，到街上的小贩处租小人书读。人们的阅读兴趣通常都是在这种放任自由的状态下培养起来的。我小时候正赶上闹“文革”，受迫害的父亲不在家，他所有的书为我所用。忘情地读，昏天黑地地读。很多只有印象，具体的全忘了。有趣的是故事情节、人物命运，不知道的是艺术技巧、思想价值。稀里糊涂地吃饭，没妨碍我长大成人；稀里糊涂看书，也自然让人受益。如果阅读永远是无功利的，那是一种幸福。记得曾经看过的一些书，就是这种感觉。其中有董桥先生的《语文小品录》，十辑，小开本，薄薄的十本小书，里面不少让人拍案叫绝的精辟之语，文字之优美也让人心生愉悦。还有无意中不知从何处得来的一个叫卡德兰的英国女作家的几本书，标明是“世界名著·爱情小说”，据说全套有二十五本，但我只有其中十册。实话说，直到现在我对这个作家也知之甚少，但她的这十本小册子却让我在一段时间内坠入爱情想象中，又伤感，又温暖，薄薄的，一天翻完一本。我在读书上历来自诩高雅，对这种属于通俗小说的东西也历来鄙视有加，但这段时间读这个作家的小说却让我沉浸其中，不能自拔，顿时成了一个优雅无比的贵族佳人。我当时感觉，人即使一辈子没有过这样的恋爱，能看看这样的小说也值了。一个庸俗的故事也可以写得这样优美动人，引人入胜，真不是国产的那些通俗小说可以比得了的。读这些书时验证了毛姆说过的阅读感受：“阅读应该是一种享受……有些书，既不能帮助你谋生糊口，不能教会你驾船，也不能告诉你如何发动一辆有故障的机车，但它们将使你的生活更充实圆满而感到快乐，如果你能真正享受这些书的话。养成阅读的习惯等于为你自己筑起一个避难所，几乎可以避开生命中所有的灾难。我说几乎，因为我不能强辩阅读可以缓和饥饿的痛苦与失恋的悲哀，但五六本精彩的故事，再加上一个热水袋，却能使任何人不在乎最严重的感冒。”
　　带来这种阅读快乐的还有那些明清笔记小说，作者的意淫不禁博人一笑；而蒋天佐先生翻译的狄更斯的作品，绘声绘色传达出典型的英式幽默，时时让人会心一笑。
　　其实人们成人之后的种种兴趣都与小时候的阅读经历有关。我一生到老，都有着不可救药的幼稚、致命的浪漫和无边的幻想，这些都和我从小看父亲订过的杂志有关。父亲兴趣广泛，订过《考古》、《文物》、《天文爱好者》这些和现实生活没什么关系的杂志，我跟着乱翻。这些杂志让我上天入地，唯独不解世事。我对考古兴趣盎然，在考大学的时候报了考古专业，遗憾的是没被录取。父亲专门为我订的杂志是《儿童文学》。但我更爱看父亲的《民间文学》。这些杂志对我这些致命弱点的形成都不无关系。
　　父亲在买书的时候从没想过对书的后事的安排，他也料不到世事变迁，让原先可以作为传世之宝的书，很快被新媒介所取代。想想父亲比我幸运，他有一个看过他的书的女儿。而我们的下一代，似乎已经没有人再需要书了。所有书可以提供给他们的东西，电脑鼠标轻轻一点，就可以满足了。他更没有想到的是人们对书的阅读也变得如此功利，包括曾经嗜书如命的我，在当下的环境中，也认为读任何一本只有投入没有产出的书，都是对生命的浪费。我现在看书非常有目的性，看之前就先考虑它能否转化成我的几篇学术论文。
　　书归何处？我想已经不只是我们一家面临的问题了。
　　父亲买了一辈子书，看了一辈子书，以父亲所生活的这段历史，他的书能保留下来，应该说已是一种幸运。说起来，父亲的书也遭遇过两次大劫，好在都无伤筋骨。第一次是三年困难时期，为当时正在上大学的四叔筹学费，父亲和母亲把家里一分一角的钱都收拢来，也凑不够。在家无长物的时代，书成了唯一可以变卖的东西。卖了一推车的书，才凑够四叔的学费。我知道父亲对书的感情，可以想象，父亲当年在挑选准备卖出去的书时，是怎样十指头连心的难以选择，难以割舍。所以这件事成了母亲一辈子念念不忘的记忆，特别是到了我上小学的时候，父亲受“文革”迫害，家里没了生活来源，母亲让我写信向四叔要五元钱的学费，而被四叔以生活同样困难拒绝之后，母亲提起被卖掉的那车书就痛心疾首，永远不能原谅四叔了。还有一次书的劫难就是“文革”。父亲被批斗，家里被抄。好在那些造反派曾经是父亲的学生，可能是他们看到这些书时想到父亲给他们上课时的快乐，手下留情，只象征性地拿走几本，大部分保留下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现在已经是一个不需要书的时代，不独是书，除了电脑手机，不知道人们还需要什么。一次在课堂上我问一个不断在摆弄手机的学生：“手机对你来说那么不能离开吗？”学生说是，因为手机是他的半条命。我问他另半条命是什么，他眼都不眨地脱口而出:电脑！过去的学生看老师，爱看白发苍苍的老师。因为原先的知识靠积累而来，学问和老师的白发成正比。有回忆录说到俞平伯等老先生上课，一个共同的特点是用包袱皮包了若干本书，引经据典，随手一翻，便见出处。而现在的知识是靠搜索得来的，取决于使用电脑的熟练程度。所以现在的学生们上课看老师，都爱看年轻的帅哥美女，品评他们的衣饰打扮和所用电子品牌。课堂成了选美的地方。在知识和信息的占有量方面，只要学生愿意，老师无任何优势可言，学生可以肆无忌惮地挑衅传授知识的人。这是一个不需要思想只需要信息的时代。如果还相信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恐怕只能老死牖下。
　　我在一个大学园区工作和生活，这里每年都会上演让人震撼的相同情景。每到毕业季，也就成了收废品的小贩们的狂欢季。书成堆成堆地在学校门口垒成了小山，收书的小贩神情亢奋地招揽生意。卖书的学生眼光漠然，通常卖的是学校发的各种各样的教科书；也有充满仇恨目光的学生，卖的都是考研或考公务员之类的书，无论考试的结果如何，他们对这些折磨了他们很长时间的书都充满了仇恨，他们像扔掉一段不堪回首的岁月一样。有时看到这种情景，我真有不寒而栗之感，为我们家待处理的书生出悲悯之心。
　　其实，父亲当年也不是没有设想过书的归宿。听母亲说，父亲曾想过把书捐给他工作了一辈子的这个城市的图书馆。图书馆的经费捉襟见肘，图书馆藏书也少得可怜。父亲的书总可以填补一点空白。父亲亲自去考察过图书馆，看到的情形让他吃惊。为了创收，图书馆把有限的地盘出租做了网吧、游戏厅，书被局促地挤在剩下的一个角落里。图书馆已经是一个让人读不了书的地方了。父亲失望而归，把自己心爱的书交于这样一个地方，他不放心。没有安排好他的书，父亲就离开了我们。父亲最后离开家住进医院的时候，好像预知了自己的一去不再复返，用眼光留恋地环顾着他生活了几十年的这个家——最后停留在书上。他用眼睛一一抚摸着每一本书，架上的、架下的，每一本书不论放在哪里，都同样藏在他的心里。父亲对这个世界的告别，从人开始，以书结束。
　　我也曾想把书捐出去，捐给我后来工作的大学。这是一所新建的大学，它的图书馆里面的藏书和这所大学里所有的一切一样，都是崭新的。一个学校如果没有一所带有历史味道的图书馆，一个图书馆如果没有一些老得发黄的书，无论如何都是一个缺欠。我把捐书的想法告诉过主管图书馆的学校领导，他非常高兴，说一定会给我和父亲的书安排一个最好的地方，专门的地方。这应该是这些书最好的结局了，但我最后还是动摇了。有一段时间我每天去看图书馆——我和父亲的书未来的家。我看到学生经常光顾的几架书，一片崭新，不伦不类。我知道了我将捐出的书的命运，它们会孤独地躲在一个角落里，独自落满灰尘，寂寞蚕食着它们，如同蚕食我的心。我知道即使它们摆在家里，我也可能永远不会再翻它，但我会如父亲一样经常用眼光抚摸它们。而没有了眼光抚摸的书，将会衰老破碎到什么地步？
　　其实说到底，我知道无论我还是父亲，都是舍不得书，才为自己找出了若干理由。这些书对于我来说，就像是待字闺中的女儿，我们总想为她找个好人家。书对自己很重要，但未必对别人有意义。金银有价玉无价，全看喜欢它的人。一书难求或者一文不值，全取决于个人。书对我和父亲的生活来说，承载的是生命的记忆。抚摸书的时候，像抚摸自己逝去的岁月。我们挽留不住年轻，挽留不住强壮，挽留不住生命。我们能挽留的，也许只有见证了这一切的书。但世事难料，在电子媒介取代印刷媒介的时代，在信息搜索取代学识积累的时代，书就像明日黄花，容颜老去，独自萎蘼。
　　电子书创造了不老的奇迹，但也失去了生命的质感。我们抚摸纸质书的时候，书会变脏、变旧，会折损，会卷边，会字迹模糊，会在岁月沧桑中，像人一样衰老脆弱。电子书不论多少人看过，读过，都风过无痕崭新如故。电子书让人再没有了书归何处的烦恼。
　　在深圳最闷热的季节，我躲在咖啡馆里写着这篇文章。环顾四周，许多人如我一样面前摆着电脑，还有ipad、电子书，同时看着手机。但没有一个人在看纸质书。咖啡馆的温度清凉舒适，音乐柔和抑扬，让人忘却或者说想不到外面会是高热暴晒。我想起父亲的一生，他从未亲身体会过他在巴尔扎克小说中无数次看过的这种咖啡馆情景。过去的时代，让父辈一代生活得很局促。但他们有书，书让他们的世界海阔天空；现在的我们，拥有了父亲他们所没有的许多东西，也失去了父亲他们所拥有的许多东西。也许这就是生活的强大力量，在历史的进程面前，我们只剩下沉默和黯然。
孙苏，学者，现居杭州。主要著作有《历史的民间叙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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