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不是被撤销的？
日14:45&&&来源：
在中共党史学界，过去一个比较流行的说法是：日在汉口召开的中央紧急会议上，撤销了陈独秀党的总书记的职务。但据一些资料来看，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不是被撤销的。
第一，八七会议的文件没有关于撤销陈独秀总书记职务的处分决定。会议通过的一系列文件、决议，都是集中在政治上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进行批判，并没有涉及他的职务问题，只是在选举时他自然落选了。关于这一点，皮明麻同志在《关于‘八七’会议的几个问题》一文中也曾予以纠正，他说：“陈独秀在‘八七’会议召开之前二三十天已离开中央领导岗位。事实上‘八七’会议所解决的问题，不是撤销陈独秀职务问题，而是在政治上纠正陈独秀机会主义路线。”因此，我们说八七会议彻底结束了陈独秀右倾错误在中共中央的统治可以，但说八七会议撤销了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则缺少根据。
第二，根据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规定，党的纪律对党员违背党的共同意志的处分，还没有“撤销党内职务”这样明确的表述，相当于这种处分的是“临时取消其党的，国民党的，国民政府的（当时中共还没有退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及其他的工作”。中共七大党章对这一处分的表述也只是“撤销工作”，对这一处分最完善的表述始于中共八大党章。所以，即便是当时给了陈独秀相当于撤销职务的处分，在表述这种处分时，也应考虑一下当时党的纪律对这一处分的表述方法。
第三，陈独秀在日的《告全党同志书》里曾经谈到过他辞职的事。在这篇《告全党同志书》里，他在申诉了马日事变后在对国民党问题上同共产国际的分歧后，委屈地说：“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出路，我实在不能继续工作”，“才消极地向中央提出辞职书”。现在我们姑且不论陈独秀在这里申诉的是否是事实，也不管这些事实是否是他辞职的主要理由，我们可以肯定的是陈独秀的辞职确是事实。八七会议的主持人瞿秋白同志在他的《多余的话》里，说“武汉的国共分裂之后，陈独秀就退出中央。那时候没有别人主持，就轮到我主持中央政治局。”瞿秋白同志在这里所说的“退出”，很明显是一种主动语态，有引退的意思。既然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接受的是陈独秀的辞职，就不好再说陈独秀的职务是被中央或共产国际撤销的了。因此，我们说陈独秀辞去总书记职务的说法是应该肯定的。
总之，无论日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或者党的八七会议都没有给陈独秀以撤销总书记职务的处分。
选自《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1000个为什么》
韩广富 曹希岭 主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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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45678910陈独秀为何骂泰戈尔为“人妖”|陈独秀|鲁迅_凤凰资讯
陈独秀为何骂泰戈尔为“人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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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正是这两期“专号”，引起陈独秀的不满，马上回以《我们为什么欢迎泰谷儿（即泰戈尔，下同）？》，称：“混乱的老庄思想上，加上昏乱的佛教思想，我们已经够受了，已经感印度人之赐不少了，现在不必又加上泰谷儿了!”
原标题：陈独秀为何骂泰戈尔为“人妖”意外的是，泰戈尔在受到蔡元培、梁启超、徐志摩等热烈欢迎的同时，却也遭陈独秀、茅盾、郭沫若、瞿秋白、恽代英、吴稚晖、林语堂等人围攻。其中陈独秀最活跃，先后用本名和笔名撰文20多篇，其中一篇甚至题为《泰戈尔是一个什么东西！》。在这批文章中，陈独秀写道：“请不必多放莠言乱我思想界！泰戈尔！谢谢你罢，中国老少人妖己经多的不得了呵。”然而，日，在《新青年》发刊词《敬告青年》中，陈独秀曾颇含敬意：“吾愿青年之为托尔斯泰与达噶尔（即泰戈尔），不若其为哥伦布与安重根！”从“泰粉”到“泰黑”，陈独秀为何出尔反尔？“泰戈尔专号”惹麻烦1913年，泰戈尔获诺贝尔文学奖，此后不断出访，曾赴日、美、英、德及瑞典。1923年初，泰戈尔助手、英国人恩厚之来华，向北大表示泰戈尔访华意愿，但北大无力接待，恩厚之只好去找徐志摩，徐马上与恩师梁启超商量。梁启超1920年成立讲学社，与商务印书馆达成协议，延聘西哲来华讲学，书馆年助5000元，可垄断演讲稿的出版权。有了钱，讲学社曾邀杜威、罗素、杜里舒访华，鉴于泰戈尔的名气，梁启超立刻表示同意。为了“预热”，《小说月报》在9月、10月连推两期“泰戈尔专号”，连孙中山、阎锡山、逊帝溥仪、梅兰芳等都对此事高度关切。但正是这两期“专号”，引起陈独秀的不满，马上回以《我们为什么欢迎泰谷儿（即泰戈尔，下同）？》，称：“混乱的老庄思想上，加上昏乱的佛教思想，我们已经够受了，已经感印度人之赐不少了，现在不必又加上泰谷儿了!”陈独秀似乎忘了，8年前，正是他最早将泰戈尔的诗译成中文，此时他却说“无论如何好好的文艺品，译成外国文便失去了价值，即使译得十分美妙，也只是译者技术上的价值，完全和原作无关。”连翻译外国文学，都一并予以反对。陈独秀发飙，因“科玄大战”已至白热化，各派间正暗中角力。被错划入玄学派所谓“科玄大战”，始于日，张君劢在清华大学演讲“人生观”，批评“科学万能论”，4月12日，丁文江撰文《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回击。“科玄论战”是“五四”后知识阶层的又一次大分裂，分成三派：一是以梁启超、张君劢为首的玄学派，认为科学只能指导物质生活，哲学才能指导精神生活；二是以胡适、丁文江为首的科学派，认为哲学是空想，生活应由科学支配；三是以陈独秀为首的唯物派，认为根本不存在“思想自由”。讨论渐被异化成：谁才能救中国？是靠东方哲学，还是靠西方科学，还是靠唯物论？各方都认为自己唯一正确。到1923年10月，玄学派已呈败势，而此时炒作泰戈尔即将访华消息，自然会引起科学派和唯物派的怀疑，认为梁启超想借泰戈尔争取青年，故迁怒于泰戈尔，并将其对现代性的批判误读为反西方文明。胡适在给美国情人韦莲司的信中曾写道：“当我听到泰戈尔的演说，我往往为他所谓东方的精神文明而感到羞耻。”胡适一向反感“西洋崇物质、东方重精神”说，认为全是偏见，他认为，西方现代文明对人类精神的重视程度远超东方旧文明。虽此时“科玄大战”已变成胡适与陈独秀对吵，但在“黑泰”上，陈独秀仍视胡适为同道，日，在泰戈尔即将登陆前，陈独秀写信给胡，请他为“反对太戈尔（即泰戈尔）专号”撰稿，胡适虽未写，但也没反对。郭沫若开了第一炮出人意料的是，站出来打头炮的，竟是郭沫若。1916年，泰戈尔访日，引起热潮，给正在日本留学的郭沫若以深刻印象，郭读了《吉檀迦利》等，说：“我真好像探得了我‘生命的生命’，探得了我‘生命的泉水’一样。”甚至流下“感谢的泪水”。此时郭沫若正与安娜（即佐藤富子）恋爱，安娜是日本士族后裔，为了爱情，不惜被家族开除，郭沫若对她深感歉意，而泰戈尔诗中的“爱的低语”，正好契合了郭此时的心态，在他第一本诗集《女神》中，有很多首模仿泰戈尔的诗。郭沫若曾说，自己写诗并不是一开始就奔放的，也曾温婉过。郭后来转向惠特曼，诗风大变，而读者多关注《女神》中那些铺张的诗，忽略了郭沫若曾偷师泰戈尔。因博学多才，郭沫若一度被人们称为“中国的泰戈尔”。1917年，郭沫若与安娜的孩子降生，靠郭的留学官费已难支撑，他将自己翻译的《泰戈尔诗选》交商务印书馆出版，以济时困，却被拒绝，转投中华书局，再度被拒。当时中国知道泰戈尔的人不多，而郭沫若的知名度更低，经此挫折，郭曾凄凉地说，泰戈尔“是一个贵族的圣人，我是一个平庸的贱子；他住的是一个世界，我住的是另一个世界。”对于泰戈尔访华，郭沫若炮轰道：“一切甚么梵的现实，我的尊严，爱的福音，只可以作为有产阶级的吗啡、椰子酒；无产阶级的人是只好永流一生的血汗。无原则的非暴力的宣传是现时代的最大的毒物。”越不理睬越疯魔郭沫若曾激赏泰戈尔“泛神论”，但并没真正理解它，只是当作反抗现实、张扬个性的借口，不关心其形而上的内涵，一旦在现实中遇到挫折，便彻底丧失信心，成为激烈的反对者。虽然郭沫若点了炮，却没扩大战果，因为日，他东渡日本，直到11月才回来，此期间未再就泰戈尔访华发表评论。泰戈尔到达上海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周刊如期推出“反对太戈尔（即泰戈尔）专号”，撰稿者有陈独秀、瞿秋白等，称泰戈尔是“印度的顽固派”“向后退走了几百年”“中国青年思想上的大敌”“无耻之尤”等。此外，还有一些媒体参与了“批泰”，令人好奇的是，茅盾也参与其中，茅盾是泰戈尔小说最早的中译者，还曾在《小说月报》的“泰戈尔专号”中发文参与“预热”。茅盾在晚年自传中说：“泰戈尔的访华，使当时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十分激动，也引起了共产党的注意，中央认为，需要在报刊上写文章，表明我们对泰戈尔这次访华的态度和希望。我的这两篇文章，就是根据这个精神写的。”所谓“这个精神”，其实就是陈独秀的精神。所有“批泰”文章，都发在政治媒体上，而非文学媒体，且集中在上海，够不到已在北京的泰戈尔，见没有回应，陈独秀的火力更猛烈，甚至谩骂道“泰戈尔在北京乱吠了一阵”。胡适的仗义执言4月27日，北京学界宴请泰戈尔，席间林长民提起诗歌革命，泰戈尔即席起立，演说了一个多小时，阐述自己不模仿古印度诗歌和英国诗歌的理由，他说，虽然很多印度人指责他，但他坚信自己是诗歌革命家。这番话，深深地打动了力推“新诗革命”的胡适，他说：“我过去也是反对欢迎泰戈尔来华之一人，然自泰戈尔来华之后，则又绝对敬仰之。”几天后，泰戈尔在北京公开演讲，遭“驱象党”搅场，反对者现场发放传单，引发骚动。胡适激于义愤，第二场演讲前，率先登台发言：“这种不容忍的态度，是野蛮的国家对付言论思想的态度。我们一面要争自由，一面却不许别人有言论的自由，这是什么道理？”但现场仍有人发传单、捣乱。最终，只好将原计划的6场公开演讲减为3场。对于激烈批评，泰戈尔深感意外，在清华大学演讲时，他伤感地说：“我是倦了，我年纪也大了，我也许再也不能会见你们了……因此我竭诚恳求你们不要错走路，不要惶惑。不要忘记你们的天职，千万不要理会那恶俗的力量的引诱。”5月20日，在告别辞中，泰戈尔说：“你们一部分的国人曾经担着忧心，怕我从印度带来提倡精神生活的传染毒症，怕我摇动你们崇拜金钱与物质主义的强悍的信仰。我现在可以吩咐曾经担忧的诸君……我没有本领可以阻止你们奔赴贸利的闹市。”语调虽平静，却饱含怨怼。惺惺相惜两巨擘在当时，中国知识界普遍轻视印度，觉得它已沦为殖民地，没有什么值得一学的东西。鲁迅建议青年人多读外国书时，特别注明“但除了印度”。1920年代，西方人种学的谬论传入中国，称人分黄、白、黑、红、棕五种，唯有黄种、白种较强大、聪明，其他种族都因虚弱和愚蠢，将被灭绝，而这竟被写入中小学教科书。当时中国虽邀请了罗素、杜威等学者访华，但并不关心他们的思想和学术，只是想请这些“世界名人”开“药方”，以医治种种社会问题。这些名人不了解中国国情，也没有治国经验，只能泛泛说两句，却被半懂不懂、自惭形秽的中国学人们奉为圭臬。可对来自印度的泰戈尔，他们却又过于倨傲、盲目自大，不愿认真倾听。泰戈尔对现代性有深刻的批判，希望帮现代人重建敬畏，这本是极其深邃、前瞻的思想，却被误读为“反对科学”，尚未弄清原委，便在政治上匆匆判他为死刑。其实，胡适一生对泰戈尔也持有误解，但陈独秀的性格是，做就要做绝，可以不择手段，而胡适则留有余地，即使不同意，也要捍卫对方的基本权利。很多人觉得胡适软弱，却忽略了，坚守底线才需要更大的勇气。会骂人并不等于你就是战士，能忍住不骂人，能正视自己的浅薄，能保持心中敬意，才是真正的战士。尊重才是最有力量的，泰戈尔回国后，写文章称：到中国便像回到故乡一样。日，泰戈尔路过上海，请徐志摩转赠胡适两本书，并亲笔写下：Remember me（记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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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小时点击排行陈独秀一生中的四个女人：与小姨子公开同居(图)(3)-中新网
陈独秀一生中的四个女人：与小姨子公开同居(图)(3)
相濡以沫的潘兰珍(资料图)
　　第四位：相濡以沫的潘兰珍
　　陈独秀撤职之后，回到上海，隐姓埋名，在永里租界居住下来。这天，陈独秀的胃病又发了，准备去医院看病，不小心跌倒在弄堂里。刚好被下班回来的潘兰珍看见，她赶紧把他扶进自己的居室，然后又陪着他去医院看病。一连几天，都是她在熬汤煎药照顾着他。一蹶不振的陈独秀，遇上这样一位好人，使他十分感激。
　　自此之后，他们经常往来。因为他们是近邻，也就没有什么拘束。陈独秀教她读书写文章，潘兰珍则经常买好酒菜留他在家里吃饭。时间一长，如花似玉的潘兰珍居然爱上了这位比自己父亲还大的老头子。后经邻居许大姐出面作媒，老夫少妻终于在1930年正式结婚了，后来还生了个女儿叫陈凤仙。
　　1932年10月，陈独秀被上海国民党当局逮捕，送往南京老虎山模范监狱关押。经庭审，判处有期徒刑13年。报纸登出后，潘兰珍这才知道，自己的丈夫就是大名鼎鼎的陈独秀。
　　陈独秀身临囹圄，知道自己是政治要犯，身体又不大好，牢狱之苦，生死难料。而潘兰珍比自己小20多岁，这辈子岂不坑害了她。于是他在狱中修书一封，叫她不要等他，劝她再嫁。潘兰珍并没有这样做，她说，如果此时我离开他，这对他打击太大了，我们既然是夫妻，就要生生死死相伴一辈子。
　　潘兰珍当即辞去了工作，把女儿送往南通娘家，来到南京，在老虎山附近租了一间民房，靠做点女红零活维持生计，照顾陈独秀的牢狱生活。1937年8月，陈独秀只坐了5年监狱就提前释放了。
　　陈独秀出狱后，穷困僚倒，居无定所，只好带着潘兰珍辗转武汉，到来重庆，投靠至交邓仲纯家，后来还把三儿子陈松年一家也接了过去。几家人住在一起，房子大挤，很不方便，于是陈独秀又搬到江津县五举乡石墙村居住。在此练练书法，会会老友，闲暇时翻译一点书稿。生活虽很清贫，倒也安闲清静。
　　日，陈独秀因病与世长辞。就是这位年轻而又贤慧的潘兰珍，相伴他走完了63岁人生之路……（周英才）
【编辑:刘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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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作者：陈独秀是毛泽东的“贵人”
　　近代史学者唐宝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1979年开始研究陈独秀，历三十余年而不辍，这部《陈独秀全传》是其心血结晶及集大成之作。（受访者供图）
　　最近，《陈独秀全传》受到学界和普通读者的广泛关注。该书作者唐宝林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就应该如何认识陈独秀的历史地位、如何理解陈独秀一生的几次转折等问题发表高见，并披露了自己研究陈独秀历程中难为人知的甘苦。
　　叫什么无所谓
　　《文化广场》：您的代序回顾了中国学术界为陈独秀正名的艰难历程。历史加给陈独秀的“十宗罪”，现在看来有些近乎荒唐，不辩自明，有些只要摆出事实，似乎没有“平反”的必要，不知您觉得有没道理？
　　唐宝林：你说的“有些近乎荒唐，不辩自明，有些只要摆出事实”，当然是对的。但是对于广大普通读者来说，他们已经经过几十年的灌输，“荒唐”已经成为“常识”，“事实”根本看不到。所以，才需要舆论普及和当局表态。至少这十宗罪的事实要让人们知道，以后不再延续，至少在写党史和近代史、当代史时不再如此诬蔑。这是不是叫“平反”，倒是无所谓的。
　　《文化广场》：陈独秀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人物，您认为他的哪一个角色最为重要？
　　唐宝林：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他还是民主主义思想的坚守者，这决定了他在历史上的不朽地位。
　　他当然是五四时期的总司令
　　《文化广场》：我记得胡适好像提过，要把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区分开来。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唐宝林：新文化运动与五四爱国运动，都是群众运动，的确不是陈独秀一个人做成的。但运动总有领导。新文化运动是陈独秀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不应该有异议。但蔡元培和胡适也发生过重要作用。
　　五四爱国运动首先是归功于新文化运动培养了一批“新青年”，才有了这个组织基础。其次是蔡元培直接引爆。然后是陈以《每周评论》实施精神指导。但胡适当时在上海，与他无关。所以，陈后来在蔡元培逝世时说，五四运动（包括新文化运动和爱国运动）是中国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元培、适之和我，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全传》841页）。这是他谦虚的说法。
　　但是，运动过后，很快发生政治分化。胡适和国民党的许多五四时期的著名人物，都不愿意把五四的历史功绩归于陈独秀，一是因为这个历史功绩太伟大了，他们不愿意陈独秀独享。二是因为陈独秀在五四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是他们的政敌，更不愿意把功绩归于“敌方”。只有毛泽东说陈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
　　实际上，没有陈独秀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新文化运动，就没有新文化运动；没有这个运动培养的一批“新青年”，也没有五四爱国运动。所以，把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与陈独秀“区分”开来的说法，都是企图与陈争功，也有不愿意把此功归于共产党之意。这说明历史事实遇上政治利益，就会发生差异。我同意毛泽东的说法，但也应补充一句：蔡元培与胡适也发生了重要的作用。
　　我没有搞“尊者讳”
　　《文化广场》：陈独秀性格豪气干云，不拘小节，他生活上的不检点给他带来很大麻烦。比如嫖娼事件可能是他不得不离开北大的主要原因，但您在书中语焉不详，一笔带过，是否有为尊者讳之嫌？
　　唐宝林：我以为我没有搞“尊者讳”。我认为这个问题在胡适致汤尔和的信中已经说清：一是陈有嫖娼的毛病，二是说抓破某妓下体是谣言。而且从此以后，陈再也没有这种毛病发生。再者，这个毛病没有影响他的整个人生和伟业。所以，没有必要过多地渲染和发挥。太阳有黑子，老百姓只知道太阳是红的但有黑子就可以了，专门的科学家才会去研究黑子。人无完人，世界上许多伟人，都有这样那样的瑕疵。但是，正派、严肃的作者不会在这上面大做文章的。
　　《文化广场》：您在大陆版《陈独秀全传》中加入“陈独秀自身的弱点”，意即陈独秀对大革命失败也要负一定责任，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唐宝林：主要是他对共产国际的错误路线抵制得不坚决不彻底，至少他可以早些时候辞职。
　　《文化广场》：陈独秀身上明显有学者的随意性和散漫性，比如1925年年底或1926年年初他突然失踪一个多月，张国焘、瞿秋白、彭述之“恐慌起来”，甚至他的儿子陈延年都以为他死了。这是否也意味着他身上还欠缺职业革命家的素质？
　　唐宝林：可以这么说。
　　什么造成他的悲剧
　　《文化广场》：陈独秀转向列宁主义是出于理论的自觉，但他到上海从事革命活动，则处于不自觉状况，因为共产国际的代表总是对他指手画脚，这是否也注定的陈独秀的悲剧命运？
　　唐宝林：陈不是理论家，他没有理论，谈不上“理论的自觉”。任何伟人都不能超越他那个时代的局限性。中国许多先进人士和共产党员，都曾带着为民主解放的理想满腔热情地投入革命潮流。
　　大革命失败不该归罪于他
　　《文化广场》：所谓第一次国共合作，即共产党人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完全是共产国际导演的一出戏。这里面一个关键人物就是鲍罗廷，陈独秀是否完全居于配角地位？
　　唐宝林：最初马林提出这个策略倒是真诚的，希望通过这个策略使幼小的共产党能借（国民党）壳迅速发展起来。但是，鲍罗廷一来，就变了，陈独秀和共产党完全居于配角和完全服从的地位。
　　《文化广场》：国民党“清共”即发动“四一二政变”，大革命失败，这是历史的必然，您认为把责任主要推卸到陈独秀身上是不符合事实的？
　　唐宝林：历史的必然是主要的。主观上的失误，主要应归罪于共产国际，而不应该是多次反对共产国际错误路线的陈独秀。陈独秀自身当然也有失误，如《全传》中所说。
　　毛泽东的“贵人”
　　《文化广场》：您在书上专门陈述了陈独秀提携毛泽东的事实，这些在党史上是否曾被许多人忽视？
　　唐宝林：过去对毛泽东搞“个人崇拜”、“个人迷信”，没有人想也没有人敢去研究毛泽东成长之路中有没有“贵人相助”。否则会被视为对毛泽东的大不敬。现在我讲了这个事实，也仅仅是事实，不能因此说这是陈的一大功劳。毛泽东后来的历史是由他自己负责的。
　　《文化广场》：您认为陈独秀倒向托洛茨基派的原因，一是他在对革命性质的认识上坚持己见，二是他呼吁党内民主，是否也包含着他因被排挤而负气的成分？
　　唐宝林：从情绪上来看，可以这样说。
　　仍有史料未被发掘
　　《文化广场》：您研究陈独秀三十余年，最初的契机是什么？最让您感动的是什么？
　　唐宝林：契机是史洛明“贵人相助”，把我引进陈独秀后期历史研究领域。最让我感动的是通过我与同仁30多年的努力，中共历史上第一件也是最大的冤假错案，终于真相大白。在知情的人们心中已经昭雪。
　　《文化广场》：《陈独秀全传》无疑是一部信史，它真实地勾勒了陈独秀革命的一生、“永远反对派”的一生，您认为随着可能出现的新的史料，陈独秀这个人物还有继续挖掘的余地么？
　　唐宝林：对陈与研陈工作几十年的打压，失落的资料还会有一些。因此资料的继续挖掘和研究新成果的出现是可能的。但陈的一生的大体状况，不会有太大的变化。（深圳商报记者 夏和顺）
【编辑:宋宇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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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的落寞后半生
本刊特约记者 | 东涛
&&&&20世纪的中国，有一位至今看来仍令人唏嘘的人物——陈独秀。他一生狂浪，风流倜傥。青年时考秀才，去日本留洋；中年时创办《新青年》，执教北大；在风气大变、狂士辈出的民国初期，他号令“新文化运动”，将中国拉进了现代的大门。而当他发现自己的力量不能施展，文化救国的方略不得实现，就干脆去创办政党……其行为之奇特，非今天的文人所能企及。章士钊称他是“不羁之马”，鲁迅说他是门口竖着的大旗，可是，他似乎注定是个反叛者，斗转星移之间，成了世人眼中的机会主义者、投降派、叛徒、汉奸，关于他落寞的后半生，很多人不得而知，只知道他似乎寂寞地死在了异乡。&&&&“过去的，就都让它过去吧。”陈独秀孙女陈长璞忘不了父亲陈松年对她说的话，“爷爷的事情不能碰。”陈长璞在安徽省安庆市文化广播新闻出版局工作，是陈独秀三子陈松年的小女儿。已近花甲之年的她快人快语，为人直率，颇有祖风。谈起家族往事，陈长璞极为谨慎，因为陈家吃的苦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得完的。在她看来，“家族的历史就是一部悲壮史”。&&&&靠&“狗屁不通”的文章成才&&&&早在1926&年，陈独秀的湖南好友章士钊就曾送他几句话：“不羁之马，奋力驰去，不峻之坂弗上，回头之草不啮（音同“聂”），气尽途绝，行同凡马踣（音同“薄”，跌倒之意）。”意思是说，陈独秀像匹不受羁绊的野马，不陡峻的坡不爬，回头之草不吃，最后一口气没了，路也走不通了，也会像普通的马一样倒地死去。这个描述恰恰成了陈独秀一生的写照。陈长璞虽然没有见过祖父，但从得知他的名字起，就开始通过各种途径，试图深入地了解祖父。在她看来，祖父性格的形成及日后的作为，与他童年的成长经历密不可分。&&&&日，大清光绪五年，陈独秀出生在安庆城北。说起祖父陈独秀的出生地，陈长璞十分感慨，当年陈家老屋是当地有名的大洋房，有五进三个天井，宅前宅后都有花园，大门楼就有一丈多宽，俨然一派官僚地主的气势。如今，陈家老屋早被拆毁，老屋遗址归属当地的自来水厂，被修建成了平整的篮球场，原址上竖立着一块碑，说这是革命烈士陈延年、陈乔年家的旧址，并没有提到陈独秀。&&&&当然，陈独秀也没有把自己当作大户人家的子弟来看。在自传第一章他便自嘲说，自己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出生于一个小户人家。其实，陈家乃书香门第，12代鸿儒，却没出过一个大官，没出过一个举人，到他父亲这一代仍是屡试不中。后来，父亲只好到苏州一个幕府将军家当了家庭教师，在陈独秀3&岁时，父亲就病逝了。&&&&19世纪末的中国，科举仍是寻常人家为孩子设计的最好出路。到了陈独秀这一代，陈家人丁并不兴旺。父亲去世后，他和哥哥庆元作为家里下一代仅有的两个男丁，被过继给了四叔陈昔凡，陈家上下对陈独秀寄予的希望可想而知。陈独秀的祖父十分严厉，人称“白胡子爷爷”，他把希望全寄托在这个小孙子身上，恨不得他几日就能熟读四书五经。可陈独秀从小性格叛逆，不喜读书，更不喜作八股文。因此，他总是挨打，背不出书就挨板子。不过，不论怎么被狠打，陈独秀就是不哭，气得“白胡子爷爷”连板子都扔飞了。&&&&在陈独秀的回忆里，爷爷的板子没有让他流过一滴眼泪，而奏效的却是母亲的哭泣。为了能让陈独秀光耀门楣，母亲安排哥哥督促他读书学习。哥哥特意选来行文活泼的《昭明文选》等给他看，陈独秀越看越起劲，后来还称“自己成了显学妖孽了”。&&&&17岁那年，陈独秀参加了当年的院试。老师出了一个很奇怪的题目：“鱼鳖不可胜食也材木”，它来自《孟子》梁惠王里边的两句话，出题的人把前后两句各截取了一半连在一起，陈独秀一看这乱七八糟的题目，狗屁不通，也索性用狗屁不通的文章来对付。他把《昭明文选》和《康熙字典》上的关于鸟兽虫鱼草木的难字、怪字和荒谬古文，不管三七二十一，上句不接下句、牛头不对马嘴，写了一篇长文交给考官。考官一看就蒙了，上下打量陈独秀，问他的年龄，嘱咐他好好上学。陈独秀以为考砸了，回来便向哥哥和母亲认错。谁知，结果竟然得了第一名，中了秀才，村里一下子轰动了。&&&&一个备受打击的文人&&&&成名之后，陈独秀不止一次提到自己的包办婚姻。当时他十七八岁，不知道婚姻是怎么回事，由叔叔和母亲做主，稀里糊涂地跟一位叫高晓岚的女人结了婚。遗憾的是，就像鲁迅、孙中山的原配一样，她是个旧式女子，文盲，希望自己的丈夫老老实实待在家里，本本分分过日子，特别是不要去造反，不要参加“乱党”。陈独秀恰恰相反，后来一辈子造反、冒险，所以两人在一起时常不说话，一说话就吵架。婚后一年，陈独秀长子陈延年出生，那时，戊戌变法正如火如荼，新学盛行，他看《时务报》，宣传新学，后来干脆在安庆搞了个代销处，卖起了进步刊物。不久，他做出留学东京的重大决定。&&&&1901年10月，陈独秀进入东京弘文学堂师范科学习日语。在日本期间，他结识了一批很好的朋友，如苏曼殊、章士钊、章太炎等。1908年，自小教他习字的哥哥庆元在东北因肺病去世，陈独秀悲痛至极，亲自到东北将兄长的灵柩接回安庆。就在这时，家里一位意想不到的客人给他沉闷的生活带来了生机。&&&&这位女客叫高君曼，名如其人，委婉动人。高君曼和陈独秀的原配夫人是同父异母的姊妹，她活泼开朗，思想开放，是个新式学生，很欣赏姐夫的造反精神。陈独秀和高君曼一见如故，他和胡适最大的不同是，陈独秀不是旧道德中的楷模，他是要造反的，不管周围人怎么看，他领着高君曼私奔了。&&&&1909年私奔后，高君曼随陈独秀享受过短暂的安宁、温馨以及革命胜利带来的荣耀，但最终以失败、逃亡、惊险和颠沛流离的生活而告终。后来，如陈独秀所说，发展到“静待饿死”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陈独秀不得不离开妻子和孩子，再度前往日本，帮助章士钊操办《甲寅》杂志。日，他在杂志上发表名为《爱国心与自觉心》的文章，第一次采用了“独秀”的笔名，那一时期，他以独秀为名，在《甲寅》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这个名字也在国人中日益叫响。不久，高君曼得了肺结核经常咯血，陈独秀不得不回国照料，也就是在回国的船上，他开始酝酿自己创办杂志。&&&&日，16开本的&《青年》&杂志&（后更名《新青年》）第一期问世。在创刊号上，陈独秀发表了名为《敬告青年》的发刊词，并且举起了科学与民主的大旗。那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手笔，以至于今天，那篇字数不多的发刊词仍然占据了独秀园最显眼的位置。文中，陈独秀提出一个新的价值观，第一条就是自主而非奴隶，要有独立人格，实际上，直到今天，这一价值观也没过时。&&&&陈独秀迎来了人生中最辉煌的岁月，他主办了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杂志，缔造了一场象征变革的文化运动。这段时间里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发生在日的新世界屋顶花园。当晚，陈独秀西装革履，向下层露台看电影的群众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这让这位“五四运动的总司令”身陷囹圄。那时的陈独秀虽然40岁，人到中年，但连比他小得多的胡适也羡慕他的“年轻”。陈长璞后来感慨，祖父以一个意气风发的文人书生去从事政治，纵于性情，痛快酣畅，不仅不懂得明哲保身，而且也没有领袖“稳坐中军帐”的风度。“五四”的那次入狱，让陈独秀的思想转变很大，据胡适回忆：“动荡的时局牵扯着陈独秀日益增长的政治神经，曾经踌躇满志、打算教育救国的想法在现实中备受打击。”&&&&最后的日子&&&&1921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陈独秀被推选为第一任中央局书记。“一大”结束后，陈独秀回到上海，工作之余，他仍在秘密主持《新青年》的编撰工作。由于缺乏政治敏感，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他两次被抓进上海巡捕房，后被共产国际营救出来。&&&&1927年，蒋介石连续发动“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无数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被浸泡在一片血色之中。此前曾和汪精卫签署联合声明的陈独秀自然遭到了义无反顾的“清算”，来自中共党内和共产国际的严厉攻击如暴风雨般将他包围。最终，陈独秀的种种错误被归结在“右倾投降主义”的大帽子下，他一直戴着这顶帽子走进了坟墓。&&&&陈独秀晚年的落寞境遇，很少有人知晓。从1927年到1928年，他度过了人生中最悲苦的日子。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在通缉他，让他过着东躲西藏的日子；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开除他党籍，并宣布他为“反革命”，原因是“拒绝执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志的英明领导”。那一段，他心中的悲怆和煎熬可想而知。&&&&1930年冬，陈独秀原配夫人高晓岚在安庆去世，一年后，高君曼病逝。陈独秀晚年一直由最后一位妻子潘兰珍陪伴。潘兰珍和陈独秀相识于上海，他们是邻居，潘兰珍小陈独秀30岁，是个临时工，常照顾陈独秀。1932&年陈独秀再次被捕，巨幅照片贴得满街都是，潘兰珍这才知道，自家旁边住着位名人。她义无反顾地一路追到南京，以女儿的身份要求探监。后来，陈独秀入狱5年，潘兰珍一直在南京租房照顾他，监狱长得知实情，都对陈独秀羡慕不已。一些朋友更戏称陈独秀猎艳水平很高。&&&&陈独秀后来孤苦伶仃，一直沿着长江逆流而上，去过武汉，到过重庆，又到江津，这个过程中，潘兰珍都陪在他身旁。台湾传记文学家郑学稼笔下的晚年陈独秀，几乎是个清贫寒苦的清教徒：“他(&陈独秀)阅薛农山信后问我：‘吃过饭没有？’我看方桌上盛好两碗饭，一碗青菜，一碗菜汤。那饭是我从未吃过的粗米。我不是有好生活的人，但那样饭菜，实无法下咽，因此撒谎说：‘已吃过了。’”晚年的陈独秀并未放弃著述，他甚至回到“五四”初期的思想，这个绝对不迁就他人的思考者，在他生命之门即将关闭的时候，傲然宣称：将我辈以前的见解彻底推翻！&&&&在江津日趋平静的日子里，陈独秀开始反思自己走过的路。20世纪40年代初，延安整风运动如火如荼，陈独秀却一人在偏僻的重庆小山村里，用通信的方式，提出要重新评估列宁以来的整个国际共产主义，但回应他的，只有清苦的现实生活。&&&&陈独秀那时已完全无依无靠，尽管很多人想通过各种方式资助他，但他对不明来历的钱财绝对不碰。据说，陈立夫拿小学读本让他改个字，稿费5000块，他不改。张国焘也带来国民党给他的钱，他不要。戴笠、胡宗南也曾先后去看他，算是代表蒋介石，一来看看他的动静，二来也是想听听他对世界大战的看法，同时也想寻机利用，但都无果而终。&&&&在这段年月中，潘兰珍给了陈独秀意想不到的平静。1942年，几次昏倒的陈独秀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了，他嘱咐潘兰珍趁着年轻找个工作，遇到合适的人再嫁一次，“今后一切自主，生活务必自立”。潘兰珍哭着在一旁点头。日，陈独秀病逝，当时的《时事新报》、《新民报》发布这一消息后，评论他的晚年说：“他究竟是一个较有操守者，因为我们还得到他‘身后萧条’的消息。”&&&&历经风雨的陈家后代&&&&说起陈家后代的命运，陈长璞唏嘘不已。陈独秀共有7个子女，高晓岚生了4个：陈延年、陈乔年、陈松年、陈玉莹；高君曼生下了3个：陈光美、陈子美、陈哲民（又名陈鹤年）。&&&&大革命失败后，陈家3名子女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相继去世。1924年，陈独秀长子陈延年先后担任两广区委秘书、组织部长兼宣传部长，协助时任两广区委书记的周恩来工作。陈延年一生未婚，总是说忙。他就像一头不知疲倦的老黄牛，夜以继日地处理大量工作。他还为自己规定了“不闲游、不看戏、不照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作私交”的“六不”原则。1927年6&月，陈延年在上海被国民党反动军警抓捕，敌人喝令他跪下，他毫不理会。最终，刽子手残忍地一拥而上，乱刀将他杀害分尸，投入黄浦江中。陈延年死后一年，陈乔年也被捕，后来和哥哥在同一地点被杀害。两位儿子相继去世的消息，远在安庆老家的高晓岚并不知晓。她派长女陈玉莹去沪打听。得知哥哥和弟弟都已牺牲，陈玉莹伤心过度，一病不起，同一年病死于上海。3位子女相继离开，作为父亲的陈独秀，其万分悲伤的心情不言而喻。陈乔年本育有一子，可惜幼年夭折。陈长璞的父亲是陈松年，据她介绍，新中国成立后，陈松年一家居住在安庆，处境很艰难，几乎到了衣食无着的地步。1953年，上级领导得知陈松年的境况，把他安排在一家工厂当统计员，生活上给予了一定的照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松年成为安庆市文史馆馆员，后为安徽省文史馆馆员，上世纪90年代初病逝于合肥。&&&&高君曼所生子女中，陈光美后隐居四川，由于历史原因，直到去世也未承认自己是陈独秀之子。陈子美“文革”时与两个儿子偷渡香港，后又转往加拿大，最终落脚美国。1997年，泰国中文《世界日报》刊登一则来自美国的报道，标题为：中共创党人陈独秀之女在美遭儿子弃养。报道称：陈独秀87岁的小女儿陈子美，孤身一人，住在市内一家老年公寓。从1993年至今累计欠款约1.4万美元。因无法交付管理费，她面临被逐出公寓的困境，万般无奈下，才被迫透露了自己的身世。经媒体披露后，在纽约热心人士和中华海外联谊会的帮助下，她才摆脱了困境。日，陈子美突然发病被送到医院，此间无任何亲人看望，她心境非常凄凉。4月14日，94岁的陈子美终于走完了她坎坷的人生旅途，客死于美国纽约皇后区圣约翰医院。陈鹤年青年时期曾被誉为“北平三大学生领袖之一”，据资料介绍，他后去了香港，改称“陈哲民”，埋头度日，不与外界打交道。2000年，陈鹤年在香港去世，家人一贯低调，隐姓埋名。&&&&让陈长璞欣慰的是，尽管陈独秀一生淡泊，贫病交加客死异乡，但终究算是魂归故里了。1947年6月，在陈独秀逝世5年之后，陈松年遵其遗嘱，将他的灵柩几经周折运回安庆。陈长璞告诉记者，当年，陈独秀的灵柩从四川顺江而下运到安庆江边码头，陈松年将棺木抬到安庆西门外古刹太平寺存放，还雇了朱雅盛等4&名当地村民将其棺木抬到叶家冲，与原配夫人高晓岚合葬于一处。后来，因为陈家人多年没去扫墓，陈独秀的墓埋没在一片树林和荒草中，土坟因多年没人添土，历经风雨冲刷，只剩下一个小土包。1980年冬，当陈松年去山上寻找陈独秀墓时，怎么也找不到。最终，还是靠着当年为陈独秀抬棺的一位老农，寻着当年的路，才找到了祖坟。此后，已年近七旬的陈松年，几乎每年都拄着拐杖，步行10余里来到父亲的墓前，祭扫他的亡灵，直到1990年追随父亲而去。&&&&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后，陈长璞现在过上了一种平静的生活。沐浴着新时代春风，她常怀念起自己的祖辈。她说：“他们舍小家为大家的精神，经常鼓舞着我，鼓舞着我们陈家的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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