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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辛（纣）BC年　　帝辛，统治时间：BC年。　　帝辛，子姓，名受，谥号纣，别称受德、纣王、商纣王、殷纣王，商朝第三十位君主。　　帝乙有三子，长子叫微子启，次子叫微仲衍，都是庶出，三子叫受辛，是正宫所生。帝乙曾经想立微子启为太子，大臣都谏言，应该立正宫之子。于是，立受辛为太子。帝乙逝世后，辛继位，这就是辛帝，周武王代商后称天下称他为“纣”，因为谥法上“纣”表示残义损善。　　帝辛天资聪颖，有口才，行动迅速，接受能力很强，而且气力过人，能徒手与猛兽格斗。他的智慧足可以拒绝臣下的谏劝，他的话语足可以掩饰自己的过错。他凭着才能在大臣面前夸耀，凭着声威到处抬高自己，认为天下所有的人都比不上他。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那就是英明神武，刚愎自用。　　很多历史上的著名君王都有这样的性格特点，比如汉武帝、唐太宗、明太祖、隋炀帝，只是成者为王，称为英明神武，败者为寇，称为刚愎自用。所以君王宁愿选一个平凡的接班人，也不愿选一个各方面都杰出的接班人，因为他们不懂得谦虚，总是在成功，接受不了别人的建议，甚至存在逆反心理，故意反着来。所以一旦受挫，便容易产生自暴自弃的心理，任由情况继续变坏。　　BC1161年，帝乙的儿子帝辛继承了商朝君主之位，以殷（河南安阳）为都。　　按《封神演义》：第一回中提及帝乙，称其有三子，“寿王”（即帝辛，商纣王）为幼子。帝乙临终前将寿王托孤给太师闻仲。而按照历史记载，帝乙的托孤大臣有王伯太师箕子、王叔少师比干，而闻仲没有记载于史书中。　　商朝历来实行的是兄终弟及的制度，也就是说只要国王死后，兄弟还在，虽有儿子，也要由兄弟继承，这是早期商朝九世之乱的原因。　　所以到了武乙之后，为了根本解决这一问题，商朝开始摒弃这种制度，实行父子继承制。　　这实际上剥夺了兄弟们的继承权，从武乙开始，内斗不断。所以帝辛的即位，实际上与箕子和比干的利益相背。　　笔者认为帝乙由于担心哥哥箕子和弟弟比干夺去自己儿子的帝位，所以出于场面话，不得不安排箕子和比干辅助帝辛处理朝政，而最重要的军权也一定会安排自己真正的心腹将领来辅助帝辛，以排队兄弟们对军队的影响。而这员将领极有可能就是在史书中没有留下名字的闻仲。　　所以，实际上帝乙为帝辛留下了至少三位顾命大臣，王伯太师箕子，王叔少师比干，箕子和比干主要是朝政，而最重要的军事方面是闻仲。　　虽然武乙已经改革了继承制度，但是如果商王无道，箕子和比干的确也有资格成为新的商王。　　《孟子·万章下》述孟子向齐宣王解释贵戚之卿与异姓之卿的区别说：　　王曰：“请问贵戚之卿?”曰：“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王勃然变乎色，曰：“王勿异也。王问臣，臣不敢不以正对。”王色定，然后请问异姓之卿，曰：“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　　对于君王犯错误后，贵戚之卿与异姓之卿开始对待的方式同，都是进谏。君王不听的话，最后处理的方式就不同了：异姓之卿只好失望地离去，而贵戚之卿则可取而代之。　　孟子所言正好反映了早期国家阶段氏族贵族****时期的特点，称为“上帝改厥子、贵戚易其位”。　　在那时人们看来，王位君权的更替是同姓王族（王室宗亲）、贵戚（异性外戚）之间的事务，外人不得插手染指。这也是历史诸多王朝更替的传统，比如周武王代商---外戚，从母系角度来说，商朝的先祖也是周文王和周武王的先祖，所以有资格取得王位；隋文帝代北周---外戚。　　由这一传统可以看出历史上的权臣们将自己的女儿嫁给皇帝，其实是在为改朝换代作准备，因为身为异性权臣，只有成为外戚才有资格，成为新的天子。不遵循这一传统，急于将皇帝拉下马，就成为史书上遗臭万年的乱臣贼子。　　帝辛继位后，因周族崛起，威胁商朝西面，原本，帝乙在位时就打算在击败夷方后，就移兵攻周，但由于帝乙在位时间太短，所以临终嘱托帝辛一定要铲除周这个隐患。因为帝辛初即位，帝位不稳，所以不得不虚与委蛇，大大封赏各路诸侯，尤其是任用九侯、邘侯（鄂侯）、周侯为三公的虚衔。　　邘侯（鄂侯），为帝辛的岳父，封地在河南焦作沁阳市。　　姬昌，统治时间：BC年。　　姬昌，姬姓，名昌。出生于BC1152年。　　BC1112年，季历的儿子姬昌继承了周国的西伯爵位，被时人称为西伯侯，被武王追封为周文王。以岐（陕西宝鸡岐山县与扶风县）为都。此时姬昌40岁。　　在治岐期间，姬昌对内奉行德治。《史记·周本纪》记载姬昌遵后稷、公刘之业，效先祖古公、父亲季历之法，倡导“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的社会风气，使周国的社会经济得以发展。　　姬昌时期已经处于封建制度的萌芽时期，实行裕民政治，就是征收租税有节制，让农民有所积蓄，以刺激劳动兴趣。　　姬昌采用“九一而助”的政策，即划分田地，让农民助耕公田，纳九分之一的税。就是将一块土地按照井字划分成九份，中间的一份是公田，而周围的八块田是私田，只要农民在耕种八块私田的时候，集体帮助耕种中间的公田，用这块公田的收获来上交官府，其它的八块田的收获完全归自己所有。这是井田制首次施行。　　商人往来不收关税，有人犯罪妻子不连坐等，刑罚被大量减轻，画地为牢的故事就发生在姬昌在位期间。　　
　　姬昌生活勤俭，穿普通人衣服，还到田间劳动，兢兢业业治理周国。岐周在他的治理下，国力日渐强大。　　姬昌礼贤下士，广罗人才。许多外部落的人才以及从商纣王朝来投奔的贤士，他都以礼相待，予以任用。如伯夷、叔齐、太颠、闳夭、散宜生、鬻熊、辛甲等人，都先后归附在姬昌部下称臣。　　BC1101年，帝辛元年，周的势力由关中扩展到江汉地区，诸侯归附者有六州之众，周的国力增强壮大，引起商王朝的不安。帝辛为了安抚姬昌，封他三公的虚衔，此时姬昌51岁。　　帝辛三年（BC1099），在国都殷，有雀生鹯，被祭司认为是不吉之兆。帝辛为了削弱宗室亲王的势力，于是将沬（河南鹤壁淇县）作为行都，朝廷机构都搬到了沬，沬为武丁始建，所以又称为武丁城，之后武乙与帝乙先后以之为都。帝辛时期开始大规模营建武丁城，扩而大之，因城西有山名朝歌，改沬都名为朝歌（zhāogē），意为高歌黎明，喜迎朝阳，蒸蒸日上，兴旺发达。　　在商纣王时代，朝歌非常繁华，历史记载“朝歌夜弦五十里，八百诸侯朝灵山”。武王代纣，纣王于牧野兵败后，兵撤鹿台而亡。武王克商后，兵抵朝歌，迁九鼎于朝歌。　　春秋时期朝歌作为地名出现，战国时代至秦亡汉兴之时，作为地名仍在使用。西汉在朝歌置县，汉以后，朝歌时而设郡、时而置县、时而并入邻近的郡县。解放后设淇县，淇县设朝歌镇。　　商纣王摘星台、纣王宫、荆柯冢、卫国故城、唐代陈婆造心经浮图、明末清初扯谈碑等。淇河文化，源远流长。早在数千年前，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华夏子孙，春种秋收，夏网冬猎，“坎坎伐檀”创造了淇河文化，发展了人类文明。这里即有驰名中外的牧野之战古战场，久负盛名的中华第一古军校——云梦山战国军校，华夏第一皇家园林——淇园，又有数不胜收的殷商文化遗址。　　商王帝辛时期的都城东有淇河为险阻，西有太行山作屏障，其城池南北各有三道城垣，最外面这道城垣南至淇县的常屯村，北至淇县的淇水关，南北五十余里。第二道城为王城，王城的北城垣在今淇县工业路东至三海村北部，南城垣在今淇县难关一带。第三道城即宫城，位于今淇县三海村和西坛村一带。《淇县志》中所说的“淇邑北门出，西过纣王城”指的就是纣王的二道城。　　纣王的内城即宫城遗址在当地至今仍然称为纣王宫。纣王宫左有宗庙，右有社稷坛，是殷纣王祭祖和祭天的地方，今淇县西坛村就是因村里有纣王的社稷坛而得名。至今遗存的古城垣，部分城墙犹高约10米，顶宽约130米，基厚约150米，城垣东西宽4里，南北长6里，城周20里，总面积24平方里。朝歌城垣，巍然壮观，体现了诗经记载“邦畿千里，维民所止”。　　武王伐纣，牧野一战，纣亡国灭，600年社稷毁于一旦。但战争并未波及朝歌城垣，朝歌城垣巍然如故。战争结束后，周武王以纣京师封纣子武庚为诸侯，以续殷祀，武庚就居住在他父王的宫室里。后武庚叛周，周兵攻下朝歌，武庚身死，宫殿被焚，百姓被掳，顽民被迁，从此朝歌成为废墟。朝歌故地在春秋时期成为卫国国都。　　帝辛继位后，重视农桑，因此社会生产力发展，国力逐渐强盛。　　帝辛在国力强盛之后，便思兴拓土开疆之事。可见当时商朝国力依然强盛，如果读者生在当时，肯定不会感觉到这是末代商王时代。可见孙子说：“兵者，国之大事”，多么重要，正是因为兵事，才使得帝辛最终亡国。　　当时商的主要敌人主要是东方的东夷和西方的西戎，而周则是西方的潜在威胁。　　因为帝乙时代对东夷的讨伐，使得夷方解体，帝辛决定先剪除西方的威胁，尤其是周。　　帝辛四年（BC1098），帝辛认为时机已到，打算移兵攻周，在黎（故旨方地，又名耆，山西长治潞城市）以检阅军队的名义将全国大部分兵力调到了黎，并未暴露灭周的意图。帝辛本想一举歼灭周军，可是由于他的调兵引致东南空虚，帝乙曾经征讨并打败过的夷方部落分裂以后，分成为东夷部落联盟（夷方的各部落纷纷独立，但仍以联盟的形式共同应对外敌），乘机大规模攻商，东南告急，消息报到，迫使帝辛不得不取消对西方用兵的打算。但帝辛并不甘心，对东夷采取守势，一直算盘着如何对周下手。　　同年，帝辛发明了炮烙之刑以震慑诸侯，也就是命犯人走在涂满油的铜柱上，下面点燃炭火，一滑倒就会跌落到炭火里，顿时皮焦肉烂。这成为帝辛在历史评价上的一大罪状。　　商朝历来实行的是兄终弟及的制度，也就是说只要国王死后，兄弟还在，虽有儿子，也要由兄弟继承，这是早期商朝九世之乱的原因。　　所以到了武乙之后，为了根本解决这一问题，商朝开始摒弃这种制度，实行父子继承制。　　这实际上剥夺了兄弟们的继承权，从武乙开始，内斗不断。所以帝辛的即位，实际上与箕子和比干的利益相背。　　帝辛自然对箕子和比干深抱戒心，而箕子和比干往往以民众代言人的身份为民众谋福祉，其常常没有考虑帝辛作为帝王的尊严，他们的谏言往往使得帝辛陷入尴尬处境，听从吧！民众会对叔叔们感恩戴德，增强了他们在民众中的号召力，不听吧！又召来民众的怨恨，自己成为百姓心目中的无道昏君。　　正是在帝辛的这种猜忌中，处处讨好帝辛的费仲得以上位。　　费仲善于阿谀，贪图财利，帝辛在他的影响下开始贪图享乐。商国的民众苦不堪言，与帝辛离心离德。　　
　　帝辛嗜好喝酒，让乐师涓为他制作了新的俗乐（靡靡之音）；库的钱堆得满满的，把钜桥粮仓的粮食装得满满的；在民间大肆搜刮美女，大兴土木，建设殿堂楼阁，捕捉大量的野兽飞鸟，放置在里面，搜集狗马和新奇的玩物，填满宫室；对鬼神傲慢不敬，《封神榜》中的对女娲娘娘不敬。　　但是这些帝辛的罪状似乎并不构成亡国的必然关系。　　爱好喝酒是个人爱好；钱粮装得满满的，与文景之治时的粮食满仓有的比，正是国力强盛的表现，也是体现出一个国家必须有战略储备粮，这完全没有问题；对鬼神不敬，也就是限制祭司在政治上对王权的影响，这是早在商王武乙时期就开始进行的由********的国家向王权独立的早期王朝的必然趋势。　　而祭司阶层对武乙以后的诸王，也极尽诋毁之能事，武乙被天雷震死，遭天谴，帝辛对深受爱戴的女娲娘娘不敬，更是《封神演义》这种神话所编造，帝辛再不智，也不会做出这种事情。而《封神演义》的零散故事源头明显是由当时掌握历史记录权的祭司阶层所写，而周的统治者对这种情况也乐见其成。后世人们再将这些零散故事，再添加上西汉时出现的佛教人物故事，编纂成合集，就成了今天人们看到的《封神演义》。说明当时在帝辛时期，历来在统治阶级内部占据上层地位的巫教祭司阶层已经与商朝离心离德，商朝的国力由于内部斗争进一步削弱。　　帝辛五年（BC1097）夏，帝辛开始耗巨资建鹿台（摘星台，可见其高），修建豪华的宫殿园林，命费仲为督造。由姜子牙的故事可知鹿台的建造耗费时间达二十年，工程还没有结束。　　同年，毫（河南商丘睢阳区）这个商朝龙兴之地，从天上落下大量尘土。　　祭司认为这是不祥之兆，主有诸侯夺位之患。帝辛于是任用恶来，监视朝中的文武百官以及各个诸侯国，一旦诸侯对帝辛的执政稍有怨言，就立刻报告给帝辛，其职责如同明朝的东厂。　　恶来趁机勒索各个诸侯王，一旦诸侯王不交上大量的财物，就诬告其说帝辛坏话，而一旦帝辛决定惩罚的话，有可能面临炮烙之刑的威胁。诸侯因此与商的关系越发疏远。　　帝辛六年（BC1096）春天，西伯姬昌首次在毕（程的北部，陕西咸阳），进行祭天仪式，当时祭天仪式为天子之礼，说明当时周族的不臣之心已经表露无疑。　　按周礼，天子的祭天仪式，分为四季，春天称礿[yuè]，夏天称禘，秋天称尝，冬天称烝。　　帝辛九年（BC1093），恶来听说有苏氏首领苏护有女妲己长得极为美丽，便向帝辛提及此事，帝辛下旨要求苏护献女，苏护不服，宣布独立，永不朝商。帝辛大怒，派遣商军，进攻有苏氏，有苏氏陷入困境，不得不献女自保。有苏氏随后被封为冀州侯，即河北地区诸侯的首领。　　前面介绍过有护氏的来历，现在简要回顾一下：　　BC1980年，昆吾氏的子弟建立封国有苏（河北临漳县）。　　所以这个有苏氏也是己姓之国，这就是有苏的来历了。　　按照《封神演义》，苏妲己入宫以后，以狐狸精的名头，行各种迷惑君王的行为。但实际上这是男权社会的偏见，似乎君王对的时候，就是英明领袖，昏庸无道的时候就是深宫中得宠女人的过错。女人并没有求他做出种种昏庸的行为。所以身为一个男人，不能把一切过错都推到女人身上，归根结底还是君王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这一年，帝辛为了享乐，在当时老百姓大多食不裹腹的情况下，造酒池，悬肉为林，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使国库空虚，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引起了民众的愤慨情绪。　　帝辛十年（BC1092）夏六月，帝辛前往朝歌西郊狩猎。　　帝辛十七年（BC1085），姬昌出兵伐翟(通狄，古称北地，陕西耀县、富平一带)。其族人星散，以国为姓，北方称di，南方称zhai。　　这年冬天，帝辛到淇河（朝歌附近）出游。　　诸侯和民众对帝辛实施炮烙之刑，都很惧怕且痛恨。　　帝辛二十一年（BC1081）春正月，姬昌明白帝辛意图向自己动手，决定以退为进，不顾周朝臣民的反对，主动向帝辛表示愿意献上周国洛河西岸的一块土地，作为表示臣服的心意，以此恳求帝辛废除炮烙之刑。纣王答应了姬昌的要求，废除了炮烙之刑，由此姬昌虽然失去了一块土地，却得到了天下百姓和诸侯的爱戴。诸侯纷纷前来向周表达敬意，姬昌在诸侯中的影响加大。　　而帝辛也在姬昌献地一事中，感觉到姬昌并没有把父亲季历的死放在心上，于是心中一块大石终于落地，反倒对姬昌开始信任起来，将父亲帝乙的嘱托抛之脑后，而东夷的势力还不能影响到大局。于是帝辛开始在大臣费仲的影响下，开始享乐起来。　　同年，伯夷、叔齐来到周国，投奔周国。　　秦皇岛地区最早出现的国家是三千年前商代的一个方国--孤竹国。“孤竹”本名“觚竹”，“觚”即商周时期用青铜制的酒器，“竹”即当年刻字记事用的竹简或木简。从这个国家取名觚竹来看，它是以两种用以书写的文具，借代作国名，这就反映了这个国家已经有比较高的文化。　　孤竹国是北方一个位于商朝边境的小国，其统治区域在冀东和辽西一带。早期疆域，西至今唐山市、迁西兴城镇，北达凌源、朝阳、老哈河，东抵锦西，西南迄乐亭、滦南、唐海等地。东临渤海，西边和燕国接壤，南边是齐国。大体包括现在秦皇岛市的全部，唐山市的东部和辽宁省的西南部，都城在现在的卢龙县城附近。孤竹国是今冀东地区，滦河之滨最早的奴隶制诸侯国之一，从立国到灭亡存在1000多年（BC1677－BC660年），历经了商和周两个朝代。　　
　　孤竹人原为商先族旁支墨胎氏氏族，子姓，逐渐与商族分离，开始独立生存。后辗转于燕山腹地游牧，发展成农牧并举阶段，定居今辽宁朝阳地区。经济，文化都比较发达，有大量饲养牲畜的畜牧业和可以用剩余粮食酿酒的农产品。　　商朝建国初年（BC1677年），大封有功的各部落，商汤代夏的BC1677年三月丙寅日封孤竹给墨台氏，称为孤竹侯国。孤竹国的国都（河北秦皇岛卢龙县）。　　到了商代中叶，孤竹国定鼎滦河、青龙河畔。这个时期孤竹国的疆域逐渐南移，西至滦河，北达青龙县北，东抵锦西，南临渤海湾。　　孤竹国王表：　　亚微　　墨胎初　　？　　父丁之子　　亚凭　　墨胎冯　　亚微之次子　　此后世系失考　　孤竹国与商朝王室的关系相当密切，原因有三：　　其一，孤竹国君墨胎氏与商王同为子姓。　　其二，姻亲关系。　　其三，边境安全的需要。　　到了商朝后期，在这个国家出现了夷齐让国的美谈。原来那时的孤竹国君生了三个儿子，孤竹国君，子姓，长子名允字公信，即后来谥号为伯夷。幼子名智字公达，即后来谥号为叔齐。　　孤竹君生前有意立叔齐为嗣子，继承他的事业。后来孤竹国君死了，按照当时的常礼，长子应该即位。但清廉自守的伯夷却说：“应该尊重父亲生前的遗愿，国君的位置应由叔齐来作。”于是他就放弃君位，逃到孤竹国外。大家又推举叔齐作国君。叔齐说：“我如当了国君，于兄弟不义，于礼制不合。”也逃到孤竹国外，和他的长兄一起过流亡生活。　　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人们只好立了中子继承了君位。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儒家学派，对他们的这种行为非常赞赏，评论这种事情说：“能以国让，仁孰大焉，伯夷顺乎亲，叔齐恭乎兄。”对他们给以很高的评价。　　古之贤者多善操琴，伯夷就是一位古琴大师，他创作的古琴曲《伯夷操》流传至今。伯夷让位之前主要生活在燕山山脉一带，后来燕山山脉一带历来多隐逸之士，多善弹古琴，伯夷遗韵因此传之不绝，渐渐的在这一带形成了一个古琴流派，称为燕山琴派。燕山琴派的弟子们代相传授，琴道相传世代不绝，所以燕山一带琴风颇盛，燕山深处善弹古琴的隐逸之士很多，这一派琴人皆以伯夷为宗首。当代有燕山琴派的古琴家王燕喜先生创作的歌颂伯夷的古琴曲《孤竹操》传世。　　伯夷叔齐逃到北海之滨与东夷人一起生活。　　听到西方伯主周文王兴起，国内稳定，生产发展很快。他们高兴地说：“应该从东夷回去了，我们听说西伯的国内很安定，很适合老年人居住。”于是他们相约到周国去。　　姬昌也很佩服他们让国的美德，与他们成为很好的朋友。　　帝辛二十二年（BC1080）冬，崇（国）侯虎暗中向帝辛进言说，西伯到处行善，树立自己的威信，诸侯都向往他，恐怕不利于商。原本已经渐渐因为姬昌韬光养晦而开始信任姬昌的帝辛看到周国的实力的确相当强大，禁不住又想起了父亲帝乙的忠告，决定给姬昌一个教训。　　崇国（陕西西安户县）历史悠久，为禹之父鲧的封国，帝禹的夏后氏，又名有崇氏，即以国名为族名。商朝建立后，与商的关系却更加紧密。　　帝辛大会诸侯于渭水河畔，并且进行军事演习，以震慑包括周在内的西方诸侯以及西戎各部。　　帝辛二十三年（BC1079）春，帝辛召西伯侯姬昌随演习大军一同回到朝歌。姬昌见大兵压境，而对抗商朝的条件还不具备，所以只能跟随帝辛而去。　　到了朝歌以后，帝辛质问姬昌是否有心叛商，而姬昌作出诚惶诚恐的样子，进行辩解，帝辛没有实在证据，但又不放心，所以将姬昌软禁于羑（yǒu）里（河南安阳汤阴县北4.5公里的羑里城遗址，羑水经城北东流）。这样帝辛才放心下来，认为高枕无忧了。　　《史记》记载“文王（姬昌）拘而演周易”。　　姬昌一直对八卦有很深的研究，只是一直醉心于发展壮大周国，为父报仇，所以根本没有时间进行深入研究。而这次被帝辛软禁，不能再操心国事，反倒成为姬昌钻研学问的难得机会。　　前面介绍过，伏羲氏创造先天八卦，虞舜创造连山易（连山八卦），上甲微创造归藏易（归藏八卦）。　　经过姬昌的悉心钻研，将前人的八卦规范化、条理化，演绎成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有了卦辞、爻辞，人称《周易》。它以简单的图像和数字，以阴和阳的对立变化，来阐述纷纭繁复的社会现象，显示成千上万直至无穷的数字，具有以少示多，以简示繁，充满变化的特点。再经过后世周公和孔子等人推论解读，才形成留传至今的《周易》一书。经过历代文人学者与统治阶层的传承，文王《周易》成为中国的圣经、诸子百家之源，乃至到人们的日常生活都与之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政治上，周文王所奠定的西周政体是为中国几千年封建****集权之先声；而《周易》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则有着深刻影响与巨大改变，它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源，改变了古代的文化发展轨迹，影响了今天的文化基质……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历来就有所谓伏羲画八卦、文王演六十四卦之说。《史记》也认为《周易》的作者就是周文王。　　当然，也有人因为《周易》六十四卦的爻辞中记有周文王之后的史事而提出质疑，认为卦爻为周文王推演，而辞文出自周公或他人之手。其实，像《周易》这样的经典之作，其成书难以一蹴而就，肯定得有一个从雏形到充实、完善的漫长历程，必须经过多人乃至数代人的构思、采辑、撰写、订正、增补与润色才有可能形成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周易》文本。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肯定作者就是周文王一人，但至少可以推断，周文王在《周易》成书的过程中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　　
　　姬昌被囚禁在羑里时，姬昌之臣散宜生、闳夭久闻姜子牙之名而召请他。姜子牙也认为“听说姬昌贤德，又一贯尊重关心老年人，何不前往？”此三人为了营救姬昌，寻找美女奇宝，献给纣王，以赎取姬昌。姬昌因此得以被释，返回周国。虽然姜子牙归周的传说各异，但大旨都认为他是姬昌、姬发之师。　　而就是在姬昌被软禁的这一年，姜子牙也因为得罪了帝辛而逃离朝歌，到渭水畔的潘溪峡垂钓。　　周国大臣年年到朝歌恳求帝辛释放姬昌，但帝辛都以款待姬昌为名，不放姬昌走，就这样过了六年。　　帝辛二十九年（BC1073），周国大臣散宜生先是重价购得驺虞、鸡斯之乘、骊戎文马、有熊九驷及有莘美女，在准备了这么多礼物之后，然后又打听到费仲和妲己的门路，准备曲线救国。　　这与以往直接求恳帝辛要有把握得多。所以周国上下都对此行抱有信心，原本在周国留守的姬昌嫡长子伯邑考亲自出马，与散宜生一同来到朝歌晋见。甚至伯邑考已经下定决心，为了换取姬昌回国，也为了让帝辛放心，准备将自己作为人质，以表示周国决无叛商之心。　　姬昌家族成员　　父亲：周王季，也称季历　　母亲：太任，挚任氏部落首领的次女　　妻子：太姒，帝喾出身的有莘氏部落之女　　子女：　　伯邑考（姬考）：姬昌嫡长子，母太姒，早卒　　周武王（姬发）：即周武王，姬昌嫡次子，母太姒　　管叔鲜（姬鲜）：姬昌嫡三子，母太姒　　周公旦（姬旦）：即周文公，姬昌嫡四子，母太姒　　蔡叔度（姬度）：姬昌嫡五子，母太姒　　曹叔振铎(姬振铎)：姬昌嫡六子　　郕叔武（姬武）：姬昌嫡七子，母太姒　　霍叔处（姬处）：姬昌嫡八子，母太姒　　卫康叔（姬封）：姬昌嫡九子，母太姒　　冉季载（姬载）：姬昌嫡幼子，母太姒　　郜叔：姬昌十一子　　雍叔：一作雍伯，姬昌十二子　　毛叔郑（姬郑）：姬昌十三子　　滕错叔（姬绣）：姬昌十四子　　毕公高（姬高）：姬昌十五子　　原叔：姬昌十六子　　酆叔：姬昌十七子　　郇叔（姬葡）：姬昌十八子　　见给纣王。终于找到了关键，重金贿赂帝辛宠臣费仲，又向妲己献上奇珍，请妲己说情。　　伯邑考，姬姓，名考，“伯”是其排行，“邑”一说是表明其世子身份，一说是担任“邑”这个官职，因此故称伯邑考。姬昌十三岁时出生（BC1139--BC1073)。周文王姬昌嫡长子，周武王姬发同母兄长。　　伯邑考的母亲名叫太姒，姒姓，是帝喾出身的有莘氏部落之女，可以说是上古贵族出身，为姬昌的正妻。太姒勤劳持家，恪守妇道，因此号称文母。　　太姒与周文王生有十子，依次是长子伯邑考、次子周武王姬发、三子管叔鲜、四子周公旦、五子蔡叔度、六子曹叔振铎、七子郕叔武、八子霍叔处、九子康叔封、十子冉季载。　　据《毛诗正义》引《大戴礼》记载，周文王（姬昌）十三岁时，生下长子伯邑考；十五岁时，生下次子周武王。伯邑考十兄弟自幼深受母亲大姒的教诲，所以他们从小到大，就没有做过违背常理、荒唐离谱之事。伯邑考，姬发，周公旦三人德重才高，是辅助姬昌的得力助手，而姬昌被软禁期间，伯邑考更是留守，代理周国朝政，而姬发和周公旦有力地辅助了伯邑考。　　通过重金贿赂费仲和妲己，伯邑考得到机会面见帝辛，说明了自己做人质的意图。在《封神演义》里面说伯邑考被妲己看中，不从而被妲己进谗而被杀，但实际上，姬昌年十三生伯邑考，当时姬昌已经79岁，则伯邑考也已经66岁，试问一个老头子，怎么会被一个貌美如花的妲己看中，所以此乃戏说，也是对妲己的污蔑。　　帝辛基本同意了这个交换人质的意见，表示会去考虑，先留伯邑考担任为帝辛驾车之职。　　帝辛开始征询大臣们的意见，箕子、比干、微子等王叔王弟们都同意释放姬昌，但只有费仲虽然收受了礼物，但并没有站在姬昌的立场说话，而是提到了一个传闻：听说西伯侯卜卦非常灵验，人们都说他是当世圣人，他在羑里还在研究八卦，是不是他已经算到了，自己绝对安然无恙呢？　　帝辛原本不将姬昌放在眼里，说道：“怎么可能呢？他又不是神仙！”　　帝辛想道，如果姬昌真的这样神异，那一定是商的心腹大患，必须斩草除根。　　便叫大臣们散去，单独叫了费仲、恶来等心腹，商量怎么确定，姬昌是不是真的通过卜卦，料事如神。　　费仲献上一条毒计：“俗话说：虎毒不食子。只需要将伯邑考杀死，再将他的肉做成肉羹，赏赐给姬昌，如果姬昌高兴地吃下了肉羹，就说明他不知道这是他儿子的肉做的，我们就可以放心地将他放回国，只说伯邑考突发急病而死，死无对证，他也无话可说；如果姬昌不肯吃或者吃得很勉强，就说明他知道这是他儿子的肉做的，那时他一定对大王怀恨在心，就绝对不能放虎归山。”　　帝辛很满意，于是烹杀了伯邑考，将他做成肉羹赐给姬昌，并且派内宦监视，看着姬昌吃肉羹。　　姬昌早由卦象得知爱子遭劫，却诚惶诚恐地收下帝辛赏赐的肉羹，慢慢地细嚼慢咽，一点渣儿也没剩下。让帝辛以为姬昌卜卦只是因此纣王就放了他。　　内宦回报给帝辛，帝辛评价说：“谁说西伯侯是圣人？吃了自己儿子做成的肉羹尚且不自知，浪得虚名而已，一个装神弄鬼的神棍居然得到偌大的名声，真是可！”　　帝辛召见散宜生，要散宜生将准备的礼物献上，散宜生虽然找不到伯邑考很着急，但是还是匆匆忙忙地将礼物奉上。散宜生将驺虞、鸡斯之乘、骊戎文马、有熊九驷及有莘美女献上。　　
　　有莘美女是帝喾出身的有莘氏，为上古贵族之后，姬昌的妻子就是出身于有莘氏，所以帝辛很满意，说只此一件礼物就够了，表示会马上释放西伯侯，实际上帝辛只是故意用贪恋女色来迷惑散宜生，释放姬昌真正的原因根本不是美女。　　散宜生松了口气，任务终于完成，又向帝辛表示伯邑考失踪，希望帝辛下令查找，帝辛说伯邑考已经去看望姬昌了，想必不久就回吧！　　姬昌回到朝歌后，帝辛推说伯邑考去往羑里途中，年老突发急病而死，已经火化。周国臣属虽然疑惑，但不敢顶撞质疑帝辛。现在的重点是姬昌回周这件大事。　　伯邑考终年66岁，按《封神演义》，姜子牙带玉虚封神，念其忠孝之心，封为中天北极紫微大帝之神，命为尊贵之神，命星为紫微星，代表尊贵、权力、帝皇；此为紫微斗数以紫微星为首来源。　　伯邑考墓，位于河南安阳汤阴羑里城的西北角，距周文王演易处不远，有一个不太显眼的坟冢，坟墓前的墓碑上写的是“伯邑考之墓”。　　当地老百姓说，这是兔儿冢。兔儿冢也叫“吐儿冢”。据说当年文王在每次吃完肉羹后都找地方再吐出来，兔儿冢就是周文王吐肉羹的地方。传说当时周文王吐下的肉都变成了兔子，一蹦一蹦地都跑了。所以现在羑里城附近的老百姓中还流传着一句俗话：羑里城的兔子，打不得。在他们眼里，兔子是伯邑考的魂。　　因为伯邑考的突然“病故”，为了安慰姬昌，帝辛下令同意姬昌回国，当然谈不上赦免，因为一直也只是软禁，没有定下罪名。　　终于在被软禁六年后，姬昌被释放回国。据说姬昌在被释放后，在得到离京的许可后，立即连夜离开朝歌，帝辛发觉不妙，派出卫队乔装追杀，直追到黄河边，看到姬昌已经到了黄河对岸周国的地界才退回。帝辛虽然后悔，但还是没有下令讨伐周国。　　姬昌回国的时候，各路诸侯听说他回来都亲自到周境迎接他，一起回到了程（陕西咸阳）。　　姬昌回国后，对帝辛切齿痛恨，自己的父亲季历死在文丁手里，自己的儿子死在帝辛的手里，周与商的仇恨不共戴天。但是姬昌佯装不知儿子之死与帝辛有关，依然作出臣服的样子。　　帝辛三十年（BC1072）春三月，西伯侯姬昌为了麻痹帝辛，与各路诸侯再次进朝歌，献上贡礼。此举彻底消除了帝辛的疑心，反而觉得有西伯侯的帮助，西方的西戎再也不用担心了，于是开始将朝廷的战略重心转向日渐坐大的东夷。　　原来由于担心两线作战，不敢轻举妄动，而现在西方不用担心，帝辛决定发起倾国之力，向东夷进攻。周得到了坐山观虎斗的机会。　　这场对东夷的作战，持续了数十年，从帝乙与夷方的战争，到帝辛与东夷各部的作战。　　帝辛执政的前三十年，帝辛取守势，而此之后的二十年，大规模战争开始展开，直到商亡，大规模战争虽然结束，但是小规模的战斗依然不断。所以基本无力对付周国。　　帝辛三十一年（BC1071），西伯侯姬昌将军队集结到毕（程之北，陕西咸阳）进行军事演习（狩猎），拜姜子牙为太师（百官之首，王之师），为报复商的谋主、军师。此时姬昌81岁，姜子牙80岁。　　姜子牙，姜姓，吕氏，名尚，一名望，字子牙，或单呼牙，也称吕尚，别号飞熊，被称为姜太公，或者太公望。　　据说姜子牙的先祖伯夷（姜姓），曾佐尧帝掌管四岳，任上辅佐大禹治水有功，成为大禹的心腹重臣，封地为吕（河南南阳西），称吕侯。伯夷的后代本姓姜，也有以其封地为姓，故为吕姓始祖。姜子牙因此既姓姜，也姓吕，称呼吕尚（望），姜尚（望）均可。　　姜子牙西周初年，被周文王封为“太师”，被后来的武王尊为“师尚父”。姜子牙是齐国的缔造者，周文王倾商，武王克纣的首席谋主、最高军事统帅与西周的开国元勋，齐文化的创始人，亦是中国古代的一位影响久远的杰出的韬略家、军事家与政治家。历代典籍都公认他的历史地位，儒、法、兵、纵横诸家皆追他为本家人物，被尊为“百家宗师”。　　姜子牙出世时，家境不好，所以姜子牙年轻的时候干过宰牛卖肉的屠夫，也开过酒店卖过酒，聊补无米之炊。但姜子牙人穷志不短，无论宰牛也好，还是做生意也好，始终勤奋刻苦地学习天文地理、军事谋略，研究治国安邦之道，期望能有一天为国家施展才华，可是直到70岁还是一无事处，闲居在家。　　姜子牙拜相前的事迹已经不可考。　　《封神榜》神话：相传姜子牙一生命蹇，三十二岁上山昆仑山玉虚宫追随阐教圣人元始天尊学道，四十年来在山上挑水浇松，种桃烧火，煽炉炼丹，做些仆役的工作。至七十二岁，元始天尊始对姜子牙说：“你生来命薄，仙道难成，与我青府无缘，却与红尘有份，不妨下山辅佐明君，另开一番事业。”　　尽管姜子牙千百个不愿意，但是师命难违，况且子牙知己且知命，知道自己是个差等生（相对而言），只得收拾行装，告别师友，下山另谋出路。临行之际，天尊又送姜子牙偈语一首：一十年来窘迫乡，耐心守分且安然；溪石上垂竿钓，自有高明访子贤。　　等姜子牙再入滚滚凡尘的时候，已与俗世格格不入，既不会营生自立，又无亲故可依。真是失林飞鸟，无一枝可栖；天地之大，无立锥之地。回到家乡，风物依旧，人面不同，家乡父老，老的辞世，幼的变老，路人相逢无人相识“君从何处来”，真是四十年恍若一梦。　　在姜公彷徨无措、一筹莫展之际，想到了幼时患难之交的宋异人，就匆匆去朝歌投奔结义兄弟宋异人。　　
　　真是吉人自有天助，出山遇贵人，朝歌宋家庄的宋异人多年来辛苦经营已经赚下了一个偌大的家底，不但不嫌弃子牙穷，而且盛情的接待了姜公。姜子牙便在宋家庄安心住了下来，承宋异人照顾的周到，衣食无忧，安闲自在，俨然宋家庄的二庄主。　　即便这样，仁义之楷模的宋异人，依然怕姜公生活寂寞，百年无后，为姜公张罗起了婚事。恰好临近不远处马家庄庄主马洪有个大龄闺女，少年时也是才貌出众，闻名乡里，只是马氏心高气傲，非如意之人不嫁，却落得68岁依然是黄花闺女的悲惨境遇。经宋异人一撮合，马氏看子牙，白胡白眉，精神抖擞，举止得体，道貌岸然，正中心怀。子牙也知这段俗世姻缘，早已天定，也就欣喜的应承了下来。姜公72岁娶妻，真是相逢千里，会合姻缘。　　婚后不久，马氏发现，姜子牙不通世故，不懂营生，整天只知道看书空熬岁月。马氏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心想人生天地间，以营运为主，而子牙只知道依赖宋异人坐吃山空，即使宋异人自始自终不嫌弃，自家也不好意思白吃白拿，况且宋异人百年之后，又依赖谁呢。三番五次，暗示子牙，子牙只推不知，依然悠闲自在的打发日子。　　这马氏也算一位贤惠之妻，是有眼界的，无非是为生计做长远打算，希望子牙能像其父马洪或宋异人一样勤俭持家，攒下金银，装点门楣，扬眉吐气。只是马氏的眼界与子牙相去甚远，子牙胸怀文韬武略之才，心思安邦定国之念，却无法向马氏分辨明白。　　夫妻心念相异，矛盾便生，马氏终于对子牙爆发了，追问子牙百年之计，子牙惶惶不知如何回答，夫妻之间犯颜嘶嚷了一番。理在马氏，子牙不得不从，便编笊去朝歌货卖，一天下来，没有卖得一文，反而压肿了肩膀，回到家里羞愧无言，招来马氏一顿臭骂。　　宋异人闻知，劝说道：“莫说你夫妻二人，就有三四十口，我也养得起；如果贤弟真要学做生意，我家仓里有的是好麦子，可叫后生磨些面：贤弟可挑去货卖，却不强於编笊？”　　子牙得了这个谋生之道，第二天又挑了一担面粉去朝歌南门叫卖，祸不单行，一场怪风掀翻箩筐，还裹了子牙一身，成了面人，回家一顿争吵在所难免。　　宋异人再次给子牙出谋道：“我有许多伙计，朝歌城有三五十座饭店，俱是我的。待我邀众友来，你会他们一会，每店让你开一日，周而复始，轮转作生意，却不是好？”　　子牙夫妻也道，黄河尚有澄清日，岂可人无得运时？就不信命运如此艰难，也就欣然相从。结果一天下来鬼也不上门，还坏了许多食物，亏了一些本钱。　　接着，子牙又听从宋异人的谋划，贩卖牛羊，兴冲冲的赶了牛羊回城的时候，不料违了朝廷的禁令，牛羊全被没收入官。　　姜公做生意俱是有赔无赚，一塌糊涂，乃做了一首认命诗：“皇天生我出尘寰，虚度风光困世间；鹏翅有时腾万里，也须飞过九重山。”“屈身守分，以待天时，不可与命争也”，这是三国英雄刘备的一句名言。非是子牙不安天命，不从师命，而是这是姜子牙必补一门社会学。纵使姜公韬略安天下，也不能跨越安家之跬步。　　最终，姜子牙经马氏的提示，宋异人资助开起了算命馆，正是专业特长得到了发挥，又入对了行，不久便远近闻名，客来如流，日子也红火起来了。马氏高兴，子牙也落得个耳根清静，手中受用。　　时来运转，好事连连，不久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当朝元老少师（亚相）比干，经比干举荐，姜子牙被纣王封为下大夫，授司天监职。姜公从此腰玉戴冠，脸上有光，衣食无忧。宋异人为老兄弟喜不自禁，马氏更是眉开眼笑。　　姜子牙落魄半生，为衣食计，不得已编笊贩牛，好不容易过上了温饱生活，又奔了小康，便淡忘初衷，原为伐纣，现在却变成了扶纣。最终，四十载的道德修行惊醒了他。　　事情源于纣王给了姜子牙一个“美差”，让他督造鹿台。姜子牙深知鹿台之役，劳民伤财，必定造成尸骨堆积如山，百姓流离失所。乃感悟有福催无福，纣王无道已至极，不可再扶，朝歌不可再留恋。便冒死上陈鹿台不可建，列纣王种种失德之举，谏纣王留心邦本，与百姓养和平之福。自然，昏暴的纣王大怒，缉拿姜子牙，姜子牙逃离朝廷。　　姜子牙逃回宋家庄，马氏不知，依旧笑脸相迎，接住道声：“恭喜大夫今日回家！”姜子牙也觉得儿女情长入怀，难舍难分，乃对妻子一五一十的讲述了逃回家的缘由经过，并劝说马氏跟随他一起到西岐隐逸，以待天时。　　马氏一听就勃然大怒，心道：放着现成的官不做，却要去渭河边水中捞月，做你的春秋大梦。你在朝歌做官也不过是一时运气好，要再次捡得这种便宜还不知要到牛年马月，且我若逃去，娘家怎么办。乃说：我原是朝歌女子，生于斯，当死于斯，离乡背井的事实难从愿？你写一封休书给我，各自投生，我决不去。”　　姜子牙说：“你女人家无甚远见。我胸中之学，实能扶王保驾。你与我同到西岐，自有下落。一日时来，富贵不可限量。”　　可惜马氏倔强，正在气头上那能听的进去，说：“我的命只合如此，也受不起大福分！你自去做一品显官，我在此受些穷苦。你再娶一房有福的夫人罢！还是快写休书给我。”这也是相爱不相识，志不同则难同道，大难临头各自飞。　　姜子牙无耐，只得写了休书，拿在手里就是不肯给马氏。正是一日夫妻百日恩，况且姜子牙与马氏也有患难之情，姜子牙心想马氏在苦难之中跟随我，不曾享受几天福，今却要各自飞，心里实是不忍。　　
　　马氏见姜子牙踌躇，一把夺过休书，扭头离去。姜子牙长叹一声，挥泪告别宋异人，向西岐而去。　　据说马氏最后听说姜子牙出将入相，权侔人主，位极人臣，富贵无涯，古今罕有。　　其妻马氏见其地位、财富都很好，于是想和姜子牙破镜重圆，但姜子牙早已经看穿了马氏的为人，就将一壶水泼在地上让马氏去捡回来，马氏只能拿回淤泥，姜子牙于是说：“若言离更合，覆水已难收。”这就是覆水难收的典故。也被编成马前泼水的戏曲故事流传。　　马氏悔恨无极，羞愧不已，终于悬梁自尽。死后，马氏依然缠着姜子牙，一定要他封她一个神位，可是当时所有的神位都封完了，没有位置了，无奈姜子牙只好徇私封她为扫帚星，为五斗星恶煞正神。　　不过也有人认为，姜子牙表面上是徇私，但是马氏命里就是衰星（扫帚星）转世，所以姜子牙之前与她在一起的时候才不顺，而休妻之后八年，姜子牙就飞黄腾达了。姜子牙对马氏的封神实际早已注定。　　马氏千古留有笑名，实则是姜公社会学第一师傅，逼姜公学会了营运自立，磨砺了姜公的心性，可谓有恩于姜公，有功于周朝社稷，所以才能够得到封神的机会，虽然是恶神。　　而妲己，恩州遇难，幽魂渺渺，不曾享王宫一粒之餐，不曾受君王一席之爱，却落得千古骂名，三教广封群星列宿，依然榜上无名，无非就是內无三才，无功于天地，才不能得到超拔。　　上面的故事就是《封神榜》中对姜子牙生平的描述。但是如果故事为真，则姜子牙72岁才娶妻，根本没有生育能力，不可能还会留下孩子。而历史上姜子牙共有15子1女，都为其妻所生，所以，姜子牙根本不是72岁成婚。　　如果从男姓基本丧失生育能力的时间来推算，姜子牙的最后一个孩子的时间可能为50岁，如果以至少一年生一个孩子的效率来说的话，姜子牙的结婚年龄不低于34岁；而实际上一年生一个孩子几乎不可能，平均两年生一个孩子也是正常的，则结婚的年龄则可以推算到18岁。也就是说姜子牙结婚的年龄还算正常，没有《封神榜》那么夸张。　　实际历史上记载的真实的姜子牙的妻子名叫申姜，由申姓可知，其与姜子牙同为姜姓后裔，姜姓后裔的两个较著名的封国，一个为吕国，一个为申国，后人以国为姓。　　家庭成员　　妻　　申姜　　子女　　①儿子：丁、壬、年、奇、枋、绍、骆、铭、青、易、尚、其、佐　　②女儿：邑姜，是周武王姬发的王妃　　申姜，小名“桃花女”，16岁生邑姜，19岁生吕伋，而96岁生讳福（此处存疑，96岁太夸张，以生理常识而言，一般高龄产妇也就不到50岁了，或许是笔误）。　　申姜和太公共育有1女15子，享年101岁。　　申姜并不是她的本名，古代女子名讳史书上多是隐去的，以姓氏指代。申指的是氏，也就是她父亲的姓，姜指的是她的出身，宗族的姓（也有人认为是丈夫的姓）。　　姜子牙72岁之后的故事，基本为真。　　姜子牙可能之前一直到处打零工，由其拜师阐教的故事可知其可能还当过巫教祭司学徒，当时巫教祭司虽然经过武乙的改革，已经与王权脱钩，但是仍然在政治生活中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在72岁之后，姜子牙才出头，当了商朝负责风水（钦天监）的官员，这是祭司阶层所能得到的最高职位了。姜子牙的本领有些类似于唐朝的袁天罡、李淳风。　　甚至一度得到帝辛的宠幸，要取代费仲而为鹿台的督造，这是一个油水丰厚的职位，但是姜子牙不想压迫民众，建立实用价值不大，只为享乐的建筑。所以忍不住向帝辛进谏，结果惹恼了帝辛。　　费仲本来就忌妒姜子牙得到帝辛的看重，趁机向帝辛进谗言，帝辛决定要惩罚姜子牙，但是惩罚措施还没有出台，姜子牙得到消息，急忙返回家，弃官与妻子和儿女全家逃跑。　　姜子牙来到关中以后，隐居于渭水畔的蟠溪峡（陕西宝鸡陈仓区），并在磁泉边以长杆、短线、直勾、背身而钓的奇妙方式去钓鱼。实际上是表示自己名虽垂钓，却其意不在鱼，而是用这种特异行为将自己的名声传到姬昌的耳中，吸引姬昌的注意。在此不过守青云而得路，拨尘翳而腾霄。这就是姜太公钓鱼：宁在直中取，不向曲中求；不为锦鳞设，只钓王与侯。　　一年之后，姬昌占卜一卦，卦辞说：“非龙非螭，非虎非熊；所得乃是成就霸王之业的辅臣。”姬昌要求群臣到处查访贤才。这一访就是七年。　　BC1071年，姬昌终于访得姜子牙，亲自来到蟠溪峡，见到姜太公在溪边以无钩的钓竿钓鱼，见此情形而问姜子牙，姜子牙就说了这么一句话：无钩垂钓离水三寸，愿者上钩，不愿者回头，这体现了姜子牙经过八年的等待，心境已经完全不是当初朝歌时的情况了，完全达到处变不惊，以不变应万变的境界，虽然姬昌一直是他想要投奔的明主，但姜子牙完全没有露怯。　　王下趋拜曰：“望公七年，乃今见光景于斯。”尚立变名答曰：“望钓得玉璜，其文要曰：‘姬受命，昌来提，撰尔洛钤报在齐。’”因此称姜子牙为“太公望”。后人尊称姜子牙为姜太公、太公望。　　姬昌与姜子牙谈论后大喜，说：“自从我国先君太公（即古公，姬昌的爷爷）就说：‘定有圣人来周，周会因此兴旺。’说的就是您吧？”　　回去的时候，姜子牙让姬昌背着他走，姬昌虽然奇怪，但认为奇人的行为都是这样古怪，于是不顾自己已经68岁高龄，还是背着80岁的姜子牙向前走，走了48步，实在背不动了。　　姜子牙就说：“你背不动我，我还是坐车，不要用马拉，让你儿子们拉吧，姬昌的儿子们面面相觑，但是姬昌点头同意，无奈之下，儿子们套上了缰绳，拉着车子，走了808步，就叫苦不跌，坐在地上呼呼气喘，怎么也不肯再拉车了，姬昌也很不满意。　　
　　姜子牙这时才向文王父子宣称：“你周朝只能出四十八个帝王，有八百零八年的江山”。姬昌和儿子们目瞪口呆，后悔没有再走几百步。　　经此一事，姜子牙被尊为太师。　　这似乎说明姜子牙有预知能力。《乾坤万年歌》，传闻为姜子牙所著，凡770字，是“三大预言奇书”（其它两大预言是唐代李淳风的《推背图》和明代刘伯温的《烧饼歌》，三大预言中以《推背图》最为神异，甚至预言到当世）中最早出现的，它从宇宙起源开始，构架出万年之久的历史行进。　　姜子牙老年得志，为姬昌修文练武、励精图治，并策划推翻帝辛，以周代商。　　姬昌暗中和姜子牙策划如何推行德政以推翻商纣政权，其中很多是用兵的权谋和奇计。　　姜子牙辅佐姬昌积善修德，明道行仁；对外促使姬昌联络对纣王不太满意的其他诸侯国对其纳贡，从而使纣王放松警惕；对内定爱民之策，行惠民之事，提倡生产，训练兵马；所以后代谈论用兵之道和周朝的隐秘权术的，都尊法姜子牙的基本策略。　　姬昌发布“有亡荒阅”的律令，规定奴隶逃亡就搜逋，谁的奴隶归谁，不准藏匿逃亡奴隶。于是诸侯纷纷叛纣而往归姬昌。　　帝辛三十二年（BC1070），五星连珠的气象出现，有红色的乌鸦出现在周国的祖先祠堂。　　有赤乌集于周社。　　密人入侵阮（甘肃平凉泾川县）国，阮国被消灭，阮人星散，后人以国为姓，为阮姓的来源。密人吞并阮国后实力大增，对位于关中的周国构成威胁，西伯姬昌帅师讨伐密人，这是姬昌首次亲征，而姜太公为谋主，也是姬昌对他的一次考验。　　密国，又称密须国，佶姓，为西戎的一支，位于今甘肃平凉灵台县一带。　　帝辛三十三年（BC1069），密人被周师击败。周文王在其旧地分封宗室，继续以密为国号，只是国姓由佶变为姬。　　此时帝辛的军队主力正在东南与东夷部落激战正酣，根本抽不出手来，而密（西戎一支）对于商的诸侯国阮的进攻被视为是对商的无视，正在帝辛着急的时候，姬昌将之及时剿灭，没有使商陷入两线作战的局面。　　帝辛为表嘉奖，也是因为先前姬昌的表现，赢得了帝辛的信任，可能也是因为暂时无力约束周国，所以命西伯姬昌（加九）锡，表示同意姬昌称王，并赐给弓矢（shǐ）斧钺（yuè），使姬昌得专征大权，这是姬昌的父亲季历曾经得到的权利，而姬昌再次得到，从此周可以不须先通知商王，就可以代商伐不臣的诸侯。可以说周在迈向成功的路上又前进了一大步，而且是最重要的一步。而加九锡也就成了权臣成为帝王标志性的一个步骤。　　在基本解决西部的威胁之后，姬昌将周国的都城由岐（陕西宝鸡岐山县与扶风县）迁往程（陕西咸阳），之后姬昌没有顾及阮人复国的诉求，将阮地划入周国领土。　　《史记·周本纪》记载，诸侯国虞国、芮国发生纠纷，闹得不可开交，没办法想请姬昌仲裁。及到周地，看到周国人相互谦让，长幼有礼，非常惭愧，说道：“吾所争，周人所耻，何往为，只取辱耳。”相互礼让，向周国表示臣服。诸侯听闻了这件事情，凡是有矛盾纠纷都来找姬昌评判。此时姬昌也还是一介诸侯西伯，却已成为天下诸侯们的道德楷模。　　姬昌为政清平，尤其在明断虞、芮二国的国土争讼后，被世人称道为膺受天命。西伯昌断虞、芮之讼，也成为一个标志性事件，周人将这一年称为西伯昌受命元年。从这一年（1069）开始，西伯昌才正式称王，而各国诸侯也纷纷拥戴，称之为周文王。此时周文王已经83岁，姜尚82岁。　　帝辛三十四年（周文王二年，BC1068），周师突然攻占耆（qi，又名黎，故旨方地，山西长治潞城市）国与邘（yu，刑丘，河南焦作沁阳市）国，随后挥师攻打曾经向帝辛告发姬昌的崇（陕西西安户县）国，崇国四面被周的势力包围，只是因为以前与帝辛的关系密切，才能够对周产生制约，但如今商的主力在东夷，无法再保护崇国。崇国最终投降。　　前面介绍过，西戎中的一支旨方被两代商王武丁和武乙先后击败而归化为诸侯国耆，耆自从归化之后，其首领甚至担任过商王朝的西史，参与征战，勤劳王事，深得重用，是商王朝的重要盟友之一。而在周崛起之后也成为商王布置在北方防备周的重要帮手。　　帝辛在崇国被吞并之后，才明白姬昌的狼子野心，但已经为时已晚，周国已经坐大，而商朝主力不在，帝辛也只能期待周不清楚商的内部空虚，只能无力地申斥几句，而文王以崇国国君无道，而另立崇国国君的弟弟当新的国王而轻易化解了帝辛的责难，而原本亲商的崇变成为周的忠实拥护者。而且解除了周国的心腹之患，为周的势力东进扫除了最后的障碍。　　而对耆和邘的吞并解除了周北面山西方向和东面河南方向的威胁，并从北面和西面直接对商王王畿产生威胁。　　同年冬十二月，昆夷（西戎的一支）再次强盛起来，侵入周境，双方展开了为期三年的战争。　　帝辛三十五年（周文王三年，BC1067），周国因为灾害，且由于昆夷的进犯影响收成，粮食大幅度减产，从而引致******。　　为了保证朝廷的粮食供应，周文王决定将都城由程（陕西咸阳），迁往丰（陕西西安长安区沣河西岸），改名为丰邑，开始了大规模的营建，这是西安成为古都的开端。　　帝辛三十六年（周文王四年，BC1066)春正月，诸侯齐来向周表示敬意，服从周的领导，周文王得到各路诸侯的支持，率领诸侯联军，再次讨伐昆夷。昆夷被击退，三年战争结束。　　周文王派世子姬发营建镐邑（陕西西安长安区沣河东岸）。　　
　　定都丰京以后，周文王将周的势力向南扩展到长江、汉江、汝水流域，天下三分之二的诸侯都归心向周，形成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形势，而殷商已处于极端孤立的境地。这多半是太公谋划筹策的结果。　　诸侯很多背叛了纣而来归服西伯。西伯的势力更加强大，纣因此渐渐丧失了权势。王叔比干劝说纣，纣不听。商容是一个有才德的人，百姓们敬爱他，纣却黜免了他。　　实际上帝辛根本不喜欢听他们这些重臣们的话，他一直怀疑这些大臣与他不是一条心。在他看来，东夷才是大患，只需要将东夷击败之后，就可横扫周国和西戎势力，而周国的势力根本没有瞧在眼里，现在正可以利用周来打击西戎及其它分裂势力。　　帝辛三十七年（周文王五年，BC1065），周文王建立辟雍[pìyōng]，即周时代的太学。　　辟雍，辟借作壁字，言其为一圆形。雍字当写作广字下面加一个邕。邕字乃四方有水，土在其中。广是高屋之形，即指学校的建筑，四面环水。此乃当时天子所辖政府之学校，如同今天的“国立大学”，本为西周天子为教育贵族子弟设立的大学。　　其学有五，南为成均、北为上庠，东为东序，西为瞽宗，中为辟雍。其中以辟雍为最尊，故统称之。　　男性贵族子弟在里面学习作为一个贵族所需要的各种技艺、如礼仪、音乐、舞蹈、诵诗、写作、射箭、骑马、驾车等，在课程中还有性教育。贵族子弟从10岁开始就要寄宿于城内的“小学”，至15岁时进入郊外的“辟雍”，换言之，他们从10岁“出就外傅”至20岁行冠礼表示成年，中间要有10年离家在外过集体生活。　　《小戴礼·王制篇》有云：“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此即言当时的学校。　　泮宫者，泮是半圆形之水。《诗·鲁颂·泮水》，又称泮宫，是为当时诸侯有泮宫之证。此为诸侯国中大学，即如今的地方大学。国立大学四面环水。地方大学三面环水。在形制上，表明了中央与地方的尊卑之分。此后历代，全国各省县，均有孔子庙。庙旁有明伦堂，堂前有泮水。即承古代泮宫遗制。清代秀才入学，即称入泮。（明伦堂，即明堂）　　——《钱穆·国史新论·中国教育制度与教育思想》　　“明堂辟雍”是一座建筑，但它包含两种建筑名称的含义，它是中国古代最高等级的皇家礼制建筑之一。明堂是古代帝王颁布政令，接受朝觐和祭祀天地诸神以及祖先的场所。辟雍即明堂外面环绕的圆形水沟，环水为雍(意为圆满无缺)，圆形像辟(辟即璧，皇帝专用的玉制礼器)，象征王道教化圆满不绝。　　平面正中的建筑坐落在直径62米的圆形夯土基台上，呈“亚（繁体亚）”字形台榭，每边长42米。中心建筑四周，由四面围墙、四向远门和四角曲尺形配房围成方院。围墙外环绕一圈环行水渠。整组建筑形成圜水方院和圆基方榭的双重外圆内方格局。中心建筑正中为17米见方的中心台体，四隅各有两个方形小夯土台。中心台体上建一大尺度的方室，为“太室”，外侧小夯土台上各建一小室，与太室一起构成中心建筑上层的五室。中心建筑的中层，在台体的四面各建一堂，这四个堂分别为名堂、青阳、总章、玄堂，上层五室与四堂构成九室。文献有“明堂之制，周旋于水”，辟雍“圆如璧，雍以水”“明堂外水曰辟雍”，此处为两者合二为一。展示了典型的双轴对称的台榭形象。　　历代皆有辟雍，作为尊儒学、行典礼的场所，除北宋末年为太学之预备学校(亦称“外学”)外，均为行乡饮、大射或祭祀之礼的地方。　　东汉辟雍始建于光武皇帝中元年（56年），尚未来得及亲临视察，光武帝便驾崩了。到了明帝即位，才亲行其礼。　　帝辛三十九年（周文王七年，BC1063)，大夫辛甲因为感觉不到帝辛的重视，投奔周国。　　实际上，这也是帝辛与姬昌的性格不同，姬昌知人善任，任人唯贤；而帝辛性格强势，不愿意听别人的话，有贤人也怀疑用心，只用自己放心的人。　　帝辛四十年(周文王八年，BC1062)，周开始在丰京建造灵台，而灵台是古时帝王观察天文星象、妖祥灾异的建筑。　　前面介绍过，季历娶了太任，为商族宗室女子，所以无论周文王还是周武王都是商的外戚，是故周文王在丰京建起灵位祭祀商朝的历代祖先，因为这些祖先，从母系来讲的话也是周文王和周武王的祖先。　　而无论是辟雍还是灵台都是天子的专有建筑。诸侯建设都是违制之举，但是文王又是得了九锡，正式称王，所以又不算违制。而帝辛也没有认为周文王建设灵台是违制之举。　　帝辛还遣使者胶鬲向周国索要当地特产玉器。周与商的关系并没有绝裂。　　帝辛四十一年（周文王九年，BC1061）春三月，周文王、西伯侯姬昌去世，死后葬于毕（程之北，陕西咸阳）。终年91岁（BC)。子姬发继位。　　清华简《宝训》篇是周文王给周武王的遗嘱，篇中讲述“顺测阴阳之物，咸顺不逆，舜即得中”，核心思想就是中道。“中”的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宝训》里所含的“中”的观念，或称中道，是《宝训》全篇的中心，它与儒家后来所说的“中庸之道”有着内在的联系。“中”是上古时期各氏族部落共有的宗教信仰和道德观念，这种信仰和观念来自于原始初民共有的太阳崇拜。《宝训》蕴含的思想关涉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中道”和“阴阳和谐”观念，这些观念都是长期影响中国主流文化的核心元素。　　
　　周文王“训：昔前人传宝，必受之以詷。今朕疾允病，恐勿念终。女以著受之，钦哉勿淫。昔舜旧作小人，亲耕于历丘。恐求中，自稽厥志，不违于庶万姓之多欲，厥有施于上下远迩。乃易位迩稽，测阴阳之物，咸顺不扰。舜既得中，言不易，实变名，身滋备惟允。翼翼不懈，用作三降之德。帝尧嘉之，用受厥绪。于呼祗之哉！昔微假中于河，以复有易，有易服厥罪。微无害，乃归中于河。微志弗忘，传贻子孙。至于成汤，祗备不懈，用受大命。于呼发，敬哉！朕闻滋不旧，命未有所延。今女祇备毋懈，其有所由矣，不及尔；身受大命。敬哉毋淫。”　　译意为：昔时，前人承传宝贵技艺是传授给同行同理想的有道德人。今我的疾病确实病重，恐怕我著作之《周易》“朕闻滋不旧”，即“新闻”之中道易理信念，已经不能在我生实现了。发儿，你虽然不娴熟筮占、观象技艺，但可以我著作现成受用之，像先辈圣贤那样钦佩应用中道易理，不可淫失。　　不仅于此呵。从前，殷商成汤之上六位祖先，名称甲微，凭借伏羲氏传统文化易学和虞舜“恐求中”所著作《连山》易，衍变推导出“中”道易理之《河图》序系统，布施于当地民众受益，得以应用易理谋略发动和领导民众为其父仇报复“有易”，至使有易屈服认罪。地道《河图》序是天道的互相变易，天地阴阳和谐归中，对阴阳八卦传统文化中道易理没有损害，乃成为后来商朝作为国法、礼仪理念、历法，推行《归藏》易《河图》序系统。是甲微著作，且念念不忘遗传给子孙，至于成汤之恭敬备用不懈中道易理，指导“商革夏命”成功，得有天下。　　呼吁发儿要敬佩致学舜、汤那样应用中道易理。我著作《周易》滋益了新的内容，以姬家宗族史料、朕亲身经历之益损训戒为素材，遵照“卦变”规则，嵌入卦象，因陷困于羑里监狱恶劣环境而隐寓、比拟系辞。但中道易理本质并没有延长。今你恭敬不懈备用《周易》新的中道易理，足够你遇到所有事情理由之应用，也无须刻求你具体操作其技艺，关键是要领导革命成功，实现“身受大命”，治理天下。恭敬从命，谨慎行呵！　　从《保训》简里，可以进一步了解商周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了解周文王的对商策略、了解周人的治国理念，还可以了解儒家思想的渊源及其发展历程。　　而周文王建立的宗教观与商的时期不同。　　商汤建立了区别于后世的一元体系宗教观，是原始的多神教的发展，以祖先崇拜为核心。　　即先王（祖先）和“帝”（现任君王）都统一于对祖先神的崇拜，所以祖先神在现世的代言人，将来也是要升为神的，现任君王通过祭司阶层与祖先神相联系，实行政*教合一，这种商汤建立的体系使得商朝的情况类似于古埃及。　　但是随着祭司阶层逐渐产生自己的利益，而开始独立于王权，并且侵夺王权，所以到武乙时期王权开始破除对天神（祖先）的崇拜，实际是在破除祭司阶层的特权，商朝政*教合一的体系渐趋解体。　　《诗·大明》“天位殷适”和“《尚书·召诰》“皇天上帝改厥元子”之语：商王都是皇天上帝的嫡子、元子，而皇天上帝又正是商人的先祖神。　　商人是皇天上帝（商朝的祖先神）之子，周王也是皇天上帝之子；这里“天子”“帝子”的概念不是抽象幻化的，而是确有血缘关系的：商王是父系制的上帝——祖先神之子孙；周王是从母系来看的上帝——祖先神之外孙。　　从母系看，商族先祖也是周人的先祖，是周文王的外祖父、岳父等先祖。文王、武王也是商族先王——“上帝”的后裔，与商族王室有血缘关系，因此也可以在周建立文丁神宫、帝乙宗庙。　　这样就可以揭示一个周人革命的大秘密：周文王代暴虐的纣王而兴只是“帝改厥元子”的结果，纣王是商族祖先神——“上帝”的后裔，自认为生来“有命在天”(《尚书·西伯戡黎》)；而文王、武王也是商族祖先神——“上帝”的后裔。因此文王、武王受天命只是上帝——祖先神改立“元子”，王位继承权并未转移。文王、武王是文丁、帝乙的后裔，自然可以继嗣他们的等级名号。　　《孟子·万章下》述孟子向齐宣王解释贵戚之卿与异姓之卿的区别，前面介绍过。　　对于君王犯错误后，贵戚之卿与异姓之卿开始对待的方式同，都是进谏。君王不听的话，最后处理的方式就不同了：异姓之卿只好失望地离去，而贵戚之卿则可取而代之。　　孟子所言正好反映了早期国家阶段氏族贵族****时期的特点。周文王、武王奉天命革殷纣王之命，也就是上帝改厥子、贵戚易其位。　　在那时人们看来，王位君权的更替是同姓王族、贵戚之间的事务，外人不得插手染指。因此，文献金文中称周人革命是“改”是“代”，周文王是受命之君。　　季历、文王相继与商族通婚以来，已有“圣瑞”，已承袭了商族王族的等级名号，是殷先王的后代、外孙，也是商族的贵戚，当然可以取而代之，这也就是周文王、武王一面祭祀殷先王，一面积极准备征商并取而代之的原因。　　周文王充分考虑到祭司阶层的利益和弊端，开始实行新的宗教观。　　周代帝王宗教观是二元的，先王与上帝相脱离，先王受命于上帝。在先王以外另创造了一个上帝，再由上帝授命于先王，使先王“克配上帝”。这种宗教观类似于苏美尔人的王权神授。也就是说周朝虽然宗教祭祀仪式更加隆重，赋予了宗教更多的工作岗位，可是实际上彻底破坏了商代的********体系，是武乙宗教改革的更进一步，富有革命性。　　
　　即周视商代先王为上帝，而自己的祖先不再列位于神灵的行列。而自己也不是现世神。祭司阶层只负责专门祭祀神灵，而不再与王权相接，这样既斩断了政权与宗教的联系，又给宗教祭司留下了存活的空间。　　《礼记·文王官人篇》提出了“六征观人法”――这是一套记载最完备、最系统、最成熟的鉴别人才的方法，既是“观人术”、相人术，又是“官人术”、用人术。周文王教导太师（姜太公）用来考察人品之高下、评定才能之优劣的“六征观人法”，对于后世识别人才、考察人才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　　后世的周公、孔子、庄子、吕不韦、曾国藩、刘劭、诸葛亮等识人、相人大家，无不深受文王“六征观人法”的影响。孔子非常推崇周王朝的开拓者文王、武王，判断是非曲直往往以文武之道为标准。他曾说过“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孔子评判人、鉴别人的观点，集中反映在《论语》、《孔子家语》中。　　中国古人普遍有崇古心理，效法上古圣贤之君、效法“三代”之法，是古人津津乐道的话题。周文王就是人们心目中的完美形象。　　历代以复周礼为己任的人数不胜数。由于年代久远，文献残缺，人们对周文王的了解未必很多，周礼也未必很完美，但是作为人们对清明之君、清明之制的一种向往，它的意义还是积极的，所以说抽象意义的周文王影响了中国历史两千多年，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后世的儒家，为了把道德与政治联系起来，把文王当成一个“内圣外王”的典型加以推行，文王的影响就越来越大了。　　孔子因为生活在礼崩乐坏、道德沦丧的春秋时期，所以就特别推崇文王，他做梦都想恢复“郁郁乎文哉”的周礼。　　周文王陵位于咸阳城北6公里处渭城区周陵镇周陵中学内。周文王陵底部周长310米，高11.8米，墓前有清代毕沅所立的碑石。陵丘保存基本完好，献殿、木牌楼经过修葺和彩绘。　　姬发，统治时间：BC年。　　姬发，姬姓，名发。出生于BC1138年。　　帝辛四十二年（周武王元年，BC1120），姬昌的儿子姬发继承了周国的西伯爵位，被后人称为周武王。此时姬发78岁，姜子牙（吕尚）91岁。　　周武王将都城从丰邑（陕西西安长安区沣河西岸）迁至镐邑（陕西西安长安区沣河东岸）。丰邑与镐邑合称丰镐（陕西西安长安区）。　　周武王之后，丰京是宗庙和园囿的所在地，镐京为周王居住和理政的中心。镐京又称宗周。　　为了赢得姜子牙的支持，周武王迎娶姜子牙之女邑姜为王后。实际上此时周武王已经78岁，惊人的是5年之后，邑姜生下了后来的周成王，之后又生下了唐叔虞。可见当时无论周文王还是周武王都是老当益壮，这或许是开国君主多子多福，而往往亡国之君，子嗣艰难。　　很明显，周武王在即位之前，肯定已经有妻和子了，但是为了与姜子牙的关系，周武王还是将邑姜立为后。　　周武王将姜子牙尊为“师尚父”，也就是说亦师亦父，并且赐予丹书（铁券）。可能姜子牙是历史上第一个被授予丹书铁券的大臣。其作用类似于后世的免死金牌。往往由明君授予立下大功的臣子，多为开国时候出现。　　武王以兄弟周公旦、召公奭为助手，进一步整顿内政，增强军力，国力日益强盛。　　帝辛四十三年（周武王二年，BC1059）春，帝辛大规模检阅军队。　　峣山因地震而崩塌，似乎预示着帝辛执政，没有得到上天的庇佑，在古代，如果君王执政期间发生地震等灾害，是君王失德的表现，有时候君王要下罪己诏，反躬自省。　　帝辛四十四年（周武王三年，BC1058），周武王姬发伐黎（故旨方地，又名耆qi，山西长治潞城市）。　　前面介绍过，耆原本为商的诸侯国，在周文王在位期间被周军征服，但周文王死后，忠于商的势力又重新抬头，再次独立，改国号为黎，重新宣布忠于商。　　周武王在经过短时间稳定朝政之后，就发兵二次征讨并彻底消灭黎国。　　其地与民众于周武王灭商、分封诸侯时，被封给尧帝的后裔，赐爵为侯，仍然沿用黎国的名称。春秋时黎国迁都于山西黎城县东北的黎侯城，后为晋国所灭。黎国灭亡后，国民星散，其后裔以国为姓，是黎姓的由来。　　帝辛四十七年（周武王六年，BC1055），内史向挚出走投奔周国。　　帝辛自从与东夷的大规模会战开始之后，耗费将近20年时间，东征、南伐，倾全国之力以期灭掉百年来的大患。到了周武王六年的时候，才基本告一段落。　　相传商军曾组织象队参战，经多次激烈战斗，终将东夷平定，俘虏众多夷人，以补充奴隶和兵员。特别是讨伐徐夷的胜利，把商朝的国土扩大到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福建沿海。帝辛对东南夷方各部的用兵，保卫了商朝的安全。　　帝辛统一东南以后，把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向东南传播，推动了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促进了民族融合，郭沫若在一首诗里说：“但缘东夷已克服，殷人南下集江湖，南方因之惭开化，国焉有宋荆与舒。”******在评价帝辛时说：“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统一东南，把东夷和平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　　从帝乙到帝辛，商与东夷包括之前与夷方之战是一场漫长的、消耗极大的苦战，也使武乙之后已走下坡路的商朝国力大损。加速了商朝的灭亡，为居心叵测的周国取代商朝留下了可乘之机，故有“纣克东夷而陨其身”之说。　　
　　此时商王朝所有的精华已消耗殆尽，虽然是战胜者，俘虏、财货无数，但帝国已成空架子。在击败东夷之后，东夷各部依然叛服不定，所以商的主力（闻仲、飞廉统帅）不得不依然镇守在江淮一带，商朝内地一直比较空虚。　　故而，以帝辛之英明强势，只能将周人在西部征伐视若不见，而是极力地消化战果，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抚平战争的创伤。而此时商朝内部的重要大臣都主张勤修德政，不要再与东夷残部交战，而帝辛的打算与他们不同，好不容易取得的战果不能付之流水，不想从东南撤军。一旦撤军，东夷又将死灰复燃，而且帝辛也对宗室亲贵们的立场抱以怀疑态度。　　而商朝内地的空虚情况起初作为最高机密，并不为周国所知，直到内史向挚来投奔，周国才发觉有了可乘之机，但不能轻举妄动，必须作好万全准备，在商国无准备的情况之下发动突袭才有可能成功。　　帝辛四十八年（周武王七年，BC1054），夷羊现身；二日并出。　　夷羊，古指神兽、怪兽，也有说指土神，朝代将终的时候才会出现。二日并出表示新的王出现了，后世的说法天无二日指的就是百姓只能有一个主宰。而当时周国已经被帝辛赐予了九锡，建了灵台辟雍，说明周国作为外戚诸侯称王得到帝辛的默许。　　这些似乎也是商朝亡国的征兆。　　帝辛五十一年（周武王十年，BC1051）冬十一月戊子，经过四年的准备之后，姬发与姜子牙想继续完成姬昌的复仇大业，东征商国。　　姬发率大军在周控制区视察防务，先西行至毕（程之北，陕西咸阳）祭奠文王陵墓，然后转而东行。在中军竖起写有父亲西伯昌名字的神主牌，用车子载着，置于中军，姬发自称“太子发”，表示是奉文王之命进行征伐，不敢自己专行。姬发昭告各官，要求大家谨敬虔信，自己承袭先人的德业，还明定赏罚，以更好地完成任务。　　军队出师之际，被尊称为“师尚父”的姜子牙左手拄持黄钺，右手握秉白旄誓师，说：“苍兕苍兕，统领众兵，集结船只，迟者斩首。”　　伯夷与叔齐拦住了正从毕开拔的大军，他们二人叩马而谏说：“以臣子身份来讨伐君主这能算作仁吗？”武王的卫兵要杀害他俩，军师姜尚劝解说：“这是讲义气的人呀，不要杀害他们。”就把他俩扶走了。　　这次行动，一直到达孟津（河南洛阳孟津县），是武王即位后第一次大规模出师。此次观兵显然带有演习的性质，这便于熟悉地形和路线，以利于以后大军渡河北伐，也可试探商朝的虚实和诸侯的反应。诸侯都以为周将伐商，纷纷前来会盟，不期而至的有八百诸侯。人心向周、帝辛孤立无援的形势已形成，诸侯均力劝姬发立即向朝歌进军。诸侯都说：“是讨伐纣的时候了！”　　但姬发和姜尚则认为时机还不成熟，商汤时有1800诸侯之多，所以未足一半，商朝仍有追随者。在军队渡过黄河后又下令全军返回，可见周对商的忌惮。姬发说：“你们不知天命。”因时机还未完全成熟，还是班师回朝了。这次灭商预演，史称“孟津之会”或“孟津观兵”。　　这次姬发与诸侯的会盟居然并没有被帝辛知道，可见商朝内部的统治已经因为伐东夷和内部斗争而受到严重削弱。　　同年，帝辛对王室宗亲的猜忌已经达至顶峰，以箕子被软禁，比干被杀，微子出奔告终，而这三人在诸侯中都有威望，商朝内部统治经历了严重的分化后，摇摇欲坠。诸侯也对帝辛彻底失去期望。　　箕子，名胥余，文丁的儿子，帝乙的哥哥，纣王的伯父，官太师，封于箕（辽西地区）。爵为子，故称箕子。哲学家、政治家、殷商思想文化的代表。　　箕子与微子、比干，在殷商末年齐名，并称“殷末三仁”，在孔子《论语·微子》中曰：“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殷有三仁焉。”　　箕子作为儒家前驱，其思想上承大禹，下开周公“明德保民”和孔子的“仁”。　　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见微知著。　　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衰象初显的时候，外表上轰轰烈烈，其实内囊却上来了，所谓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史记宋微子世家载“纣为象箸而箕子唏”，这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夫商之季世，纪纲之废，道德之堕极矣。”（王国维语）商朝的灭亡决不单单是纣王一个人的过失，而是整个国家民族沉迷在令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堕落习俗里面去了，如历代王朝末世一样。　　箕子佐政时，见纣王进餐必用象箸，感纣甚奢，叹曰：“彼为象箸，必为玉杯，为杯，则必思远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舆马宫室之渐自此始，不可振也。”　　果然后来商纣王暴虐无道，整天酗酒淫乐而不理政，挥霍无度。纣王的叔父箕子，见纣王这般无道，苦心谏阻，但屡谏纣王都不听。　　当有人劝箕子离开朝堂时，他说，我如果这样去做，是在“彰君之恶”和“自说于民”。于是，箕子佯狂而独自一人隐居在箕山，闲暇时候借乐曲《箕子操》抒发自已郁郁不得志的苦闷心情。当纣王闻知箕子近况，遂软禁在今天一个名叫“箕子台”的地方。箕子台在今河南西华县。　　比干，子姓，帝乙的弟弟，帝辛的叔叔，官少师（丞相）。　　比干年少时就以少师（亚相）高位辅佐商王帝乙，又受托孤重任辅佐帝辛（商纣王）。　　比干主张减轻赋税徭役，鼓励发展农牧业生产，提倡冶炼铸造，富国强兵。　　商末帝辛暴虐荒淫，横征暴敛，滥用重刑，比干叹曰：“主过不谏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过则谏不用则死，忠之至也”。意思是君王有错，不谏佩不上忠字；怕死不谏，佩不上勇字。所以君王有错就要谏，君王不纳谏，甚至臣子得到死罪，这是臣子能够做到的之处。　　
　　遂至摘星楼强谏三日不去。纣问何以自恃，比干曰：“恃善行仁义所以自恃”。纣怒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信有诸乎？”遂杀比干剖视其心，享年66岁。葬于河南省卫辉市。　　比干夫人妫氏甫孕三月，害怕祸及到身，逃出朝歌，在长林（河南新乡卫辉市）石室之中而生男，名坚。　　而在《封神演义》中是这样记述比干之死的：　　鹿台完工后，纣王听信妲己妖言，欲会见仙姬、仙子。妲己心生一计，于十五日夜请轩辕坟内众妖狐变成仙子、神仙、仙姬来鹿台赴宴，享受天子九龙宴席，迷惑纣王。　　席上，狐狸骚臭难闻。功夫浅薄的妖狐竟露出了尾巴。宴席上的纣王叔比干看得十分真切，宴后将此情告知武成王黄飞虎。经查，众妖狐都是轩辕坟内的狐狸精。比干便与武成王黄飞虎领兵堵塞妖狐洞穴，放火将狐狸尽行烧死。比干还拣未烧焦的狐狸皮制成一件袄袍，严冬时献于纣王，以慑妲己之心，使其不能安与君前。妲己见袄袍尽是其子孙皮毛制成，心如刀割，深恨比干，誓挖其心。一番思索之后，妲己找来雉鸡精胡喜媚，两人决心共同设计害死比干。　　忽有一日，纣王正与妲己以及新纳妖妇胡喜媚（雉鸡精）共进早餐，忽见妲己口吐鲜血，昏迷不醒。喜媚道是妲己旧病复发，常有心痛之疾，一发即死。冀州有一医士张元，用药最妙，有玲珑心一片煎汤吃下，此疾即愈，纣王便要传旨宣冀州医士张元，喜媚对纣王说朝歌到冀州路途遥远，并推算说在朝歌惟有丞相比干是玲珑七窍之心，可借一片食之，纣王信以为真，即命人急召比干。　　比干闻之，既怒且惊，由于先前姜子牙离开朝歌时，曾去相府辞行，见比干气色晦暗，知其日后必有大难，便送比干一张神符，叮嘱在危急时化灰冲服，可保无虞。比干入朝前知己必难，便服饮姜子牙所留符水。比干来到鹿台下候旨。　　纣王听到比干来到，对比干说妲己心痛之疾，惟玲珑心可愈。听说皇叔有玲珑心，乞借一片作汤，治疾若愈，此功莫大焉。比干怒奏：“心者一身之主，隐于肺内，坐六叶两耳之中，百恶无侵，一侵即死。心正，手足正；心不正，则手足不正。吾心有伤，岂有生路！老臣虽死不措，只是社稷丘墟，贤能尽绝。今昏君听新纳妖妇之言，赐吾摘心之祸；只怕比干在，江山在；比干亡，社稷亡！”纣王曰：“皇叔之言差矣！总只借心一片，无伤于事，何必多言？”比干厉声大叫道：“昏君！你是酒色昏迷，糊涂狗彘！心去一片，吾即死矣！比干不犯剜心之罪，如何无辜遭此非殃！”望太庙大拜八拜，泣曰：“成汤先王，岂知殷受断送成汤二十八世（实帝辛为三十世）天下！非臣之不忠耳！”遂解带现躯，将剑往脐中刺入，将腹剖开，其血不流。比干将手入腹内，摘心而出，望下一掷，掩袍不语，面似淡金，径下鹿台去了。　　比干一言不发，骑马飞奔跑了好几里路，忽然听见一妇人大叫卖无心菜，比干勒马即问：“人若是无心如何？”妇人回答：“人若无心即死！”比干登时大叫一声血如泉涌，一命鸣呼。　　后来，姜子牙助周灭纣成功，奉元始天尊的法旨封神，比干被追封为北斗七星中心的天权宫“文曲星君”。　　毛*泽东对微子的评价：“……微子最坏，是个汉奸。他派两个人作代表到周朝请兵。武王头一次到孟津观兵回去了　　。然后又搞了两年（由《竹书纪年》知第二年就打败了帝辛），他说可以打了，因为有内应了。纣王把比干杀了，把箕子关起来了，但是对微子没有防备，只晓得他是个反对派，不晓得他里通外国。”　　微子，子姓，名启，世称微子、殷微子、微子启、宋微子。商王帝乙的长子，帝辛的庶兄，孔子的祖先。早年在微子国（今山西长治潞城市）做诸侯国君。封国为微，子爵国，故后来被称为微子启。　　殷商末年，帝辛无道，穷奢极欲，暴虐嗜杀，导致众叛亲离，国势日衰。微子多次亲谏帝辛，见“帝辛终不可谏”，便谋于太师箕子、少师比干，被帝辛认为与箕子比干为一党。　　当时无论祭司阶级还是王室宗亲都认为帝辛不听群臣劝谏，不是有道明君，前面介绍过贵戚，可以“君有过而易其位”。　　而如果帝辛退位的话，只有素有贤名的三人最有可能，即箕子、比干和微子启，而箕子（最少80岁）和比干（最少70）都已经风烛残年了，只有微子启较为年青（也至少60开外），且是帝辛的长兄。　　此时无论箕子还是比干都已经风烛残年，而微子启才是更受欢迎的继承人。所以王室宗亲事实上形成以微子启为核心的集团，以推翻帝辛为目标。但这个目标可能并不没有被箕子和比干知晓。　　在微子的暗中策划和游说下，箕子和比干出于对帝辛的忠心而不断上书，终于激怒帝辛，认为他们结成反对他的集团，箕子因为更加具有贤名，帝辛不敢杀他，所以软禁了他。而比干名声不如箕子，而被杀，不过，被杀的比干的名声迅速超过了箕子。　　虽然帝辛没有得到微子是幕后主谋的证据，但是也成为重大嫌疑人，微子得到风声，迅速携带商王室宗庙礼器（包括祭器和乐器），逃离朝歌，回到了封国微（山西长治潞城市）。微子的人生观又与比干不同：“今诚得治国，国治身死不恨；为死，终不得治，不如去”，意思是真心想要为国家出力，如果国家能够富强，自己就算身死不心甘情愿，但现在的情况是就算自己身死了，国家也不能富强，不如留待有用之身，以待时局。　　
　　帝辛见微子逃离也就不再追究其是否为主谋，也根本不在意其携带礼器之事。但微子却惧怕帝辛可能的捉拿，而带着国民由山西迁到了山东梁山，也称为微。这里与朝歌更远，微子得以心安。　　微子虽然离开朝堂，但因为箕子与比干的旧部的关系，其在朝廷的潜势力极为强大，对商朝的情况了如指掌。　　微子在了解了周武王孟津会盟的情况之后，认为可以借助诸侯的力量推翻帝辛的统治而自己称王，所以其派了两个人求见周武王。　　周武王自从孟津会盟之后，一直担心帝辛发动大兵袭击自己。但不久之后闻听箕子被软禁、比干被杀，而微子出逃以后派代表求见周武王。微子的代表将朝歌兵力空虚，主力在东夷镇守的情况，透露给周国君臣。姜太公：“大喜，天助周国，当得天下。”　　而后来微子的代表答应为周师引路，甚至直接帮助说降心向微子的守军。实际上微子等王室宗亲普遍对周的印象很好，且是商的外戚，向他借兵，并不成问题。没有想到周的目标是颠覆商汤基业。　　太祖对微子的评价：“……微子最坏，是个汉奸。他派两个人作代表到周朝请兵。武王头一次到孟津观兵回去了。然后又搞了两年（由《竹书纪年》知第二年就打败了帝辛），他说可以打了，因为有内应了。纣王把比干杀了，把箕子关起来了，但是对微子没有防备，只晓得他是个反对派，不晓得他里通外国。”　　周王朝建立，定都镐京（今陕西西安西南）。周武王追封父亲为文王，并分封诸侯。　　帝辛穷兵黩武，持续发动征讨东南夷的战争，已把商朝弄得国困民乏。　　帝辛五十二年（周武王十一年，BC1050）秋天，姬发探知帝辛更加暴虐，良臣比干、箕子忠言进谏，一个被杀，一个被囚；太师疵、少师强见纣王已不可救药，抱着商朝宗庙祭器出逃；百姓皆侧目而视，缄口不言。　　姜子牙见时机成熟，就向姬发提出伐建纣议。　　十二月，姬发同姜尚研究，认为灭商条件已完全成熟，果断决定发兵伐商，通告各诸侯国向朝歌进军。在先秦时代，战争之前一定会卜算吉凶，所以太史卜了一卦，得兆象大凶，见此不吉之兆，百官大惊失色。但是按照文王对《易经》的研究心得，虽然文王传说中什么都能算到，但是文王创作的《易经》确不是简单的占卜书，而文王对占卜的作用看得不是很大，一伯事情如果决定去做，就要去做，而不要因为占卜而怀疑不去做，只有在怎么做的选择上，可以占卜为参照，即文王说的“时至而勿疑”。　　姬发很明白文王《易经》的道理，所以并不理会占卜的结果，通告诸侯共同征伐。姜子牙在鲜原集结大军，精选战车300辆，虎贲3000，甲士45000人，组成伐纣大军。　　诸侯群起响应，在刑丘（故邘国之地，河南焦作沁阳市）与周师会师的最大的八个诸侯是庸、蜀、羌、髳、微、卢、彭、濮，后人称之为牧野八师。周武王改刑丘之名为怀庆。　　庸国，牧野八师之首，为荆楚大国，建都上庸（湖北十堰竹山县）。　　庸国在商朝时期，是群蛮之首，湖南北部、湖北西南部的“百濮”都归集在庸国的麾下，这与庸国在当时的政治军事实力和威望是分不开的。　　商汤至周早期的庸国疆土包括现今的荆州市及荆门市的南部到今钟祥一带。庸国的南部包括今天重庆的东北地区，含万洲、开县、梁平以北各县。庸国的西部包含陕西省汉中市大部分属地。《华阳国志·汉中志》说：“（汉中）本附庸国，属蜀。”也就是说，汉中原本是庸国属地。庸国的北部包含今天的湖北郧西县、陕西旬阳县及商洛东部。　　庸国在春秋之前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岁月，其建国历史具有连续性、稳定性。庸国在夏时，或最迟在商时就已经成了较为统一、相对稳定、中间无间断的国家。如果从夏时算起，就有1700多年的历史，如果从商算起，也有1100多年的历史。　　庸国丧葬文化的独特之处是岩葬，即“悬棺文化”。悬棺一直是史学家研究的重要课题，有些迷底长期无人揭开。古庸国人有岩葬文化的传统，有岩屋的地方直接把棺木放进岩屋内，没岩屋的地方将悬崖凿个洞穴放进去。在竹溪河流域，两岸悬崖上至今仍保留着一些洞穴，当地人称之为“老人洞”。最近在水坪镇洛家河一洞穴中还发现了完整的人骨。这些洞穴即古人丧葬之用。当地还流传着一种传说：古人见人老了便死，而蛇在洞中蜕一层皮就变年轻了，觉得不公平。请求上天变“人死蛇蜕壳”为“蛇死人蜕壳”。上天答应了请求。于是人老了睡进洞中蜕一层皮又重返年轻。不料这样下去人满为患，古人只好又请求上天恢复原样。以上的民间传说与竹溪岩葬风俗有紧密联系，老人洞事实上就是老人死后的丧葬之地。古庸人最初风行岩葬，后来变为人造洞穴，再后来逐渐演化为土葬。而岩葬的棺木、尸体大多年长月久风化烟灭。岩葬文化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甚至到现代其风俗仍未完全破灭。庸人有岩葬的风俗，就不难解，庸国立国千年，为何未发现古庸人王室墓穴的疑团。　　庸国丧葬文化的另一个独特之处是“打夜锣鼓”，又叫“唱孝歌”。打夜锣鼓一般有两人或三人，一人系鼓，一人提锣，围着棂柩迈着慢慢舞步，边走边唱，一应一对，或后随一人跟唱。发现于神农架林区的《黑暗传》，现被称之为汉民族第一部叙事史诗，实际上是流行于江汉中西部地区民间的打夜锣鼓歌词唱本。《黑暗传》不是出在某人某时某地，而是古庸国人世代文化延续的结晶。　　
　　古庸国是中国巫文化发祥地之一。长江三峡的巫山古称灵山。《山海经·大荒西经》称灵山有十巫，今已被证明都是早期的庸人。其后，十巫中最强大的“巫咸族”建立了一个“巫咸国”（在今天的巫溪县一带）。十巫中，巫咸、巫彭都曾为商王太戊的大臣。巫彭精通医道，巫咸除精通医道外，还精通天文、乐器。巫咸、巫彭所研究的医道、天文、乐器等，对中华文明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庸国所属江汉西部各地，明、清以前均有“民多信巫”的记载。至今这些地区仍然保留着许多巫文化，而且其使用的巫术也基本相同。这些巫术由来已久，根深蒂固。巫文化的另一方面，就是中草药文化。鄂、渝、陕边境地区民间中草医颇具地方特色，积累着宝贵的经验。这恐怕同上述巫术一样，与古代庸国巫文化的延续和发展是分不开的。　　庸人还能歌善舞，并发明鼓等乐器，因此古人有时将大鼓称为“庸鼓”。庸人善于歌舞，在《诗经》中可见其端倪。《诗经》中《江汉》及《墉风》中一些作品，很可能就出自庸风。世有“吉甫作诗”之说，尹吉甫为周武王的大臣，其出身地即庸国的附庸之地麇国。庸国的歌舞后来发展成山歌、戏剧。两竹高腔、薅草锣鼓、闹房花鼓调，主要源头就在古庸国的歌舞。　　早在商、周时期，庸国人就开始食用茶叶，并使用生漆，并将茶叶、生漆作为贡品。产地“巴”，实际上包含庸国的三峡地区，即后来的峡州、夷州等地。在三峡一带，庸人的茶文化后被楚人所继承。　　庸国还是中国盐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古庸国的富强与其地产盐有很大关系。早在****时期，庸人就开发了盐泉，用以煮盐，并打开了通往楚国、秦国等地的盐道。秦地少盐，楚灭庸后占领了庸人的盐泉，籍以控秦，秦国则派白起占领了鱼邑之地，夺取了盐泉。据史书记载，秦楚战争，首先就是从争夺庸人盐资源开始的。　　在科技方面，庸国盛产五金，是铸钟大国，掌握着先进的青铜技术，因此又被称为“镛人”。商代的许多鼎器、大钟都是庸人的杰作。同时，庸人又因善于筑城建房而被称为“墉人”，周朝统治者就曾请庸人在洛邑（河南洛阳）建造都城，竹山县古庸方城遗址的城墙历经3000余年风雨侵蚀，仍然屹立不倒，这些足以证明庸人的建筑艺术确实高超。　　蜀，位于四川盆地，东接庸国，北接周国、羌国。为牧野八师之一。　　蜀地文明分为几个时期：蜀山氏冉族、蚕丛氏羌族、柏灌氏羌族、鱼凫氏冉族、开明氏蜀族（蜀族是合化的民族）。蜀族是先秦时期一个不同于华夏族文化的民族（华夏族也是合化的民族）。　　前面介绍过从商王廪辛时期开始，外来的柏灌氏羌族一直统治着四川盆地。　　时值商朝末年，在今成都温江万春镇境内有条马坝河，在古时候非常大，河宽三百六十丈，水深看不见底。那时，河的南北两岸有两个部落，北岸是柏灌氏羌族部落，南岸是土著冉族部落，南岸的百姓喜好水，都靠打鱼为生。在南边的这个部落里，有个中年人杜宇，既聪明又勇敢，渔民们都很佩服他，就拥戴他当了打渔头，被百姓称作“鱼凫”。　　这个部落的大王凶残贪婪，捐税一次比一次重，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恼火。打渔头也忍不住了，心一横，带领老百姓推翻了那个大王，重新建立了一个部落。因为大家都是打鱼的，打鱼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