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传记体，勿当真，1w3，做睡前读物吧
以下内容均在征得撒贝宁先生本人及其家人的同意后发表，为保护当事人隐私，部分细节、涉及人物已作出模糊化处理。本文作为撒贝宁先生未出版的个人传记的补充内容，未经授权禁止非法转载，笔者将依法保留追究有关行为人法律责任的权利。
故事的最开始，我还是希望引用撒贝宁本人在读完全稿之后做出的评论。
——“这真有趣，我从没有想过，别人眼中的这个故事居然在寡淡离叛中多了一些耐人寻味。尽管我必须指出，作者有意地使用了虔诚的字眼——使原本的倔强被包装成近似于夸奖的赘言，可我依然要感谢他时隔多年后的再述。这让我意识到，我犹豫了如此长时间的苦楚，终会在审判日到来的时候得到救赎。”
尽管昭示着世纪之间的更迭与接轨，1999年依然如往常一样喧闹又庸碌，北京建起了广场，商场里扯上横幅，许多人愿意掏钱现场冲洗一张摆脱了黯淡色彩的照片。除夕前夜我从实习的报社下了班，撒贝宁打来电话，问我看没看《今日说法》首播。
“大厅里只有一台电视。”我说，“看了一点，领带不错。”
如果我当时知道他的头发会变成后来这个钢丝头，我一定会再卖力地夸一夸那时偏分的发型。虽然凡是撒贝宁认准的事情，从来都没人劝得动他——大学四年使我充分明白了这一点。所幸，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有如此评价，因为很快故事里的另一个主人公也将卷进他的执着，他们将因此纠缠十余年，直到他寒风般的凛冽终于融化在遥远的春天。
“我才知道个事儿，你猜怎么着？”撒贝宁的声音卡顿得厉害，我猜他可能还在某个偏僻之地的演播厅里，或是手机的电量即将告急。
“有姑娘跟你表白了。”
“很有创意。”他毫无热情地回答，“何炅辞职了，大概在我去年来面试的时候。”
这可称不上是一个好消息，无论如何去衡量。
撒贝宁在大学时代总是活力与交际能手的代表，他先是在篮球场上认识了我，在我为了他被推倒去和裁判理论之后，我们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过阵子学院路的几个学校有新年联谊会，你肯定想来。”他说。
不巧，新闻系的专业课考试迫在眉睫，这意味着我将比他早些时日登上回家的绿皮火车，可同时也意味着我会错过他与何炅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初见。谁又能想到，二十年后在主持界的神坛上俯瞰众生的两个人，竟然会因为平分最后一块奶油蛋糕而坐在礼堂门口吹冷风。
我拿初稿给撒贝宁看，读到这里时，他指了指“平分”二字，若有所思：“你可以改成，是我听说他没吃晚饭就跑过来，所以分他一半，毕竟盘子是在我的手上。”
二十余年后，这个似乎永远不会老去的男人放任自己陷入沙发中，举着印出来的铅字，给我讲那一晚遇到何炅的故事。他的记忆力极好，大约是从为了期末考试背一整本专业书开始，他就永远不会忘记那些重要的事。何炅裹着大衣匆匆忙忙跑向餐厅的画面立刻浮现在我眼前，他和撒贝宁都没怎么变，因此我能从留存的影像中轻易揣测出他们当时的神情与动作。
他实在是讲得太过详细——恕我无法在此一一复刻这对话。我只是希望，如果您看到了这里，要明白一件事：他们的初见也许并不是什么偶然中的必然，甚至都无法拼凑成这场联谊会盛大乐章的一个音符，可它对我的朋友来讲实在是意义重大。当我看着年逾不惑的撒贝宁在我面前依然能将整个过程娓娓道来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尽管被漫长的等待拉长了回响，这场爆破持续的时间依然比我想象得要长久，而他也比他想象中要更早地爱上一个人。
1995年的春天来得迟些，回校的时候依旧需要把自己裹进厚重的羽绒服以抵挡从西伯利亚奔赴而来的寒流。撒贝宁在假期里崴了脚，天气太冷没有篮球可打，他于是乐得消停，跑来和我讲联谊会的场面。一群大学生把自己塞进不合身的西装里，挤在礼堂中大声交谈，节目的报幕员只好提高声音不断重复，以期有几个人会拨开人群跑来匆匆上台表演。临近零时，不知是谁搞来了烟花，所有人便一涌而出，他只能在坠落的星火下与他新认识的朋友失散了。
尽管这初见像一块小石子丢入平静的湖面，也许只能缓缓沉入不可预料的水深深处，引不起什么激荡的水花。但我的朋友却不会因此感伤——因为在那个连手机都无法拥有的年代，相见与离别本就是隐忍着钝痛的未知伤口。然而我却是低估了撒贝宁的执行力——或者说那股倔劲儿，他摸出月底攒的零花钱，翘了晚自习请我喝啤酒，坐在台阶上东扯西扯，不外乎是关于他与何炅谈话的内容。十八九岁的年轻人，谁也没有太好的酒量，我们于是一拍即合，溜出学校直奔北外的大门。
酒精支配下做出决定的结果可想而知，没有学校会欢迎深夜访客，而只知道对方姓名的撒贝宁也不会采取喊楼的极端做法。细碎的雪花自晚间便开始飘，我们在冬末春初的北京街头跺着碎步驱散冷意，哈出的白气被寒风吹散开，他的脸比平时要红，不知道是冻的还是酒意上头。
在当时，我并没有来得及思考他这股子莫名的热忱与执着由何而来，寒意使我的倦怠迟钝甚于平日，连一句追问都未能道出。这件事倒是也可以证明我并无成为一个顶尖记者的嗅觉与素养，因为如果我早一些意识到这代表着什么——无论如何也要早于当事人，我一定会在最开始就扔掉手中的啤酒罐，乖乖回去背我那些拗口的专业名词。
我亲爱的读者，倘若您对于撒贝宁有着一定的了解，您就一定会明白我接下来所说的话。他将自己比作小王子，我十分赞同，因为在有些方面他的确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旺盛的好奇心与求知欲，他永远高昂着的头颅，他对于善与美的追求足够他循着但丁的路走下山水一程[1]。所以他会被一个与他如此相似却又独特的灵魂吸引，这不难理解，我们大可想象成是两条河流从高山奔涌而下，互相碰撞又融合，最终汇成一股激流，投入恣肆的汪洋。
这些画面就像被藏进古老的相册中一样，被拂去的封面灰尘在阳光下跳着舞，等待着同岁月再一起将主人公掩埋得面容模糊。所以，请原谅我无法将所有的感受默写下来，我的神经末梢早已没有先前那般敏感。尽管我的朋友愿意心平气和地带我回顾，可我还是要拒绝他的讲述中明显掺杂的主观因素。
“倘若你再说一遍值班室的电视色彩清晰又柔和，我就把稿件撕掉，你去写自传好了。”
开学后一个月左右[2]，在我忘掉这个小插曲并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也不会再提的时候，我们的另一位主人公在中央电视台拥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撒贝宁没有理由不注意到，尽管那节目的定位受众年龄与他相差甚远，但他依旧像受了莫大的鼓励一样，兴冲冲在吃午饭的时候宣布这个重大的发现。
“这绝对是他，兄弟，我看的很清楚。”
虽然我并不怀疑他的辨人能力，但我依然要对于“清楚”二字保留我的态度。要知道，宿舍楼下值班室的电视是那种放到现在会被视为古董的大肚子小电视，屏幕上的雪花占据了大部分视线，人们在使用的时候做好了随时需要四十五度斜角用手掌下劈以恢复画面的准备。
他当然不可能写信去央视询问某位少儿节目主持人的通信地址（也许他不会，但谁知道他想没想过这回事？），他也没有选择再跑去另一所学校大海捞针。事实上，我一直认为他们两个非校友久别重逢的方式过于戏剧性——在领奖台上[3]，颁奖典礼寡言的背后是一人的好奇思索与另一人的蓄谋已久。
请注意，我并非在暗示他们涉及主持领域及日后的发展是受了彼此的影响，或者有着前后的因果关系。恰恰相反，正因为我尚可大胆凭借与撒贝宁长时间的友谊而做出判断，我必须要指出，他的欲望与抉择永远不会容许他人的插足。这六年之间[4]他没有再费心去寻找，他永远不会强求。
在我从事相关专业的实习之后，他去了电视台面试，进而拥有了自己的第一档节目，从此在那里扎下根来，逐渐枝繁叶茂而意气风发。他是一名优秀的法律人，也是一名天生的电视人，在他意识到之前，早就会有人拿他与另一个人作对比。正因为他们都是如此虔诚又专注地进行生命的旅程，虽然并不在一条路上前行，可他们终将相遇。
至于撒贝宁，也许是他的潜意识和品格早就决定了他的选择：他需要的伴侣应该是战友，是独一无二的搭档，不需要他保护，又可以在人群散开之后陪他走向黎明的街道。他喜欢张扬，又拒绝包容，他的爱意正如他本人一样骄傲而明亮，从来学不会迎合与折腰。
理论上来说，我的确比撒贝宁更早地见到了何炅——二十一世纪的、站在我眼前的、聚光灯下的何炅，尽管这一切可能要托他的福。毕竟，如果不是因为我跟撒贝宁的同学关系，大概去金鹰节的活是永远也落不到我头上的，我的老板总是想要独家的新闻报道。
千禧年过后，我有了正式的工作，他的事业也蒸蒸日上，我们便无法再像刚毕业的那阵子一样经常见面。偶尔互发信息，他羡慕我的记者身份，而我羡慕他工作时尚能吃到温热的盒饭。
毫无疑问，他当然期待着与何炅的见面，只不过他们作为领奖者在最后同台露脸，我却能得到近距离采访的记者席位置。举着麦克风的胳膊又酸又痛，报酬则是可以仔细观察这个不算熟悉也不算陌生的男人——何炅总是温和的，回答问题时身体微微前倾，谦逊地低下眉眼，让人抓不到他分毫的不耐烦。三十出头的年纪，整个人倒老成持重得不像话，把情绪尽数敛在眼底，大方得体地打招呼再道谢。
提前长大的好处就是另一个角度的永葆青春，我再没见他变过，也没见撒贝宁变过，似乎他们注定要承担着的角色早早就成为了印刻在生命中的符号，代替了所有的麻木不仁与喜怒无常。
“这有什么不好的呢？”撒贝宁后来评价道，“我喜欢我的棱角。”
这句话包裹着的年少傲气总会让我在落笔时不由得回忆起被传作世界末日的那一年[5]，两个人从红毯的另一端意气风发地走来，步调出奇一致，拐角处干脆利落间衣摆的扬起似有平地起风的错觉。八年后，他们不再接过奖杯，而是并肩站在奥林匹斯山上，等待朝圣者的歌颂。
可那却是之后的故事了，零四年的时候我一本正经地采访了我的朋友，他乐不可支，连连表示没有办法和一个曾经一起逃过课的人谈对于主持界的展望，却依然给了我充足的材料来撑起一篇完美的报道。收起录音笔，我想起另一件事，询问他是否已经和老友重新取得联系。
他狡黠地眨了眨眼，掏出新买的手机——那部翻盖的摩托罗拉即使对于他来讲也算得上是价格不菲——得意地调出新增联系人的屏幕，何炅的名字后面跟着一串号码。不待我看清，他又收回手，留下一个标志性的露齿笑。
“他记得我，答应下次来北京找我吃饭。”
我很想委婉地劝他一句，按照圈内人对于何炅的评价，高情商又贴心的主持人连萍水相逢的化妆师都会道一声生日快乐，能记住他实在不足为奇，而这句承诺大约也只是普通的寒暄与客套话。不过我还是闭上了嘴，听着他哼yesterday once more无词的副歌，无端想起了当年宿舍里告白成功过度兴奋的小伙子，下一秒又因为自己的这个类比而惊恐万分。
不过我还是错了，因为不到一周内，撒贝宁就给我打来电话询问推荐的餐厅。得知是何炅要来北京参加节目后，我才明白，他们互相看对眼绝对是有原因的。两个认认真真把客气变成把酒言欢的人，可爱到讨人喜欢，又坦诚到令人羡慕。
我说，“其实我刚开始很惊讶，因为你年轻的时候还挺孤傲的——我的意思是，看起来你和所有人打成一片，私下里却很少会与别人亲近。”
“也许吧。”他承认道，“但我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就挺喜欢他的，我一直都挺喜欢他。”
“他并不是每次来北京都会找我，我们见面的次数很少。”撒贝宁补充道，“除非我去长沙，他会请我吃火锅。”
在那个时候，“说走就走的旅行”这一理念并没有出现在大众的视野里，撒贝宁的工作也不允许他有着太多的自由时间飞去一个不算近处的城市，更别提只是为了一个人或一顿饭。您也许能感受到，他是理性又克制的，连温柔都披着清醒的外衣，凡事必要寻一个逻辑和正当理由，我总认为明星大侦探节目组是看中了这一点——起码何炅是真的喜欢，不然我的朋友那拼杯子的行为[6]就不会被容忍了。
可他总归是能找到机会的，节目组要去长沙取一个实景，他于是跟着踏上了那片包裹了些许向往的土地。
他告诉我，很久没有来这座城市，它简直是变了个样，夜间的景色比原先好看百倍。他说重新拜访了橘子洲头，说大学期间来玩时就开了的那家饭店涨价涨得离谱，他在回宾馆的路上一刻没有停下过话头，我眼前浮现的画面却是他倚在车窗边心不在焉地望着窗外飞快掠过的光影。因而我不经意提及了一下这场千里迢迢的赴约，希望听到有朋自远方来的佳话。
而他的语气轻快又俏皮。
“除了发现何炅不喜欢香菜之外，我还知道了他女朋友是今日说法的忠实观众。”
这个故事永远不会只有他们两个人，这一点我清楚，撒贝宁比我更清楚。从始至终他都没预想过用行动来收获到预期的回报，也不会浪费时间去思考目的性，他与我谈何炅，也只是单纯地在谈论一个综艺节目的主持人，从不会去下定义或者框定身份，或是表达出过于露骨的感情。
他并没有因此沮丧或是懊恼，也没有任何遇见情敌之后应该有的反应——也许他根本不在乎。有时我常常在想，没准整个局中最自作多情的是我这个旁观者，高估了他们之间关系的亲密度，还时常因居于上帝视角而暗自揣度。可我又再找不出第二个人值得撒贝宁惦记如此之久——六年，然后又是另一个六年，他们没有任何舞台上的合作与交流，却拥有了寻常友谊无法企及的时间跨度。
同样是那一年，我的工作正在上升期，加班成为了日常，我欣喜又无奈地认识到自己已经成为光荣社畜的一员。直到接到撒贝宁的电话的时候，我还在格子间里灌着咖啡码字，他礼貌地询问我是否方便开车去接他，而他努力捋直的舌头已经暴露了他醉酒的事实。
当我向导航中输入他给出的地址时，我才发现这里并非是三里屯、后海或南锣鼓巷[7]的周边地域，而仅仅是某个普通的小区。目的地距离我工作的单位并不是很远，正思忖着这究竟是他哪个朋友的家，我就看到楼宇门弹开，两个摇摇晃晃的身影勾肩搭背地走了出来。
也许您已经猜到了，既然这个故事就是围绕着他们两个人展开的。
我看到了我认识多年的朋友步伐虚浮地走上前来，而何炅——他一定也醉得不轻，在不远处笑眯眯地看着我，撒贝宁搂着我向他的方向走了两步，口齿不清地介绍道，“这是我的老朋友，也许你会记得他，他采访过你，他特别喜欢你。”
在当时的情况下，我只能接受撒贝宁给我扣的帽子，尽管我连一期完整的快乐大本营都没有看过，而那唯一一次的采访还是在六年前。
“当然，当然记得。”何炅向我伸出手来，“很感谢你，幸会。”
好吧，他也许记得我，也许不记得，但没有关系，我得承认他的声音天然地有着亲和力和信服力。而我的朋友在旁边咧着嘴笑，告诉我可以就地再做一个专访。
我有些头疼，想起自己敲到一半就停下的稿子还在电脑中，便想拖他回到车里。可他突然严肃了起来，踉跄着向何炅那边靠近。
被喊到的人好奇地抬起头，友好地应了一声，等待着他要说的话。
二零一零年的冬天虽迟但到，一场大雪覆盖了整个京城，夜间气温下跌得尤其厉害。我站在未融化的积雪中，撒贝宁的眼神越炽热，我的心就下沉得越厉害，坠向冰冻三尺的深渊。
我看着何炅脸上的笑意迅速褪去，他有意地瞟了我一眼，换上一副僵硬的表情来。
可撒贝宁没有管这些——似乎他只有在被酒精麻痹了理智后才能抛开所有的拘谨与淡然，他轻轻凑过上半身，嘴唇蜻蜓点水般掠过另一个人的面颊，又迅速分开距离。
“从此之后你的粉丝们都要嫉妒我啦。”他笑着宣布道。
何炅眨了眨眼，也低头笑了起来，他的脸比刚见面时要更红，耳尖也红，眼睛里闪烁着愉悦的光芒。
“这不太好，公然拉仇恨，不足为外人道也。”他又看了我一眼，大抵是对于媒体的先天性抗拒，又或是在警告。
我想起刚才撒贝宁对于做专访的提议来，可眼前的这个秘密，却是千金不换。
这此之后，我的朋友再也没有在我面前提起过何炅，仿佛这荒诞而寻常的一晚未曾存在过，仿佛他们真的如外界传闻一样不甚熟识。1995年我们在北外门前看到的雪，在飘了十五年之后终于落了地，重重地下坠，又滚烫地融化。
很快就会是圣诞，然后是新年，街边商店的橱窗挂上了装饰和彩灯，我和我的朋友穿过光怪陆离的街道，在我默数距春节的天数时，他告诉我，他认识了一个姑娘[8]。
“只是吃了几顿饭。”他说。
我不知道他的真实想法是什么，或许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但撒贝宁一直很真诚，他不会随便处理任何一段关系，起码在对待何炅的小心翼翼上我就能够窥见一斑。我无法称之为追逐或是漂流，但我衷心地希望他不再十年如一日地放任自己在某件事情上坚持到底。
靠近广场时的人群密集起来，在商场放出的嘈杂音乐中，我祝他新年快乐。
“接下来这段没什么必要。”我跟他说，“读者不会在意我的评价，或是婚否。”
下午的阳光温暖又明亮，我家的猫在阳台上伸了个懒腰，撒贝宁分了点注意力给它，一边无意识地转着左手无名指上的戒指，道，“这没关系，只是我想不到时间线跳得这么快。”
我反驳道，“我并不是在给你们两个写史记，何况那一年我在筹备婚礼，没有空管你。”
2012年，我与我的妻子步入了婚姻的殿堂，撒贝宁参加婚礼的时候带了女朋友来，鉴于这段恋情刚被媒体挖掘出没有多长时间，女方在整个过程中都很受瞩目。我们很久没见，两个人碰了碰杯子，他愉快地祝贺我进入了爱情的坟墓。
我大笑着问他：“几时能喝上你的喜酒？”
撒贝宁向他女朋友的方向瞟了一眼，他浓密的眉毛下面，一双有神的黑眼睛里揉进了几分复杂的情绪，说不上来是莫名的忧伤还是无奈。
“我们有时会吵架，我很喜欢她，可我总觉得很多事情把我们隔开了，她的父母似乎并不是太满意。”
我安慰地拍拍他的肩膀，他爽快地笑笑，补充道，“你不是很喜欢她，是不是？”
“如果你和她结婚，我不会给份子钱的。”我只得承认。
话音刚落，我窥见了我朋友脸上少有的茫然，他一时不知如何接话，只能垂下眼帘，无声地挤出一点笑意。我觉得我有必要跟他解释，他很好，另一个人也不错，只是我觉得他们不合适，就像白天和黑夜总无法一起出现，他应该去找比太阳冰冷却柔和的星辰。
可我又不知该怎么说，倘若我认为不合适，那谁会是他要找的人呢？那个名字差点从我的嘴中滑出，我惊出了一身冷汗。
他没有因为这个问题而惊慌失措或是哑口无言，只是保持着我在电视上看见过无数次的标准笑容说，“你太残忍了，已经很久没有人跟我提起他了。”
但我们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从前有，以后还会有无数的人在谈论到撒贝宁的时候提一句何炅，也许说得最多的话题会是明星大侦探，可依然有少许的人记得2012年所谓的第一次合作——所谓的针锋相对[9]。
我竟然一点也不意外，他的锋芒毕露，他的声色张扬，同他的渊博和温柔一样，是构成一个完整的撒贝宁不可或缺的部分，不会有任何的回避或是退让。他身边的是不是何炅，对他来说实在不是太要紧，何炅习惯了接住所有的惊风落崖，可他却在崇山间傲了一生的霜雪。
何炅也许同我一样了解他，似乎并不是很在意，我在后台寻找撒贝宁时，他甚至满面春风地跟我打了招呼，并祝我新婚快乐。我结结巴巴地表达了感谢，撒贝宁在一旁跟我挑了挑眉。
“听说小撒好事将近？”何炅笑吟吟地问我。
我还未来得及回复，我的朋友插进话来，轻飘飘一句“谣言”便带过，又敦促我去做我的媒体工作。何炅只好点点头，并不惋惜地开玩笑道，“总比我还是单身贵族来得好。”
他又俏皮地冲我眨了眨眼，“不要说出去。”
撒贝宁没有表现出一点惊讶，应该是早就知道了这件事，他平静地目送着我离开，何炅却突然想起了什么，连忙喊住我，请我给他们拍一张合照。
“我以为你会告诉我。”
后来我跟撒贝宁提起这件事，询问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他在电话的另一端沉默，我能想象到如果是面对面，他连苦笑的心情都不会有。
“这重要吗？他结婚或是没结婚，分手或是没分手，喜欢男人或是女人，我最后还是会给他包一个大红包，也许还能做他婚礼的司仪，或者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宾客。”
他的口吻平静又温和，像是在讲别人的故事。而他距离人世间所有的悲欢离合，本应该如此的近，却仿佛还是有着几个光年那么遥远。
2012年似乎是一个巨大的分水岭，摩西的手杖隔开了过往的疏离，他们有了更多明面上的交集。我看着他们出现在元宵喜乐会的舞台上，看着何炅又一次跑去了央视[10]，我的朋友保持着他一贯的作风，客客气气地迎来送往。
我一直想问撒贝宁，如果早知道接下来的两年是如此的晦暗又艰难，他是不是会有着不一样的选择。他会不会在刚认识何炅的时候留下他的通信方式，会不会提前去电视台找到他，会不会早些去长沙看橘子洲头。或者说，如果有了何炅，他会不会就不是如此的难过。
夏天过去一半的时候[11]，我的朋友还是分手了，这段也许能称作为爱情的关系开始得无声无响，结束得不明不白。那些新闻铺天盖地地席卷过来，几乎要将他淹没，却始终也只牵扯了他一个人。我找他喝酒，我们一人捏着一罐啤酒，就像那个大一逃了晚自习的深夜一样，只不过我变为了那个说话的角色。作为一个被甩的人，他的反应过于平静，甚至连悲伤都寡淡如水，像壶中冲泡过百遍的茶叶，褶皱已然抚平，再也没有任何肉眼可见的茶色。
“你不必安慰我。”他捏着手中的易拉罐，盯着屏幕中一惊一乍的节目嘉宾，“我想过，早晚都会有这一天的。”
他有多么不相信命运，对于既定的事实接受得就有多么快。我看着他神色如常地出现在节目中，一贯地自信又沉稳，他跟我说，舆论只需要关注事件本身就已经有了足够的噱头，从来不曾抓住过他。
而不待我询问，他便满足了我那突然涌现的好奇心。
“何炅来问候我了。”他说，“但最近家里的事很多，我没能见到他。”
撒贝宁看到一半的时候想歇一歇眼睛，便要我读给他听，偶尔心情大好地纠正我的发音。当读到这里时，我停下来告诉他，若他介意接下来的内容，可以按下不表。
“不介意。”他后仰在沙发上，干脆利落地回答了我。沉默了一会儿，他又说，“你如果跳过，这个故事就不再完整了。”
这一年起，他母亲的身体便每况愈下，他忙碌在家庭和工作之间，消瘦些许，眉间难得舒展。又一个新年，我们并没有见面，也没有吃到每年都有的一顿饭。只是偶尔打个电话，在寒暄的间隙，我听到电话那边空洞的回声，便得知他还在医院。
五月份的时候，报社听到了何炅要和央视合作节目的风声[12]，也许是临近他出道二十年的时间节点，我得以和几个同事飞去长沙做一篇专访。再踏上这片土地的感觉陌生又熟悉，距离我第一次亲眼见到他，原来已经过去了十年。
何炅友善地同我们打了招呼，表示合作愉快，又问了撒贝宁的近况。他似乎和我的朋友一样永远不会变老，除了眼角细密的纹路不断地提醒我，他的四十岁生日刚刚过去不久。
调试设备的等待期间，我接到了撒贝宁的电话，我才想起我们已经很久没了联系。我对他最近的行踪一无所知，也没有告诉他那个想见他的人现在正坐在我对面刷手机，皱着眉不知道看到了什么消息。
我问他最近怎么样，却听到了他长长的一声叹息。
他说，“我没能留住她。”[13]
不需要他再解释，我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似乎这是一年多的劳碌与舆论中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狂风来自于遥远的北方，冰冷而刺骨，呼啸而过的时候，坚实的大地也在为之震颤。我听到他的气息开始颤抖，他想发出声音，可是那些本不重要的猜疑、议论、委屈、无奈都一股脑涌了上来，哽咽在了喉际。我听到他深吸气，又呼出来，像干涸皲裂的土地上奄奄一息的鱼一样，只剩下求生的本能。
我想说出点话来安慰他，但何炅却起身快步走到了我面前，他焦急地问，“你是在和撒贝宁通电话吗？”
不待我回复，许是从我的迟疑中读出了肯定的答案，他一把抢过手机。
“撒贝宁，撒贝宁？是我，你还好吗？”
我不知道我的朋友说了什么，也许他什么都没说，也许他还是不会在外人面前表示出一点的脆弱。何炅压低了声音和他说话，他的表情严肃又悲伤，眺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脸色有点苍白，以至于我的同事担心地问我，是不是要给何老师准备一杯热水。
也许我的朋友挂掉了电话，何炅很快把手机还给了我。
撒贝宁撑着身子坐了起来，似乎这段过去还是隐隐撕裂开了他原本愈合的伤口。有那么一会儿，他垂着头，一言不发。
我于是不再往下读，陪着他延长这难得的安静。而阳台的那只猫许是因为得不到关注，便蹿了出来，爬上沙发在他的身边蜷成一团。撒贝宁这才抬头，伸手去抚摸小动物毛茸茸的后背，道，“那两年真的很难熬，他陪我度过了许多漫长的黑夜，有一次我们甚至把他的手机聊到了欠费。”
“他家的狗，我家的猫，工作中的烦心事，北京的哪家稻香村正宗——除了过去，我们几乎只字不提。”
我只知道他们真的见了很多次，几乎把朝阳区大大小小的火锅店吃了个遍，有一次我有幸参与，还是因为他们两个少有地在八卦同一个人，想从我这得到一些小道消息。
我一直不知道我在他们的故事里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以至于竟然被我的朋友邀请来写这样一个简陋而又词不达意的回忆录。我希望我是一个忠实的记录者，但我依然会犹豫着选取经历的事情，总是怕引起当事人不愉快的回忆。每到这时，撒贝宁总是会设法让我安心，何炅也托他捎了话给我，他不介意任何一段能使他的人生更加圆满的经历。
如果他们需要一个重要的时间点，我一定不会建议他们选在五月的任何一天。毕竟这个月就像每一年都会有的多事之秋一样，他们站在风眼中，脆弱而惶惶的平静下，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有暴雨来浇得他们全身湿透。
也是在又一个五月[14]，我从睡梦中被电话惊醒，身边出生不久的小女儿开始大哭，我只能一边哄着她一边接了电话，转眼看到墙壁上的挂钟显示凌晨一点多。撒贝宁深夜致电，问我前一天闹得沸沸扬扬的何炅的事情。
我知道他不再用微博，也知道他对于网络没有什么兴趣，因此这个反射弧已经算是相对而言优秀的了。他说他不敢轻易去问何炅，想先听听我的意见，这个事件该怎么处理。
小姑娘慢慢停下了哭声，我把她放到婴儿床里，悄悄踱步去阳台跟他解释。
“另外，我是做新闻的，不是危机公关。”
这句话我还是没说出来，因为我突然理解了他的焦急，就好像去年何炅一下子抢过我的手机一样——也许失礼，但他们的生命里总是会有比礼节更重要的事情。我甚至大胆地想，应该给他们一人买一本词典，把关心则乱四个字用荧光笔重重标记几次。
在事态平息后的几天，我收到了撒贝宁发来的一张照片，照片里是何炅的背影，他们正走在校园里，身边是课间匆匆赶路的学生。
时隔多年，那个喝一瓶啤酒就醉了的少年在雪夜里没有找到的人，带着他走进了曾拒他于门外的地方。
我回复他，“恭喜，梦想成真。”
后来的事情就像走马灯一样，足以做成电影画面，一帧一帧地掠过。他们一起主持了接下来两年的开学第一课，又在明星大侦探见了面，体验了本不会有的平行世界的不同人生。庆功宴上我的朋友云淡风轻说了一句会对炅炅负责，声音透过音箱出来更加模糊，也许只有我和他知道到底是如何的分量，这一个字一个字只能他自己接住，搞不好掉在地上就会砸出一个不见天日的无底洞来。
他会守着跨年的零点给何炅发一段祝福，会在外景拍摄的时候跋涉到一个庙里求个平安符带回去。
他没有得到他，或者说，他从未想过得到他。
我总是好奇他为什么不跨出这一步，可是也不会问出口。因为知道这一步对他们来说都很难，怕世俗怕舆论，他们都曾是受害者，更怕一厢情愿落空，不和的传闻变为现实。
再次去长沙出差的时候，他托我替他带回一点东西，追问之下才知道他在那边置办了套小房子。这简直又好气又好笑，我从来没有如此想指着他的鼻子骂，你以为这是花钱能解决的事？
“把合同帮我带回来，你随便骂。”他说。
我看着他们在经过剪辑的节目中依然表现出来的无与伦比的默契，看着他们随时一对一的结界——就像某一个夜晚我赶去火锅店看到他们面对面坐着聊天，似乎是天然地与外界隔离开，他们从不避讳直视对方，不分给旁人哪怕一个眼神。
有时我会害怕他们过于明显，明显到全世界都会先于当事人发现端倪，可后来想，大约也只有我在担心。不过是一瓶洗发水[15]，或是一句歌词，那些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暗示，是外人歌颂的知音，却也是他们藏在岁月里的心照不宣。
我早已不再负责主要的采访工作，撒贝宁却拜托我一定要带他去第三季的发布会，他无法出席，但是也想乔装打扮混进去感受一下。我不会拒绝他，我没有理由拒绝他。
可那天我在门外等了许久，他也没有出现，电话打不通，我只当他是有了什么急事，于是跟着同事赶在最后进了场。台上六缺一，都是歌手的扮相，何炅注意到了我，微不可察地冲我点了点头。我心想，对不起啊，没把你微笑哥哥带来。
他似乎是知道撒贝宁要来，不到回答问题的时候，他总是装作漫不经心地满场乱瞟，也许是想从一片黑压压的记者中找出一个伪装者来。台下有人提问了他，他于是说，“我跟撒老师从来不是对手，我们是双北cp”。
我看着何美男说出这句话，我看着何炅说出这句话，那笃定的神情突然令我相信，无数个平行世界的角色重叠在他身上，他都会一样认真地回答。无论另一个对应的撒贝宁是怀疑他还是相信他，剧本中是背叛他还是拥护他，哪怕他们仅仅是擦肩而过。
哪怕他们认识了二十余年。
在地下停车场里，我挎着包回想结束时的那一幕，何炅在离开舞台前最后扫视了一眼台下，我能辨认出他眼里的失望。那种情绪突然狠狠地攫住了我的胃，而不适感在我看到那辆熟悉的车以及车牌号之后达到顶峰。
我能想象得出，我的朋友是如何坐在车里用手机看完了发布会全程，他也许还带着帽子和墨镜，甚至贴了开玩笑时要贴上的假胡子，保留着滑稽的扮相，却站在离聚光灯最远最安全的距离。
我想问他，撒贝宁，你知道何炅真的爱你吗，你知道吗。
在我去敲他的车窗并试图打他一拳之前，何炅从地下车场的大门里走了出来，我猜他看到了，因为他发动汽车逃跑了。轮胎碾过地面的声音在空旷的地下尤其明显，何炅困惑地望向我的方向，我却只能跟他挥手，再道一次别。
第四季结束之后，他喊我陪他再去一趟长沙，这次的理由干脆利落，他要卖掉那所房子。
我已经没有力气再去质疑他的反复无常，也不期望着他能给出一个我满意的理由。事实上，我大概能猜出这个行为下潜藏着的表达：他也许不会再接第五季，甚至都没有以后再来的打算。
他犹豫了一下，道，过完生日吧。
无论是与这所房子的告别，与明侦的告别，还是与过往这二十年的告别，他都不应该选在生日这一天，用泡沫一般难以铭记的欢乐去粉饰太平，可他还是这么做了。他请了明侦的导演组，请了快乐家族，请了几个抽时间前来的嘉宾朋友，还要我也在那里。
他说，这个故事这么长，你该看到一个结局。
烛光代替了日光灯，撒贝宁在明暗交错的边际处感谢到场的所有人，他讲明侦的四季留给了他许多美好的事情，值得用一生去珍藏。
“还有我最要感谢的一个人。”他说。
屋子安静了下来，我看到何炅抬起了头。
“这一路很长，长到也许只有我们知道有多少数不清的黑夜与黎明。我们不知从何而来，不知要去到哪里，但有他在，我却总能窥得半分天光。”
他迟疑了一下，最终轻轻地补全了句子。
我的朋友在生日歌中吹灭了蜡烛，任由别人往他脸上抹奶油，半身高的蛋糕被胡乱切走几块，他再也不用跟何炅平分了。
想到这里，我突然难受起来，背过身使劲揉了揉眼睛。
直到走出很远，我还是会想着他说的那几句话，他喊了另一个人的名字，也许他真的做了十足的准备去讲出另外的三个字，可所有的勇气依然在开口的前一秒崩塌殆尽。
我折身往回走，在他家门口不远处停下，远远地依旧能看到他和所有的朋友拥抱道别。直到人群散去，我打电话给他。
我看着他如释重负地脱了力，几乎要靠到大门上，可他笑道，“我只后悔，九五年的时候应该要了地址给他写信来着——”
他的话没能说完，因为一辆车从我的逆方向开了过来，灯光有一瞬间让我有种眼睛要被晃瞎的错觉。车灯熄灭了许久，我才意识到，那是何炅的车。
撒贝宁也许同我一样错愕，于是他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而这个决定却使我能够得知故事的最终结局——他没有，或者是忘了挂掉电话。
我听到何炅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在一片夜色中，遥远却动听。
“撒撒。”他喊他，以姓代名，像过去无数次一样，带着一点沙哑和无限的温柔。
撒贝宁也许恢复了一点神志，也许没有，总之他没有回答。
而何炅像是做出了什么决定一样，他坚定地上前几步，几乎要与我的朋友面对面贴上，这也使他的声音更加清晰。
“那你能亲我一下吗？”
这一幕是如此的熟悉，我甚至有一瞬间以为生活就是个闭塞的环，所有经历过的事情，可能会以一个不同的时间或方式再度重现，不断地强化你的记忆，使它永远有着识记、保持、再现或再认的能力。
撒贝宁依旧没有出声，但他用行动代替了他的回答。
我看到他终于抱住了想念了许久也陪了他许久的人，这次的吻不再是上次那样浅尝辄止，他们拥抱得很紧，似乎打定了主意一辈子也不要分开。
在挂掉电话之前，我听到何炅的最后一句话。
合上稿子时，我看到撒贝宁无论如何也遮掩不住的笑意正慢慢从嘴角浮现，他又下意识地转着左手无名指的戒指，我只能嫌弃道，“别玩了，何炅戴着比你好看。”
他也不恼，只是起身笑道，“这我承认。”
临走前他探头嘱咐我，明天他过生日，他们两个要请朋友们吃饭，让我记得带份子钱去，我佯装不耐烦地踹了他一脚，看着他消失在门外。
大衣里装着红包，我放了一个月的工资进去。正巧女儿最近喜欢上了圣经，睡前总要我给她读故事，那天我看到一段话[16]，于是也抄了下来，折成纸条塞进红包里。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
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爱是不狂妄，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他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
凡事包容，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1] 指《神曲》中地狱-净界-天堂的章节
[2] 1995年3月，何炅主持《大风车》而进入主持界
[3] 2004年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二人均获优秀电视节目主持人奖
[5] 2012年，二人作为主持人出席金鹰节晚会
[6] 明星大侦探s4e12《头号玩家·下》中，撒贝宁试图通过拼接杯子碎片还原凶器，事后被证实为错误猜测
[7] 均拥有北京著名的酒吧一条街
[8] 2012年7月，撒贝宁与某女星的恋情曝光，二人被证实于2010年的《我们有一套》节目中相识
[9] 2012年9月，何炅与撒贝宁主持第九届金鹰节颁奖晚会，引起外界少许对于二人不和的猜测
[10] 2013年2月，何炅、撒贝宁共同参与主持CCTV-1《梦想合唱团》
[11] 2013年7月，撒贝宁被曝结束与该女星的恋爱关系
[12] 2014年，何炅加盟央视节目《少年中国强》
[13] 2014年5月，撒贝宁的母亲病逝
[14] 2015年5月，何炅被媒体质疑在北外“吃空饷”，5月17日下午，北外官网就何炅辞职发表相关声明，证明当事人清白。
[15] 《明星大侦探》s2e12收官派对·下，“我把你的飘柔换地方了”成为双凶互认的关键的一句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