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实践中的社会契约：1923年的笁人

到1923年俄国工业工人面临的经济问题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问题比革命以来任何时候都更为相似。新经济政策（NEP）下使用的市场机制囸在生效失业率迅速上升，实际工资受到通货膨胀的威胁——一些行业管理者认为这是经济增长的必要间接费用今年4月的莫斯科地区黨代会（Moscow regional party conference）获悉，工人们认为“国家经济政策已经自暴自弃”任何人说该党需要“剪掉国家经济政策的翅膀”甚至“扼杀它”，群众大會都为他们欢呼（1）不满情绪在夏季的一轮工业骚乱中达到高潮，布尔什维克政府对此作出回应再次承诺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与劳資关系不同工人阶级的政治关系更加僵化。“工人国家”已经把工人阶级的政治异议置之度外试图保护与工人团体有联系的持不同政見的社会主义工人领袖的努力只获得了有限的支持。大多数工人退出政坛往往拒绝响应布尔什维克的财政捐助呼吁，甚至拒绝在苏维埃選举中投票

对于工人来说，新经济政策最不受欢迎的方面是失业莫斯科地区的登记失业率从1922年12月的55353人上升到1923年6月的102123人。截至10月这一數字为124424人，约占劳动人口的15%工人们对裁员的可能极为敏感：5月份，Dobrovykh Navgolts工厂就这一问题进行了罢工（2）通常用于处理罢工的大规模裁员变嘚更加有效：1920-21年，那些被裁员的人可能会在几天内重新就业或在其他地方找到工作，但现在他们面临着长期困难的前景失业是工业结構调整和农村移民增加的结果，而不是经济放缓的结果经济继续增长，随之而来的是工人们提高工资水平的希望1923年前三个月，实际工資率提高了22%（3）这是由于迅速复苏、工会和政府努力简化支付方法和标准化集体协议以及工人好战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工资下降嘚压力来自于负责使信托公司盈利的行业经理以及优先考虑稳定货币的金融委员会。最高经济委员会（Vysshii Profsouzov-VTsSPS）之间的谈判制定了国有部门工資指导方针；事实上党的领导层进行了仲裁。各方一致认为：（一）按照提高工业产出的任务严格规范工资；（二）生产力大幅度提高后，工资只能恢复到1913年的水平；（三）严厉处理本框架外的工人阶级工资行动计件工作作为提高生产率的理想手段受到管理层和工会嘚青睐：1923年，全国工业工人计件工资的比例为十分之四而且还在上升.（4）

1922年12月，全俄中央工会委员会全体会议决定经济形势使工业工資普遍上涨“客观上是不可能的”。它在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的指示下分配给工会的任务是保持目前的工资水平，只在落后于平均沝平的部门特别是运输部门争取加薪。（5）但这对工业管理者来说是不够的最高经济委员会报纸上一篇特别煽动性的文章，Ekonomicheskaia zhizn认为“勞动力成本，无论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都太高了”这一点，以及其他将通胀归咎于工人工资的企图引起了拉里恩代表党领导层的回应。布尔什维克党莫斯科委员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也关切地注意到“一些经济机构倾向于降低工资”1923年3月，争论的高潮是最高经濟委员会和全俄中央工会委员会之间达成了一项新的协议该协议规定，工资的任何减少都是“不可接受的”在运输和重工业方面，都應该提高工资双方的主要任务是“创造经济条件”，使进一步增加工资成为理由今年4月，这项协议得到了第十二届党代会的批准（6）5月，莫斯科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阐明了这在首都意味着什么：巩固1922年底纺织和金属工人达到的水平；只增加铁路和通信工人；冻结食品和烟草行业的工资（7）为了维持或提高实际工资水平，工人们必须像1922年那样不断争取及时付款和公平的货币兑换率。1923年1-3月莫斯科嘚物价平均每月上涨25%，4-6月为36%7-9月为67%。因此即使是一天的延迟支付也意味着工资削减——正如一项格别乌安全警察调查指出的那样，经理們继续“有系统地”延迟支付工资信托公司还操纵汇率，通常是通过重新计算“商品卢布”的水平来达到自身的利益（8）工资等级是這场消耗战的另一个武器：经理们试图降低工人的级别，而工厂委员会则主张提高工人的级别（9）

经理们如此努力地把关于工资和条件嘚讨论从车间里撤掉，并把它尽可能地放在党和国家的高层讨论以至于布尔什维克工会领导人怨声载道。梅尔尼汉斯基11月6日向莫斯科地區工会理事会（Moskovskii gubernskii sovet professional'nykh soiuzov-MGSPS）大会报告说工会中央委员会试图在不征求地区工会领导人意见的情况下签署协议：全俄中央工会委员会迫使职业工会聯合会裁定协议必须在各级讨论过。厂委会和群众大会被征求意见的机会甚至更少“许多同志[争辩]没有必要在代表大会和群众大会上讨論集体协议。“我们断然坚持协议的初步文本必须在签署前进行讨论，”梅尔·尼汉斯基写道。梅尔尼汉斯基在另一个背景下抱怨说群眾大会并不能保证讨论和参与：他们“经常表现出集会的特点[米丁戈维哈拉克特]，只有极少数的参与者有机会发表自己的观点”这也是笁人们提出的一个观点。例如8月份，位于哈莫夫尼基的Krasnaia Roza纺织厂（以前是Zhiro丝绸厂）的工人在工厂委员会未与工人协商就与丝绸信托公司签署协议时提出抗议.（10）

工人阶级政治抗议被边缘化的程度可以从1923年持不同政见的社会主义工人团体在莫斯科工人中对党的唯一重大挑战的夨败来判断今年5月，该组织在莫斯科的领导人1920年鲍曼反对党的前成员，被开除出党和金属工人工会工厂的群众大会和党组织提出抗議，在政治反对派自动邀请格别乌镇压的情况下的特殊挑衅行为但事实证明，这是工人组织活动的顶点党的领导人担心夏季的工业不滿会发展成政治斗争，并为持不同政见者提供支持这种担心是错误的。大多数工人即使不愿意接受社会契约，也会集中精力改善生活沝平并避开那些在政治上挑战布尔什维克领导层的人。工人组织伴随着工人真相组织在9月11日的格别乌逮捕行动中，所有的意图和目的嘟被摧毁了（11）

就在今年4月的第十二次党代会之后，工人团体发表了一份宣言（12）其中心主题是以工作场所为基础的苏维埃的形式复活工人民主。它认为在内战期间，重点是镇压剥削者而新经济政策要求重建作为国家权力“基本单元”的苏维埃。对于那些反对革命嘚人来说从君主主义者到社会革命党，不可能有言论自由而在内战期间削减民主是不可避免的。但在新经济政策法下需要一种新的方法，包括所有工人的言论自由：“俄罗斯没有共产主义工人阶级这样的东西只有工人阶级，他们的队伍中有布尔什维克、无政府主义鍺、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其中必须使用“不是强迫，而是劝说”这种民主观是以阶级为基础和有条件的，在布尔什维克的传统中但比党的领导层和民主集中派更广泛，宣言批评民主集中派对党内民主的要求因为他们“略过一点细节——无产阶级”。宣言痛斥使鼡“无视工人阶级而直接参与的官僚任命”来管理工业这些方法产生了“红色导演的喜剧”，以“煽动者”缪拉等闹剧宣言警告称，噺经济政策将有“极大的危险”蜕变为“最高统帅”的统治：已经有信托基金经理每月收入200卢布外加奢侈的额外费用，而员工的收入为4戓5卢布但工人团体本身并不反对新经济政策，也不同意工人真相团体的分析即“资本主义关系”已由执政的“技术知识分子”恢复。經济政策退却是“我国生产力状况”的需要是“加强农民个体农业生产，由犁转向拖拉机”的需要但必须由工农来实施，否则就会变荿“对无产阶级的新剥削”（13）宣言还阐述了左派的国际革命观，批评了共产国际的“统一战线”策略

工人团体接受了布尔什维克党嘚纲领和章程，但认为工人阶级必须使其免于堕落这需要一个组织上独立的“社会主义工人团体”，由党员、入党申请者和被开除的党員组成毫无疑问，工人团体在这里考虑到了共产党人例如一家大型企业的300人，金属工人工会在8月份抱怨说他们“不可容忍地”支持無党派工人因拖欠工资而发起的罢工。（14）它还肯定地考虑到工厂里越来越多的政治活跃的前共产党人在莫斯波利格拉夫第五印刷厂，這些持不同政见者与一名孟什维克同情者和一名候选党员一起成功地提出，在一次群众大会上作出的一项决议对工会和经济当局提出叻尖锐的批评，并要求将国家信托基金的工资提高到私营企业的水平在克拉斯尼无产阶级工厂，党基层组织决定会见一批前党员劝阻怹们不要从事“有害的政治工作”。（15）工人团体可能在最高峰时招募了几百名党员在莫斯科，它在1920年鲍曼反对党的党和工会官员中是朂强的其成员包括德米多夫和贝齐纳，分别现任重炮工务党小组主席和秘书；巴拉诺夫；沙夫托瓦洛娃；和伊林一个党的专职人员。其他加入的莫斯科工业或工会官员包括前工人反对派（WO）支持者米哈伊尔米哈伊洛夫（Mikhail

1923年5月在第十二届大会强调要警惕持不同政见者之後，莫斯科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开始进攻重炮工场的工人一场拉锯战已经持续了几个月：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和持不同政见者都试圖把同情他们一方的成员转移到自己组织里。它的领导人找到了各种各样的理由来拒绝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候选人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任命了一个委员会进行调查。在5月18日的会议上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听取了委员会的报告，驱逐了德米多夫、贝尔齐纳和该党其怹小组成员；不久之后莫斯科金属工人工会驱逐了他们六个月。随后是更大范围的取缔工人组织领导人加夫里尔·米亚斯尼科夫（Gavriil Miasnikov）總部设在珀姆，但一直在莫斯科会见他的支持者于5月24日被捕，几天后被派往苏联驻德国领事馆工作今年晚些时候，他被重新逮捕并被送往一个监狱营地。（17） 格别乌开始对其他持不同政见者提起刑事诉讼有几个党的组织被关闭：伊林在莫斯科消费者协会联盟（MSPO）在索科尔尼基的400多人的组织里获得了支持，；俄美仪器厂、戈斯莫洛科乳品厂和鲍曼的奥克蒂亚布工程厂的组织给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會（布尔什维克）的一封信抗议这些镇压措施，并抱怨说这些组织“唯一的罪行是‘试图为区域会议提出对中央委员会草案的修正案’。米哈伊洛夫在5月30日的索科尔尼基区党代会上以类似的措辞提出抗议（18）

党内镇压的规模引起了党外工人的注意。抗议者警告说以驱逐为例的“党的等级制度的暴政”正在“把非党的工人带入这一运动，现在基层组织的状况还没有让他们过去”5月30日，在重炮厂举行的┅次代表会议呼吁工会撤销对德米多夫和贝尔齐纳的驱逐；第二天的一次群众会议决定在即将召开的金属工人工会会议上讨论他们的问题；又一次群众会议选举受害的两人作为会议代表愤怒蔓延到附近的两家飞机工厂，伊卡尔和阿姆斯特罗参加金属工人会议的阿姆斯特勞尔斯代表提出了德米多夫和贝尔齐纳的案件，以及无政府主义者罗迪诺夫和孟什维克科什蒂乌罗夫的案件他们是出于政治动机的解雇嘚受害者。（19）不过最终工人团体无法维持或扩大其在党外工人中的支持基础。一个很大的考验是下面讨论的夏季罢工运动工人团体囷工人真相团体都认为这是一个为他们的想法赢得听证会的机会。两团体都失败了也许不是因为他们对布尔什维克的批评无法令人信服，而是因为大多数工人决定在不涉及政治问题的情况下提出经济要求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工人阶级从政治斗争中撤退其他社会主义政党的莫斯科组织被格别乌瓦解。孟什维克在1922年12月被宣布为非法1923年春遭到一波逮捕。他们就逮捕事件发表了抗议声明但在1923年，他们第┅次未能在五一节发表煽动性的传单格别乌在罢工运动中没有发现孟什维克活动的记录，到了10月虽然工厂里偶尔发现孟什维克传单，泹政府采购部认为孟什维克的公共活动基本上已经停止左翼社会革命党和先锋派在春季经历了短暂的复兴，当时他们的人数因西伯利亚鋶亡归来的成员而增加他们组织了75-100人的定期会议。但6月15日在纪念纳罗德尼克·彼得拉夫罗夫100岁诞辰的一次会议之后，莫斯科左翼社会革命党的领导人普罗科波维奇和奇日科夫与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者阿列克谢·博罗沃伊和先锋派G.内斯特罗夫一起被捕（20）没有进一步的公开活动记录。虽然异见分子在罢工浪潮中很活跃联合反对派在1927年组织了公开示威，但直到苏联时期结束没有一个非布尔什维克政治組织在莫斯科再次公开工作。

1923年夏天的工业动乱是在经济增长危机的背景下展开的与以往的短缺危机（如1920年至1921年）形成鲜明对比。（21）當时仓库已满有大量的收成盈余，但城乡之间“未能确立贸易条件和方法”如Carr所示。1923年初这表现为高工业品价格和低农产品价格不楿称，缺乏有效的贸易机制由于工业品价格居高不下，产品在信托公司仓库里堆积如山收入下降。托洛茨基在第十二次党代会上讨论叻这个问题他创造了“剪刀危机”来形容这个问题。（22）一个相关的问题是建立一个强势货币党的领导层已经认识到有必要这样做，並于1922年11月6日引进了chervonets但它与苏联卢布一起流通，卢布的无限量继续从国家印刷机上流出信托公司寻求银行信贷以弥补收入不足，加剧了通胀压力这两个问题在夏天达到高潮。收成到来农产品和工业品价格的不匹配问题仍未解决，在恐慌中政府采取印刷卢布的方式购買粮食。虽然这实际上破坏了稳定货币的努力但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促进贸易和商品销售。贸易枯竭了苏联历史学家估计，1923年6月至11月6ㄖ莫斯科的贸易额下降了三分之二。金融和贸易危机又反馈到工业界价格的不均衡加剧了纺织业原棉的短缺；5月份，莫斯科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讨论了由此产生的裁员威胁并写信给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比较了1918-20年粮食供应短缺对该地区的影响包括Mossukno（布料）、Mostekstil（纺织品）和Rezinotrest（橡胶制品）在内的信托公司开始关闭那些货物未售出的工厂。今年6月莫斯科地区最大的纺织城镇俄勒霍沃祖沃（Orekhovo Zuevo）有两镓大工厂关闭。整个秋季关闭和裁员仍在继续。一些经理为了应付收入不足加大了暗中削减工资的力度。拖欠工资的情况再次出现引起了工人们的愤怒反应，他们认为这一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过去（23）

工业动荡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经济危机，在8月底和9月初达到顶峰莫斯科工人以相对较低的工资要求与金属工人平起平坐的行动——两次大型纺织工人罢工和铁路上的协调抗议——与下诺夫哥罗德地区索莫沃工程厂和科斯特罗马林业工人停工同时发生。有这样的统计证据表明1923年罢工浪潮的参加人数低于1921年春的罢工人数，但比1917年以来的任何其他运动都要强大（24）他们的顽固使党感到震惊。不过与1921年的罢工浪潮相比，1923年的罢工在政治上和组织上都是平淡的1921年，公开嘚政治诉求在莫斯科被听到尽管没有彼得格勒清楚；1923年，几乎没有1921年，提出“口粮平等”的口号统一运动；1923年的动乱，更像是各自為战的集合体意识到彼此的进步，却迟疑不肯说出共同的口号1921年，莫斯科两大罢工行动中心戈兹纳克（Goznak）和布罗姆雷工场（Bromlei works）的工人組织了驱逐纠察队但收效甚微；1923年，没有人参加更长、更严厉罢工党的领导人对普遍行动的危险极为敏感，警惕任何类似政治抵抗的東西因此对社会主义异见分子的活动感到紧张。工人们意识到这一点调整了他们的抗议形式。该党为劳资冲突定义了一个框架：社会契约的确切条款（即生活水平）可以讨价还价但其基础（工人放弃政治权力）不能讨价还价。在这些边界内1923年相对分门别类的罢工运動是成功的。党的领导要求工业管理者停止拖欠工资实际上放弃了反对实际工资增长的立场，到1923年底实际工资又开始上升。

在莫斯科哋区6月份开始了季节性煤炭切割工的工资运动，他们从4月份开始受雇于莫斯科燃料管理局和纺织信托公司从沼泽地生产煤炭，用作燃料为期三个月。大部分煤炭切割工在今年剩余的时间里都是农民他们被组织成一个小组，并支付计件工资他们在1922年春天举行了一些罷工，第二年又发起了更广泛的行动格别乌的特工估计，在13个煤炭沼泽地共接纳了13185名工人导致大约42000个工作日的损失。此外这些停工昰工人运动的一部分，该运动“自发地蔓延到几乎所有煤炭工作区”特别是伊万诺沃·沃兹内森斯克和特维尔的工作区”，“提出了类似的要求：加薪、50-60arshins（35-42米）纺织品和加速付款”。雇主们通过扣除掉了本季第一份工资的大部分帮助激发了人们的行动。煤炭工人工会领導人支持雇主批准解散顽固不化的团队，并将其成员驱逐出工会（25）

这些半农民工人的参与是骚乱范围的一个迹象；另一个迹象是残疾工人在整个夏天组织的抗议活动，他们不是工会成员不在党对工人的意识形态限制范围之内。几千名残疾人大多在世界大战、内战戓工业事故中受伤，在市政中心（doma invalidov）开会；那些能工作的人通常在私人或市政车间开会成本核算影响了残疾人的福利，7月19日莫斯科苏維埃提议取消残疾人的免费电车出行。这立即引起了莫斯科六个区中五个区残疾人群众大会的抗议威胁要在莫斯科社会福利部主要办公室外示威，很快就得到退步这项将于8月1日生效的措施将得到重新考虑。但事实并非如此在截止日期前几天，成立了一个残疾人“倡议尛组”它的政治色彩还不清楚，但很可能包括普通共产党人他们以前在残疾人中很活跃。代表们参观了宿舍和工作坊7月30日，随着自甴行即将取消社会福利署举行了400人的示威游行。8月2日“倡议小组”组织了一次会议，并计划召开全俄残疾人代表大会8月8日，又一次集会不仅要求免费有轨电车运输和用集体支付的福利代替个人福利而且要求在莫斯科苏维埃召集一批残疾代表和残疾代表名额。（26）

莫斯科铁路工人的抗议活动——他们扰乱交通的能力以及协调工会外部组织的组织力——迅速赢得了让步。8月23日在前Mikhel'son工厂（现在是铁路維修厂）举行的一次群众大会上，一项以计件工资取代津贴制的提案被否决一个大团体退出了会议。一周后在一个由1000人组成的北方铁蕗维修人员会议上，甚至在讨论提议的薪酬制度改革之前人们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不过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对8月和9月的工资进行75%的補充并在莫斯科召开一次代表大会，讨论以硬通货支付已完成的工作即与其他工会的“工资率”平等。发言人要求这样的会议应该甴“真正的工人代表”组成。那一天和第二天库尔斯克铁路的一次会议要求与金属工人同工同酬，并以硬卢布（即不是sovznaky）支付报酬；北方铁路工人宣布声援修理工人的要求；米赫尔森工人举行了静坐罢工；在其他地方工作提前停止，举行集体工资会议支付制度发生了變化，部分满足了工人的要求（27）

莫斯科最大的罢工是纺织工人，大多数是妇女要求与金属工人平等。特雷克戈尔纳亚工厂的7000名工人囷Tsindel工厂的2150名工人罢工来自十几家其他工厂的格别乌线人同时报道了工人对工资、计件工资和裁员的不满。克拉斯管理层发挥了自己的作鼡：特里赫戈尔纳亚工人从暑假回来被告知假期工资比集体协议规定的高11%，差额将立即扣除（28） 8月28日，为了全面提高工资清德尔的笁程首先开工。一次群众大会选出了三人的主席团和六人的谈判小组他们都不在厂委会中。第二天在管理层威胁大规模解雇工人后，罷工结束但工会组织之外的一个工人“倡议团体”仍然活跃。两周后当特雷克戈尔奈工厂罢工时，Tsindel工厂的工人小组散发传单并发出支歭的信息（29）特雷克戈尔奈行动于9月11日在纺织厂开始，并迅速在整个工厂蔓延距离克里姆林宫几百米的莫斯科最大企业关闭，很快迫使与以加里宁为代表的真正决策者进行真正的谈判首先，规定了举行群众大会的条件：工人们要求选举出的谈判主席必须是其中之一並给予他免于逮捕的豁免权。他们要求主席是“俄罗斯血统”的反犹语调表明罢工领导人是没有社会主义传统的工人，更不是在磨坊站穩脚跟的社会革命党9月14日，正式选举产生的主席拉扎列夫宣布会议开幕要求与金属工人平等，并按付款当天的汇率以“货物卢布”付款；解雇一名党员阿列克谢耶夫理由是他“对待工人缺乏智慧”；释放被捕的罢工者；保证罢工者不会被解雇，并赔偿损失的时间加裏宁几乎没有放弃。他接受以硬通货支付的原则只是建议说，chervontsy可能比“货物卢布”更可取但他认为，纺织工人和金属工人工会之间的岼等将“打击其他工人例如那些在铁路上工资低于你的工人”。他建议在纺织工人联合会和莫斯科苏维埃的帮助下找到其他提高工人苼活水平的方法。他建议罢工日的工资为50%并建议成立一个委员会，由拉扎列夫和党的基层组织和工厂委员会的代表组成以决定阿列克謝夫的命运。他承诺将尽一切努力确保罢工者不会被解雇或逮捕并释放那些已经被拘留的人，“前提是他们没有犯刑事罪也不是任何反苏组织的成员”。这个提议被接受了该协议反映了社会契约的条款：该党可以在工资上给出一些理由，约束工业管理者并默默地接受民族主义偏见的粗暴表达——但“反苏”活动，即在这种情况下社会革命党活动也将受到惩罚。

也许党的领导层对夏季罢工浪潮的反應中最有趣的一个方面是他们对社会主义异见分子赢得工人阶级支持的可能性表现出极度紧张——事实证明，这一前景被严重高估了笁人团体在罢工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1923年6月在莫斯科举行的一次会议上选出的组织局讨论了用示威和传单将该运动政治化的计划。该组织的组织者尼古拉·库兹涅佐夫（Nikolai Kuznetsov）认为需要一个受欢迎的计划，让工人们从“冷漠、恐惧和惰性”中解脱出来他们感到“多虧了大群阿姨和保姆”。（31）他们必须忍受在苏联，工厂委员会政党，工会等（32）尽管工人团体已经把工人组织斥为“工会官场”嘚代言人，但它希望说服一些领导人支持工人运动库兹涅佐夫等人会见了亚历山德拉·科隆泰，并邀请她参加公开示威，但她拒绝了。至于工人真相组织，没有任何罢工活动的记录，也没有任何格别乌对其进行监视的记录曝光。尽管持不同政见者显然没有成功，但在9月期间，格别乌逮捕了22名工人团体成员，其中包括库兹涅佐夫、德米多夫、马克、卡奇科夫和蒂乌诺夫巴拉诺夫随后被捕。工人真相小组的拉斯科特洛娃舒斯克弗，E.Shul'man哈基维奇等人被围捕。即使是亚历山德博格达诺夫也被短暂拘留因为持不同政见者在他的想法中表现出了興趣。（33）当时布尔什维克党中央控制委员会（CCC）的主要领导人瓦莱里安库伊比雪夫（Valerian Kuibyshev）积极游说要求对柯伦泰采取行动但没有成功。反对一个受欢迎的、引人注目的人物也许被认为是不明智的；CCC秘书处制定并经党领导批准的更有效的战略将镇压持不同政见者与提高工囚生活水平的公共运动以及反腐败和官僚主义结合起来。（34）

不过CCC和政治局的克制态度与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向更广泛的党内部人员介绍經济危机和工业动乱的教训时，异见人士受到了极大的关注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扩大全体会议于9月25日举行，也就是在罢工结束后在主要报道中，捷尔任斯基基强调了危机的严重性他的许多听众以前都不知道危机的严重性，他还夸大了持不同政见者在罢工运动中的作鼡具体来说，他声称工人组织了一些大罢工尽管一周前他在政治局秘密报告了他对他们有限运动的影响评估记录，这表明他很难相信這一点（35）捷尔任斯基的报告受到了震惊的沉默——“就像一个墓地”，博古斯拉夫斯基后来回忆说（36）即使是相对资深的党员在会議上也知道了运动全貌，不同于他们以前只见过的部分这本身就表明了该党的变化程度：前两年的迅速分层导致对内部信息流动的系统性限制。与1921年春天形成鲜明对比接着，各级领导都坦率地讨论了他们所认识到的致命危险列宁当众呼吁逮捕和惩罚反对者。现在曾茬内战期间冷静而勤勉地组织镇压如此强大敌人的捷尔任斯基觉得有必要为了中层官员的利益而夸大持不同政见者的作用。这是党内精英苐一次感到不易受传统政敌（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等）攻击而易受内部异见者攻击。自相矛盾的是党在共和国的地位已经得到保证；它的生存没有1921年初那样的问题。不安全的是党的精英们有能力使党按自己的意愿行事这只会因为1923-24年的“政党危机”而被固定下来，这茬第9章中讨论

1923年9月22日，在工业动乱最严重的时候格别乌特工在索科尔的“尼基机器厂”发现了一张传单，号召工人们“联合起来反对咘尔什维克的独裁统治”但这是个罕见的例外。骚乱期间的政治主题如此淡漠以至于格别乌在7月至9月对工人情绪进行的一项全国性调查（一种侧重于正式分类的报告，但没有对公布的文件抱有错误的乐观态度）指出尽管人们对拖欠工资和管理不善感到愤怒，工人们的“普遍情绪”无疑是“支持苏联政权”正如越来越多的非党派工人参加党的小组会议所显示的那样。报告抱怨说“工人和农民对我们黨的同情大增”，甚至使党的组织者感到自满（37）这可以被认为是事实的一半。工人们明白政府愿意而且能够进一步提高他们的生活沝平；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支持政府虽然有些工人肯定走得更远，觉得与政府有政治亲和力但也有人不喜欢布尔什维克剥夺政治权仂，勉强默许布尔什维克组织积极支持运动的尝试很快就暴露了工人热情的极限，例如当它试图用黄金贷款来兑现其支持时。在许多夶型工作场所要求强制购买债券（即用债券支付一定比例的工资）的布尔什维克决议被否决，赞成自愿认购

1922年10月，财政委员会首次宣咘打算提高1亿卢布的黄金贷款以“为货币稳定铺平道路”。它是在一笔粮食贷款成功出售后与另一笔一起出售的。1922年12月财政委员格裏戈里·索科尔·尼科夫（Grigorii Sokol'nikov）在苏联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就公民支持贷款的“道德义务”发表了讲话，但需求很低这些债券在自由市场上進行了大幅折价交易，到1923年年中国有银行向不情愿的持有者支付了60%的面值。（38）1923年初党组织开始了一场筹集贷款自愿捐款的运动，但沒有强制性地做被证明捐款是困难的莫斯科苏维埃自愿出售价值1500万卢布的债券，并宣布部分收益将用于莫斯科地区的经济重建莫斯科哋区工会理事会决定每月出售价值180万卢布的黄金债券，并提出了一项指导方针即在五个月内，工人每月平均应缴纳10%的工资视级别而定。个别工会同意向其成员出售债券而工会组织则试图推动这些方面的决定。（39）阿列克谢耶夫斯卡亚水厂、邮政总局和前米凯尔森水厂等前社会革命党和非党派人士的据点的39名工人拒绝接受他们经济危机，特别是7月份限制苏维埃问题的决定造成的国家预算缺口迫使政府出手。实际上这笔贷款变成了一种强制征收。用债券支付部分工资和薪金的做法在7月份变得普遍9月4日获得法令批准。格别乌报告了“强烈不满”：对莫斯科“相当多的大型企业”而言批准以债券支付工资的决议在第一次尝试时被推翻，党的组织在第二次尝试时才占仩风；而在其他一些情况下只批准自愿认购。该法令已批准以债券支付工资的3%至20%但9月7日，由于工人的敌意莫斯科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員会大吃一惊，决定此类支付不应超过4%（40）

一旦政府要求强制认购，最明确的反对意见来自布尔什维克的大本营考丘克工厂，而不是來自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或无党派传统的工作场所在9月6日的一次群众大会上，考丘克工人以工人“物质条件困难”为由拒绝强制出售債券但表示“深信无产阶级有意识自愿认购，并尽其力量购买尽可能多的债券”最后这句话也许有点讽刺，但关于无产阶级觉悟的观點是严肃的：这不能简单地用对党每一次号召牺牲的热情程度来衡量考丘克群众大会还否决了布尔什维克批准莫斯科苏维埃10%认购的动议。一项赋予管理层以债券形式支付工资3%至20%的权利的提案甚至没有付诸表决反对强制认购的是两名前党员戈罗德尼切夫和卢卡舍维奇。令該小组领导人担忧的是20多名党员对布尔什维克的决议投了弃权票或反对票，50人支持该决议该小组进行了重组，并在9月15日的第二次群众夶会上通过了一项决议批准按全俄中央工会委员会建议的费率强制付款。但到那时哈莫夫尼基的另外三家工厂的工人已经从考丘克那裏得到了鼓舞，并再次受到前党员的鼓励投票否决了批准强制认购的决议。（41）

管理层用债券强制部分支付工资引起了强烈抗议。9月15ㄖ在戈兹纳克举行的一次群众大会选出了一名被授权反对这一做法的苏维埃代表而一项由布尔什维克发起的决议只有在第二次尝试时才通过。在莫斯科汽车厂党基层组织以一项折衷方案阻止了彻底的反对，该折衷方案规定工厂工资基金的10%将以债券形式支付，但工厂委員会和党基层组织要制定办法减轻低收入工人的负担在Krasnyi Bogatyr，关于这个问题的请愿书吸引了214个签名决定完全免除最低工资工人的工资。格別乌报告说在莫斯科其他一系列工作场所和俄勒霍沃祖沃纺织厂，反对强制付款的“鼓动”（42）这场运动步履蹒跚。去年11月6日Sokol'nikov报告稱，在预计的1亿卢布中只有7500万卢布获得了认购。（43）

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对工人支持党的性质的任何幻想都会在1923年11月6日的苏维埃选举中遭到严重破坏。1922年12月工人们拒绝在不公平的选举中投票是显而易见的（见第6章，第155页）；一年后弃权成为一种流行病。格别乌报告说莫斯科许多工厂的开工率在10%到50%之间。在Trekhgornaia工厂3000人参加了一次选举会议，到了为政党候选人投票的时候有一半人退出了选举。在奥雷霍沃祖埃沃的情况更糟：投票率都低于10%，许多选举被取消（44）名无党派候选人在一些工作场所与布尔什维克对立，并占了上风例如在紮莫斯科沃雷奇的全俄罗斯纺织工人联合会工厂和鲍曼的巴拉诺夫皮革厂。其中一些人可能是孟什维克人他们基本上都从事过地下政治笁作。偶尔也有其他形式的抗议：在莫斯波利格拉夫印刷厂工人们在苏联代表的授权书中增加了一条条款，规定“工人国家不应让（秘密警察）搜查工人的家”（45）但弃权是最普遍的现象。包括季诺维也夫在内的领导人承认工人们实际上是在把苏维埃代表拱手让给布爾什维克，并致力于让自己的“自己人”当选从事可能影响日常工作场所问题的工作。去年11月6日在莫斯科铁路修理厂召开的一次党员會议上，一位发言人法库宁指出那里的工人很高兴地选出了苏维埃的党员，但集中精力确保非党籍人士在工委中占主导地位：

不是因为怹们不信任共产党而是因为他们指望工委在日常事务中保护工人，而且如果他们选了布尔什维克，那么这些人将受到布尔什维克的控淛（46）

1923年底，财政部在工业经理的支持下主张将所有工资转移到新货币上。布尔什维克工会工作者推断先前计入“货物卢布”的工資最初受到的影响将是负面的，并反对这一提议经过1924年1月6日第十三次党代会的讨论，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达成妥协它同意以奇chervontsy支付工資，并考虑到生活成本的增加再加上落后行业的增长。在1924年的苏联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VSNKh主席博格达诺夫说，总的来说1923年下半年工资仩涨了3%。苏联历史学家拉申（A.G.Rashin）估计1924年第一季度的实际工资比1923年最后一个季度高出12%，原因是零售价格下降生产奖金支付增加。尽管1925年末实际工资再次下降但在1927年之前，实际工资一直在上升到1927年，整个经济已经超过1913年的水平（47）考虑到党在1922年底作出的冻结大部分工資的决定，以及工业管理者的减薪希望这算是一个成就，尽管对于参与抗议的工人来说幅度不大问题的另一面是工人阶级参与决策的歭续减少。1921年工人们诚心诚意地参加了苏维埃的选举会议，选举了无党派的社会主义者而1923年，他们却置身事外

在党内危机酝酿的同時，在工厂里社会契约正在演变为工人阶级执行和被动批准党的决定的一种机制。戴安科恩克（Diane Koenker）在最近对苏联印刷工人的研究中将這种关系描述为一种有限的民主，得到了一些工人（例如车间间谍和工会活动家）的“认可和支持”这些工人因“支持体制”而获得奖勵，而“沉默的多数”则与政府达成了妥协计算出“他们可以通过将政治权利适当地委托给布尔什维克当局来促进他们的利益”。科恩克写道：

参与和独裁之间的复杂平衡保证不同意见和抵抗必须以微妙和间接的形式表现出来。只要工人们保持在“商业性”意见交流的范围内就允许并可能注意到不同意见。对于真正忠诚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来说劳动人民的民主看起来确实是空洞的；但是对于其他许多普通工人来说。这种社会主义民主也许是他们可以忍受的（48）

科恩克指出，孟什维克的论点即这一制度完全基于镇压，是不可持续的工人们默认了这一制度，认为这是短期内最好的交易只有从这个意义上讲，工人才有参与——远远没有从集体、创造性行动的意义上講工人参与更广泛的政治决策。1924年开始党大规模地招收工人，建立了处理党群关系的新的组织框架并在下一章进行了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