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9年1期，CSSCI收录）

内容简介：明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颇具特色的社会转型时期，社会风尚相当开放,女性行动比较自由。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单调生活正在被缤纷丰富的休闲生活所取代，女性的休闲被赋予了更多时代色彩，并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本文[①]详细论述了明代女性的体育休闲活动、节令旅游休闲活动、文化休闲活动三个方面，全面展示其精神风貌，并揭示其现象中蕴含的深层原因。

关键词：明代 女性 休闲生活

女性的休闲，是其承担家庭、社会义务的时间之外、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内，为达到休息、放松、娱乐、自我提高等目的从事自己喜欢的活动，从中获得内心体验和心理满足。休闲是人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显示了个人生活质量的高低，同时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在中国传统的伦理观中，古代女性被囿于门庭之内，足不出户，承担着繁重的劳动和家务活动，其生活单调枯燥，很少有专属于自己的休闲娱乐。但这种情况在明代有所改观。明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颇具特色的社会转型时期。频繁的社会流动与“城市化”的过程极大的改变了普通民众的生活，造成社会风尚相当开放，女性行动比较自由。同时，明代女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单调生活正被缤纷丰富的休闲生活所取代。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选择明代妇女的休闲作为一个角度进行研究，会使我们发现这并不单纯是一个女性或者休闲话题。从休闲角度研究女性，可以更多地认识女性生活的真实全貌；从女性角度观察闲暇，则可以更多地了解闲暇的实质、时代的气息及其对女性的意义。本文试图通过对明代商业社会中女性休闲生活多样性的探究[②]，即体育休闲活动、节令旅游休闲活动、文化休闲活动三个方面，全面展示其精神风貌，揭示其现象中蕴含的深层原因。

一、明代女性的休闲生活的种类

（一）红裙曳起露金莲:体育休闲活动

1．几回踢去娇无语:蹴鞠

明代踢蹴鞠活动盛行,涌现出一批技艺高超的女性爱好者，如明代陈继儒在《太平清话》中记彭云秀具有高超的蹴鞠技艺，“一生俱是蹴鞠，旋转纵横，无施不可”。明人咏妇女踢鞠的诗词不少，戏剧家李渔《美人千态图》写得尤为精彩:“蹴鞠当场二月天,香风吹下两婵娟。汗沾粉面花含露,尘拂蛾眉柳带烟。翠袖低垂笼玉简,红裙曳起露金莲。几回踢去娇无语,恨煞长安美少年”[③]。这是一场“双婵娟”踢球活动,惟妙惟肖。

明代宫廷颇为盛行踢鞠之戏。《明玄宗行乐图》卷中绘有朱瞻基观看踢鞠的场面。宫中嫔妃们也好表演蹴鞠，组成齐云社。王誉昌在《崇祯诗》后注中记述：“宫眷喜蹴鞠之戏，田贵妃风度安雅，众莫所及”。“锦扇平铺界紫庭,裙衫风度压娉婷。天边自结齐云社,一簇彩云飞便停”[④],就是写田贵妃在蹴鞠比赛时精彩绝伦的表演。后妃宫女参与到蹴鞠表演,虽然是为了皇帝的寻欢作乐,但客观上促进了女性体育休闲活动的开展。

2．月明林下美人来：秋千

明代妇女喜爱秋千运动。在村落附近，往往竖起几架秋千，“近村的妇女，欢聚其中”。明代李开先的诗“綵架傍长河，女郎笑且歌。身轻如过鸟，手捷类抛梭”，“索重画板横,女伴斗轻盈。……俯视花梢下,高腾树杪平” [⑤],展示了女性荡秋千时轻盈的身姿和凌空飞翔的情景。天顺年间清明时节，临安卫指挥王忠的女儿王娇鸾和曹姨及侍儿明霞在后园打秋千耍子[⑥]。方志中有大量记载，万历山东《安丘县志》记载清明“女子尤重秋千”；万历浙江《秀水县志》记载“妇人架秋千为戏”；天启安徽《来安县志》记载“牧童村女作秋千戏”。可见，秋千已经成为明代妇女较为普及的一项体育活动，给她们的闲暇时光带来很多乐趣。

3．时危剑器摧石骨：剑器舞　

明代女性酷爱矫健的剑器舞。马端临《文献通考》记载:剑器“其舞用女伎,雄凌空手而舞”，明代张烈《正字通》也沿用此说，认为剑舞是一种纯粹的舞蹈。秦淮八绝之一的柳如是做《剑术行》诗：“寒锋倒景不可识，阴崖落木风悲吟。吁嗟变化须异人，时危剑器摧石骨。我徒壮气满天下，广陵白发心恻恻”。名妓们虽在欢场，迎来送往，交结达官显贵，却并非一味迎合艳俗，她们通过剑舞张扬自己的个性和尊严，抒发了巾帼英雄的豪情，体现了独立自主的意识。

4、闲敲棋子落灯花:对弈

继魏晋、南北朝、隋唐之后，明清时期出现了中国围棋史上的又一个高峰。妇女中也不乏弈棋的爱好者。正德年间，玉堂春思念王景隆，上了百花楼，从不下楼。“是日闷倦，叫丫头下盘棋、打双陆”[⑦]。《金瓶梅词话》第七回，薛媒人替孟玉楼向西门庆保媒时，说孟玉楼“当家立纪，针指女工、双陆棋子不消说……又会弹一手好月琴”。

    明代的体育活动得到广大女性的参与，无论妃嫔宫女或者民间女子,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适合自己的体育健身活动。这主要来自女性自身对体育活动的兴趣与爱好。同时，闺房小姐与绣楼少妇不满足于单调、枯燥乏味的生活，于是，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成了她们的追求。这些体育活动使得她们健体强身，平添几多生活情趣。

（二）笑语盈盈暗香去:旅游休闲活动

明代女性郊游可分为节日郊游和闲暇旅游两种。受商业因素和社会风气的影响，部分女性改变以往深居简出，出门则乘车乘轿的生活，她们大胆地走出闺阁，勇于抛头露面，自由地参与到节日庆典和文化娱乐活动，并出游成习。

1．东风夜放花千树：节令性的休闲活动

中国传统岁时节令非常丰富。明代一些重要节日如立春、元宵节,常有戏剧、杂技、舞狮等表演，吸引众多女性外出观看。杭州立春时节“士女纵欢，阗塞市街”[⑧]，福建于迎春时节“士女传睹，填街塞巷”[⑨]，河北“上元夕通衢张灯放炬,男女杂游”[⑩]。可见，街上红男绿女摩肩接踵，热闹非凡。

明代出现具有浓重女性色彩的节日，如花朝、七夕、中秋等。花朝节即百花生日，姑娘进行成年笄礼或扑蝶游乐。“邵武笄女子，以是日为扑蝶游”[11]；“士女皆摘蓬叶插於头”[12]。女性多于七夕节“设瓜果乞巧”[13]，并祈求爱情。此外，明代女性在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可回娘家省亲。《宛署杂记》记载:“九月蒸花糕、用面为糕，大如盆，铺枣二三层，有女者迎归，共食之”，即北京于重阳节接女儿回娘家。明代节日风俗更多体现的是娱乐功能，为士人和姑娘所重视。

明代女性在节日进行郊游, 活动相当自由。正月初九为天诞日，即玉皇大帝的诞辰日。是日，“男女靓装丽服，膜拜东郊”[14]。三月初三上巳节，正值春光明媚，“都中士女倾城而出，华饰异香，歌管剧戏，杂逞所长”[15]。可见，明代女性打扮得光鲜亮丽，华服香妆而游春，享受着踏青春游的乐趣。

明代有妇女走百病的风俗，星夜下相邀出门，过桥、拜庙，据说可消百病。嘉靖湖南《常德府志》记载“妇女相邀，成队宵行，名曰走百病”。崇祯江苏《泰州志》记载“十六夜阑人静，女伴相聚出行，曰走桥”。明代末年《如梦录》生动描绘汴梁妇女观灯的盛况：“街中男妇成群逐队，至二更，巨室大家宅眷出游，僮仆执灯，侍婢妾媵冉冉追随。徘徊星月之下，盘桓灯辉之中，低言悄语，嬉笑嘤嘤，闪闪烁烁，游走百病，相将过桥，俗云过桥不腰疼。如此三夜，金吾不禁，任意游乐”。可见，走百病的风俗已经演变为女性走出城门进行野外夜游、喧笑嬉闹，且持续三天的风俗。

随着明代商品经济的活跃，岁时节日的巫术神秘色彩进一步削弱，节日的娱乐性和人性的张扬得到加强,节日习俗的审美价值与调节生活的作用表现得更加明显。明代女性广泛参与各种民俗活动中，尽情享受佳节庆典的闲暇和娱乐，也充实了自己的休闲生活。

2．倩影芳踪踏河山:女性冶游郊游之风

明代一些女性摆脱了传统礼制约束，成群结队，游山玩水，纵情自然，个性鲜明。这些女性三五成群，在户外“解裙围松树团坐，藉草呼庐，虽车马沓来，不顾”[16]。嘉靖、万历年间，素兰“春秋佳日，扇舟自放，吴越山川，游迹殆遍”，常“为胡奴装，跨骏骑，游行至夜分”[17]。明代妇女徜徉于湖光山色之中，饱览天下的奇山秀水，早把礼教束缚抛于脑后。正如明末清初江浙小说《照世杯》说：“就如我们吴越的妇女，终日游山玩水，入寺拜僧，倚门立户，看戏赴社，把一个花容粉面，任你千人看，万人瞧，他还要批评男人的长短，谈笑过路的美丑，再不晓得爱惜自家头脸[18]。

有些青楼女子对山水之娱情有独钟，不辞辛苦游历，写下游记。董小宛“性爱闲静，遇幽林远涧，片石孤云，则恋恋不忍舍去”[19]，甚至还“徙居半塘，小筑河滨，竹篱茅舍”，行人路过“时闻歌诗声或鼓琴声”，后来她“扁舟游西子湖，登黄山，礼白岳”，迷恋山水之乐[20]。王微“性好名山水”，才情殊众，常“扁舟载书，往来吴会间”。她皈依佛门后，“布袍竹杖，游历江楚，登大别山，眺黄鹤楼、鹦鹉洲诸胜”，并“撰集名山记数百卷”[21]。如诗如画的风景使得广大女性于观花赏雪、游山玩水中，既锻炼身体、舒展心情，也受到美的熏陶。

明中期以后，佛道信仰盛行。明代妇女多随着香会出行,朝山进香礼佛，游历遍及宗教圣地和名山大寺。湖北均州的太和山，又称“武当山”，供奉真武大帝，吸引了来自闽、浙、江西、岭南、蜀地的“四方士女，骈阗辐辏，不减泰山”[22]。泰山更是吸引众多女香客的朝拜。明人沈晴峰《登岱记》记载颇详：“每岁三四月，五方士女登祠元君者数十万。夜望山上，篝灯如聚萤万斛，上下蚁旋，鼎沸雷鸣，仅得容足”[23]。明代小说《醒世姻缘传》记载山东明水镇张道婆和候道婆，组织80名妇女骑驴坐桥，不辞辛苦，长途跋涉200余里，到泰山顶烧香。“这烧香，一为积福，一为看景逍遥”。一路上她们住店吃席，游山逛庙，摆酒看戏，非常逍遥。她们在泰山顶上还遇到来烧香的云南、贵州、四川、两湖、两广的妇女。这两个道婆集结一班男女，“结了社，攒了银钱，要朝普陀，上武当，登峨眉，观遍天下”[24]。可见，香会不仅仅是宗教会社，还是一种组织女性集体出游的旅游会社。烧香拜佛不是这些女性不辞辛劳进香的唯一目标，观赏天下美景色、消遣心中的孤寂和苦闷获得身心的愉悦才是她们所看重的。

在郊游中，女性行为自由，况且男女混杂，难免会产生私情。“不须更相问，家住横塘西。横塘连夹浦，曲曲明如许……出门郎不见，仍荡采莲舟”[25]。这首诗描写了水乡少女驾着一叶扁舟穿梭在碧水之上采莲，与情郎萍水相逢后，主动留下家居地址，而后又与情郎幽会。明代梁玉姬《偶作》“忆郎瞥见在春郊，欢极轻将翠袖招。近觑庞儿原不是，羞生双颊晕难消”，此诗描写一位少女在郊游时惊喜地与情郎挥袖相认，没想到却是误认而引起的羞赧。另有记载：三月三日玉皇船会人山人海，拥挤不透，男女混杂。那些游手好闲的光棍，那些无拘无束的婆娘，结队出没，可也再没有知书达礼的君子合那秉礼守节的妇人到那个所去的理，也有或是光棍劫众，把妇女受了辱的，也尽多这打了牙往自己肚里咽的事。明代的北方有一位莫大姐就发生过此类事情。因是闷得不耐烦，莫大姐征得丈夫同意后，约了邻居两三个妇女们到岳王庙里烧一柱香。莫大姐伙同女伴，带了纸马酒盒，抬着轿，飘飘逸逸的出门去了。后来，莫大姐在旅游中惹出了一段风流韵事。[26]

明代女性为了满足精神的需要，大胆借助宗教仪典等形式，从事自己所钟爱的休闲旅游。她们行动比较自由，拓展了生活空间，丰富了休闲生活，调节了生活节奏，释放出女性对美的追求。可见，她们的日常生活并不是黯淡得毫无色彩。

 (三) 闲情正在停针处：伤怀思夫的家居休闲生活

明代女性在日常的家居生活中，消磨时光、寄托情思的方式颇多。她们或观花斗草，吟风赏月。天顺年间，临安卫指挥王忠的女儿王娇鸾写到“静里有亲同对月，闲中无事独看花”[27]；“东风吹梦知何处，空听流莺槛外声” [28]；“教坊脂粉洗铅华，一片闲心对落花……雪髻半绾临妆镜，雨泪空流湿绛妙” [29]。这些诗词充满“闲”“空”等字眼，充满闲适之情。她们或描眉画眼、傅粉施朱，对镜梳妆，女性消费日益奢靡，“俗尚日奢，妇女尤甚，家才担石，已贸绮罗，积未锱铢，先营珠翠”[30]，因此有了“中山孺子倚新妆”的情景[31]。她们或独倚高楼、望尽千帆。“征夫塞上行怜影，少妇窗前想画眉……春华秋色递如流，东家怨女上妆楼”[32]；“半夜旅魂随调切，谁家少妇倚楼听”[33]。她们或深夜焚香，静候郎君。明代诗人林鸿在《投赠张红桥》中写到：“桂殿焚香酒半醒，露华如水点银屏。含情欲诉心中事，羞见牵牛织女星。”明代诗人王叔承在《竹枝词》“月出江头半掩门，待郎不至又黄昏。深夜忽听巴渝曲，起剔残灯酒尚温。”孤灯对只影,夜深人未寐,冷寂之中多了几许牵挂。

另外，刺绣、纺织、缝纫等女工成为明代消遣时光的重要方式之一。女子从事女红一是出于爱好，二是受妇有四德的古训的影响。女子一旦有了意中人，便会亲手绣制精美的荷包送给对方或为郎君亲手裁制征衣。董小宛嫁给冒辟疆后“抛却管弦，洗尽铅华，精心钻习女红，以致整个月足不出户”，结果，董小宛的女红技艺突飞猛进，“不仅刺绣妍巧工鲜，而且擅长剪采织字、缕金回文”[34]。有大量明代诗歌进行描述：“风送杨花满绣床，飞来紫燕亦成双。闲情正在停针处，笑嚼残绒唾碧窗”[35]；“凤凰楼上吹箫女，蟋蟀堂前织锦机”[36]；“腰镰逝采掇，织作君衣裳。经以长相忆，纬以思不忘”[37]；“凉飕吹闺闼，夕露凄锦衾……君子万里身，贱妾万里心。灯前挥妙匹，运思一何深！裁以金剪刀，缝以素丝针。愿为合欢带，得傍君衣襟。”[38]那些女工产品不仅凝聚女性的聪明才智，也承载了她们的绵绵情丝，陪伴她们度过许多孤寂的时光。另外，品茗饮茶也成为明代女性休闲的生活方式，如明代诗人夏完淳《浪淘沙·春闺》中所写“一缕茶烟和梦煮，却又黄昏”。

（四）佳人丹青出粉墨:文化休闲活动

1．槎桠谁惜诗肩瘦:诗词以遣情

明代女性以诗传情、以诗达意，展示了俊逸的诗才和文雅的气质。嘉靖初年，王庄妃初选入宫，未得宠幸，提诗自叹“欲将旧恨题红叶，又恐新仇上翠峨。鱼过玉阶天色净，风吹金锁夜声多”。所幸的是嘉靖皇帝揽诗沉醉，顿生怜香惜玉之心，对她大加宠幸，册为贵妃[39]。这固然反映嘉靖皇帝的附庸风雅，也可见王庄妃借诗自娱的情怀。

一些世家大族，如吴江沈家和叶家、山阴祁家、桐城方家，涌出许多诗情横溢的才女，她们以写诗做赋来抒发情感，打发时光。明末桐城望族方家方孟式、方维仪、方维则等姊妹和亲眷结成“名媛诗社”，吟诗作画，互相唱和，留下许多诗集。江苏吴江沈宜修和三个女儿纨纨、小纨、小鸾都工诗词，常在庭院中吟诗作对。姑舅伯姊受其影响，都“屏刀尺而事篇章，弃织纫而工笔墨”[40]。甘肃华亭王凤娴和长女引元，次女引庆，皆工辞藻，母女时常唱和以为乐[41]。有史料为证，“不仅名门闺秀学诗作文，小户女子也执笔以试，反映一时之风尚”[42]，这充分说明明代女子在日常生活中把诗歌创作作为一种文化享受。

一些思妇怨妇在空闺之中借助自然景色，来倾诉衷肠、抚慰自己。明代散文家杨慎被谪滇，致使其妻黄峨在长期分离中，寄情于诗歌创作。黄峨在《寄升庵》中写下“懒把音书寄日边，别离经岁又经年。郎君自是无归计，何处青山不杜鹃”，表现出女性的潇洒和豁达。明代女诗人夏完淳《卜算子》的词中有许多闺愁描写：“秋色到空闺，夜扫梧桐叶。谁料同心结不成，翻就相思结。十二玉阑干，风动灯明灭。立尽黄昏泪儿行，一片鸦啼月”，金陵妓杨宛在《长相思》中写到“花影寒，月影寒，满地苍苔冷翠鬟，宛如香梦残；这般般，那般般，偏是相思相见难，无情自等闲。”这些充满了“空闺”、“空听”、“等闲”字眼的诗词烘托出几多孤寂和伤怀。可见，吟诗作赋成为有文化修养的明代女性排遣寂寥情感，寻求心理抚慰的一种重要方式。

2．闺阁丹青堪称奇:书画以咏物

寄情于书法和绘画成为明代上流社会、文士家庭中的女性、甚至青楼女子较普遍的休闲方式。崇祯皇帝的田贵妃擅长书法，“幼习钟王楷法”，善于临摹，“凡书画卷轴，帝每论妃签题之”[43]。明代不少女子学临摹书法，秀州姚元瑞之女“日读汉魏以来诸集，摹晋诸家书法”；嘉兴徐海门善书，其女徐范亦习之，且能摹诸家体，难辨真伪，《远香诗话》称其“真巾帼中书圣也”。

明中期以后，一批气度超常、才情色艺具佳的名妓应运而生。卞赛“喜作风枝袅娜，一落笔，画十余纸”[44]；范珏“性喜画山水，摹仿史痴、顾宝幢”[45]，一个“喜”字使传达了女性对绘画的喜爱之情，并怡然自乐。美娘闲暇时在“桌上铺着一幅细绢，画个美人的脸儿”，还未曾着色，四婆来了，看后称赞其“画得好，真是巧手”。秦淮名妓中，不少女子以书法绘画见长，马湘兰“画如游丝弱柳，婀娜媚人，画兰最善”[46]；马如玉“善小楷八分书及绘画，倾动一时士大夫”[47]。可以想象，这些女性拥有高超的书法绘画技法，与其闲暇时刻苦绘画分不开的。至于她们时常挥笔泼墨、以寄衷情也是寻常之事。

3．挑灯闲看牡丹亭:史传诸子

    明代那些会识字读书的女性，在闲暇时间里广泛阅读古训史书、小说、戏曲，不仅开拓自己的知识视野，还寻找到情感的慰藉与共鸣。

明代后妃闲暇时阅读史书诗词，获得历史的启迪。马皇后“暇则讲求古训，告六宫”[48]；天启帝的皇后张后挑选聪慧的宫女，于孤灯长夜教授唐宋小词，有“中宫午夜亲书史，自写唐词教翠娥”之称[49]；万历皇帝之母李太后“惟观书史，课宫人俱读书写字”[50]。

明代，有些妇女涉猎广泛，诸子百家无所不读。天顺年间，临安卫指挥王忠的女儿王娇鸾“幼通书史，举笔成文”[51]。祝允明的祖姑祝妙靖博学多艺，祝允明为其所撰墓志铭：“资志颖敏高朗，多才艺，涉猎传记甚富，通书数，善筹画记藏竺经典”，涉猎内容广泛。另一位常州妇女唐孺人“自《孝经》《女传》诵之外，至龄医药卜筮种树之书，顾不如专门家耳，然未尝不通其旨。其试之，亦数数有效。往来姻戚，所或见有异书及诸稗官小说，辄携取以归，旬日而还之，则诵习之矣。”这位妇女所读之书非常广泛，且不辞辛劳往来姻戚之家借阅。可想而知，唐孺人一定深得读书之乐。

 明代不少妙龄女性在闲暇时刻热衷于阅读《牡丹亭》，可见闺阁少女对爱情的期待。才女冯小青在《无题》中写道：“冷雨幽窗不可听，挑灯闲看牡丹亭。人间亦有痴于我，岂独伤心是小青！”[52]丽人俞娘，病榻之上“好观文史”，“一日，授《还魂记》，凝睇良久，情色黯然……饱研丹砂，密圈旁注，往往自写所见，出人意表。”[53]从诗中可以看出她们完全陶醉于杜丽娘浪漫的爱情故事中，并萌生憧憬和向往。

4．菱歌声入鸳鸯渚:曲艺消遣

明代女性中不乏具有曲艺才能的，她们或轻吟浅唱，或调丝弄竹，或舞姿翩跹，或登台演戏，淋漓尽致地展示了她们的文艺才能，也丰富了休闲生活。

    “吴姬画舫小于斛，荡桨出城沿月回。菰蒲浪深迷白纻，有时隔花闻笑语。鲤鱼风起燕飞斜，菱歌声入鸳鸯渚”[54]，描写江南水乡妙龄女子唱着采菱歌、荡舟湖上的悠闲自得；“铜龙咽寒更漏促，手拨繁弦转红玉。鸳鸯飞去屧楼空，犹唱吴宫旧时曲”[55]；“花月可怜春，房栊映玉人。思繁纤指乱，愁剧翠蛾颦”[56]，描写了夜深时分，女子轻拂琴弦歌唱的情景。

明代诗人高启在《柳燕》诗中写到：“妙舞汉宫人，香魂化几春。娇飞傍杨柳，犹似学腰身”，描写了女性傍着随风摇摆的杨柳枝而款款摆动、摇曳生姿的情景。

一些大户人家的女主人常常让她身边的女仆、侍姬弄竹弹丝，从而消除烦闷，获得愉悦。《金瓶梅词话》第九十四回，春梅被周守备册正做了夫人之后，也有“两个身边得宠弹唱的姐儿，都十六七岁，一名海棠，一名月桂，”烦闷时春梅就听唱解闷。

江南苏州一带，出现一批女诗人、女曲作家、女弹词艺术家。钟灵毓秀的闺秀才女们，正值青春年少，敏感的心灵需要尽情倾吐，弹词成为她们寄托敏锐才情和心事的绝佳载体。叶小纨精于曲律，著有杂剧《鸳鸯梦》，成为历史上第一位涉足戏剧创作的女作家[57]。明末吴地著名女弹词家陶贞怀，凭借自身的文学天赋，谱写弹词巨著《天雨花》[58]。她们的作品成为其他闺秀的重要文化消遣。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总结说：“弹词为妇女们所最喜爱的东西，故一般长日无事的妇女们，使每以读弹词或听唱弹词为消遣永昼或长夜的方法。一部弹词的讲唱，往往是需要一月半年的，这正投合了这个被幽闭在闺门里的中产以上的妇女们的需要。他们是需要这种冗长的读物的。”[59]

5．佛心蕙根通禅理：听佛教宣经

明代佛教、道教在民间广为流传。有些女性喜爱参禅悟道，自得其乐。明末才女叶小鸾“性高旷，厌繁华，爱烟霞，通禅理”[60]。佛教尼僧为扩大对广大民众的影响，走门串户，到富人家里讲授佛法。宣经采用人们喜闻乐见的词曲戏文，活泼通俗生动。《金瓶梅词话》记载了很多次众女性参加宣经的场面。如三十九回记载有吴月娘、潘姥姥、杨姑娘、大妗子、潘金莲、李娇儿、孟玉楼、李瓶儿，来旺媳妇惠香以及仆婢，一直说到四更天，除潘金莲、李娇儿离去，别人一直守着。佛教中的宣经活动集宗教信仰、娱乐、社会交往等多种功能于一体，倍受女性青睐。大批的妇女通过听佛教宣经消遣了大量的闲暇时间，充实了她们的精神生活。

总之，明代女性日常生活的文化休闲和消遣，提高了文化素养，寄托了情感情怀，并激发女性追求知识的热情，在传统社会中放射出睿智光芒。

二、空听流莺槛外声：明代女性休闲生活丰富的原因

明代女性的休闲生活如此丰富多彩,绚烂多姿，那么,促使这些现象出现的原因有哪些?大体归结为以下四个方面：

1．五更市贾何曾绝：商业经济的繁荣

明代商业发展迅速，城镇经济活跃，流动人口较多，服务行业兴盛，生活方便，信息便捷，共同构成一幅繁华的生活图像。唐寅的诗句“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西东。五更市贾何曾绝，四远方言总不同”[61]，描述了来自各地的富商巨贾操着各地的方言通宵达旦交易的情景,这正是苏州商业茂盛、贸易发达的生动写照。

明代拥挤的社会空间使女性不可避免地接触到外界，频繁的商业交流使女性更多的受到外界影响，而相对便捷的交通也使女性很快地融入商业社会中。明朝商品经济空前发展，商人从数量上较前代有了大幅的增加。“商人重利轻别离”导致了富家女性独守闺阁，抚琴吟诗作画成为其消遣时间、排解闺怨的途径。

同时，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明代广大女性从事文化休闲非常重要。没有宽裕的经济实力，温饱问题尚解决不了，更何谈文化消遣。因为文化消遣需要更多的物质投入，书籍、纸墨、笔砚，都是一笔不小的支出。只有家庭经济的殷实宽裕、生活悠闲，才可使得家中妇女有条件也有空暇时间来学习一些深层次的文化知识，并寻找到其中乐趣。明代妇女通过从事农业，纺织，蚕桑等劳动获得一定的经济报酬。尤其在明中后期，江南经济发展迅速，妇女在经济的发展中起到了更加突出的作用。妇女经济地位的提高有利于其改变从属地位，自由地支配休闲时光。

2．珠寺翻为歌舞池：社会风气的转变

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改变固有的生活方式，除了导致商业化与货币化表现更加突出，还自然催生更高层次的休闲生活的追求，整个社会从封闭、凝滞、沉寂状态中活跃起来。“春则西山踏青，夏则泛观荷荡，秋则桂岭，九月登高”是当时人们休闲生活的写照。江南城镇工商业者地位提高，社会意识形态、价值理念、社会风气也发生很大转变，社会各阶层纷纷突破明初礼制的等级界限，形成一种僭礼逾制、追逐财富、奢靡成风、及时享乐的社会风尚。明代著名文人袁宏道曾说“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新，口极世间之谈”，哪怕只做到其中一条，也就“生可无愧，死可不朽”了，折射出当时部分人的生活追求[62]。又如文徵明《月夜登阊门西虹桥》“珠寺翻为歌舞池，青山尽是绮罗情”之诗。这种奢靡享乐之风自然对广大明代女性产生较大影响。

随着明代思想风气逐渐解放，社会环境的相对宽松，人们的女性观念发生改变，至晚明时期明确提出对“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驳斥。江南市镇上的文人儒士、达官贵戚中的男子一般均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往往希冀家中女性知书识礼、才华出众，使得家门生辉。另外，有些家庭也期望女子具备一定手工技能，经商才能和文化知识。事实上，不但书香门第的女子、市民商贾的姬妾，甚至高门大户的婢女也被要求学书识算。同时，明代女性对自身重新审视这些都促进了女性对诗文书画的学习以及文化消遣的浓厚兴趣。

3．教坊乐府多新制：进步文化的冲激

资本主义的萌芽给整个社会带来巨大变化，文禁相对松弛，市民生活显示出不同程度的活力与多样性，而人们对传统的封建礼教也纷纷提出置疑,正如明代瞿佑《寄生草》“教坊乐府多新制，传得佳名入艳歌”所言。社会上还出现市民文化的空前繁荣和各种进步的社会思潮的涌动，如主张男女平等、婚姻自由、个性解放运动。这些无疑冲击了扼杀妇女人性的封建礼教，使传统的伦理道德规范面临着深刻的危机。这种类似于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的思想解放使得女性在一定程度上渐渐从旧有苛刻的束缚中走出，使得女性生活更多的透射出商业浪潮所带来的闲适特色。 

4．高阁佳人吹玉笛：绣楼闺阁的苑囿

元明以来，缠足从宫女娼优、姬妾女子发展到足不出户的富室闺秀和青楼女子，女性的肢体和行为受到约束。不可否认，明代有部分妇女被囿于闺阁庭院之内，她们闲居在家，其生活方式以闲适为主调，经常在庭院之内吟风弄月、赏花斗草、吟诗作赋、抚琴绘画、飞针走线、闲坐暇思，正如明代无名氏《桃话冷落》诗中所言“高阁佳人吹玉笛”。这使明代妇女更多一种孤独忧郁的闲适之趣。此中有闺中情怀，也不乏青楼幽怨。总之，明代女性多留意周边万物，其闲适情趣多反映一种小品意趣的韵味和平淡天真的诗情画意，多表现为平和恬静、悠闲自在、与世无争的心境。

明代社会的日益发展，尤其是商品经济的繁荣，使得社会生活发生深刻变化，女性从事体育锻炼、旅游活动和文化休闲都成为一种可能。明代妇女注重并享受着休闲生活。借助这些休闲方式，明代妇女自我表达的主要不是抱怨和诉苦，而是各种思想的审美和愉悦感，人性光辉得到一定的张扬。这无疑折射出明代社会转型期所赋予的鲜活生动的时代气息。

[①]本文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级科研课题“明代商业浪潮中的妇女地位变迁”（07LSYB001）研究成果之一。

[②]相关的研究成果有: 常建华：《明代方志所见岁时节日中的女性活动》（《中国史研究》（韩国）2002年20辑）；梅莉:《从< 醒世姻缘传> 看明清妇女的朝山进香》(《武汉大学学报》2003 年1 期)；刘正刚，侯俊云：《明清女性职业的商业化倾向》(《社会科学辑刊》2005年3期)；魏宏灿：《从我国古代诗词看女性体育活动》，（《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6年2期）；周世齐：《论明清时期中国传统体育的发展》（《中国水运》2006年12期）；黄丽雅,陈丽金：《试论明代的青楼美术教育》，（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2期）。      

[③]翁士勋：二十五史体育史料汇续。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④]王誉昌：《崇祯宫词》，金元明清词曲鉴赏辞典，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⑤]（明）李开先：《李开先集》，《观秋千作》、《秋千》，中华书局1959年版，92页。

[⑥]（明）冯梦龙：《警世通言》卷34，“王娇鸾百年长恨”，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298页。

[⑦]（明）冯梦龙：《警世通言》卷24，“玉堂春落难逢夫”，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192页。

[⑧]（嘉靖）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

[⑨]（万历）何乔远《闽书》。

[⑩]（隆庆）河北《丰润县志》。

[11]（明）何乔远《闽书》引万历《漳州志》。

[12]（崇祯）《乌程县志》。

[13]（崇祯）刘敕山东《历乘》。

[14]（万历）何乔远《闽书》。

[15]（天启）《海盐县图经》引仇霦《海陬上巳述》。

[16]（明）王士性：《广志绎》卷二

[17]（明末）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下册“女郎米素兰”，上海：古籍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773页。

[18]（清）酌元亭主人：《照世杯》，“走安南玉马换猩绒”。

[19]（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识鉴》，青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156页。

[20]（明末）余怀：《板桥杂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版，34页。

[21]（明末）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761页。

[22]（万历）王士性：《五岳游草》，卷6《太和山游记》，载周振鹤编校《王士性地理书三种》，121页。

[23]（明）陈弘绪：《寒夜录》卷下。

[24]（清）西周生：《醒世姻缘传》68回，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

[25]（明）沈自然：《江南乐》，选自（清）孔德潜、周准  编《明诗别裁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309页。

[26]《二刻拍案惊奇》卷38，“两错认莫大姐私奔，再成交杨二郎正本”，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376页。

[27]（明）冯梦龙：《警世通言》卷34，“王娇鸾百年长恨”，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298页。

[28]（明）叶绍袁《午梦堂集》。

[29]苏者聪：《中国历代妇女著作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284页。

[30]（明）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杨一清》。

[31]（明）李梦阳：《汴京元夕》，（清）孔德潜、周准  编《明诗别裁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106页。

[32]（明）何景明：《明月篇》，（清）孔德潜、周准  编《明诗别裁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116页。

（明）[33]王偁：《宿巴陵闻笛》，（清）孔德潜、周准  编《明诗别裁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49页。

[34]王利民、丁富生、顾启：《冒辟疆与董小宛》,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95页。

[35]（明）杨基：《美人剌绣》。

[36]（明）何景明：《明月篇》，（清）孔德潜、周准  编《明诗别裁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116页。

[37]（明）郑旦：《采葛篇》，（清）孔德潜、周准  编《明诗别裁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163页。

[38]（明）何景明：《捣衣》，（清）孔德潜、周准  编《明诗别裁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113页。

[39]苏者聪：《中国历代妇女著作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297页。

[40]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下册，上海：古籍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P753页。

[41]苏者聪：《中国历代妇女著作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357页。

[42]许周鹣：《明清苏州名门才女群的崛起》[J]，《苏州大学学报》1996年2 期。

[43]朱权 等：《明宫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92页。

[44]（明末）《板桥杂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版，37-38页。

[45]（明末）《板桥杂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版，39页。

[46]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121页。

[47]（明末）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下册，上海：古籍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773页。

45《明史·后妃传》卷一百十三，中华书局, 1974年版, 3506页。

46朱权 等：《明宫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277页。

47朱权 等：《明宫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273页。

[51]（明）冯梦龙：《警世通言》卷34，“王娇鸾百年长恨”，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298页。

[52]李祥林：《明清女性接受视野中的〈牡丹亭〉》，《东南大学学报》2007年5期。　

[53]（明）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中国文学珍本藏书第一辑第15种，民国24年初版。

[54]（明）孙贲：《湖州乐》，（清）孔德潜、周准  编《明诗别裁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43页。

[55]（明）刘崧：《姑苏曲》，（清）孔德潜、周准  编《明诗别裁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56]（明）许宗鲁：《闻筝》，（清）孔德潜、周准  编《明诗别裁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153页。

[57]刘春玲：《论晚明江南地区女性自我意识的萌动》，《阴山学刊》2005年4期。

[58]刘春玲：《论晚明江南地区女性自我意识的萌动》，《阴山学刊》2005年4期。

[59]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60]张筱梅：《丽娘如镜———对明清时期〈牡丹亭〉女性阅读的分析》，《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07年4期。

[61]（明）唐寅《阊门即事》，见《唐伯虎全集·卷二》。

[62]转引冯贤亮:《明清中国—青楼女子、两性交往及社会变迁》，《学术月刊》2006年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