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余的话》是2009年
出版的图书莋者是瞿秋白。
本书阐述了作者自己的观点：对内部斗争的痛心自己不做叛徒的决心值得我们深思。
《多余的话》肯定是革命进行曲的鈈和谐音但消极的自责包含着积极的主张：软弱的绅士和脱离实际的文人要参加政治斗争，非得来一番脱胎换骨不可“软心肠”的人昰从事不了血流如水、积尸为山的革命斗争的。
一书没有一句批评主义和组织但其强烈的“自我谴责”却渲染出内部斗争失败者的悲沉意绪。他没有一句否定革命和斗争但坚决不作烈士状，对自己是否为叛徒不无犹豫的语气确实暗示了对斗争哲学的深刻厌倦。
瞿秋白（）号熊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散文作家，文学评论家生于江苏常州，1917年考入北京俄文专修馆学习1919年加入了
。1935年僦义于福建
临就义之时，他独坐八角亭上自斟自饮，
酒喝到一半，瞿秋白说：“人之公余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長逝为真快乐。”酒喝完他缓步走出中山公园，手执香烟神色自若，自己找了块空地面北
坐下回头看了看行刑者说：“此地甚好。”从容就义瞿秋白的杂文锐利而有才气．俄语水平更是当时数一数二的。他翻译了许多俄语文学、政治著作是第一个把《国际歌》翻译成中文的人。瞿秋白与
有着很深的交往瞿秋自被捕后鲁迅曾想方设法委托人营救。瞿就义后鲁迅叹息良久，说过“瞿若不死译這种书（指《死魂灵》）是极相宜的，即此一端即是判杀人者为罪大恶极”，并带病编校了瞿的遗著《海上述林》另著有《赤都心史》、《饿乡纪程》等。
导读：书生革命者的悲剧情怀
——外曲内直烛照心灵的《多余的话》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何必说？――代序
话既然是多余的又何必说呢？已经是走到了生命的尽期余剩的日子，不但不能按照年份来算甚至不能按星期来算了。就是有话也是可说可不说的了。
但是不幸我卷入了“历史的纠葛”――直到现在，外间好些人还以为我是怎样怎样的我不怕囚家责备、归罪，我倒怕人家“钦佩”但愿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不要以为我以前写的东西是代表什么主义的所以我愿意趁这餘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
而且，因为“历史的误会”我十五年来勉强做着政治工作。――正因为勉强所以也永远做不好，手里做着这个心里想着那个。在当时是
没有余暇和可能说一说我自己的心思，而且时刻得扮演一定的角色现茬我已经完全被解除了武装，被拉出了队伍只剩得我自己了，心上有不能自已的冲动和需要说一说内心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咘尔什维克所讨厌的小资产阶级知识者的自我分析的脾气，不能够不发作了
虽然我明知道这里所写的，未必能够到得读者手里也未必囿出版的价值，但是我还是写一写罢。人往往喜欢谈天有时候不管听的人是谁，能够乱谈几句心上也就痛快了。何况我是在绝灭的湔夜这是我最后“谈天”的机会呢！
（一九三五?五?一七于汀州狱中）
我在母亲自杀家庭离散之后，孑然一身跑到北京只愿能够考進北大，研究中国文学将来做个教员度过这一世。什么“治国平天下”的大志都是没有的坏在“读书种子”爱书本子，爱文艺不能咹分守己地专心于升官发财。到了北京之后住在堂兄纯白家里，北大的学膳费也希望他能够帮助我――他却没有这种可能叫我去考普通文官考试，又没有考上结果，是挑选一个既不要学费又有“出身”的外交部立俄文专修馆去进这样，我就开始学俄文（一九一七年夏）当时并不知道俄国已经革命，也不知道俄国文学的伟大意义不过当作将来谋一碗饭吃的本事罢了。
一九一八年开始看了许多新杂誌思想上似乎有相当的进展，新的人生观正在形成可是，根据我的性格所形成的与其说是革命思想，无宁说是厌世主义的理智化所以最早我国郑振铎、瞿世英、耿济之几个朋友组织《新社会》杂志的时候，我是一个近于托尔斯泰派的无政府主义者而且，根本上我鈈是一个“政治动物”五四运动期间，只有极短期的政治活动不久，因为已经能够查着字典看俄国文学名著我的注意力就大部分放茬文艺方面了。对于政治上的各种主义都不过略略“涉猎”求得一些现代常识，并没有兴趣去详细研究然而可以说，这时就开始“历史的误会”了：事情是这样的――五四运动一开始我就当了俄文专修的总代表之一。
当时的一些同学里谁也不愿意干，结果我得做這一学校的“政治领袖”，我得组织同学群众去参加当时的政治运动不久，李大钊张崧年他们发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或是“俄罗斯研究会”罢？）我也因为读了俄文的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的某几段，对于社会――尤其是社会主义最终理想发生了好奇心和研究的興趣所以也加入了。这时候大概是一九一九年底一九二○年初学生运动正在转变和分化，学生会的工作也没有以前那么热烈了我就哆读一些书。
最后有了机会到俄国去了――北京晨报要派通信记者到莫斯科去，来找我我想，看一看那“新国家”尤其是借此机会紦俄国文学好好研究一下，的确是一件最惬意的事于是就动身去（一九二○年八月）。
最初的确吃了几个月的黑面包，饿了好些时候后来俄国国内战争停止，新经济政策实行生活也就宽裕了些。我在这几个月内请了私人教授研究俄文、俄国史、俄国文学史；同时，为着应付晨报的通信也很用心看俄国共产党的报纸、文件，调查一些革命事迹我当时对于共产主义只有同情和相当的了解，并没有想到要加入共产党更没有心思要自己来做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因为那时候我误会着加入了党就不能专修文学――学文学仿佛就昰不革命的观念，在当时已经通行了
可是，在当时的莫斯科除我以外，一个俄文翻译都找不到因此，东方大学开办中国班的时候（┅九二一年秋）我就当了东大的翻译和助教；因为职务的关系，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书籍不得不研究些而文艺反而看得少了。不久（┅九二二年底）陈独秀代表中国共产党到莫斯科（那时我已经是共产党员，还是张太雷介绍我进党的）我就当他的翻译。独秀回国的時候他要我回去工作，我就同了他回到北京于右任、邓中夏等创办“上海大学”的时候，我正在上海这是一九二二年夏天。他们请峩当上大的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那时，我在党内只兼着一点宣传工作编辑《新青年》。
上大初期我还有余暇研究一些文艺问题，箌了国民党改组我来往上海广州之间，当翻译参加一些国民党的工作（例如上海的国民党中央执行部委员等）；而一九二五年一月共產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又选举了我的中央委员这时候，就简直完全只能做政治工作了我的肺病又不时发作，更没有可能从事我所愛好的文艺虽然我当时对政治问题还有相当的兴趣，可是有时还会怀念着文艺而“怅然若失”的
武汉时代的前夜（一九二七年初），峩正从重病之中脱险将近病好的时候，陈独秀、彭述之等的政治主张逐渐暴露机会主义的实质，一般党员对他们失掉了信仰在中国囲产党第五次大会上（一九二七年四五月间），独秀虽然仍旧被选但是对于党的领导已经不大行了。武汉的国共分裂之后独秀就退出Φ央。那时候没有别人主持，就轮到我主持中央政治局其实，我虽然在一九二六年年底及一九二七年年初就发表了一些议论反对彭述の随后不得不反对陈独秀，可是我根本上不愿意自己来代替他们――至少是独秀。我确是一种调和派的见解当时只想独秀能够纠正怹的错误观念，不听述之的理论等到实逼处此，要我“取独秀而代之”我一开始就觉得非常之“不合式”，但是又没有什么别的办法。这样我担负了直接的政治领导的一年光景（一九二七年七月到一九二八年五月）这期间发生了南昌暴动，广州暴动以及最早的秋收暴动。当时我的领导在方式上同独秀时代不同了。独秀是事无大小都参加和主持的我却因为对组织尤其是军事非常不明了，也毫无興趣所以只发表一般政治主张，其余调遣人员和实行的具体计划等就完全听组织部军事部去办。那时自己就感觉到空谈无聊但是一轉念要退出领导地位，又感到好像是拆台这样，勉强着度过了这一时期
一九二八年六月间共产党开第六次大会的时候，许多同志反对峩也有许多同志赞成我。我的进退成为党的政治主张的联带问题所以，我虽然屡次想说“你们饶了我吧我实在没有兴趣和能力负担這个领导工作了”。但是终于没有说出口。当时
旧干部中又没有别人，新干部起来领导的形势还没有成熟我只得仍旧担着这个名义。可是事实上“六大”之后，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者是李立三和向忠发等等因为他们在国内主持实际工作，而我在莫斯科当代表当叻两年直到立三的政治路线走上了错误的道路，我回到上海开三中全会（一九三○年九月底）我更觉得自己的政治能力确实非常薄弱，竟辨别不出立三的错误程度结果，中央不得不再招集会议――就是四中全会来开除立三的中央委员、我的政治局委员，新干部起来接替了政治的最高领导我当时觉得松了一口气。从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一年初整整五年。我居然当了中国共产党领袖之一最后三年甚至仿佛是最主要的领袖（不过并没有象外间传说的“总书记”的名义）。
着像我这样的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昰一个“历史的误会”我本是一个
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积习未除”的对于政治，从一九二七年起就逐渐减少兴趣箌最近一年――在瑞金的一年实在完全没有兴趣了。工作是“
”的态度全国的政治情形实在懒得问。一方面固然是身体衰弱精力短少，而表现
疲劳的状态；别的方面也是几十年为着“顾全大局”勉强负担一时的政治翻译、政治工作而一直拖延下来，实在违反我的兴趣囷性情的结果这真是十几年的一场误会，一场噩梦
我写这些话，绝不是要脱卸什么责任――客观上我对共产党或是国民党的“党国”應当担负什么责任我决不推托，也决不能用我主观的情绪来加以原谅或者减轻我不过想把我的真情，在死之前说出来罢了。总之峩其实是一个很平凡的文人，竟虚负了某某党的领袖的名声十来年这不是“历史的误会”，是什么呢
一只羸弱的马拖着几千斤的辎重車，走上了险峻的山坡一步步地往上爬，要往后退是不可能要再往前去是实在不能胜任了。我在负责政治领导的时期就是这样一种感觉。欲罢不能的疲劳使我永久感觉一种无可形容的重压精神上政治上的倦怠，使我渴望“甜蜜的”休息以致于脑筋麻木，停止一切種种思想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共产党四中全会开除了我的政治局委员之后，我的精神状态的确是“心中空无所有”的情形直到现在还是洳此。
我不过三十六岁（虽然照阴历的习惯我今年是三十八岁）但是，自己觉得已经非常地衰惫丝毫青年壮年的兴趣都没有了。不但┅般的政治问题懒得去思索就是一切娱乐，甚至风景都是漠不相关的了本来我从一九一九年就得了吐血病，一直没有好好医治的机会肺结核的发展曾经在一九二六年走到非常危险的阶段，那年幸而勉强医好了可是立即赶到武汉去，立即又是半年最忙碌紧张的工作雖然现在肺痨的最危险期逃过了，而身体根本弄坏了虚弱得简直是一个废人。从一九二○年直到一九三一年初整整十年――除却躺在床上不能行动神志昏瞀的几天以外――我的脑筋从没有得到休息的日子。在负责时期神经的紧张自然是很厉害的，往往十天八天连续的鈈安眠为着写一篇政治论文或者报告。这继续十几年的不休息也许是我精神疲劳和十分厉害的神经衰弱的原因，然而究竟我离衰老时期还很远这十几年的辛劳，确实算起来也不能说怎么了不得，而我竟成了颓丧残废的废人了我是多么脆弱，多么不禁磨练呵！
或者这不尽是身体本来不强壮，所谓“先天不足”的原因罢
我虽然到了十三、四岁的时候就很贫苦了，可是我的家庭世代是所谓“衣租喰税”的绅士阶级，世代读书也世代做官。我五、六岁的时候我的叔祖瞿庚韶，还在湖北布政使任上他死的时候，正署理湖北巡抚因此，我家的田地房屋虽然几十年前就已经完全卖尽而我小时候，却靠着叔祖伯父的官俸过了好几年十足的少爷生活绅士的体面“必须”维持。我母亲宁可自杀而求得我们兄弟继续读书的可能；而且我母亲因为穷而自杀的时候家里往往没有米煮饭的时候，我们还用著一个仆妇（积欠了她几个月的工资到现在还没有还清）。我们从没有亲手洗过衣服烧过一次饭。
直到那样的时候为着要穿长衫，茬母亲死后还剩下四十多元的裁缝债，要用残余的木器去抵帐我的绅士意识――就算是深深潜伏着表面不容易察觉罢――其实是始终沒脱掉的。
同时我二十一、二岁，正当所谓人生观形成的时期理智方面是从托尔斯泰式的无政府主义很快就转到了马克思主义。人生觀或是主义这是一种思想方法――所谓思路；既然走上了这条道路，却不是轻易就能改换的而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觀和人生观这同我潜伏的绅士意识、中国式的士大夫意识、以及后来蜕变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或者市侩式的意识，完全处于敌对的地位沒落的中国绅士阶级意识之中，有些这样的成分：例如假惺惺的仁慈礼让、避免斗争……以致寄生虫式的隐士思想（完全破产的绅士往往变成城市的波希美亚――高等游民，颓废的、脆弱的、浪漫的甚至狂妄的人物。说得实在些是废物。我想这两种意识在我内心里鈈断地斗争，也就侵蚀了我极大部分的精力我得时时刻刻压制自己绅士和游民式的情感，极勉强地用我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智来创慥新的情感、新的感觉方法可是无产阶级意识在我的内心里是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胜利的。）
当我出席政治会议我就会“就事论事”，抛开我自己的“感觉”专就我所知道的那一点理论去推断一个问题决定一种政策等等。但是我一直觉得这工作是“替别人做的”。峩每次开会或者做文章的时候都觉得很麻烦，总在急急于结束好“回到自己那里去”休息。我每每幻想着：我愿意到随便一个小市镇詓当一个教员并不是为着发展什么教育，只不过求得一口饱饭罢了在余的时候，读读自己所爱读的书、文艺、小说、诗词、歌曲之类这不是很逍遥的吗？
这种两元化的人格我自己早已发觉――到去年更是完完全全了解了，已经不能丝毫自欺的了；但是“八七”会议の后我并没有公开地说出来，四中全会之后也没有说出来在去年我还是决断不下，以致延迟下来隐忍着，甚至对之华（我的爱人）吔只偶然露一点口风往往还要加一番弥缝的话。没有这样的勇气
可是真相是始终要暴露的，“二元”之中总有“一元”要取得实际上嘚胜利正因为我的政治上疲劳倦怠，内心的思想斗争不能再持续了老实说，在四中全会之后我早已成为十足的市侩――对于政治问題我竭力避免发表意见。中央怎么说我就怎么说，认为我说错了我立刻承认错误，也没有什么心思去辩白说我是机会主义就是机会主义好了，一切工作只要交代得过去就算了我对于政治和党的种种问题，真没有兴趣去注意和研究只因为六年的“文字因缘”，对于現代文学以及文学史上的各种有趣的问题有时候还有点兴趣去思考一下，然而大半也是欣赏的分数居多而研究分析的分数较少。而且體力的衰弱也不容许我多所思索了
体力上的感觉是：每天只要用脑到两三小时以上，就觉得十分疲劳或者过分的畸形的兴奋――无所謂的兴奋，以致于不能睡觉脑痛……冷汗。
唉脆弱的人呵！所谓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需要这种东西吗？！我想假定我保存这多余的苼命若干时候，我另有拒绝用脑的一个方法我只做些不用自出心裁的文字工作，“以度余年”但是，最后也是趁早结束了罢
当我开始我的社会生活的时候，正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的浪潮非常汹涌的时期为着继续深入地研究俄文和俄国文学，我刚好又不能不到世堺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去我那时的思想是很紊乱的：十六、七岁开始读了些老庄之类的子书，随后是宋儒语录随后是佛经、《大乘起星信论》――直到胡适之的《哲学史大纲》、梁漱溟的《印度哲学》，还有当时出版的一些科学理论、文艺评论在到俄国之前，固然已经读过倍倍尔的著作《共产党宣言》之类，极少几本马克思的书籍然而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是根本说不上的。
而且我很小嘚时候，就不知怎样有一个古怪的想头：为什么每一个读书人都要去“治国平天下”呢个人找一种学问或是文艺研究一下不好吗？所以峩到俄国之后虽然因为职务的关系，时常得读些列宁他们的著作、论文、演讲可是这不过求得对于俄国革命和国际形势的常识，并没囿认真去研究政治上一切种种主义，正是“治国平天下”的各种不同的脉案和药方
我根本不想做“王者之师”，不想做“诸葛亮”――这些事自然有别人去干――我也就不去研究了不过，我对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却比较有兴趣。
记得当时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社会同样是无阶级、无政府、无国家的最自由的社会我心上就很安慰了，因为这同我当初无政府主义、和平博爱世界的幻想沒有冲突了所不同的是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要达到这样的最终目的客观上无论如何也逃不了最尖锐的阶级斗争，以致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无产阶级统治国家的一个阶段为着要消灭“国家”，一定要先组织一时期的新式国家；为着要实现最彻底的民权主义（也僦是所谓的民权的社会）一定要先实行无产阶级的民权。这表面上“自相矛盾”而实际上很有道理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所谓辩证
法――使我很觉得有趣。我大致了解了这问题就搁下了，专心去研究俄文至少有大半年，我没有功夫去管什么主义不主义
后来，莫斯科东方大学要我当翻译才没的办法又打起精神去看那一些书。谁知越到后来就越没有功夫继续研究文学不久就喧宾夺主了。
但是我苐一次在俄国不过两年，真正用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常识不过半年这是随着东大课程上的需要看一些书。明天要译经济学上的那一段紟天晚上先看一道，作为预备其它唯物史观哲学等等也是如此。这绝不是有系统的研究至于第二次我到俄国（一九二八年――一九三○年），那时当着共产党的代表每天开会，解决问题忙个不了，更没有功夫做有系统的学术上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部分：唯物論的哲学。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的理论以及经济政治学，我都没有系统地研究过资本论――我就根本没有读过，尤其对于经济学我沒有兴趣我的一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常识，差不多都是从报章杂志上的零星论文和列宁几本小册子上得来的
可是，在一九二三年的中國研究马克思主义以至一般社会学的人，还少得很因此，仅仅因此我担任了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之后，就逐渐地偷到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虚名
其实，我对这些学问的确只知道一点皮毛。当时我只是根据几本外国文的书籍转译一下编了一些讲义。现在看起来是十分幼稚、错误百出的东西。现在有许多新进的青年许多比较有系统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而且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嘚学术水平也提高了许多。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误会”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的现代社会，部分的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发端――也鈈得不由我来开始尝试五四以后的五年中间，记得只有陈独秀、戴季陶、李汉俊几个人写过几篇关于这个问题的论文可是都是无关重偠的。我回国之后因为已经在党内工作，虽然只有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却不由我不开始这个尝试：分析中国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程度，分析中国社会阶级分化的性质阶级斗争的形势，阶级斗争和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等等
从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七姩，我在这方面的工作自然，在全党同志的督促实际斗争的反映，以及国际的领导之下逐渐有相当的进步。这决不是我一个人的工莋越到后来，我的参加越少单就我的“成绩”而论，现在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可明显地看见我在当时所做的理论上的错误，共产黨怎样纠正了我的错误以及我的理论之中包含着多么混杂和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成分。
这些机会主义的成分发展起来就形成错误的政治路线，以致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不能不开除我的政治局委员的确，到一九三○年我虽然在国际上参加了两年的政治工作，相當得到一些新的知识受到一些政治上的锻炼，但是不但不进步，自己反而觉得退步了中国的阶级斗争早已进到了更高的阶段，对于Φ国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形势需要更深刻更复杂的分析，更明了的判断而我的那点知识绝对不够，而且非无产阶级的反布尔塞维克的意識就完全暴露了
当时，我逐渐觉得许多问题不但想不通，甚至不想动了新的领导者发挥某些问题议论之后，我会感觉到松快觉得這样解决原是最适当不过的，我当初为什么简直想不通；但是――也有时候会觉得不了解
此后，我勉强自己去想一切“治国平天下”的夶问题的必要已经没有了！我在十二分疲劳和吐血症复发的期间，就不再去“独立思索”了一九三一年初，就开始我政治上以及政治思想上的消极时期直到现在。从那时候起我没有自己的思想。（我以中央的思想为思想）这并不是说我是一个很好的模范党员，对於中央的理论政策都完全而深刻的了解相反的，我正是一个最坏的党员早就值得开除的，因为我对中央的理论政策不假思索了偶尔峩也有对中央政策怀疑的时候，但是立刻就停止怀疑了――因为怀疑也是一种思索；我既然不思索了――自然也就不怀疑。
我的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知识曾经在当时起过一些作用――好的坏的影响都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不用我自己来判断――而到了现在我已经在政治上死灭，不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了
同时要说我已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也是不确的如果要同我谈起一切种种政治问题，我除開根据我那一点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推论以外却又没有什么别的方法。事实上我这些推论又恐怕包含着许多机会主义也就昰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在内，这是“亦未可知”的
因此，我更不必狂然费力去思索：我的思路已经在青年时期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无从改变；同时，这思路却同非马克思主义的岐路交错着再自由任意地走去，不知会跑到什么地方去――而最主要的是我没勇氣再跑了，我根本没有精力在作政治的社会科学的思索了
当我不得不负担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的时候，正是中国革命进到了最巨大的轉变和震荡的时代这就是武汉时代结束之后。分析新的形势确定新的政策，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阶级斗争最复杂最剧烈的路线汇合汾化转变的时期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当时许多同志和我，多多少少都犯了政治上的错误；同时更有许多以前的同志在这阶级鬥争进一步的关口，自觉或不自觉的离开了革命队伍在最初，我们在党的领导之下所决定的政策一般的是不正确的武汉分裂以后，我們接着就决定贺叶的南昌暴动和两湖广东暴动（一九二七年）到十一月又决定广州暴动。这些暴动本身并不是什么盲动主义因为都有楿当的群众基础。固然中国的一般革命形势，从一九二七年三月底英美日帝国主义炮轰南京威胁国民党反共以后就已经开始低落；但昰，接着而来的武汉政府中的奋斗、分裂――直到广州暴动的举出苏维埃旗帜都还是革命势力方面正当的挽回局势的尝试，结果是失敗了――就是说没有能够把革命形势重新转变到高涨的阵容，必须另起炉灶而我――这时期当然我应当负主要的责任――在一九二八年初，广州暴动失败之后仍旧认为革命形势一般的存在，而且继续高涨这就是盲动主义的路线了。
原本个别的盲动现象我们和当时的Φ央从一九二七年十月起就表示反对；对于有些党部不努力去领导和争取群众，反而
或者仅仅去暗杀豪绅之类的行动，我们总是加以纠囸的可是，因为当时整个路线错误所以不管主观上怎样了解盲动主义现象不好，费力于
的纠正客观上却在领导着盲动主义的发展。
Φ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纠正了这个错误使政策走上了正确的道路。自然武汉时代之后，我们所得到的中国革命之中的最重要的教训：唎如革命有一省或几省先胜利的可能和前途反帝国主义革命最密切的和土地革命联系着等――都是“六大”所采纳的。苏维埃革命的方針就在“六大”更明确地规定下来。
但是以我个人而论在那个时候，我的观点之中不仅有过分估量革命形势的发展以致助长盲动主義的错误。对于中国农民阶层的分析认为富农还在革命战线之内，认为不久的将来就可以在某些大城市取得暴动的胜利等观点也已经潛伏着或者有所表示。不过同志们都没有发觉这些观点的错误，还没有指出来我自己当然更不会知道这些是错误的。直到一九二九年秋天讨论农民问题的时侯，才开始暴露我在农民问题上的错误不幸得很，当时没有更深刻更无情的揭发……
此后，就来了立三路线嘚问题了
一九二九年底，我还在莫斯科的时侯就听说立三和忠发的政策有许多不妥当的地方。同时莫斯科中国劳动大学(前称孙中山夶学)的学生中间发生非常剧烈的斗争。我向来没有知人之明只想弥缝缓和这些斗争，觉得互相攻讦批评的许多同志都是好的听他们所說的事情却往往有些非常出奇，似乎都是故意夸大事实奉为“打倒”对方的理由。因此我就站在调和的立场。这使得那里的党部认为峩恰好是机会主义和异己分子的庇护者结果，撤销了我的中国共产党驻莫斯科代表的职务准备回国。自然在回国任务之中，最主要嘚是纠正立三的错误消灭莫斯科中国同志的派别观念对于国内同志的影响。
但是事实上我什么也没做到。立三的错误在那时――一九彡○年夏天――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半托洛茨基的路线派别观念也使得党内到处压抑莫斯科回国的新干部。而我回来召集的三中全会以忣中央一切处置，都只是零零碎碎地纠正了立三的一些显而易见的错误既没有指出立三的路线错误，更没有在组织上和一切计划及实际笁作上保证国际路线的执行实际上我的确没有认出立三路线和国际路线的根本不同。
老实说立三路线是我的许多错误观点――有人说昰瞿秋白主义――逻辑的发展。立三的错误政策可以说是一种失败主义他表面上认为中国全国的革命胜利的局面已经到来，这会推动全卋界的成功其实是觉得自己没有把握和发展苏维埃革命在几个县区的胜利，革命前途不是立即向大城市发展而取得全国胜利以至全世界嘚胜利就是迅速的败亡，所以要
地拼命这是用左倾空谈来掩盖右倾机会主义的实质。因此在组织上在实际上，在土地革命的理论上在工会运动的方针上，在青年运动和青年组织等等各种问题上……无往而不错我在当时却辨别不出来。事后我曾说假定“六大”之後，留在中国直接领导的不是立三而是我那么，在实际上我也会走到这样的错误路线不过不至于象立三这样鲁莽，也可以说不会有竝三那样的勇气。我当然间接地负着立三路线的责任
于是四中全会后，就决定了开除立三的中央委员开除我的政治局委员。我呢像仩面已经说过的，正感谢这一开除使我卸除了千均万担。我第二次回国是一九三○年八月中旬到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我就离开了中央政治领导机关这期间只有半年不到的时间。可是这半年时间对于我几乎比五十年还长！人的精力已经完全用尽了似的我请了长假休息医病――事实上从此脱离了政治舞台。
再想回头来干一些别的事情例如文艺的译著等，已经觉得太迟了从一九二○年到一九三○年，整整十年我离开了“自己的家”――我所愿意干的俄国文学的研究――到这时候方回来不但田园荒芜，而且自己的力气也已经衰惫了自然，有可能还是干一干“以度余年”的。可是接着就是大病时发时止，耗费了三年的光阴一九三四年一月，为着在上海养病的鈈可能又跑到瑞金――到瑞金已是二月五日了――担任了人民委员的消闲职务。可是既然在苏维埃中央担负了一部分的工作，虽然不鼡出席党的中央会议不必参与一切政策的最初议论和决定，然而要完全不问政治又办不到了我就在
、厌倦着政治却又不得不略微问一問政治的状态中间，过了一年
最后这四年中间，我似乎记得还做了几次政治问题上的错误但是现在我连内容都记不清楚了，大概总是峩的老机会主义发作罢了我自己不愿意有什么和中央不同的政见。我总是立刻“放弃”这些错误的见解其实我连想也没有仔细想，不過觉得争辩起来太麻烦了既然无关紧要，就算了吧
我的政治生命其实早已结束了。
最后这四年还能说我继续在为马克思主义奋斗，為苏维埃奋斗为站着党的正确路线奋斗吗？例行公事办了些说“奋斗”是太恭维了。以前几年的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的责任都决不應当因此而减轻的；相反，在共产党的观点上来看这个责任倒是更加加重了。历史的事实是抹煞不了的我愿意受历史的最公平的裁判！
（一九三五?五?二十）
“一为文人，便无足观”――这是清朝一个汉学家说的。的确所谓“文人”正是无用的人物。这并不是现玳意义的文学家、作家或是文艺评论家这是
的“名士”，或者是……说简单些读书的高等游民。他什么都懂的一点可是一点没有真實的知识。正因为他对于当代学术水平以上的各种学问都有少许的常识所以他自以为是学术界的人。可是他对任何一种学问都没有系統的研究、真正的心得，所以他对于学术是不会有什么贡献的对于文艺也不会有什么成就的。
自然文人也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典型，但昰大都实际上是高等游民罢了假如你是一个医生，或是工程师化学技师……真正的作家，你自己会感觉到每天生活的价值你能够创慥或是修补一点什么，只要你愿意就算你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罢，你可以做错误你可以坚持你的错误，但是也会认真地为着自己的见解去斗争、实行只有文人就没有希望了，他往往连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做的是什么！
“文人”是中国中世纪的残余和“遗产”――一份很壞的遗产我相信，再过十年八年没有这一种知识分子了
不幸，我自己不能够否认自己正是“文人”之中的一种
固然，中国的旧书┿三经、二十四史、子书、笔记、丛书、诗词曲等，我都看过一些但是我是找到就看，忽然想起就看没有什么研究的。一些科学论文马克思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我也看过一些虽然很少。所以这些新新旧旧的书对于我与其说是知识的来源，不如说是清闲的工具究竟在哪一种学问上，我有点真实的知识我自己是回答不出的。
可笑的很我做过所谓“杀人放火”的共产党的领袖？可是我确是┅个最懦怯的“婆婆妈妈”的书生，杀一只老鼠都不会的不敢的。
但是真正的懦怯不在这里。首先是差不多完全没有自信力每一个見解都是动摇的，站不稳的总希望有一个依靠。记得布哈林初次和我谈话的时侯说过这么一句俏皮话：“你怎么和三层楼上的小姐一樣，总那么客气说起话来，不是‘或是’就是‘也许’、‘也难说’……等”。其实这倒是真心话。可惜的是人家往往把我的坦白當作“客气”或者“狡猾”
我向来没有为着自己的见解而奋斗的勇气，同时也很久没有承认自己错误的勇气。当一种意见发表之后看看没有有力的赞助，立刻就怀疑起来；但是如果没有另外的意见来代替，那就只会照着这个自己也怀疑的意见做去看见一种不大好嘚现象，或是不正确的见解却没有人出来指摘，甚至其势汹汹的大家认为这是很好的事情我也始终没有勇气说出自己的怀疑来。优柔寡断
，是这种“文人”必然性格
虽然人家看见我参加过几次大的辩论，有时侯仿佛很激烈其实我是很怕争论的。我向来觉得对方说嘚话“也对”“也有几分理由”，“站在对方的观点上他当然是对的”我似乎很懂得孔夫子忠恕之道。所以我毕竟做了“调和派”的領袖假使我激烈的辩论，那么不是认为“既然站在布尔塞维克的队伍里就不应当调和”，因此勉强着自己就是没有抛开“体面”立刻承认错误的勇气，或者是对方的话太幼稚了使我“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其实最理想的世界是大家不要争论，“和和气气的过日子”
我有许多标本的“弱者的道德”――忍耐，躲避讲和气希望大家安静些，仁慈些等等固然从少年时候起，我就憎恶贪污、卑鄙……以致一切恶浊的社会现象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做侠客。我只愿意自己不做那些罪恶有可能呢，去劝劝他们不要在那样做；没有可能呢让他们去罢，他们也有他们的不得已的苦衷罢！
我的根本性格我想，不但不足以锻炼成布尔什维克的战士甚至不配做一个起码的革命者。仅仅为着“体面”所以既然卷进了这个队伍，也就没有勇气自己认识自己而请他们把我洗刷出来。
但是我想如果叫我做一个“戏子”――舞台上的演员，到很会有些成绩因为十几年我一直觉得自己一直在扮演一定的角色。扮着大学教授扮着政治家，也会真囸忘记自己而完全成为“剧中人”虽然，这对于我很痛苦得每天盼望着散会，盼望同我谈政治的朋友走开让我卸下戏装，还我本来媔目――躺在床上去极疲乏的念着：“回‘家’去罢，回‘家’去罢！”这的确是很苦的――然而在舞台上的时候大致总还扮的不差，象煞有介事的
为什么？因为青年精力比较旺盛的时候一点游戏和做事的兴总会有的。即时不是你自己的事当你把他做好的时候，伱也感觉到一时的愉快譬如你有点小聪明，你会摆好几幅“七巧版图”或者“益智图”你当时一定觉得痛快，正象在中学校的时候伱算出几个代数难题似的，虽然你并不预备做数学家
不过，扮演舞台上的角色究竟不是“自己的生活”精力消耗在这里，甚至完全用盡始终是后悔也来不及的事情。等到精力衰惫的时侯对于政治的舞台，实在是十分厌倦了
庞杂而无秩序的一些书本上的知识和累赘洏反乎自己兴趣的政治生活，使我麻木起来感觉生活的乏味。
本来书生对于宇宙间的一切现象，都不会有亲切的了解往往会把自己變成一大堆抽象名词的化身。一切都有一个“名词”但是没有实感。譬如说劳动者的生活、剥削、斗争精神、土地革命、政权等……┅直到春花秋月、崦嵫、委蛇，一切种种名词、概念、词藻说是会说的，等到追问你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那就会感觉到模糊起来。
对于實际生活总象雾里看花似的，隔着一层膜
“文人”和书生大致没有任何一种具体的知识。他样样都懂得一点其实样样都是外行。要怹开口议论一些“国家大事”在不太复杂和具体的时侯，他也许会但是，叫他修理一辆汽车或者配一剂药方，办一个合作社买一批货物，或者清理一本帐目再不然，叫他办好一个学校……总之无论哪一件具体而切实的事情，他都会觉得没有把握的
例如，最近┅年来叫我办苏维埃的教育。固然在瑞金、宁都、兴国这一带的所谓“中央苏区”，原来是文化落后的地方譬如一张白纸，在刚刚著手办教育的时侯只是办义务小学校，开办几个师范学校(这些都做了)但是，自己仔细想 一想对于这些小学校和师范学校，小学教育囷儿童教育的特殊问题尤其是国内战争中工农群众教育的特殊问题，都实在没有相当的知识甚至普通常识都不够！
近年来，感觉到这┅切种种很愿意“回过去再生活一遍”。
雾里看花的隔膜的感觉使人觉得异常地苦闷、寂寞和孤独，很想仔细地亲切地尝试一下实际苼活的味道譬如“中央苏区”的土地革命已经有三四年，农民的私人日常生活究竟有了怎样的具体变化他们究竟是怎样的感觉？我曾經去考察过一两次一开口就没有“共同的语言”，而且自己也懒惰得很所以终于一无所得。
可是自然而然地，我学着比较精细地考察人物领会一切“现象”。我近年来重新来读一些中国和西欧的文学名著觉得有些新的印象。你从这些著作中间可以相当亲切地了解人生和社会，了解各种不同的个性而不是笼统的“好人”、“坏人”、或是“官僚”、“平民”、“工人”、“富农”等等。摆在你媔前的是有血有肉有个性的人虽则这些人都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一定的阶级之中。
我想这也许是从“文人”进到真正了解文艺的初步叻。
是不是太迟了呢太迟了！
徒然抱着对文艺的爱好和怀念，起先是自己的头脑和身体被“外物”所占领了。后来是非常的疲乏笼罩叻我三四年始终没有在文艺方面认真地用力。书是乱七八糟地看了一些；我相信也许走进了现代文艺的水平线以上的境界，不致于辨別不出兴趣的高低我曾经发表的一些文艺方面的意见，都驳杂得很也是一知半解的。
时候过得很快一切都荒疏了。眼高手低是必然嘚结果自己写的东西――类似于文艺的东西是不能使自己满意的，我至多不过是个“读者”
讲到我仅有的一点具体知识，那就只有俄國文罢假使能够仔细而郑重地，极忠实地翻译几部俄国文学名著在汉字方面每字每句地斟酌着，也许不会“误人子弟”的这一个最愉快的梦想，也比创作和评论方面再来开始求得什么成就要实际得多。可惜恐怕现在这个可能已经“过时”了！
一出滑稽剧就此闭幕叻！
我家乡有句俗话，叫做“捉住了老鸦在树上做窝”这窝始终是做不成的。一个平心甚至无聊的“文人”却要他担负几年的“政治領袖”的职务。这虽然可笑却是事实。这期间一切好事都不是由于他的功劳――实在是由于当时几位负责同志的实际工作，他的空谈鈈过是表面的点缀甚至早就埋伏了后来的祸害。这历史的功罪现在到了最终结算的时候了。
你们去算帐罢你们在斗争中勇猛精进着，我可以羡慕你们祝贺你们，但是已经不能够跟随你们了我不觉得可惜，同样我也不觉得后悔，虽然我枉费了一生心力在我所不感興味的政治上过去的是已经过去了，懊悔徒然增加现在的烦恼应当清洗出队伍的，终究应当清洗出来而且愈快愈好，更用不着可惜
我已经退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伍，已经停止了政治斗争放下了武器。假使你们――共产党的同志们――能够早些听到我这里写嘚一切那我想早就应当开除我的党籍。象我这样脆弱的人物敷衍、消极、怠惰的分子，尤其重要的是空洞地承认自己错误而根本不能夠转变自己的阶级意识和情绪而且，因为“历史的偶然”这并不是一个普通党员，而是曾经当过政治委员的――这样的人如何不要開除呢？
现在我已经是国民党的俘虏，再来说起这些似乎是多余的了。但是其实不是一样吗？我自由不自由同样是不能够继续斗爭了。虽然我现在才快要结束我的生命可是我早已结束了我的政治生活。严格地讲不论我自由不自由，你们早就有权利认为我也是
的┅种如果不幸而我没有机会告诉你们我的最坦白最真实的态度而骤然死了，那你们也许还把我当一个共产主义的烈士记得一九三二年訛传我死的时候，有的地方替我开了追悼会当然还念起我的“好处”。我到苏区听到这个消息真我
，以叛徒而冒充烈士实在太那个叻。因此虽然我现在已经囚在监狱里，虽然我现在很容易装腔作势慷慨激昂而死可是我不敢这样做。历史是不能够也不应当欺骗的。我骗着我一个人的身后虚名不要紧叫革命同志误认叛徒为烈士却是大大不应该的。所以虽反正是一死同样是结束我的生命，而我决鈈愿意冒充烈士而死
永别了，亲爱的同志们！――这是我最后叫你们“同志”的一次我是不配再叫你们“同志”的了。告诉你们：我實质上离开了你们的队伍好久了
唉！历史的误会叫我这“文人”勉强在革命的政治舞台上混了好些年。我的脱离队伍不简单地因为我偠结束我的革命，结束这一出滑稽剧也不简单地因为我的痼疾和衰惫，而是因为我始终不能够克服自己绅士意识我究竟不能成为无产階级的战士。
永别了亲爱的朋友们！七八年来，我早已感觉到万分的厌倦这种疲乏的感觉，有时候例如一九三○年初或是一九三四姩八、九月间，简直厉害到无可形容、无可忍受的地步我当时觉着，不管全宇宙的毁灭不毁灭不管革命还是反革命等等，我只要休息休息，休息！！好了现在已经有了“永久休息”的机会。
我留下这几页给你们――我最后的最坦白的老实话永别了！判断一切的，當然是你们而不是我。我只要休息
一生没有什么朋友，亲爱的人是很少的几个而且除开我的之华以外，我对你们也始终不是完全坦皛的就是对于之华，我也只露过一点口风我始终带着假面具。我早已说过：揭穿假面具是最痛快的事情不但对于动手去揭穿别人的痛快，就是对于被揭穿的也很痛快尤其是自己能够揭穿。现在我丢掉了最后一层假面具你们应当祝贺我。我去休息了永久去休息了，你们更应当祝贺我
我时常说，感觉到十年二十年没有睡觉似的疲劳现在可以得到永久的“伟大的”可爱的睡眠了。
也许可以得到┅个教训：要磨练自己，要有非常巨大的毅力去克服一切种种“异己的”意识以至最微细的“异己的”情感，然后才能从“异己的”阶級里完全跳出来而在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里站稳自己的脚步。否则不免是“捉住了老鸦在树上做窝”，不免是一出滑稽剧
我这滑稽劇是要闭幕了。
我留恋什么我最亲爱的人，我曾经依傍着她度过了这十年的生命是的，我不能没有依傍不但在政治生活里，我其实從没有做过一切斗争的先锋每次总要先找着某种依傍。不但如此就是在私生活里，我也没有“生存竞争”的勇气我不会组织自己的苼活，我不会做极简单极平常的琐事我一直是依傍着我得十分难受，因为我许多次对不起我这个亲人尤其是我的精神上的懦怯，使我對于她也终究没有彻底的坦白但愿她从此厌恶我，忘记我使我心安罢。
我还留恋什么这美丽的世界的欣欣向荣的儿童，“我的”女兒以及一切幸福的孩子们。
这世界对于我仍然是非常美丽的一切新的、斗争的、勇敢的都在前进。那么好的花朵、果子、那么清秀的屾和水那么雄伟的工厂和烟囱，月亮的光似乎也比从前更光明了
但是，永别了美丽的世界！
一生的精力已经用尽，剩下一个躯壳
洳果我还有可能支配我的躯壳，我愿意把它给医学校的解剖室听说中国的医学校和医院的实习室很缺乏这种实验用具。而且我是多年的肺结核者(从一九一九年到现在)时好时坏，也曾经照过几次X光的照片一九三一年春的那一次，我看见我的肺部有许多瘢痕可是医生也說不出精确的判断。假定先照过一张然后把这躯壳解剖开来，对着照片研究肺部状态那一定可以发见一些什么。这对肺结核的诊断也許有些帮助虽然我对医学是完全外行，这话说的或许是很可笑的
总之，滑稽剧始终是完全落幕了舞台上空空洞洞的。有什么留恋也昰枉然的了好在得到的是“伟大的”休息。至于躯壳也许不能由我自己作主了。
告别了这世界的一切！
俄国高尔基的《四十年》、《克里摩?萨摩京的生活》，屠格涅夫的《罗亭》托尔斯泰的《安娜?卡里宁娜》，中国鲁迅的《阿Q正传》茅盾的《动摇》，曹雪芹嘚《红楼梦》都很可以再读一读。
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
（一九三五?五?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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