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上过大学的，还是文革前就考上的，然而，说来可怜，进了大学门不久，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此后一天课都没上过，满了五年的法定学制之后就算毕业了。转眼就是花甲之年，如果说此生还聊可自慰的话，一是要感谢爹妈给的这个脑袋还不太蠢，再就是中学时期的用功读书了。
初中在家乡的小镇上，糊里糊涂就过去了，高中是在离家百里之外的一个县城，现在是地级市，当年只是个邻县。校名叫康杰，当年是晋南最好的中学，现在也还是。
我不是个早熟的孩子，甚至可说是晚熟的那种。十五六岁的人了，还没有什么志向，所以用功读书，只是觉得学生就应当好好读书。为了这个，为了那个，也说说，仅说说而已，很少往脑子里搁。恰恰是这种纯粹的读书，其乐无穷，其益处也最大。现在一读什么书，立马想到的是会得到什么知识，写什么东西用得上，看似用功，究其心术，自个先就觉得贪鄙不堪。读书上若也分个品格的高下，那时的读书是君子，现在的读书只能说是小人了。一个重的是义，一个重的是利，不可同日而语。
中学时期读书，实际是很苦的。且以一天为例。钟声一响，立马起床，若是冬季，天还黑着，迷迷糊糊地排好队，踢踢踏踏地朝操场跑去。四百米的跑道，跑上几圈之后，再冲刺一般地跑回来。取上洗漱用具，再往自流井那边跑去，匆匆刷了牙洗了脸，脸盆牙缸往宿舍一放，再跑到教室取上课本。在校园里找一处僻静地地方，靠住一棵大树坐下，便放开嗓子念起来。先俄语，再语文。老师布置要背诵的，自然要背个滚瓜烂熟，没有布置的，念的次数多了也背得下来。早饭铃响了，将课本送回教室，取上碗筷再往饭厅跑。临走之前，还不忘在手心或手背上，写上几个俄语单词，以便排队打饭时，一边等饭一边嘟哮嚷嚷地念。不必害羞，大都是这样。
上午下午，上课如仪。晚自习自然是在教室里。下了晚自习到临睡前那半个小时，还要在路灯下看看书，或是躲在一个角落里，把白天背过的书再背一遍，这才去宿舍。倒头便睡，第二天起来又跟今天一样。几十年过去了，当年中学课本上的许多古文，至今都还能背得下来，实在是那时不知念了几百遍所致，说是记在脑子里的，倒不如说是刻在脑子里的。
这还是正式的功课。这点儿功课怎能满足了那如狼似虎的求知欲望。下午的自由活动时间，星期天，节假日，就是看课外书了。
这种书，主要是去图书室借。学校有规定，一次只能借一本，一个星期只能借一次。去的次数多了，跟管图书的老师熟了，帮他做些事，就能进去挑书，也能多借几本。看书多，看的细，就要有字典。我自己有《四角号码词典》和《同音字典》，总觉得太浅了，还借了一部中华书局出的《辞海》（全一册），锁在课桌抽屉里自个用。有时没书可看，就一页一页地看《辞海》。
再就是自己买了。家境好，爷爷、父亲都工作，每月给我的生活费，节省点可供两个人念书。节余的钱，除了偶尔上街买些零食外全买了书。什么《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见了就买。最荒唐的是，还买过一本《墨子研究论文集》。有的书看着挺好，买下一看就后悔了，比如就买过一本《烽火春秋》，以为是打仗的长篇小说，看了才知是陕西省烽火农业合作社的社史。父亲在外省工作，什么《青春之歌》、《林海雪原》也给买了寄回。
赶高中毕业时，我的书竟有一大箱子。可惜这些书，文革开始后，大概是一九六七年春天吧，几乎全让弟弟拉到废品站卖了。其时我已到太原上学，回家一听，气得狠狠心地踢了弟弟一脚。弟弟说，是爷爷叫卖的，也就没了脾气。其时爷爷被开除公职，载上帽子回村劳动，今天抄家明天批斗，怕这些书惹事，连上家里原有的藏书，装了满满一平车让不到十岁的弟弟拉去卖掉。只有《墨子研究论文集》等少数书，上大学时带到太原，算是保存下来，至今还在我书房的一个书柜的底层插着。时不时的提醒我，在我的人生途程中，曾有过那样一个君子品格的读书时期。
2006年6月6日于潺湲室
每年到了高考这些天，常会想起自己当年参加高考的事。几多辛酸，几多感慨，齐集心头，——四十多年了！
那是1965年。我所在的中学，叫康杰中学，在山西省运城市。康杰二字，不是什么吉祥语，也不是什么励志语，是个人名，姓嘉。嘉康杰是教育家，也是革命烈士，早年在运城办过中学，解放后，就将一所中学改用了这个名字纪念他。那时运城还不是地级市，只是个普通县份，不过大些罢了。
我们这茬学生，是1962年入学的。那年仍属困难时期，中专不招生，师范不招生，只有普通中学招生，数量也减少许多。一个县只招一个高中班。康杰中学是名校，往年招八个班、六个班，这年招了四个班。跟往年一样，所招学生，全是从周围七八个县选的尖子生。这样的学生，经过三年苦读，到了1965年夏天高考时，我们的信心都很足，觉得考大学不成问题，只是想着怎样才能考上名牌大学。我是考文科的，当时的心志是北大，至少也该是个南开什么的。省内大学，连想都不想。当然，填志愿的时候也填了，文科院校本来就不多，不填的话，第二志愿的几个栏目会空着。
然而，临近高考了，才知道还有“政审”（政治审查）这一说。这让我很是苦恼。爷爷和父亲都是干部，父亲还是司法部门工作，可是，我的家庭成分却是富农。政审的等级，影影绰绰地，听说是分作四类，一类是绝密，可考保密性质的院校，二类是秘密，可考军工院校，三类是合格，可考普通院校，四类是不合格，不管分数多高，也不会录取。（后来证明确实如此。）自己会是哪类呢？一点也不知道。苦恼之余，也有个天真的想法，就是，既然让参加高考，总会凭分数录取吧？
那年还有个特殊情况。地理，复习前就通知不考了，历史是要考的，临考前，又说历史课本封资修的东西太多，也不考了。这样，就剩下了四门，分别是：政治、语文、俄语、数学。其中数学是参考分，可考可不考。也就是说，文科生要考的，只有三门。科目越少，难度越大。
我信心十足。考场在一个旧教室里。考俄语前，教俄语的李老师找见我，叫着我的名字说：“给我抄份卷子吧！”他知道我有这个本事；开考后，老师是见不到卷子的，下了考场就会有学生询问，需早些知道试题做些准备。考场上，我先答完自己的卷子，又工工整整地抄了一份，就这还是早早地交了卷子。出了考场，将抄下的试题给了李老师。我没问试卷上的事。我知道我考的很好。
考完试，回到老家等通知。大约一个月后，通知来了，是山西大学历史系。我一点也不高兴，还觉得有些丢人，去太原上学时路过运城，都没有去母校看望老师。
多少年后才知道，我是幸运的。是1973年吧，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已三年了，有次在回老家的火车上，遇见时任康杰中学副校长的路老师，他教过我们数学，当过我们的班主任，闲谈中告诉我，1965年是政审最严的一年，所有出身不好的、家庭有其他政治问题的学生，全在一个考场，而那个考场里，就考上了我一个。
听了路老师的话，我才省悟过来，自己当年的委屈，是多么的愚蠢可笑。同时，心里又忿忿不平，为上头那样的政策，为学校那样的做法。中学生，多么纯洁多么无辜，谁不是满怀豪情，要为国家建设献上自己的青春，做出自己的贡献？既然允许参加考试，就应当不分彼此一视同仁，怎么能未上考场先定了命运呢？道理应当是，我可以考不上大学，但你不能还没考就限定我不能录取；我可以考不上好学校，但你不能我还没考就限定我不能上好学校。
庆幸的是，这样的事，再也不会在中国大地上发生了。
远远地就看见了他。近了，更近了，在他扭过脸来的时候，不经意地，也是轻微地，我点了点头。他没有觉察，好，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
在我前面十几步远的地方，一个机关门前的台阶上，坐着一位五六十岁的男子。灰黄色的茄克衫，袒露着半个胸膛，黑蓝色的裤子，裤管挽得老高，赤脚穿着一双解放鞋，鞋带是一截细细的电线。夕阳的余辉，透过街树的罅隙，照在满是沧桑的脸上，他正一边吸烟，一边打量着人行道上过往的红男绿女；眼里一丝忧愁，一丝迷茫，更多的是赏心悦目的喜悦。
在他的身旁，是一辆收废品的小平车，铁皮做的，漆成墨绿色的那种。这是这个城市多年前的一项德政。进城收废品的人，必须买一辆这样的平车。是一种标志，也是一种认可。车上是踩扁了的废纸箱，堆得高高的，如同满满一车金黄的谷禾。一天的奔波劳累，也是一天的收获之后，他在享受着这傍晚的小憩。那边过来一个美妇人，他几乎是贪婪地盯住瞅，二郎腿晃悠着，脚尖儿还一起一伏地打着拍子。我不由地笑了。他正瞅着那边，不会看见我。
离得更近了，就要到跟前了，仍是不经意地一瞥，我心里想着：朋友，你好，你就是我的从前，可你比我那时候好多了。
四十多年前，高考过后，回到了老家的村子。考试的成绩，自我感觉尚可，可我知道，能不能录取跟分数没有多大关系，全在政策的宽与严，宽一点说不定会乘隙而入，严一点就只能回村务农了。那是1965年，经过“四清”之后，农村的形势一天比一天严峻。像我这样的本地高中生，最好的出路是当个民办教员，到一个小村里教书，若是村长支书看不上眼，那就只有劳动一途了。而一个出身不好的农村青年，只能是做最重最脏的活儿，年纪再大些，就是挨家挨户掏茅粪了。这是我最为害怕的。想一想都让人了无生趣。
万幸，一个月后，通知书下来了，虽说不是自己理想的学校，好赖总是个大学。长长地嘘了口气。不管怎么说，总算是逃出了农村。
五年后，大学毕业了，来到吕梁山里的一个村子里教书。说是中学，实际上只是小学加一个班，叫六年级。小学是五年制，这个六年级就是初中班了。住处是庙里的一间窑洞式的偏殿。一到星期天，本地教员都回家了，庙院里就我一个活人。
又是一个星期天。夜深了，正在灯下看闲书，忽然院里响起轻轻的脚步声，谁呢，抄起火柱拉开门闩走出去，只见月光下一个人影正悄悄地朝对面的杂物间跑去。
“干什么的！”壮着胆子喝问一声。
“ 韩老师？”一面轻轻地回应着一面蹑手蹑脚地走了过来。
到了跟前，借着白麻纸窗户映出的灯光，看清了，是村外砖窑上扣坯的那个河南小伙子，人们都叫他大李。每天晚饭后，我总要去村外转悠，去了总会路过砖窑，次数多了，就认识了大李。
“去那儿做什么？”我指指杂物间，疑心他是想偷什么。
“韩老师，进去再说吧。”
进到窑房里，灯下才看到他一脸的惊恐。
我一下子明白了。他说抓流窜，不是说他要抓别人，而是别人要抓他。在晋西山区，把那些外来打工的，一概叫做流窜，主要是河南山东一带的人，大多是做打土窑、扣砖坯一类的苦重营生。抓的时候，往往是趁晚上，民兵们带着枪，摸到砖窑上，抓住了不问青红皂白，一律送到公社集中。然后再押到县上，送到国营的砖场或是煤矿，挣够了路费再派人押送回原籍。
“来了！”我还没回过神来，大李便噗地一下吹灭了灯。
院里响起沓沓的脚步声。转了一圈，走了。
重新点起灯，我跟大李聊了起来。他说他是河南内黄人，在老家上到高中一年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业停了，老家生活不好，就跑到山西来下苦力挣钱。我所以几十年后还能记得这个县名，是因为我们学校的老校长刘梅，一个参加过抗战的老干部，老大学生，就是河南内黄人。
一面听着大李的诉说，一面由不得想，我是侥幸上了大学，若还在农村，怕连大李的胆量也没有。大李还敢跑出来下苦力挣钱，我要是跑出来，村里一定认为是外逃了。送回去要批要斗，家里人还得跟上受罪。那个年代，累死累活，你只能在村里死受，跑到外边也是提心吊胆不得安宁。
眼前的这个收废品的男子，看样子有五十多岁，大李若是活着，也该这么大岁数了。不要说大李了，我若是在农村，不也是这么一副模样吗？
走到跟前了，我心里默默地说，朋友，你是幸福的，至少你可以在这个城市里，随便地坐在马路边，随便地看着过来过去的女人，不必担心半夜里有人来抓流窜，不必担心抓住了把你集中在哪儿挣够了你的路费再把你押送回原籍。几十年了，我们总算是走出了这么半一步。这是你的国家，你可以自由地坐在这儿吸你的烟。
邵梅——我的老师（代序）
九月的一天，我去看望崔光祖邵梅夫妇，崔先生拿出一本厚厚的书稿，说是他最近刚完成的，让我看看，并希望我能写几句话，放在前面作序用。我当时很惶恐，连说不敢。
不是矫情，崔先生何许人也，我怎能僭越至此！他当过山西省委宣传部长，我是他的隔了几个层次的下级。虽说他在当过两任的省人大副主任之后，已退下来了，可领导毕竟是领导，这点规矩我还是懂得的。从来都是领导给下级的书写序，哪有下级，且是隔了几个层次的下级给领导写序的道理。然而，崔先生接下来的一句话，却让我无话可说了。他说，这是写你邵老师的。我这才看清，书名正是《贤良妻》。
老师当年教过你作文，现在再叫你写篇作文，能不写吗？——心里这么一想，嘴上也就软了。
回到家里，几乎是迫不及待地，看了崔先生的书稿。这是一部长篇叙事诗，二百页，以每页二十二个字算，当在四千多行。崔先生是诗人，我是知道的，有多部诗集出版发行；这部会写他夫妇几十年的恩爱情感，风雨历程，也在预料之中，但我没有想到的是，那感情可真叫个热烈，就是热恋中的少年儿郎，怕也没有他的这份真挚，这份细腻与绵长。
因为是叙事诗，环境人物，我都熟悉，崔先生又长于以口语入诗，读起来也就格外的亲切，格外的顺畅。读着诗，由不得就想起了，不，眼前就显现了我的邵老师的身影。
1958年我从山东德州转回老家上学，第二年考入临晋中学。那时临中还是初中，大概是初一的下学期，或是初二的上学期，邵老师曾代过我们的语文课。她那时也就二十岁左右吧，讲课干脆利落，说话和颜悦色，深得同学们的敬爱。我不是什么优秀的学生，多少年过后，再跟邵老师说起此事，她已不太记得有我这样一个学生了。我是记得的。那个时期，临晋中学几乎没有什么女教员，语文老师里就她，还有一个叫荆鹤龄的女老师，教的是代数。她俩的关系很好（后来才知是同学），我们去大灶吃饭的时候，常看见她俩一起蹲在小灶外面的地上吃饭。然而，没过多久，下一学期开学的时候，就不见了邵老师的身影。临晋中学是个大学校，那又是个非常年月（大跃进期间），教员调动是常事，我们都还是十三四岁的孩子，并不知道此中有什么原委。
看了这部诗稿，才知道，邵老师1956年运城师范学校毕业，本想报考高等师范院校继续深造，当时晋南一带中学教员缺乏，组织上便动员她参加工作，去中学任教，她也就服从了。然而，几年后，中学教员缺乏的现象有所缓解，还夹杂着一些其他原因，便如诗中所说——
经过数年如一日的努力，
她虽然已经是群众拥护、县上审定、
大会上正式表彰了的优秀中学教师，
但最终还是由于种种原因，
永远也不会讲清楚，
把她由中学调到小学，
事先她一点儿也不知。
我毕业后，上了高中又上大学，大学毕业后，也当了中学教员，不过不是在家乡，而是在离家乡数百里外的吕梁山里。还是当教员的时候，我已开始了业余写作且薄有声名，粉碎“四人帮”不久，便由省文联推荐，当了青联委员，大概是1979年吧，来太原开会时，听人说邵老师在省直机关事务管理局上班，便去看望。机关事务管理局在迎泽街上，进了一个大院子，左手一座老式楼房，在二楼的一个房间里找见了邵老师。二十年不见，她老多了，头发花白，身体发福，不变的是她的神情和言语，还是那样的端庄可敬，还是那样的和颜悦色。
又过了几年，我调到省作家协会，看邵老师的次数就多了。但那时，崔先生在当过两个地市的书记之后，已是宣传部的部长了，究竟是去看望崔部长，还是去看望邵老师，就不好说了。至少我那小心眼里，有一半是借机看望一下部长大人。不管我的动机怎样的不纯，一去了家里，没有外人，崔先生总会朝里屋喊一声：“老邵，你的学生来了。”邵老师总是笑吟吟地出来，坐在一旁听我和崔先生谈话，紧慢插上一句，更多的时候，只是喜欢地看着我，像看着一个来自远方的本家侄子。
最让我感动的是几年前的一件事。
我接任《山西文学》主编后，总想把这个刊物办得更好些，然而，天不作美，就在我接任的第二年，省上就停了办刊经费，弄得我焦头烂额，整日为经费的事儿伤脑筋。我们的刊物，每期都寄崔先生，崔先生看不看我不知道，邵老师是肯定看的。每次去看望，都会说到哪篇文章好，哪篇不太好。有时还会打来电话，谈她的看法。我心想，毕竟是个老语文教师，心里惦念的，还是文章。2004夏季的一天，我正在办公室，邵老师来了电话，说：
“你办刊物，真的就那么难吗？”
我们刊物有个栏目叫《主编信箱》，我经常在上面发些牢骚，大概她看到了什么。我以为她闲的没事，要跟我聊聊天，就漫不经心地说：
“好邵老师哩，我还哄你吗？”
“我见你们刊物上有汾酒厂的画页，那就是广告吧？”
我说是的，心想，邵老师真是老了，怎么连这个都不知道。
接下来问，一次多少钱，我说了，又问你想要多少，我心想，哪有这样问的，一面也就感觉到有什么好事要来了，鼓鼓劲说了一个不小的数字，那边吟哦片刻，说行了，你去什么什么地方找什么什么人吧。
几天后，我们接到一笔广告费，比那年省财政给我们的补助还要多（省财政不给经费了，每年还给数额不等的补助）！
我不是说钱多了就怎样，我感动的是这份师生情，就像农村老人对一个不争气的孩子，她就是路上捡了块砖头，也愿意垒在你的猪圈墙上，野外捡上根干树枝，也愿意搭在你的柴禾垛上。
邵老师喜欢我，除了解不脱的教员情结外，还有一点，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就是她也喜爱文学，喜爱写作。以我的估计，她年轻时，该有过文学的理想，后来几十年间，生儿育女，相夫教子，公事繁忙，家务拖累，生生地把她的这个理想压灭了。退休后，闲居无事，这压灭了的理想的又再度萌生。几经练习，便重操旧业，开始了这迟来的写作的喷发。
起初是我去看望他们老两口时，崔先生说，你邵老师也写了个东西，想让你看看。拿回家看了，我震惊了，一是没想到邵老师会受过那样的苦，二是没想到她会写得这样的好。那是一篇散文，写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她的一段经历，发生在山西临汾市的那场特大武斗。且看她是怎样开头的：
一个炮声隆隆的夜晚，大约是晚上十点多钟的时候，我挟着一条军用被子，怀抱七个多月的小三子，加插在六七百人中间，静悄悄地坐在军分区的大餐厅里，到处黑咕隆咚，偶尔能听到窃窃私语；间或哪个墙角有一丝微弱的光，忽闪一下，很快就灭了。孩子哭着要奶吃，我吃不上饭，喝不上水，哪里还有奶水呢？怕哭出声音，只好将干瘪的奶头塞进孩子嘴里，孩子哭得仍哄不下，我只得站起来，双手抱着孩子，嘴里不停地小声哄着：“噢，噢，噢，我娃不哭……”手轻轻拍在孩子身上，明知道不顶事，但只能如此而已。我一阵一阵出汗，一阵一阵焦炙，根本迈不开一步，脚下横七竖八坐着、躺着全是人，。我不停地抖搂着“噢，噢，噢”。
“你们还……活……”脚下一个声音，使我一愣，打了一个趔趄，接着那个声音就哭了，我能听出他是谁，他拉了一下我的手，我悄声问：“你什么时候也跑到这里？”“唉！一言难尽……还能……见面……”我泪流满面，哽咽着再也说不下去。孩子仍闹得不行，在我身上乱抓乱撕，口渴得烦躁，声音沙哑。他说：“我给娃找些水喝……”他蹑手蹑脚，神出鬼没地不知从什么地方端回半缸子凉水，我们三人都喝了些，好受多了。至此，炮火中分别一整天的夫妻才见了面，相依为命紧紧依偎在一起，双方都好像靠着一座大似的。四周静悄悄的，只有唉声叹气，不进还有些脚步移动的细碎声。
这次武斗，场面之惨烈，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所有的武斗事件里都是数一数二的，动用了手榴弹，机枪，土坦克，用几十吨炸药，把地委大楼都炸塌了。最后是中央用飞机撒传单的方式，派出野战军部队，才把事件平息下来。
后来清理地委大楼被炸现场时，在原收发室的地方，发现我小孩睡过的桌子炸得稀巴烂，小花布尿褥埋在水泥残土里。我们特意刨出来，保存好，等孩子长大，给他讲讲这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一九六九年七月一日。
我所以不惮其烦地抄录这三段文字，只是想说明，邵老师的文笔是怎样的质朴从容，又是怎样的酣畅圆润，那么重大的历史事件，那么惨酷的武斗场面，在她的笔下处处都是细微的写实，没有夸张地渲染恐怖，通篇都是让人喘不过气的紧张，没有刻意地描写亲情，通篇都是刻心铭骨的母子之爱，夫妻之情。原题叫《一九六九年七月一日》，我给改为《惊心动魄的一天》，发在二○○五年第六期的《山西文学》上。
我给她送刊物时，邵老师不安地问：
“我写的行吗？别降底了刊物的标准呀。”
“放心吧，”我说，“你这学生什么本事没有，看稿子还是有眼光的！”
此后，几乎是一发而不可收，在不长的时间里，又接连写出了好几篇，全是散文，全是写她熟悉的人，经历的事，全都那样的好，甚至可以说一篇比一篇好。计有《我苦命的母亲》《画吉祥》《他们的影子总在我脑子里时时出现》等，也都在刊物上发了。有的朋友看了，不知邵梅是什么人，还以为是位新近蹿红的作家，我只说是我初中时的一位语文老师，别的就不说什么了。我不愿意让人说，我是因为崔先生的地位才发了邵老师的作品的。本来就是了不相干的事，何必让人说三道四呢。
是去年吧，我还鼓励邵老师快马加鞭多些几篇，趁我还有点小权，为邵老师编本书出版，现在我不敢说这样的话了，因为我也退休了，只能祈愿她老人家就这么不紧不慢地写下去，假以时日，结集成书，该不是难事。
本来想认真地评述一下崔先生的诗稿，总是难捺这份悠长的师生之情，写着写着就写起了邵老师的事儿，邵老师看了定会慈爱地一笑，说这娃语文没学好，跑题了。当然，以我的灵牙利齿，也可以辩解说是，崔先生只写了邵老师贤良的一面，没有写出邵老师才情的一面，我作为学生心有未甘，要打抱不平啊！
就这样吧，不改了，谁叫你是我的老师，我是你的学生呢。
既已不合序文的体例，那就另起个名字，权且作为代序。
她说我跟学生时一样年青
去年秋天，为《山西文学》选编了一本书，叫《和钱钟书同学的日子》，选的都是这个刊物上发表的旧时代文化人为人行事的文章，有的是亲历，有的是考稽。即如用作书名的这篇，就是钱钟书的清华同班同学常风先生写的。
常先生的这篇文章，当初还是我约的。先前我跟常先生并不相识，相识的是他的夫人郭吾真先生，是看了《钱钟书传》，见上面有钱的一首诗，叫《得凤喙（左为王字）太原书，才人失路有引刃自裁之志，危心酸鼻。予尝云：有希望死不得，而无希望又活不得，东坡曰“且复忍须臾”，敢断章取义以复于君》，断定他就是郭先生的夫君，这才去看望他的。我在山西大学历史系上学的时候，郭先生是教近代史的教授，还没等我们上近代史，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直至毕业，一天课也没上过，也就无缘上郭先生的课。但那个时候，常有政治学习，不知为什么，系里将郭先生分到我们班，这样我们就常和郭先生在一起“学习”了。此后多次去过常府，每次去了多是和常先生交谈，郭先生只是坐在一旁静静地听。实际我知道，她的耳朵背得很，说是静静地听，只是慈爱地看着我，也看着她的夫君。去的多了熟了，便向常先生约了这篇稿子。
常先生五年前就去世了。今年七月，书出来了（陕西人民出版），编辑部开出寄样书的单子让我看，我一看，寄的还是常风，便划去写上郭先生的名字。过了几天，郭先生的女儿打来电话，一是感谢我的寄书，二是问可不可以再要几本，她说了个数字，我说可以，编辑部有个年轻人在山大读硕，回老家去了，等她回来让她送去就是。
那年轻人一时回不来，这事儿就拖下来了。当时我是那样说了，心里总觉得，这事儿还是我来做更恰当些。毕竟是是老师嘛，弟子礼还是要执的。
正好前天有个会在省社科院开，社科院在并州路上，往南不远就是山大，机关的车子把我们几个人送到社科院后，我让司机再辛苦一下去趟山大。书，已经带上了。事先打过电话，进了常府，还是那个熟悉的书房，郭先生已端坐在沙发上等着了。郭先生的耳朵更背了，眼睛也不好使，她女儿说了几句，我看郭先生似乎并没有弄清我是谁，便拿起茶几上的纸与笔，写了我上学时的名字。郭先生拿起来凑在眼前看了，一下子激动起来，几乎是突兀地说：
“安远同学，我要向你道歉！”
我一时不知所措，郭先生有什么向我道歉的呢？
“几年前你来过，问我一个问题，我说是无可奉告。你听了拂袖而去，我心里很难受呀。你要理解我，那时常先生病重，我心情不好，才那样说的。你走了，几年也不来我家。”
我和她女儿都糊涂了。常先生去世后，我还来家里吊唁过呀。再说，什么情况下，我也不会拂袖而去呀。
“就是的，”郭先生面带戚色，几乎是悲伤地说，“去年冬天，山大开个传记文学会，李维永来家里看我，说你也在会上，我很想让你来我家一下，向你道歉，可我怕你不来。”
她说的是李维永，是李健吾先生的小女儿，他们两家是通家之好，常先生、郭先生和李先生，均为当年清华的同学。不同处是，常先生和李先生是西洋文学系的，而郭先生是历史系的，跟吴晗是同班同学。
我羞愧地低下头，传记文学会在山大开了几天，我确实没有想过来看看郭先生。
“安远同学，我真心的向你道歉！”
什么事呀，肯定与常先生有关，可常先生去世已经五年了，什么事让她老人家五年来耿耿于怀不得释然呢？我总也想不明白，在她女儿的提示下，我在纸上写了“我早就忘了”。郭先生看了，指指自己的嘴，说牙全掉光了，问我能听清她的话吗？我点点头，她欣慰地笑了。至此我才意识到，她反复说的，只是要向我道歉。又拉住我的手，要我往前靠靠，我靠过去，她往前凑凑，眼睛几乎贴住我的脸，从这边看到那边，末后说：
“安远同学，你还像学生时一样的年青！”
这是一位九十八岁的老人，是我祖母辈的人了，几十年来，我从没听过这样的话，一时间泪水模糊了双眼，又不敢在老人面前落下来，抬头看见墙上常先生的遗像，站起来跨前一步，深深地鞠了三躬。时间不早了，司机还在楼下等着，该走了。俯下身，握握郭先生的手，指指窗外。见我要走，郭先生挣扎着要站起来，我按住了，连声说：“你老人家保重，保重！”这次她听懂了，满脸慈爱而又忧戚地点点头。
一连两天，郭先生那慈爱而忧戚的面容不时在我面前闪现，我也一直在想着郭先生的道歉，什么事呢？就在写这篇文章前，突然想起来了。常先生去世前一两年，我怂恿《太原日报》的一个女记者，为常先生写部传记，曾陪同这个女记者去过常府两三次。不久常先生去世了，这事儿也就搁下了。可能是最后一次吧，我问郭先生，钱钟书写给常先生的那首诗的诗题中说，“才人失路有引刃自裁之志”是怎么回事，郭先生当即答道“无可奉告”。这事儿要怪我，常先生躺在病床上，眼见时日无多，我竟问了这么个不恰当的问题。要说道歉，该是我这个蠢货！
式子列出来了，步骤验证过了，没错儿，我长舒了一口气，在书桌前坐下。眼下这个世界上，除了我，没有人知道这个式子的含义。
那就还是我来说开吧。52，我家客厅地板砖的边长；15，块数；10，我走了的步数；78，我一个单步的长度。
今后，家里不算，只要在外面，走在路上，我就要用这样步幅的步子走路了。
这个想法是前几天散步时萌生的，决心实行则是今天上午妻子和女儿上班后作出的。原本要写篇文章的，一时进入不了情境，便想到前几天散步时萌生的想法，何不现在就开始呢。找来一把尺子，30厘米长，原本要走上一截，量下再除以步数，一看客厅铺的地板砖，便用了这个办法。
还有两件事，也要在今天决定。但我准备将之放在晚上，因为下午有个饭局要应付。
所以给自己定了这样的步幅，是因为我感到自己确实老了。不自己打起精神，就越没精神了。朋友们在一起常说，当作家的不存在退不退，退了时间充裕更能写出好东西。我笑笑说，年轻力壮时做不成的事，年迈力衰了更没有做成的可能，除非你是天才，西方人说，天才活不过三十六岁，能活到退休的人肯定不是什么天才。
千万别以为我是个多么豁达的人。豁达不豁达，不是自个定的。即如不久前的一天，我正在看书，电话一响，不等第一个音波停歇，便拿起给个亲切的“你好！”一个已不年轻的作者谈他稿子的事，那份亲热那份恳切，让你真不好意思马上告诉他你已退休，然而，谈到末后，对方问几期可以刊用时，你又不能不如实地告知你已退休回家，对方的口气马上就变了，哦哦几声，连个敬语也没有，便断了电话。遇上这样的事，神仙也豁达不了。
表现最为明显的，是电子邮件的变化。
这些年，千保密万保密，我的电子信箱，还是让许多人知道了。朋友没什么，最让人感动的那些出道较早而建树不大的中年作者，发来一篇篇习作，附带着一声声的问候。一时间我竟起了错觉，谁说我这个人生性乖张，谁说我这个人喜怒无常，看看这些电信吧，形象多么可爱，人气多么高涨！可笑鲁迅先生当年说什么“人生得一知己足矣”，那是他老先生心胸太狭窄，像我这样友善待人，天下谁人不知己！
然而，退休后不久，便感到电信渐渐地少了，原先每天一打开，黑压压的一大片，先是变成十条八条，再是三条两条，最后竟像约好似的，齐茬儿没了。这些日子，每当打开电脑，总在祈祷，还会有一条吧，没有，一条也没有。有的，是那些几乎与文学无关的朋友的来件。再查查垃圾邮件，也没有。再看一遍，还是没有。过去我是很讨厌垃圾邮件的，觉得发这种邮件的人真是可恶又可鄙，明知道人家会把你的信息归于垃圾邮件，还不屈不挠地发过来，现在倒心存了几分感激，有它们在，至少表示在网络世界，还有人知道有你这么一个人。
怎样度过馀生，现实迫使你不能不考虑这个问题。经过长时间的思考，总算想通了这样一个道理，不管西方国家将中年的年龄界限扩了又扩，将老年的年龄界限缩了又缩，不管中国的报刊上把老年人的年龄说得怎样花团锦簇，大有作为，一个人的退休生活，最本质的表述只能是这么四个字：坐以待毙。认识到这一点不可怕，关键是怎样来对待。这个，我也想过了，更大的建树云云，只会给世人留下笑柄，而浑浑噩噩地度日，对我来说，真是生不如死。既然这两条都不足取，那么，剩下的只能是适我性情，对此前没能做好的事，尽量地给以弥补。
我这一生有什么缺憾呢？想来想去，文化大革命中断了学业，该是最大的遗憾。五年大学，有四年半没有上过一堂课。从小学到大学，我自信自己是个优秀学生，不是相对意义上的那种，而是绝对意义上的那种。不上课就不会考试，不考试就显不出我的优秀。当了几年不考试的学生，等于当了几年不上台的演员，不打仗的士兵，这是多大的遗憾！
往后的岁月里，就让我补上这终生的缺憾，重新回到学生时代吧。
能行吗？不止一次地问过自己。几十年的苦熬苦打，早已是遍体伤痛，几十年的蒙屈受辱，早已是心如死灰，这些都不说了，几十年的人世浮沉，早已是个酗酒嗜烟、落拓不羁、浑身毛病的凡夫俗子，能一下子弃恶从善吗？
能。对于一个曾经是优秀学生的人来说，没有不能的。从此以后，世上再无作家韩石山，只有学生韩石山。当学生，主要的事情是读书。往后的写作，只是做作业而已。我要给自己制定一个作息时间表，每天的安排较正式的上课稍为宽松些，也要有上课下课，也要有作业。还有许多事，都必须按学生的规矩来。
晚上的饭局，又喝高了。一位朋友送我回来，妻子照例是一通抱怨。我心里说，往后没了抱怨，你不定会怎样的难受。一觉睡到大天亮，起来后，脑袋昏沉沉的，对妻子说：
“从今天开始，不喝酒了。”
“哼，”妻子不知是耻笑，还是正好鼻子不通气，“还吸烟吧。”
妻子的鼻子还是不太通。
早饭桌上，对女儿说了同样的话，女儿说，老爸是不是退休了怕没人送烟送酒，不用怕，我们保证供给。我没有反驳，只是尴尬地笑了笑。不怨妻子也不怨女儿，这样的话我确实说过不止一次，早就失信于民了。同时又有点伤心，她们真的就忘了我当初是个怎样的人吗？也就在这一瞬间，想起了张艺谋电影《黄土地》里的一个镜头：抗日根据地一个文艺干部下乡采风，在黄土高原上一个小山村里，听一位老人唱了支山曲，老人说这女子（他的女儿）也会唱，那文艺干部敷衍几句，没有诚意邀请就走了。他走了，瞅着他远去的身影，那女孩子趴在窗口动情地唱起来，其中一句是：“公家人他不知道我会唱歌！”我心中涌动着的一句歌声是：“家里人她不知道我能做甚！”
离开饭桌，来到客厅一侧的整衣镜前，凝视片刻，几乎是悲怆地，对着镜子里的那个人默默地说：朋友，你相信我会用这样的步幅，这样的心态度过馀生，重新回到我的学生时代吧。那个人点了点头。
这世上，还是有人理解你的。
我手写我心———著名作家韩石山述评( 08:27:26)
常有朋友问我的写作经历，自我评价。我的自我评价从来是“一级职称，三流作家”。又有朋友问我退休后的状态，我的回答则是“远离文坛，若无其人”。朋友们多认为我这是自我调侃。自己介绍自己是最难的。幸喜，近日见到一位叫郭展鹏的青年朋友写的论文。虽多有过誉之处，基本情况也还是属实。现征得郭君同意，刊载于此。末了还得加上一句:人老了,就这么不要脸。
——著名作家韩石山述评
【摘 要】山西作家韩石山不仅是一位优秀的小说家，还是一位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和散文家，更是一位难得的文学传记作家。而且，他在文学杂志编辑和演讲方面也很有造诣。
韩石山，原名韩安远， 1947年生，山西临猗县人。韩石山是他的笔名，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意。
(两个考证：一是韩石山的出生年月日。教材上说是1946年12月，而他本人在各类作品集中说是生于1947年，那么究竟是哪年出生的呢，这在他的随笔《丙戌生人也》中就非常明确了：如果就农历来讲他生于1946年腊月十二日，而公历就是1947年1月3日。
二是韩石山的籍贯。教材《廿世纪山西文学史》说“韩石山生于临晋县”，这是怎么回事呢：据我考证，山西在1954年前有临晋这个县，但，1954年后原临晋、猗氏县两县合并而成临猗县，各取县名首字。而临晋、猗氏则现在已经成为临猗县的两个“镇”了，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定位韩石山的籍贯呢？虽然韩石山是1947年出生在临晋县，但我觉得既然原来的临晋县已成为历史，现在的人也不知道，那么就应该用现有名称。并且韩石山在自己的作品集中也说自己是临猗的，所以，我觉得准确的表述应该是“山西省临猗县临晋镇韩家场”)
1970年毕业于山西大学历史系。在山西省汾西县当过多年中学教员。1984年调入山西省作家协会，并任《黄河》文学季刊副主编。韩石山曾担任过汾西县城关公社副主任，清徐县委副书记（均属于挂职体验生活）。现为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山西文学》主编（韩按：已退休离职）。到目前为止，他的写作范围包括小说、散文、文学评论及传记文学等，尤其以文学评论和传记文学最为突出。素有“文坛机关枪”“文坛刀客”“酷评家”之称。并于2005年与叶永烈、董保存等十人被评为“中国当代十佳优秀传记文学作家”。
韩石山在他的个人博客里就这样写道：“小说写不动了写散文，散文写不动了写评论，评论写不动了做学问，学问做不动了作讲演。这十几年，我就是这么一路走过来的，不，该说是堕落下来的。”下面就分四个方面进行述评：
韩石山上高中时候，便在语文老师的鼓励下开始了写小说的尝试。大学毕业分配到汾西农村后，按照他本人的说法，写小说是为了改变在汾西县教书的处境。1972年在省群众艺术馆办的《革命文艺》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倔师正梁》，署名韩石山（为避免猜忌）。1978年后，他的小说创作一发不可收拾。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猪的喜剧》（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2）、《轻盈的脚步》（北岳文艺出版社 1987）、《鬼符》（花城出版社 1989），中篇小说集《魔子》（重庆出版社 1986），长篇小说《别扭过脸去》（长江文艺出版社 1994 ）。
1.作品题材绝大部分选自农村。反映文革中“四人帮”倒行逆施和“左”的政策给农民造成的疾苦的，有《麻缠主任》《争》《一顿饭》《自行车引起的风波》等。而《中农姚吉顺》《腊梅》《搭伙儿》则表现的是粉碎“四人帮”后党的政策给农村带来的新面貌。
2.作品塑造的也绝大部分是来自山西农村的普普通通的农民。一类是农村老汉形象。他们勤劳、憨厚、老实、善良，身上体现了世世代代在土地上耕耘的中国农民的传统美德，如《猪的喜剧》中的万平老汉、《中农姚吉顺》中的姚吉顺、《石垒的地堰》中的满仓老汉等。另一类是年轻农村妇女形象。这些青年妇女形象大都俊秀、能干，在她们身上，人们能感受到生活的热情、快乐、追求和向往。按照他的说法是，描写妇女细腻的心理、缠绵的感情更具文学意蕴。如《一个名声不好的女人》中的云香，《搭伙儿》中的锁秀嫂，《腊梅》中的腊梅等。
1.顺畅如流，清新自然（李国涛语）。如在《搭伙儿》中有这样一段景色描写：“东山梁后边，日头冒出来了；山里的雾气，慢慢飘散了。玉茭叶上那毛茸茸的水泡儿似的露珠在阳光的照耀下开始凝聚，滚动、掉落。嫩绿的叶片半透明似的，闪着光，忽而一阵风掠过，簌簌抖动，仿佛满地飘扬着鹅黄翠绿的小旗子。”
2.天然性情，纯朴真实。《晨雾》中有一段送客的描写：“她差我半步，默默地走在我的左侧。紧走一步就会赶上，她却不，始终保持着距离，不远不近，不即不离。起初我未意识到这是为什么，站住等她，她也站住了。我终于明白了，这是农村妇女尊重人的表示。勉强不得。”
3.幽默风趣，小有情趣。如在《绿锈斑斑的铜锣》中写刘维庆赶着开会撞见生产队长杨世忠的一段文字：“走着走着，不知冥冥之中的哪路神仙施了个定身法，把他给定住了：前脚撑着地，后脚尖踮起，身子微微前倾，脑袋一动不动。不是神仙是人，确切点说，只是个人影，还是离他几步远的地方。怕碰见到底还是碰见了。”
他自己也说，如果我在艺术上有什么追求的话，那就是“返朴归真”。韩石山的小说发表得不算少，并且“质量也够八九分”（评论家阎纲），但没有很突出的作品，他的真正的文学优势不在小说创作。
散文创作是他的优势，更有自己的特色。主要作品有散文集《亏心事》（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8）、《我的小气》（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3）、《纸窗》（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8）、《此事岂可对人言》（2006年）。
1.民俗散文。韩石山对民俗学很有兴趣，尤其是农村的风俗习惯，比如散文《山庄婚礼》就是对农村婚礼的逼真微妙的描绘。《山曲曲得吼》写出了作者对民歌的由衷的喜爱。调回太原之后，又为《太原晚报》写了100篇连续性的散文“太原印象”。从人们司空见惯的生活方式中，挖掘出独到的地域文化心理旨趣，如写小吃的，写打煤糕的，写做西红柿酱的等等。
2.私情散文。一是写亲情的。如《蜕衣小史》，就是从自己的穿衣史，流露出作家从心底对母亲的一片真情。还有《替母亲扫街》《我家的年历与日历》等。二是写师生情的。如《马烽对我的恩德》《文人马烽》写了作者与马烽交往和师生之间的情谊，字里行间拳拳之心可表可述。还有写西戎的《抚信欲哭泪已干》以及写自己初中数学老师董弼管的《绵长的记忆》等。三是写友情的。如《邵燕祥先生》《陈子善先生》《陆灏赠书》和《“海上混蛋”程德培》等。四是写爱情的。如《妻子的衣服》《常新的往事》等。
3.世态散文。严格的讲应该称其为杂文或随笔，这方面涉及的面比较广泛，也比较杂。小到生活琐碎，中到城市建设，大到国家时事，他什么都写。如《不要再糟践中学教师了》站出来替中学教师说话，喊出了“不要再糟践教师了，更不要借学生的名义糟践教师了”的呼声。《一个人的山西》则把山西比作一个人，表达了作者对山西由衷的关注。《我家与中国经济》则把自己家与国家经济类比，表现了作者深切的忧国忧民之情。表现此类的还有《古老有什么用》《请说你是山西人》《我看太原市政府的执政能力》《农民工是个歧视性称呼》等。另外，韩石山还特别地关注女性，并且也写出了自己的独特的感受。《海霞与现在播报之研究》《欣赏美女》《路上的女人你要看》《把女人当女人》《山西的女人》《太原的女人》《轻薄的报应》《街头访美有心得》，还有最近在《太原晚报》“时尚”专刊发表的《但愿人间花不败》《关于靴子的美学研究》《美女必有绯闻论》等。关于韩石山与“女人”的情结，他在《男人眼里的女人——在太原市女记者联谊会上的演讲》中这样写道：“我小的时候，家庭这个范围里，是没有女孩子可交往的，连堂姊妹都没有。这样，我从小就对女孩子有一种好奇心，一种神秘感。再就是，我年轻时几乎没谈过恋爱，不知道什么叫爱情的滋味。”“饥者易为食”久而久之也就养成了研究女人的兴趣。
1.文笔俏皮，含蓄睿智。如在《海霞与现在播报之研究》中描写中央电视台女主持人海霞颔首的动作：“下颔往里一收，约10度至12度的角；整个头部向左上方一扬；再向右下方一摆；回复到原来位置并开始说下一句话；做第一至第三个动作时，嘴角一定是横向咧开的；从第二个动作开始到第四个动作，右眉毛向上轻轻一挑。整个动作一般在五分之一秒到三分之一秒内完成，最多不会超过二分之一秒。”
2.情真意切，娓娓而谈。每篇都写出了他本人的真性情，如《常新的往事》中写自己的妻子：“她一直在老家劳动，跟母亲、诸弟生活在一起。我工资有限，大家庭里人口又多，每次回家，我只能给她三五元的零花钱。记得有一次，给了她五元钱，临走路费不够，她又默默地把那五元钱递到我手里。”在《太原的女人》中写的：“说来实在是越老越不成器，这么一大把年纪了，走在大街上，还要时不时地瞟一眼过往的姑娘。遇上那年轻漂亮的，瞟一眼还要瞟第二眼。只给自己定了个界限，绝不扭过头来。我的眼睛近视，见了师长常看不清，忘了打招呼，用在这上头又灵光得很。就那么一瞟两瞟，脸盘身段发型衣饰的优劣，立马就判他个一清二楚。”
韩石山的评论文章也是非常有特色的。这一部分可以分成两个方面来阐述：一方面是他的文学评论，另一方面的他的文学批评。
首先看他的文学评论。他的评论文章不像一般的评论家那样重逻辑思维，讲究行文的严谨，用语的分寸，而是任凭自己感情的流淌，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例如《他超越了自己——评田东照的小说的创作》《人力车夫的挽歌——郁达夫<薄奠>赏析》《又得浮生半日闲——郁达夫<半日的游程>赏析》《明日黄花亦芳芬》等，而刊登在《文学评论》1985年第6期上评价贾平凹小说的《且化浓墨写春山》则是他认为最满意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虽然是在不长的时间内写的，但文中的许多感受，他却酝酿了很长时间，许多美学见解，他也提炼了很长时间，算是厚积薄发吧。并提出：“如同政治可以涵盖一切政治活动一样，艺术同样可以涵盖艺术的一切内容和形式，它本身也就是它的作用和目的。太平盛世，提倡一下为艺术而艺术，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他的文学评论文章主要收集在1989年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韩石山文学评论集》中，但也散见于其他杂文随笔集。
其次看他的文学批评。在韩石山看来，“批评家和作家绝不应当是勾肩搭背的兄弟，不管私交如何，面对作品，批评家只能是出手凶狠的拳师，出手凶狠才是批评家的本分。”
韩石山的批评文章似乎没有预设目标，而是随行就市，特别是那些文坛上已有定评又颇有脸面的文人学者。韩石山认为，不管是多大的学者，多有名气的作家，出现错误就应该受到批评，而作为一名评论家，就应该有足够的勇气展开批评。他的批评文章从不隐姓埋名，对被批评者，也是指名道姓，直面其隙，毫不留情。显示了一个作家的坦诚心胸与艺术的勇气。韩石山批评过张中行、谢冕、余秋雨；也尖锐地给王朔、刘心武、汪曾祺指谬。在一次国际性王蒙作品研讨会上，韩石山作为王蒙特邀与会者，也毫不客气地指出他偶尔炫耀文化部长身份，是一种小人心态。韩石山近几年横刀立马驰骋文坛，不管你来自何方名门贵人，只要犯在他手下，即刻擒来祭刀，且见血见骨，故有“酷评家”、“文坛刀客”之誉和文坛
“北韩南王”之称。（“韩”指山西作协的韩石山，“王”指南京大学的王彬彬，这两个人都以敢于向名人叫板而蜚声文坛。）于2006年1月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批评随笔集《谁红跟谁急》。
进入上世纪８０年代后期，韩石山索性不写小说了。一方面投向现代文学的史料研究，尤对新月派人物倾力，陆续写出人物传记《李健吾传》《徐志摩传》《寻访林徽因》等传记文学著作，给自己奠定了学者型作家基石。并且还出版了《难忘徐志摩》《徐志摩与陆小曼》《悲情徐志摩》《徐志摩书信集》《徐志摩散文全编》《徐志摩诗歌全编》《徐志摩全集(全八集)》《徐志摩图传》等相关著作，这也许正应了他在太原师范学院中文系的演讲中所说的一个写作者的一生应该是“青春作赋，中年治学，晚年研究乡邦文献”的安排吧。
然而，韩石山研究现当代文学引起“原子弹爆炸式”轰动效应的还是2005年10月出版的那部学术专著《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这本书仿照常言“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命名。虽然这个名字有炒作之嫌，但还是抓住了中国人对读书的选择习惯。至于创作研究的动机，在他本人认为：“学校教育把鲁迅的作品捧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但他强词夺理、尖酸刻薄的文风也带来过负面的影响。中学课本选了这么多鲁迅的作品，是在用偏激的思想来教化学生。读胡适的文章可以接触一些现代的思想，树立一些正确的人生理念，了解做一个合格公民应该具备什么，对思想正在成型期的年轻人来说是适合的；而鲁迅文字中那些尖锐的观察、深刻的体验、刻薄的用语、苍凉的情感，都是常人难以比肩的，年迈之后再读这样的文字，会有更为深切的体味，也会有更为独到的心得。还原鲁迅，正确评价他对历史起了什么作用，在文学上取得了什么成就，不妨碍他的伟大和可爱。”虽然在书中作者观点尖锐，可是行文却文字平和、从容不迫。作者力图用史实说话，一分材料说一分话，不是简单的归类，而是从史实的翔实考证中得出他的观点。这种资料的引用并非截首锯尾，一叶障目式的自言自语，总能找到事实的帮衬。
正是由于他在传记文学研究方面的突出成就，2005年10月15日，中国传记文学协会和《名人传记》联合在郑州举办的中国当代优秀传记文学作家评选活动中被评为“中国当代十佳优秀传记文学作家”。
五、对韩石山的几点评价
（一）韩石山应该属于二流小说家，一流的评论家，顶流的传记文学家
1.二流的小说家。我觉得，表现人性、哲学和伦理的小说属于一流小说，表现和反映时代和政治变革的应该属于二流小说，而那些只注重故事情节的曲折的动人离奇的则应该归属到三流小说的行列。2006年12月韩石山针对青年作家李骏虎的小说《留鸟》的一封回信中也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中国农村题材小说应该在语言流畅煽情，故事曲折动人以及寓有重大哲学命题上努力，而不是革命和变革。
2.一流的评论家。这样说，不仅仅是因为他能以睿智的思维、独到的见解，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更主要的是因为他评论中“关乎世道人心”，“见出个人性情”，无疑蕴含着针砭时弊、匡正世风的力量。对于时下的抄袭之风、吹捧之风、腐败之风确实是一个不小的抨击。
3.顶流的传记文学作家。这样说不仅是因为他被被评为“中国当代十佳优秀传记文学作家”这一称号，更主要的是因为他能为著名作家李健吾立传，而且他的《徐志摩传》在同类传记作品中也是首屈一指的。
（二）韩石山是一位非常真诚睿智的作家
有些人对韩石山的评论是“油腔滑调”“尖酸刻薄”或者更有人说他是“老不正经”。其实，这都是他们对韩石山不了解的缘故。其实韩石山是一位非常真诚的作家。首先，他对自己的心灵世界从不隐晦，读过他文章的人就知道，他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写，即便是自己的一些隐私也不例外。这也正应了他的那部散文集《我手写我心》，其实这也是我为什么会把这篇文章叫这个题目的原因。其次，他对别人的评头论足是建立在对自己的“体无完肤”的批评的基础之上的。（“他早就从头至尾把自己扒个精光，有人想揭批也就难下手了。”）也就是说他对自己和对别人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后，他的“油腔滑调”“尖酸刻薄”恰恰也表现出他看问题的准确、老到和深度。
（三）韩石山是一位非常勤奋的平民作家
说他勤奋，是因为这几年他不仅是《山西文学》的主编，而且每年都要出一本书，甚至两本以上。仅2006年一年就出版了像《谁红跟谁急》《李健吾传》《徐志摩书信集》《此事岂可对人言》四部。
说他是一位平民作家，一是因为他没有学者的架子，为什么这样说呢？虽然现在他也是副厅级干部了，但他还能记得当年和他一起在汾西县教过书的老朋友。二是他从他投稿的地方就可看出来。一般的大作家是不会向像《山西晚报》和《太原晚报》这样的小刊物投稿的，但韩石山不一样，他不仅写，而且还大量地写，比如我刚才提到的《但愿人间花不败》《关于靴子的美学研究》《美女必有绯闻论》等文章。三是在互联网创建个人博客，在《山西文学》开辟“主编信箱”。更能让读者了解他，关注他，拉近作家和读者的距离。
（四）韩石山一位极富创新精神的文学杂志主编
正如有人所说，韩石山是一位刊物经营的探索者、冒险家和实干家。为了在“市场化”与“纪律化”的缝隙间求生存，他以非常规的思路，非常规的操作首创大树特树“主编个人崇拜”，他为《山西文学》拟的广告词就是“期期都有好文章，期期都有韩石山”。经过几年的努力，在时下各省文学月刊非常不景气的情势下，《山西文学》已开“立足山西，争议全国。贬之者不少，赞扬者尤多”局面。在生存状态上，刊物收支两比，有所盈余。这在全国省级文学月刊中，也是屈指可数的。
（五）韩石山还是一位演讲艺术高超的演讲家
同样，他的演讲也是犀利、幽默而不乏学者睿智。他在《骨气与学问——韩石山学术演讲录》的序言中这样评价他的演讲：“我爱它们，胜过我的那些小说，散文，评论，还有什么狗屁文学。”看来，他对自己的演讲还是情有独钟的。
（韩按：下面这个目录是我自己放在这儿的）
韩石山著作目录
23、文人的脾气——韩石山文学批评选
24、最后的一次演练——韩石山社会批评集
25、骨气与学问——韩石山学术演讲录
文章来源：韩石山先生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