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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不太清楚,从师资和背景去看看好不好,其次找个脾气好点的老师

经常听来美国旅行的中国朋友说的一句感受是:这里的残疾人真多。

这些中国朋友所说的残疾人,是那些从身体外表和举止可以明显看出来的残疾人。在讲数据之前,我的感受是:和残疾人偶遇,交谈,合作确实是我在美国的生活中很平常的一件事。

我家旁边有个公园,每天我都会带狗去那里散步。公园里围出了不小的一块地搭建了两个温室,周围几块露天的土地上种着应季的花草和蔬果。这里的员工都是残疾人或者义工。根据生理与心理缺陷的严重程度不同,残疾人在这里得到不同的训练和帮助。较轻度残疾人在这里可以学习园艺技术,锻炼社交能力,通常几个月后他们便能在义工的帮助下找到工作。较重度的残疾人则在这里通过园艺和专业的志愿者帮助自己做肢体或心理治疗,他们大部分人如果愿意,都能长期的留在这里,通过销售种植成果自给自足。

我认得这里的每一个人。常来公园的附近居民,都认得这里的每一个人,并会跟他们打招呼,谈天说地。他们中绝大多数都无法记住见过的人,却通常能记住见过的狗,有个患有唐氏综合症的员工每天见到我的狗都会说:“Hi Chester! 你今天看起来真高兴!我跟你一样高兴!”

美国的每个建筑门边都有便于残疾人出入的自动开门按钮,洗手间有残疾人专用位,公共汽车有便于残疾人上下车的设备,停车场有给残疾人预留的大一号车位。我待过的每一个学校里,都有几个身体有残疾的同学,宿舍里有专门给身体不便的同学准备的在一楼离出入口最近的房间。每一门课,只要有需要,老师都会问有没有人愿意记笔记,课后复印给有听力障碍的同学,这时候都会有很多同学举手。大家不会盯着坐轮椅的人看个不停,不会对说话有障碍的人较慢的语速表示不耐烦,也不会不论事情大小都主动上前给残疾人提供帮助

大家对与残疾人的相处习以为常,正是这种习以为常,让残疾人真正成为社会大众生活的一分子,反映了社会对残疾人群的包容和尊重。

查了一下统计数据,截止至2000年,美国有4970万人有不同程度的心理或者身体残疾。当然,美国对于残疾的定义要比中国广泛的多。拿大学来说,学生如果在沟通或者学习上存在被医生确认的心理问题,就可以以残疾的理由,要求老师延长考试时间。

来自中国的朋友们的“惊诧”,可能反映了一个长期被人忽略的事实:在国内,大概只有少之又少的人会对与残疾人相处感到习以为常,大众对与残疾人相处感到的“不适”,对这个群体极低的理解和包容,只能让他们被迫“消失”在我们的生活里。

最典型的例子可能是盲人——光看中国视力残疾人士的数量,截止至2010年,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的统计数据显示是1263万,并且在不断增长。但即使盲人数量这么多,在国内的公共场合,我们仍然很少见到他们。而其他那些智力和身体残疾的人士,则更是“多年一遇”。这是为什么?

上海市盲童学校应届高三毕业生王蕴,因为获得了距离满分只相差37分的总成绩,而获得媒体的广泛报道。王同学的经历和成就当然有着榜样的力量,密集的报道也会让其他的盲人们看到希望,让社会大众关注盲人与其他残疾人的潜能。但是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想,这样的热度和诧异,同样也反应出一种心态:王同学的表现,远远超出了人们的心理预期,或者说人们对于盲童的想象

换句话说,媒体与大众的关注反应的正是,在我们的社会里,能取得像王同学这样的成绩,获得他得到的机会的残疾人少之又少。到底是其他盲人,或者其他的身体残疾学生,学习天赋差,不够王同学努力,还是因为社会忽略了这个人群的存在和需求,没有给他们发挥自身才干提供足够的支持和平台?

中国残联的数据显示,2006年,残疾人中43.29%是文盲,残疾人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面临诸多挑战。全国每年有接近100万残疾儿童出生,他们中很大一部分被藏在家中,甚至直接被抛弃,保守估计28%的残疾儿童没有得到基本的义务教育

对有残疾的儿童,很多学校会直接拒收,理由是他们会给同学和老师造成不适和不便,这一举措是对残疾儿童的直接歧视。即便同意收取,学校也要求残疾学生有家长或照顾人陪同,从而不会给老师,学校带来额外的工作,这个要求通常让需要工作的家人为难。

一般情况下残疾儿童会被送去特殊学校,然而特殊学校通常离家远,残疾儿童会失去来自家人最直接的支持和帮助,而且特殊学校所能给予的教育程度有限,迫使很多残疾学生初中后便辍学,极少有机会接受高中,大学等高等教育。

更重要的是,特殊学校把残疾学生跟所有其他学生隔离,让他们在所谓正常的学生群体中“消失”,这对残疾学生不公平,尤其是心智健全,只有身体缺陷的残疾学生,也对一般学生不利,因为他们失去了了解残疾同龄人的机会。

受教育机会的限制,使残疾人普遍教育程度偏低,为就业带来了巨大障碍,然而目前,顽固的社会偏见使得即便是受教育程度不低的残疾人也面临巨大的就业困难。一位从医学院毕业的侏儒症患者说很多医院给他面试,但却没有一家医院给他工作,因为医院觉得他的外形会有损医院形象,最后他选择了到云南昆明的“小人国”做管理工作,他说那里所有人都有侏儒症,身材矮小,没有人歧视他,他能感受到在外面感受不到的安全和尊重。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的调查显示,2006年,中国残疾人就业率是31%; 北京师范大学则公布,2007年到2012年,就业率是45%左右,但是到了2014年,就业率只有26%。而对残疾人可以从事的工作,社会也设定了诸多框架,比如盲人只适合做按摩师或者钢琴调音师。政府规定公司企业需要在所有工作岗位的1.5%到2%中雇佣残疾人,否则需缴纳罚款,但是很多企业宁愿交罚款,也不愿雇佣残疾人或者在工作场所给残疾人提供无障碍设施,甚至有不少企业开设没有实质性工作的“虚拟”岗位低薪招聘残疾人,花钱买残疾人证以规避罚款。

政府原本应该在反对就业歧视方面带头,根据1990年出台的《残疾人保障法》,不能因为残疾为理由歧视求职者。但是中国政法大学的调查显示,一半的受访者认为,他们在求职过程中遭到歧视,因为他们是残疾人。

中国教育部从2014年开始允许盲人参加高考,并且要求一些省市提供盲卷,当时有两名盲人报名。但是直到2017年,根据中国媒体的报道,那一年全国940万考生中,也只有7名全盲考生,而来自安徽的唯一一名盲人考生王宠,考分比理科一本线高出88分。

但是不管是今年的王蕴还是去年的王宠,他们的求学过程注定会比其他学生困难,因为摆在他们眼前的选择,从专业到学校,都十分有限。

英文四级考试因为一位盲人大学生的坚持,从去年开始提供盲人卷,正如普通高考权也是来自一些盲人为自己权益的争取。而在争取的过程中,总有一批人,从此失去了原本应有的机会。

要真正保障残疾人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和权利,我们需效仿国外学校,为残疾学生提供能够让他们独立生活学习的合理配置(reasonable accommodation)或称无障碍设施,比如安装电梯,自动开门按钮等等。政府也需要给学校提供相应资金支持,给老师提供与教育残疾学生相关的培训,把与残疾人相处,对残疾人给予尊重与包容纳入到日常的学校教育中。

只有给残疾人公平的机会融入我们的教育系统,给其他孩子机会走进与了解残疾同龄人的生活,才能消除偏见,让社会丢失的对生命的理解和尊重失而复得。

网络图片:这样的善行,侧面展示的是公共无障碍设施的缺乏

2012年,国务院颁布实施《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这些年来,一些城市建设了盲道,残疾人通道,无障碍厕所等设施。

不过,正如不少中国媒体报道的,在不同的城市,无障碍设施成为政绩的表现,只有硬件,却没有相应的管理,特别是在设施损坏失修之后,没有跟进,并没有让残疾人真正受益。而有些硬件更是不符合国家标准,加上存在偷工减料,结果变成了纯粹的面子工程。

2017年,中国消费者协会和中国残疾人联合会调查了中国一百多个城市,中国无障碍设施的整体普及率只有百分之四十。看到有北京的盲人告诉记者,宁愿呆在家里,这是因为盲道不但不安全,反而是更加“危险”,因为经常会被盲道上的障碍物绊倒

被网络群嘲的中国城市“盲道”
被网络群嘲的中国城市“盲道”
被网络群嘲的中国城市“盲道”

而占用残疾人设施,特别是盲道的情况严重,却没有任何严格处罚。

这让我想到,美国停车场的那些有着残疾人标志的停车位,因为处罚严厉,即便停车场再满,再赶时间,我也不敢停

一来,我不想违法违规,二来,对于规则的尊重已经成为社会普遍的认同,即便在社会资源紧缺的情况下,也必须为残障人士的基本权益提供保障,而出行便利就是残障人士应享有的基本权益之一。

不可否认,在残疾人保障的议题上中国确实取得了不小的进步。根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统计,全中国有超过八千五百万残障人士,在过去的五年里, 他们中500万人得以脱离贫困,300万人学得一技傍身。高速发展的高科技,尤其是互联网,软件产业也给一部分残障人士提供了生机。《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保障残疾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生活等方面享有同其他公民同等的权利。然而,不管多大的法律保障,都还没有转换成对残疾人实质的支持,也还无法抹灭社会大众对残疾人顽固的偏见。

每年五月的第三个星期日为“全国助残日”。5月20日是今年的全国助残日,这一天各省市地区都举办了不同规模的助残活动,比如武汉的单身残友联谊,残疾大学生专场招聘会,甘肃的为重度肢体残疾人送轮椅等。但这一天更多的是被庆祝为网络情人节,对残疾人的生活关注少之又少,而这一天之外的每一天残疾人如何度过,如何解决生活里方方面面的需求,就更加少为人知了。

在国内,大家习惯性的把残疾人看作被同情,被可怜,被耻笑,被嫌弃的对象。不少人认为残疾人的出现让他们感到不适,不安,不快,为消除这些负面情绪,他们选择把残疾人拒之门外,迫使他们消失匿迹,这是极为自私的做法。

甚至还有人滥用社会达尔文理论,认为残疾人不能做到适者生存,应该自行淘汰,这是极为丑恶的想法。残疾人是社会平等的一分子,他们每个人也有自己独特的才能和价值,但他们背负的偏见太多,得到的保护和支持太少。有身体和心理缺陷的人常常因家庭经济条件限制得不到医护治疗,甚至被家人视为负担和耻辱,残疾人被家人囚在房间,关进笼子,绑在树上的新闻层出不穷。他们被强制性消失,随着他们一起消失的,还有一个社会里的人性。

虽然从小到大我们被讲述过许许多多身残志坚的故事:张海迪,海伦·凯勒,霍金等等,但这些故事的强调点基本都在 “残疾人都能克服困难,有事业成就,你怎么不可以?”而很少思考过 “我们怎样让更多残疾人有受教育,就业,就医,发挥自身才能,同样为社会做贡献的机会?”

曾被树立为全民榜样的张海迪

其实答案很简单,我们需要做的只是在适当的地方给残疾人提供合理配置和无障碍设施,把残疾人看作和我们一样的人。残疾人有权利进入公众的视野,我们也有义务对每一个生命给予最根本的尊重。

【注】本文原标题《消失的残疾人和我们对生命的尊重》。

原标题:残疾人证出租为哪般

“本人有视力四级残疾证,求可靠单位挂靠,薪金可议,可以帮公司免残保金。”近日,一些招聘网站上登出不少出租残疾证的信息。

北青报记者调查中发现,一些残障人士即便不到企业上班,只需“挂靠”企业,采取假工作的方式,就可以获得一定收入以及社保。而一些企业为了躲避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节省开支,也采取“假用工”的方式来招收残障人。

对于这种貌似双方都赚便宜的方式,一些残障人权益工作者认为,此类做法一方面有悖于政府设立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初衷,另一方面也体现出残障人自我生存能力差,社会欠缺帮助残障人提高就业能力的健全机制。

“出租”残疾人证每月能挣1500元

近日,北青报记者打开某个招聘网站进行搜索,发现不少残障人士在上面发布出租残疾证的信息,“本人家人有个残疾证,想下挂贵单位,上三险即可。”“本人有视力四级残疾证,求可靠单位挂靠,薪金可议,不用上保险,可以帮公司免残保金。”这些信息大多都是用残疾证挂靠企业,帮助企业免除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以此换取酬劳。

北青报记者与几名在网上登广告的残障人士取得了联系。“我也是看别人这么做。”李女士说,残疾证就是她本人的,她目前还做着另外一份工作,但并没有用到残疾证,“搁着也就搁着。”她听说别人把残疾证挂靠到企业,可以获得一笔酬劳,于是也有点心动,便在网上发布了出租残疾证的信息。

另一名企图出租残疾证的张女士说,她的残疾证是外地的,但是在北京也可以用。“有人来查我可以过去。”她说,如果有人来检查,就通知她,她可以过去在单位上几天班。“一个证只能挂靠一个单位。”她介绍说,自己还没有挂靠过其他单位。“没办法,现在残疾人生活困难呀。”李女士说,有些残障人士生活比较困难,残疾程度较高的确实没有办法寻找工作,将残疾证租借出去好歹能解决下生活问题。

顺义区一位自称是四级视障的刘先生说,他们村好几个残障人士都找到了挂靠单位,不过有些年纪太大的没找到“下家”,“太大了人家也不用呀。”

“我不奢求跟正常员工工资一致。”谈及出租残疾证,企业需要付多少酬劳,一位残障人士说,只要达到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就可以。而其他几位残障人士的要求高低各异。“一个月得给我1500元。”一位称家在延庆的残障女子要求比较高,而另一位残障男子则称,一个月给300元,再帮着上保险就行。“不上保险也行,一个月多给几百块。”

挂靠残疾证与找单位工作哪个选择更好?“当然是挂靠合适了。”方女士回答,残障人士很难从事高端工作,找到一份工作也就挣2000多元,还比较辛苦。将自己的残疾证出租,谈好了一个月收入近1500元,比上班要合适。

个别企业“只要证” 不爱录用残疾人

在招聘网站中,北青报记者还找到了一则目的性很强的企业招聘启事,这则招聘启事称,“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无论有无工作能力,均可以报名应聘,待遇:每人每年5000元。可以不必来公司上班,只需提交残疾证并与公司签订合同即可。有居民户口者优先。”

北青报记者在相关网站查询到北京市关于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规定:北京市行政区域内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等各类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不少于本单位在职职工总数1.7%的比例,如果本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达不到此比例,按照年度差额人数和上年度本地区职工年平均工资计算交纳用于残疾人就业的专项资金。

网站中还登载了残疾人就业保障金计算方法公式,该公式为应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金额=上年度全市职工年平均工资×60%×(本单位在职职工总数×1.7%-残疾人职工数),应安排残疾人就业不足1人的,应按实际差额比例计算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金额。一家50人的公司,其在2012年安排残疾人就业达不到规定比例,2013年应缴纳残保金28590元。以这个例子计算,一名企业找到一名拥有残疾证的残障人士前来挂靠,一个月工资1000元,一年只需花费12000元,即便加上社保和公积金,也比28590元的标准节省。

“我觉得老板这样做不太公平。”深圳市一家残疾人就业基地的负责人廖女士说,有些残障人士靠出租残疾证来谋生的做法她有所耳闻,“为什么就不能正常雇佣一名残疾人呢。”他觉得有些企业的老板这样做只是考虑自己的利益。

此外,对残障人士的管理需要更为专业化,也是一些企业选择“假用工”的原因。“残障人士跟普通人的心理不一样。”她说,有些残障人士的自卑感较强,一些无意识的话语或是正常的批评,很容易刺痛他们柔软的内心,残障人士会认为你在欺负他们,心中会产生较大的抵触情绪。“你约束他们一下,他们就会比较抵触,放松一点管理,他们就会有些过于自我。”廖女士说,企业管理残障人士的度很难把握,要比管普通人更加细心,更加全面才行。

出租残疾人证现象需从三方面寻找原因

“我确实听说有的残障人做这种事。”一名盲人公益广播的负责人杨先生说,这种情况的出现有其背后的原因,主要是企业、政府、残障人士三方面。

“企业对残障人还不了解。”杨先生说,一些企业要租用残疾证,还是因为他们不想招收残障人士,认为真正录用残障人士比较麻烦。“他们对于残障人士的技能并不了解”。杨先生说。

“政府应该创造更好的环境。”杨先生说,政府应该创造更好的利于残障人士就业的环境,比如无障碍通道,开发盲文软件。杨先生说,目前残障人士群体的素质确实参差不齐,跟企业的用人要求有一定差距,这使得他们的就业范围相当狭窄。“只能通过教育才解决。”

杨先生介绍,目前残障人士的就业以低端为主,很多人干着保洁或看门的工作,有些智障人士去洗车,视障人士主要集中在按摩和钢琴调音两个工种。“其实有些残疾人的英语很好,完全可以去当话务。”

杨先生说,其实残障人士本身并不愿意闲在家中,他们更愿意去工作,这样可以结识更多的朋友,工作也是对他们个人价值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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