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特是不是李立三的儿子

李特对于今天很多人来说已经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了。然而在红军时期, 他却是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 曾任红四方面军参谋长、红军大学教育长、西路军参谋长。在长征途中, 李特奉陈昌浩的命令, 带人持枪追赶毛泽东, 并对毛泽东出言不逊, 阻拦中央红军北上, 成为他一生中最大的污点。1938年初, 李特在新疆迪化以“托派”罪名被杀害, 从此沉冤半个多世纪。直到1996年, 李特才被解放军总政治部追认为革命烈士。

列宁格勒军政学院的高材生
李特原名徐克勋, 1902年出生于安徽省霍邱县。1921年, 李特考入唐山交通大学预科班。李特入学后专心读书, 平时沉默寡言, 不事其他活动, 甚至学校组织学生去泰山春游, 他在车厢里也只是看书睡觉。但是, 当唐山掀起路矿大罢工的风暴时, 他却一反常态, 积极投入声援活动, 并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这次斗争中, 李特不仅表现出了敢于斗争的精神, 而且很有组织能力, 因而引起学校党组织的注意。1924年, 党组织决定从唐山交大选派斗争中的积极分子前往苏联学习。李特乔装打扮, 肩负党的使命, 依依惜别培育他三年的学府, 踏上新的征程。
李特个子矮小, 在苏联留学期间, 被大家以英语戏称为“Little”。从此, 他就以英语译音改名李特。1924年秋, 李特进入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者劳动大学学习。李特在校进步很快, 于1925年由团员转为中共党员, 并选为支部书记。同年底, 冯玉祥派数百名学生到苏联学习。为了做好统战工作, 中共旅莫斯科部调李特、赵秀峰和另一名华侨, 以当翻译的名义到乌克兰的基辅去做学兵工作。基辅中级军官学校的中国班有32余人, 其余是国民二军的。李特到这里主要是开展发展党组织等政治工作, 他同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联系, 并经常向代表团负责人瞿秋白等汇报工作。李特在留学期间, 发展了不少党员。1926年师哲入党, 李特是他的入党介绍人之一。
1927年秋, 李特被调到列宁格勒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这里有中国学生10多人, 除李特外, 还有刘明先、刘伯坚、肖劲光、李卓然、傅钟、曾涌泉、伍止戈、蒋经国等。他们在这个学院度过了三个春秋, 于1930年夏毕业。
李立三为了实现他的“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主张, 成立了行动委员会, 并要在上海等大城市搞武装暴动。为此, 李立三把在苏联学习军事的人员调回上海, 搞武装暴动的准备工作。李特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于1930年秋离开莫斯科回国的。
持枪追赶中央红军和毛泽东
李特在鄂豫皖苏区时, 历任英 (山) 六 (安) 霍 (山) 罗 (田) 商 (城) 中共特委委员、书记, 鄂豫皖中央分局彭 (湃) 杨 (殷) 学校教育主任、教育长, 红二十五军副军长, 随营学校、红军学校教育长等职。在此期间, 李特为训练部队、培养军事人才, 做出不懈努力, 取得了可喜成绩。由于蒋介石发动的对鄂豫皖苏区第四次重兵“围剿”, 红军被迫撤离鄂豫皖苏区进入川陕地区。1933年初, 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 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1935年5月, 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长征途中, 李特历任红三十一军副军长兼参谋长、红四方面军副参谋长、参谋长。在1935年7月红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会师后, 红军部队编为左路军和右路军, 李特随右路军行动。
让李特在党史上备受指责的, 是1935年9月11日他奉命去追赶率领红三军团、红军大学单独北上的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等中央领导。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以后, 由于张国焘坚持分裂主义, 使长征中的红军面临最严重的一次危机。张国焘到阿坝后就按兵不动, 坚持要南下。9月9日, 张国焘对红军左路军下达了南下的命令, 并致电中央, 要右路军也重新过草地南下。党中央的北进和张国焘的南下之争, 成为牵动全局、影响红军命运前途的斗争焦点。当时, 红一方面军的队伍已经分散, 红五、九军团在张国焘的左路军里, 红一军团困在甘肃迭县俄界村。在就近的部队中, 党中央能直接指挥的只剩下红三军团。此时, 党中央处在随时都可能被张国焘胁迫的危险境地。
9月9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针对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 在红三军团驻地巴西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中央认为, 再继续说服等待张国焘北上, 不仅没有可能而且会招致不堪设想的后果。为了坚持北上抗日的方针, 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武装冲突, 也为了给整个红军开辟道路, 党中央毅然决定, 迅速脱离险境, 由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一部, 组成临时北上先遣支队, 迅速向在前开路的红一军团靠拢, 之后与红一军团一起向甘南前进。
9月10日凌晨, 毛泽东等率红三军团、红军大学出发。红军大学是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 由红四方面军军事学校和红一方面军干部团联合组成的, 倪志亮任校长, 何畏任政委, 李特任教育长, 莫文骅任政治部主任。凌晨3时, 红军大学接到由毛泽东和周恩来联名签发的出发命令。
在阿坝的张国焘得知毛泽东等率红三军团北上后, 于凌晨4时致电中央, 称已得悉中央率红三军团单独北上, 表示“不以为然”, 仍坚持南下, 拒绝北上。接着, 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派人给彭德怀送来亲笔信, 要求红三军团停止北进。彭德怀看了陈昌浩的信后交给毛泽东, 毛泽东拿着信幽默地说:“打个收条给他, 后会有期。”
陈昌浩从何畏那里知道红军大学也跟着北上了, 立即派红军大学教育长李特、红军大学秘书长黄超前去传达命令, 让红军大学停止前进。李特带人快马赶来, 追到红三军团后尾。他手下的几个人高喊:“四方面军的同志不要走了!”“不要跟毛泽东、周恩来他们走, 他们是苏联的走狗, 要把你们带到苏联去!”“毛泽东、周恩来北上逃跑, 投降帝国主义!”红军大学的学员主要来自红四方面军, 对李特等人的行为, 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的广大指战员不予理睬。彭德怀很生气, 站了出来, 出面与李特讲理。这时候, 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走在红军大学的前头, 在半山坡上一块很小的平地上停了下来。
正当李特与毛泽东对峙的时候, 原共产国际顾问、红军大学教员李德正好骑马经过这里, 与李特发生了冲突。李特是留苏学生, 曾在列宁格勒学习过, 李德也在苏联学习过, 又是共产国际军事顾问, 因此两人私交不错, 见面时一般都用俄语交谈。李德见李特十分嚣张, 上前拉住了李特的马头, 斥责他的分裂言行。没说几句话, 两人就动起手来。
莫文骅曾回忆了李特追赶毛泽东等人的细节。他说, 李特第一个飞马追赶中央, 他一面用皮鞭抽打不愿回去的红四方面军的干部, 一面高喊:“不要跟机会主义者北上, 南下吃大米去。”一会儿, 李特和李德用俄语争吵对骂。博古说李德骂李特为流氓, 李特骂李德为赤色帝国主义。
1960年10月, 北京, 中南海菊香书屋。毛泽东正在会见他的老朋友、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斯诺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问题:“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毛泽东的回答出人意料:“那是在1935年的长征途中, 在草地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当时党内面临着分裂, 甚至有可能发生前途未卜的内战。”
李特去追赶毛泽东等人, 是奉命行事。在追上毛泽东后, 李特出言不逊, 态度傲慢, 所以当时在场的杨尚昆、宋任穷等人对他均无好感。但当毛泽东晓以大义之后, 李特没有再为难毛泽东和中央红军, 仅带领部分红军大学中的红四方面军学员南下。
李先念就攻打安西失败为李特洗冤
1936年11月, 李特担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常委、西路军参谋长。1937年3月14日, 西路军转移到康龙寺以南的石窝山一带时, 已不满3000人。担任掩护任务的红三十军, 与追敌血战竟日, 第二六五团损失殆尽, 第二六七团也遭受很大伤亡。李先念的指挥所, 一度被敌骑兵从三面包围, 险些被敌人冲掉。当晚, 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石窝山上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 认为部队“已战到最后”, “只有设法保存基干”。大家都明白, 毕竟失败已成定局, 谁也无力挽回了。大家心里都很悲痛, 难过得说不出话来。陈昌浩眼含热泪, 宣布了军政委员会的决定: (一) 徐向前、陈昌浩离队回陕北, 向党中央汇报情况。(二) 由李卓然、李特、李先念、曾传六、王树声、程世才、黄超、熊国炳八人组成西路军工作委员会, 李卓然任书记, 李先念统一指挥军事, 李卓然负责政治领导。(三) 将现有兵力和人员分为三个支队, 李先念、王树声、张荣 (占云) 各率领一个支队进行游击活动。
很多书刊把西路军左支队冲出祁连山之前打的最后一仗———安西之战的失败归咎于李特, 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4月24日, 李卓然、李先念等率领左支队进至甘肃安西城南25华里处的石堡城, 准备攻打安西县城。此前, 马步芳已经判定红军“似将向嘉裕关外奔入安西、敦煌, 西入新疆”, 严令各路人马尾追堵截。4月23日, 驻防肃州的马步康旅奉命派出一个团的兵力, 于当晚进驻安西。原在石堡城向红军提供情报的商贩, 发现敌人增兵, 便赶忙出城向红军报告。但西路军多数工委委员一致认为, 敌人不可能获悉左支队的行踪和计划, “增兵”之说有诈, 商贩可能是敌人派来的奸细。李先念是负责军事指挥的, 他决定仍照原定计划当夜攻城。安西县城面积不大, 但城墙均系黄黏土筑成, 又高又厚, 利守难攻。李先念、程世才将部队分为两个梯队, 于当晚从城东和城西发起进攻。但第一梯队刚进至安西城东关, 即遭守敌的猛烈反扑, 山炮、迫击炮、机关枪吼声大作, 火光遍地。第二梯队向城西门进攻, 也遇到敌人密集火力的压制, 几次冲锋均未成功。红三十军政委程世才回忆说:“事实已经证明, 那位老乡 (商贩) 的话一点不假, 如果没有一个旅以上的敌人, 就不会有这样的炮火, 再坚持进攻, 就必然要招致全军覆没的后果。我和李先念交换了意见, 立即停止攻城, 向通向新疆的必经之路———王家围子转移。”
攻打安西失利, 主要原因在于未弄清敌情的变化, 以为只有一个排的兵力在进行防守。李先念晚年曾为李特“洗冤”, 他纠正说:“安西是我决定打的, 不能说责任在李特。”
生死抉择:去延安还是苏联
1937年5月7日, 400余名西路军将士到达迪化后, 随即整编为西路军总支队, 对外称“新兵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 在党代表组织领导下, 从1937年秋季开始, 总支队利用苏联援助盛世才的军事技术装备, 以苏联和盛世才的军事教官为教员, 开展政治理论学习。
李特随着西路军余部退入新疆后, 仍旧在一次辩论会上大骂毛泽东和中央红军, 这次会议的参加者有陈云。陈云当场指出李特说的不对。根据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的《李先念传》介绍, 在新疆的西路军余部都被要求做了是否回到延安的选择, 李先念等人表态坚决要回延安, 而黄超、李特等人则没有选择回去。
1938年1月,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邓发在迪化组织大家进行批判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学习, 并就张国焘的问题作了长篇报告。这在西路军同志中引起了巨大的震动。
但是李特和黄超两人不同意邓发对红四方面军和西路军的否定, 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不久, 李特和黄超以“托派”的罪名被秘密处死。两人之死至今仍是一个谜:到底是谁下的命令, 何人执行的?尸骨葬在哪里?到今天也无从知晓。有人说他们是在苏联遇难的, 有人不相信他们被杀。两个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干部, 居然这样不明不白、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李特终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一些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将领并不认为李特是“托派”和反革命, 对他评价颇高。红三十军军长李先念对李特很了解, 他曾说:“李特、黄超是反革命吗?不是!当时和彭老总吵架只是在气头上。”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说:“李特资格很老, 在苏联留学。李特人很好, 和人相处不错。他心很细, 考虑问题比较周到, 作战命令、训练指示, 大都由他起草。这个人很能吃苦耐劳。”曾任红三十军政委、建国后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装甲兵副司令员的程世才中将说:“李特政治上没有问题, 人很好, 理论水平很高, 革命很坚决, 能吃苦耐劳。至于1935年9月, 李特奉命去追赶党中央、带领一部分四方面军回头南下, 说中央北上是机会主义, 一些人说李特是反中央, 这不能和张国焘一概而论。所以, 徐帅、先念主席对李特的问题很关心, 指示要把李特的情况查清楚。”原西路军直属纵队司令员、骑兵师师长, 建国后曾任兰州军区司令员的杜义德中将说:“李特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拥护的, 是非常忠诚于党的人。在西路军那样困难的情况下, 能够带领几百人到新疆, 就说明了这一点。李特早就应该平反了。”原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第九十一师师长、原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徐深吉中将说:“李先念 (从新疆) 回到延安时对我们说, 我离开新疆的时候, 李特和黄超还到机场送行呐, 以后就不见了, 一打听, 听说被杀害了。把他们说成是托派, 那只是借口。不管怎么说, 李特和黄超不是托派, 不是反革命。李特这个同志品质很好, 理论水平比较高, 平易近人, 有学问。”原红四方面军机要局局长、电台台长, 建国后曾任武汉市委第一书记、中顾委委员的宋侃夫说:“在西路军, 李特在总部主管军事方面的工作, 在那样艰苦卓绝的环境条件下, 工作是很努力的, 也是有贡献的。西路军打了败仗, 同李特没有关系。我们离开新疆以后, 把李特、黄超留下来了, 后来听说把他们当做反革命处理了。我和四方面军的同志都谈过, 当时把李特当成反革命是冤枉的, 应该平反, 因为他是一位好党员、好干部、好同志。”

直到1996年6月5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才发出通知, 为李特平反。通知在“烈士事迹”栏中写道:“李特同志在长期艰苦卓越的革命斗争中, 为鄂豫皖、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 为红军的建设与壮大, 作过贡献;参加长征、西路军, 英勇作战, 历经磨难, 经受了严峻考验。”来源:《福建党史月刊》2010年11期,作者宋凤英

蔡和森,字润寰,号泽膺,湘乡县永丰镇人。1895年3月30日,蔡和森诞生在上海江南机械制造总局的一个小官员家里。

1899年的春天,蔡和森跟随母亲葛健豪回到了家乡双峰永丰镇,不久父亲也从上海回故乡,并买下位于双峰县井字镇杨球的光甲堂定居下来。

1908年,蔡和森全家迁回了永丰镇。为了谋生,13岁的蔡和森到蔡广祥辣酱店当学徒。蔡和森立志读书,所以在三年学徒期满后,进入了永丰国民小学读三年级,用了一个学期,就越级考入了双峰高等小学。

1913年,蔡和森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与毛泽东结为挚友。期间,同毛泽东等人一起组织进步团体新民学会,创办《湘江评论》,参加五四运动。

1914年春,由于第四师范并入第一师范,蔡和森结识毛泽东,并结为挚友。

1915年4月,由于蔡和森喜爱文史,而湖南高等师范学校设立了专科文学部,杨怀中、徐特立等老师转到了文学部任教。蔡和森于1915年秋天跳级考进了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文史专科。

1920年12月蔡和森等工学世界社在法国

1917年秋,蔡和森全家迁到岳麓山荣湾镇刘家台子。蔡和森从湖南高等师范毕业后,寄居在半学斋杨怀中先生寓所,与毛泽东、罗学瓒、张昆弟等青年畅谈理想,探讨人生观的场所,准备建立革命团体。

1918年4月14日,蔡和森、毛泽东及其他有志青年在蔡和森家中正式成立了新民学会(五四运动前成立最早的革命团体之一)。会上,通过了《新民学会章程》,会后又出了《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

1918年6月23日,蔡和森同志受学会的委托,赴北京组织赴法勤工俭学事宜。这时杨怀中先生已应聘到了北京大学当教授,经杨老师介绍,蔡和森来到留法俭学会,与李石曾等人取得了联系。蔡和森会见了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和著名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李大钊,他写给毛泽东同志的信中说:“只计大体之功利,不计小已之利害,墨翟倡之,近来俄之列宁颇能行之,弟愿则而效之。”在新民学会会友中第一个吹响了欢迎十月革命的号角。

1919年12月25日,蔡和森同志与母亲葛健豪、妹妹蔡畅以及向警予一起在上海乘坐“央脱莱蓬”号法国邮船赴法勤工俭学。来年2月,蔡和森进入了蒙达尼男子中学学习。在法国期间,蔡和森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认真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1920年5月,蔡和森打破破旧的婚姻制度,与向警予在蒙达尼自由结婚。

1920年7月初,新民学会从法国各地先后来到蒙达尼,7月6日到10日,新民会在蒙达尼公学的教室里举行了五天会议,会上蔡和森提出了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学会的方针,得到了大家的赞成。

1921年7月,蔡和森与工学世界社成员开会讨论建立共产党的问题。同年蔡和森在法国发起了建党活动,组织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周恩来任总支书记。

1921年10月,蔡和森因领导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斗争被法国政府强行遣送回国。年底,蔡和森回国,在上海经陈独秀等介绍加入共产党。并在中共中央从事党的理论宣传工作,成为党早期重要的理论家和宣传家。

1922年5月5日,蔡和森当选第一届团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后,他为团中央主编机关报《先驱》。同年6月蔡和森和妻子向警予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一起当选中央委员,并参与制定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同年9月,蔡和森起任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主编,组织发表并亲自撰写大量文章,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纲领,揭露和批判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蔡和森还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积极探索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前途、中国社会各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等问题,提出了许多观点,为维护、推动国共合作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做了大量工作。

1923年6月,蔡和森与毛泽东一同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上讨论了和孙中山国民党合作的问题。并以投票的方式选举陈独秀(40)、蔡和森(37)、李大钊(37)、王荷波(34)、毛泽东(34)、朱少连(32)、谭平山(30)、项德隆(27)、罗章龙(25)为中央委员(根据瞿秋白纪录)。

1924年,蔡和森在上海出版了《社会进化史》。该书是中国人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写成的第一部社会发展史,是此类著作的奠基之作。

1925年,蔡和森参与并领导五卅运动。蔡和森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发表了《告全国民众书》,很快地就把这场斗争发展到了广州、香港等城市。同年10月,受中共中央委派,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届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会后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25年底,他又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作了《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长篇讲演,详细回顾了从建党到1925年中央第二次扩大执委会议的历史,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党的历史任务和各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作了深刻的分析,指出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部党史著作。

1927年春,蔡和森回国,在5月举行的中共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随后又兼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在大革命面临失败的危急关头,蔡和森对党内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严肃批评,并多次提出应对危局的建议。在党的八七会议上,他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主张土地革命和独立开展武装斗争,为党确立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做出贡献。会后,他作为中共中央特派员,赴天津参与组建和领导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工作,并任北方局委员、宣传部部长。

1928年6月至7月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六大上,蔡和森总结土地革命战争初期的经验教训,指出中国社会具有不平衡的特点,阐明在农村开展武装斗争、建立红军、开辟割据局面的可能性,并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

1931年初,蔡和森回国参与中共领导工作,3月被派往广东工作,担任中共两广省委书记。

1931年6月,因叛徒出卖蔡和森在香港被捕,随即被港英当局引渡到广州。1931年8月4日,蔡和森在广州军政监狱英勇就义,年仅36岁。

蔡和森是第一个提出“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的人。蔡和森系统阐述了有关建党的理论、路线、方针和组织原则。他还与向警予、周恩来、赵世炎、邓小平、李富春等一起筹建中国共产党旅欧的早期组织,是党的创始人之一。蔡和森明确指出,要发展中国革命,必须成立共产党。蔡和森认为:一、这个党必须是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作战部”。二、这个党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三、这个党必须采取彻底革命的方法,反对改良主义。彻底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发动工农群众夺取政权,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四、这个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五、这个党必须有铁的纪律。

在国共合作中,蔡和森支持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但强调应保存党的独立性。蔡和森提出建立农民武装的问题,指出“农民运动之武装的形式”的重要性,并标明工农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新动力”、“台柱子”,只有依靠工农阶级才能完成国民革命的使命。蔡和森强调必须注重革命武装问题,根本问题在武装农民起来。并把工作中心放在发展工农运动,扩大工农武装,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对反动派坚决进行反击。

在“八七会议”上,蔡和森与毛泽东等同志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并且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蔡和森坚决主张发动土地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同时提议毛泽东参加中央政治局。

1918年,蔡和森和毛泽东等人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成立新民学会,这是五四运动前成立最早的革命团体之一。

1925年,领导了五卅运动。

蔡和森在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兼任教授,综合整理出版了《社会进化史》一书,这部书运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及达尔文的社会进化论来论证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宣传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是中国人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写成的第一部社会发展史,是此类著作的奠基之作。

蔡和森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重要领导人,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1918年,23岁的蔡和森肩负着毛泽东等新民学会会员的厚望,在先行赴京寻求救国真理的路途中,曾立下“匡复有吾在,与人撑巨艰”的豪言壮志,从此便开始了他为匡复中华而舍生取义的革命人生。今年3月30日是蔡和森同志诞辰120周年,深切缅怀他为国家和民族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壮丽人生和崇高风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说到蔡和森,人们容易想到的是他的理论贡献。但更加不能忽视的是,蔡和森首先是一位为实现“匡时救民”夙愿,始终站在革命斗争最前沿并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事业献出生命的实干家。

蔡和森是湖南湘乡县(今双峰县)人。鸦片战争以后,湖南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逐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但是,近代中国的风云际会,也使得地处南北要冲的湖南得风气之先,成为戊戌时期“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范文澜语)。蔡和森自幼深受湖湘文化滋养,培养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敢为天下先的大无畏精神。他少年时代因家道中落做过三年学徒,经常遭受店主的欺辱和剥削,对劳动人民的苦难感同身受,萌生了改造社会的最初愿望。辛亥革命爆发后,他立即剪掉自己头上的辫子,并推动家乡永丰镇开展剪辫子运动。初次的反抗行动开发了他朦胧的革命意识,推动着他寻求改造社会良方的探索。1913年,蔡和森进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与一年后入学的毛泽东相识,结为志同道合的挚友。他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共同发起组织新民学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积极投身社会实践和革命活动,在湖南进步青年中产生很大影响。为求得“对外发展”,蔡和森北上联络赴法国勤工俭学事宜,并投身五四爱国运动,这是蔡和森由探求革命真理向投身革命实践的一次重大飞跃。

1920年初,蔡和森到达法国勤工俭学。从此,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上百种介绍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书籍,废寝忘食地“猛看猛译”,并逐渐坚定了以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社会、挽救民族危机的信念。他认为,要救国救民,就要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就必须建立一个革命政党。他多次致信毛泽东,还致函陈独秀。在这些信函中,他第一次提出“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毛泽东复信,称赞他的主张“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同”。蔡和森的建党思想,对国内早期共产主义者的建党活动起到了有力的引导和推动作用。留法期间,蔡和森在勤工俭学学生中热情宣传马克思主义,将一批先进分子引向崇尚马克思主义的方向;三次领导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革命斗争,成为杰出的学生运动领袖;与周恩来、赵世炎等同志一起筹组中国共产党旅欧早期组织,是“法国支部的创始人”之一。蔡和森虽然没有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但他的建党思想和建党活动,使他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1921年12月,刚刚回国不久的蔡和森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留在中央,主要负责党的理论宣传工作。党的二大决定由他筹备创办党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并任首任主编。蔡和森为之殚精竭虑,常常不顾哮喘病缠身,夜以继日地工作,使得《向导》一经创刊发行就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影响,被誉为黑沉沉中国的“一线曙光”,四万万同胞思想上的“向导”。蔡和森也被誉为“《向导》的灵魂”。几年间,《向导》周报的发行量从几千份扩大到十多万份。在出版的201期《向导》中,蔡和森主编116期,超过半数。同时,他还是《向导》的主要撰稿人,单独署名的文章就有134篇。在他的主持下,《向导》周报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党的纲领和路线方针政策、鼓舞和动员工农群众奋起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蔡和森在其间展现出卓越的领导群众斗争的才能。他率先在党中央会议上提出“要把工人的经济斗争与目前正在蓬勃发展的反帝斗争汇合起来”,主张5月30日在租界组织大规模反帝示威游行。随后,他又提出号召全上海罢工、罢市、罢课以反抗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屠杀的策略,以及成立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作为运动公开的总的领导机关等主张。党中央采纳了他的意见。在党的领导下,五卅运动很快扩展到全国的许多大中城市,参加示威的各界群众达1200万人。五卅反帝爱国运动成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高潮到来的标志。蔡和森也在斗争中成长为杰出的群众领袖。

蔡和森立场坚定、英勇无畏,在血雨腥风中锻炼成长为革命运动的领导中坚。他是中共第二、三、四、五、六届中央(执行)委员,第五、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在大革命面临失败的危急关头,他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多次提出要对反革命政变进行坚决反击,要以暴动对暴动、发动土地革命、发展革命武装等主张。在党的八七会议上,他力荐毛泽东同志进入中央政治局,并对党中央确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正确方针作出重要贡献。此后,蔡和森不顾白色恐怖,奉命恢复北方局领导机构,并指导顺直省委的工作;他两度往返莫斯科,参加党的六大和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并回国担任党中央和地方党组织的领导工作,直至1931年8月英勇就义于广州。

蔡和森以短暂而辉煌的一生践行着救国救民的伟大抱负。有人早在1935年就这样评价蔡和森:“由于他的笃于友爱的性格,使他对于国家民族,对于全国同胞发展了最伟大的友爱,不惜牺牲一切以为国家民族,全国同胞求解放。”邓小平后来也曾动情地说:“蔡和森同志是我党早期的卓越领导人之一,他对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中国人民永远记着他。”

蔡和森生活在“痛不堪痛、忍不堪忍”的乱世之中,一刻也未停止过对救国救民真理的追寻。他怀着“以一人之忧共诸天下,以天下之忧纳诸一身”的赤子情怀,孜孜不倦、上下求索,最终找到马克思主义这个救国救民的强大思想武器,成为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群体中最早领悟马克思主义真谛的精英之一,是党内公认的早期著名理论家。

蔡和森的理论探索富于创新性。他撰写了第一部社会发展史著作《社会进化史》,并初步研究了中国社会发展史,阐明了资本主义灭亡和共产主义胜利的历史必然性。他第一次比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建党思想,不仅提出“中国共产党”的名称,而且阐明了党的性质、指导思想、阶级基础、组织原则、奋斗目标、国际主义原则,以及建党的组织步骤等。他较早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问题,在包括无产阶级领导权等重大问题上提出了正确的观点;他区分民主革命的两个阶段,认为五四运动后,中国革命“已不是纯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问题,事实上业已变成为国民革命(亦可称民族革命)的问题”;他公开提出的“打倒国际帝国主义”的口号,成为二大确定的现阶段革命纲领即最低纲领的基本内容。他率先提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鲜明地指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在世界各国共产党是一致的,但当应用到各国去,应用到实际上去才行的。要在自己的争斗中把列宁主义形成自己的理论武器,即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精神来定出适合客观情形的策略和组织才行。”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思想的较早阐述。

蔡和森的理论探索富于针对性。他针对现实斗争中急需回答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所提观点主张切中问题要害,直指问题本质。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赞成建立各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但他坚决反对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出的“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反对陈独秀提出的在统一战线中“没有阶级斗争,只有民族斗争”等右倾观点,强调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应保存党的独立性”。大革命失败后,蔡和森对“二次革命论”“一次革命论”等错误观点进行了严厉批驳,及时提出革命转变问题,指出中国革命有社会主义前途,但是在经济落后的中国,首先必须进行民主革命,“在民权革命完全胜利的条件之下,才能开始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这些问题,都是当时事关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他观察问题深刻透彻,分析问题鞭辟入里,解答了人们的困惑,具有很强的鼓动性和说服力。

蔡和森的理论探索富于前瞻性。他深受湖湘文化“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注重紧跟时代步伐,既立足现实又着眼长远,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总体把握事物发展的趋势和方向。在大革命面临失败的紧要关头,他指出工农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新动力”,主张依靠工农阶级、发展工农运动,扩大工农武装,坚定自觉地发展党的自身力量。大革命失败后,他较早认识到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和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坚决主张发动土地革命,参与提议发动秋收暴动,并在党的六大上进一步论证了在农村进行武装斗争、建立红军和建立割据局面的可能性。他十分重视思想建党,指出:“一个革命党不仅要有好的组织、好的政策,尤其要有革命的理论来把思想统一,然后才能领导革命到正确之路。”

蔡和森突出的理论建树和理论贡献,既是深厚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革命实践使然,也与他善于及时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有着直接关系。他指出:“要知道中国革命及我党要如何发展及其发展的道路如何,故须明白我党的历史。”党员要“明白自己的责任”,也“必须亲切的深刻的知道党的历史”。蔡和森是党内系统研究党的历史的第一人。1925年底至1926年初,他写下长达5万字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阐明了党史研究的目的、任务和对象,研究了党产生发展的条件和环境、党的发展阶段、组织机构及路线方针政策、党内生活、党在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经验教训以及革命发展规律等。大革命失败后,蔡和森开始全面思考党内产生右倾机会主义的根源及其经验教训。他在《党的机会主义史》《论陈独秀主义》中,秉持客观公正态度,对右倾机会主义发生、发展以及原因、危害进行深入剖析,对于全党避免重犯类似错误起到了警示作用。蔡和森自觉思考和研究党的历史,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他不仅是党的早期历史的亲历者,而且是党的历史最早的记载者和研究者,开了党史研究之先河。他强调必须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党史研究,一开始便端正了党史研究的方向。他以中国近代社会为背景论述党产生的社会根源,从政治、经济、社会、阶级及国际等方面分析党产生的具体背景,阐明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必要性,并梳理出党的早期历史的基本线索,为以后的党史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

蔡和森在思想理论方面的卓越贡献,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他忧国忧民的博大情怀,与山河同在,永远矗立在人民心中;他思想的火花,与日月同辉,至今闪烁着真理的光芒。

救国救民的舍命拼搏、忧国忧民的赤子情怀,归根结底,是为了实现强国富民的宏伟梦想,蔡和森是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追梦者。毛泽东说:“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和森同志都做到了。”

面对山河破碎、国弱民穷的旧中国,年青的蔡和森立志彻底改造社会、拯救苦难的中华民族。他曾立言明志:“猎取功名,升官发财,不是我们要走的路,我们读书为的是‘改造社会’。”“吾人之穷极目的,惟在冲决世界之层层网罗,造出自由之人格,自由之地位,自由之事功。”面对中国人民反抗侵略斗争的一次次失败,蔡和森苦苦思索中国的出路在哪里?辛亥革命后,他编辑《近百年来的国耻史纲》,认为“做一个中国青年,应该立志,团结一切爱国人民,拿出力量来抵抗列强,洗雪国耻”。在谈到统一问题时,把人民革命斗争与实现国家独立、人民幸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指出:“我们惟望结合伟大的革命群众的势力,尤其是最能革命的工人阶级的势力来统一。统一的目的要建筑在最大多数贫苦群众的幸福和全国被压迫民族的对外独立之上。”

蔡和森经过反复比较和不懈探索,认定社会主义是实现强国富民的惟一出路。他指出:“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缔,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据有人回忆,他在法国接受马克思主义后,“坚决认定中国必须像俄国那样,经过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打倒外国侵略者,推翻封建军阀政府,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才是惟一的出路”。他还提出了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共和国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初步构想。他相信:“中国地大物博,人工又多,假使政治修明,自动的开发实业,必不难在短期间发展为新兴的工业国。”从这些观点主张,不难看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的思想渊源。

历史发展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马克思曾引用爱尔维修的话说:“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近代以来,旧中国国难当头、民不聊生,有志之士前仆后继、接力探寻,但真正能把握历史发展方向,找到适合国情的强国富民道路的只是有限的一部分人。而找到这条道路又能坚持下去并引领前行的人,更只有少数富有深刻洞察力、富有崇高理想、富有爱国爱民情怀的先驱。蔡和森正是这些革命先驱的代表,他的革命精神和丰功伟绩必将永垂青史!

蔡和森同志离开我们已经84年了。他为之奋斗的革命事业早已取得历史性胜利;他追求的富国强民梦想正一步步变成现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我们要学习蔡和森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无比坚定的理想信念、匡复中华的责任担当、爱国爱民的炽热情怀、上下求索的创新精神,在实现中国梦的壮阔征程上,攻坚克难、勇往直前!

蔡和森同志在双峰高小求学时,正值辛亥革命爆发。南京政府发出剪辫子的号召后,蔡和森觉得应该用实际行动拥护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于是就把自己头上的长辫子剪掉了,在他的带领下,学校里很多同学都剪了辫子,积极拥护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

蔡和森在1920年8月、9月写给毛泽东的两封长信,以及次年二月写给陈独秀的长信《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系统地阐明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认识。他说:“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谛,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中国发生的问题,无论哪一种都不是现社会制度所能解决的,“所以中国的社会革命,一定不能免的”,中国将来的改造,“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与方法”。从而得出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结论。

1920年5月,蔡和森和向警予在法国蒙达尼正式结婚。这场简单的婚礼轰动了蒙达尼全城。看热闹和祝贺的人们不仅有留法勤工俭学的中国同学,还有许多素不相识的蒙达尼人。其结婚照为二人捧着一本打开的马克思主义《资本论》。照片表明他们的结合,不仅仅是男女之间爱情上的同盟,信誓旦旦,更是革命理想事业上的同盟,同舟共济。婚礼上,二人还将恋爱过程中互赠的诗作编印成书,题为《向上同盟》,分赠给大家。随后,人们把他们的结合称为“向蔡同盟”。

蔡和森与向警予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那就是“向蔡同盟”的笔名――振宇。蔡和森主编《向导》周报期间,他们曾经常一起用这个名字在周报上发表评论文章。振宇,即“警予”的谐音。

1922年6月,蔡和森为党中央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并发表在团中央机关刊物《先驱》第9期上。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报刊上公开提出“打倒国际帝国主义”的口号。

在近代中国,“帝国主义”和“军阀”都是舶来品,当时一般中国人还不知“帝国主义”为何物。胡适讽该口号为“海外奇谈”。1922年10月,胡适在《国际的中国》一文中说:“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很像乡下人谈海外奇闻,几乎全无事实上的根据”。针对胡适的这种言论,除了陈独秀等撰写文章进行反驳外,蔡和森也在《向导》上撰写文章予以驳斥。1928年9月,时任中央宣传部部长的李立三指出:“我们还记得和森同志等在《向导》上,开始提出‘打倒帝国主义’口号的时候,甚至胡适之先生忙以他的学者态度讥笑这一口号为不通。然而就是这一口号推动了而且正在推动中国千百万群众起来进行革命斗争。”

1926年,向警予与蔡和森在莫斯科分手。生活夫妻“同盟”虽已不再,革命理想同盟却犹在。后来,蔡和森得知向警予被捕后,想方设法去营救。特别是惊闻向警予牺牲噩耗,悲痛不已,撰文《向警予同志传》以悼念。他在传末写道:“伟大的警予,英勇的警予,你没有死,你永远没有死。你不是和森个人的爱人,你是中国无产阶级永远的爱人!”

蔡妮与蔡博是向警予所生,与母亲一起生活的日子最短暂。1923年秋,其祖母葛健豪从法国勤工俭学归来,带回了外孙女李特特。其时,党派蔡畅与李富春由法国转莫斯科学习,无法把孩子带在身边,只好由外婆带回国来。葛健豪归国后,带着李特特住长沙天茂花园,在颜子庙创办的平民女子职业学校,既是她的家,也是我党的地下联络点。从此,蔡家以葛健豪为中心,蔡妮、蔡博、李特特与大姑妈蔡庆熙、大表姐刘千昂等组成一个家。在这个革命的大家庭里,祖母(外婆)是灵魂,大姑妈是顶梁柱,大表姐是3个小不点儿的带头羊。

蔡妮在上海出生后仅4个月,就由母亲送回湖南,住在长沙五舅向仙良家。蔡博接受母爱的时间更少,出生不到1个月,就由大姑妈蔡庆熙哺养。在进入土地革命时期后,中国共产党关心革命先烈和在中央工作的领导人的子女成长,陆续地派员将他们从乡下接出,护送去苏联学习。至1929年,继蔡妮已跟随爸爸赴了苏联后,蔡博、蔡转、蔡林、李特特都先后离开家乡,送去莫斯科近郊的莫尼诺国际儿童院,融入到了这个更大的国际大家庭里。从1929年抵莫斯科,到1953年归国,在那里整整生活了24年。据她自己回忆说:“当时,苏联正处于困难而又动荡的时期,但苏联对那些不在父母身边的孩子们的教育极为关心,为他们组建了儿童教养机构――国际儿童院。于是,我的父亲就把我安置在一个儿童院中。从幼儿园、小学、中学直到莫斯科医学院毕业。”半个多世纪过去后,蔡妮对留苏生活仍记忆犹新。她说:“苏联是我成长的第二故乡,但我的事业还是在我们的祖国――中国。”

1953年,蔡妮回到了日夜思念的祖国。因为父母早于战争年代就壮烈牺牲,所以最先接待她的亲人是姑妈蔡畅和姑父李富春。当她分配到北京儿童医院去上班时,姑父姑母对她的赠言就是:“要好好地为人民服务”。她在北京儿童医院工作3年后,1957年组织上把她调到北京红十字医院,为中央首长和外国朋友服务。“文革”结束后,蔡妮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俄语系,当了一名俄语教授。她的俄语与她的医学一样,功底很深。她在苏联莫尼诺国际儿童院时,就与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代表中国儿童出席在白俄罗斯首府召开的国际儿童会议,毛岸英用中文讲演,由她作俄语翻译,宣传中国抗日战争。她还在伊万诺沃师范大学历史系专修过俄罗斯历史。她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以一口流畅动听的俄语,主讲俄罗斯概况及历史,深受师生的欢迎。

晚年蔡妮关爱家乡,对70多年前在家乡生活过的情况记忆还深,多次回乡参加纪念活动。因病于2012年6月7日上午10 时58分在上海华东医院去世,享年90岁。温家宝、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国家有关部委以及蔡妮同志生前的亲朋好友、家乡代表敬献花圈。

自母亲向警予牺牲后,跟着祖母、大姑妈在双峰隐居,是兄弟姐妹中在家乡住的时间最长的一个。在双峰高小31班毕业后,考取湘乡中学,1938年秋,周总理派朱惠把他接去重庆转送乌鲁木齐,再由毛泽民带去莫斯科国际儿童院。1943年秋,蔡博在10年制的学校毕业后,考入了莫斯科钢铁学院冶金系炼铁专业,时年19岁,是中国留苏学生中的佼佼者。在伊万诺沃儿童院时,他是继毛岸英之后的中国儿童委员会主席,是中国留苏学生同学会的发起人。他在钢铁学院学习期间,荣获了斯大林奖学金。

1945年底,毛岸英突然来到钢铁学院学生宿舍,把他要回国的喜讯告诉蔡博。蔡博紧握着岸英的手说:“我也在等待着这一天。”随即他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汇报自己的学习情况与打算,决心努力学习苏联的先进技术,炼就社会主义建设本领,尽快回到祖国。毛泽东在延安收到蔡博等人的信后,于1946年1月8日给他们回信。信中说:“永福(岸英)回来,接到你们的信,十分高兴。正如你们信上所说,新中国需要很多的学者及技术人员,你们向这方面努力,是很适当的。……总之,是希望你们一天一天成长,壮健、愉快、进步,并望你们团结一切留苏的中国青年朋友,大家努力学习,将来回国服务。”

1948年6月,蔡博已在莫斯科钢铁学院毕业,获得炼铁冶金工程师学位。党为保护这位学有专长的烈士后代,在解放战争还紧张进行之时,没有及时令他归国。建国前夕,刘少奇秘密访苏,与斯大林商讨新中国的经济建设等问题。期间,接见了蔡博等人。蔡博提出愿回国的要求,刘少奇高兴地说:我与斯大林会谈,其中就提到接你们回国参加祖国的经济建设。随后,刘少奇与蔡博等人就国内形势、任务,讨论了一个多小时。几天后,他就随同刘少奇回到了祖国。

蔡博归国后,见到的第一个亲人是李富春。他向姑父提出要求去鞍山钢铁厂工作。当时,李富春在中央主持经济工作,特别是苏联援助中国的重点工程。李根据留苏归国学生的专业特长,对他们作了全面安排。蔡博先后担任了鞍钢炼铁厂副厂长、厂长。

蔡博是新中国第一代杰出的冶金专家。他去鞍钢炼铁厂后,结合该厂的生产实际,成功地运用苏联的炼钢技术和管理经验。蔡博还大胆地提出与实行厂长负责制。建立厂长、车间主管和工段长的“三级一长”负责制,建立生产指挥系统的单一领导关系,并相应建立职能部门的专责制和生产工人的岗位专责制。实行这个制度,强化了企业管理,使鞍钢炼铁厂成为钢铁战线上的一面红旗,曾在全国冶金会议上介绍推广。不几年,厂长负责制遭到了批判,蔡博受到错误的批判和撤职处分。60年代,党安排他在钢铁总院炼铁室工作,他大胆地主持了多项重大科研课题,攻破了许多难关。“文革”中,蔡博在劫难逃。被打成“修正主义分子”,在厂里“管制劳动”。“文革”后,蔡博被落实政策,作为钢铁研究总院技术顾问,他夜以继日地工作,总结中国炼铁技术经验,撰写了《钢铁研究院炼铁科研三十年》,得到了聂荣臻元帅的高度评价。

1984年5月,蔡博年满60岁,退居第二线。他退线不退休,参加了中国科学院钢铁工业战略研究,提出了在沿海港口建立“港厂合一”的大型钢铁工业基地的建议。晚年,蔡博对其父蔡和森、母向警予作了深入的研究工作,为家乡及有关中共党史研究部门提供不少资料。他曾多次回到家乡参与、指导蔡和森与蔡畅的纪念活动。不幸的是,1991年9月应邀回双峰参加蔡畅同志逝世一周年暨蔡畅同志生平事迹陈列开幕典礼回京后,因劳累过度,突发心脏病,猝然离世。

蔡转与蔡霖是蔡和森与李一纯同志所生。李原名崇英,是1923年参加革命、1925年入党的老干部、老党员,曾在广州农讲所担任教员。1925年10月,随同蔡和森、向警予等人前往莫斯科,后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同蔡和森结婚不久,回国投身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大革命失败后,她跟随蔡和森长期在白区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建国后从事理论教育工作。在长达60余年的革命生涯中,她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对蔡转和蔡林的养育也是尽了力的,于1984年5月17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5岁。

1928年2月出生在天津,1938年赴莫斯科学习。1952年毕业于苏联莫斯科斯大林第二国立医学院。1953年学成归国,先后在北京、武汉工作,是一名成绩显著、备受尊敬的医疗战线上的高级知识分子。1986年聘为主任医师,1990年晋升为教授,1993年离休。

1929年6月7日出生于上海。出生时,父亲蔡和森驻共产国际,生母李一纯在沪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恶劣的生活环境,母亲无法养育两个儿女,为了革命,便毅然决定将刚出生6个月的蔡霖送给别人做孩子。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后,养母李孟君主动赴北京,与中央组织部取得联系,才将他“完璧归赵”。上海解放时,蔡霖同志自行参加华东三野军政大学,后经中国人民大学公营系学习,毕业以后先在北京第一棉纺织厂、第三棉纺织厂工作,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调北京化纤工学院(今北京服装学院),曾任宣传干事、统战部长、党委办公室主任等职。1990年离休。因病医治无效于2009年3月13日晚21时35分在京逝世,享年80岁。

蔡畅:”在我党之中,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之中,和森同志是最早通晓马列主义的一个,特别在掌握俄国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给马克思主义学说所带来的新东西这一方面。”“在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组织建设方面,在新民主民主革命的战略、战术方面,在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方面,在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的基本问题方面,在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转变方面等等,他都从理论上和实践上为党做出了重大贡献。他所留下的丰富的理论遗产,对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体系的形成起了有益的历史作用。”

罗平原:“蔡和森生前许多意见曾被忽视,他自己也多次被批判、遭排斥。但他牺牲后,他的理论和主张一一得到践行,其正确性也被一一证明。他是完美的革命者。”

1935年李立三在《红旗飘飘》写道:“和森同志的性格沉着温和,平时极寡言笑,然到辩论问题时,则能旁征博引,议论风生,使人折服。和森同志的文章解说明确,通俗易解,为读者所爱读,所以和森是一位很好的宣传家。和森同志非常笃于友爱。”

茅盾:“他给我的印象是:热情,不修边幅,思想锐敏,善辩,是当时党内少数的理论家之一。”

该馆位于双峰县城复兴路与书院路交汇处,与蔡畅图书馆面对。1987年7月1日建成开馆,总建筑面积1624平方米,正门方是聂荣臻元帅题写的“蔡和森同志纪念馆”馆额。馆前为蔡和森广场,占地面积11000平方米。广场中央矗立着9米高的纪念碑,碑文由陈云同志亲笔题写,顶层为蔡和森同志立身塑像。

馆内陈列有蔡和森同志从青少年时代勤奋学习到为中国革命奋斗终身的文物、照片、著作等140多件,设有六个展厅。门厅陈列着蔡和森半身铜像,铜像是1988年由其孙女蔡予(蔡博之女)、女婿徐龙森捐赠。铜像高1.15米,通高2.68米,以邓小平1979年9月27日题词作背景。馆外有“蔡和森同志光辉一家”群雕,人物包括蔡和森、向警予、蔡畅、葛健豪、蔡鹿仙、李富春6人群塑。1995年,该馆被确定为湖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该馆自建成开馆以来至今,共已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观众达80多万人次。

宽阔的蔡和森广场正中央,矗立着《蔡和森同志光辉一家》的群雕塑像。白色的麻石雕像在阳光的衬映下,熠熠生辉。屹在中间的蔡和森,深邃的目光仿佛在洞察着世界的风云,仿佛在憧憬着美好的未来;羸弱的身躯上留着西式的发型,穿着修长的西服,扎着整齐的领带,充分反映出了他要用先进的思想冲击和改变旧中国的个性和信念。《蔡和森同志光辉一家》的九个金黄色大字,临摹于毛泽东的行书手迹,既寓意着被杨昌济先生称誉为“救国二子”的两位中国革命领袖的深厚感情,更凸现了毛泽东对蔡和森高度评价“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和森同志都做到了”这句话的深刻含义。

作者:蔡和森  出版社:民智书局版次:1927年版

《社会进化史》是蔡和森在20世纪20年代初任上海大学教授,讲授《社会进化史》课程时的讲义。这本书是中国人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写成的第一部社会发展史,是此类著作的奠基之作。

作者:罗绍志  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  版次:1980年一版一印  印量:1万册

《蔡和森传》是首次详细记述近代中国杰出的革命家、政治家和理论家蔡和森的经历、活动、思想、业绩的著作。全书以翔实可靠的历史文献和档案资料为主要依据,结合认真的调查访问和反复的考证研究,并汲取了近年来的最新研究成果,客观真实地记述了蔡和森的生平、经历、思想和实践活动。

开本:32开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版次:1980年一版一印

出版社: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版次:第1版 2011年12月30日  作者:林家品

出版社:湖南湘潭大学出版社  作者:李永春

沈雁冰著《怀念和森同志》

  建党初期理论家,蔡公健笔万人夸。

  当年海上环龙路,正气凛然斗佞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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