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言文学毕业设计（论文）：浅谈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_文秘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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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预览：会员下载地址：浅谈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 【论文摘要】:&&&&张爱玲用几乎残酷的冷漠，以女人独有的细腻、小家碧玉似的笔墨描述着一个又一个充满凄凉、悲凉、荒凉、炎凉、冰凉的故事，轻而易举地把人溶入她制造的氛围，让人沉溺于无尽的虚空，以及虚空所带来的悲切的苍凉意蕴之中，无论是苍凉氤氲或是意趣蕴藉，似乎每个字、每个句都能令人惊厥、唏嘘，莫名的痛，透心的凉。张爱玲透过笔下的这些女性人物形象，淋漓尽致地揭示了那时代女性的生存现状和困境。　　【关键词】:　　张爱玲,女性形象,金钱,婚姻　　　　一、引言　　张爱玲实在是个“怪才”。她笔下的人物，性格总是格外矛盾，情感也总是分外细腻。在那个混乱的年代，她不关心国家的存亡之况，反倒喜欢钻研“鄙俗”的男女之情，为多数人所不解。但毕竟是她，将最俗辣的人情记录下来，把男人和女人，情感与欲望，写得那么透彻。[1]张爱玲的作品，是刻有深深的时代烙印。她所述说的，是特定的年代、特定的时代大背景下的男女之情。在她的作品中，大多刻画的是旧上海的都市女人，在封建专制与新时代繁华不可糅合的背景下，她们的命运一般是悲剧收场的。张爱玲认为女性的这种群体悲剧的发生，一方面是根深蒂固的封建男权文化长期控制、压迫、引导的结果,但更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女性自甘为奴而引起的，且其笔下的女人，很少有完美的、她们都有着或多或少的缺陷，这也是造成悲剧的根源之一。张……本文共10528字，网站会员可查阅、复制排版规范的全部文档新来的客人请【】查看文章已注册会员请【】阅读全文文秘热线--资深的文秘专业网，海量的写作范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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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诞生命的自诉 ---—张爱玲笔下女性病态形象剖析
发表于 18:59 9714次阅读
摘要：张爱玲小说描绘的是一个苍凉荒诞的世界，而她笔下的女性形象更是标新立异，用她们各自荒诞滑稽的行为话语表现了一种病态畸形的心理。这种病态形象的表现不仅源于人物自身，更是对当下社会的一种强烈隐射。本文在分析其笔下女性人物病态形象的基础上，挖掘病态形象的形成原因，并对女性病态群体塑造的社会意义做了进一步阐释。& && & &众所周知，张爱玲是现代文坛一位以写女性人物为主的女性作家，在她的小说中，着力于刻画一个个带有浓重民国色彩的女性人物，并从中国女性意识的角度来深入挖掘这些人物形象盲目自贱、恨世嫉俗的畸形化心理状态，从而诠释中国女性主体形象的病变及其社会意义。著名女作家苏青评张爱玲的小说是“像听凄幽的音乐，即使是片段也会感动起来。小说比喻聪明巧妙，有的虽不懂，也觉得是可爱的。它的鲜明色彩，又如一幅图画，对于颜色的渲染，就连最好的图画也赶不上”，?由此可见，张爱玲小说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视觉体验。在她的笔下，女性人物形象个个独树一帜，用她们各自荒诞滑稽的行为话语表现了一种病态畸形的心理，同时也各有其表现方式。& & & & & & & &一、女性病态形象概述& & 自盘古开天辟地，两性文化被视为世界文化研究的一大主流，其中，女性在社会生活中充当了不可或缺的角色。随着社会的发展，女性从扮演男性世界的配角到引导世界的潮流，女性形象已无处不在，而且日益占据着大众视野。但是在对女性所处立场、观念以及生存现状的审视中，我们可以发现女性在承受生活重压之下所展现出来的是她们压抑、痛苦、疯狂的一面。这种被扭曲化了的女性发展演变模式使得女性主体逐步走向畸形、歪曲甚至病态的精神世界。& &（一）女性病态形象界定& &在分析张爱玲小说病态人物形象之前，先要弄清楚小说人物病态和纯精神病态的区别。小说中的“病态”指的是小说人物的精神常态被社会压迫扭曲后形成的心理病态，而不是象法国耶勒、美国普林斯、英国麦孤独等心理家所讲的那种纯生理性的精神病态。那种丧失自我调节、自我能力的意识分裂，那种纯生理性病态的疯子性格，严格地说不能构成文学艺术的表现对象，不能构成审美客体，也很难有审美意义和社会价值。历来，女性主义研究把女性界定为道德楷模、美好典范的同时，剥夺了女性合理自然的生命欲求，从而对女性生命的丰富性形成一种抑制，造成女性人格的异化。而在小说中则体现为，女性人物原来是个正常的身心发展健康的人，心理处于常态的人，但由于受到病态社会的压迫、迫害，心理发生异变，从而出现了病态行为举止。病态女性形象往往表现出一种偏执、迷离、歇斯底里的非理性化行为姿态，而这种非理性化状态又都表现在她们对生命自由，情欲享乐的极度追求之中，这在苏俄作家的众多作品中有所体现。高尔基在他的短篇小说《马卡尔·楚德拉》中充分展现了一个女性在自由与情欲之间的艰难选择，对一个女性而言，情欲的满足首先要得到自由的保护，如果失去了身心的自由，那么情欲带来更多的往往是苦痛和折磨。小说中的女主角马卡尔在面对爱人佐巴尔意图凌驾于自己之上的强权主义采取极端抵抗，她既迷恋于情欲的体验，又注重个人思想的自我实现，最终形成执拗和疯狂的变态形象。（二）现代文学作品中的女性病态形象中国女性主义的发展经过一个源远流长的曲折过程，从三从四德、以夫为天的传统女性意识观到独立自主、我行我素的女性自我意志觉醒历程，体现了中国女性群体在社会发展历程中的不同生存现状。而在实现这一社会角色转变的过程中，女性在进行精神解放、独立意识反抗的同时，对女性秩序的固守与超越使得她们摆脱女性内心的幽怨和不满，突破男权压制的重围，但也导致了女性精神和行为的异化。在现代文学流派中，女性主义文化研究被列为重大研究话题之一，尤其是女性作家在书写女性人物话语权时所表达出来的对女性观念意识或生存苦难的一种深切关怀和同情，又或是一种强烈丑化与痛斥，都为现代文坛对女性文化诠释的一大亮点。在这其中，女性不再是被塑造成善良、容忍和柔弱的美好化身，而是一反常态，成了作家笔下极度敏感、尖锐、自我放纵的丑怪群体。作品大都通过对女性主体意识非理性化的抗争方式来解读女性形象近似病态、刻毒的一面。例如路翎笔下的乡村贫苦女人秀姑，丁玲代表作《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女主人公莎菲形象以及凌叔华在《绣枕》、《吃茶》中刻画的众多女性人物形象，都表现了现代女性不堪生活的重压，人言的屈辱以及旧制社会的压抑而被迫表现出一种极端丑态，对整个世界有着强烈报复心态的心理行为模式。同时，在对女性病态形象的塑造中，细腻、怪诞、偏狭以及文本中强烈的自白或是自诉式叙述都无不显示了女性在性格心理上被充分扭曲化了的演变模式。在她们身上，对原始欲望、生命冲动、自然崇拜的追求与渴望极为浓重，但背负着传统礼教、男尊女卑、家长专制以及长期被捆在父权、夫权两大绳索上的女性主体对于自由化的追求势必被严重压抑弱化，得不到认同，以致她们的自我反抗意识强烈膨胀，原有的价值体系逐步流失，变得世俗、盲目与堕落。[1]因此，现代文坛对女性病态形象的塑造可定义为是一种对女性在人性欲求、生命情怀以及自然崇拜上得不到自我价值的实现和满足，以致在人格上变得无知、自私和刻毒，精神上出现严重分裂的人物形象抒写。& & & & & &二、张爱玲笔下女性病态形象的分析作为一位女性作家，张爱玲了解女性在旧社会中的生存状况。在她的作品中无不流露着女性在旧家族内所遭遇的漠视和精神负担，塑造了一个个诸如曹七巧、顾曼璐、席五太太、霓喜之流，对社会有着极端的消极情绪，却用了各自迥异的反抗方式，最终在自身情感毁灭之后使精神也一步步走向病态的人物形象。（一） & 性欲压抑下的独裁者用西方弗洛伊德的人性理论来解析人物与生俱来的性欲观，就会发现它在人的性格铸就及社会意识观念上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他从成人视角来分析人类性本能及性缺失反映在其精神上的诸多外在表现，从而更加注重对人类精神内涵的探索。张爱玲正是巧妙汲取并运用了这一理论来对其小说人物进行描摹与塑造。《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就是这样一个典例。她是麻油店老板的妹妹，受其哥哥安排，嫁给了当地的一户旧式家庭的患有软骨症的姜家二少爷。可想而知，为人十分泼辣、尖刻的曹七巧在与丈夫的婚姻生活中，在性欲上自是得不到满足，再加上旧式体制下根深蒂固的传统意识观念极为薄弱，故而在姜家生活的日子里，她表现地十分放浪与自私。她与自己的小叔子姜季泽肆意调情，对婆婆姜家老太太谄媚奉承，甚至口无遮拦，对妯娌任意编排，从而导致她在姜家人眼中的地位日渐不堪，因而分了家后七巧便与儿子女人离开了姜家。虽说离开了姜家，便是离开了所有在七巧心中不满的情绪，但她并没有得到解脱，那种在她心里的病态化人性观已全然根深蒂固。她张罗着为儿子娶媳妇，却又处处用恶毒的语言来攻击媳妇，与儿子长白耳鬓厮磨，堂而皇之地抽大烟，最终使得媳妇受辱而死。在对待女儿的婚姻上，七巧又是采取一贯的自私手段。在长安经由姜家三太太的介绍认识童世舫，并想与其缔结婚姻时，曹七巧表面持温和的赞成，私下却用尽手段进行阻扰，最终断送了长安的一生，成功把她变成了第二个自己。这充分体现了在七巧身上作为女性个体的强权和独裁。这样一个八面玲珑的女性形象在张爱玲笔下却被描绘成了一个审慎和机智的“疯子”，她这种被畸形化了的心理模式充分展现了历来中国女性的悲剧色彩。张爱玲小说中另外一个生存在欲望压抑之下的女性人物便是《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小说开篇即写女主人公葛微龙是一个新派香港女学生，由于不愿跟随父母辍学回上海而自作主张来向曾嫁为有钱人姨太太的姑妈梁太太求助，其中张爱玲更是巧妙运用了华丽的词藻和精湛的写作技巧，以葛微龙的视觉角度来描绘梁太太豪华的别墅住所与擅长交际的女佣。凭借着巧言善变的优势和对形势的利弊分析，葛微龙成功说服了梁太太对她学费的资助，与其说是资助，但实则却是梁太太利用年轻单纯的葛微龙来帮助自己交际，以此满足自己丑恶的性欲。梁太太是个在交际场上长袖善舞的高手，其中乔琪乔、司徒协之流都是她交际场上不可或缺的男性。而在性欲的支配下，人性极度扭曲的梁太太控制着自己侄女的言行举止，甚至是思想和婚姻。她不惜利用葛微龙来作为自己意淫的工具，安排她在乔琪乔和司徒协以及她更多未知的交际场上的调情对象之间周旋。这种被物欲、情欲迷失了人性的自私女性实属罕见，但却是张爱玲小说中极为典型的一种现象。& &（二）挽救婚姻的悲剧缔造者不管是中国传统女性抑或是现代新式女性，婚姻与家庭至始至终都是她们人生中的重要一章。在面临婚姻的危机，家庭的破裂时，女性的掌控局面及生活重心受到严重的威胁，故而她们会采取一系列极端或是偏激的行为来挽救。但在挽救婚姻的过程中，却又造就了另一出的悲剧。她们为了自己的目的，间接地做了导致别人婚姻厄运的刽子手，《半生缘》中的顾曼璐与《小艾》中的席五太太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半生缘》是张爱玲廖为可数的一部长篇小说，它描绘了一个悲剧模式的旧上海家庭。自幼丧父的姐姐曼璐因为要供养一家人生计，不得不出入风月娱乐场所，沦为舞女。而与其出身相同的妹妹顾曼桢因为得到了良好的教育，独立自强，有一份较为稳定的工作，并结识善良忠厚的沈世钧，与之恋爱。正如众多风尘女子的命运一样，曼璐最后嫁作商人妇，但婚后的她并不幸福。丈夫祝鸿才的花天酒地、暴躁性情使曼璐变得敏感残忍，甚至最后竟出于对曼桢的嫉妒以及想极力挽救自己早已支离破碎的婚姻，与丈夫合力诱骗并监禁妹妹曼桢代替自己怀孕生子，葬送了曼桢的一生。素来精明干练的曼璐在面对婚姻的失败时，也不免变得弱势无情，自轻自贱，在心理上产生一种自我排斥，盲目悲观，从而走向病态化的不归路。另外一位与之具有同等遭遇的是《小艾》中的席五太太形象。她懦弱、胆怯，在自己的婚姻生活中完全没有自主权与话语权。小说中写到在席老爷偶尔从南京回来时，五太太的内心是极为紧张不安的，“她侍立席老爷在一边，普通一般的夫妻见面，也都是不招呼的，完全视若无睹，只当房间里没有这个人，他们当然也是这样，不过景藩是从从容容的，态度很自然，五太太却是十分局促不安，一双手也没处搁，好像怎么站着也不合适，先是斜伸着一只脚，她是一双半大脚，雪白的丝袜，玉色绣花鞋，这双鞋似乎太小了，那鞋口扣得紧紧的，脚面肉唧唧的隆起一大块。可不是又胖了！连鞋都嫌小了。她急忙把脚缩了回来，越发觉得自己胖大得简直无处容身。”?这足见席五太太在对待婚姻、家庭关系上处于被动的下风。在过着名为席老爷正房太太，实为填方，甚至是寡妇的阴霾生活中，她谨小慎微地应付着封建家庭的婆媳关系、妯娌关系以及人言可畏的重压，直到席老爷提议把她接去南京。但一向迂腐守旧的五太太到了南京，并没有得到她翻身做主的权利，她只是卑微地任由伍先生挥之即来，呼之即去，处处迎合席先生的姨太太，最后竟利用了身边的女婢小艾，来企图挽救自己的破败的婚姻。在曼璐与席五太太身上，都带有着旧封建时代女性消极从众的一面，她们渴望得到别人的温暖，社会的同情，但又在行为上显出不甘屈服的强烈自尊心，最后都不得不向现实妥协，心生残忍的念头，把情感的不满发泄在制造别人的痛苦之上，把婚姻的成败寄托于男性喜新厌旧的恶癖之中，不得不说实在是种病态心理的延伸。&&（三）徘徊于现代与传统的矛盾者民国时期正是封建社会的传统思想与现代派新式观念的分水岭，而身处当下社会的女性人物，大都也是受着这两种思想观念的猛烈冲击。与生俱来的女性传统道德观使她们秉持三从四德的良好情操，但现代西方思潮的引进或是学校舆论的冲击，女性平等自主的新兴主体意识又促使她们开眼看世界，内心的狂热和自主观被激发，从而既安分守己地过着闺阁小姐的金丝雀生活，又不断地与封建守旧势力做顽强抵抗。《倾城之恋》不仅是张爱玲小说中最具代表性的爱情小说，更是中国现代史上描绘爱情最为独特的文本。小说的主人公白流苏与范柳原在经过猫捉老鼠的爱情游戏后，最后因为战争而真正走在一起。一个是上海旧式家庭的离婚女人，一个是风流场所的纨绔子弟，他们在爱情与婚姻的主张上不断地进行着角逐，而在白流苏终于向现实妥协，甘愿沦为范柳原情妇下场时，香港却爆发了战争，对生命的恐惧和感恩成全了他们最终一生的维系。在这里，白流苏这一女性形象无疑是张爱玲笔下较为正面积极的模型。她出生于上海旧式封建大家庭，离了婚，守了寡，迫居在娘家，受到哥嫂的排斥，然而她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对自己新生活的追求。她有强烈的现代女性意识，在三十岁的时候情愿赌一把，也不愿顺了家人的意思，回归婆家独居。在爱情与婚姻里，白流苏却又近似一个传统婚姻的赌徒，依靠着自己仅余的青春来千方百计地谋求范柳原的爱以及对婚姻的承诺来得以保障自己的余生。再看《心经》里张爱玲所塑造的另外一个女性形象---许小寒，虽然两者在年龄出身上相差甚远，但同样对爱情自私的占有欲却是如出一辙的。这篇短篇小说以恋父情节为主线，主人公许小寒对父亲的爱恋，对母亲的抵抗，充分表现了她在情感寄托上的不自省，具有盲目认知以及伦理道德上的扭曲，然而得知父亲与自己好友同居时，她终于对自己滑稽的情感寄托感到自惭形秽。出于一种报复的心理，她答应了一直对她穷追不舍的龚海立的求婚。文中在许小寒企图利用自己的婚讯来刺激父亲并给予报复时有一段是这样说的，“我早考虑过了。我需要一点健康的，正常的爱”，?这充分体现在许小寒潜意识中，对自己的这种恋父情结有着清醒的认知和自省。因而在面对父亲的外遇竟是自己好友的打击下，她不仅表现出了一种为自己的巨大苦痛与伤心，更是为母亲感到强烈愤慨，毫不犹豫地痛斥自己父亲以及好友的这种不堪行径。她一方面有着扭曲的恋父情节，一方面又坚持遵循专一从旧的爱情观。这种游离于传统道德与开放思想边缘的人物，也是张爱玲笔下女性形象的一个特例，但她所要表达女性从盲目到觉醒，从困惑到重生的深层次内涵却是相同的。& &（四）女权膨胀的强势者中国女权主义的发展流向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夫权主义的压制和威胁，从封建传统时期到近现代时期，女性意识在不断地进行反抗与觉醒。自然，在此消彼长的作用之下，男权主义就表现出了较为明显的去势模式，[2]而女权的不断发展以致迅速膨胀更是严重颠覆了两性和谐的婚姻观。在《沉香屑·第二炉香》中，愫细在新婚的当晚，因无法接受丈夫罗杰对自己的正常求欢而离家出走，她对生活有着守旧的原则与定式，不谙人事，性格极端，善于伪装，最后使罗杰不得不对她低眉顺目地道歉，在二人婚姻生活中小心翼翼地对愫细的态度进行察言观色。但即使这样，愫细仍觉得自己的情感意愿得不到充分地尊重，她把他和罗杰的婚姻生活四处宣扬，诋毁罗杰的名誉，最后使得他被迫辞职，走投无路。小说在描写愫细如愿以偿，准备和罗杰外出度假时的前一晚，复又回到了小女儿的温柔姿态，她表现出她一贯的矜持柔弱，规定正常夫妻生活的定式，但罗杰却被她逼得精神崩溃。在罗杰得知自己的人生毁于一旦，在愫细慷慨答应能让他在面颊留下一个晚安吻时，他“突然觉得两只手臂异常沉重。他很想打她，却没有，只是狂笑着抽打自己的面颊”。[3]这样的一种家庭模式，毫无疑问，女性在家庭生活中把握着主导优势，是蜜秋儿太太的自私、愫细的无知最后使得罗杰因承受不了婚姻的失败以及舆论的压力而选择了自我毁灭。同样，《花凋》里的郑太太与《留情》中的淳于敦凤也都习惯于用强势主导家庭，凭借着自己的一己私欲来压抑丈夫的精神追求，一味阻扰和打击丈夫的掌权意识。在无形中把他们变得婴儿化、女性化，甚至是非人化，彻底颠覆了社会正常的性别秩序。郑太太眷顾自己的儿女，希冀她们有美好生活，但却对丈夫姨太太的庶出刻薄残忍，视丈夫对庶出的疼爱更是诸多阻扰，时刻操控着整个家庭的主导权。再看《留情》中的淳于敦凤，她虽然是丈夫米先生的第二任妻子，但老实敦厚的米先生对她却照顾有加，处处忍让，这使得敦凤的骄纵情绪及女权主义进一步膨胀。作品中写到，她对米先生处处管制，就连看望性命垂危的前妻都要得到她的允许，还在亲朋好友面前处处炫耀着诉苦，她“想着自己如花似玉，坐在米先生旁边，米先生除了戴眼镜这一项，整个地像个婴孩，小鼻子小眼睛的，仿佛不大能决定它是不是应当要哭。身上穿了西装，倒是腰板笔直，就像打了包的婴孩，也是挺挺的……她第一个丈夫纵有千般不是，至少在人前不使她羞，承认那是她的丈夫”，[4]这段关于敦凤的心理描写充分表现了她对米先生的厌恶和鄙夷，但殊不知，正是她自己这种彻底控制了米先生的行动思维的女权主义成功把他婴儿化了。&张爱玲小说中的这类女性强势群体并没有逆转整个社会男尊女卑的定论，实现男女平等的愿望，而只是女性意识在婚姻家庭范畴中扮演或冒充了一个男性角色来企图掌控整个家庭模式。她们在心理上并没有得到满足的快感，表现在行为意识上，则是失去了独立的存在价值，即女性本质——与生俱来的和谐之美。故而，张爱玲在描写这一类女性形象时都带有不安迷惘的情绪色彩，她们身上具有浓重的悲剧体验，在思想里有着对现实世界的一种“惘惘的威胁”，[5]支配着她们急于掌控家庭，主导婚姻，甚至是丈夫的思想。&(五）贞操观念的丧失者中国女性素来具有根深蒂固的贞操观念，为保贞洁不惜舍身，而张爱玲却恰恰背反其道，用手中的笔尖锐地成就了一个个日渐被畸形化了，贞操观念逐步流失的女性人物。在张爱玲小说中，女性群体都具有强烈的反抗或是叛逆意识，这种消极妥协式的反抗不仅表现在肉体的自我摧残上，更是深刻体现在贞操观念的逐步丧失中。这一类女性人物可谓是张爱玲小说中的主流，她的《连环套》、《白玫瑰与红玫瑰》以及《沉香屑·第二炉香》中都有所叙写。《连环套》中的霓喜是当时社会典型的“妓女”形象，她泼辣、坚强，却又不得不依附男人得以生存。在一次次遭受被贩卖抛弃之后，她的灵魂也同样受到了巨大的迫害，在人性意识上彻底被男权主义异化了。她迫切地想从男子身上找到一个依靠，却往往忽略掉了整个当下社会的畸形态。霓喜的一生与诸多男人产生了多段情感纠葛，她的第一任丈夫雅赫雅是个印度人，在他们在一起生活的日子中，雅赫雅曾因为霓喜的精明聪敏而有过想扶霓喜做正的想法，但最终在霓喜的放浪性格和风流行为的压制下断了念头，视其为玩物。而她的第二任丈夫窦尧芳是个药堂老板，在霓喜被雅赫雅赶出来后，窦尧芳派伙计崔玉茗说亲，于是两人便开始了同居生活。霓喜作了店铺的老板娘，一直企图在窦尧芳死后能控制他的家业，并与伙计崔玉茗肆意调情，结果到头来一场空，在窦尧芳死后被其原配赶出药堂。没有财产，也没有可以倚靠的男人，霓喜又一次带着孩子，开始了“流浪”的生活，直至遇见第三任丈夫汤姆生，一个在政府供职的英国工程师。凭着这足以让霓喜骄傲的资本，她开始报复曾经把痛苦加诸在自己身上的众人以及这个社会，但最终汤姆生却在英国与富家少女结婚，给了她一笔分手费，从此两不相干。霓喜的遭遇值得同情，但是她一生嫁多夫的情况鲜明地折射出张爱玲笔下的女性贞操观念的淡薄。她们只会依附男权而生存，且又表现得极不安分，对女子从一而终的传统观相违背，最后落得个悲惨下场。《红玫瑰与白玫瑰》里张爱玲描写的王娇蕊是开放的，感性的，从王振保第一次看见她时的音容笑貌就可以体现这是一位新潮摩登的女性，而不是中国旧社会印象中的家庭主妇。她与王振保产生婚外恋，对丈夫的离经叛道，足以表现她对自我贞操观念的薄弱。在丈夫出门在外，她与王振保独居一室的生活状态下，她总是毫无顾忌地穿着袄袴睡衣，“一只手拿起听筒，一只手伸到肋下去扣那小金桃核钮子……扭身站着，头发乱蓬蓬地斜掠下来。”[6]这里表现了王娇蕊虽说是留学回国的新派女性，大胆自主，但中国女性固有的矜持、慈悲以及忠贞在她身上却被湮灭了。张爱玲另外一本同名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微龙，从起初的积极正派到后来的尖锐绝望，对物欲、情欲的奴性改变了她，以致于最后沦为甘愿为乔琪乔与梁太太进行意淫的工具。不得不说，这正是女性对自身贞操观念、名节意识等的缺失，正是这种缺失逐步操控着她们走向悲剧。二、女性病态形象的形成原因& & &张爱玲小说中女性人物所体现出来的种种病态化的表现，实是一种被模拟了的心理实验，而深究这种病态行为的形成源头，便会得到以下几个方面： & && &（一）人性本质的局限& & 西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与文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对文学领域内的诸多问题做出了独到的解释。他认为人类精神分裂的根源来自于对自身本能的压抑，强调先天遗传因素及人性与生俱来的本质对人格的影响作用，重视对人本身、对人性的理解。19世纪的经济学家与哲学家把人从根本上看作是竞争的、孤立的，与别人的联系仅仅出于交换上的需要，满足经济与本能的要求，但弗洛伊德认为人基本上是利己的，只是为了满足本能欲望的需要，才各自与他人发生关系。在他看来，人被看成知性与情意截然割裂，人不是完整的人，而是启蒙哲学家所说的知性自我。[7]张爱玲正是深受其影响，在文学创作中的女性人物始终透着弗洛伊德主义的影子。& & 观其在《金锁记》、《怨女》、《半生缘》等众多著作中，充分诠释了弗洛伊德关于“本我”、“自我”、“超我”的升华理念以及性本能的局限性。在弗洛伊德看来，人的正常发展来自人格的正常发展和本能欲求的正常满足，如果这些本能受到了不适当的压抑，就会引起精神的失常或变态。[8]张爱玲正是以塑造一种对人的原始欲望的丧失而造成的心灵扭曲的女性群体为文本对象，在对人性的描写，对社会弊病的揭露，都有着高度的审视，从而达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深度。在她的这些作品中，性心理以及性欲受压抑而产生的变态心理得到深刻的描写。曹七巧的病态行为，梁太太的畸形性欲，许小寒的恋父情结，白流苏的自私占有等都无不体现了人性本质所存在的缺陷，女性的嫉妒心理，自恋心理以及物欲追求，实为一种社会根深蒂固的奴性。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生存在高压下的女性群体得不到充分的满足，以致于心理被逐渐扭曲，产生病变与疯狂的思想行为。 & & & & & & & & & & & & & & & &&& & (二）男权弱化的影响& & 纵观张爱玲小说，她笔下的女性形象，无论是交际花、职业妇女、姨太太、小家碧玉还是大家闺秀，她们的命运无一不是悲剧性的。而这一切与她家庭生活的不幸以及婚姻的失败都是密不可分的。结了婚的女人，不是有如孟烟鹂般的伪装本分，就是如同曹七巧般的病态反抗。男性主导优势在小说中显得极为薄弱，诸如《金锁记》中的姜二少年，《白玫瑰与红玫瑰》中的王振保，《茉莉香片》中的聂传庆等，在家庭、事业、社会地位上都表现出一种怯弱无主见的去势模拟，从而间接导致了女性主体地位的膨胀。历来，中国社会提倡夫权规范的价值尺度与女性本质相互补充，达成和谐统一的局面，而在张爱玲笔下的人物上，却是呈了相反的悖论模式。男性因为先天的晚熟，再加上环境的影响，形成墨守成规的消极处世态度，他们无论是作为父亲还是丈夫，都在女性双重角色（女性既为母亲又为父亲）下活得自卑、猥琐和压抑。毋庸置疑，张爱玲把女性的这种与生俱来的心理模式展现得极为透彻，她摒弃外在理论的影响，以纯女性的感性体验和个人智慧来直面女性的人生本质，从而书写出一向被夫权体制压制着的女性主体的自私化与疯狂性。自然，在现代社会之中，男性主体依旧是整个社会的主导力量，但在在张爱玲小说中，女性意识却得到了充分的尊重与保护，两性问题真正得到了自由分配。而女性意识过度膨胀，却又演变成了对男性主导权力的压制与削弱，故而进一步激化女性掌控局面的恶性循环。& &（三）家庭结构的畸形家庭是每个人生活的核心，尤其相对于女性而言。在张爱玲的小说里，对家庭意识表现得十分的淡薄，或是在架构家庭结构时，着重于展现其不规则的畸形一面。 &以《金锁记》为例，姜家是一个典型的旧式封建大家庭，曹七巧以一个麻油店女儿的身份嫁给具有先天残缺的姜家二少年实为当下时代盛行的“冲喜”，在某种程度上看，她是他哥哥与姜家进行金钱交易的筹码。姜家上至老太太，下至丫鬟婢女，都对七巧置若罔闻，用她们专有的封建礼教式的眼光来蔑视她，如此畸形的家庭相处模式，更是间接导致了七巧后来的病态心理和放浪举止。家庭亲情的淡薄使得女性主体在构建生活文化时也就失去了重心和动力，她们得不到社会的同情，家人的理解，丈夫的温暖，以致于这种反面意识愈加强烈，以极端化的方式来对整个社会进行一种话语之外的反抗与发泄。小说中描写到，七巧在姜家说话毫无隐晦，做事更是放浪形骸，姜家人都对她保持一种可有可无的忽略，即便是姜三少爷姜季泽与她肆意调笑，也只不过是当做生活调味剂，满足自身男欢女爱的娱乐趣向而已，并无涉及真正的爱情。《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在离婚之后回到娘家暂住，不仅得不到兄嫂的以礼相待，更是被其骗光自己的全身积蓄，受到百般刁难和冷落。她跑去向家中唯一可依靠的母亲诉苦，却也得到相同的疏离和冷遇，这一切都最后促使白流苏迫切地想利用婚姻来逃离家庭，更甚于作别人的情妇也心甘情愿，由此可知，家庭的影响力，女性主体本位的残害，是导致她们病变心理的又一成因。& &（四）社会时代的冲击& & 张爱玲创作的背景正处于战乱频繁，社会动荡的民国时期，是封建与近代的分水岭，亦是女性独立自主意识开始渐渐萌芽的时间段。动荡、血腥、残酷是整个创作时代的社会背景基调，封建旧制被逐步瓦解，残余思想却被大部分的守旧分子继承了下来，他们日复一日的固守着自己的传统观，然而另一方面，社会交替换代，西方革命思潮不断冲击着中国封建体制旧秩序，开放、自由等成了整个新时代下的思想主题，人性得到极大的解放，自我价值亦有所体现。这种纷乱复杂的时代背景对人性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影响，故而身处那个社会的女性，一方面被封建伦理教条主义圈禁在幽暗沉痼的传统世界里，一方面又接收并吸纳着西方人权主义平等独立的人生观，她们充当着传统继承者与反叛者的双重身份，带有强烈的矛盾性。然而她们始终得不到社会的认可和历史的肯定。正如《半生缘》中的曼桢，《封锁》中的吴翠远，《花凋》的川嫦等，她们具有独立的思想，坚韧、乐观、积极向上，对未来有着美好幻想和憧憬，但最后，张爱玲给予她们的结局却都是做了这个社会旧礼教下的牺牲者。造成她们悲剧命运的成因，究其根源，与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密不可分，封建礼教式的社会结构与历史发展对女性意识的自主化进行排斥和挤压，过分推崇男权主义的神圣性，却把女性地位限制在家庭内囿之中，导致女性主体与从属观念的剧烈冲突，遭受分裂、肢解的精神处境。& & & & & & & & 四、女性病态群体塑造的社会意义& & 张爱玲通过描写众多女性病态形象来揭示人性之恶，从而透视出这些将人性丑恶的一面充分生活化的现代人的人生困境，具有极为深厚的社会意义。&&（一）对物欲贪念的影射张爱玲以上海为背景的小说中弥漫着浓郁的“都市风情”,大上海独有的那种霓虹酒绿、歌舞升平的社会享乐主义风气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当时社会女性主体的发展。身处在这种极度滥情、堕落情境下的女性人物，自然易形成对物质层面的狂热追求，对人情凉薄的消极处世态度。这种在物欲贪念下苟延残喘生活着的女性群体不但是张爱玲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共同特征，同时更是隐射了她站在女性的视角和生活环境的立场上,重视人性之间的联系，而更多的是人性对人情、金钱与欲望的解构。?小说所塑造的曹七巧、葛微龙等女性形象都带有浓重的物欲观，具体表现在她们对财富、欲望的贪婪与疯狂掠夺。曹七巧在丈夫去世，姜家分家的时候，运用各种撒泼手段来积聚敛财，后来因害怕被姜季泽骗取财产而彻底否定了自己内心中仅存的一点爱情残余力量，在几乎要对姜季泽，对自己内心的一点残存的爱情妥协的一刹那间，七巧还是选择了财产和物欲。她用恶毒的话语，极端的举止把姜季泽扫地出门，亲手掐灭了自己内心仅有的那一点爱意柔情。由此可见外部力量和权势足以压迫出人的渺小,而人内在的物欲也能使人丧失自我,变得自卑。天真美丽的葛薇龙第一次踏进她香港姑妈梁太太的府第,绝没有想到要身着华服出人头地,她只是为了读书,但是物欲使她丧失了自我。深宅幽院,梁太太那阔太太的气度,家里丫环的骄横,挤压出了她心中的“穷”字,不由得她不自卑,也激起她对享乐生活的向往。梁太太那为她张开了物欲的大网,壁橱里那“金翠辉煌”的衣服使葛薇龙飘飘荡荡,心旷神怡。她不是不知梁太太的用意,但在强大的物质诱惑面前,道德是脆弱的,她自然地接受了物质的满足来驱逐内心的自卑。因而张爱玲笔下的女性人物既有与生俱来的自卑感,又有来自于自身在强烈的物欲和贪欲下的渺小感,这就决定了她们不可能走上自尊、自爱、自强之路,她们只能依靠男人,依靠金钱,依靠权力去寻求中间的平衡,但结局却恰恰相反,她们只能在自卑、自贱的泥塘中周而复始，迷失自我。由此可见，张爱玲之所以塑造这一类近似疯狂非人化的女性群体，在很大程度上是反映都市人与金钱的物质关系，讽刺社会人情淡薄，利益至上的丑陋价值观。&&（二）对男权思想的颠覆女性作为男权主义统治下的依附品，其在低位及话语权上都是微乎其微的。他们被社会的封建赋予着充分的权利对女性的命运进行操控。男权思想的局限与自私对女性造成了严重的伤害，故而激发妇女的抵抗，促使女性主体的觉醒与自卫，进而颠覆夫权文化统治的社会旧秩序。作者更是将这种女性丑怪、焦虑与病态的一面展现到了现实社会里。通过对比描写女性主义的强势和男性的懦弱来对封建体制统治下的男权进行申斥和反抗。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不管是病态的人格分裂精神趋向还是达观的积极人生态度，都是女性主义对男权统治的反抗。& &《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得不到精神上的满足，便将金钱的力量发挥到极致, 以回应社会长久以来男性至上的单方面虚伪道德。她借着对经济权的掌控来对男性人格漠视与欺凌，重复着男权对女性蹂确的模式。她用鸦片愚弱一双子女的身心, 巩固了自己“ 一家之长” 的地位，对儿子媳妇性生活的恶意揭露, 可视为对父权加于她身上的不人道的性压抑进行变相报复，同时她又成功地模拟出了在男性舆论之下造成的威逼情境, 终于间接谋杀了媳妇芝寿，这种悲剧命运在根本上与七巧所遭受的父权残害近乎相同。试观当下时代的其他女性主体创作，这种因遭受社会压迫而无奈被异化的女性形象塑造与解析亦是一个不可避免的潮流，丁玲笔下从封建家庭走出来的叛逆女性梦珂，带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辗转于学校、上流社会之间，所见到的却是一个纯肉感的社会。她经过反抗挣扎无果后只有隐忍，一步步任凭自己沦为色情商品，陷入欲望与灵魂的分立中，承受着失落与沉重的精神打击。而她们最后的报复与强占，不仅表达了对中国社会不同生活形态的失望与拒斥，同时折射出对男性中心社会的深刻否定与操控。再如《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在面对做纨绔子弟的情妇还是做五个孩子的后母的选择上，始终举棋不定。她试图用自己身上仅有的一点所能吸引范柳原的魅力来说服其与自己结婚，但最终未遂，倒是香港这一个城市的沦陷成全了她这种美好的“妄想”。由此可见，白流苏虽然作为上海旧式大家庭的名媛淑女，但对男性的操控意识仍是存在在其人性本原之中，只是可悲的是，她遇到的是范柳原，而不是《留情》中的米先生。& & 在这里, 作者揭示了更深的内在意义，即男权体制的演绎不单纯是性别的, 最根本的是在于对权力的掌握。当女性掌握了权力，走向病态凶残的灵魂暗处时，对曾附加在她们身上并造成她们悲惨命运的男权主义势必将是一种极大地威胁与报复。& &（三）对传统文化形态的反讽中国传统宗教体制要求社会根据男尊女卑，固不尘封的既定原则来维持并发展，这与张爱玲小说中所表现的女性主义文化的隐喻是相违背的。小说中虽是塑造了一个个性格迥异，命运坎坷的畸形化女性主体形象，但作者在本质上所想表现的则是女性特有的理应秉持的美好一面-----富于同情、慈悲和感恩的家庭化身，对女性在其生存问题、婚姻幸福感、家庭理想化程度等方面都表达了一种急切的同情与关爱。然而在现实中，这种美好形象在社会传统文化禁锢之下受到了严重的扭曲和割裂，女性原始的纯真与博爱被逐步瓦解得消失殆尽，故而作者在小说描写对女性人物的内在焦虑、歇斯底里、精神分裂或双重人格等的叙写, 尤其是对具有这种双重逆反特征的女性，更深层次地是体现她对封建礼教下传统文化的一种讽刺与报复。她虽在其文章中描写并表现女性一种强大的操控欲和癫狂度，但实质最终都是作者其自身在对传统文化文化的挑衅和反驳。在《连坏套》中，霓喜在自己的三次婚姻中，都费尽心思想谋得一些有利于自己的价值体，第一次利用了自己的美色，对男性的残忍过于天真地无视，最后被雅赫雅无情贩卖给了米店老板窦骁尧做姨太太。然而第二次做了米店老板娘没几年，就在窦骁尧死后争夺家产无果，被他的正室以及一众亲戚扫地出门。第三次年过中旬的霓喜凭借着自己残留的一些媚态成功嫁给了外国商客。从她坎坷的一生来看，张爱玲在书写女性自我意识上显得比男性人物的塑造来得更为复杂深刻，这同时也在另一方面揭露了对传统文化形态的讽刺。无疑，这是出自于作家性别意识的影响，但从心理结构来说, 也是作家潜意识中一种反抗的涌现。故而，在这样的心理背景下, 张爱玲一方面写了女性压抑心理的焦虑与歇斯底里的内涵,通过这种激烈的话语主导优势来对传统文化发出怒斥，另一方面又运用这些内涵去展示反操控的诉求模式,暗中解构了宗法父权传统文化和男性主体象征秩序的紊乱去势。[9] & & & & && &（四）对时代视角的观照张爱玲笔下的女性被称为“病态的恶之花”，她们生活在兵荒马乱的动荡年代。动荡的社会影响着人们的心理，而那些想掌握自己命运的女性却大都受到了社会和环境的压迫，命运更加悲惨。在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女性要想获得自身的解放，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我们看到了张爱玲笔下的一个个病态女性形象。这些女性的悲惨命运是当时社会的写照，更明确的说，这是社会的悲剧。因此在张爱玲笔下虽然展现的是一些平凡至极的生活琐事，但是尝试把它放在整个社会大环境中来审视，就会发现在这些世俗感性的女性人物身上，都蕴涵着对这个时代的透视与关照。& &《倾城之恋》里的范柳原在与白流苏进行一次言谈中提及：“这堵墙，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类的话。……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的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坍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流苏，如果我们那时候在这墙根底下遇见了……流苏，也许你会对我有一点真心，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10]这段出自纨绔子弟范柳原的话，出现在小说中的战争前夕，它充分体现了在当时酒醉金迷时代里青年男女对未来的一种恐慌和消极。理想与现实的交织使得他们贪图于眼前的浮华尘世，而把人生的希望建构在不切实际的幻想上。小说正是通过这样一对青年男女对理想与现实的感观来反射出了整个时代风貌的一种畸形体态。故事的结局巧妙地设计为在他们各自在为自己的自私寻找借口时，一场战争彻底成全了他们，这正是应了上文中范柳原的话，战争使得这个时代的一切都消失殆尽，人类文明又回到了原始的形态，自然，人也就变得单纯地多了。不得不说，这近似于一场滑稽的闹剧，但在这出闹剧中，张爱玲所要反映的不仅仅是饮食男女对爱情婚姻的自私态度，更是对整个时代早已病态化了的一种强烈申斥。她通过这些形形色色被社会噬毒了的畸形女性心理病变来解构整个社会形态的内在自省与严重断层。又如《色戒》中的王佳芝，作为一名接受过严格训练的青年革命者，被派遣刺杀作为首等汉奸特务易先生，却在最关键的一刻动了真情，让易先生侥幸逃脱并且自己反被特务杀害。虽然，这只是关于一对男女之间的一系列情感转变过程，但放到整个当下时代来看，在如此动荡纷乱的年代里，在革命与反革命激烈斗争的情境下，在国家生死存亡的时刻中，王佳芝这一情感的巨大转变正是作者对当时充满残忍血腥社会的一种怜悯和自我安慰。爱情正是在关键的一刻衬托了整个时代光明的一面，挽救了这个时代所原有的悲剧化色彩，作者也正是利用了王佳芝这一女性人物来表达自身对时代的一种美好希冀。因而，从中可见，这些既带有病态的心理痼疾又反映浓重悲剧色彩的女性人物形象是整个时代的缩影，她们与这个时代共同进退，张爱玲对其笔下女性人物畸形性格进行的塑造与解构，同时也正是对整个时代视角的关照。时代赋予人类的是进步的趋向和历史使命的责任，张爱玲的小说看似偏向言情一路，但实际上却深刻表达了人类生存生活的使命与目的，同时更是对整个时代风情的审视和解构。&结语不管是在封建统治下的无女性观念还是当代开放性社会的独立自主模式，女性在心理上灰暗阴霾病态的一面至始至终都存在着。由古至今，中国女性主义文学对病态女性形象不断进行着创新和重构，以此确立了女性群体形象的独特与荒诞。而在张爱玲小说中，滑稽、荒诞更是其独特风格，人物思想与性格都被极度扭曲化。张爱玲以女性人物的不同生存方式展现了个人与现实，与他人，与自我的割裂，从而体现了生命存在的偶然性、人与外部世界的疏离、生存的无意义及人与自我的离异等等。可以说，她笔下的荒诞场景、人物的自我毁灭、人性残忍的相互吞噬是她对这个充满非理性世界的一种理性把握，更是一种大彻大悟，对生命，对自我的通透式诠释。&（清欢的网易博客）
文学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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