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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元代以前陶瓷
此钧窑四系瓶器形饱满玲珑、造型独特;胎质细腻、釉质乳光晶莹,肥厚玉润;釉色青如天蓝,蓝里藏紫,蓝紫交织相融,窑变美妙,极具层次感;周身布满兔丝纹、珍珠点和鱼子纹。钧窑瓷器是北宋时期出现的一种最特殊的青瓷,其独特研制的玛瑙釉水在烧制后,釉具五色,艳丽绝伦,此瓶不失为宋钧官窑之罕见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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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延禧宫中陈列了从北宋直到清宣统年间的各种传世钧瓷作品及从禹州钧台窑、原禹州制药厂等地收集的残片、修复品等,全面展示了宋、金元时期北方地区规模庞大的瓷窑产品的面貌。主流观点认为,钧窑最著名的窑场位于禹州旧城北门内的钧台与八卦洞附近,而且钧窑得名于大禹传位于其子的地方——钧台。

地处河南禹州的钧窑,几乎是一个早有定论的瓷窑,宋代钧窑与汝窑、官窑、哥窑、定窑齐名,为我国宋代五大名窑之一。钧窑有官钧和民钧之分,民钧创烧于北宋早期,大约宋徽宗大观年间钧窑向宫廷供奉花器,被称为官钧。官钧宋代说最先是由冯先铭先生提出的,他沿袭了清代《南窑笔记》《景德镇陶录》等文献记载,将官钧烧造年代定为北宋。由于缺少宋元时代的文献资料,在考古发掘中没有找到相应的地层关系,出土文物中的证据没有说服力,不少学者尤其是考古专业的专家学根据自己掌握的材料对钧窑的陈设用瓷的烧造年代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笔者认为,当年一个窑口烧制会持续较长的时间,那些用作实验的瓷片未必就是与传世器物同时代的,或有后代仿烧的可能。但不管怎样,在没有可靠的证据和新的考古发现之前,这样的争论一直都会存在,这种状况虽说不至于影响钧瓷在陶瓷史上的地位及其艺术价值,但毕竟会带给大家观念和思想上的混淆。

或许我们可以换个角度,对他们提出的证据进行重新梳理,以期接近历史的真相,寻找失落的文化记忆。

在所见到的最早的历史文献中,钧窑与宋代名窑并列,明代著名收藏家项元汴在其(《历代名磁图谱》中提到“宋均窑双凤小尊”“宋均窑细花一只小瓶”“宋均窑匾蒲壶”“宋均窑蛟灯”等,“均”与“钧”通,但他所描述的器型完全不同于我们所熟悉的陈设类钧瓷,或许是民钧的产品。通常认为《宣德鼎谱》是最早记述钧窑的文献,“内库所藏柴、汝、官、哥、钧、定”,告诉我们明初内府已藏有钧窑瓷器,虽未提烧造时代,但这些窑口并列的关系无疑指向同一时期。

成书于清雍正年间的《南窑笔记》明确指出钧窑烧造于北宋时期。据陆明华考证,这结论可能出自官方,或许是由唐英派往河南调查钧窑的吴尧圃等人得出的,也可能是参照前人的提法。而有的清代文献已公开写出“北宋钧窑清初孙京泽在《砚山齐斋杂记》中写道:“窑器所传柴汝官哥钧定可勿论矣。”这些钧窑始烧于宋代的说法绝不会是妄加猜测,应该是有一定根据的。清嘉庆二十年《景德镇陶录》中有“钧窑烧于北宋,出钧台”的内容,乾隆年间的《南窑笔记》记载了相同的内容,朱琰的《陶说》中也使用了“官钧”一词。清宫的档案记录和雍正皇帝对钧瓷的重视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作为支持北宋说的依据。

(二)从考古发掘的角度来看

1950年,陈万里先生在禹州考察时在神垕镇野猪沟发现一批质量上乘的钧瓷碎片;1964年以冯先铭先生为首的专家对白峪河下游沿途的遗址进行考察,得出了钧窑创烧年代为北宋的结论;2001年,秦大树教授通过对刘家门的考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1964年以赵青云为代表的河南省考古队发现了禹县城关八卦洞的古钧台遗址,将出土的瓷器标本与故宫旧藏传世宋钧进行对比,两者在造型、釉色、烧造工艺和刻字上完全一致。随后1974年至1975年对禹州钧台窑的考古发掘进步证实了这批传世钧瓷的产地。

2004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禹州钧台附近的一处窑场进行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瓷片和窑具,其中有许多天蓝釉和月白釉的瓷器,器型与1974年的那批非常相似,与故宫所藏的个别器物如乳丁洗、盆奁类同,但普遍体量稍大,胎体厚重,做工不够精良,另外,还有很多盘碗、高足杯、高足碗等实用器物,从很多方面可以看出两者的不同。

其一,埋填方式不同。1974年出土的器物为小坑集中填埋,无日常用具;2004年出土的器物为大坑填埋,器类较杂。

其二,制作工艺不同。1974年发掘出土的器物比例适中,做工精细;2004年出土的器物制作粗糙。

其三,釉色不同。2004年的发掘出土了大量的孔雀蓝釉,与传世器物的窑变效果极不相称。两次发掘的不同器物相似的造型,证明它们不是产生于同一时代,后者有仿做之嫌。

遗憾的是宋代并无有明确纪年的墓葬出土钧瓷,金元时代的北方墓葬倒是屡有发现,但这并不能证明钧瓷始烧于金代或元代。官钧是不会作为陪葬品出现的,而钧窑乃至钧窑系是一个在北方影响颇大,持续时间长达500年的民窑,其产品在墓葬中出现倒不奇怪了。

(三)从民间钧瓷文化来看

尽管钧瓷研究的历史文献很少,但民间有关钧瓷的神话、礼仪、传说、习俗等却很丰富,这些民间传承下来的文化资源对考察研究钧瓷历史可起到比照、旁证的作用。

关于钧瓷传说,以阎夫立编的《钧瓷的传说》收录最多,其中涉及时间概念的有《吴道子与钧瓷》。吴道子是禹州人,作为唐代的画圣,民间艺人的祖师爷,在其家乡备受推崇。而钧瓷以其神奇窑变著称于世,作为中国古代五大名窑之一,早已成为当地的标志性符号,名人与名窑,于是在民间两者自然就攀上了关系。不过从目前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来看,钧瓷历史溯及盛唐是没有任何根据的,但这也或许反映出钧瓷与唐代有一定的关联,或是由唐代某一瓷种演化而来。

柴烧?螭龙尊·晓霞 | 任星航作品

《柴窑和神垕钧窑的传说》倒是与清代文献中的记载相符,还有《钧窑史话》说,五代之末山西壶关窑工因战乱与柴窑工匠一起到颕川经营钧瓷,在青釉的基础上烧成铜红釉,这或许从一个方面反映了钧窑与柴窑的关系。当然柴窑本身至今也仍是个难解之迷,在此无须赘述。

蚯蚓走泥纹?玉壶春瓶 | 大宋官窑作品

《钧瓷开片与盘龙瓶》讲述的则是徽宗朝之事,说蚯蚓走泥纹、冰裂纹、鱼子纹等都是皇帝取的名字。开片本是瓷器的瑕疵,在风雅的宋代却被文人发现了审美价值,而成为奇妙的艺术特点。

以上这些传说虽不够严谨,可信度有限,但其能够在当地流传至今,应该是有一定根据和来由的,不能全信亦不能不信。另外,禹州当地沿袭下来的有关钧窑的祭祀、装窑、烧窑、开窑等宏繁仪式以及行规、俚语等礼俗文化,细研深究起来,也与宋代的文化特质及社会风气相符合,特别是与宋代五大名窑中的汝、官、哥、定其他四个窑种的一般礼仪习俗有许多相似相通之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官钧宋代说提供了佐证。

(四)从有关钧瓷的图像和实物来看

宋代崇古之风盛行,在更新传统礼学的背景下延生了宋代的金石学,一方面大规模收集古器,另一方面编绘《宣和博古图》。宋代陶瓷工艺的提高,使陶瓷逐渐取代了青铜、漆器在陈设、日用甚至祭祀方面的功效。钧瓷造型古朴端庄,无论从器型还是名称上都可以看到宋代崇古风气的影响,代表器型出戟尊、贯耳瓶、古钉洗、鼎、炉等皆为仿商周青铜式样,同一时期汝窑的三足盘、哥窑的琮式瓶、官窑的鬲式炉等皆是仿古的造型。

(仿宋)鼓钉洗 | 王建伟作品

从釉色上说,北宋崇尚自然含蓄、淡泊质朴的审美观,无论汝窑的天青,官窑的粉青还是钧窑的玫瑰紫、海棠红等,都追求那种如玉般的质感,与宋徽宗受道家影响的美学观相一致。故宫收藏的宋代钧窑陈设类器物主要有出戟尊、尊式花盆、仰钟式花盆、海棠式花盆及盆托、菱花式花盆及盆托、长方形花盆及盆托、六方形花盆及盆托、鼓钉洗等等,共三十余件,其中器物底部刻有数字的陈设瓷二十件,另外还有瓶、炉、碗、盘、碟等日常用瓷,几乎囊括了宋代传世钧窑的所有品种。

(仿宋)出戟尊 | 刘家钧窑作品

其实,在故宫展厅中欣赏从北宋到清末的各种钧瓷、仿钧产品,能够感受到同一时代器物在造型、釉色、比例、线条方面的共同点,还有那种时间沉淀的厚重与皇室用品的端庄大气,这种气质并不是简单的化学实验所能证明的。另外,同时期的官钧器物风格与民窑也有共同特征,如海棠式折沿盘,在刘家门窑址北宋标本中也有,折沿的做法在宋代瓷窑中是比较普遍的,制作精细,在形与线条的处理上极为讲究。六等分器身与花口也是宋代经常采用的美化器型的手法之一,陈设器中的六瓣花口与六瓣形器身与民间瓷窑风格一致。

(五)从科学检测结果来看

根据苗建民、夏君定等专家所做的热释光测定和研究,禹州梨园地窑址与原禹州制药厂窑址钧窑标本热释光年代测定的结果为距今820±80年和815±80年,而十年前上海博物馆的两位专家测试结果因受当时样品量的限制,未能实际测量瓷片标本的实际年剂量,使用了典型年剂量,导致热释光相对较为年轻。从这次研究得出的数据看,支持明代说的数据属于小概率事件,通常认为是不可能发生的22,可以忽略不计。

可以说,这个结果直接推翻或否定了之前官钧明代说的所谓科技证据,给官钧北宋说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原标题:【看完就知道 宋金元钧瓷到底如何区分】

宋金元三朝均有钧瓷生产,有些产品也非常类似,如何区分,且看下文:

宋代钧瓷无论是民窑还是官窑,器物造型都非常规整,釉面质量高,釉色纯净。

民窑釉色多以天青为主,也有月白、天蓝、葱青;

官窑则以运用金属铜“窑变”呈色之美妙著称。

宋 钧窑天蓝釉三足筒式炉

宋 钧窑玫瑰紫釉长方花盆

民窑较之官窑胎釉略薄,但是都能做到施釉厚薄得当,

所见瓷器流釉、粘足的极少。

宋钧胎质细腻致密,呈灰褐色,吸水率低,瓷化程度高,叩之声铿锵圆韵悦耳。

从胎质断面可以看出,纯净无杂质,很少有空隙,很少出现釉层剥落等现象。

宋钧窑玫瑰紫釉葵花式花盆-北京故宫

宋代钧瓷大多施满釉,且器底多涂褐色(俗称芝麻酱色)护胎釉。

鼓钉洗、花盆和盆奁,以及盘类以支钉支烧,其它则以垫饼烧造。

金、元时期的钧瓷制作,从某中意义上讲,还是对宋代钧窑工艺的继承和延续。

金、元时期的钧瓷工艺特征不可避免地有时代烙印及本民族特色,形成与宋钧有差异的工艺特征。

金代钧瓷的制作基本上沿用了宋代的造型风格,并烧制出一批具有代表性的钧瓷作品,如一些瓶、炉,造型更为多变丰富,而且窑变美丽。

金代 钧窑天蓝釉紫斑盆

金代钧瓷中的碗、盘的造型基本上也是沿用宋制,器形逐渐变大。

金代 钧窑天青釉夹板炉

金代钧瓷是战乱之后的恢复之作,是为满足民间大量的日常生活需要而在民窑的基础上重新建立起来的。

从这一点来讲,它并不十分严格要求钧瓷胎釉的选料精细,制作的精益求精。

它的首要目的十分明确:实用为上。

金代 钧窑月白釉紫斑梅瓶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烧制出的金代钧瓷,除少数精品外,普遍出现胎料粗松、胎质泛黄等现象。

金代钧瓷较少支烧,大多以垫饼垫烧,

轮制产品不规整,盆、碗、碟、罐的圈足统旋直足,

所掏窝子一刀而过,窝子不正,深浅不一,

刀痕、指痕都程度不同地出现在胎体上下不加任何修饰。

金钧窑天蓝葡萄紫海棠式盆托

釉色以天青、天蓝为主,窑变色彩不及宋钧自然,

其釉彩流动性小,与宋钧窑变神奇美妙、变幻莫测的艺术效果形成鲜明对比,成为金代钧瓷色釉变斑一大特点,

这也真实地反映出战乱之后的金代钧瓷的艺术水平。

金天蓝玫瑰紫仰钟式花盆

元代是钧瓷瓷器蓬勃发展的时期,烧制钧瓷的窑场遍及各地。

元 钧窑天蓝釉紫红斑盖罐

钧窑瓷器在这一历史时期,已经成为民间百姓中最主要的生活用具,

这种大量的需求虽然刺激了钧瓷的生产,但也同时带来了负面影响,

只追求钧瓷生产的数量,而忽视了钧瓷的质量,整个元代钧瓷量大质粗。

与宋、金时期的钧瓷相比,元代钧瓷品种单一,器物多大件,给人以笨重之感。

元 钧窑天蓝釉紫红斑双系罐

胎釉皆粗,釉厚而不匀,厚的则过度,

釉流下垂处聚釉达到了“垂若蜡泪”的程度;

薄釉露胎处则又可看到胎上的轮指和刀痕。

釉质较粗,烧成后多有气泡和棕眼,釉面光泽度较差。

釉色以天蓝、月白居多。元代最突出的成就在于釉面乳浊感更明显,釉色变化非常巧思,由于独特的烧制工艺,整体釉色效果更丰富。

器体上的紫红窑变斑似人为之作,形成彤云密布之景象,或聚成物形,不及宋钧窑变美妙自如。

元钧施釉一般不到底,底足露胎,底芯也露胎。

元代钧瓷也偶有少数精品,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白塔村出土、带“已酉年九月十五小宋自造香炉一个”铭文的钧瓷双耳炉,

钧瓷双耳炉 ,侈口,直颈,圆腹,下承三足,口沿至肩安有双耳,颈部有三个雕帖的麒麟,造型饱满。

在器体上有明确纪年的铭文,这在钧窑瓷中是少见的,为断定它的烧造年代,提供了重要依据。

元 钧窑天蓝釉紫红斑钵

元钧器形不仅较之宋、金时大了很多,而且在器物的造型方面也有独到之处,

元钧在器物表面所采用的堆雕、镂孔等装饰技法在宋、金钧窑瓷器中是不见的。

金至元 钧窑月白釉镂空八佛八方供器

通过实物对比,可以看出元钧与宋钧的主要区别在于:

1、宋钧大多为满釉支烧,底足刷有酱色护胎釉;元钧多施半截釉,底足露胎。

2、宋钧釉厚而匀;元钧釉厚而垂。

3、宋钧胎釉细腻;元钧胎釉粗糙。

4、宋钧器体上的紫红窑变弥漫全体; 元钧则聚成块斑。

宋钧釉无论深浅浓淡皆浑然一体;元钧釉浓处起斑彩或条纹,浅处仍见水浪。 宋钧更多是整体之美胎釉俱佳,而金元钧则在器型和纹饰局部表现略胜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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