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园》，又名《植物学家的女儿》或《植物学家的中国女孩》等，是由旅法四川人戴思杰导演的一部有关中国题材的故事片，该片描述的是在孤儿院长大的唐山大地震孤儿李明，到南方一个著名植物学家的植物园实习，期间与植物学家的女儿陈安产生同性爱情，为了长期保持这种关系，李明答应与植物学家的儿子结婚，后植物学家因发现女儿和媳妇的同性恋关系而心脏病发而亡，李明和陈安也被当局宣判死刑。由于故事题材比较敏感，该片被拒绝在中国大陆拍摄，最后只好移师越南拍摄的外影，当然影片也不可能在中国公映。

影片中的植物园位于一个小岛上，终年被各种绿色植物覆盖，云雾缭绕，仿佛是世外桃源；饰演李明的内地演员李小冉、饰演陈安的一名中法混血儿，都是非常成熟、性感的女演员，她们在片中都有激情、唯美的表演；该片反映的女性同性恋情节，亦被其法国制片人吕克?贝松誉为“女版的《断臂山》”。这些“唯美的画面、漂亮的女演员、前卫的女同性恋故事”，就像是影片展现给观众的一件件华丽的外衣，观众很容易被这些华丽的外表所迷惑，但在这些华丽的外衣下，该片的主题却非常空洞、怪诞，对中国当时的社会习俗、军人及法律等描述，都存在严重地失实现象，甚至是歪曲，这让人不由不想到导演拍摄此片的目的，就是为了吸引外国观众或投资人的关注，不惜丑化自己的祖国形象。

该片的许多地方可以说是逻辑混乱，甚至是低级的错误，比方说女主角李明是唐山地震孤儿，1976年唐山地震时3岁，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最多才16岁，正常的话还是一个高中生，怎么可能已经大学毕业呢？16岁还没有达到法定的结婚年龄，怎么可能和植物学家的儿子登记结婚呢？；剧情中有李明和陈安到山中挖人参的情节，为了防止人参“遁去”，用红线绑住人参后再挖，这纯粹是神话传说，作为中国著名的植物学家的学生也相信此传说，也于情于理都说不通了；李明和植物学家儿子的婚礼，反映的习俗更是不伦不类、不中不洋，在说李明一外地来短暂实习的学生怎么可能和一个在籍军人就闪电结婚了呢？；片中的植物学家，仿佛是庄园主，拥有若大一个植物园，而不是隶属某个大学或科研所。诸如此类的常识性错误，在片中很容易找到，很难相信是一个中国籍的人导演的影片。

相对于前段有关中国常识的错误，下面的问题就要恶劣的多，因为存在着严重地歪曲严实情况。片中植物学家的儿子是一个思想守旧、有着严重暴力倾向的人物形象，由于其不是主要人物，导演完全可以模糊其身分进行处理，没有必须将他贴上一个现役军人的标签，这位军人不仅仅道德上有缺限，而且不遵守军队的纪律，现役军人的婚姻属于军婚，军婚由于其特殊性，一般结婚之前必须向所在部队进行申请，批准后才可以结婚，而他只是回家探亲，就自主结婚了，而且婚礼上还有其战友参加，很是荒唐，要知道他是驻藏现役军人，就算是西藏交通方面，军队也不会给这些战友放假呀，难道这支军队也没有严格的纪律吗？

为多数观众（国人）所诟病的，还有片尾的处理，就是在法庭上，李明和陈安因同性恋被宣判为死刑，片中还特别强调，宣判死刑和植物学家的死没有关系，完全是因为他们之间有伤风化的同性恋。不知道导演为什么设计这样一个结局，在上世纪的八十年代中国已经很开放了，同性恋问题并不是洪水猛兽，以至于社会所不容，中国更没有哪一部法律规定同性恋是犯罪行为，而且严重到要被处以极刑，就算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我想也没有这样一个案例。导演戴思杰，作为一个在中国出生、成长的大学生，不可能对中国的实际情况不了解，他作为国家公派法国的留学生，不回国为祖国效力也就算了，反而要拍摄如此混淆黑白的电影来妖魔化中国，其居心何在？像戴思杰这样的卖国求荣人渣，在国外还有很多，其实他们只是国际反华势力豢养的一群狗而已。

本文内容为我个人原创作品，申请原创加分

  一个披着华丽外衣的杀人恶魔

        天还没放亮，蛤蟆滩上的居民们大都还在睡梦中，秋宝娘急忙起床提着水筲和井绳来到井边，水井就在她家门前十几步远的地方。她要提前把家里的水缸打满水，等天色大亮来打水的人多了，兴许井水不够打的。挨饿的年代，家家户户粮食少，不够吃的就上山扒树皮、撸树叶；下坡剜野菜、挖草根，用水就特别多。自来水是一分钱挑一担，还得按钟点到很远的水站排队挨号挑水。过惯了穷日子的蛤蟆滩上的居民们只好到这口免费的懒水井（盐碱水）打水淘洗野菜、洗刷器具。这口井当初掏得浅，随着这蛤蟆滩上居民户的增多，来提水的人也越来越多，这口井经常被汲得底朝了天。

秋宝娘眨巴着惺松的睡眼来到井边，她在水筲的提把上系好井绳，把空筲缓缓地滑落到井下，待水筲底部触到水面刚要摆动打水时，秋宝娘的眼马上睁圆了：她发现浅浅的井底有一个像西瓜大小的红包袱，那包袱里包着一团不知是什么东西。那包袱随着水面波纹一圈圈的扩大在诱人的晃动着。秋宝娘顾不上打水，忙提上来空筲放在井沿上，转身回家拿来一个四爪钩——专门打捞水筲用的铁锚，拴在井绳上顺势放到井底，左挠右勾地来回摆动，不一会儿，就把那红包袱捞了上来。为了避人耳目，怕被人看见走漏了风声，秋宝娘把包袱放在空筲里，一手提着筲，一手提着拴着铁锚的井绳，转身回到院子里。心想该当不挨饿，天上掉馍馍；没想到今天在井里冒出这么一笔浮财！兴许是哪个地主或资本家怕被搜家挨斗，丢弃的金银首饰什么的。做了一辈子发财梦的秋宝娘上了年纪后终于遇到了一个发财的机会。

秋宝娘回到院子里放下盛红包袱的水筲和拴着铁锚的井绳，手扶着街门的木质门框抻出头来，左瞅瞅右望望，天色还早，街上还没见人影。她这才放心地关上街门，插上木制的长方形门栓，她要自己给自己一个惊喜，她努力忍受着“怦怦”跳动的心脏，提出水筲里的红包袱小心翼翼地解开一看，吓得“啊”——的一声尖叫仰面张倒在那里不省人事！

和她娘同住在东间屋的春嫚还没起床，忽听见她娘的尖叫声忙问：“娘，出了什么事？”也不见娘回答。知道事情不妙，忙披衣出来一看，也吓得“哇”的一声尖叫跑到西间屋拽起还在被窝里的说着梦话的弟弟秋宝嚷着：“吓、吓、吓、吓死人了！咱娘她、她、她”——春嫚指着院子结结巴巴地说不成句子，脸色由于惊吓变得蜡黄。秋宝极不情愿地披上衣服，一面低声埋怨着：“什么事大惊小怪的，这么早就起来瞎嚷嚷！”他下了炕信步来到院子里一看，也吓得魂飞魄散！原来打开的红包袱中央放着一个被剥去了脸皮的头颅正呲牙咧嘴地瞪着他！

这是我的长篇小说《蛤蟆滩风云录》开头篇的一段文字，毋需讳言，蛤蟆滩的原型就是仲家洼，那红包袱里的头颅是青岛蔬菜公司国营北仲菜店经理韩喜凤他老婆；制造这场惨剧的凶手就是韩喜凤。因为韩喜凤顶着个国营菜店经理的头衔，所以说他是个披着华丽外衣的杀人恶魔。

那是1960年，在北仲派出所的门前，有一条南北贯通的土路，路东是北仲家洼，路西的南段是东仲家洼，路西的北段是西仲家洼，这条土路南接“乱葬岗”北连延安三路，穿过延安三路就是台东八路的南头，因为这是一溜上坡才能走出仲家洼来到台东八路的上坡路，所以这条路也叫“八路崖”（现在叫“北仲路”），“八路崖”这条土路两头高中间低，在这条路的最低洼处有一条横穿“八路崖”并与其呈十字形的窄小土路，这条小土路是东西向，东头接壤太平镇，西头通往西仲家洼，在这十字路口靠近西仲家洼那边的第一家是青岛内燃机厂，内燃机厂的旁边是北仲菜店，这个菜店的体制是国营，负责东、西、北三个仲家洼居民的蔬菜和副食品的供应，菜店的经理叫韩喜凤。在这十字路口的东边第一家是一户三间房的独院人家，门牌是北仲家洼64号，他家对面是一条通往太平镇的河，河边有一口公用水井，紧对着他家的门。那个包着头颅的红包袱就是被捞水筲的人在这眼井里捞上来的；我的小说里有些情节是经过艺术加工了。

我家常年在北仲菜店买供应的副食品，经常见到韩喜凤，他中上等个头，长方形脸，卷曲的头发附盖在头顶把脸蛋衬托得更加漂亮；一说话就带笑，和蔼的很。凡是见过他的人无论如何也不会把他和杀人凶犯联系在一起。可是就是这位衣冠楚楚的经理却把与他同床共寝多年的妻子杀害了，而且手段还极其残忍！真是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青岛当代文学》诗歌编辑、著名诗人锦河（鞠德璋）老师小时候见过韩喜凤他老婆。当年他姨姥娘就住在韩喜凤家对门，他常去姨姥娘家玩耍，经常遇到韩喜凤他老婆去找他姨姥娘和他妗子啦家常。韩喜凤他老婆烫着一头卷发（当时妇女烫发的很少），白净皮肤，微胖，镶着一颗金牙。以后鞠老师又去他姨姥娘家玩耍，看到很多人在对门围观并指指画画地议论着什么，他姨姥娘说常来她家串门的韩婶被她男人杀了。年幼的鞠老师听后很吃惊，他怎么也想不通，一个活得好好的人，怎么说杀就杀了呢！在那社会秩序相对稳定的年代里，北仲家洼突然出了个杀人案，那是惊天动地的爆炸性新闻！

仲家洼地形复杂，人员拥挤，是个传播、演绎故事的地方。关于韩喜凤杀妻案的版本很多，有的说韩喜凤原来是国民党军队里的一名连长，被解放军俘虏后参加了解放军，说被他杀害的老婆原来是他舅子媳妇，韩喜凤和他舅子媳妇勾搭成奸后把他老婆杀了，拐带他舅子媳妇从老家跑来了青岛……

有的说，当捞起的包袱被解开露出头颅放在井边时，人们都去围观并纷纷议论，当时韩喜凤也在场，他还憎恨地说：“这家伙太狠毒了，怎么把脸皮也给剥掉了？可杀不可留的东西！”……

还有的说韩喜凤搞了个老大嫚，为了与她结婚，所以杀了他老婆。这个说法比较靠谱，因为张贴在大街小巷里枪毙韩喜凤的布告上已经写得很清楚了，那个老大嫚是建筑公司的壮工（临时工），因她不知道韩喜凤杀妻的内幕，所以法院没把她当做共谋杀人犯来处理，但还是因为她乱搞男女关系，又因她有孕在身，最后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

为了确保这篇文章所涉猎事件的真实性，我专程去拜访了书画界一位姓赵的老朋友，他的书法作品曾三次在日本东京国际书法大奖赛上获得银质奖章，他一家三代人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向来说话办事都很扎实，所以他介绍的这个版本可信度极高。他说当年他父亲在交通局下属的“马车社”赶马车搞运输，“马车社”的地址设在台柳路靠近海泊桥这头。那天赵大爷被调度员安排到城阳去给市蔬菜公司北仲菜店拉菜，赵大爷拉回菜在北仲菜店刚卸完，和往常一样，去找韩喜凤经理签字回单位好交差；马车社与北仲菜店每月结一次账。韩喜凤笑吟吟地刚要给他签字，这时“八路崖”那边突然响起刺耳的警报声，由远而近。韩喜凤拿笔的手一哆嗦，强打着笑脸对赵大爷说，他有点紧急事要马上处理，并指着一个工作人员的背影说，你去找他签字吧。说完急匆匆地挤出菜店不见影踪。赵大爷感觉到韩经理突然变得反常了，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原来那井里的头颅被捞筲的居民打捞上来以后，有人马上到派出所报了警，派出所又打电话向台东公安分局报了警，台东公安分局接警后火速开着警车拉着警笛来勘察现场。这一切菜店里的人和排队挨号买副食品的居民们还有送菜的赵大爷都不知道；可韩喜凤心里最清楚，他知道他作的孽要犯事了。他急忙跑回长兴路44号他的住处收拾行囊准备逃跑，他已买好当晚通往东北的火车票。那时通讯工具不发达，更没有网络搜索这一说，只要他跑到东北，这案子就像大海里捞针难以侦破了。

经验丰富的刑警们看着头颅虽被剥去脸皮，可有一颗金牙还镶在牙花子上，他们马上带着头颅到当时的台东区医院让牙医们辨认，当时社会上镶金牙的很少，而且镶牙的都有医疗档案，一查是韩喜凤他老婆；公安们立马又驱车去长兴路44号将正准备逃跑的韩喜凤逮了个正着。长兴路与台东区医院只隔几个路口。

后来赵大爷又去北仲菜店送菜，听员工们说，韩喜凤的屠宰技术相当好，割肉不能说“一刀准”也差不多，他把他老婆杀害后并没有忙着肢解，而是等血凝固后才把骨、肉用剔骨刀剥离开，这样不至于血溅满屋。他把骨、肉分装在几个大坛子里撒上咸盐封好坛子口摆放在床铺底下，等以后瞅机会再做处理，晚上他就和他搿伙的那个老大嫚在这床上颠鸾倒凤。那老大嫚不知内情倒也罢了，可韩喜凤守着床下他老婆被他肢解的尸体和不散的阴魂，倒也能激起那份性趣？看来这家伙的兽心和兽性比野兽还要野兽上多少倍！

枪毙韩喜凤那天我在华阳路橡胶六厂大门口看到游街的刑车，那天特别寒冷，街上的行人非常稀少，警笛声和西北风都在拼命地呼叫着，像是在向人间的邪恶势力公开宣战。韩喜凤被五花大绑插着亡命牌挺胸昂首地站在第一辆刑车的敞篷车厢的最前面，脸虽被冻得紫的像茄子，但表情显得很坦然，一点负罪感和恐惧感也没有，我真怀疑这家伙的心是否是铁矿石做的！

据说临行前，执刑人员问他最后有什么话要说，韩喜凤竟说后悔没有把他老婆的金牙拔掉！执刑人员令他跪下，他不跪，踹了他好几脚才把他踹跪下。但他还是昂首挺胸，死不悔改！

王法大于天，多行不义必自毙！韩喜凤再咬牙，也随着一声清脆的枪声，一头栽倒在地，好像要立即钻进阴曹地府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