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猪肝都办不到。因为如果欠人五块银元，一年里连本带利，就几乎抬走半头猪。所以有人向母亲借钱，母亲从不要他们还，相反地，还分别送几斤上好猪肉给他们，点缀年景，她真是做到“对贫苦亲邻，须加温恤”的程度。而邻居也都纷纷送来整篮鲜红的大吉（桔子和柑）或新鲜的鸡蛋，以报答好意，倒是给新年增添了一片欢乐祥和气氛。
猪肉一刀刀的挂满两厢房的廊檐下。此外更有一两百只的酱鸭，和连串的鸭肫肝，以备平时款客和父亲吟诗下酒之用。我的一位堂房叔叔，时常偷了鸭肫肝生啃，阿荣伯每天数数都少一个，就对他警告。堂叔说他把肫肝当念佛珠，每天点一个肫肝念一句阿弥陀佛，并没有吃它。说肫肝已化去，鸭子的灵魂被超度了。他淘气捣蛋，是新年里最活跃的人物，我都喊他肫肝叔叔。
大除夕的下午，年景已进入高潮。大厅里红木桌和太师椅，都扎上大红缎盘金双仙和合的桌披椅披。一对凤凰，一对双龙抢珠的锡烛台，一字儿排开，正中是狮子捧仙球的锡檀香炉。香烟从张开的狮子口和镂空的圆球中喷出来。整个大厅都是芬芳的檀香味。一大一小两对蜡烛，要等父亲主祭在地和祖先时才点上。我和族里兄弟姐妹们都一个个穿上了新衣。自从父亲回来以后，给我带来一件粉红缎圆角棉袄，一条水绿华丝葛裙子。我穿上了，就在桌披下面钻进钻出，演花旦，当新娘。姐妹们都好羡慕我。前廊里亮起了煤气灯，发出呼呼的声音，格外令人兴奋。到处金光闪闪，我也金光闪闪。我又要开心得裂开来了。阿荣伯说的。不一回，从厨房里端出大碗大碗热腾腾的菜。整鸡（基业稳固），猪头鼻梁上横着尾巴（有头有尾），整鱼（年年有余），豆芽（年年如意），红糖莲子（子孙满堂），甘蔗（节节高），藕（路路通），桔子（大吉），柑（升官），阿荣伯样样说出名名堂。色色具备之后，父亲燃上香烛，带领全家跪拜，先祭天地，谢神灵，后祭祖先。父亲一脸的崇敬，我们孩子们也鸦雀无声。祭拜完毕，洒一杯酒在地上，然后烧驸马和金银纸钱。百子炮（即鞭炮）一开始响，顿时就热闹起来。百子炮愈长，放的时间愈久，表示这家愈富裕，愈兴旺。长工从二楼上的栏槛外挑起竹竿，几丈长的百子炮垂下来，辟辟拍拍的一直响个不停。父亲的脸上露出欣慰、满足的笑容。他坐在太师椅里，我们围上去团团拜下。他从黑缎马褂的暗口袋里，抽出红封袋，每人一封，一律的两块银大洋。这时附近邻居的孩子们，听到鞭炮声全都来了，女孩子大部分已穿上鞋子，男孩子仍都是光脚板，他们是来等放完鞭炮，在天井里捡没有燃过的小炮。他们看大堂上灯烛辉煌，满桌的菜肴冒着腾腾热气，一个个都张开嘴看呆了。父亲一高兴起来，叫母亲再捧出一叠银大洋，一叠红封套，每人一块分给他们。阿荣伯生怕越聚越多，就把风水门（大门）关上，带着他们从边门出去。我望着父亲满面红光，小小的心灵，感染了一分骄傲，也替得到一块银大洋的小朋友们快乐。因为他们的父母，是再也不会给他们一块银洋钱作压岁钱的。我的两块银洋钱，在口袋里叮叮的响。坐在母亲身边，开始吃分岁酒了：鸡、鸭、肉，除了鱼，每样都得吃到。饭碗里必定要剩下两粒饭，不能“吃光”。一对红蜡烛放在饭桌上，表示祖宗分给我们一人一岁，母亲说：“又长一岁了，要乖哟。”
吃好分岁酒，阿荣伯捧出一个米筛，装着切成一段段的生红薯，用香梗当笺子，叫我帮着插上小红烛，点了在长廊上每五六步摆一盏。楼上楼下，前后厢房，厨房、谷仓，到处都摆了。母亲在灯盏里加了满满的菜油，于是煤气灯、洋油灯、菜油灯、蜡烛灯，处处一片光明，憩坐在室正中的炭炉也烧得旺旺的，年纪大的围着取暖、谈天。年纪轻的开始撒状元红，扒牌九。我们孩子就在缝儿里挤。那个赢就向那个吃红一大枚，父亲平时很严肃，只有过年时总是笑嘻嘻的。大家心情欢乐，因为守岁一直要过子夜。到了一点钟，一声爆竹，除旧迎新，又是一年的开始了。
那一分彩色缤纷的情景，至今萦绕心头。可是另有一副情景，也使我永志难忘。有一个除夕，我趁大人不注意，从边门溜到邻居阿芸家玩。厨房里只点一盏菜油灯，一对小小的蜡烛。从我们满堂灯火中，忽然进入他那儿，格外觉得幽暗，我看见灶下柴仓边坐着一位老公公，捏着旱烟管、呼嘟嘟的吸，吸完了在泥地上咯咯的敲，敲了装上烟再吸。脸板板的没有笑。我问阿芸：“她是你外公吗？”阿芸说：“才不是呢，他是来讨债的，我们欠他八块钱，宰了猪还他五块，还欠三块，他就坐着不走。”我问她：“你爸呢？”她说：“上外面赌钱了。”我心里好难过，摸摸身边有好几块银元，摸出三块说：“给你妈先还他好吗？”阿芸生气地把我的手一推说：“我不要，妈妈也不要。你放心，过了半夜，他自会走的。”回来以后，我告诉母亲，母亲说：“阿芸的妈是不肯白拿人钱的，等过了初五，我请她帮忙做点针线，多算点工钱给她，她才要的。”第二天初一，我又去阿芸家，又看见那位老公公，还对阿芸的妈说恭喜发财。尽管大年夜追债追得凶，初一仍是见了面笑嘻嘻的，阿芸的妈泡了碗橄榄糖茶给他喝，他喝了糖茶，两个指头把橄榄一夹，捏在手心里就喷着旱烟走了，因为橄榄就是元宝，他一定要的。
五天年满了，只隔一天，又掀起第二个高潮，那就是初七初八两天的迎神和庙戏。我们乡里有两座具有传奇性的神殿，称为上殿和下殿。相传唐朝的忠臣颜真卿和他的弟弟，均被奸臣所害，天帝封他们分别在我乡的两个村庄“上河乡”、“下河乡”为神，因称上下殿。两人都曾讨安史之乱，颜真卿是讨雕贼有功，后来被叛臣李希烈所杀害。颜杲卿是讨贼不屈而死。但他们都未曾当过永嘉太守，不知何以会被天帝封在永嘉县的小小瞿溪乡为神。想来可能是安史乱兵曾骚扰过永嘉县，我们的祖先为了感激这两位忠臣，和对他们的敬仰，筑殿祭祀崇拜。并且还传说两兄弟曾礼让一番，哥哥原居下殿，把人口较多、市面较繁荣的上殿让给弟弟，弟弟执意不肯，依年龄尊卑应居下殿。最后哥哥决定每年新年，哥哥先去拜弟弟的年，因此乡民有一句“瞿溪没情理，阿哥拜阿弟”的话。每年正月农历初七，在夜戏开罗以前，先将上殿神恭恭敬敬地抬到下殿，给弟弟拜年，看完二出戏，才接回来。初八夜是下殿神来上殿回拜哥哥，也是看完三出戏接回去。乡民们以十二万分的虔诚崇敬的态度，举办这件大典。上下河乡的乡长，在头年腊月就开始忙碌筹备，向地方上募款，办祭典，添购殿宇中的装饰。二位神像的冠带蟒袍，每三五年必须换制全新的，神龛也刷得金碧辉煌。迎神时的鼓手乐队都是镇民自愿参加，提灯、举火把风烛的（即丰足之意），有的是雇来的乞丐，有的是乡民子弟的志愿军，或因求神祇保佑健康，许下心愿，此时来祭拜还原提灯。如果一年来风调雨顺，五谷丰收，为表示感激和快乐，就加上马队。马匹由城里租来，黑、白、棕各地均有，上面坐着画了脸谱的少年（亦是志愿军或雇来），看去像戏台上的强盗，故亦称马盗。马盗的衣着愈新，马匹愈壮，队数愈多，表示这一乡愈富裕。神殿正中，摆上三牲福礼等整猪整鸡鸭、面和糖糕，香烛灯火辉煌，映照得白发主祭乡长，红光满面，喜溢于眉宇。神像的銮驾自殿门抬出，前面是两位扮得高及一丈的开路神，摇摇摆摆地开路，接着是旌旗，乐队，管弦丝竹，奏着严肃的调子，然后是风烛火把，锣鼓马盗和香案。这才是端坐着神像的銮驾，銮驾后再是风烛火把和锣鼓。偌长的凶神队伍，从热闹的街心穿过。街上好多路祭，是生意兴隆的商家所摆，鞭炮之声，不绝于耳，他们一则表示感谢，二则也是炫耀财富之意。从长街转到山路和田野，原来一片静谥的田野，顿时开出了火树银花，天空也照耀得一片通红。不管是晴朗或风雪漫天，他们的情绪都是一样兴奋。风烛火把都烧得旺旺的，绝不会被熄灭，两旁放鞭炮的，往往把鞭炮挑近神座边去放，或是把燃着的小炮扔到神像的膝盖上，据说神佛显出神通，蟒袍不至着火。如此浩荡地迎到殿拜年，第二晚下殿神也同样浩浩荡荡地迎来上殿。这般的盛况，无论大人小孩，都争先恐后地去享受这分热闹。我们女孩只能在迎神队后面追随一小段路，就回到殿里看戏。殿宇的两厢回廊，早已排满了长凳，都是各家抢好的包厢，用草绳扎在栏干或大柱上。外公赶第一出戏就坐在那儿看了。我依在他身边，看四四方方的戏台上，演的都是边台好戏，虽不懂却好看，因新春开锣戏订的是最好戏班，行头崭新，演员也是最有功夫的，平剧、昆曲、弹词各种班子不一定。因包银高，故演来非常卖力。赢得有一次演的是封神榜，小小的舞台上，挤满了和尚道士和假扮青牛大象，好不热闹。我问外公那边是好人，那边是坏人。那边会把那边杀掉，外公总是说，有时好人也会被坏人杀掉，但是好人死了一定当神仙，就跟我们的上下殿社一样。台上看够了，就看台下，天井里黑压压的全是年轻小伙子，不时大声喝采。有的年轻人却不时回头向两边包厢里的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姑娘瞄过来。姑娘们一个个费尽心思，争奇斗艳，别说是他们，边七八岁的我都看呆了，他们梳得油光乌亮的辫子都扎上五彩丝线，讲究的还夹入闪亮的金丝，各色绣花或织锦的缎袄，缀穗子的华丝葛曳地长裙，更稀奇的是，她们短袄琵琶襟的扣子，竟是五彩小电珠子，电池放在口袋里，以后控制闪光，和神像金魁上的电珠相映辉，看得我实在羡慕。刚结婚的少妇们都是满头珠翠，擦得浓浓的脂粉，手上金镯手表，戒指有多到八个的，总之所有的财富，全穿戴在身上了。还有已订婚的十五六少女，被挤在人丛中的儿郎（未婚夫）盯得低下头，即羞涩，又兴奋，胆子大的也会偷偷回望他几眼，一颗心已经不在戏文上了。
三出戏完，下殿神要回去，上殿神起身相送，銮驾一前一后，抬到殿门口，相对一鞠躬而别。作得惟妙惟肖，把两尊泥塑木雕的菩萨，完全人格化了。不由得使人对古圣先贤，肃然起无限敬仰之意。典礼完毕之后，祭物一部分由设祭者自己取回，一部分由乡长分配，散发给贫苦的村民享受，这一切都处理得井井有条，公平合理，也显得上下河乡两村村民的至诚团结，和睦互助的精神。乡间民风的淳厚，也于此可见了。
在我记忆中，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还是典礼结束，戏文散后，牵着外公的手，由阿荣伯打着
二 灯景旧情怀
春节已近尾声，而几天来清晨与傍晚，左右前后劈劈拍拍的鞭炮声，仍然此起彼落的，不绝于耳。新年的气氛还是这般浓厚。我望着长桌上一对红蜡烛。那是”分岁烛”，也是”风水烛”，大除夕祭祖时点过两个钟头。按当年母亲的规矩，五天新年中每晚都得点燃一下。点过正月初五，才谨慎小心地用金纸包了收在抽屉里，十五元宵节再取出来点。嘴里还念念有词地说：”风水烛，风水足哪！”可是如今年兴已淡的我，竟一直忘了再点。前儿忽然停电，才又把它们点起来。红红的光影，顿时照得心头温暖生春。那么索性等点过元宵灯节再收起来吧。
故乡的新年，从十二月廿三送灶神开始，一直要热闹到十五，滚过龙灯，吃过汤团，才算落幕。这样长的年景，对我这个只想逃学、不肯背书”诗云子曰”的顽皮童子来说，实在是太棒太棒了。每回地方上举行什么大典，或是左邻右舍办喜事，我就会蹦得半天高地喊：“我真‘爽险爽’”，我‘爽’得都要爆裂开来了！”“爽”是我家乡话“快乐”的意思，“爽险爽”就是“快乐得不得了”啦。过新年是大典中的大典，我怎么能不“爽得爆裂开来”呢?
择日“解冬”（送冬祭祖），大部分在十二月廿七八深夜。我是女孩子，没有资格在那样的大典中拜祖宗，而且早已困得东倒西歪，抱着小猫咪趴在灶下的柴堆里睡着了。可是大年夜的“点喜灯”工作，却是我的专利。吃完晚饭以后，阿荣伯就把山薯平均地切成一块块，把香梗也平均地折成一段段，插在上面；再打开一大包细细的红蜡烛，叫我帮忙，一根根套在香梗上，装在大竹篮里，由我拎着。他一手提灯笼，一手牵我到各处点喜灯。前后院的大树下、大门的门神脚边、走廊里、谷仓门前、厨房水缸边……统统都点了摆好。全个大宅院都红红亮亮、喜气洋洋起来。可惜蜡烛太小，风又太大，等我们兜一圈儿回来，有的蜡烛已经点完了。阿荣伯又打开一包来补上。这样补到东边又补到西边，我就说：“好累啊，站起蹲下的，头都晕了。”阿荣伯用红灯笼照照我的脸，摇摇头说：“吃了分岁酒，拿了压岁包儿，才做这么点事就累啦?不行，做什么事都要有头有尾。”
我在红红的烛光里，看见阿荣伯的鬓边有好多白发，我捧住他的手膀关心说：“阿荣伯，你也长大一岁了。”他笑笑说：“我不是长大一岁，我是老了一岁。你才是长大一岁。”我说：“长大有什么好?长大了就会老，老了就会长白头发。”阿荣伯连忙阻止我说：“过年过节的，不要说这种话。等下子在你妈妈面前可不能这样讲。”我做出很懂事的样子说：“我不会讲的。我知道妈妈也老了一岁。”阿荣伯叹息似地说：“大人总是要老的，只要小的长大，一代一代接下去就好了。”我听得心里酸酸的。回到厨房里，看见母亲正取下头上的银针剔菜油卧，剔得高高亮亮的。阿荣伯说：“太太，再加三根灯心，五子登科呀。”母亲笑眯眯地说：“两根也一样好。两根是一双嘛。”我知道母亲舍不得菜油，向阿荣伯做个鬼脸，跑过去指着灯花大声地说：“一双就是文武占魁二状元啊。”母亲高兴问：“你是那儿学来的?
”我得意地说：“阿荣伯教我的，是‘花会传’里的句子呀。”
（“花会”是农村的一种赌博，包含卅二个人名。押对了人名就赢钱。）我逗得妈妈高兴，又捧了阿荣伯，不由得又快乐起来，刚才那种愁老的心事早又丢开了。
点喜灯的有趣节目以后，五天新年当然是没头没脑的玩乐，然后眼巴巴盼望初七、八的迎灯庙戏。我故乡瞿溪分”上下河乡”，各有一座庙，称为上、下殿。上殿坐的是颜真卿，下殿坐的是弟弟颜杲卿。其实他们不是兄弟，只因都是奋勇锄奸的大忠臣，就把他们算成兄弟了。哥哥坐了上殿，觉得上河乡地理形势比下河乡好，心里很过意不去，就说定每年正月初七先去下殿拜弟弟的年，初八弟弟再到上殿回拜哥哥。所以乡里有句话说：“瞿溪没情理，阿哥拜阿弟。”其实他们才真是手足情深，礼让得很呢。
“迎灯”就是“迎佛”，迎着上下殿佛相互拜年，也是庆祝丰年、歌舞升平的意思。父亲对于迎灯是非常重视的。他认为大除夕祭拜祖先，是子孙们对先人慎终追远的孝思。典礼要隆重肃穆，祭品要简洁精致，却不是讲究排场。迎灯是一年之首．地方全体百姓，对神祇的佑护表示感谢，典礼不但隆重，还要愈热闹愈有排场愈好。所以大户人家都是慷慨捐款，出钱又出力，把迎灯庙会办得体面非凡。
初七一大早，母亲就提高嗓门喊：“阿标叔，晚上的风烛都买好了吗?百子炮（鞭炮）都齐全了吗?要越多越好啊。”母亲平时说话低声细气，一到过年，嗓门儿就大了。尤其是那个“好”字，尾音拉得长长的，表示样样都好。阿标叔也提高嗓门回答：“都齐全啰，丰足的很啰。”
阿标叔是我家的老工友，是父亲部队里退下来的。他和种田的长工身分不太一样，总是显出很有肚才的样子，常常出口成文。说话成语很多。他告诉我“风烛”就是“丰足”的意思。他掌管的是父亲心爱的花木，以及家中所有的洋油灯，和大厅里那盏威风八面的煤气灯。至于菜油灯和蜡烛灯，那就是阿荣伯的事了。他和阿荣伯很要好。不过他觉得阿荣伯脑筋没有他新式，文明的灯不会照顾。他每天早上戴起父亲送他的银丝边老花眼镜，镜框滑行到鼻尖子上，用软软的棉布蘸了洋油．抿起嘴唇擦玻璃灯罩，对了太阳光照了又照，要擦得晶亮才算数，神情是非常专注的。阿荣伯笑他说：“你看他咬紧牙根，给煤气灯打气时的神气，好像谁走上前去都会一拳打过来似的。”阿标叔认真地说：“煤气灯够不够亮，全在打气的功夫上。还有中间那个‘胆’，又脆又软，除了我谁也碰不得。”
跟大除夕一样，初七晚上，他老早就把煤气灯点上了。呼呼呼的声音，听起来气派硬是不一样。（瞿溪全村所有大户人家，除了我们潘宅，是很少点煤气灯的。所以潘宅的煤气灯很有名，阿标也跟着它有名。有什么人家办喜事要多用几盏煤气灯，阿标就自告奋勇提了煤气灯去帮忙。）
阿标叔仔细地把好几尺长的风烛，用硬纸在捏手的芦苇柄上包成一个斗形，免得蜡油滴下来烫到手。风烛的队伍是愈长愈好，所以家家都有壮丁参加，背大灯笼，举风烛，提火把，还有沿路的“弹红”（即一堆堆的柴火烧得旺旺的）。各家的路祭，几丈长的鞭炮，丝竹悠扬，锣鼓喧天，那热烈的气氛，把新年带上了最高朝。
我家前门深藏在一条长长的幽径里，后门临着大路，所以迎灯队是从后门经过的。我连晚饭都没心吃，老早就站在矮墙头上等。远远看见灯笼火把像一条火蛇似的从稻田中游来，我就合掌朝着那方向拜。队伍渐渐近了，高大的开路先锋摇晃着双臂过去后，就是乐队、香案、马盗。菩萨的銮驾在最后，晴天就坐明銮，可让大家一腊风采。马盗是七匹马为一队，村里的青少年画了脸谱，穿了短打武生的装束，威风凛凛地骑在马上，左顾右盼，好不令人羡慕。马盗有时一队，有时两队，愈多表示地方上愈富足，也有点和其它村庄比赛的意思。当时有瞿溪、郭溪、云溪三个紧邻的村庄，“三条溪”的迎灯盛会比赛是有名的。
迎灯队一过去，我和小朋友们马上就赶到上殿去看戏。这时前面的三出已演过，开始上正本了。阿标叔说：“内行人看正本，外行人老早坐着等。”三出也好，正本也好，我都不懂，我赶的是“爽得爆裂开来”的热闹。
初八是下殿佛迎到上殿来回拜，看前面三出戏。所以我又老早赶到庙里，看菩萨兄弟行见面礼。他们相对一鞠躬，相对坐在大殿上，春风满面的样子。崭新的头盔，崭新的蟒袍，金光闪闪，好不威风。我被阿荣伯你站在长凳上，一会儿望戏台上演的戏，一会儿望两位菩萨兄弟，脖子都摇酸了。三出戏演完，下殿佛銮驽起身告别，上殿佛送到大门口，鞭炮震天价响起，大家都说：“菩萨好灵啊，百子炮蹦落在他膝盖上，蟒袍都不会烧起来。”我们一群孩子都紧紧跟在上殿佛銮驾边上。我的手偷偷地摸摸他的蟒袍，也摸摸他放在椅靠上的手，再抬头看看他的慈眉善目，想起老师曾教我临颜真卿的字，忽然觉得菩萨原来就是人变的，好像很接近似的。
下殿佛回銮以后，高潮已过，我就没心思再看戏了。阿荣伯一向最爱看有情有义、有头有尾的正本戏。如果外公已经来我家，这个时候，他就会来接我回去。他起先总喜欢在家里跟阿标叔下棋，讲三国演义。所以我又想回家听他们讲。
最最盛大的迎灯庙戏已经结束，只剩下十五元宵节最后一场热闹场面了。十五一过，我又得关回屋子里读书了。于是我反倒希望灯节慢点到，越慢越好。
灯节还是转眼就到了。长工们忙着打扫前院，准备祭品迎龙。大龙要在我们家大院子里滚。所有的孩子们都会提着各种各样的灯来看热闹。我嚷着要从城里买来的漂亮灯，跟小朋友们比一比。母亲说：“家里前前后后全是灯，还不够多的?”她就是舍不得花钱买。阿标叔又戴起老花眼镜，给我糊一盏在地上慢慢爬，不像兔子也不像狗的，不知什么灯。四只脚是用洋线团木心子做的。红纸不透明，那有城里那种五光十色透明玻璃纸的灯好看呢?外公老是吹自己会糊各种各样的灯——关刀灯、轮船灯、莲花灯……可是事实上，他只会给我糊直统统的鼓子灯。他说年轻时行，现在手发抖，糊不起来了。我做出很喜欢的样子说灯最好，不小心烧个大窟窿，马上可以再用红纸补上。外公笑呵呵地说：“鼓子笔直通到底，表示正直，无忧无虑。”外公对什么东西都会说出一番道理来。
十五晚上，前院早巳摆好祭桌，几丈长的百子炮高高挑起，人潮一波一波地涌来。我把鼓子灯挂在树上，在人丛里挤来挤去找小朋友玩。可是一听锣鼓响起，鞭炮齐鸣，我又躲到大人身后面，从人缝里看大龙。大龙昂着头，瞪着一双大眼睛，张矛舞爪地来了。我有点害怕。主祭者念完一段词儿，锣鼓又响起，大龙就开始滚舞了。每个舞龙者手举一段龙身，穿花似的美妙滚舞。他们平时都是普普通通的农夫，但这时都变成了龙的一部分，那样神奇的契合，看得我目瞪口呆。心里总是在盼望着，“再多舞一下，再多舞一下”，可是还有好几处有祭典，大龙终于摇头摆尾从大门出去了。人潮也随着散去，最后的热闹高潮也告结东了。
我呆呆地站在地上，外公取下鼓子灯递给我说：“快回到厨房帮你妈妈搓汤团，在汤团里许个心愿。”
“许个什么心愿呢?”我茫茫然地问。
我也不知道。我只想天天像过年这样的热闹，外公不要回山里去，爸爸也不要常常出远门。大家都在一起，还有阿荣伯，阿标叔都要统统在一起。”
外公笑了一下说：“那容易，只要你用功把书念好。”
“这跟念书有什么关系呢? ”我不大明白。
“只要是读书人，无论是男是女，长大后都会有一番事业，有了事业，你就可以接了大家相守在一起，不是天天跟过年一样的热闹吗? ”
我还是想不大通。走进厨房，看母亲已经搓好一大木盘的汤团准备要下了。我在她耳边轻声地说：“妈妈，代我许个心愿，随便你怎么说。”母亲笑笑，没有作声，只把菜油灯心剔得高高亮亮地。叉在碗厨抽屉里取出那对红蜡烛，就着菜油灯点着了，套在灶上的两个烛枱里。“风水烛，一年到头都顺风顺水。”她喃喃地说。
吃汤团的时侯，我问：“妈妈，您刚才许了什么心愿呢?”母亲笑嘻嘻地说：“我不用许什么心愿了。一家团团圆圆的，已经再好没有。外公，您说是吗?
”外公摸着白胡须连连点头。
外面的鞭炮声又响起来。我擦根洋火，把长桌上的一对风水烛点燃，给屋子里添点温暖和喜气。可是家里人口简单，儿子已远行在外。外子只顾看书报，默不作声，我总觉得有点冷清清的，索性披上大衣，出去看看街景。在街角上看到好多可爱的花灯，我一口气买了四盏，一盏狗灯和一盏鱼灯送好友菱子的一对小外孙，也过过做奶奶的瘾。剩下的两个，我把它们高高挂起。圆圆的那盏，就想象是外公给我的鼓子灯。希望它照得我无忧无虑。另外一盏嘛，算是为早已成人、远在海外的儿子买的，默祝他客中平安快乐。但不知他在异乡异土，还记不记得幼年时，由妈妈陪着他在巷子里和小朋友们提灯的情景。
悠悠岁月，虽然逝去，也不必惆怅感怀。阿荣伯说得对，大人们总是要老去的，只要小辈长大，能一代一代接下去就好。
我没有搓汤团，也不必许什么心愿
小时候，我每年过新年都有一盏红灯笼，那是外公亲手给我糊的。一盏圆圆直直的大红鼓子灯，两头边沿镶上两道闪闪发光的金纸。提着它，我就浑身暖和起来，另一只手捏在外公暖烘烘的手掌心里，由他牵着我，去看庙戏或赶热闹的提灯会。
八岁那年，他却特别高兴地做了两盏漂亮精致的红纱灯：一盏给我，一盏给比我大六岁的五叔。这两盏灯，一直照亮着我们。现在，灯光好像还亮在我眼前，亮在我心中。
每年腊月送灶神的前一天，外公一定会准时来的。从那一天起，我的家庭教师也开始给我放寒假了。寒假一直放到正月初七迎神提灯会以后，足足半个月，我又蹦跳又唱歌又吃。妈妈说我胖得像一只长足了的蛤蟆，鼓着肚子，浑身的肉都紧绷绷的。几十里的山路，外公要从大清早走起，走到下午才到。我吃了午饭，就搬张小竹椅子坐在后门口等，下雨天就撑把大伞。外公是从山脚边那条弯弯曲曲的田埂路上，一脚高一脚低地走来的。一看见他，我就跑上前去，抱住他的青布大围裙喊：“外公，你来啦，给我带的甚么?”
“红枣糖糕，再加一只金元宝，外公自己做的。”
外公总说什么都是他自己做的，其实红枣糖糕是舅妈做的，外公拿它来捏成各色各样的玩意儿，麻雀、兔子、猪头，金元宝。每年加一样新花样。
“今年给我糊甚么灯? “
“莲花灯、关刀灯、兔子灯、轮船灯，你要那一样? ”
外公说了那么多花样，实际上他总给我糊一盏圆筒筒似的鼓子灯。外公说他年轻时样样都会，现在老了，手不大灵活，还是糊鼓子灯方便些。我也只要鼓子灯，不小心烧掉了马上再糊上一层红纸，不要我等得发急。
外公的雪白胡须好长好长，有一次给我糊灯的时候，胡须尖掉进浆糊碗里，我说：“外公，小心晚上睡觉的时候，老鼠来咬你的胡须啊，”
“把我下巴啃掉了都不要紧，天一亮就会长出一个新的来。”
“你又不是土地爷爷。”我咯咯地笑起来。
“小春，你知道土地爷爷是甚么人变的吗?”
“不知道。”
“是地方上顶好的人变的。”
“怎么样的人才是顶好的好人呢? ”
外公眯起眼睛，用满是浆糊的手摸着长胡子说：“小时候不偷懒，不贪吃，不撒谎，用功读书，勤快做事。长大了人家有困难就不顾一切的去帮助他。”
“你想当土地爷爷吗?外公? ”
“想是想不到的，不过不管怎么样，一个人总应当时时刻刻存心做好人。”
好人与坏人，对八岁的我来说，是极力想把他们分个清楚的。不过我还没见过甚么坏人，只有五叔，有时趁我妈妈不在厨房的时候，偷偷在碗橱里倒一大碗酒喝，拿个鸭肫干啃啃，或是悄悄地去爸爸书房里偷几根加利克香烟，躲在谷仓后边去抽；我问过外公，外公说：“他不是坏人，只是习惯学坏了，让我来慢慢儿劝他，他会学好的。”
外公对五叔总是笑味眯的，不像爸爸老沉着一张脸，连正眼都不看他一下。所以外公来了，五叔也非常高兴。有时帮他劈灯笼用的竹子。那一天，我们三个人在后院暖洋洋的太阳里，外公拿剪子剪灯上用的纸花，五叔用细麻绳扎篾签子，我把甜甜的花生炒米糖，轮流地塞在外公和五叔的嘴里。外公嚼起来喀啦喀啦的响，五叔说：
“外公，您老人家的牙真好。”
“吃蕃薯的人，样样都好”外公得意地说。
“看您要活一百岁呢。”五叔说。
“管他活多大呢。我从来不记自己的年纪的。”
“我知道，妈妈设外公今年六十八岁。”
“算算看，外公比你大几岁? ”五叔问我。
“大六岁。”我很快地说。
“胡涂虫，怎么只大六岁呢? ”五叔大笑。
“大十岁。”我又说。其实我是故意逗外公乐的，我怎么算不出来，外公比我整整大六十岁。
“大八岁也好，十岁也好，反正外公跟你提灯的时候就是一样年纪。”外公俯身拾起一粒木炭，在洋灰地上画了一只长长的大象鼻子，问我：“这是‘阿伯伯’六字吗?”
“不是‘阿伯伯’，是‘阿刺伯’六字，你画得一点也不像。”我抢过木炭，在右边再加个八字。说：“这是外公的年纪。”
五叔把木炭拿去，再在左边加了一直说：“你老就活这么大，一百六八岁，好吗?”
“那不成老人精了?
”外公哈哈大笑起来，放下剪刀，又笃笃地吸起旱烟管来了。五叔连忙在身边摸出一包洋火，给他点上。外公笑嘻嘻地问：“老五，你怎么身边总带着洋火呢?
“给小春点灯笼用的。”五叔很流利地说。
“才不是呢，你在妈妈经堂偷来，给自己抽香烟用的。不信你口袋里一定还有香烟。”我不由分说，伸手在他口袋里一摸，果真掏出两根弯弯扁扁的加利克香烟，还有两个烟蒂头，小叔的脸马上飞红了。
“这是大哥不要了的。”五叔结结巴巴地说。
外公半晌没说话，喷了几口烟，他忽然说：“小春，把香烟剥开来塞在旱烟斗里，给外公抽。”又回头对五叔说：“你手很巧，我教你扎个关刀灯给小春，后天是初七，我们一起提灯去。”
“我不去，我妈骂我没出息，书不念，只会赶热闹，村里的人也都瞧不起我。”
“那么，你究竟念了书没有? ”
“念不进去，倒是喜欢写毛笔字。”
“那好，你就替我拿毛笔抄本书。”
“抄甚么书? ”
“三国演义。”
“那么长的书，您要抄? ”
“该，字太小，我老花眼看不清楚。你肯帮我抄吗?抄一张字一毛钱，你不想多挣几块钱吗？”
“好，我替您抄。”
五叔与外公这笔生意就这样成交了。外公摸出一块亮晃晃的银元，给五叔去买纸笔。他还买回好多种颜色的玻璃纸给我糊灯。外公教他扎关刀灯，自己一口气又糊了五盏鼓子灯：红的、绿的、黄的、蓝的，一盏盏郡挂在廊前。五叔拿着糊好的关刀灯在我面前摆一个姿势，眼睛闭上，把眉心一皱，做出关公的神气。在五彩瑰丽的灯光里，我看见五叔扬扬得意的笑。
提灯会那天下午，天就飘起大雪来。大朵的雪花在空中飞舞，本来是我最喜欢的，可是灯将会被雪花打熄，却使我非常懊丧。外公说：“不要紧，我撑把大伞，你躲在我伞下面只管提，老五就拿火把，火把不怕雪打的。”
外公套上大钉鞋，五叔给我在蚌壳棉鞋外面绑上草鞋，三个人悄悄地徙后门出去，到街上追上了提灯队伍。妈妈并不知道，他知道了是决不许外公与我在这寒冷的大雪夜晚在外面跑的。
雪愈下愈大，风就像刀刺似的。我倚偎在外公身边，一只手插在他的羊皮袴口袋里，提鼓子灯的手虽然套着手套，仍快冻僵了。五叔在我前面握着火把，眼前一长列的灯笼、火把，照得明晃的雪夜都成了纷红色。大家的草鞋在雪地上跺得格支格支的响。外公的钉鞋插进雪里又提起来，却发出清脆的沙沙声。我吸着冷气，抬头看外公，他的脸和眼睛都发着亮光。
“外公，你冷不冷? ”我问他。
“越走越暖和，怎么会冷，你呢? ”
“外公不冷，我就不冷。”
“说得对，外公六十八岁都不冷，你还冷?
”他把我提灯的手牵过去，我冻僵的手背顿时感到一阵温暖。我快乐地说：“外公，我真喜欢你。”
“我也真喜欢你，可是你长大了要出门让书，别忘了过新年的时候回来陪外公提灯啊。”
“一定的。等我大学毕业挣了大钱，就请四个人抬着你提灯。”
“那我不真成了土地公公啦? ”他呵呵地笑了。
提灯队伍穿过热闹的街心，两旁的商店都劈劈拍拍放起鞭炮来。队伍的最前面敲着锣鼓，也有吹箫与拉胡琴的声音；闹轰轰地穿出街道，又向河边走去，火把与红红绿绿的灯光，照在静止的深蓝河水中，岸上与河里两排灯火，弯弯曲曲，摇摇晃晃的向前蠕动着。天空仍飘着朵朵雪花，夜是一片银白色，我幻想着仿佛走进海龙王的水晶宫里去了。忽然前面一阵骚动，有人大声喊：“不得了，有人掉进河里去了。”
我吃了一惊，一时眼花撩乱。仔细一看，一直走在前面的五叔不知甚么时候已经不见了，我拉着外公着急地说：“怎么办呢?一定是五叔掉进河里去了。”
外公却镇静地说：“不会的，他这么大的人怎么会掉进河里去呢? ”
长龙缩短了，火把和灯笼都聚集在一起。在乱糟糟的喊声中，却听见扑通一声，有人跳进河里去。我不由得赶上前面，挤进人丛，看见一个人拖着一个孩子湿淋淋地爬上岸来，仔细一看，原来是五叔。他抱着一个比他小不了多少的男孩子，把他交给来人；我抢上一步，捏着五叔冰冷彻骨的双手说：“五叔，你真了不起，你跳得好快啊。”
五叔咧着嘴笑，提灯队的人个个都向他道谢，说他勇敢，肯跳下快结冰的水里去救人。外公拈着胡须连连点头说：“好，你真好，快回去换衣服吧。”
五叔先回去了。外公仍牵我跟着队伍，一直到把菩萨送进了庙里才散。那时将近午夜，雪已经停止了，空气却越来越冷。外公把伞背上沈甸甸的雪抖落了，合上伞，在我的鼓子灯里换上一枝长蜡烛。灯光又明亮了起来，照着雪地上我们俩一高一矮的影子，前前后后地摇晃着。提灯的又散去以后，我忽然感到一阵冷清，心里想着最热闹的年快过完了，随便怎样开心的事儿，总归都要过去的。我没精打采地说：“外公，我们快回家吧，妈要惦记了。”
回到家里，看见五叔坐在厨房里的长凳上，叔婆在给他烤湿漉漉的棉袄，妈正端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酒给他喝，说是给他去寒气的，这回他可以大模大样地喝酒了。
我连忙问他：“五叔，你怎么有胆子一下就跳进这寒冷的水里呢，你本来会泅水吗? ”
“只会一点儿。那时我听见喊有人掉下水去了。我呆了半天，忽然觉得前面的火把烧得这么旺，灯笼点得这么亮，这样热闹快乐的时候，怎么可以有人淹死在水里呢?我来不及多想，就扑通一下跳进水去。在水里起初我也很心慌，衣服湿了人就往下沉。可是我想到那个不会泅水的人快淹死了，他一定比我更心慌，我仰起头，看见岸上有那么多灯火，地上又是雪白的一片，我就极力往上看，往亮的地方看，那许多火把和灯光，好像给了我不少力气，我还是把那个人找到，拖上来了。”
“你知道村子里个个人都在夸奖你吗? ”外公问他。
“我知道，从他们的险上，我看得出来。”
那么，把这碗酒慢慢的喝掉，喝得浑身暖暖的，以后别再喝酒了。”外公又端一碗酒给他说。
“我以后不再偷喝酒了，我要做个好人。”
“你本来就是好人嘛，外公说的，肯帮助人的就是好人。”我得意地说。
我的大红鼓子灯还提在手里，妈妈把它接去插在柱子上，又点起一枝大红蜡烛，放在桌子正中，照得整个厨房都亮亮的。五叔望着跳跃的烛光，一对细长眼睛睁得大大地，他转脸对外公说：“外公，我捧着火把跟大家跑的时候，忽然觉得灯真好，亮光真好，它照着人向前跑。照得我心里发出一股暖气，大家都在笑，都那么快乐，所以我也跑，跟着大家一起呐喊。我才知道以前不该躲躲藏藏的做旁人不高兴的事。外公，我以后再也不这样了。”
外公笑起来满脸的皱纹，外公好高兴，他的眯缝眼里发出了光辉。他摸着胡须说：“好，你说得真好，我要好好给你扎一盏灯，赶着十五提灯去。”
“我也要。”我喊。
“还少得了你的！”
外公叫妈妈找来两块大红薄纺绸，又叫五叔帮他劈竹子，整整忙了两天，他真的扎出两盏玲珑的六角形红纱灯。每个角都有绿丝线缠了垂下来，飘啊飘的，下面还有四只脚，可以提，又可以摆在桌上。原来外公的手艺这么高，他的手一点没有不灵活，以前只是为了赶工，懒得扎就是了。
两盏红纱灯并排儿挂在屋檐下面，照着天井里东一堆西一堆的积雪，和台阶下一枝开得非常茂盛的腊梅花。在静悄悄中散布出清香。 ．
五叔注视着那灯光说：“明天起，我给你抄三国演义。”
“别给我抄三国演义了，请老师教你读书吧，读一篇，你就抄一篇，你大哥书房里那么多的书。”
“老师教我读甚么书呢? ”
“论语，那里面道理多极了。”
“论语，老师都教我背过了，只是觉得没甚么意思。”
“我一句句打比喻解说给你听，你就有兴趣了。”五叔点点头。
正月初七已过，我的假期满了，必须回到书房里。外公叫五叔也陪我一同读书。我们各人一张小书桌，晚上把两盏红纱灯摆在正中长桌上。我虽眼睛望着书本，心里却一直惦记十五的提灯会。五叔经外公一夸奖，书念得比我快，字写得比我好。外公告诉我爸爸，爸爸还不相信呢。
十五提灯会，不用说又是最快乐的一晚。那个被五叔救起的男孩子特地跑来约他一同去。我呢，仍旧牵着外公的手，把美丽的红纱灯提得高高的，向众人炫耀。
提灯会以后，快乐的新年过完了，可是我觉得这一年比往年更快乐，甚么原因我却说不出来。是因为外公给我与五叔每人做了一盏漂亮的红纱灯吗?还是因为看五叔在灯下用心抄书，不再抽烟喝酒，不再偷叔婆的钱了呢?
朋友们常问我喜不喜欢看戏，我总是连声地说：“喜欢、喜欢。”他们指的是平剧，而我对平剧却完全外行，喜欢的是所有穿红着绿、吹吹打打的“戏”。我也并不会欣赏戏的艺术，而只是喜欢“看戏”这回事。
小时候，带我看戏最多的是外公和长工阿荣伯。阿荣伯背着长凳在前面走，外公牵着我的手在后面慢慢儿的荡，荡过镇上唯一热闹的一条街道，经过糖果店，我的手指指点点，喊着：“花生糖、桂花糕，我要。甘蔗、橘子我也要。”外公说：“好，统统要，统统要。”就统统给买了。到了庙里，阿荣伯把长凳摆在长廊的最好位置，用草绳扎在栏干上，让外公和我坐，自己却站到天井里去看了。他说这样站近些，看得仔细。如果唱错了、动作错了，他好敲戏台板。比如有一次，他看到演戏的扬着马鞭，边走边唱，忽然背过脸去拉下胡子吐了口痰，却用靴子底去擦。他就敲着戏台板喊：“老哥，你骑在马上，脚怎么伸到地板上来了。”这大概就是今天的喝倒采吧。演戏的也毫不在乎，冲他笑一笑，继续拉着嗓子唱下去。
戏还没开锣以前，外公总叫我到大殿上向神像拜三拜，保佑我聪明长生。外公说这座神像就是大唐忠臣颜真卿。他坐的是上河乡的上殿。他的弟弟颜杲卿坐的是下河乡的下殿。（其实颜真卿、颜呆卿并非兄弟，也许因二人都是平安史之乱的名臣，所以乡人把他们结成了兄弟。）外公告诉我，因为上殿风水比较好，做弟弟的特别让给哥哥居住，哥哥心里很过意不去，所以过新年时，总是哥哥先去拜弟弟的年。因此正月初七迎神时，是上殿神先去下殿拜年，初八是下殿神来上殿回拜哥哥。我们乡里有句话：“瞿溪没情理，阿哥拜阿弟。”外公还说颜氏兄弟幼年时，有一天在溪边玩，忽听鸣锣喝道，一位大官坐着轿子来了。他们知道大官是奸臣，就拾起溪里的石头扔他，刚刚扔在奸臣脸上，奸臣大怒，问是谁干的，兄弟俩都承认是自己干的，就把两人都关了三天三夜。外公说他们从小就有大无畏的精神，而且手足情深，叫我牢牢记住。这些故事，外公每年都要给我讲一遍，我怎么会不牢牢记住呢?
戏开锣以后，外公抽着旱烟看得入神，我坐在长凳上，荡着双脚，边啃甘蔗，边东张西望。把甘蔗渣扔到天井边，常常扔在人头上肩上，下雨天就扔在伞背上。外公轻轻拍我一下说：“姑娘家要斯斯文文的，老师是怎么教你的?
”一想起要我背女诫的老师，就恨不得在戏院里待一辈子。
我家乡话称演戏的，不论男女，都叫“戏囡儿”，大概是供人取乐的意思。门帘一掀，“戏囡儿”出来了，看他的脸，我就知道是忠臣还是奸臣。额角正中央粉红色的，一定是忠臣。满脸雪白的，不是曹操就是司马懿。我家四姑粉搽得太白的时候，她母亲，就是我的五叔婆常骂她“司马懿造反”。鼻子上一团白，一定是坏人。五叔婆生气的时候，就埋怨“被那个白鼻子害得好苦”。也不知指的是谁。看见白鼻子我就问外公：“他怎么没被杀掉呢?
”外公敲着旱烟筒慢条斯理地说：“还早得很呢，要等戏团圆（剧终）的时候才杀掉。”旁边的人说：“全靠他才有戏好看哩。”我向他白一眼，心里好不耐烦。只有花旦出来一扭一扭，手帕一甩一甩的，我才看得高兴。外公最最喜欢正旦，他叫她“当家旦”。“当家旦”到戏团圆的时候，一定戴上凤冠变
成一品夫人。阿荣伯说：”吃尽了苦头，最后总会出头的”这叫做好心有好报。”我说：“妈妈将来也要当一品夫人。”外公笑了。看到关公出来，我就肃然起敬。阿荣伯说过，演关公走麦城这一出戏，后台一定要摆上香案，否则就会起火。据说有一次没有摆香案，前台一下子走出两个关公。一个是显灵的真关公，一个是扮演的假关公，假关公睁开凤眼，看见对面也来了个关公，就吓昏倒了。因此我看这出戏的时候，只想看见两个关公一起走出来，心里又有点害怕，老是问后台摆了香案没有，听说摆了却又有点失望，因为不能看扮关公的“戏囡儿”昏倒了。
庙戏的戏台很小，四面临空。前后台都分不大清。他们穿衣服画脸，都从木栅门里看得清清楚楚。关公上台那么威风凛凛的神气，回到台下就跟人拳头打来打去，有说有笑。我好想去后台看热闹，外公不让，说小姑娘不许乱窜。外公说过一个笑话：关公的卫兵问周仓肚子饿了，在后台摘下胡子吃馄饨。关公喊：“周仓来呀，”周仓急急忙忙上台，忘了戴胡子，关公一看，拍了下桌子说：“回去叫你爸爸来。”周仓赶紧下去，戴了胡子再上来说：“周仓来也。”这个关公好聪明，笑得阿荣伯和周围的人群都露出黄黄的大门牙。
另一面的走廊最好的位置，总是杨乡长家搭的彩台，杨乡长的大女儿和她全家人高高地坐在台上。杨大姑娘比竹桥头阿菊还打扮得耀眼，电珠钮扣一闪一闪的，看得我好嫉妒，我仰脸问外公：“我们为什么不也搭个彩台?
”外公说：“总共才那么点地方，都被彩台占了，叫别人坐在那里看?你看天井里还有那么多人站着呢，”可是我心里不服气，为什么杨乡长家就可以搭呢?为什么杨大姑娘就那么神气活现呢?为了看戏的事，我跟阿菊以后就不大理她了，她见了我们，也把脖子一扭，翘起鼻子走开了。
每回戏班子来，都是演两天，每天两场。包银看戏班子性质决定。京班、昆班比较贵，高腔班、乱弹班比较便宜，钱都由邻里长挨家挨户的来收，大户人家为了表现气派，也有多给点的。在我记忆中，正月初七、二月初一的戏班最好，因为是闲月，看的人多。其它清明、端午是请瞎子先生唱词的多。唱全本白蛇传时也很热闹。戏台柱子上盘着黑白两条纸糊的蛇。瞎子先生衣冠楚楚，斯斯文文，很有学问的样子，台下听的人都是年纪比较大的，鸦雀无声。外公每回去听，我都跟去兜一圈，吃饱了糖果就回来了。母亲喜欢听唱词，听二度梅里陈杏元和番，听得泪眼娑婆的。这时候，我问她要铜板买桂花糖吃，她数也不数就给我一大把说：“去去去。”戏班子呢，母亲喜欢看乱弹班，唱的好像就是我们家乡调，嗓门儿一会儿高，一会儿低，尾音拉得好长，老像在哭哭啼啼。有一次是难得请到的绍兴班，演全本珍珠塔、借花灯，母亲和五叔婆，把长工的饭菜快速的赶做好，就双双迈着小脚去看戏了。看完回来，母亲把故事讲了又讲，五叔婆就咿咿呀呀的唱，两个人要高兴好多天。
故戏以后，演员们都要到我家大宅子来逛，那时，潘宅大院是有名的。他们一转过我们家前门的青石大屏风，从大门进来，我就兴奋地喊：“妈妈，外公，戏囡儿来了，戏囡儿来了。”母亲叫我不要当面这样喊他们，会生气的。有几个人，脸上的粉墨都没完全洗干净，我认得出来是扮什么人物的，就指着他们说：“你是白鼻子，你是奸臣。”戏囡儿笑笑说：“不要紧的，在台上当奸臣，在台下当忠臣就好了。”阿荣伯说：“可不是，都扮忠臣，谁扮奸臣呢?
”外公摸着胡子说：“戏里的好人坏人是让我们看得清清楚楚的，真正的好人坏人就不一定看得出来啰。”
阿荣伯点点头，他们说得一本正经地，我就不大懂了。
父亲回到家乡的第一年中秋节演戏，乡长毕恭毕敬的把书码子捧来请父亲点戏。父亲说：“在北平名角儿的戏都看得那么多，这种戏班子有什么看头?”可是乡长说父亲是大乡绅，一定要赏个面子，又说这是特地为欢迎父亲回乡，请来的最好京班，父亲这才慢吞吞地翻着本子，点了出空城计。我一听说是戴长胡子的老生戏，就吵着要看花旦，父亲再点一出“宝蟾送酒”，还特别为外公和母亲点了出“投军别窑”。四姑在旁边抽着鼻子说：“都是老人戏，只有一出‘宝蟾送酒’好看。”我说：“乡长一定买了好多好吃的请爸爸，不管什么戏，我都要去看。”
一到庙里，就看见正殿偏右搭了高高的一座彩台，台上一字儿排着靠背藤椅，原来是杨乡长特地为父亲搭的。殿柱上还贴了一张红纸字条，写着“潘宅大老爷贵座”几个大字，外公看了只是抿着嘴笑，我问：“我是不是可以坐上去呢?
”阿荣伯说：“当然可以，你是潘宅大小姐，本来就比别人高一个头。”我又问：“是不是比杨乡长的女儿还高?”阿荣伯说：“可不是。”外公说：“我看你就别跟人比高低，还是和外公坐在台下平地上，要什么时候走就走，自在多了，高高地供在上面，有什么好的。”可是我一想起杨大姑娘每回坐在高台上的神气样子，就非要坐一次不可。况且父亲给我从外路带来了胸前有闪亮牡丹花的水绿旗袍，我为什么不穿起来亮一亮相呢?我一定要叫杨大姑娘大吃一惊。
戏还没有开锣，台上忽然把一张有绣花红椅披的椅子高高搁在桌子上，椅子当中竖一块黑色牌子，用白水粉写着：“潘宅大老爷、太太、小姐加福加寿。”哈，连我这小不点都上了谱了，这一得意真非同小可，不一会就出来戴白面具的加官，用朝笏比画了一阵，取来缎轴一抖，亮出“国泰民安”四个金字，再一抖，便是“富贵寿考”四个字。他进去以后，又出来一个戴凤冠霞帔的，再扭上半天。阿荣伯说这是给太太小姐敬礼的。最后一个家僮打扮的，一手拿一张红帖，一手捏着三个亮晃晃的洋钱，向我们的高台一个纳福，表示谢赏。原来父亲早已叫阿荣伯把红包送过去了。我真是快乐得飘飘然，转脸看对面彩台上的杨大姑娘，她的座位是空的，不知什么时候，她已经走了。大概是因为比不过我，气得连戏都不看了。我再抬头看母亲，她一直用手帕擦着脸，很不安也很疲倦的样子。我问：“妈妈，你怎么啦?”她忽然站起身来说：“你们看吧，我还有菜没烧好，家里客人多。”她就悄悄地走了。四姑鼻子一抽一抽的，像是什么感觉都没有。这时看母亲走远了，忽然说了一句：“大嫂呀，她真不是人间富贵花。”她念了几年师范，说话就那么文绉绉的，说我母亲不是人间富贵花，究竟是赞美还是取笑呢?我又问：“那么四姑你是什么花呢?
”她猛抽一下鼻子说：“我什么花都不是，我是我妈妈脸上的一个疤，她才那么讨厌我。”听了她的话，我噗嗤一下笑出声来，忽然又替四姑很难过，就再也不忍心取笑她的抽鼻子毛病了。
“宝蟾送酒”的那个宝蟾，脸上粉搽得好厚，大嘴巴笑起来时，牙齿特别黄，声音又粗，实在是不好看，四姑和我都很失望。倒是她手里托着亮闪闪的银盘子，不时的用一个指头点着转起来，像变戏法似的，转得好快。看得还过瘾。空城计上场时，孔明摇着羽毛扇，穿着略微嫌长了点的八卦袍，在台上唱了好半天，又爬到布做的城墙上再唱，唱得我只想睡觉。一通锣鼓，司马懿出来了，我想起五叔婆说四姑的大白脸像“司马懿造反”，忍不住向她瞄了一眼。她脸黑黑的，一点脂粉没搽，穿一件蓝缎棉袄，是五叔公的长袍，五叔婆改了没穿，现在再改给她穿的。看去老老实实的样子，我反倒觉得自己金光闪闪的坐在她边上，有点不好意思了。
城楼上的孔明老唱个没完，我有点厌烦了。父亲却眯起眼睛仔仔细细地听，三个手指头在手心轮流点着打拍子，很赞赏的样子。还直夸“没想到这班子真行，唱得字正腔圆”。我却发现那个孔明像五叔，四姑也说像，外公说：“可不就是他，戏班子怕潘老爷听了不满意，五叔就去代唱，也好过过瘾。”我忍不住告诉父亲，父亲马上沉下脸说：“他若唱得这么好，也就有条路好走了。”第二天，五叔自己告诉父亲：“大哥，孔明是我扮的，大哥还满意吗?
”父亲的脸拉得更长了，他说：“你呀，就只会唱唱戏，不三不四的。”母亲说：“你也别老这么说他，他倒是做什么像什么，人是聪明的。”父亲说：“聪明不走正路，有什么用?
”可见父亲尽管看足了北平的名角，还是不把唱戏当做一条正路。五叔悄悄地跟我说：“大哥真怪，我昨天在戏台上，还看见他直点头呢，现在又骂我。”我说：“你穿起孔明的八卦衣，很有学问的样子，你为什么不索性去唱戏呢?
”他瞪我一眼说：“那我也不干，堂堂潘宅大老爷的令弟，怎么好给人当‘戏囡儿’看待。”我真摸不清楚，他到底想干什么呢?母亲说父亲生他的气就是这一点。后来只要是好京班来，五叔就去客串，在我记忆中，他当过捉放曹里的陈宫，梅龙镇里的正德皇帝。小生也唱，当过白门楼里的吕布。母亲说他唱小生像小公鸡初试啼声，难听死了。他还当过三花脸——女起解里的崇老伯。他说别看白鼻子，白鼻子也有好人，就是崇老伯。最有趣的是他还反串丑旦，演晚娘虐待前妻儿女，拳打脚踢，像个武生，引得台下哄堂大笑。我后来想想，五叔如果一心学平剧，一定可以成为一个名角。他唱老生韵味十足，台风又好。可惜他一生就是这么游戏人间，做那一样也不认真，以至潦倒终生，遗下妻儿，不知流浪何方。我每回想起他，心里总是好挂念、好难过。
十二岁到了杭州以后，才算正式看了京戏。那时杭州旗下城就只一家戏院共舞台，也是破破烂烂的，凡遇好戏班来时，共舞台老板就亲自送戏单来，问要订多少座位。父亲又会感慨地说：“当年在北平看那么多名角，现在还看什么?
”说是说，还是订了座，而且时常点戏。我因念书，不能常常看，但看到海派机关布景戏，就闹着非看不可。在我印象中最深刻的是全本秦始皇，皇宫布景之堂皇，赵姬的那股妖媚与服饰之华丽，令我目眩神移。还有洛阳桥、花果山等戏，布景变化多端，连母亲都看得喜孜孜的。母亲尤其喜欢看青衣戏，三娘教子这出戏，她每回看每回泪流满面，我一听到那小孩说“高高举起，轻轻打下，打在儿身，痛在娘心”时，也就跟着哭。回来又学那小孩走台步。还有御碑亭中那一记雨地里滑跤，我对着镜子学了好久也学不会。
看戏之乐，还不只是听锣鼓喧哗，看穿红着绿走进走出的热闹。更开心的是没完没了的吃：采芝斋的芝麻片、核桃糖、到嘴就化的雪梨、刚出水的嫩红菱、藕片，随你吃多少。热腾腾喷香雪白的毛巾，不时从懂倌手中飞来。收票时两边过道两个人各伸手指对一下票数。我最怕收票，一到收票时就知道快要落幕回家，我心中总有一股酒阑人散的空茫之感。
有一次，梅兰芳来了，是他欧游得了博士以后，那种轰动不用说了。因共舞台太旧太小，场地特别改在新建的华联电影院。共演四天，是红线盗盒、四郎探母、贩马计和霸王别姬。我正赶上月考，干脆带了书在戏院里边啃边看。霸王金少山声震屋瓦地唱着，我可以充耳不闻。虞姬一出场，我就贪婪地睁大眼睛，眨都舍不得眨一下。那一段“夜深沉”的舞剑身段，和背过身子含悲饮泣的表情，确实是世上无双。自我长大到今天偌大年纪，也看过不少霸王别姬，好像就没有一次这么叫人感动的。第二天考题填充有“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是那一年?”
“我马上填上“一四九二”。因我头一晚看梅兰芳伏剑自刎，边背外国史边默记一下“一死救尔”就是
“一四九二”。演红线盗盒与坐宫时，梅兰芳“粉腕”上的那只碧绿翡翠镯子，引得四姑和我都看呆了，四姑直问：“你猜那只镯子是真的还是假的?
”母亲说：“戴在梅兰芳手上还有假的?
”父亲说：“是假的，真的戴在他太太手上。”我一听好失望，为什么梅兰芳是个男人?看他谢幕时袅袅婷婷地下去向观众纳福，明明是个大美人儿嘛。可是那几天，旗下城所有相馆橱窗中都摆着他和太太福志芳的放大照片。梅太太打扮得朴素大方，梅博士长袍马褂，又明明是个潇洒的男人。
我也有两张梅兰芳的照片，一张穿西装，一张是宝莲灯的剧照。他刚到那天，来我家拜客。黑色的轿车在大门口停下来，我正背了书包要上学，听差说梅兰芳来了，我就退在门边看他下车。老妈子正端了个白磁马桶想从边门出去，又忙着赶回大门边来看，马桶还捧在手里，几乎跟穿长袍马褂的梅博士撞个正着，我不禁捂着嘴笑弯了腰。忽然想起那两张照片，正好请他签名，连上学迟到也不顾，就飞奔上楼找照片，慌忙中怎么也找不到，只看见电影明星胡蝶和徐来的照片，抽屉翻得乱七八糟，被母亲训了一顿，也不许我钻在门背后看梅兰芳，只得失魂落魄的上学去了。在那个时候，觉得失去那样千载难逢的机会，是一生的遗憾似的。长大以后，经过的事情太多，失去的各种各样的机会也太多，就把一切都看得淡淡然了。
抗战期中，我一个人在上海求学，寄住在一位要好同学家中，同学的母亲是位平剧行家。她几次三番要带我去听戏（她总是说“听戏”不说“看戏”）。我却对任何名票都毫无兴趣。勉勉强强去看了一次全本四郎探母，坐在热闹的戏院里，一颗心却是飘飘荡荡、凄凄冷冷的，只是怀念着家乡的庙戏、杭州的机关布景戏。那分温暖、那分欢乐，不会再有。故乡因战事音书阻绝，在故乡的母亲白发日增，却离我好远好远，想起外公和阿荣伯敲着旱烟筒给我讲孟丽君、唱戏词儿，真正成了一场梦。
同学的二姊三妹都是戏迷，每周六都有人来家中吊嗓子。二姊夫妻搭档票戏，演贺后骂殿，丈夫去”昏君”，三妹悄悄地跟我说：”我二姊夫确实是个昏君，我真替二姊担心。”我不懂这话是什么意思，寄居他人家中，万事都不愿多问。后来同学告诉我，二姊夫大模大样地跟别的女人票甘露寺，他演的是乔国老，却爱上了孙尚香。家庭因此大起风波。二姊变成一个非常不快乐的人，永不再票戏了。她的三妹只小学毕业，就没好好上学，跟一个唱小生的有妇之夫因常配戏而日久生情。他们来往的情书，她都大方地拿给她姊姊和我看，原来都是七字一句的戏词儿。男的还引了两句古人的诗：“薄命如卿甘作妾，伤心恨我未成名。”老母知道后，气得重重打了她一顿，却仍阻止不了如火如荼的爱情，终于背母私奔了。半年以后，她给她母亲写了封信，我也看了，词儿到今天都记得：“流清泪，禀娘亲，个乃郎是痴心汉，女儿岂做无情负义人。若得大娘宽宏量，不论正来不论偏。一心等他功名就，双双回得家门再拜老娘亲。”有板有眼，标准的戏词儿。若是配上反二黄或二六之类的调子，唱起来一定荡气回肠。她母亲一边看一边咒骂，骂一阵又哭一阵。最后还是把揉成一团的信纸抖开，折得好好的，套回信封，锁在抽屉里，时常取出来看看哭哭骂骂，却是十二分爱惜的样子。我在想中国的地方戏文或平剧忠孝节义情节，能把一个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教成知书识礼，但也会让人走火入魔。像这个同学的妹妹，就是一个例子。
在上海四年，只听过一次荀慧生的红娘。印象中，觉得他的四平调婉转多姿，身背后一朵大大的水红绸蝴蝶抖得好可爱。后来陪一位长辈住医院，隔壁病房正巧是苟慧生。那位长辈是四大名旦迷，在阳台与餐厅里，老是盯着苟慧生看，看他形容憔悴，全不是当年粉墨登场，红氍毺上婀娜多姿的神态，她感慨万千地叹息：“苟慧生老了，好可惜，他怎么也老了。”说了好几遍，仿佛苟慧生都会老，她自己老去就无足惋惜了。
来台湾初期，因为这位长辈喜欢看戏，我陪她看了不少次越剧。坐在狭窄嘈杂的戏院里，尽管耳中充满丝竹之音，剧情与戏词也都熟悉，却总引不起兴致。呆呆地坐着只为陪长辈。她叹气我跟着叹，她笑我也跟着笑。心情闲闲的，想的都是些陈年旧事。尤其想起在杭州时一位专照顾我的金妈就是嵊县人，她会唱很好的越剧。夏天的夜晚，她陪我在西湖边乘凉，坐在长凳上她就唱。唱到“方玉娘祭塔”中“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的几句时，便眼泪滚滚而下，她唱的声音好美好凄凉。母亲告诉我她原本是唱越剧的，因不容于婆婆才出来做工，丈夫也不理她了。她平时总是泪眼婆娑的时侯居多，父亲说她有沙眼，不久她就负气走了。
走以前，她一句句教我唱梁祝的“楼台会”，好让我一直记得她。如今我每次一哼，就会想起与金妈在西湖边乘凉的情景，我已非青鬓年少，金妈想早巳不在人间了。
不久永乐戏院就有颢正秋的戏，长辈常要我陪去听戏。有一次看全本董小宛。演到冒辟疆进宫之时，董小宛从多情的顺治帝怀中，又哭倒在魂牵梦萦的冒辟疆怀中，左右为难。长辈就哭得抽抽噎噎的，手帕湿透了，把我的拿去再哭。我却总掉不出眼泪来，也许心情已老，对所谓的爱情，已经无动于衷了。想想长辈也许是为剧中人而哭，也许是为想起当年在北平的荣华岁月，如今物换星移而哭。总之，一个人能借着眼泪散发一下内心的感触或郁闷总是好的。怕的是忧患备尝以后，存亡见惯，连眼泪都枯涸了。
相依多年的唯一长辈逝世以后，想想她一生绚灿，终趋寂灭，我的心情也似乎随之同归寂灭，即使坐在闹哄哄的戏院里，总有一分“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的曲终人散之感，所以就宁愿不去看戏了。
自从电视有平剧与地方戏的播演以来，我总是尽可能的收看。尤其是歌仔戏，我反而特别喜爱，因为他们的服装，他们的一举手一投足，都一逗引我深深地怀念故乡，怀念偎依在外公、母亲或阿荣伯的身边看庙戏的好日子。尽管我一个人静悄悄地坐在屋子里，四周没有熙攘的人群，没有高高的彩台，没有四姑或阿菊。但他们都随同荧光幕的彩色，在我眼中、心中浮动、旋转。有时，一个小动作会使我莞尔而笑，因为那都像是童年时代最熟知的情景。也都是外公、母亲、阿荣伯最津津乐道的忠孝节义故事。外公曾经对五叔说过这样的话：“做人一世，也就是演戏。一上了台，就要认认真真把戏演好，由不得自己偷工减料的。”在我心中，外公是位哲学家。
我常常想，如果外公、母亲、阿荣伯如今都健在的话，该多么好?但长辈总要故去，戏总有落幕的一刻。因此，我看戏时，也能保持一分轻松愉快的心情了。
又要分压岁钱了。我把一张张崭新十元新台币装进红封套，生活水平愈来愈高，十元、五十元、一百元捏在手里都一样是轻飘飘的，那里像我们小时侯，爸爸妈妈各给一块亮晶晶沉甸甸的大洋钱，外公给十二枚银角子——也就是一块银元。外公说十二枚银角子比一块银元分量重，所以他总是给我银角子。洋钱角子一起收在肚兜里，走一步，双脚跳一下，叮叮当当直响，好开心啊！晚上睡觉的时候，母亲才把它取出来，收在一只双仙和合的绣荷包里，绣荷包装不下了，就收在母亲的珠红雕花首饰盒里。收着收着，就不记得有多少了。到明年，打开首饰盒，一块洋钱也没有了，母亲说替我存入银行，供我长大上外路读书。那日子还远得很，我只要母亲给我肚兜里留几块洋钱与角子买鞭炮就够了。
我真懊恼，来台湾竟没有保留一块银元，我已记不得十块银元迭起来有多高，五十块有多高。只记得父亲说的，他从故乡赶旱路到杭州读书，草鞋夹在胁下，口袋里就只两块银元，是曾祖父卖了半亩田给他当盘川的。他已是同伴中最富有的一个了。可见银元对大人们来说，是多么有分量的一笔财产。对孩子们来说，也是多么神通广大的一样玩意儿呢！
外公不但在大年初一给我银角子，整个正月里，他老给。比如我替他通旱烟管，通一次就是一枚银角子，装一次烟是一个铜板。外公常常讲一些陈年故事，讲了又讲，我都听厌了，我说：“外公，我听一遍，你得给我一个铜板。”外公连说好，于是我就黏着他赚钱，我有个在城里念女子中学的四姑，她会用五彩毛线钩手提袋。她给我钩了个小钱包，分两层，一层放角子，一层放铜板。有一天，大门口叫卖桂花糕、烂脚糖（四四方方，当中圆圆一块黑豆沙像膏药，乡下人叫它烂脚糖）的来了，我正牵着小表弟在玩，为了表示做姐姐的慷慨，我掏出毛线钱包，取出一个铜板，给他买了一块桂花糕，他却嚷着要吃烂脚糖，烂脚糖得两个铜板，我有点舍不得，正犹疑着，我怕得像老虎似的二妈从大门口进来了，我赶紧把钱包收在口袋里，牵着小表弟就走，小表弟吃不成烂脚糖就大哭起来，二妈走过来，伸手在我口袋里拿出钱包说：“哪来的钱？”我说：“是外公给的压岁钱。”她说：“压岁钱怎么会是铜板?还有，你怎么可以自己买东西吃?你爸爸不是告诉你不许吗?”她把钱包塞在狐皮手笼里，转身走了。这回大哭的是我，因为小表弟已经吓呆了。我抽抽噎噎地把详情告诉外公和母亲，母亲抿紧了嘴唇一声不响，眼中噙着泪水，外公喷着烟，仍旧笑嘻嘻的。我既心疼角子铜板被没收，还有一股受辱的气愤，却不知母亲心里是什么滋味。半晌半晌外公敲着烟筒说：“小春，别懊恼，她拿去就拿去，你会赚，给我端碗红枣桂元汤来，我再给你一大枚。”我委委屈屈地说：“她不该不相信我的钱是您和妈给的。”外公说：“她那儿不相信?她相信的，只因她自己没有女儿，没有压岁钱好给，心里不快乐就是了。”从那以后，我总是老远躲着二妈，不让她看见我开心的样子。我却是纳闷，她没有女儿好给压岁钱，为什么不给我呢?这个疑问，直到十几年后我长大了才想通。到我不再盼望压岁钱的时候，二妈却每年笑吟吟地给我五块银元。我不得不接下来，接下来说声：“恭喜新年。”心里却是凄凄冷冷的，一点儿新年的欢乐感觉都没有。若是她在我小时候，不没收我的毛线钱包，或是高高兴与地拿两个铜板买一块烂脚糖给小表弟吃，我将会多么快乐，多么喜欢她。
我有一个小叔叔，吊儿郎当，却是我的好朋友。他比我大好多岁，我把他佩服得不得了。外公也夸他聪明，只是不学好。比如他喜欢吃鸭肫肝，母亲给他偏不要，背地里却去储藏室偷，一偷就是一大串，起码四、五个。有时还加一只香喷喷的酱鸭。坐在后门外矮墙边，拿柴火边烤边吃，还叫我替他偷父亲的加利克香烟。叔婆疼我，大年初一，我给他磕头拜年，她从贴肉肚兜里掏出蓝布包，打开一层又一层，拿起一块洋钱递给我说：“呶，给你买鞭炮。”母亲不准我拿叔婆的辛苦钱，可是小叔在她后面做鬼脸要我拿，我伸伸舌头收下了。叔婆一走开，小叔叔就说：“我教你一套新戏法，你把一块钱给我。”我马上就给他了，他教了我一套洋火梗折断了又还原的戏法。他拿了洋钱，去了半天回来又对我说：“再借我一块饯，我去捞赌本，赢了加倍还你。”我口袋里只放两块洋钱，借了他一块，只一块独自就不会叮叮当当的响了。我打算不借他，他说不跟我滚铜子儿玩，不陪我看庙戏了，没奈何我又借了他。第二天他回来对我摊摊手说：“运气不来，以后再还你。”却从口袋里摸出个大桔子给我，说是庙里供菩萨偷来的，吃了长命百岁。我把桔子使劲扔进水沟里，又把剩下的一块洋钱和一些角子统统抓出来，捧到他鼻子尖前面，大声地说：“你拿去赌，把它统统输光好了，就赌这一次，永远别再赌了。”他吃惊地望着我说：“小春，你生我的气了。”我说：
“我气你，叔婆也气你，我外公和妈都要不喜欢你了，你老做坏事情。”他坐在台阶上，从泥地上捡起上片烂叶子说：“我就像这片烂叶子，飘掉了，树上也看不出少了一片叶子。”我说：“你为什么不做长在树上的青叶子呢?”他望了我半晌说：“好，你就再借我一块钱，我去还了赌债，从此不赌了。”他拿了我的钱，十分有决心地走了。可是一去四、五天不见，直等有一天长工把他背回来，他的头子挂在长工肩膀上荡来荡去，像一只宰掉的鸭子，醉得一点知觉没有。叔婆见了他哭，我也哭。我不是心痛压岁钱，而是心痛他说了话不算数。从那以后，他再对我自怨自艾、赌咒发誓，我都不信了。后来我去了杭州，寒假回家，看见他还是那副吊儿郎当的样子。彼此都长大了，距离也远了，好像没什么话好谈。他给我提来一篓红红的桔子。我问他都干些什么，他说给人打点零工，写写春联。他凄惨地笑了一笑说：“你出门读书以后，我就没处拐压岁钱了。”我听了心情黯然，却又找不出话安慰他，他又叹息地说：“我终归是一片烂叶子，谁也没法把它粘回到树上了。”
母亲的一个朋友，我喊他二干娘。她排行第二，三十岁还没结婚，所以大家背地里都喊她三十头。母亲却非常敬重她，说她孝顺、俭省、勤恳。为了疯瘫的父亲，宁可让姐妹们都一个个结婚了，自己终身不嫁，当护士挣钱侍候老人。她真是好俭省，热天里老是一件淡蓝竹布单衫，冷天里老是一件藏青哔叽旗袍，头上戴一顶黑丝绒帽子，把个鼓鼓的发髻包在里面，看去好老气。可是她长得细皮白肉的，眉毛好长好长，眼睛很亮，见了人总是笑眯眯的。我很喜欢她。她每年新年来拜年，总是给我一块银元压岁钱。可是有一年，她只给我一包用花纸包着的糖，没有马上摸出压岁钱来。我特地给她摇摇晃晃地端上一盏红枣莲子汤，她用小银匙挑了一粒莲子，放在嘴里，然后打开扁扁的黑皮包，取出手帕来抹了下嘴角，还是没有拿出压岁钱来。我靠在母亲身边，眼巴巴的望着她，对于一包糖，我是不够满足的。坐了一回，她起身告辞了，我忍不住跟母亲说：“妈，她还没给我压岁钱呢?”母亲使劲拧了我一把，她却仍是笑嘻嘻的，好像没听见。等她走出大门，我也不由得喊了她一声：“三十头，小气鬼。”
很多年后，有一个正月，她来我家，还是那件藏青哔叽旗袍，一顶灰朴朴的绒线帽子，压到长眉毛边，帽沿下露出几缕稀疏的白发。三十头已老了好多好多，她不再细皮白肉，两颊瘦削，眼睛也不那么亮了。她见了我，紧紧捏着我的手，问长问短。她告诉我老父已经去世好几年，她仍没有结婚，却领了妹妹一个孩子来养，伴伴老境。可是最近病了一大场，把为孩子积蓄的学费全病光了，说到这里，她忽然停住了，半晌又叹一口气说：“可惜你母亲不在杭州。”她打开扁扁的皮包，取出手帕擦眼睛。我想起自己小时侯骂她三十头小气鬼的事，不由坐到她身边，亲切地说：“二干娘，你别心焦，我有点压岁钱，先给你，我再写信请妈寄钱给你。”她抬起婆娑的泪眼望着我说：“你太好心了，可是我不能借你孩子的钱，我还是另外去想办法吧！”我已三步两脚上了楼，捧出我的福建漆保险箱，把全部几十元银元都取出来，用手帕包好，下楼来递给了她，她犹疑了好一阵子，却只取了一半说：“这就差不多了。”她又凄然一笑说：“你小时候，我都没有年年给你压岁钱，现在反而借用你的压岁钱了。你真像你妈，有一颗好心。祝福你妈和你都有好福气。”听了她的话，不知怎的，心里一阵酸楚。想起母亲常常叹自己命苦。她现在远在故乡，过着孤寂的乡居生活，我又为学业不能去陪伴她，她能算是有福气吗?心里想念母亲，不由得紧紧捏着二干娘的手，牵着她走出大门，灰蒙蒙的天空已飘起雪来。她把帽沿压得更低，拉起旧围巾把身子里得紧紧的，眼圈红红的望着我说：“给你妈写信时，说我好想念她。”她低下头，伛偻着身子走了。雪天的长街好宽阔好冷清。雪花大朵大朵地飘落在她的黑绒帽上、旧围巾上，她一步步蹒跚地向前走去。前面的路还有多长呢?这样冷的天，她连大衣都不穿，在寒风中挣扎。她侍奉完了长辈，再抚育小辈，一生都不曾为自己打算。她好像就没有少女时代，一开始就被喊作三十头。三十、四十只是转瞬之间，她已经老了。她老了，我母亲也老了。而我这个只知道讨压岁钱的傻丫头却长大了。我摸摸口袋里剩下的银元，叮叮当当地发出柔和而凄清之音。童年的岁月，离我很远很远了。
现在，孩子向我讨压岁钱，我给他两张十元新台币，他满足地笑一笑，蹦眺着去买鞭炮了。而我呢?我但愿有一位长辈，给我一块亮晶晶沉甸甸的银洋钱或几枚银角子，让我再听听叮当的撞击之音。
六 “哈背牛年”
小时候在乡间，有一年正月初一，我的阿庵小叔，提了个大红纸包，来给我母亲拜年。高声喊道：“大嫂，哈背牛年。”母亲立刻说：“大年初一的，讲吉利话呀，什么哈背哈背的?”小叔说：“这是番人话（英文）呀。天主堂的白姑娘教我的。‘哈背’，就是快乐的意思。‘牛年’就是新年。‘哈背牛年’就是快乐新年。正好今年是牛年，您说多巧呀?”母亲高兴地说：“白姑娘也教过我几个番人字，我记得‘牛’叫做‘靠’，怎么轮到牛年，中国话和番人话会是一样的声音呢?”教我读书的老师听得哈哈大笑起来说：“就是这般巧嘛。牛年真是快乐的一年。我们农家春耕犁田，秋收驮运，都要靠牛，牛是我们最最忠心、最最勤劳的朋友。大嫂，牛一年辛苦，您要倒杯春酒给它喝下去补一补哟!”阿荣伯伯马上接口说：“是啊，还要打个鸡蛋在里面，给它过新年呢。”
我在一边听得好乐，就“哈背牛年，哈背牛年”的连声念着，一蹦一跳地到天主堂找白姑娘讲番人话去了。
我的老师是个有新脑筋的人物，他从城里买来一支温度计，挂在走廊柱子上。母亲走过来、走过去，总要眯起近视眼贴上去看半天，嘴里念着：“顺（右）手边这个上下的下字叫做‘阿福’（F），只（左》手边那个钩钩叫做‘阿西’（C），当中这条灯草心似地，看也看下清楚。这一横一横的是多少度呀?”我说：”妈妈，那个钩钩念‘西’，不是‘阿西’。”阿荣伯伯大笑说：“不要去看那些番人字，阿伯伯（阿拉伯）字的风水表（寒暑表）那有什么用?我们种田人，抬头看天色，低头看日脚，竖起耳朵听风向，扳起手指头算算，几时会晴，几时会落雨，几时会冷，几时会热，算得一分一厘都不会差。”母亲就念起来了：“正月正，雨雪夹霜冰，二月二，菜子田里抽条儿，三月三，棉袄脱掉了换单衫。”
我最最担心的是正月里没完没了的“雨雪夹霜冰”。因为天气下好，母亲就下让我穿崭新的花棉袄，到处拜年讨红包了。老师从十二月二十四夜送灶神那天开始，到正月初八迎佛提灯，放我半个月的春节年假。如果腊月冬至那天落雨，通晓“天文地理”的外公就预言啦：“要烂冬啰!年底不会有好天色啰!”母亲又喃喃地念起来：“雨夹雪，落到明年二、三月。”我愁得要命，天天一大早点根香在天井里拜三拜，念三遍《太阳经》，保佑正月初一是个大晴天。
《太阳经》若是灵验，初一是个大晴天呢，母亲就要去庙里点佛灯，“兜喜城方”啦!由外公翻开黄历，看由哪个方向出门最吉利，照着指示，由大门出去，兜一个元宝圈，从后门回来。若是《太阳经》不灵，落雨呢?母亲只好在自己佛堂里烧香念经，拜祖先。我的新花棉袄也下能出锋头了。
年初一不拿扫把，不拿厨刀，因为它们也辛苦了一年，要休息休息。初一也不用煮饭，大年夜已经煮了满满一大锅，富富足足的金银财宝都有了。母亲难得有这样的清闲，中饭以后就开始一年一度的消遣——搓铜板麻将。她同外公、阿荣伯伯，还有一位推窗眼（斜眼）三叔四个人搓，叮叮当当的铜板数过来数过去，帐算得好认真啊。推窗眼三叔坐在母亲或外公上家时，我就生怕他眼睛斜过来看见他们的牌，总在桌子角边转来转去挡着。他们都嫌我，哪个输了钱都怪我，但哪个和了牌我都要伸手讨一大枚。最开心的是听母亲兴奋地喊：“我和啰、和啰。中发白三台啊、三台啊!”（那时大三元才只算三番呢。）我就进账三大枚。口袋里铜板塞满了，只等下落雨了就上街买万花筒焰火和花纸气球。我胆子小，不敢点焰火，万花筒捏在别人手里，我只能远远站着。看花纸气球吹足了气，和小朋友比赛谁拍得多就赢钱。为了想他们多陪我玩一下，我就故意输给他们，反正我的铜板多多。压岁钱也不像他们只有银角子，还有外公给我的一块圆滚滚、亮晃晃的银洋钱呢。
初二不管天晴落雨，我都要代表母亲出去给长辈拜年。由阿荣伯伯提着满篮的红纸篷包。那是用一种极粗的草纸包成斧头形，外面加一层红纸，而上贴着商店招牌，用红油麻绳扎得有棱有角，里面是红枣、莲子、冰糖、桂圆等不同的东西。大家都说潘宅的纸篷包货色最真。但有一次母亲无意中打开一包，想拿里面的红枣来煮，却发现有一半是小圆卵石，就知道是顽皮小叔叔干的好事。所以纸篷包都要收在橱里，免得被他偷天换日。我跟着阿荣伯挨家拜年，挨家吃点心。点心多半是鸡蛋煮米粉，我一点也不喜欢，我想吃的是桂圆红枣莲子汤，只一位表公家才有。阿荣伯一跨进大门就喊：“鸡蛋不要打开，放在篮子里给我带回去，这是元宝啊。”于是我提了满篮的鸡蛋、大桔、松糖长生果，塞了满荷包的压岁钱回来了。小叔每回都半路把我截住，拿两块洋钱换我的角子，大把的角子，我数也数不清，就统统给了他，他说推牌九用银角子，赢了再分给我。但过不了一天，不但没分给我反而把我的银洋钱也拿去了，说是先借一下，却总不还我。我不敢让母亲知道，只偷偷告诉外公，外公呵呵大笑说：“哎呀，你的洋钱给小叔打水飘飘了，还会有影呀?”
我明明知道小叔会骗我的压岁钱，伹我对金钱没有什么观念，我就是交定了小叔这个朋友。因为他肚才通，故事笑话多，带做带比的，听不厌也看不厌。就连母亲都开只眼闭只眼，由他要点小花样，沾点小便宜。
我们这个大村庄有三个乡，我们是瞿溪，还有郭溪、云溪，称为三条溪，都非常富庶的。正月初七、八两天迎神提灯的大节目，三个县就各显排场，竞争得很激烈。舞龙的龙身节数愈来愈多愈长，做龙被的钱都是由乡长向地方捐来，或由富户还愿所捐，向城里订制，银光闪闪，舞起来真是好看。舞龙的后生儿（壮汉）早一个就在天天练习穿花舞了。舞龙之外，还有“马盗”，七匹为一组，马是向城里租来的，黑白灰棕的都有，财力足的甚至租两组十四匹，好神气啊。扮马盗的有两种人，一种是地方上有钱人家的独生子，一生下来，父母就在神前许了愿，无灾无难地长大了，就来扮马盗迎神还愿。另一种呢?却是穷家孩子甚至是要饭的叫化子，扮一次马盗给几升米。但无论贫富子弟，都是全身披挂，画了脸谱，提着刀枪的英雄人物，坐在马背上，揽辔缓缓前进。在管乐锣鼓声中，和灯笼火把的照耀下，一个个英姿挺发，能分得清谁是谁呢?可是爱管闲事的五叔婆总要指指点点地喊着：“这个黑白脸的张飞是讨饭的阿发，那个红脸关公是林宅大郎儿。”母亲轻声阻止她说：“叔婆呀，您别这样喊喊叫叫地啦，穷人富人都是娘生娘养的，有哪一点不一样呀?”老师站在旁边，就对我念起来：“这叫做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啊!”
舞龙与马盗迎神提灯在初七、八晚上，白天与夜晚还有演戏。戏班子都是城里请来顶刮刮的好班子。有京班、绍兴班、乱弹班、昆班。郭溪读书人多，常常请的昆班或京班，云溪和我们瞿溪请乱弹与绍兴戏比较多。母亲听不懂京戏与昆腔，说“咿咿唔唔唱了半天也不知说什么”，她也不喜欢看武打戏，说：“张飞杀岳飞，杀得满天飞，有什么好看？”她喜欢有情有义、有落难有团圆的绍兴戏。她看了方玉娘祭塔，回来就边烧饭边哼：“上宝塔来第一屋，打开了一扇窗来一扇门，点起了一柱清香一盏灯，礼拜那南海慈航观世音，保佑保佑多保佑，保佑我夫文子敬……”我说：“保佑我蚊子叮呀……”母亲轻轻敲了我一下头，我缩缩脖子，又跑去跟外公到老远的郭溪看京戏去啰!
外公会唱一百零一出空城计。是小叔教的。因此他觉得自己是懂京戏的。但是他把“人马乱纷纷”唱作“那么落纷纷”。小叔纠正他也学不会。那时京戏最好的班子是“大三庆”，据说是道白唱词咬音很准。我家有个马弁随父亲回家乡来，叫胡云高，是北方人，他只要听懂台上的道白就拍手叫好。小叔就学着戏白问他：“胡云高，请问你家据（住）哪里，狗姓达（大）名。”把他气得胡子翘。
因为大三庆班子最好，因此“三庆”成了乡下人赞美一切的口头禅。无论什么东西，只要夸好就喊“三庆”。有一次庙戏恰巧是三庆班，外公看得高兴起来，就举手喊“三庆”，台下的人都笑了。三庆的演员也好高兴，特别向外公舞个魁星致敬。
阿荣伯对京戏、绍兴戏都不大有兴趣，他最鼓劲的是推牌九和和压花会。嘴里天天哼着“正月时节是新春，银玉打扮坐楼中，头戴明珠花一朵，手抱云生看花灯……”就去佛殿里压花会去了。
初七、八两天的迎灯演戏结束以后，春节渐渐落幕了，半个月的年假一眨眼己过完，我又得皱起眉头回到“书房”里，念那没完没了的“诗云子曰”。只有眼巴巴盼待七天后的元宵灯节，再有一番短暂的热闹了。
-——原载七十四年二月二十二日《中国时报》人间副刊
七 小叔写春联
我家乡的宅院非常大，从前门到后门，大约要走上十分钟。因此，一到过新年，母亲和老长工阿荣伯伯，带着所有的长工和小帮工阿喜，就有忙不完的工作。院子里的树木，都要修剪整齐，打扫清洁以后，在主干上围上一圈红纸。谷仓门要贴上好多纸剪的金元宝，栋梁上要贴一张红纸，写上“大吉”二字。前后大门原已是油漆好的门神，把蟒袍擦得晶亮后，在两边柱子贴上新的春联。凡是要用梯子爬上爬下的，都由灵活的阿喜做，阿荣伯叫我帮着递春联。说我会认字，提醒阿喜别把春联贴倒了。那可不比“福”字倒贴是好采头。
春联跟年画不一样，年画有的是街上买现成的财神爷，有的是阿荣伯自己画的，人不像人，佛不像佛。春联却要请有“学问”的人写的。父亲从北京回来以后，对于春联就很讲究了。不能老是家家相同的“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他认为不够雅致的不要，字写得不漂亮的也不要。阿荣伯从街上买来的现成春联，父亲更瞧不上眼。这时，我那位满腹经纶、又写得一手好魏碑的小叔，就大大的吃香了。
小叔并没有正正经经上学，但是出口成文，背的诗句很多。他因为喜欢抽香烟，一枝在手，见了父亲，喊一声大哥，拔脚就跑。可是到了春节，父亲要他把家里各处厅堂和前后大门的对联，统统写了新的换上，他就可以大模大样地抽香烟，不必躲躲藏藏了。母亲本来就很疼小叔，为了哄他快写，就特地给他每天买两包大英牌香烟，让他自由自在地抽。还另外给他点心钱。那几天，小叔就摇头晃脑地边哼边写。我呢?像个傻傻的书童，跟在他旁边恭恭敬敬地帮他铺对联纸、磨墨。他教我磨时要加点肥皂，写出字来厚敦敦，像雕出来的一般，有一份立体感。
小叔一声令下：“纸铺平，看我写完几个字就慢慢向上拉。”我战战兢兢地你纸，生怕拉得太快或太慢，害他写坏了就得换一张纸重写，母亲可舍不得糟蹋红纸哪。写好一张，由阿荣伯和我拿着两头平放在地上。好多张一字儿排开，看上去就喜气洋洋。小叔自己歪着头左看右看，越看越得意。自言自语：“天下还有比这更好的字，更好的对联吗?”母亲也走过来眯着近视眼看半天说：“要你大哥说好才真算好哩！”小叔说：“对联都是古人现成的，字写好最难得呀！”我没心思看那许多对联，倒是喜欢其中的一副：”遥闻爆竹知更岁，偶见梅花觉己春。”对小叔说：“爸爸一定也喜欢这一副。”
父亲从书房里出来，背着手默默地看了一遍，还没点头呢，就指着一副生气地问：“怎么写这么一副?是过年呀!”我一看，那是“万事不如杯在手，一生几见月当头。”我对小叔伸了伸舌头，小叔却说：”那是明朝福王的名句，很有胸襟气派的，我只把原来的“年”字改成“生”字。”父亲没理他，拿起那副对子就撕掉了。母亲走过来说：“过年过节的，慢慢对他讲，不要生气嘛。”
阿荣伯对小叔说：“从二十三夜送灶神，到正月初五这十多天，是你比神仙还自在快活的日子，你大哥就是生气也不骂你。我劝你过了年就真正收收心，进个学堂正式念书吧!”小叔深深吸一口烟，慢慢儿从鼻孔喷出来，一面嚼着母亲给他的花生炒米糖，用京戏里道白的调子，有板有眼地说：“老伯伯言之有理，小侄儿哪敢不听。从今后寒窗苦读，一朝中了功名，定当登门拜谢老伯伯教诲之恩。”阿荣伯大笑道：“登什么门，我是你家老长工，我的门就是你家的门呀!”
我看小叔讲的虽是京戏词儿，倒是一脸的诚恳，还以为他当真从此会听父亲的话，进学堂读书呢。谁知他背过脸去就悄悄对我说：“你看学校里的老师，有我的诗背得多，能像我写一手魏碑吗?”我说：”进学堂念书，跟你背诗写字不一样，学堂生毕了业，将来可以到外当差使，做官呀。”小叔大笑道：“你呀，小小年纪就满脑子的做官，真俗。”听得我好生气，真不想借压岁钱给他买香烟了。
可是没有小叔出点子带我玩，新年里还真没意思呢。于是我只好投降，照样从母亲那儿拿酒给他喝，拿花生糖给他吃。他吃喝得高兴，就在厨房里讲《三国演义》，带做带唱，一会儿诸葛亮，一会儿关公，逗得母亲和阿荣伯都乐呵呵的。我更不用说，恨不得新年永远过不完。
最奇怪的是我的口袋里的压岁钱，叮叮当当好多个银元，被小叔换来换去就只剩下几枚银角子了。我悄悄告诉母亲，母亲说：“你这个傻丫头，被小叔骗去卖掉，你帮他数钱都数不清呢!”我说：“小叔不会把我卖掉的，因为我们是好朋友啊!”母亲摸摸我的头，又说了一声“傻丫头”。
　　　　　　　
我家乡旧时代的农村生活，非常勤俭简朴。只有在过新年时才有几天休闲。大家吃完晚饭后，就在厨房里围坐在大灶边取暖。我家那时有两位长工，一位小帮工阿喜，都听老长工阿荣伯的指挥。我是阿荣伯的爱宠，阿喜又是我的好朋友，于是我吃着阿喜为我烤的热烘烘香喷喷的甜山薯，靠在阿荣伯怀里听他讲关公、岳飞的忠义故事，实在是快乐无比。
将近农历新年时，镇上照例要在庙里演两天戏，感谢神佛一年的照顾。可惜腊月从城里请来的总是最穷最破的班子，因为家家都在忙过年，没有大人看戏，只有小孩子在台下啃甘蔗、吃橘子，追来追去。大概连神佛都没兴趣看那穿旧兮兮戏装的破班子。神佛要看的不是腊月的关门戏，而是正月初六七热热闹闹，行头簇新的开门戏吧!
但是无论多破的班子，阿荣伯都要带我去看戏。有一个晚上天好冷，他仍要带我去，我抱怨说：“不要去嘛，在家里烤火吃甜山薯，听你讲三国演义多好玩?破班子的戏，多难看呀!”阿荣伯却生气地说：“怎么可以这样讲?越是破班子，越该去给他们捧捧场。多给他们叫几声好，不然他们辛辛苦苦演了没人看，多冷清呀!”
阿喜连声说对，对，就陪着一同去。到了庙里，正殿天井里只有零零落落几个人，连小孩子也不看戏，只三三两两坐在地上斗纸牌。我们三个人站在离戏台很近的地方，不管台上走出了一个什么样的人物来，阿荣伯都使劲拍手叫好。阿喜也跟着喊”好啊!好啊!”我却一点也看不懂他们在演什么。只看他们稀稀落落几个人穿着破烂戏装在台上走来走去，唱的声音有气无力。阿喜说当中那个穿旧龙袍的是皇帝，手里牵着穿黄袍的孩子是太子，太子前额正中有一点深红点子，脸圆圆的很好玩。但是看他在打哆嗦，一定是太冷了。他被皇帝爸爸牵来牵去，皇帝咿咿呀呀地唱了一阵，两个人就都下去了。我看得只想打瞌睡，却见那个太子已换了件破棉袄，从台下的木栅破洞钻出来，走到走廊里一个馄饨担子边上，呆呆地看，只咽口水。阿荣伯说他真是饿了，就走过去摸出三个铜板给馄饨担子，买了碗馄饨递给他，他犹疑了一下，就接过去唏哩呼噜的吃了。我看他额头上的深红点子还没擦掉，走过去轻声对他说：“你是当太子的。”他生气地说：“我不是太子，我一会儿当太子，一会儿当叫化子，我什么也不是。”我吓得不敢作声了。却伸手在口袋里摸了下母亲给我买鞭炮的一个银角子，很想拿出来给他却又不敢，悄悄问阿喜可不可以给他，阿喜说：“他是戏囝儿（家乡话演戏的人叫戏囝儿），不是讨饭的，你不可以给他钱。”我只好怅怅地走向阿荣伯身边。直等他把三出戏看完，才带着我们回家。
一路上，我的手一直在口袋里摸着那个银角子，心想那个太子如果有一个银角子，就可以吃好多碗馄饨了。而我却拿银角子买鞭炮，一下子就放光了。为什么当戏囝儿的孩子会那么苦，口袋里连三个铜板都没有呢？这样想来想去，心里就很不快乐。阿喜问我为什么发呆，我说我在想那个太子吃馄饨的样子，阿喜噗哧一声笑了。我问他笑什么?他说：“我知道你一定在担心，明天没有人给他铜板买馄饨吃吧!愁不了那么多的，世上穷苦的人太多了，各人头顶一丬天。小戏囝儿还算好，有吃有穿，有师父照顾，还能有一个个地方云游。”我问他：“你是不是也想当戏囝儿去云游呢?”他想了想说：”若是当初三画阿公不收留我，我娘带我当一阵讨饭的以后，一定会把我卖给戏班子里，我不就当了小戏囝儿吗？三画阿公想想自己年纪大了，才和阿荣伯商量，把我送到你们家当小帮工，你们大户人家积福积德，你妈妈待我这么好，我真是好运气啊。”我听了心里有说不出的感动，觉得我也很运气，有阿喜作伴，阿喜就像是我亲哥哥一般，因为哥哥一直在北平不回来啊!
我们一路谈着回家，心头感到很温暖。听阿喜说的“各人头顶一丬天”，我也就用不着替那小戏囝儿担忧了。
九 粽子里的乡愁
异乡客地，愈是没有年节的气氛，愈是怀念旧时代的年节情景。
端阳是个大节，也是母亲大忙特忙、大显身手的好时光。想起她灵活的双手，里着四角玲珑的粽子，就好像马上闻到那股子粽香了。
母亲包的粽子，种类很多。莲子红枣粽只包少许几个，是专为供佛的素粽。荤的豆沙粽、猪肉粽、火腿粽可以供祖先，供过以后称之谓“子孙粽”。吃了将会保佑后代儿孙绵延。包得最多的是红豆粽、白米粽和灰汤粽。一家人享受以外，还要布施乞丐。母亲总是为乞丐大量的准备一批，美其名日“富贵粽”。
我最最喜欢吃的是灰汤粽。那是用早稻草烧成灰，铺在白布上，拿开水一冲，滴下的热汤呈深褐色，内含大量的碱。把包好的白米粽浸泡灰汤中一段时间（大约一夜晚吧），提出来煮熟，就是浅咖啡色带碱味的灰汤粽。那股子特别的清香，是其它粽子所不及的。我一口气可以吃两个，因为灰汤粽不但不碍胃，反而有帮助消化之功。过节时若吃得过饱，母亲就用灰汤粽焙成灰，叫我用开水送服，胃就舒服了。完全是自然食物的自然治疗法。母亲常说我是从灰汤粽里长大的。几十年来，一想起灰汤粽的香味，就神往童年与故乡的快乐时光。但在今天到哪里去找早稻草烧出灰来冲灰汤呢?
端午节那天，乞丐一早就来讨粽子。真个是门庭若市。我帮着长工阿荣提着富贵粽，一个个地分。忙得不亦乐乎。乞丐常高声地喊：“太太，高升点（意谓多给点）。明里去了暗里来，积福积德，保佑你大富大贵啊!”母亲总是从厨房里出来，连声说：“大家有福，大家有福。”
乞丐去后，我问母亲：“他们讨饭吃，有什么福呢?”母亲正色道：“不要这样讲。谁能保证一生一世享福?谁又能保证下一世有福还是没福。福是要靠自己修的。时时刻刻要存好心，要惜福最要紧。他们做乞丐的，并不是一个个都是好吃懒做的，有的是一时做错了事，败了家业。有的是上一代没积福，害了他们。你看那些孩子，跟着爹娘日晒夜露的讨饭，他们做错了什么，有什么罪过呢?
母亲的话，在我心头重重地敲了一下。因而每回看到乞丐们背上背的婴儿，小脑袋晃来晃去，在太阳里晒着，雨里淋着，心里就有说下出的难过。当我把粽子递给小乞丐时，他们伸出黑漆漆的双手接过去，嘴里说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